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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学时代，我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就读到琦君的文章了，多为散文，偶尔也有一两篇小说。后来许多年也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琦君的作品，当然，那时琦君早已是名重一时的散文家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琦君塑造成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段。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妇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中国旧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多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乱源。汉朝吕后残害戚夫人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说《金瓶梅》西门庆的众妻妾从头厮杀到尾，留给我们一幅最生动的中国“封建家庭”浮世绘。李瓶儿与尤二姐都是做小妇的典型悲剧人物，中国家庭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难怪“五四”以来，进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对象就是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义又被列为罪恶之首，不少文学作品对此大加鞭笞，无情揭发。奇怪的是，这些当年轰动一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过境迁，却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并无攻击“封建家庭”罪恶的企图，她落笔相当含蓄，对她父亲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责，甚至对她二妈写得也算宽容，事实上琦君笔下，她父亲是个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对自己发妻不自觉的残忍，有时更加可怕。琦君用隐而不露的曲笔，却把中国旧社会“封建家庭”中妇女的痛苦，写得如此深刻、令人难忘。“哀而不伤，怨而无诽”，中国文学这项传统法则，恐怕还是有点道理的。
《橘子红了》是琦君偶尔为之的一篇小说，主题与她多篇散文相同：旧社会中“封建家庭”牺牲者、弃妇的一首挽歌。大伯在外当官娶了交际花做姨太太，从此伯妈在乡下就守了活寡。大伯无子，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妈擅自替大伯娶了个贫家女秀芬做三姨太，作为产子的工具——这种怪事在中国旧社会时有所闻，在别的国家则匪夷所思——大伯回到乡下，并与秀芬圆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给伯妈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四个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个弃妇。其间，秀芬与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间，却发生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以当时的社会伦理，这段爱情当然必须以悲剧收场。秀芬果然怀孕了，然而伯妈的愿望并未达到，大伯没有回心转意，倒是交际花二姨太紧张起来，亲自下乡，要把秀芬带走，以便监控——这是重施王熙凤对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胎儿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了她产子的功用，抑郁以终。这则古老的故事，琦君着力描写秀芬这个苦命女以及她与六叔那段凄美的爱情，但据我看这个故事中，伯妈这个三从四德看似平凡的旧式妇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弃妇还不算，又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陪葬。替丈夫纳妾生子，其实出自她自私的动机：希望把丈夫从交际花身边夺回来。秀芬之死，伯妈要负责任的。然而在琦君笔下，伯妈又是那样一个“豆腐心肠”的大好人。其实大伯按传统标准也没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会容许的。琦君作品中这些“好人”却往往做出最残酷最自私的事情来——这才是琦君作品中惊人的地方。论者往往称赞琦君的文章充满爱心，温馨动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认为远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觉的一刻，琦君突然提出了人性善与恶、好与坏，难辨难分、复杂暧昧的难题来，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细细思量了。
据琦君自白，这个故事大多是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并没有死，大伯去世后被逐出家门。几十年后，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见了秀芬，她对过去一字不提，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坟已经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红了》这篇小说如果按照真实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剧性更浓一些。琦君心软，不忍让秀芬的苦难拖那样久，像秀芬这种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