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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相魏征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胸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在此期间，他得到了李密的赏识，成了李密的部下，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因当时的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李密很骄傲自信，因此，魏征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此时，控制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颓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受到重用，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消失了。
从逻辑博弈来看，魏征的这次投主是失败的，他不但没有实现大志，反而失去了后台，投降了其他的主子。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此时，魏征要想在这里得到实现梦想的机会，只有靠自己制造时机。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的徐世"有比较大的实力。因此，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告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服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并任命他为秘书丞，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
从这点来看，魏征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徐世"降唐后，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后来，魏征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本来可以实现理想，以展才华的，却没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早已听说过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
不过没多久，窦建德就兵败了。此后，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可以说，魏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前后两次投靠的主子都失败了，不但没得到重用，反而做了俘虏。
这次，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魏征到了长安后，当然更不会被重用了。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其为洗马。
当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固。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不得志的时候被李建成招为洗马，自然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协助父亲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建立战功，结纳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亲信，收买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满腹经纶未能被完全采纳和接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取得了太子的地位。此时，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了东宫官员魏征，说他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又到了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李建成杀害秦王。魏征再次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的。
在被押到秦王面前的时候，秦王板起脸问他：“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要知道，挑拨皇族手足相残是杀头的大罪。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对魏征而言，在这生死关头，如果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面对秦王的问话，其应对策略也很高明，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公子小白吗？”李世民见魏征的回答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
就这样，魏征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摆脱了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命运。没过几年，魏征就被提拔做了宰相。可以说，自此魏征开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这段政治生涯中，魏征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得忠心耿耿，而是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发表意见：“我希望你把我当作一个良臣，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忠臣。”这的确是实话，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决心表白。魏征前后投靠了好几个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很显然，魏征不能算是一个忠臣，但是他没有隐讳这一点，反而直截了当地对唐太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良臣，一个治国安邦的良臣。这一点对于唐太宗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从李世民本身来讲，他是靠着政变才做了皇帝，其本身就不够理直气壮，从当时的局面看，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没数。但毫无疑问，只有笼络一大批贤能的臣子，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而忠臣因诤谏获罪被杀，使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还扭转不了国破家亡的颓势，自己得到的也只是一个空名。”两者的区别如此之大，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做良臣。魏征的回答也着实够惊人的，向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500匹。
魏征在政治上的确为唐太宗做了很多事，有史籍可考的就有200多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还提醒唐太宗在实现了清明统治后如何维持下去，让后来的皇帝也能继承这一政治传统。就这方面而言，魏征确实不愧为一代良臣。
不过，在后人眼里，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也就是不怕触犯龙颜给皇帝提意见的人，而且后世所传颂的也多是这样的故事。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明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如此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的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再比如，魏征的据理力谏，有时居然使李世民产生了近似条件反射般的自觉意识。一次他想去秦岭打猎，车驾行装都已备好却迟迟没有成行。魏征问起此事，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说：“正是怕你谏阻，所以取消了此行。”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但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乡巴佬杀掉！”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百官的面叫朕下不了台，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太宗道贺。
唐太宗惊讶地问道：“有什么可贺的？”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啊！我怎么能不表示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的满腔怒火浇熄了，就这样，魏征才转危为安。
事实上，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通过博弈来分析一下：魏征当时已经官居朝中宰相了，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时动怒想杀掉他，但太宗杀得了吗？唐朝当时的法律对犯人有这样一个规定：判处流放以上的罪，都要在一审判决之后进行复审，并且还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几个行政机关的官员联合起来进行审查之后才能执行。在这样一套法律的保障下，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杀人，也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复审及审查的过程，很显然，唐太宗杀魏征难以实现。所以，魏征也根本不会因为触犯了龙颜而被判死刑。也正因为如此，魏征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他也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顶多是让太宗心中对他有所不满。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关于魏征“不阿谀奉承，敢于实事求是，直言忠谏”的评语，都没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制度的保护下才发表看法和意见的。可以这样说，如果唐朝不是有这样的法律作保障，魏征也许不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毫不客气地给唐太宗提意见，使唐太宗下不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