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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缌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
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识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
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觑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栈歇了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
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夹马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么？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帐房的人也到了。
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捉贼捉脏呀，你捉着脏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脏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伙，我只问他要东西。”买办道：“这又奇了，有甚么凭据呢？”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是蓝布长衫，象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
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我不说明白，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进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东人道：“他不做贼，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说着了你没有？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那里推得他动，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
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枝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这个说：“那一枝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根烟枪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道：“那一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枝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我只问你要！”那人没法，便道：“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舱面呢，我带你去取罢。”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说道：“东西在这个里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机警非常。
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我也不及去打听了。
上得岸时，便去访寻我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说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该要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罢。”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
只这一等，有分教：家庭违骨肉，车笠遇天涯。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再记。
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没有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的了不得。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失望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
正在那里纳闷，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纳罕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那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那人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连我都不认得了么？你读的书怎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曾，表字继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承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榜下用了知县，掣签掣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继之道“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罢。”说着，拉了我同去。
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继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甚么班呢？”我告诉了他官名，道：“是个同知班。”继之道：“哦，是他！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么？”我说：“是。”继之道：“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象听见说是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甚又不见你呢？”我说：“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继之道：“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甚没有见过？”我道：“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的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有见过。”继之道：“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象的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搬到我这里来罢。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搬行李去。”
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继之道：“有欠过房饭钱么？”我说：“栈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了，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银，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当。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继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继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继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继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况了。
到了第二天，继之一早就上衙门去。到了向午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继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继之道：“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得。”我道：“就因为不懂，才请教呀。”继之道：“有一种流娼，上海人叫做野鸡。”我诧异道：“这么说，是流娼做了道台了？”继之笑道：“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儿’就是。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他有个亲眷，在上海南市那边，开了个大钱庄，看见他老实，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先要问明。继之道：“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甚么打野鸡？可是打那流娼么？”继之道：“去嫖流娼，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儿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甚么会香里，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我听了，又是一呆道：“甚么叫做黄鱼？”继之道：“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这里南京人，叫大脚妓女做黄鱼。”我笑道：“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继之说：“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的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儿化了几块洋钱，就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要走，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谁知他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道：‘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湿’。”我正在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湿”三个字，又是不懂。继之道：“化一块洋钱去坐坐，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湿。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化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有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桂花道：‘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他说：‘不要紧，我同帐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他说：‘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分，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桂花沉吟了半晌道：‘这么说，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帐？’他说：‘做生意人，不过如此。’桂花道：‘你为甚么不做官呢？’土老儿笑道：‘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桂花道：‘你有老婆没有？’土老儿叹道：‘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的命硬，前两年把他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桂花道：‘真的么？’土老儿道：‘自然是真的，我骗你作甚！’桂花道：‘我劝你还是去做官。’土老儿道：‘我只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况且做官是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桂花道：‘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作甚么！’土老儿吐舌道：‘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甚么行情呢！’桂花道：‘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包有个道台给你做。’土老儿道：‘莫说这种笑话，不要折煞我。若说依你的事，你且说出来，依得的无有不依。’桂花道：‘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不许再娶别人。’土老儿笑道：‘好便好，只是我娶你不起呀，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桂花道：‘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没有甚么人管我，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甚么身价呀！你当是买丫头么！’土老儿道：‘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桂花道：‘认真的么？’土老儿道：‘自然是认真的，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门关上，从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用人，从此叫那土老儿做老爷，叫自己做太太。两个人商量了一夜。
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儿去钱庄里辞了职役。土老儿果然依了他的话。但回头一想，恐怕这件事不妥当，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于是打了一个主意，去见东家，先撒一个谎说：‘家里有要紧事，要请个假回去一趟，顶多两三个月就来的。’东家准了。这是他的意思，万一不妥当，还想后来好回去仍就这件事。于是取了铺盖，直跑到会香里，同桂花住了几天。桂花带了土老儿到京城里去，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还捐了一枝花翎，办了引见，指省江苏。在京的时候，土老儿终日没事，只在家里闷坐。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跑来跑去，土老儿也不敢问他做甚么事。等了多少日子，方才出京，走到苏州去禀到。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叫他交与抚台。抚台见他土形土状的，又有某王爷的信，叫好好的照应他。这抚台是个极圆通的人，虽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盘问他。因对他说道：‘苏州差事甚少，不如江宁那边多，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分苏分宁是一样的。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有甚差事出了，再来关照罢。’土老儿辞了出来，将这话告诉了桂花。桂花道：‘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预备的。’于是乎两个人又来到南京，见制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制台年纪大了，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不大理会；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过两天就好好的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不料他去见藩台，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
这个藩台是旗人，同某王有点姻亲，所以他求了这信来。藩台见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象样子，莫说别的，叫他开个履历，也开不出来；就是行动、拜跪、拱揖，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就回明了制台，且慢着给他差事，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却没有回电；到如今半个多月了，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回得详详细细的。原来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丫头。母女两个，手上积了不少的钱，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只因他在那阔地方走动惯了，眼眶子看得大了，当丫头的不过配一个奴才小子，实在不愿意。然而在京里的阔老，那个肯娶一个丫头？因此母女两个商量，定了这个计策：叫女儿到南边来拣一个女婿，代他捐上功名，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不料拣了这么一个土货！虽是他外母代他连恳求带蒙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尽了事！前日藩台接了这信，便回过制台，叫他自己请假回去，免得奏参，保全他的功名。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却也弄出一个诰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你说奇不奇呢？”
我听了一席话，心中暗想，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我一向坐在家里，哪里得知。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扮官做贼的人，正要告诉继之。只听继之又道：“这个不过是桂花拣错了人，闹到这般结果。那桂花是个当丫头的，又当过婊子的，他还想着做命妇，已经好笑了。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岂不更是好笑么？”我听了，更觉得诧异，急问是怎样情节。继之道：“这是前两年的事了。前两年制台得了个心神仿佛的病。年轻时候，本来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纪，他那十七八岁的姨太太，还有六七房，那通房的丫头，还不在内呢。他这好色的名出了，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他病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自己陈说懂得医道。制台就叫他诊脉。他诊了半晌说：‘大帅这个病，卑职不能医，不敢胡乱开方；卑职内人怕可以医得。’制台道：‘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明日就请来看看罢。’到了明日，他的那位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诊了脉，说是：‘这个病不必吃药，只用按摩之法，就可以痊愈。’制台问哪里有懂得按摩的人。妇人低声道：‘妾颇懂得。’制台就叫他按摩。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要屏绝闲人，炷起一炉好香，还要念甚么咒语，然后按摩。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制台信了他的话，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大喝一声，走将进去，拿起门闩就打。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也有拿门闩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拥上前，围住乱打。这一位夫人吓得走头无路，跪在地下，抱住制台叫救命。制台喝住众人，叫送他出去。这位夫人出得房门时，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一直打到二门，还叫粗使仆妇，打到辕门外面去。可怜他花枝招展的来，披头散发的去。这事一时传遍了南京城。你说可笑不可笑呢？”
我道：“那么说，这位候补道，想来也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继之道：“哼，你说他没有脸住这里么？他还得意得很呢！”我诧异道：“这还有甚么得意之处呢？”继之不慌不忙的说出他的得意之处来。
正是：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要知继之说出甚么话来，且待下文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