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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还未经开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岖的乱石泥径，长满了茅草；两旁铺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狭窄，有汽车迎面驰来，骑脚踏车靠边闪让，不小心就会冲滑到泥坑里去。松江路靠近南京东路的那一带，一排排盖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军服的草绿色，看起来倒像是一大片军营。那些房子是公家盖的，大概那时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选中了那一带。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颤巍巍扶着她的小孙子到我们家来借用军用电话。老太太满面惶急，原来她的飞行员儿子值勤晚归，老母亲等得惊慌起来。官员住在那里的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们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买下来的。那时聂华苓也住在不远那么一栋绿色木板屋里，倒是忘了问她住屋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么单位。总而言之，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不管什么来路，大概都属于台湾的外省人居多。那些外省人那时候总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暂时落脚的所在，将就一下，挺过去再说。没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几二十年，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松江路开成大马路，那些军营似的绿色木板房子才一栋栋被拆掉铲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楼大厦。我们家那栋木板屋，也要等到一九六六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我们的左邻松江路一二五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了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代文学》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是官员，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因为从属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用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止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八十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是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日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二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荆棘里的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荆棘里的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短暂，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荆棘里的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在《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侍弄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原始的呼号》，他让参与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亲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的呼叫声，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的“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对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
令人惊奇的是，荆棘，正如她的笔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环境里，竟还能抽发茁长，最后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挺伸成一棵傲岸坚实的仙人掌。荆棘进入台大园艺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习心理，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又随着从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远的地区，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斯威士兰，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样一个坚韧的生命，她的源泉在哪里？一个源头恐怕还是传自她那来自农村母亲的禀性，对土地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荆棘喜欢写农作物，她的第二本文集《异乡的微笑》里，便写了许多瓜瓜果果，“哈密瓜”“红枣”“枸杞”，荆棘写这些瓜果时，特别动情，所以写得生机盎然。荆棘居住的新墨西哥州，出产一种鲜美多汁的甜瓜，本来以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后来溯源而上，在香港发现同样瓜种，原来竟是吐鲁番的名产新疆哈密瓜。当荆棘到巴基斯坦时，便将巴基斯坦与新疆交界地所产的哈密瓜种子带回新墨西哥，在她的农场上种植出一片哈密瓜田来，并将种子分给当地瓜农，于是远渡重洋的新疆哈密瓜，便在新大陆的沙地里散布开来。荆棘又在农场种植了红枣、枸杞，这些原产于中国的瓜果，对去国日久的荆棘恐怕也具有疗治乡愁的作用。有一天在瓜市里，荆棘向一个美国顾客谆谆解说哈密瓜的来源，提起重洋对岸那片古老的土地，荆棘突然按捺不住流下了异国人无法理解的游子泪。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密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瓤丰腴，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密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密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极品，怎不教人睹物生情。
另一种支持荆棘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须归功于她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了。荆棘在少女时代便开始写稿投稿，虽屡被退稿，却并不气馁，直到她的小说《等之圆舞曲》登上《现代文学》后，才正式跨入文学园地。她自称那段日子是她“一段《现代文学》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刊出的时候，捧着杂志，跑上玄关，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那个时代，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对于许多心灵不甘受禁锢的知识青年，不啻是肃杀严冬里的一脉熏风，是关得黑漆漆的密室里，破壁而开的一面天窗。文学，在那个年代，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实际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荡，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蜕变，在挣扎反叛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指定路线。三毛与荆棘，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恐怕不能看作一种偶合，这是当时一些不肯受拘的台湾青年，挣脱思想牢笼，飞向海阔天空，去追寻自我实现的一段艰辛而又充满冒险的精神行旅。虽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飞绕了一大圈，终于飞回台湾折翼而亡，而荆棘却在新墨西哥落脚，与美国先生共同建立起他们的梦中堡垒—“沙堡”。
荆棘飞离台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阴郁的过去全部抛弃了。停笔十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身上潜伏着的文学创作的欲望，触电一般，突然惊醒，于是她重新执笔，一连串写出了《荆棘里的南瓜》及《异乡的微笑》两本散文集，并且完成一部小说集《虫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学把她斩断了的过去生命衔接起来。荆棘这几本集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散文与小说，往往很难分界，有几篇是小说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却是散文化的小说。读荆棘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一直觉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深藏的心事。《虫》便是一篇散文体的寓言故事。作者与先生到巴基斯坦，从当地运回新墨西哥一批质地坚实、纹路细微的木块，用来镶砌他们自己动手筑成的住屋“沙堡”的墙壁，谁知木块里有蛀虫，也一并封到墙壁里去，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蛀虫奋力啃龁木头，发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块太过坚实，蛀虫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见到天日。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一个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竟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也未能解脱“虫的存在”。是不是人也跟虫一样，有谁能够任意蜕变，突破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空大限呢？《继承者》是集子里分量比较重的一篇小说，荆棘又回到她一直最关切的主题：亲子之间种种的复杂与矛盾。李琴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年轻时留学德国，与一位有恩于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亲高贵优雅，对丈夫是无限量地谅解与无条件地牺牲。幼年的李琴，父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的完美偶像。当李琴发觉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私下与一个粗俗无知的军眷女佣有染，并且为此抛弃了她高雅的德国母亲，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溃，抱憾终身，一直到父亲在台湾弥留的时刻，外国归来的李琴才谅解了他。荆棘在这篇小说中，终于与过去妥协、和解，由少女时代“原始的呼号”，转换成一阕中年人哀悼生命的挽歌。
松江路荆棘里冒出来的南瓜，种子漂洋过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砾地，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