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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部等闲的写手小说，它的浓重的传奇色彩，说起来实属罕见，且不带一丝一毫的虚夸和做作，层层都是沉甸甸的历史真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日瓦戈医生》一出现，就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五大诗人之一，无端招来背叛国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协会扫地出门。接踵而至的种种压迫，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作品流传国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声大噪，可在自己祖国却形同洪水猛兽，遭围堵封杀，三十年不得见天日。而在帕斯捷尔纳克方面，此书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谓生也为它来，死也为它去。一九六〇年他在郁郁中因肺癌辞世。半个世纪过后，风止雨霁，该可以平心静气品味这以诗为文的胜境了，人们却又发现小说竟是如此难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读者，我们今天有了时间距离的优势，持论能够全面公允些了。但时光也在不断激发新思想新关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机奥义，不仅需要重新去认识，更觉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领悟，那时才解得开这个艺术世界之谜。眼下的这种阅读体验，在我们这里和在俄罗斯差不多是一样的。由此倒足可证明，《日瓦戈医生》在人们心目中，被公认是本好书奇书，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蕴经得住不断掘进，它的艺术风致全在于不入老套，也须投以新的眼光。于是，我们重读的任务，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艺术的奥妙。
在我国，译介《日瓦戈医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此书就是当时出现的译本之一。这次再版，已是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文集的组成部分，希望标志着对诗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开启一个立足于中外文化沟通的新阶段。借这个机会，我们想为中国读者贡献一些有关此书的资料和看法。
《日瓦戈医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命运的作品，而小说的中心设定为日瓦戈医生。首先这是情节的中心，写日瓦戈从世纪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乌拉尔一线上颠沛流离、漂泊的一生。小说里的诸多线索和事件，都因与日瓦戈发生联系才牵涉出来，社会动荡和时代风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间接迂回地透露出来。其次，日瓦戈医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以长篇小说容量来看，书中出现的形象并不算多，而几个主要角色的独立性又不强，好似众星捧月，都服从于表现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日瓦戈艰难生活里的红颜知己——拉拉。她不仅衬托日瓦戈，自己也体现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小说聚焦于一个人而折射出一个时代，这该是怎样的人物，又该有何等的作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为与阅读习惯的期待大相径庭，也就难怪评者要众说纷纭了，这也是主题难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日瓦戈还是视角的中心。换言之，故事虽由第三者讲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为叙说的基调。最后这一点，坦露了作者对主人公日瓦戈的偏爱与同情。
那么，日瓦戈一生有着怎样的遭遇？他如何应对时局和命运？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日瓦戈天资聪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学时他一边攻读医学系，一边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便一直坚持写作，不时发表一些诗文作品，颇得读者的好评。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应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中。他与家人先是被战乱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儿女和岳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国门，剩他一人漂乎无定，毕业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后来长年漂泊，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爱女人拉拉的两情相悦，而这恋情也充满变数，危机四伏，每每令人备感痛楚。最后几年日瓦戈蛰居莫斯科，几乎已是穷愁潦倒。一九二九年当异母兄弟、已晋升苏军少将的叶夫格拉夫再次出现时，日瓦戈的厄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他却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头，完成了一次暂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个人的厄运，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初二十余年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生存环境。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意味着劳动大众翻身做主，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承认，腐败的官僚政治宣告结束。这些正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革命诉求。然而新政权的稳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而且，今天已经很清楚，革命政权有过许多失误，也犯了许多错误，这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青年日瓦戈刚开始接触动荡的现实，就表现出冷静思考、独立判断的鲜明个性。十月革命时，日瓦戈看到苏维埃政权第一号命令，大为振奋，称赞革命“是个了不起的外科手术”。对痛恨社会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可是时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对形势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目睹了城里民生凋敝，军队瓦解，逃兵胡作非为。为避战乱，他不得不举家迁往乌拉尔地区。路上他被当作特务逮捕过，后又被游击队强迫留下医病。到处可见上级派来的首长、政委发号施令，说一不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对一红军军官说：“我曾经非常倾向革命，可现在我以为，靠强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一点日瓦戈坚信是真理，一时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历史眼光看，到头来必然事与愿违。于是他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要放弃医学，也隐瞒医生的专长，为的是不被捆住手脚，失去行动的自由。从此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冷静观察的角色，不赶风头，不受诱惑，用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曲直。当时苏维埃不少举措打着“改造生活”的旗号，而在日瓦戈看来，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倒是对进步的扭曲。他曾对一军队首长直言不讳，自己绝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次听到说‘改造生活’，我简直忍无可忍，内心绝望极了。生活从来不只是一堆物质的东西。生活本身可以说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远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论要高明一百倍。”这里，日瓦戈受到舅舅韦杰尼亚平的思想影响，在“改造生活”中听出与生命哲学不相协调的意味。革命时期宣传的“改造生活”，无异于“改造世界”、“砸烂旧世界”之类的豪言壮语。可他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是有机的生命体，它不仅要与自然界相和谐，还要与文化相和谐，它只可能循着自己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发展。
在日瓦戈的同龄人中，安季波夫与他恰成对照。早在学生时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倾向革命，后来他参加红军，当上了指挥官、政委。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断行动的魄力。但思想过于激进，带着某种狂热性，且在行为动机中逐渐夹杂了个人功名利害的考虑，因此卷入内部的倾轧，终于被迫自杀身亡。日瓦戈虽也同情他，赏识他的忠诚和果敢，却不赞成一点：迷信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凡事照搬教条，好讲大话空话，甚至不符合实情却人云亦云的假话。靠讲假话过日子，这是日瓦戈所最诟病、最厌恶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国外，日瓦戈便预感到自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过对此他并不太介意。让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对动荡、纷乱、严酷的环境，人当何以自处？他苦思和践行的结果，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坚持一个诚实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况下不丧失自己的本来面目。日瓦戈看待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产生独立见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没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这只能制造平庸，窒息创意。日瓦戈在新政权的作为中，在周围人们的身上，在自己写作的经验里，处处感到独立思考与随声附和、出奇与平庸两种倾向的角力。当然，个人独特面目的基础，它的核心内容，都还离不开社会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则、人们普遍接受的道义精神。一个是不丢独特面目，一个是不离道义基础，这便是日瓦戈自处的原则，更可说是他自律的原则。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能把握住一个公平公道的立场，是如何需要内心的良知和见识；而光明磊落地直陈己见，更是如何需要勇气和胸怀。
这样一来，日瓦戈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是一个置身世外、特立独行的人物吗？也是，也不是。从社会立场来说，他对革命政权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并且直言不讳，也因此不肯参与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严酷战事。可是他从未停止当一个观察员和思想者，也就是说从未置身世外。从生活现实来说，他却是艰难时世的亲历者，走过内战的腥风血雨，眼见了城乡的败破凋萎，经受了家庭破碎和事业夭折的打击，遍尝了种种精神煎熬的痛苦。这里他既不是冷静的旁观者，更谈不上特立独行。同别人一样，还有甚于别人，他内心淌着血，吞服这生命的苦果。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时局的艰难还是个人的不幸，日瓦戈总是坦然处之，很少怨天尤人，把这视为历史进程中定然发生的曲折。既是这样，苦难到来，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态度显然透露着舍己为人的传统基督教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思想者的历史眼光和坦荡胸怀。他坚持不同的观点，但没有反对革命，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个人的怨愤，他等待历史来判定谁是谁非。激进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观点上，恰与日瓦戈针锋相对，但日瓦戈没有视他为敌人，反倒同情他，怜惜他，对其自杀的结局感慨万千。就连对科马罗夫斯基这个恶棍，日瓦戈也没有动清算复仇的念头，尽管明知他在父亲之死与拉拉的悲剧上难辞其咎。
现在回到前面的那个中心问题：日瓦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帕斯捷尔纳克作传的一位当代作家贝可夫评论日瓦戈时说：“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能说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蜕变了的知识分子，不是鼓吹平庸习气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不是反政权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总之，不是一个庸俗小人。”
贝可夫还说过：日瓦戈是一个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赋的普世性的权利：不接受时代犯下的失误，不杀戮自己的同类，不随大流”。
从反面说，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从正面说，他坚守住了平常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合起来看，贝可夫最欣赏日瓦戈的，还是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赋极高的诗坛奇才，只是不愿（也无机会）显山露水，直到死后才渐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权当作平常人也罢，加上天赋诗才也好，出现在小说中可说是一位正直真诚的思想者。《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便是一个正直真诚思想者的生命呼喊。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放弃也有坚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给人温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际令人痛惜。于是，这两个生命的呼喊产生了悲剧般的震撼。
小说而以情胜，是诗人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说写得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同时着力于传达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关键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诗里的主人公一样，毫不遮掩地与日瓦戈立场重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说的客观叙事文字，演化为寄抒情意的倾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悲凉、孤寂、哀婉的情调，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艺术的说服力。
说到小说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无疑是重中之重。在他们一生中，日瓦戈遇到过三个女人，拉拉遇到过三个男人，唯独这两人的结合非同凡响，他们相互间已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更引得别人也跟着回肠荡气。看得出就连作者落笔也小心翼翼，斟酌间存着几分虔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有某种超乎理智的情感奥秘？我们想，无论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说藏有奥秘，那多半就是这种情爱要回归生活的自然，摆脱了功利主义人生追逐的羁绊。在那变乱纷扰的年月，爱情家庭莫不经历社会离析的磨难，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轨。正当此时，仿佛在世外桃源，心仪已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发现彼此心心相印。他们但求相爱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间，愿在踏实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灵交流的快乐。根据小说的描写，正是这种精神的愉悦，将一对情侣同大自然，同整个世界结为一体，实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即自然纯真的情爱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极富创意的见解。有了这一笔，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便不再是添补情节的虚应故事，日瓦戈的诗作（由作者捉刀代笔，主题多与爱情相关）也不再只是游离故事之外的“富有诗才”的佐证。如此一来，小说才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
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只研读作品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小说成书后的命运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萌生念头，写一本反映自己亲历时代的小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作品的构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经成熟，动笔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诗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写完编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广泛散发书稿听取意见，同时筹划出版，希望新书及早问世。他首选《新世界》杂志，但投稿后久拖不决。这时他结识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说手稿一份，授权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译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书稿，拒绝采用。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签署的回信中，严厉抨击了小说的“个人主义倾向”。十月，《文学莫斯科》编辑部也以篇幅有限为由拒登《日瓦戈医生》。至此帕斯捷尔纳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书。苏联官方得知消息后，通过作家协会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索回书稿，又设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压，均告失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说以意大利文问世，随后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为畅销书。苏联国内对此已无可奈何，只由作协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反苏小说，并送到了国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发扬俄国古典小说传统方面的杰出成就”。据后来的研究，诺贝尔评委会此举并无挑衅苏联加剧冷战之意，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舆论对苏联反个人崇拜、解冻、卫星上天等怀有好感，不会故意与之交恶。而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只是因为他一贯不从流俗，更视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后继者，可说是向俄罗斯文化示好。而在苏联当局，既然认定《日瓦戈医生》是反苏作品，为它颁奖无疑是挑战苏联，必须作出强烈愤怒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当局接下来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端迫害，龌龊伎俩，无以复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体面的一页。
就在获奖的当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专门决定。决定称小说“诽谤地描写十月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认定授予此书诺贝尔奖“是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煽动冷战的工具”。决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编辑部的退稿信；在《真理报》上撰写小品文严厉批判小说本身，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掀起反动宣传的实质；还要求组织杰出苏联作家发表见解，指出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意在发动冷战。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费定奉苏共中央领导之命来访，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奖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却无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决定的举措都付诸实行。作家协会连续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会，他没有去，但给会议送去一封信表明态度。三十五年后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副本，内容如下：
一、我真诚地想到会，已来到市里，但突感身体不适。请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不来是轻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写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畅明白。
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
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
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
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
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
帕斯捷尔纳克
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苏联国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会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苏联国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报》刊出经苏共中央文化处修改过的帕斯捷尔纳克致编辑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绝诺贝尔奖，要求留在苏联生活和工作。这标志着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
不难看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屈从压力改变立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日瓦戈医生》是诽谤革命和人民吗？帕斯捷尔纳克说，苏联的作家也有权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的确，小托尔斯泰有《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都是写革命年代却有自己的人物、主题和视角。《日瓦戈医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误和教训，提出了当时认识不到且至今也仍难有定论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就成了诽谤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医生》是宣泄个人主义情绪吗？帕斯捷尔纳克推崇根据事实独立思考，不受诱惑，不随大流，特立独行。这是坚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爱日瓦戈这个形象，要通过医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诟病钳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费生命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一高远的立意，与当局的思想专制针锋相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击，如所谓的个人主义之类。
其实，《日瓦戈医生》是好是坏，是丑化了现实还是揭示了本质，最有说服力的是生活，是历史。远的且不说，从一九五五年小说脱稿到一九六六年诗人妻子去世，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事和身后事，可说是活脱模样的日瓦戈第二。读者仔细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就会感到，日瓦戈的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纪初三十年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压力和打击，比起最后十余年间作者的境遇，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无情，事实俱在，谁又能说今人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是对苏联“解冻”时期的诽谤，今人为诗人鸣不平是个人主义情绪的宣泄？
问题的关键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久远的历史视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现实。这是他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应该诚实，第二是社会应该公正。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诚实并不正直，社会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说是汉语里的卑鄙小人。弥留之际，老诗人对家人说“我满意了”，表示没有虚度此生。在这之前，又曾几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遗言，该是对《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注解。
我们以为，同对一切文学经典一样，中国读者对《日瓦戈医生》也一定会产生研究、对话的兴趣。愿这个或许还差强人意的译本，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此书上卷译者是顾亚铃，下卷译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订和修改。
白春仁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