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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我和行为科学组的同事罗伊·黑泽尔伍德在《联邦调查局执法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色情杀人狂》的文章。我们写道：
色情杀人非常独特，与施虐杀人不同，前者中杀人犯往往会切下被害人的乳房、子宫和外阴。此外，尽管总是存在一些例外，基本上来说有两类人会从事色情杀人。这些人可以被标记为条理型的非社会人格和无条理型的反社会人格。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非社会和反社会这样的术语了，因为这两个术语确实很难理解，也很难区分。但是说条理型的罪犯倾向于是那种与社会能进行良好交往的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此类人只在乎自己，一点也不尊重、不在乎任何其他人的利益。他懂得他罪行的后果，但却还犯下罪行，因为这让他们获得一种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无法获得的满足感和力量感。尽管此种人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但是在其内心中，此种感觉还会和另外一种同样强烈的宏大的成就感争斗，而此种宏大的成就感和其个人极其有限的现实成就几乎没有丝毫瓜葛。此种人会对其犯罪作出计划，并且也很聪明，往往在离其居住地或工作地一定距离的地方作案，并会采取相应手段，使得罪行在尽量长的时间内不被人发现（例如，隐藏被害人尸体）。
另一方面，无条理型罪犯是一种孤独者，觉得自己已被社会抛弃。他还不够老练，无法很有条理地、很有计划地犯罪，也不会想到将尸体隐藏起来。相关罪行，特别是早期的一些罪行，往往离其居住地或工作地不远，因为在这样的地方，他才感到踏实和熟悉。我们往往会发现条理型的罪犯会强奸被害人，但是无条理型的罪犯往往不会这样做。并且，正如我们此前指出的，条理型的罪犯会切割尸体，以表示对被害人的轻蔑或者不让他人认出被害人；而无条理型的罪犯对尸体的毁损可能不仅代表了他的恐惧，而且代表了他基本的性好奇：身体的外表下面到底是什么？
将这两种色情杀人狂联系起来的是，两种人都对相关罪行有一种强迫性妄想症，此种妄想症在犯罪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几乎在我们看到或研究过的每一桩色情杀人案中，此种妄想都始于犯罪之前。具体说来，当罪犯是一个无条理型的色情杀人狂时，情况往往是，被害人可能只是适时适地地在罪犯已经准备行动、准备将某个人强行拉入其妄想中的时候出现了而已。此种谋杀中很少使用枪，因为它给罪犯带来的身体上的、性心理上的满足感太小。更可能的是，罪犯用他的双手、刀、短棍或者某种钝器。如果罪犯还切下了被害人的器官作为纪念品的话，这往往意味着罪犯想完全控制被害人，即使在被害人死了以后。
“色情”这个词无法不让人联想起“性”，并且实际上性是此类犯罪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犯罪的动机以及犯罪所满足的心理需要，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操纵、支配和控制。这种操纵、支配和控制让罪犯获得一种高度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是罪犯从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无法获得的。
那么，性因素是如何进入此种犯罪的呢？很明显，对于色情杀人狂而言，性处在他的脑海和他的有关力量与控制的妄想之中。或许解释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采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犯罪小组主任、与强奸犯做斗争的最伟大英雄之一、我的朋友琳达·费尔斯坦提出的“强奸”定义。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强奸到底是性犯罪还是暴力犯罪的讨论中，琳达提出，强奸就是一种以性为犯罪手段的暴力犯罪。尽管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强奸问题，但是这个概念还是很有助益的。
在我和罗伊·黑泽尔伍德于1980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出，色情杀人狂的人格在人生早期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而后来的研究也没有提出什么理由让我们修正此种论断。此种罪犯之前可能会有一种能导向暴力的行为样式，通常都是偷窥或盗窃女士衣物的行为，此种行为能够弥补此类人无法以一种成熟的、有信心的方式与女士交往的缺憾。条理型的色情杀人狂在青春期就会变得极有侵略性，他似乎是在为自认为所遭受的不公和蔑视而向社会复仇。他在与权威交往上有困难，并且只要可能，他都极想控制其他人。
如果我是在今天来考察这些案件的话，在查普曼谋杀案中，我可能早已怀疑罪犯是一个色情杀人狂了，这对于我们最后确定嫌疑人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一系列的罪行大体上似乎是一个无条理型的色情杀人狂干的，相关情况表明罪犯的个性可能居于条理型和无条理型的色情杀人狂之间。
色情杀人狂在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吗？或许，尽管可能出于如此那样的原因，此种犯罪被误当作一种抢劫或报复杀人而被忽略了，特别是当肢体毁损极端严重时。并且，我们要记住，在维多利亚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前，城市都要小得多，城市社区也更加具有同质性。我们怀疑，有关巫婆、狼人和吸血鬼（喝人血、食人肉在无条理型的色情杀人案中并非不常见的现象）可能都只是描述极端可怖的暴行的一种方法而已，在欧洲和早期的美洲的那种很小的、紧密的小城镇中，人们无法理解怎么有人会犯下此种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