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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日下午，伯纳大街上的被害人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尽管玛丽·马尔科姆认为这个死去的妇女就是她的妹妹伊丽莎白·沃茨·斯多克斯，但是斯多克斯女士却生机勃勃地出现在了世人眼前。实际上这个被害人是伊丽莎白·斯特莱德，瑞典移民，四十四岁，是她前夫的侄子，也就是都市警察局的巡警沃尔特·弗里德里克·斯特莱德将她辨认出来的。很难知道她活着时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她的唯一一张为人所知的照片就是死后在停尸房照的。左下巴的所有牙齿都缺了，这似乎表明她和其他被害人一样，也患上了什么慢性疾病，并且生活贫困。
同样，就像其他被害人一样，她的婚姻至少在几年之前就已经破裂了。她从阴森的白教堂济贫院搬到花丁街上的公共公寓内，然后再与一个比她小七岁的名叫麦克尔·基德尼的人搬到多塞特大街上。基德尼有犯罪记录，并且据称他经常打她。周围的人都叫她朗·莉茨，她多次因为醉酒而被捕。
警方努力调查的结果显示，有人在9月29日傍晚六点三十分左右看见莉茨·斯特莱德在“女王桂冠”酒馆，然后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回到花丁街。大约在夜里十一点的时候，两个工人看见她离开位于白教堂路和商业路之间的塞托斯大街上的“泥瓦匠的臂膀”酒馆。她当时和一位在他们看来绝对是英国人的男子在一起，这名男子大约五英尺六英寸高。他们俩开玩笑地向莉茨喊道，当心她的护花使者就是“皮革围裙”。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另外一个工人看见她显然还和同一名男子出现在伯纳大街上。当时他们相互亲吻之后，男子告诉她说：“你现在除了祷告之外什么都可以说。”十五分钟之后，水果商马修·帕克卖了大约半磅葡萄给一名男子，他认为这名男子就是其他人看到与莉茨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在下雨，他看到他们俩站在伯纳大街上，他的商店对面，就这样大约有半个钟头之久。后来都市警察局的巡警威廉·史密斯看到有一对男女还在那里，而这对男女和其他人的描述相吻合。
就像以前几个案件一样，这个案件也变得迷雾团团。码头工人詹姆斯·布朗看到一个女的和她的客人靠在费尔克劳大街边的一堵墙上，他认为那个女的就是莉茨·斯特莱德。当时她说：“今晚不行，或许改天晚上吧。”当布朗到停尸房看到斯特莱德的尸体时，他说他很肯定她就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女的。
但是同时，有一个名叫以色列·舒瓦茨的匈牙利犹太移民在返回位于伯纳大街上的国际工人俱乐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子将莉茨推倒在地。他穿过大街，这时那个男子向他大喊“利普斯基！”，这是一句反犹口号，指的是最近被绞死的犹太人谋杀犯。舒瓦茨说他注意到附近有另外一个正点燃烟斗的男子，舒瓦茨害怕被打劫，赶紧跑开了。他完整地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并且当警察把他带到停尸房时，他也说斯特莱德就是那天晚上他看到的那个女人。
大约在舒瓦茨看到这个情景的十五分钟之后，路易斯·迪姆舒茨就在大约相同的地方看到了尸体。那么，舒瓦茨所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莱德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是被那个将她推倒在地的人杀死的吗？还是她从这个男子那里逃脱了，但是却又不幸遭到另外一个人的攻击？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舒瓦茨看到的点燃烟斗的那个人呢？或许这个人和那个将莉茨推倒在地的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无论如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巡警史密斯大约在十五分钟之前看到的那对男女中的男子外貌不符。
如果你无法解决各个目击证人陈述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司空见惯），那么，你就应当先把它们放在一边，从其他更可靠、更有根据的证据着手，不论是法医证据还是行为证据。如果后来又出现了新证据的话，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目击证人认为他们看到了什么，并且看看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之中是否有一些正好契合。
确认米特广场上的被害人的身份要比确认伊丽莎白·斯特莱德的身份容易一些。她身上穿着、带着在人间拥有的所有财产，其中有一个芥末锡罐，里面有两张当票，一张上面的名字是安妮·凯利，与星期六晚上八点半的时候一名醉酒后被带到主教门警察局休息的妇女自报的名字玛丽·安妮·凯利很相像。接下来那个星期的星期二，一个失业的市场搬运工约翰·凯利跑到警察局，说他害怕那些当票是他的同居女友凯瑟琳·凯利的。她也叫凯瑟琳·康威，得自其当兵的第一任丈夫托马斯·康威。凯利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尽管人们经常用她的昵称凯特或她婚前的名字艾多思来称呼她。正如原来几个悲惨的被害人一样，康威八年前因她过度酗酒而离开了她。然而，很明显她和凯利，尽管都极度贫穷，相处得倒是很好。
他们星期四刚从肯特郡回来，他们在那里替人拔蛇麻草挣点钱，就像季节性农场工人一样。这对于伦敦东区人来说，再普通不过了。他们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还靠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凯特和凯利回来之后，由于几乎还是一贫如洗，他们只好在鞋巷济贫院呆了一晚上，凯特在那里混得很熟。星期五，凯特给凯利几个便士，让他有钱呆在花丁街上的一个廉价旅馆中，她则跑到麦恩德济贫院，想在他们让她工作之前再赖着住一晚。星期六，她回到鞋巷见了凯利，把他的一双靴子拿去典当，当到两先令六便士。
两人买了一些蔬菜，吃了早餐，然后又一贫如洗了。凯特去找她女儿，想从女儿那里借点钱，但是没有找到她。第二次她被人发现就是那天傍晚了，当时伦敦市警察局巡警路易斯·罗宾逊发现她醉倒在人行道上。当时她自己根本就醉得站不起来，这就是她后来被带到主教门警察局的原因。
她在半夜醒来，要求放她走。巡警乔治·哈特许诺说她“能走”时就让她走，最后大约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开门让她走了，当时他认为这么晚了，她应当无法再找到什么酒喝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肯定会遭痛打的，”她说，她指的是当时猖獗的家庭暴力。
香烟商约瑟夫·拉文德、家具商哈里·哈里斯和屠夫约瑟夫·勒维说他们在凌晨大约一点三十五分看到凯特·艾多思在去往米特广场的一个入口处，与一个男子亲切地交谈着。但是这三个人中没有人看到她的脸，只看到她身上穿的衣物。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凯瑟琳·艾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