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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注：“（隋）文帝废三公府寮，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旧唐书·职官志二》“中书令”条小注同。）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中书令和侍中知政事，成为宰相；二是他们成为宰相的时间是在隋文帝废三公府寮时。至于尚书仆射是否为宰相，并未言及。行文是很有分寸的。《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宰相》则云：“隋有内史、纳言（原注：即中书令、侍中），是为宰相。”没有把尚书仆射列为宰相。这是唐开元以后附会当时情况的说法，并不符合隋朝的实际情况。
唐初所修《隋书·百官志下》云：“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尚书省，事无不总”。据此，作为尚书省长官的左右仆射的品位、权力均在内史、纳言之上。开皇元年（581）三月苏威回到朝廷后，逐步形成了尚书左仆射兼纳言高、与纳言兼度支尚书苏威“参掌朝政”或“共掌朝政”
的局面。高、苏成为掌握实权的宰相。而从开皇元年二月就担任尚书右仆射的赵煚，四年四月起任尚书右仆射的虞庆则，都处在陪衬的地位。
权力并没有集中到左右仆射手中。
开皇九年平陈后，苏威以吏部尚书为右仆射。十二年七月，苏威因事除名，杨素由内史令“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
。可见从开皇九年以后，才形成左右仆射专掌朝政的局面。文帝曾对贺若弼说，“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云云。
《隋书·高颎传》说，高颎“当朝执政将二十年……论者以为真宰相”。真者，实在之谓也。真宰相就是实在的，也就是掌握实权的宰相，而不是仅有宰相之名而无实权的宰相。不论是皇帝还是论者，都把仆射视为真正行使宰相职权的宰相。考虑到文帝曾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并且没有明令废止，《隋书·高颎传》中真宰相的提法是很有分寸的。
文帝末年，对杨素“渐疏忌之，后因出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
。《隋书·柳述传》记载：“俄而杨素亦被疏忌，不知省务。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书，参掌机密。”仆射专掌朝政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以他官参掌机密的做法，在隋文帝末年也已经开始。
炀帝即位后，先以杨素为尚书令，大业二年（606），又以之为司徒。杨素地位越来越高，实权却越来越小。三年七月，尚书左仆射苏威因与高颎、贺若弼等相连，免官。
自后，炀帝没有再任命仆射。
从开皇初以仆射和他官共掌朝政，到开皇九年（589）后左右仆射专掌朝政，到文帝末仆射不复通判省事，到大业三年后不设仆射，这些都是人事的变动，似乎没有牵涉到职官制度的变化。但是这些人事变动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传统，在隋代还有强大的影响。隋文帝最初想以他官与仆射共掌国政，虽然这还是一种折中的做法，但也表明他是想要摆脱这个传统的。但最后还是回到以仆射为宰相的老路上去。这是因为中书省和门下省，特别是门下省作为政权机关，还没有发展完善，三省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尽管这样，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的地位和权力超越于百官之上，这是与正在形成的三省体制不相适应的。独重尚书的这种局面，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种做法行用了十二三年，大体到仁寿初，便行不通了。结束尚书仆射专掌朝政的做法势在必行。炀帝时把文帝开皇初年的尝试重新付诸实行，最后形成了指定若干大臣“参掌朝政”的新格局。
《隋书·苏威传》载：“（大业三年免官后）岁余，拜鲁郡太守。俄召还，参预朝政……后岁余，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隋书·裴蕴传》：“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
《隋书·虞世基传》：（炀帝时为内史侍郎）“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
《隋书·宇文述传》：“（炀帝幸河西）还至江都宫，敕述与苏威常典选举，参预朝政。”
炀帝巡河西，破吐谷浑在大业五年（609），还至江都宫在大业六年，事见《隋书·炀帝本纪》。故五贵参掌朝政，至大业六年最后形成。
五人中，苏威为纳言，裴矩为黄门侍郎，虞世基为内史侍郎，均为门下省和中书省长官、副长官。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裴蕴为御史大夫，则非三省官员。而尚书省长官和副长官则被排斥在外。命他官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奠定了唐代知政事官制度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