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想写一本关于“数字公民”的书。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的思维犹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对人类治理的认识宛如“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落笔后便不能自已，于是就构思了《人类命运：治理简史》一书。

在信息多样化并快速传播的今天，知识的碎片化、文化的快餐化、思维的短缺化也越来越严重，人们容易被各种各样表象的、局部的、过时的、失实的信息冲击和包围，甚至被放大传播，让人失去了独立、冷静、完整思考的时间和能力。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站在历史和未来的维度用辩证、哲学和系统的思维方式思考当下，看清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看懂人类社会跌宕起伏、人类命运走向以及终极目标所在，才不会人云亦云，被表象所迷惑；才能作出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本书是想告知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本书将展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演绎和递进的规律；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公民角色的变迁；数字化时代公民如何拓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影响、对当代国家治理的贡献以及推动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人类文明的此起彼伏、全球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以及全球治理的前世今生等等。一颗颗璀璨耀眼的珍珠将人类社会治理史串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

人类社会治理发展史是人类命运的演绎史。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路。现如今“治理”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焦点，这不仅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的治理，而且还要面向未来数字世界的治理；不仅面向国家治理，而且还要面向全球治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历史。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固有的治理方式无法与之匹配时，新的治理模式便会打破原有方式，并顺应时代潮流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人类历史中社会组织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即部落、古代城邦、封建领地和民族国家。相应地，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治理模式：原始部落治理模式、古代自然国家治理模式、近现代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当代的多元治理模式。我们也可将国家治理的类型区分为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种形态。治理方法也从人治、法治、德法共治，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自从有了阶级，就需要有人来建立秩序和管理社会，国家因此产生，行政也随之孕育出世，而行政和管理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政府角色多是从“守夜人”的消极、有限的政府走向积极主动的“行政国家”；从作为全面介入市场的“有形之手”，到“依法治国”，再到政府管理的简政放权，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最后走向政府与社会双向治理，经历了多种试错性的演变，围绕着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为核心要素的摸索、实践和转型变革经历了很长时间。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模式和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有关，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其目的都在于调和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各阶级的主要矛盾，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让社会运行更加有序、高效、和谐、智慧；让公民生活更加公平、安全、便捷、幸福。善治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直是当今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治理方向。

当代的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在借鉴西方治理理论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离开给定的先决条件，异想天开地寻找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厢情愿地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就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盘散沙的国土上实行计划经济，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实行“党政主导型”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释放社会和人的潜能和活力；再到如今新时代的“党政明责型”的治理模式，正本清源、以民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逐步建立政府和社会多元的共治、共赢、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它也是一部不断续写国家治理方式接续递进的改革史，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和道路。正如人的成长都有生命周期一样，国家的成长也同样有生命周期。中国发展已经历了蹒跚学步的童年期和蓄势待发的青年期，正在迎来蓬勃发展的青壮年期。

几千年来，人类在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治理实践中，积累了无数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真正意义上把这些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面向未来用数字化手段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数字中国”面临的艰巨课题。

伴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人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关于人的政治话语的变迁，无不折射出政治文明的转型进程。从原始社会的人完全缺乏“人类”意识到奴隶社会的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人”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在现代国家，“公民”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概念，但翻开公民的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人类在不断认知自我，探寻自我意义、谋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的答案。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后才走到公民。今天，“公民”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更指“人民”这个群体概念中的每一个个体，代表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与社会治理也呈现出新形态。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治理归根结底就是对人、事、物的治理过程，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映射。随着数字世界的到来，人类世界已经开始加速度变化，公民的数字化身份更是已经悄然而至。数字公民是数字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公民的诞生对推进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意义重大，让实体的“我”更加延展个人的脑袋和身体，让人能得到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如果说信息化改变的是人在物理世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么数字化将改变全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重塑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促进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如果说治理模式是“术”之所出，那么文化观就是“道”之所依。文化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是人们思想、行为、习俗、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等的总和，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体现。文化是灵魂，似一双无形之手决定着人类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先进文化提升社会治理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而落后的文化则制约社会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的绊脚石，让社会变革寸步难行，甚至倒行逆施走老路。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绵延不绝文化的国家。中国传统的法家、儒家和道家的治理思想和管理哲学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治理阶段都曾发挥了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宇宙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农耕文明的辉煌和荣耀。

被誉为“百家之祖”的老子，在《道德经》五千言中关于“道”的思想，无论是对治世、治国、治军还是对治心、治身，直至今日都有重要的指导和指引意义，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探知宇宙、生命的本源和价值。“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和运行规律，“教”是把道理通俗化，“法”是道德的底线。依道而行是上德，依教而行是中德，依法而行是下德。厚德才能承载万物。中华文化是有道的文化，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变迁，道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不变的大道。

仁爱、诚信、正义、和谐、大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和哲学精神，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积极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千百年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梦想始终是人类心中长明不灭的灯。从古至今，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梦想，并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

直到170年前，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和还滞留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发生了无可避免的激烈文化碰撞，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出现断层，这才导致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质疑与自信的丧失。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蒙受重大挫折。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也正始于那一系列“国门被迫打开”的悲惨战争。

毛泽东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不仅仅是有一整套满足改革发展需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虽然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有过迷失自我的插曲，但苦难时代一过去，中国文化又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印证。重塑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命题和历史责任。

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智慧发展和文明提升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之魂，人类文明推动着社会进程。西方国家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经环球航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走向文化的理性自觉，走向思想创新、知识创新，从而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体系，创造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繁荣昌盛与社会进步。

人类社会进程中，以大陆文明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以海洋文明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当中，演绎出绚丽多彩的史实。各种文明各领风骚，此起彼伏。当一方文明兴起的时候，另一方文明恰好走向衰落期；而当另一方获得新的发展能量时，这一方又陷入了低谷。

那么当人类社会碰到全球化和数字化全面冲击的时空交汇点时，人类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文明呢？我们可以预见：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相融的世界里，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时代的文明都将汇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众长，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完全可能展现出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更接近人类文明本质的形态：一个共生共灭、共进共退、共赢共享的文明，这就是“宇宙文明”。

“宇宙”一词最早出自《庄子》，《淮南子》注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宇宙文明”时代的到来将集人类文明之大成，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呈现出“连接、和合、共生、共创、共享”五个特征，新时代的“宇宙文明”体现了“和”与“共”的本质和核心内涵，用“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也是终极目标。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各个伟大文化系统得以复兴的基础和灵魂。”如果说25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是人类个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知道了“我”，那么第二轴心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人类群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明白了“和”；第三轴心时代的全球一体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走到了“共”。由此可见“宇宙文明”终将要破茧而出。

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真正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翻开人类历史，“原始部落”时代，原始人没有“人类”意识，人们把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以外的人类都视为威胁或敌人。这种原始敌对情绪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进入“自然国家”时期，人类虽然不再基于血缘纽带关系，但却把治理关系建立在强权和武力之上。而主权国家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是人类历史上集体冲突最高、也是最残酷的时期。过去五百年，以西方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历经了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最后在本世纪初走入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开启了人类新纪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在“全球治理”成为主旋律的今天，唯有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看到国家政治的严重缺陷，才能发现国家冲突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才会领悟人类政治取代国家政治的历史趋势，也才能真正破解当下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因此，人类治理模式需要持续革命，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地消除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当下通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道路坎坷曲折——一些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势力抬头；国际分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凸显；单边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甚至有人提出要走入“经济冷战期”“去全球化”等等——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社会的治理虽然已经由单一的主权国家发展到国家、国家共同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多种主体相结合的多元治理，但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治理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全球治理如何突破传统的“国本位”，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时度势，用新的治理架构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基于人类整体思考的“世界政府”全球治理体系，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进化。如果这一体系得以实现，人类将彻底超越原始的动物属性，文明也将会翻开崭新的一页。

柏拉图当年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到的“哲学王”，是指有哲学思想和智慧的领导者。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度融合、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的今天，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哲学王”引领，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和社会目标，真正从人类利益出发，从传统、狭隘的思维观念和方式中走出来，用哲学思维和数字化手段构建起有利于全人类的全球治理模式，重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格局和秩序；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是人类唯一通往光明大道的抉择。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的价值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和如此具有远见卓识。

随着对人类治理模式探索、思考的不断深入，我欣喜地发现，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类的终极目标都可归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人类命运：治理简史》一书点睛之处。

王晶
2018年8月3日 hPPn6dh4ef72qmdrhTVn6CvygkrZSpLCHZonS2AsVj12C9vCTKx6sjbSXnGWIU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