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号称中原霸主的晋国,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把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智伯)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一万家户口来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从眼前利益来看,由于赵、韩、魏三家没有智家强大,属于弱者,如果他们现在不得罪智家,很可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处于弱势的这三家如果不联合起来,其结果势必被智家所灭。
就土地而言,弱者必须服从强者,也就是割让土地,而弱者如若不服从,结果必付出惨重的代价。
强大的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可赵襄子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
没过多长时间,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每逢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的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借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在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于是,他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中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韩家的封邑平阳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如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韩、魏之所以同智家联盟是迫于其强大的势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与之联盟。而一旦弱者察觉到与其联盟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就会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合作还是背叛对弱者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在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当过了三更时,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觉,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儿,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正在智伯瑶惊慌不定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兵士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的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而且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
从四家博弈的结果来看,韩、赵、魏三家就犹如困境中的囚徒,而智家则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事实上,博弈规则的制定同时也影响着博弈的最终结果,韩、赵、魏三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困境,也正在于他们选择了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