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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在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大会上做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的成绩，明确提出要从“五种资源”入手深刻阐述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二五”以来，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为探索医改的“中国式解决办法”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中医药服务结构调整，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保障多层次服务供给，推进社会办中医，提供多元化服务供给；作为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面对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扩大服务供给，引导消费，一大批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增长点，中医药与养老、旅游等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潜力持续释放，为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建设了以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重点平台的临床科研体系，14类重大疾病中医药防治疗效获得循证依据，完善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病的临床科研网络，建立了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临床科研一体化新模式，建设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为提升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竞争力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优秀的文化资源，深入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建设了300多个国家级、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组建了一支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队伍，开发了一批形式多样的文化科普作品。发布《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健康教育中医药基本内容》，民众在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提升的同时，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目前，我国正值构建“七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时期，中医药高等教育结构亟待调整优化。要重视中医药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使其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结合，及时增设与“七位一体”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战略新兴专业，努力按市场需求调节招生人数，形成中医药高等教育结构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动态平衡，推动中医药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首先，从全国中医药院校区域布局分析，部分省市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院校数和中医药学专业布点数不足，中医药人力资源存在较大缺口。中医药人才培养不足，影响了中医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长远发展。院校布局不合理导致了中医药高等教育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例如海南省，生态环境一流，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中老年人的养生福地，是国际大港，具有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有丰富的南药资源，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医药教育发展薄弱。一是海南省中医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供给与人口比例仅为每万人0.9人，低于全国1.3的平均水平；二是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报名数量与人员供给与人口比例为0.6，也低于全国0.7的平均水平；三是招生人数少，2018年，海南医学院中医学专业招生80个，针灸推拿专业招生40个，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招生40个，中药学专业招生35个，而高职的针灸推拿专业未见到招生，显然，从未来服务海南省的健康服务业人才供给来看，与新时代海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相符合的。因此，需要国家优化区域省市院校布局结构，例如应该在海南省设立一所独立建制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
其次，从中医药人才现状数据分析来看，部分省市的中医药服务有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例如，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报名数量与每万人服务比例全国平均数量为0.7，而上海、江苏、西藏均为0.3。其原因一方面与人口多有关，但也可能与每年招生人数较少有关。医学教育需要精英教育，但是规模数量也是服务能力的一个部分，上述分析虽然只是基于一个方面的数据，但是也提示我们需要考虑到未来条件允许情况下适度扩大招生规模以增加人才供给问题。
此外，从中西医院校数量与招生人数分析，也存在着数量不均衡问题。以院校数量与招生人数为例，截止到2018年，全国开设临床医学专业的院校183所，招生人数62 033人，而同期全国中医药院校（不含港澳台）为79所，中医学类专业招生24 419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招生7146人，合计31 565人。相比之下，仅临床医学一个专业就是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类专业的一倍，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数量上增加中医人才的供给问题。
2016年，全国卫生机构共983 394个，其中中医机构（包含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三类机构）49 527个，占总数的5.03%；全国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844.44万人，其中中医机构卫生技术人员95.97万人，占总数的11.36%。全国医院门诊总诊疗人次数32.7亿人次，其中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数为5.77亿人次，占总人次数的17.6%；全国医院入院人数1.75亿人，其中中医类医院入院人数0.26亿人，占入院总人数的14.86%。中医机构及卫生人员队伍总数与西医机构存在差距，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卫生健康发展的需求。
此外，中西医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中医药长期处于投入较少的境地。1949年以后，中国各级西医医院均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每年都由财政拨付人头费、基本建设费、设备费、维修费，而大多数中医医院属于集体所有制医院，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级中医院才先后转制为全民所有制，比西医医院晚了近40年。目前，在基建费、维修费、设备添置费拨付上也是重点放在西医医院，中医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软件更新投入慢于西医医院的投入。
卫生工作和中医药工作统一部署力度不够，没有体现中西医并重，不利于中医药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在城市或区域卫生规划中缺乏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政策措施等内容的考虑。已经成立的中医管理局或者中医科研等机构不仅存在职能不完备、编制较少的问题，也存在与西医地位严重不对等的问题。由于中医药机构的盈利能力弱于西医药机构，在医药机构用地审批中，中医药机构用地往往会受到西医药机构的挤压。中医药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较大，农村社区中医药服务机构和网络还不健全；低收入人群难以享受高效便利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基层受限于发展条件，中医药事业发展滞后，城市优质中医药资源难以实现有效的区域流动。未来尚需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优化城乡、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中医药资源的配置，促进中医药事业统筹协调发展。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从国家层面应加大对中医机构的投入力度，增加中医机构（包含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三类机构）机构数，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发挥中医药治病、防病优势特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