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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价值是指客体的固有属性能满足主体的需要而导致所追求的对象。价值要素是灾难医学救援系统对于其服务的主体的目标需求的满足程度。价值要素的核心是价值观。探讨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要素，就是正确、理性、科学地认识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陈益升先生认为，价值观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选择的“标准”、行为的“理由”、期望的“目的”、好坏的“判断”，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产生着最深刻的影响。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选择与判断，科学成果的发现和应用，都渗透着或隐或现的价值观念。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科学家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程和性质。探讨灾难医学救援的价值要素，就是要探讨灾难医学救援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选择的“标准”，灾难医学救援行为的“理由”，灾难医学救援成果发现和应用的期望“目的”，以及灾难医学救援实践效果好坏评价的“判断”。
一、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特殊价值属性
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属性，与平时常态条件下的医学救治系统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灾难医学救援系统具有明确的服务保障对象，首要服务对象虽然是灾民，但是灾区工作人员（包括医学救援队员、领导干部、志愿者、救灾力量等）也是服务保障对象。服务保障对象的疾病是多元的，除了灾难导致的特有伤病外，医务人员也要对灾区基础疾病患者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救治。
重大灾难发生后，灾区缺医少药，亟须医学救援。与平时的医疗服务相比，灾难医学救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各类资源投送到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快恢复灾区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整体效用被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物资消耗支出控制得相对不严格，处于次要的地位。灾难医学救援目的是维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利益不是其考量和评价的主要因素。另外，如果资源不能满足所有群众救治的需要，则要在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救活更多能救活的患者，极重者采取姑息处置的措施，也是为了整体效用而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历次灾难医学救援行动都表明，灾区群众虽然参与了大量伤病员的早期救治，但是各类专业医学救援队承担的是急难险重伤病员的救治，是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的中坚力量，也是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主体，是人、技术、药材装备的有机复合体，因此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灾区不同于医院，医疗环境条件较差，救援人员风餐露宿，劳动强度较大，危险程度较高。救援人员不仅要有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社会适应能力也要比普通群众更强，方能适应长期艰巨的户外救援行动。救援时间越长，救援队员受到环境不利因素侵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是灾难医学救援系统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资源要素。
灾难状态下，伤病员往往批量发生，伤情轻重不同，伤类复杂多样，一线救治的技术力量有限，因此分类分级救治显得极为重要，灾难救援技术更加注重伤病员的群体特征，使灾区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程度的保障作用。灾难条件下的一线救治技术，主要任务是保命救命，应尽可能防止再污染和再损伤，为后续医学处置创造条件。
灾难条件下，救援药材装备讲究实用。平时在医院针对个别伤病员使用的洁净病房、无菌治疗条件等都将不复存在，许多医院中习以为常的救治方法手段都将不再适用。救援药材装备要简单易用，适合非医学人员操作使用。以外伤敷料为例，应具备良好的吸水性、透气性和组织相容性，最好具备抗感染功能，能满足长时间医疗后送的需要。
二、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体现
灾难医学救援，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人类活动，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主要体现为社会价值、医学价值、科技价值和文化价值。
重大灾难像战争一样，不仅能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经济破坏，而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非连续多年大旱，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出现大面积饥荒，导致战乱不止、社会动荡，恶性循环至今尚未结束。1970年11月，当时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巴基斯坦沿海地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风暴潮，估计有50万人丧生，大片庄稼被毁，土地肥力下降，老百姓生计艰难。当时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和行政大权的是西巴基斯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行动，引发了东巴基斯坦民众的不满情绪。1971年3月，流血战争爆发，印度政府借机派遣军队进入孟加拉支持当地的自由战士，于是在1972年3月在原东巴基斯坦的基础上成立了孟加拉国。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灾难救援对于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灾难发生后，及时有效的医学救援能够缓解社会矛盾，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灾难医学救援作为救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其社会价值不容低估。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精编新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对医学的定义是：“医学是旨在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从医学的视角看，灾难医学救援实践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使其科学和技术能力能够满足医学救援活动的需要，从而保护和加强灾难条件下的人类健康。不管灾区环境多么恶劣，灾难医学救援活动都要努力为灾区所有的民众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医学支持，通过现场急救、卫生防疫、精神支持和重建医学急救网络等活动，体现其医学价值。
灾难医学救援实践活动是科学和技术实践活动的领域之一，丰富和拓展了科技活动的内涵。深入研究不同灾难致伤致病机理、开发特需灾难医学救援装备、设计灾难医学救援的规范流程等活动都体现了灾难医学救援的科技价值。但是，灾难医学救援除了具备自然科学的特征（可重复性、无歧义性等）外，还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和人文学科特征，即灾难医学救援为达到某些社会集团或个人的目的，出现的结果很难预料，甚至对结果的评估都难以达到一致意见，从中体现了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复杂性。
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仅形成了各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色灾难医学救援文化，而且发展了医学文化，丰富了社会文化。红十字运动精神就是灾难医学救援文化价值的典型代表。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起源于战场救护。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他见证了1859年索尔弗利诺战争的残酷，当时缺乏医疗救护，约有4万多名受伤濒危之人被遗弃在战场，这深深触动了他的良知。之后在他的不懈倡导和努力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863年2月在日内瓦宣布成立。国际红十字会运动自诞生以来，在减轻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人类承受的苦难、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提高了全人类的福祉。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不谋而言，在我国也产生了广泛影响。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在孙实甫、吕海寰、盛宣怀、沈敦和等人的倡导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于3月宣布成立，当年即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这是现代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红十字运动在我国的发展，最初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就是周恩来总理亲笔修改的。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红十字运动走上了法制的轨道。2013年5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德·莫雷尔（Peter Maurer），高度评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50年来在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积极参与中国人道救援，习近平表示，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事业。
三、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
价值观对灾难医学救援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医学水平、认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不同历史时代的灾难医学救援活动渗透着不同的价值观。受不同国家政治、科技、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灾难医学救援活动体现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
我国历史上的灾难医学救援主要体现在各种创伤救治和疫病防治等方面，其价值观的发展与祖国医学发展的紧密相连，并受到各种宗教、哲学和学术流派影响。关于我国医学的开端，《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原始人逐渐学会用苔、野草、树叶和泥灰等涂敷和包扎伤口，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原始人已经熟练掌握了开颅手术和截肢术。但总体来说，在先秦以前，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都极弱，经常以天命价值观来解释灾难和疾病的发生，认为天意不可违，故神权迷信极为盛行。有人认为历史上先有巫，而后巫医相混，到后来巫和医才逐渐分离。巫医治疗伤病的主要方式是祈祷，如在疫病流行时，根本不进行积极救治，反而认为“疫不可除”。
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还原论”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西医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西医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把人的整体加以分解，分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四个基本层次，运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和说明各层次的生理、病理机制，建立起用物理学、化学语言表达的生理、病理学说，成功解释了一大批生理、病理现象。以对疾病的化学认识解释为基础，发明了化学药物，开辟了化学治疗，治愈了大量疾病。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科学家们愈来愈认识到“还原论”的局限性，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不可分解还原的整体。大量新事实引导和推动人们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理解和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继续推动医学向前深入发展。
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也要吸收系统医学的积极成果，以系统观为价值导引，将灾难医学救援行动放到国家社会大局的层面来考量。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建设，体现了灾难医学救援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体现了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软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体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面窗口。
四、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评估
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不但影响灾难医学救援共同体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影响国家决策部门对灾难医学救援行动在国家安全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正因为价值要素是构成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多种要素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所以有必要对灾难医学救援行动的实践选择、实践活动、实践结果进行价值评估。
灾难医学救援重在实践，必须依据灾难医学救援系统的价值观对其实践选择进行价值评估。灾难种类繁多，灾难医学救援行动投入受到国家经济实力、能力基础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全面展开。作为管理者，必须对灾难医学救援行动进行选择，选择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进行价值评价，即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权衡。灾难医学救援行动的实践选择核心内容包括灾难医学救援的主攻方向、重点任务、重大现实问题、科研重点攻关领域等。就操作层面来说，管理者必须根据当地的灾难谱，估算主要灾难的发生概率及潜在危害，对重点灾难做好预防及应对工作。
灾难医学救援的实践活动具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制定、发展路径设计、预案体系建设、组织机构制定、战备物资筹集、应急救援准备、救援实战、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灾难医学救援实践活动进行价值评估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灾难救援医学的实践活动不偏离既定价值规范，将发现的问题提早解决，避免危机的出现。以医院应对化学事故批量伤病员救治预案为例，除了关注预案要素是否完备、人员分工是否明确、训练是否落实等形式上的问题，还应将目光聚焦于预案的可靠性上，如专家组成员构成是否合理，有无第二梯队，通讯设施是否完备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灾难医学救援的实践活动进行的价值评估活动，具有重要的监督功能。
灾难医学救援的实践结果，通常表现为工作报告、经验总结材料、新技术新装备、论文、标准、手册、著作、人才培养方案等。灾难医学救援的实践结果的价值评估，有利于促进灾难医学救援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未来灾难医学救援的科学性。灾难医学救援实践结果进行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效果评价、效用评价、效能评价、效率评价和效益评价，这些方法力求从多个角度对灾难医学救援实践结果进行全面总结，具有重要的反馈功能和导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