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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传统小说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她写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
欧阳子在她的选集《那长头发的女孩》自序中述及，她发觉自己的小说，许多篇恰好符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精读她的小说后，我们不难发现，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欧阳子处理她的小说时，对于古典主义在艺术形式上严格的要求，曾经下过一番深厚的工夫所致。一件艺术品成败之先决条件，往往在于其形式之控制，而短篇小说尤然。欧阳子最成功的几篇小说，例如《网》《觉醒》《浪子》《花瓶》《最后一节课》《魔女》等，在小说形式之控制上，可以说做到了尽善尽美。
对于小说形式之控制，欧阳子运用了几种写作技巧：
第一是她对小说语言的应用。欧阳子的小说语言是严简的，冷峻的，干爽的。她很少借诸比喻、象征等修辞上易于讨好的技巧，来装饰她的文字。即使描写激情的时候，她也是运用低调的语言和直接而冷静的分析。她这种白描的文字，达到了古典的严朴，使她的小说充满了一种冷静理智的光辉。“五四”以来，许多小说家都喜欢运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作品往往写得涕泪交流，而效果适得其反。欧阳子这种理性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异军突出。
第二是她对观点的运用。欧阳子的小说，大多数是运用单一观点法，小说中故事的叙述，都是从其中一个人物的观点出发。由于她对观点的有效控制，使得作者与小说人物跟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而获得极大的客观效果。在欧阳子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出作者的干扰。当然，我们能感受作者的存在，但是她是隐形的，高高在上地在幕后导演。我们坐在戏台前面，看她导演一出戏时，得用自己的判断力，去推论剧情及批判剧中人物。但是我们下结论的时候，得十分小心，因为欧阳子是运用反讽法的能手。
反讽法可以说是欧阳子小说中最基本的表现技巧。她惯用的方法是首先利用单一观点法，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心中，产生自以为是的种种幻觉，而在故事进展到高潮时，出其不意，无情地、冷酷地，把那些惨淡经营起来的幻觉一一击碎，而使她的小说陡然增加了深度及复杂性。敦治（《觉醒》）、宏明（《浪子》）、李浩然（《最后一节课》）、倩如（《魔女》）最后都遭受到作者这种毫不姑息的打击，而当我们读者渐渐对这些人物产生同情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吃到作者的当头棒喝，而逼使我们冷静下来，开始反省。
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避免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这并不是说欧阳子的小说人物缺乏热情，相反，她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充满激情的人。但是欧阳子却以冷静的语言，客观的态度以及讽刺的效果，给她人物的激情加以严峻的制约，使她人物的心理冲突愈加尖锐。
心理二字囊括了欧阳子小说的一切题材。在《那长头发的女孩》自序中，欧阳子自称她对外界景物的具体描写并不很多，人物外貌的形容也很少。不错，我们读欧阳子的小说时，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及小说人物的外貌不会得到很具体的概念，故事发生的地点及人物的外表对故事本身没有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欧阳子的小说背景模糊，而是她小说的背景是建筑在她小说人物的心理平面上。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般，《卡拉马佐夫兄弟》那则惊天动地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卡家的那个小镇上，而是发生在卡家几个兄弟黑暗的心理平面上。而欧阳子小说人物的塑造，也是与一般小说人物不同。她的小说人物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几束心力的合成。这几束心力，在心理的平面上，互斥互吸，相消相长，替作者演出许多幕各式各样的心理剧来。欧阳子在她的小说中对于人类心理，最常探索的，大概有下面几个问题：
一个人自我身份的确定及印证。“我是谁？”大概是最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不能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复时，往往便在他人身上求得印证，证同类，证相知，在他人的身上，找回自己，往往这便是促生爱情的动力。余文瑾（《网》）不能跟唐培之结婚，因为唐培之就是余文瑾，他是她心灵的投影。《呼啸山庄》中凯瑟琳说：“我就是希斯克里夫。”所以她也不能跟希结婚。婚姻的首决条件是肉体的结合，心灵不能跟心灵结婚，自己不可能跟自己发生肉体关系。贾宝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想跟林黛玉肉体结合，因为林黛玉就是贾宝玉心灵的投射。但是这种灵与灵的印证是不圆满的，因此余文瑾嫁了丁士忠，完成了她的另一面，肉体的印证。当丁士忠冒犯到唐培之的时候，余文瑾觉得她的“自己”被出卖了，她起而反抗，卫护她心灵的完整，而当丁士忠绝袂而去之时，余文瑾便极度恐慌，马上向丁士忠投降而献出了自己，因为她受不了肉体骤然分割的苦痛。余文瑾的自我，是两种心力的组成，这两种心力时常互斥互吸，而造成了余文瑾永恒的冲突及痛苦。
吉威（《近黄昏时》）恋爱的对象是他的母亲丽芬，当余彬和丽芬发生关系时，吉威便把自己投影在余彬身上，满足了他乱伦的冲动。而当李浩然（《最后一节课》）爱上杨健时，实际上是跟他失落了的自我在恋爱：杨健年轻、内向、敏感——那是李浩然年轻时的影子。或者我们对我们的自我不满，要改变我们的身份。汪琪（《半个微笑》）不甘于做一个“好女孩”，结果摔断了一条腿，她的跌落，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杀，因为身份的更改，无异于一种自我的毁灭。美莲（《考验》）最后痛苦的觉悟，她与保罗种族身份的差异，使他们不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互相爱恋。而当混血儿敏生（《秋叶》）狂热地爱上他后母宜芬时，他否定了他那中国父亲在他身内培养起来的理性，而肯定了他美国母亲遗传给他的激情。对自我的不满，有时却导引我们寻找自我的一个“相反”，以弥补自我的不足，素珍（《素珍表姐》）是理惠的“相反”，丁士忠是余文瑾的“相反”，张芳芝（《半个微笑》）是汪琪的“相反”，而种种爱恨交集的关系，由是而生。
在别人身上寻找自我，印证自我，而产生的爱情，却往往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觉，幻觉的破灭，便是欧阳子小说人物痛苦的泉源。一般人大约都生活在某些幻觉中，而其快乐，也建筑在这些幻觉上。《圣经》中失乐园的寓言，可以用来做欧阳子小说最有效的注释。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是快乐的，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是盲目的，当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首先看到的，便是自身赤裸的丑恶，因而失去了乐园。欧阳子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因为偷食了“智慧之果”而遭到了惩罚。她的小说人物，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追寻、探求，企图获得他们疑问的答案，而当“认识的震惊”那一刻来临时，他们突然都张开了眼睛，看到了他们或他们所爱的人那种赤裸的丑恶，于是幻觉破灭了，苦难随之而生。不错，最后他们都获得了智慧，而这种智慧的获得却使他们付出了极痛苦的代价。或像石治川（《花瓶》），最后满地匍匐；或像敦治突然老去；或像宏明，毁灭了他的妻子，也毁灭了他自己；或像李浩然，“他从来没有这般寂寞过”；而当倩如（《魔女》）探悉了她母亲那可怕的隐情时，她不得不拼命奔逃。在《魔女》中，欧阳子成功地运用了悲剧式的反讽，将剧情层层剥出，如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一般，推往那最可怕的一刻，给予剧中人雷霆似的一击。《魔女》，是中国近代心理分析小说中罕有的佳作。
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她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地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普通男女间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人心惟危，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把人类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一一剖析。但是我们看了欧阳子的这些心理剧后，不难觉出，作者对她那一群为了爱情受苦受难的人物，是怀着深厚的同情及无言的悲悯的。我们的耳际似乎一直响着她的“魔女”的声音：“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