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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我在自序中讲到，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中国历史的一些大脉络。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有哪些大的脉络呢？
在第一章中，我先简要地目录式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会非常自豪地说起的一点。
确实，这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商朝时就已经使用的文字，从字体上，已经由甲骨文演变成了楷书。我们现在读中国三千年前的诗歌（《诗经》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今天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事实上，如果一个汉朝人在今天醒来，他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和处世习惯，与汉朝其实相去不远。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一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对比一下世界史，这一点看得就更清楚。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经“灭绝”了。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发展旅游，他们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两河流域的所有古代文明，比如苏美尔文明，更是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原本不知道苏美尔文明的存在，直到近代以来充满好奇的西方外交官在这里挖掘出几千年前的神庙遗址，人类才知道这片土地上以前居然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量涌入，社会面貌彻底改变，拉丁语由活的语言变成了死的语言，再也没能恢复。比较一圈下来，只有中国，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如果把文化多样性比作生物多样性的话，中国文化就是一只从远古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古生物”。
因此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这在世界各国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强大。因此“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在中国身上特别合适。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在以后还会重演。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有这样强的延续性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特点。
世界上其他几大古文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看地图就会明白，它们中间有一个地中海，如同内湖一样，让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隔绝程度是最高的。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国人还嫌这种隔绝程度不够，后来在北边又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程度。这种隔绝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
这种地理上的隔绝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中国文明在几大古代文明中，并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根后，开始陆续向欧亚大陆的其他方向传播：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它们都鲜明地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二里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750年
。由于中国地理上的隔绝性，中国文化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东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铜、战车、牛和羊，传播到中国时，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形成了。“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
但是中国地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黄河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
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这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是条件最好的，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于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
因此，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明发展的“子宫”。所以中华文明有后发的优势，一度比其他文明发展得快，很早就到达成熟状态。
这就造就了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农业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后，发展得非常快。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的政治文明也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实行分封制的国家，中国建立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时间上比欧洲早了一两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欧洲更整饬有序。中国的青铜文明虽然后起，但是远比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辉煌，这个在博物馆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馆中的曾侯乙墓青铜文物，其精致和繁复程度，是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早早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社会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化”的面貌。李侃如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李零说，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后才出现这些东西。决定中国文化特点的几乎一切因素，从文化特性到政治体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其他地区早得多：“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演变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自秦朝到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袭阐释先秦诸子，原创性的新成就不多。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历代沿袭秦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在历史上，就体现为治乱兴衰的不断循环。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后来的稳定，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连续的、没有中断的，但并不是说没有过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周秦之变，说白了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变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变化。
在周秦之变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我们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这两个字，用来指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这是周代的事。在周代封建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的自治社会中，用老子的话说，是一个个“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时代和后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时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个分散的庄园之中，处于半自治状态，横向联系不多，纵向也没有一个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权力。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社会运转规律完全改变。小自治体被打散，统一成了一个大共同体，政治权力纵向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秦到清这个时期的中国，很多特征是人类其他政治体绝无仅有的。
因此所谓周秦之变，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
第二个变化，是卷入全球化。这个变化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或者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变局让中国不可回头地卷入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
在周秦之变和全球化之变当中的两千多年，则是我们都熟知的王朝兴替时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后，就会“官逼民反”，出现农民起义，不久被另一个新兴王朝取代，如此循环不已。
这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但是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英国“威廉征服”以后直到今天，血统上也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朝鲜，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县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通常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的崩溃。当然，这个机制的具体过程，我以后还要细讲。
我要介绍的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
从表面上看，从秦到清中间这两千多年陷入一种简单的循环当中，不只是王朝更替的循环，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环。比如在皇帝与丞相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对丞相的防范，用自己身边的临时的秘书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机构。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的政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的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官员前去巡察。结果这些巡察的官员慢慢又变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个朝代又要制定新的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一变化，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我要介绍的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一些历史学研究认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的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这个边缘的、被视为蛮夷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
这种边缘与中央的关系，到了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因为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地“鲜卑化”
，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这本《简读中国史》的大的脉络。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些脉络分章进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