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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与利益，要考虑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变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宰相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宰相制度各个环节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的变迁以及各个时期国事的重点和基本国策的变化。
下面我们对唐前期宰相的配置进行重点的研究。
唐高祖时期共有十二个宰相，其中包括皇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其余十人中，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除刘文静外，余人都出身显贵家庭。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亲，封伦即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关陇贵族占据多数，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之中，刘文静任职不到一个月即被除名，窦威只做了二十八天宰相就去世了，窦抗也只做了四个月。裴矩和宇文士及武德七年（624）和八年才任宰相，时间不长。杨恭仁则是遥领，并未真正担任宰相职务。长期担任宰相、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员来参加统治。由于唐高祖和唐初统治核心的门阀观念，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刚刚建起来的王朝，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的萧瑀就成为合适的人选。
唐太宗时期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继续高祖时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做法，但又有所变化。其一，不论是在贞观时期宰相总人数上，还是个别时期的宰相中，关陇贵族都不占据多数。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其中高祖时旧相六人，除萧瑀外，裴寂、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在位时间都不长。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只有来自关中的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以及来自山东的但已成为关陇集团一员的高士廉，共七人。其二，这些人中一些人如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高士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务处理能力。
唐太宗还起用了一批来自山东地区非贵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以及南朝的名臣之后为宰相。来自山东的除了前已列入关陇贵族的高士廉以外，还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十人，其中只有房玄龄的门第是最高的。南朝名臣之后则有岑文本、刘洎、王珪、褚遂良、许敬宗等五人。
唐太宗对于宰相的配置有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决策、立法与行政并重。贞观初年，唐太宗逐步排除高祖时旧相，起用了一批新人，组建了自己的宰相班子。贞观二年（628）十二月，黄门侍郎王珪守侍中；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至此，宰相班子的调整基本完成。
在这个班子里，王珪、魏徵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外，更多地侧重于谋议、决策和谏诤，在基本国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坚持执行上，他们起了主要作用。唐太宗高度评价二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贞观十年（636）他谈到，当初“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
。魏徵之后，刘洎、马周等继续起着这样的作用。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在确定基本国策和统治方针等方面，他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起到王珪、魏徵那样的作用，但对国事的极其关心，看到问题就及时提出，朝夕进谏，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唐太宗曾说过：“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
房玄龄、杜如晦则更偏重于立法和行政。《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云：“（房玄龄）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同卷《杜如晦传》则云：“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在方针政策确定以后，能否贯彻执行，关键就在立法和行政各个环节能否有效地正常运转。唐太宗尽管在口头上说：“成我功业，惟魏徵之力也。”但对于房玄龄，还是看作自己的左右手。《贞观政要》卷二《任贤》记载，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进拜司空后，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戴胄的行政才能是很突出的。贞观二年尚书左右仆射出缺，戴胄时为尚书左丞，《旧唐书》卷七〇《戴胄传》说他“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他担任宰相后，王珪称赞他，“处繁理剧，众务必举”
。
除了决策与立法、行政并重，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唐太宗也很注意军事人才的选用。贞观二年正月，李靖检校中书令；四年十一月，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预朝政；十七年四月，兵部尚书李世%为特进、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让这些当时最有名的武将出任宰相，就是为了加强武备而做的一种有意的安排。
唐太宗时期宰相配置的第二个特点是，注意保持关陇贵族和一般官吏的平衡，同时继续保持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有学者对唐初关陇贵族是否还存在提出疑问。在几次王朝更替中，关陇贵族的一些家族被消灭或被削弱，到唐朝初年关陇贵族的家族所剩不多。正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所记武德元年（618）六月李渊诏中所云：“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是否还叫它集团，可以研究。但是关陇贵族中的一些家族，有的成为皇族，如李渊家族；有的成为皇亲国戚，如窦威、长孙无忌家族；有的成为朝廷重臣，如杜如晦、李靖家族。它们中的一些人自高祖以来就不断出任宰相。尽管在贞观时期它们在宰相中不占多数，太宗对它们中的个别人还怀有疑忌，如对李靖、侯君集，但是它们在宰相中还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微妙的地位。贞观十一年（637）定制以勋臣为世袭刺史，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高士廉、侯君集、李道宗、李孝恭、尉迟敬德、李世%、段志玄、程知节、刘弘基、张亮等十四人。
其中前八人皆为关陇贵族，后六人虽多为山东人，但都是在唐初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十四人中有七人担任过宰相，其中关陇贵族六人，来自山东的武将一人。世袭刺史虽然由于大臣们的反对而最终没有实行，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这些人，而其中主要是关陇贵族，才是屏藩皇室的主要力量。唐太宗还通过联姻来加强与大臣的联系，史称李唐皇室“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事实上，不仅没有尚山东旧族，就连来自山东的一般官吏也没有一个真正与皇族通婚的。魏徵临终前，唐太宗前往探视，决定以衡山公主妻魏徵子叔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但不到半年，太宗就因怀疑魏徵阿党，而罢叔玉尚主。所谓勋贵名臣家，是指关陇贵族以及一些与关陇贵族关系密切的山东旧族和江南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武将子弟和归降的突厥酋长。由此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真正想依靠的，还是关陇贵族。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宰相。因此，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力量的发展，他们除了在军国之务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先是魏徵极力保护太子承乾的地位。贞观十七年承乾被废后，岑文本、刘洎和崔仁师又建议立魏王李泰为太子。李泰从小爱好文学，受到太宗的喜爱，他们的建议本来是符合太宗的意愿的。但太宗考虑到要保持皇位的稳定，并避免皇子兄弟相残，最后还是接受了妻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意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在当时以妥善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而告终，但在太宗内心对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和宰相的疑虑也同时加重了。如果说，魏徵维护太子承乾的地位还是为了保持皇权的稳定，而在魏王泰与太子承乾的斗争中，“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那么，这就牵涉到各派大臣的利益所在和价值取向了。这也是非贵族高官出身的大臣力量增强的表现。此后，唐太宗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就特别敏感。贞观十九年（645）刘洎被褚遂良谗害致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诬称刘洎曾说过：“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而唐太宗听后，不听刘洎、马周的说明，即以“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的罪名，赐刘洎自尽。
对这些非贵族高官出身，特别是非关陇贵族出身的大臣的疑忌之心，跃然纸上。因为在唐太宗看来，执朝衡，处伊、霍这些事关皇权的大事，乃是皇族和关陇贵族的特权，其他人是不得染指的。尽管刘洎、马周和褚遂良各执一词，唐太宗还是宁可信其有，将刘洎赐死。这种心态严重影响到唐太宗对身后顾命大臣和宰相的安排。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对他们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这是明的公开的顾命大臣。还有暗的私下的，这就是李勣。一次李勣侍宴，太宗从容对他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临终前，怕李勣不为李治所用，又把李勣贬出，让李治即位后召为仆射。
至于宰相班子，太宗死后第二天，即按照太宗生前的安排，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六月，又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李勣被召回后，六月，同中书门下三品；八月，为左仆射。
在上述宰相人员的配置中，侍中：于志宁，是关陇贵族；张行成，是山东士人，在隋做过小官。中书令：褚遂良，是依附关陇贵族的江南士人；高季辅，来自山东，父为县令。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李勣。
唐太宗生前安排的这些顾命大臣和宰相有几个特点：第一，一个关陇贵族，一个来自山东的官员。第二，一强一弱。于志宁出身关陇贵族高门，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于谨曾孙。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褚遂良是顾命大臣。而来自山东的张行成虽然具有功臣、武将的身份，但年事已高，高季辅则威望不高，且均无杰出才能。关陇贵族的力量明显强于山东官僚。这是为了继续保持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第三，只有一武，而且是山东庶民出身。作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竟然再也找不到一个武将来作为皇权的保护神，太宗只好多少冒着一些风险，把希望寄托在李勣身上。这也预示了关陇贵族必然衰落的命运。
在唐高宗统治的三十四年间，宰相配置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高宗即位到废王立武（649—655）。
高宗初年，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利用高宗对他言听计从的时机，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到永徽三年（653）的四年中，新任命了于志宁、宇文节、柳奭、韩瑗、崔敦礼等五个北周重臣后裔为宰相。其中柳奭为高宗王皇后之舅，韩瑗是长孙无忌的姻亲。此外，来济则是隋炀帝时名将来护儿之子。
而受太宗遗命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李勣，在永徽元年十月就被迫辞去仆射之职，成为一般的宰相。永徽四年，张行成、高季辅去世，宰相便成了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这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称的。当时社会上以山东豪杰为代表的庶民地主已经取代了山东士族、关陇贵族，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并担任了朝廷中大部分中下级官职。在高级官吏中他们也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和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永徽五年、六年发生了皇后废立问题。高宗欲废掉出自关陇贵族高门的王皇后，立原为木材商人、后为唐开国功臣的武士’之女武氏为皇后。汉朝以后历朝皇室总是通过与当时最强大、最有势力的阶层或集团联姻来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因此唐高宗也把这件事作为国事提出来，征求宰相的意见。基于同样的原因，出自关陇贵族的宰相将此事与他们和皇室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反对。而依附于他们的褚遂良则充当了先锋的角色。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李勣这位来自山东农家的开国功臣对高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亲娘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不能说是外人，而李勣一句“何必更问外人”，却使高宗立即下定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这里的关键就是李勣指出，皇后废立完全是皇帝个人的家事、私事，而不是国事，因此不必作为国事去问宰相。他所说的外人是指宰相，因而作为宰相的长孙无忌也就被包括在外人之中了。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最终结束了贵族门阀政治的残余。这对于此后宰相人员的配置，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永徽六年到显庆四年（655—659）。
废王立武是关陇贵族的一次历史性失败，但是把他们全部清除出朝廷，还需要一个过程。除了褚遂良在立武前就已贬出，韩瑗、来济继续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显庆二年八月韩瑗、来济被贬，许敬宗和杜正伦继为侍中、兼度支尚书和中书令。显庆四年长孙无忌于黔州安置，不过是一个尾声。
这个阶段完全是一种过渡。但是，从显庆元年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开始，显庆二年、三年苏定方率兵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显庆三年程名振、薛仁贵与高丽发生战争，战争正在逐步成为这个时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能不影响到下一阶段宰相人员的安排。
第三阶段从显庆四年到龙朔三年（659—663）。
显庆四年四月乙丑，黄门侍郎许圉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可以看作是这个阶段的开始。宰相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除了上一阶段就已担任宰相的李义府和许敬宗，还有许圉师。许圉师从任相开始，直至龙朔二年十一月因事下狱，在位的三年多时间里，有三年是担任侍中。
许圉师是许绍少子。许绍是唐高祖少年时同学，唐初据硖州归唐，封安陆郡公。史称许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
，是一个出身于既非世袭的关陇贵族，又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家族，本人既有政治才干，又有才艺的贵族官僚。显庆四年（659）七月，高宗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诸宰相共覆按长孙无忌事，独无许圉师，可见他是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
稍晚于许圉师入相的卢承庆也是类似的情况。卢承庆是隋朝名臣卢思道之孙，父赤松大业末为河东令，与高祖有旧，闻义师至霍邑，弃县迎接，后封为范阳郡公。卢承庆“博学有才干”
，甚受太宗赏识。永徽初曾为褚遂良所构，显庆四年五月入相后，仅一年零两个月就罢相了。
只有辛茂将、任雅相，父祖均无官，系平民出身。辛茂将原为大理卿，为相时间不长。而任雅相担任的时间达二年零九个月，系由兵部尚书而参知政事。龙朔元年（661）征高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次年二月死于军。
上述情况说明，第一，这个时期对于宰相的安排，基本上仍保持着太宗时的格局，即既有与皇室或关陇贵族关系密切的许圉师、卢承庆，也有出身庶民的辛茂将、任雅相。至于许敬宗和李义府，都曾是高宗为太子时的属官，同时他们都支持高宗立武，因而受到重用。许敬宗，是隋礼部侍郎许善心之子，本人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是太宗时的老臣。贞观十九年（645）曾与高土廉等共知机要，资望是很高的。李义府，祖为梓州射洪县丞，父无官，以善写文章为李大亮表荐，对策擢第而步入仕途，刘洎、马周皆称荐之，属于贞观后期不断升迁的庶民或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官僚。故此二人均可分别列入前述两类。
第二，许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卢承庆“博学有才干”，这是与高宗时尚吏相一致的。当时才学的标准是学识和处理政事的能力。
第三，任雅相以将帅而为宰相，李勣亦以司空的身份在政治和军事上发挥影响，说明对外用兵在这个时期处在突出地位。相中有将、出将入相的格局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第四，李勣、任雅相以及其他将帅，均出自庶民家庭，关陇贵族中已找不到一个出色的将领。作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失去了掌握军队的力量，说明它已无可挽回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阶段开始于龙朔、麟德间（661—665），持续到上元二年（675）。
龙朔二年（662）十二月，左相许圉师解见任。三年四月，右相李义府下狱除名。麟德元年（664）八月，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这些人事变动，标志着两个阶段的交替。麟德元年十二月，上官仪在担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两年零两个多月后被杀。兼右相刘祥道下台。原宰相中留任的有许敬宗和窦德玄。新入相的有西台侍郎乐彦玮和西台侍郎孙处约。乐、孙在位仅四个月即被罢去。接着为相的陆敦信在位也仅一年。而麟德二年三月和十月先后以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的姜恪和大司宪兼知政事的刘仁轨却一直处在重要的地位。乾封元年（666）七月，刘仁轨兼右相。总章元年（668）十二月，姜恪检校左相，阎立本守右相。其间入相并持续担任到上元、仪凤间的，有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和李敬玄。
而从乾封至咸亨三年（672）初，掌权的就是姜恪、阎立本和刘仁轨。《旧唐书》卷七七《阎立本传》云：“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一书中也把“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列为“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这些记载虽然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宰相中所处的突出地位。
以上情况说明，这个阶段宰相的构成，大体仍保持高宗初年的格局，有贵族、老臣和高官子弟郝处俊、戴至德、许敬宗、阎立本等人，也有庶民或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刘仁轨、张文瓘等。而从在宰相中的地位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许敬宗、阎立本、姜恪和刘仁轨。此外，李勣以司空的地位，仍然发挥着作用。武将在最高统治核心中先后多达四人，占据了优势。这在有唐一代各个时期中，可以说是仅有的。
宰相核心的这种构成，是与这个时期朝野皆以征战为意、高宗也锐意在边疆上进取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高宗把对外用兵、完成太宗未竟之业作为基本国策，因而武将被推到突出的地位。而许敬宗的地位则受到了削弱。
虽然总章元年（668）李勣去世，咸亨三年（672）姜恪去世，但对高丽的战争还在继续。早在咸亨元年就致仕的刘仁轨，在姜恪去世后又被起用为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在此后也没有任命其他官员为侍中和中书令。这样，宰相以武人为核心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元二年（675）。
第五阶段从上元二年八月开始。
上元二年三月高宗想让武后摄知政事，遭到宰相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的反对。高宗想禅位太子，太子李弘又不明不白暴死在合璧宫。高宗终于暂时停止了权力移交的摇摆，于六月初五立李贤为太子，并于八月二十七日以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确定了新的宰相班子。正因为如此，这个宰相班子一方面要执行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来的基本国策，而另一方面，比起以往几个时期又具有更加浓厚的反对武则天直接执掌政权的色彩。
这个时期的宰相班子，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个时期宰相中一直担任侍中和中书令、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张文瓘和郝处俊。张明经出身，郝进士出身，都是文士，这与前一时期刘仁轨兼右相（中书令），姜恪兼左相（侍中），武将处于核心地位，是一个鲜明的时照。这时，唐王朝由于边疆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边疆由进攻转为防御，高宗实际上实行武则天“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的建议，在边疆以防御为主，在内地则与民休息。基本国策转变，宰相核心随之也发生变化。
但是，由于边疆形势的不断紧张，防御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因此，不仅刘仁轨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刘仁轨和李敬玄还先后以宰相为洮河军镇守使和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宰相中出将入相和以相为将、将相合一的做法保持下来。还有，郝处俊曾为李勣属官，是与武将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因此，这个核心还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从以武将为核心到以文士为核心的过渡。
其二，武则天所提出的基本国策一直在实行，因此，从上元二年到调露元年（675—679），宰相的变动不大，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宰相班子。
其三，这个宰相班子的成员仍然是由贵族和庶民家庭出身的两部分官员组成，但成员情况与唐初比又有了很大变化。从出身来说，郝处俊、戴至德、薛元超、来恒都出身于贵族高官家庭。
郝处俊是唐开国功臣许绍外孙，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外甥，甑山县公郝相贵之子。好读《汉书》，贞观中举进士，按照“门资出身者，县公子从六品上叙阶”的规定，被授予著作郎，后袭爵甑山县公。总章二年（669），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后，一直担任宰相。高宗对他的评价是“志存忠正，兼有学识”
。
戴至德是贞观名臣宰相戴胄兄子。胄无子，以至德为嗣。他处事“慎密”，故自乾封二年（667）与张文瓘同时知政事，到仪凤四年（679）正月逝世，一直担任宰相。
薛元超是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孙，秦府十八学士薛收之子，娶李元吉女和静县主，高宗即位后，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岁。他好学，善属文，上元三年（676）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
。
来恒，是来济异母兄，隋代名将来护儿之子。虽来济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被贬死，高宗并未因此而屏弃来恒。
这四个人的父祖都是贵族高官，但又不是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而是在隋末唐初跻身贵族高官行列的。但同时他们又与皇室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且有封爵，因此，又不同于一般新贵。他们虽不一定直接以门荫入仕，但在释褐叙阶时，都得门荫之助，因而年轻时即至高位。
中级官吏家庭出身的有李敬玄、李义琰。李敬玄父孝节，谷州长史。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贞观末，经马周、许敬宗推荐，进入东宫崇贤馆兼预侍读。李义琰，父为县令，少举进士，博学多识，曾为太原尉、白水令，李勣甚礼之。为相后，宅无正寝，在私人生活上是很注意检点的。
庶民出身的有刘仁轨、张文瓘和高智周。
刘仁轨，在隋末动乱的年代里，博涉文史。武德初年，士大夫在乱离之后，心有余悸，不愿出仕，朝廷派人带着空白委任书到各地选补官吏，刘仁轨也被委以官职。高宗时，刘仁轨在打高丽过程中，不断建立功勋，并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受到高宗的赏识，于乾封元年（666）提升为右相，时年六十四岁。刘仁轨是继李勣之后最有名望的将领，出将入相，资深望高。
张文瓘，幼孤，贞观初举明经，曾任并州参军，为长史李勣所敬重，为大理卿，以执法平恕而著称。上元二年（675）拜侍中，时年七十一岁。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累补县令，曾为弘文馆直学士、太子侍读、寿州刺史。上元三年入相，时年七十五岁。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这个宰相班子，仍然是由贵族和出身一般地主官僚家庭的官吏两部分组成。唐初以来，最高统治机构中人员构成的老格局尚未打破，门阀观念仍然起着作用。但是被唐初皇帝视为皇权依托的关陇军事贵族已经衰落，所剩家族无几，故这个时期所起用的贵族均非魏周以来的门阀，而大多是唐初的开国功臣，或与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除了可以通过门荫迅速升迁外，其他方面与一般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并无显著差别。他们之所以能跻身宰相行列，固然与他们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但在贵族这个圈中，之所以选中他们，主要还是靠他们本身的才学。
而出自庶民和中下级官吏家庭的几个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增多了。张文瓘、李义琰、高智周均从科举出身。刘仁轨、李敬玄虽非科举出身，但刘仁轨博涉文史，李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也是富有才学的。他们虽然不像李勣那样具有开国功臣的身份，也不是高宗的佐命元勋，但高宗信任他们。他们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张文瓘为侍中，“诸司奏议，多所纠驳，高宗甚委之。或时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奏云未者则遣共筹之，奏云已议者皆报可从之”
。他们不仅在协助皇帝决策上起作用，而且在过去被皇帝和关陇贵族视为独享领域的皇位继承问题上，也和贵族一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贵族出身和庶民出身的这两部分人，在朝廷中都还存在，但是他们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贵族已经起不了唐初关陇贵族那样的核心作用，而庶民出身的大臣的发言权则大大提高了。
其四，他们不仅资格老，而且年龄老。说资格老，是指他们都是老臣，从贞观时期就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因此资望高，礼遇重，能够形成一股抗拒武则天掌握政权的力量。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武则天更加处心积虑地加紧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是老臣，所以年龄大都在七十岁上下。上元二年（675）郝处俊六十九岁，张文瓘七十一岁，刘仁轨七十四岁，高智周七十四岁，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年龄，只要有一个人逝世，就可能改变朝臣中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又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第六阶段从永隆元年（680）开始。
仪凤三年（678）九月张文瓘去世，十一月来恒去世。次年，调露元年（679）正月，戴至德去世。五个月之内，宰相中连死三员老臣。十一月，高智周也罢为御史大夫。在这之前，五月命太子监国。这时，在位宰相中，剩下的有七十七岁的刘仁轨，七十二岁的郝处俊，还有薛元超、李敬玄、李义琰和张大安。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原来不让武则天掌权的格局，但实际上二死一罢，对最高统治核心的冲击是很大的。
永隆元年夏四月，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及中书侍郎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一批年纪较轻的顶替了原来的老臣。这虽然还不是武则天有意的安排，但是原来宰相机构中清一色老臣的情况开始被打破。
由于高宗健康情况的不断恶化，以及太子李贤监国后“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威望比原太子李弘还高，阻止高宗把最高统治权转移给李贤，便成为武则天的当务之急。这样，在任裴炎为宰相后不久，又发生了所谓太子谋逆的事件。高宗“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但在武则天的坚持下，八月十二日李贤被废为庶人。十三日英王哲被立为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贬为晋州刺史。九月，王德真也罢相。高宗准备把最高统治权移交给儿子的打算终于被武则天阻止住了。
但在宰相中，除了裴炎和崔知温，其他宰相仍为高宗即位以来的老臣，武则天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这个班子。直到永隆二年三月，郝处俊罢政事，七月刘仁轨固请解仆射，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旧的宰相结构才被完全打破。但在这个班子中，薛元超如前所述，乃贵戚老臣，年纪虽刚到六十，但资望很高。后来高宗病情加剧，政出武后，他假装失音，请求告老，实际上是不支持武后专权的。崔知温年纪更轻，当时只有五十五岁，但其祖崔枢为司农卿，父崔义真为陕州刺史。本人起家左千牛，后为灵州都督府司马、兰州刺史，由尚书左丞转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他谙于边事，资望又高，高宗对他很尊重。他不需要武则天的支持和提拔，故也不易成为武则天手中驯服的工具。刘仁轨，从他后来给武后的信看，也是不主张武后专权的。至于李义琰，那就更加碍手碍脚了。
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武后去东都，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到东都后，又立即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与李义琰等共掌政事。宰相班子的这种变化，对于唐朝前期政治史，以及对于武则天执掌最高统治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先从新入相人员的情况来看：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贞观中举进士，少与孟利贞、高智周、刘祎之“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
。累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
最后，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走的是一条当时一般士人以文学进身、迅速升迁的典型道路，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魏玄同，亦定州鼓城人，举进士，曾因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岭外。后累迁至吏部侍郎，曾上疏论选举，对贵戚子弟例早求官，对门荫入仕的亲贵子弟“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对“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对以文学进身的庶民出身的官吏不得升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此前不久，仪凤三年（678），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指出“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士之家而蒙抽擢者”，认为这样不能选拔出人才，并指出“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认为各阶层中都有有才能的人，他们都想要建立功名，名垂青史，突出反映了一般士人的要求。
这时，从科举出身者，累计已在千人以上。在各级官吏，特别是在中下级官吏中，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强烈地要求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而且要求在最高统治核心中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郭正一、魏玄同这批人上台，首先就是反映了一般地主的这种要求。在前一个时期的宰相中，反映一般地主官僚这种要求的代表人物是薛元超。薛元超虽然本身是贵戚，但他作为一个文人，是非常敏感的。尽管他不一定理解，但他确实深刻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他以善于写文章，由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而中书侍郎，最后位至中书令。文士所追求的，他全都达到了，而恨不由进士出身，这固然反映了他的文人气质，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说明他同意当时不少人提出来的选拔官吏时要提拔科举及第者的要求。他“好引寒俊”，曾表荐进士及第的高智周、郭正一，明经及第的王义方以及任希古、孟利贞等十余名文士，就是这种政治倾向的具体表现。薛元超尚和静县主，成为皇亲国戚，他不以尚主为荣，而恨不娶山东士族第一等高门崔、卢、李、郑、王之女，这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摆脱门阀观念和其他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更主要的还是深刻地反映了关陇贵族的彻底没落。当然，作为一个贵族，他和一般地主官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使他不可能真正从一般地主官僚的立场出发，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自己也深感力量不足，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宰相之中文学之士还有高智周。高智周虽是进士出身，曾预撰《瑶山玉彩》《文馆词林》等，并以儒学为太子李弘侍读，但他担任中央要职以至宰臣，实在是由于吏治和名声
，而不是由于文学。故《旧唐书》既没有将他列入宰臣一类，也没有列入《文学传》，而是列入《良吏传》。同时，他年事已高，入相时已七十五岁，已不能充分反映一般地主官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即使像薛元超这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般地主某些要求的，在整个宰相中，也还是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宰相张文瓘、郝处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政局的稳定、边境的安宁，保证政策转变的实现。虽然这些也是符合一般地主的基本利益的，但是对一般地主“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希望更广泛地受到提拔的要求，还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这样，最高统治核心再次出现了与现实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永淳元年（682）以郭待举、魏玄同、郭正一等为相，就突破了这种局面。这是从人员的构成上来说。
从制度上来说，自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尚书左丞刘洎以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起，就不断以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知政事。但从未以其他部门的四品官为宰相，故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一〇《厘革》中这样记载说：“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无论是从高宗对崔知温打招呼，指出待举等“资任尚浅”，还是从刘肃的记载本身，都可以看出，以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打破了有唐以来在宰相任用上资历的限制，故为历来史家所重视。而事实上，此举不仅在资历上，而且在宰相的家庭出身和入仕途径上，都是一个突破。宰相中贵族高官子弟和以门荫入仕者比重下降，而庶民子弟和以科举入仕者比重上升。虽然此后还有许多曲折，但毕竟是一般地主的一次历史性胜利，也是对武则天掌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变化。
即使宰相中还有一些不受武则天控制的人物，但是由于宰相人员的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力量对比已变得有利于武则天。
永淳二年三月，李义琰以所谓迫舅氏迁坟问题致仕。不到半个月，守中书令崔知温死。七月，高宗疾剧，政出武后。中书令薛元超假装失音，乞骸骨，也退出了最高统治核心。这样，资望较高的大部分都排除了，只剩下一个刘仁轨还留在长安。在东都，除裴炎外，全都是永淳元年后入相的。他们资历浅，又非贵族高官出身，尽管在他们的背后有广大的一般地主官僚，但从他们个人来说，都是缺少依托的。他们得以跻居相位，完全是靠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因此，只要他们想保持相位，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观意图如何，在他们站稳脚跟以前，他们都将是武则天的支持者。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裴炎。
裴炎，绛州闻喜人，少补弘文生。在馆十余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他担任宰相后，参与了搜查太子贤、废中宗等武则天篡权的阴谋活动，为武则天掌握最高统治权扫除了最大障碍。他嫉裴行俭平西突厥之功，杀掉裴氏许以不死而来降的阿史那伏念，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这就堵塞了文武兼资的裴行俭入相的道路，并为卑品文士入相打开了道路。高宗死后，他又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帮助武则天合法地取得了最高发令权。这些都说明，裴炎从入相开始，就一直是武则天篡权的一个工具。唐人刘肃评论说：“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就宰相的构成人选而言，在废王立武之后一段时期里，仍保持着贞观、永徽时的老格局，既有贵族，也有一般地主官僚，但贵族已不是旧日的关陇贵族，而只是与皇室或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贵族成员。庶民出身的成员中，任雅相以将帅而入相，开高宗时边将立功为相的先声，这和贞观时起用一般官僚魏徵、马周等也是不同的。
麟德（664—665）以后，宰相的构成虽然仍保持着前一时期的格局，但是在最高统治核心中，武将的人数占据了优势。这在唐朝前期是仅有的。到上元以后，统治核心又转变为以文士为主。但在宰相班子中，武将仍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宰相的人数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多，最多时达到十人。尽管这个时期宰相班子比较稳定，但稳定中也透露出过渡的消息，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科举出身、博涉文史的一般官僚在宰相中开始占据多数。因此，永淳元年（682）以卑品文士入相，宰相就完全以文士为主了。唐初以来，宰相中贵族子弟和一般官僚互相平衡的格局开始被打破。这时，也只有这时，武则天才可能控制相权，并进而控制政权。
而总体来说，这又离不开一般地主的发展。如果说，武则天做皇后依靠的还是作为开国功臣的少数庶民出身的新贵和一部分刚进入高官行列、地位不稳的一般官僚的话，那么，在高宗晚年武则天所依靠的就是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广大一般地主官僚了。一般地主站在了她的背后，这也是武则天能胜利地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重要条件。这就是高宗末年宰相配置变化的背景和意义所在。
武则天当政时期宰相的任免和配置，情况复杂。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宰相的安排乃至他们的生死。另一方面，武则天为了稳定局势，解决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不断起用才能之士——诸如文学之士刘祎之、韦思谦，才能之士魏玄同、魏元忠，杰出的政治家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一批官僚——担任宰相。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岑长倩为兵部尚书，魏玄同为黄门侍郎，并依旧知政事。刘齐贤为侍中，裴炎为中书令。这些人全部是高宗时旧相，其中除了刘仁轨是战功显赫的老臣外，其他人资望都较浅。次年（684）二月，废李显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武则天就这样开始了她三十年的统治。
武则天时期宰相的任用和配置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武则天临朝称制（684）开始。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任命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任命内侄礼部尚书武承嗣同中书门下三品。九月，发生了徐敬业叛乱事件，十月裴炎被杀，刘景先等被贬。到垂拱元年（685）五月，王德真罢相，裴居道为内史，苏良嗣守纳言，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人员暂时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只有刘祎之在垂拱三年五月被杀。
第二阶段从垂拱四年至长寿元年（688—692）八月。
随着武则天准备称帝，宰相也处于激烈的起落之中。刘祎之被杀可以说是一个信号。
垂拱四年，武则天自称圣母神皇，摆出了称帝的架势。越王李贞父子起兵反对，很快失败。载初元年（690）九月初九，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此期间，武则天为了压制各种反对她的力量，打击对她称帝表示不满的人，大开杀戒，宰相也不例外。从垂拱四年九月到载初元年十一月的两年时间里，担任宰相的十三人中，骞味道、张光辅、魏玄同、裴居道、范履冰等五人被杀，韦待价、韦方质二人被流，苏良嗣和王本立罢相后不久死去，算是幸运的。
武则天称帝后，原来的宰相除了武承嗣、武攸宁两名内侄，只剩下岑长倩和邢文伟了。因此，又任命史务滋为纳言，宗秦客为检校内史，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
岑长倩是太宗时宰相岑文本的侄子，高宗时即已做到宰相，算是一个“老资格”了。武则天利用符瑞来为自己取代唐朝制造根据，岑长倩为了取得武则天的欢心，也颇有陈奏。邢文伟在《旧唐书》中被列入《儒学传》，以博学知名，能把儒学解释得符合武则天的需要，故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在宰相大部分被杀被贬的情况下，岑长倩和邢文伟能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史务滋是宣州溧阳人，出身、经历，史书上没有记载，大概是从下层上来的人物。
宗秦客是武则天从父姊子，因劝武则天代唐有功而被授予内史。
傅游艺更是由于劝进有功，一年之间由九品的县主簿而超升为三品宰相，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这些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卓识，也缺少实际的从政经验。武则天完全是为了改唐为周的需要，才把他们提拔为宰相的。因此，当武则天已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时，她就首先向这些急功近利、只会拍马屁的宰相开刀了。
天授元年（690）十月，宗秦客因贪污贬为遵化县尉。邢文伟与宗秦客关系密切，贬为珍州刺史，不久因制使到州，惧而自杀。天授二年一月，史务滋因来俊臣向武则天奏告他欲掩盖刘行感反状，恐惧自杀。九月，傅游艺也因所亲检举他梦登湛露殿，下狱自杀。这样，一年之内，十个宰相中，除二武外，三个自杀，一个贬出。剩下的宰相只有岑长倩、任知古、格辅元、欧阳通、乐思晦，以及九月刚被任命为宰相的狄仁杰、裴行本和罢相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任为纳言的武攸宁。
狄仁杰虽然父祖均为高官，但他从小专心读书，后以明经出身，从地方官做起，高宗时历任大理丞、度支郎中，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先任尚书右丞，后为豫州刺史。在处理因越王李贞起兵而被牵连的人时，他密表申理，使六七百人得免一死。这种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的做法，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因此，武则天在皇位已经坐稳，准备结束酷吏恐怖政治，使统治重新走上轨道的时候，任命他担任宰相。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武则天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武承嗣谋为皇太子。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也在武则天称帝后的第十三个月，因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而被杀。乐思晦也在稍后被杀。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在次年一月也都被贬出。
第三阶段从长寿元年（692）八月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初。
夏官侍郎李昭德秘密向武则天进言，武承嗣权太重，会危及武则天的皇位。武则天接受了他的意见，长寿元年八月，罢去武承嗣、武攸宁和外家杨执柔的相职，任命李昭德、姚*、李元素、崔神基，并同平章事。虽然不到两个月，崔神基、李元素和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同时罢相，但李昭德却一直担任宰相到延载元年（694）九月。李昭德在位期间，新任命的宰相还有娄师德、韦巨源、陆元方、豆卢钦望、苏味道、王孝杰、武什方、杨再思、杜景俭。
李昭德受到武则天的信任。武承嗣曾在武则天面前诋毁他，武则天说：“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丘愔在所上疏中说：武则天“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并说：“臣近于南台见敕目，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
真可谓是言听计从。《旧唐书》卷九〇《豆卢钦望传》记载，豆卢钦望“长寿二年，代宗秦客为内史。时李昭德亦为内史，执权用事，钦望与同时宰相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杜景俭等并委曲从之”。这样把权力集中到宰相中的一个人的情况，贞观以来没有出现过，但与贞观以来侍中、中书令执政事笔有相类之处，与裴炎以侍中和中书令专权更是一脉相通。但是，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有制度上的根据的。而李昭德在他掌权期间，如意元年（692）八月入相时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直到长寿三年（694）三月才检校内史。
上引《豆卢钦望传》谓“时李昭德亦为内史”的记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李昭德大部分时间不是以内史，而是以同平章事即普通宰相的身份执掌机权的。他所依靠的不是制度上的规定，而是皇帝的信赖。
李昭德的专权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武则天也感到大权有些旁落，把他贬为南宾尉。次年正月，内史豆卢钦望及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亦以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的罪名被贬出朝廷。李昭德与他们同时为相，而专掌相权达三年之久。这就透露出一点消息，武则天“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的格局已经行不通了。这不是因为武则天厌怠细政，而是因为这不适应随着社会发展，政务日益繁杂的实际情况，不符合高宗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趋势。宰相仅仅执掌机要，在政事堂议事，已经不能满足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武则天把大权交给宰相中的一个人，由他负责实际政务的运行。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这事实上就是向着以宰相中的一个人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方向前进。这也是宰相机构向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李昭德任相期间，长寿二年（693）一月，曾任河源军司马、原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夏官侍郎娄师德被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年四月，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被命为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这是与稍前吐蕃在河湟和西域对唐展开攻势，武则天统治稳定后在边地谋求积极进取，以及他们在河湟和西域的业绩分不开的。安西四镇的复置、边地军队屯防和军镇制度的建立，都是这个时期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第四阶段从万岁通天二年（697）至久视元年（700）九月。
万岁通天二年正月，来俊臣和武懿宗煽起了最后一次大狱，宰相李元素、孙元亨被杀。六月，李昭德、来俊臣同时被处死。闰十月（已改元为神功），在契丹骚扰后解决河北问题时起过重大作用的狄仁杰和杜景俭被任命为宰相。来俊臣的被杀最终结束了酷吏专横的时代。狄仁杰为相则开始了一个比较正常发展的时期。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记载，武则天信重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折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久视元年九月辛丑去世后，武则天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武则天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狄仁杰第二次任相，开始时担任的是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共十个多月。第二年八月开始任纳言，共一年零五个月。直到他去世的那年初，才担任内史。可见狄仁杰在三年之中虽然有十个月是以平章事的身份掌权，但在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担任的是门下省和中书省的首长。这是朝着由中书省或门下省首长中的一人在宰相中负主要责任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在狄仁杰任相期间，王及善继续担任内史。娄师德除曾出任陇右诸军大使，前后也都担任纳言。
新增加的宰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圣历元年（698）十月，夏官侍郎姚崇、知凤阁侍郎李峤，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年初，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姚崇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在契丹进入河北时处理军书卓有成绩，是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李峤历来都被认为是一个文士，狄仁杰对他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吏干方面确实不如李昭德、狄仁杰。但观其关于处理逃户问题的奏疏，他实在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见识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武则天晚年和玄宗开元年间的括户，基本上都是按照他提出的方针和原则进行的。
魏元忠，庶民出身，初为太学生，仪凤中吐蕃频犯塞，他赴洛阳上封事，高宗甚叹异之，授秘书省正字，从此步入仕途。在平徐敬业之乱时，他作为监军，表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初，元忠作相于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
第五阶段从久视元年（700）十月开始。
狄仁杰去世后，姚崇、李峤、魏元忠等三人继续担任宰相。新任命的宰相中最重要的有：久视元年十月，韦安石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长安三年（703）七月，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凉州都督唐休璟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四年正月，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月，崔玄
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七月，杨再思守内史。十月，判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韦安石，北周大司空郧国公韦孝宽曾孙，父祖均为高官。本人明经出身，曾任雍州司兵、并州司马，曾受到武则天手制表彰：“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为政清严，不畏权贵，受到武则天的信任。
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与魏元忠特相友善。长寿中，曾上疏要求杜绝告密罗织之徒。则天甚善之。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则天以为知人”
。
唐休璟，少以明经擢第，任西州都督时，上表请复四镇，长期在边地镇守，战功卓著。武则天曾谓其同时宰相魏元忠及杨再思、李峤、姚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
韦嗣立、韦承庆弟兄俱以学行齐名，其父韦思谦亦曾为宰相。父子三人都以文学、才干和见识受到武则天的重用。
崔玄
，明经出身，长安元年任天官侍郎，拒绝请谒，改官后月余，武则天谓曰：自他改职后，“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恶耳。今要卿复旧任”。三年始为相。
[1]
狄仁杰之后，武则天虽然没有把大权交给一个宰相，但所用宰相各有特点，大部分都是很有才干的。在长安四年（704）十月以前政务就是由这些人主持的。
综上所述，武则天掌权期间，特别是称帝以后，在宰相的任用和配置上有以下特点：
其一，根据不同情况任用不同的人。
第一种情况，完全是为了掌权和称帝的需要，傅游艺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些人完全是一种工具，当没有使用价值时，便被逐个收拾掉。
第二种情况，当政治斗争形势尖锐复杂时，便把她的内侄乃至外家搬出来，颇有点唐初以关陇贵族作为皇位保护神的味道。而当形势稳定，便把他们撤了下来。
第三种情况，同高宗时一样，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任用合适的人才，并特别注意选用最杰出的人才。其中李昭德、狄仁杰在稳定大局，在武则天称帝后使政务迅速恢复正常运转，娄师德、王孝杰、唐休璟在稳定边地形势，李峤在解决逃户问题，姚崇、朱敬则在选拔官吏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则天在重用这些人时，不是考虑他们有无文才，而是考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或那样的才干。以文学取士，而不以文学用人，是武则天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然，武则天也任用了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官吏。他们没有多少劣迹，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是出于处理一般性政务的需要。
其二，她先后重用李昭德和狄仁杰，把大政交给他们处理，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固然是基于对他们个人的信任，但也是政务处理的实际需要，并且隐含着宰相制度的变迁。这是由侍中、中书令执政事笔向门下省、中书省长官中一人主持政务的过渡。制度的变化开始时往往只是表现为对某个或某一类人员的特殊安排。
其三，在宰相的任用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增加了。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高宗时宰相四十一人中，有隋秀才二人，唐初进士及第者九人，明经擢第者二人，科举出身者共十三人，已超过四分之一。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明经出身的十人中，狄仁杰、李昭德、姚
、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璟、崔玄
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峤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科举出身的宰相中，庶民和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开始占据大多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长安四年（704）姚崇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人为宰相，姚崇便推荐了张柬之。张柬之为相后，很快便策动了杀二张、逼武则天退位的政变。
中宗即位后，张柬之、崔玄
、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五人皆被任为宰相。但大权很快为武则天之侄武三思所掌握。五人虽被封为王，但罢知政事，并出为刺史，最后被矫制处死。
神龙三年（707），太子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起兵，杀掉武三思、武崇训（安乐公主驸马）。宰相宗楚客（则天从父姊之子）、纪处讷（娶武三思之姐）也险些被杀。其他宰相，如《旧唐书·杨再思传》所云，“韦巨源、杨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
中宗死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韦后，宰相中被杀的有韦温（韦后从父兄）、纪处讷、宗楚客、武延秀。
睿宗即位后，以曾为相王府长史、武则天时即做过宰相的姚崇为中书令，宋璟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朝廷中形成了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两大势力。姚崇、宋璟为了安定政局，建议出诸王为刺史，把太平公主送到东都安置。太平大怒，姚、宋被贬为外州刺史，由韦安石、李日知代姚、宋执政，政治上又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十月，按太平意旨，太子李隆基之党郭元振、张说、李日知皆罢政事，逐步形成了“宰相七人，四出太平之门”的形势。四人中，窦怀贞，高宗时左相窦德玄之子，为官清干，入朝后先附韦后，后附太平。萧至忠，祖太子洗马（从五品上），亦先附武三思、韦后，后附太平。岑羲，武则天时宰相岑长倩从子。崔湜，太宗时宰相崔仁师之孙，进士出身，先结武三思，后附太平。另三人为陆象先，苏州人，武则天时宰相陆元方之子，制举出身；魏知古，深州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刘幽求，冀州武强人，制举出身。
先天二年（713）七月，平定太平公主之乱后，玄宗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宰相除原有的郭元振，七月，又以尚书左丞张说为检校中书令；八月，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他们都是在杀韦后、平太平的过程中有功的人员。
张说、刘幽求，制举出身。郭元振，进士出身。他们皆出自庶民家庭，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致位宰相。玄宗想任命姚崇为相，受到张说等的反对。他清醒地感到了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包围，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借口军容不整，下令斩兵部尚书郭元振。经过张说、刘幽求求情，郭元振远流新州。次日，猎于渭川，召见同州刺史姚崇，当即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二月初一，改元开元，标志着八年动乱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开元时期大体可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元元年至八年（713—720）。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政局和发展大好形势。元年至四年期间，宰相还有刘幽求、魏知古、卢怀慎和薛纳，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元年十二月起任紫微令的姚崇。姚崇，本名元崇，武则天时改名元之，入相后，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割断不滞。”玄宗曾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尔。”《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也说：“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到开元四年，稳定政局的任务已经完成，整治吏治则需进一步深入。姚崇纵子贪污受贿，只好自请下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宋璟身上。开元四年（716）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以吏部尚书兼黄门监（侍中）主持政务。史称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
。与宋璟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还有苏&。《旧唐书》卷八八《苏&传》：“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皆顺从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为之助，相得甚悦。”
第二阶段，开元八年至开元十四年四月。在姚崇、宋璟先后的努力下，开元之治的局面开始出现。开元八年正月，苏&、宋璟罢相，接任为相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张在五月并分别被任命为侍中和中书令。九年九月，天兵军节度使张说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年二月，张嘉贞被贬，张说兼中书令。一直到开元十四年四月，除了在开元十一年五月至十二月任相仅半年的王晙，长期担任宰相的就是这几个人：
张嘉贞，五经举出身，历任县尉、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富有政治、军事经验。为中书令，断决敏速，善于敷奏。
张说，制举出身。曾任右补阙、凤阁舍人、兵部侍郎、雍州长史，睿宗和玄宗初年均曾任宰相。在姚、宋主政期间先后任幽州都督、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政治、军事经验，并可出将入相的人物。不仅如此，张说还是当时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
源乾曜，进士出身。《旧唐书》卷九八《源乾曜传》说：“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但从他赞成宇文融括户及命吴兢修定《贞观政要》来看，也并非碌碌无为之辈。
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边疆上也还有不少问题。因此，富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二张成为合适的人选。而张说之所以受到重用，还因为他的文才。《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说他“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实这正是玄宗当时的一种追求，张说不过是具体执行者罢了。观其与徐坚关于集贤院学士和丽正书院的谈话可知。
第三阶段从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726—733）。开元十四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与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弹张说，张说停兼中书令。李元，、杜暹先后出任宰相。
李元，，武则天时宰相李道广之子，史书只说他少谨厚而未言其出身，可能是以门荫入仕。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开元时历万年县令、京兆尹、工兵吏三部侍郎，是一个从基层官做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官吏。他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受到玄宗的重视，于开元十四年四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杜暹初举明经，开元十二年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
开元十四年九月，以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与当时唐和吐蕃关系紧张是分不开的。开元十六年十一月，以河西节度使萧嵩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情况与此相类。
开元十七年六月，李元，与杜暹不协，同时罢知政事。源乾曜也罢为左丞相。萧嵩兼中书令，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宇文融只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就被贬出。而萧嵩和裴光庭都知政事到开元二十一年。
宇文融在玄宗和宰相源乾曜的支持下，克服各种阻力，出色完成了搜括逃户的工作。玄宗任用宇文融为相，再一次表明他对财政的关注。但是，这个时期财政问题尚未成为朝廷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宇文融罢相后，没有再任用其他人担任宰相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萧嵩曾任洺州参军、醴泉尉、监察御史，“开元初，为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澣同列，皆以嵩寡学术，未异之。而紫微令姚崇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开元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城，玄宗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在萧嵩的安排与指挥下，唐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萧嵩也被命为宰相。开元十七年（729）“又加嵩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
。
裴光庭，高宗时名臣裴行俭之子，武三思之婿，曾因此缘坐，左迁郢州司马。拜相前为兵部侍郎，“既历清要，时人初未许之。及在职，公务修整，众方叹伏焉”
。十七年八月，兼御史大夫，依旧知政事。十八年正月拜侍中，依旧兼御史大夫。四月，兼吏部尚书。他在兼任吏部尚书时所做的最有名，在当时、在后来、在历史上也最有争议的事，便是循资格的实行。但人们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也是他在任期间设立的。
第四阶段从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萧嵩与年初刚入相的韩休罢相。裴耀卿、张九龄同时被任命为宰相。二十二年五月，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裴耀卿，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出身。曾任长安令、济宣冀等州刺史、户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玄宗召问救人之术，耀卿以改良漕运对，玄宗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据《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新唐书·宰相表中》记为江淮以南回造使）是在次年八月，时已改任侍中。《旧》传所记太笼统，故而不够准确。但玄宗以侍中而不是普通宰相去充任此使职，说明漕运工作已经成为当时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宰相工作的重点已经不是在政事堂议决军国之务，而是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裴耀卿开始的，此前杜暹、宇文融、裴光庭担任宰相时，工作也都是各有侧重。
张九龄，进士出身，没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在中央任职时也多为词臣。《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云：“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最后做到中书令，兼修国史。可见玄宗是把张九龄作为张说的后继者加以任用的。但是，玄宗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张说尽管为一代文宗，但他同时还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实践和处理政务、军事的杰出才能。而这些恰恰是张九龄所欠缺的。
开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科举已成为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并成为士人进身的主要途径。玄宗也注意从科举出身的官员中选拔宰相。从开元元年至开元二十二年期间（713—734），科举出身的宰相共十八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二十七人的三分之二。玄宗同时一改武则天以文学取士而不以文学用人的做法，往往同时重用长于文学和精于政事的两派人物。一批官吏因其文学才能被提拔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这样高级的职位。这样就导致了文学、政事的分途。开元时期一些从科举入仕的官吏普遍地轻视政治实践，他们甚至连县尉这样的亲民之官也不愿担任。这些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擅长赋诗作文，但也普遍地缺乏政治才干，无力去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仕途。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即张九龄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到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李林甫入相的三十年间，及第进士共八百七十四人，平均每年及第二十八人。但在这近九百名进士中，徐松在《登科记考》中仅考出六十余人，其中知名人士大抵皆为文士，如王维、王翰、崔颢、祖咏、储光羲、王昌龄等。他们之中，虽然也有一些人做到高官，但是没有出现一个卓有才能的政治家，做到宰相的仅有苗晋卿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便只好依靠那些没有文才，甚至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和卓越政治才能的官吏来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各项具体问题。
第五阶段从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开始。裴耀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以户部尚书兼中书令，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吏治派官吏在中枢核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从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吏的一次严重挫折。李林甫任中书令期间，与他同时先后为相的有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尚书。十三载八月，陈希烈罢相，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
玄宗时期对于宰相的任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继续高宗时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调整和任免宰相的做法。从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可以看到时局的变化和国家的政策取向。由于关陇贵族早已衰亡，唐初的开国功臣也已成明日黄花，因此在整个玄宗朝，宰相的任用不像太宗、高宗时期那样，要考虑大臣的家庭出身背景。玄宗在取得皇帝的全部权力后，对企图包揽朝廷大权的功臣进行了巧妙的抑制，将朝廷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宰相的任用基本上也不受大臣派系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影响。只有开元十四年（726）张说、宇文融双双罢相，与文学、吏治两派官吏的斗争有关。
二是继续过去宰相中以一人负责、主持政务的做法。从先天元年（712）张说任中书令、开元二年姚崇任紫微令开始，中书令终于成为宰相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其后尽管还经历了宋璟以侍中为主要宰相，以及不设中书令等过程，但从开元八年张嘉贞为中书令以后，除了有几年不设中书令，终天宝之世，中书令在宰相中一直处于首要和核心地位。而这种情况又是和三省体制转化为中书门下体制相适应的。
三是以宰相负责某一具体工作的情况，在开元时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于天宝时恶性发展。李林甫身兼数职，杨国忠更是身兼四十余职。宰相兼任的使职越来越多，事权向宰相集中，最后集中到一个宰相和皇帝手中，严重影响了政务的正常运转，并使中央政府丧失了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四是在整个社会文化进一步普及与提高和宰相职掌进一步职能化的前提下，玄宗有意识地提拔了一批文学之士。文学、政事，代表了对宰相两方面的要求：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较强的政务处理能力和办事能力。武则天大开制科，按照文学才能和政治见识选拔了一批文士，又按照实际经历和政治才干把他们一步步提拔起来。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以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裴耀卿、萧嵩等都是在武则天时期按照这条路子在众多文士中脱颖而出的。但是像张说那样文学、政事兼备的，还只有少数人符合。这说明这样的官僚群体尚未培养出来。这固然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关，但主要还是开元初年用人方针失误所致。玄宗在提拔文士时，只注重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忽略了他们的政治实践。张九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张九龄，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进士及第，中宗神龙三年（707）应材堪经邦科登科，拜校书郎。睿宗景云三年（712），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旧》传作右拾遗）。以上是张九龄在玄宗即位前的经历。玄宗即位后，他继续担任右拾遗，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十一年任中书舍人。直到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知政事，张九龄才先后担任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说死后，玄宗复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再迁中书侍郎，寻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拜中书令。
从他科举入仕以后，直到担任宰相的三十一年间，前二十四年完全在中央任职，其后在外任职的时间不过四五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方，担任的也都是都督、刺史一类的地方高官，很难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张九龄可以对某些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他没有尝试，也没有能力去正确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完全是玄宗错误地一味地按文学标准提拔和重用他的结果。玄宗重用李林甫，一方面是李林甫确有卓越的政治才干，另一方面是他苦心培育起来的文学一族实在有负他的期望。李林甫文化素养不足，缺少经史知识，不能从历代积累下来的统治理论、历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对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这三者的结合上，前瞻后顾，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解决面临的问题，因而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失误，并为安史叛乱提供了条件。这是唐代在宰相的培养和任用上最大的历史教训。
安史乱后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兼有文学和吏干的人才，如刘晏、杨炎、陆贽、权德舆等。贞元、元和之际随着改革浪潮的兴起和科举中进士科录取标准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一时之选”，但还没有达到满足当时政治需要的程度。唐宪宗对李绛、裴-与李吉甫同时并用，谋略用李绛、裴-，政事用李吉甫。而唐武宗则专用李德裕，因为李德裕从幼苦读力学，具有学识和文才，进入仕途后又有长期在地方和中央从政的经验，具有洞察时事和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李德裕非科举出身。尽管这里存在着其他因素，但还是可以说明，既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才能，又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政治才能的新型士大夫的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仅仅通过科举制度，通过进士科录取标准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制度，特别是铨选制度的配合，才能逐步实现。经过五代十国，直到北宋的中前期，这样的新型士大夫才大批成长起来。
[1]
《旧唐书》卷九一《崔玄
传》，29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