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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小说家，在其写作技巧上，一定有一两处为旁人所不能及者。丛甦的小说，最成功的几篇，其力量辄在于作者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丛甦的文风，类近繁复，而她的才华则表诸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
我们以《雨》为例，试看丛甦对小说细节之运用及比喻之塑造的匠心。《雨》是一篇感情非常强烈的心理小说，这是一则老处女的故事，主题为对生命的一种渴求。这篇小说的动作真正开始的时候，故事已近尾声。作者花费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一个细节堆着一个细节，一个比喻引出另外一个比喻，将故事的背景像一幅厚重的油画般勾画出来。当小说的动作一开始，这张静态的画面，突然间被引动了起来，衬托着小说的动作，如同滚动的雪球，愈滚愈大而速度愈快，在小说结尾高潮的一刹那，发出最大的冲力。故事描述一个老处女顾爱兰独居的生涯，为了表达顾爱兰生活的荒凉，作者一开始便用了几个细节及比喻，十分鲜明、十分有效地点了出来。顾爱兰所吃的“老人牌”麦片的铁筒“有的已经开始生锈”“有的爬满了蜗牛”“有的填满了泥沙，长了不知名的花草”，这即是说，顾爱兰的生涯早已经生了锈，荒芜得长满了野草了。顾爱兰是一个性格执拗有洁癖的女人，所以她喜欢把衣服“浆得硬邦邦的”，每一件衣服，她都用一个“净亮的白铁衣服夹子”夹住。那些铁夹子，在铅丝上“笔直地站着”，“像一排穿戴着钢盔的小洋兵”。以白铁衣夹，比喻老处女的僵硬、多棱角和难缠的脾气，实在是个十分有效的意象。顾爱兰的悲剧在于她拒绝与生命接触，所以在一个雨夜当她在地上摸了一手烂泥，在树上触到一根像手指似的冰凉稀软的长水蛭，都给了她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烂泥和水蛭是脏东西，但却是生命的一部分。当她的男朋友马志成要和她肉体接触的时候，顾爱兰断然拒绝了。她把一切有生命动力的东西，都排除在她生活之外。作者惨淡经营，把故事的背景通通准备好，企图在故事发展到高潮时，发出最大的力量。当顾爱兰不顾一切，突破了她内心的压抑，去公园里赴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的约会，在公园的草地上，顾爱兰第一次醒悟到生命的存在：
这时路面上响起一阵沙沙的脚步声，顾爱兰压低了搐泣，她渐渐把身子从椅面上滑到草地上，随着脚步远去之后，她就顺势俯身在草地上。她把头脸埋进草里，她感到一股新鲜的青草味，那个直奔她的血液里，给她一种挑逗的刺激，那里面有一股原始的、野蛮的生命的信息。
有了前面的背景作为扎实的陪衬，在这段高潮里，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顾爱兰对生命渴求的那种狂热。这瞬息的醒悟，使得顾爱兰对那垂着长发的大榕树，也感到“一团神秘、一团恐怖的诱惑”。使得她在最后雨来临的时候，觉得那些雨滴“像无数根轻软的手指，轻轻抚着她的脸、她的身体、她的嘴唇”。若非作者在前面将顾爱兰对生命否定的态度用了那么多的细节和比喻来铺陈，结尾的高潮中，这些象征着性的动力、生命的动力的比喻：草、榕树、雨等等，便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力量来。在前面当顾爱兰触及一根像手指般的水蛭，使她矍然退缩，但在最后，她却放肆地让那些手指般的雨点，抚遍了她的身体。“雨”是甘露，是生命的泉源，至少在那一刻，顾爱兰接触到了生命，她向天空里伸开一双手——那是一个对生命迎接的姿势。
了解到丛甦对细节和比喻的运用，在她其他几篇成功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例子。李唯运（《天梯》）的西装袖口上染了一块“发黄的小污团”，那块褪不掉的污渍，就如同李唯运中学时代的那个纯洁的梦想，着了污、发了黄一般。李信（《斜坡》）的父亲有一个拉链坏了的旧公文皮包，他的梦中情人却站在斜坡上穿着一条大红白花的大圆裙，在风中飘荡。旧公文皮包和飘荡的圆裙，是李信生活的两面最好的说明：一面是灰暗的现实生活，一面是绚丽的爱情幻想。这些具体扎实的意象，给予丛甦的小说一副强韧密织的骨架。
“成长确是一件严肃而痛苦的事”，丛甦在《斜坡》里写道。成长——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过程，这个主题在丛甦的小说中以种种面目出现。《盲猎》，是一个生命过程的寓言。作者似乎在说，我们的一生如同一场盲目的狩猎，我们看不到我们狩猎的目标——那个奇怪神秘的黑鸟，我们白头发的祖父们不能指点我们的迷津，我们的同伴更不能给我们协助，我们得一个个在黑暗里孤独地摸索，森林中危机重重，我们心中无时无刻不充满了畏惧和战栗，无时无刻不怀着“生”之焦虑。成长是痛苦的，因为成长的反面意义便是自我一部分的死亡，而这一部分往往是年轻的、浪漫的，而最值得人怀念的。《斜坡》是个非常动人的初恋故事。这则故事之所以动人，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对于故事中那个正在成长的大男孩李信，慷慨地施与同情，非常温柔体贴地将一个大男孩初恋的心情，娓娓道出；但另一方面作者却毫不姑息地给这个大男孩上了人生成长的第一课——初恋幻觉的破灭。由于这种强烈的对称，使得这个故事的张力得以持续而不至于沦入伤感主义。屠格涅夫的《初恋》是最感人的爱情故事之一，其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初恋的那个男孩子所遭受的爱情幻觉破灭，惨痛无比。爱情幻觉的破灭，是成长过程必修的一课，作者似乎一再警告我们这点。李唯运（《天梯》）、顾爱兰（《雨》）、孙文达（《秋雾》）、《白色的网》中的男女主角，以及作者笔下在美国的一群中国青年，他们都纷纷遭受到各式各样的幻灭。他们都痛苦地成长了，失去了纯真，获得了世故，对人生各人都做了适度的调整。黛绿年华的浪漫梦想，也许只有当孙文达一个人在街头踽踽独行的时候，才像秋雾一般，踏着猫的脚步又回到他的身边，暂时给他一晌贪欢。浪漫式的爱情幻想破灭之后，于是英国文学教授赫尔博士（《廿世纪》）便宣布道：
廿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爱”的能力。……浪漫主义的、软性的、理想的爱情不仅在文学中早已死去，在人们的信仰中也早仅余灰烬，久已冰冷。
浪漫主义的爱情不存在后，爱情往往便成为一幕滑稽的闹剧。丛甦对这些非浪漫的爱情，毫不留情地嬉笑怒骂了一番。在《廿世纪》后记中，作者自称不擅作讥讽之笔，她只说对了一半。《廿世纪》便是一幅可喜的讥刺漫画。
丛甦的小说中，成功的几篇，我们都感到一种动人的力量——那是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而当她对生命持了否定的态度时，那股力量便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