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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学术争鸣主要是批驳谬误、阐述新说、考辨质疑,或对特定的内容进行专门讨论或辩论,有助于纠正谬误,揭示真理,深化认识,活跃学术气氛,是推动学术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

中医学术争鸣自古就有,宋元以降,中医学术理论创新与争鸣发展兴盛,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展开的学术争鸣成为主流。尤其是著名医家刘完素针对一些时医、庸医墨守《伤寒论》成规,不思辨证,偏执《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方治疗温热病,以致因滥用温燥而造成伤阴劫液流弊,首先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热极生风”观点,自制双解、防风通圣之剂,开创辛凉或甘寒解表之风,为中医病机理论、治则治法、内科感冒风热证、温病辨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金元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张元素则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想能也”,阐发脏腑辨证理论与归经学说,指导临床用药。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强调祛邪为要。刘完素三传弟子元代著名医家朱震亨受其影响,根据《局方》“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谓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现状,著《局方发挥》以批判《局方》一方通治,用药燥焊、香窜的弊端为突破,提出30多个问题,进行论辩和质疑,纠其偏颇,并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这些医家的学术创新与争鸣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评价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明清时期中医学术争鸣更加繁荣,针对明代医界河间学说、丹溪“火热论”、“相火论”占据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出现了由滥用温燥之品向妄用苦寒之药转变的时弊,进行反思。明代医家孙一奎以“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且病变多有始同而终异之况,故治法不可执一而无权变的指导思想,对内伤发热、虚损、血证等滥用苦寒,畏投甘温的偏弊予以批驳,强调重视三焦元气的保护和治疗。“医术杰士”张介宾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对于妄用苦寒时弊的批判最为激烈,认为滥用苦寒之法,甚至误以寒凉直折之方治疗虚火等证,常常导致“大伐生机”,著《景岳全书》以纠正“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景岳全书·辨丹溪》)的错误倾向;提出“阳非有余阴亦不足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温补学说,对阴阳学说、命门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赵献可法从薛己,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清代中期,温补则又已成了一种新的流弊,从而引发了一些医家奋起而抨之,学术争鸣尤为活跃。徐大椿在《慎疾刍言》中批判清代中期相习六味丸、八味汤温补成风,著《医贯砭》,针对赵献可《医贯》逐一辩驳。叶桂著《景岳全书发挥》,对“用热药误人”的流弊进行纠正,“辨宗信景岳偏执温补之误也,非辨崇信景岳也,辨天下后世受偏执温补之害有莫知其非者,以致贻误于无穷也”。陈念祖著《新方八阵砭》,认为张景岳“不论何方,加入熟地,即云补肾治真阴;加入人参,即云补气治元阳衰乏,流俗喜其便捷,其邪说至今不熄也”。章楠撰写《医门棒喝》更是对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尤在泾、吴有性、叶桂、吴瑭等医家学说之偏颇,进行反驳,评论得失。何梦瑶著《医碥》则大声疾呼“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时弊,不得不救其正”。众多著名医家对前人之论及其某一专著进行学术争鸣,甚至是批判或批评,观点尖锐或甚至偏激,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争鸣激烈,见仁见智,酣畅淋漓,学术影响巨大;对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丰富完善中医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丛书汇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与朱震亨《局方发挥》,赵献可《医贯》与徐大椿《医贯砭》,叶桂《景岳全书发挥》与陈念祖《景岳新方贬》六部著作,勒为三编,重新校点注释,寻踪中医学术争鸣研究历程,以期拓展学术视野,古为今用。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组织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本次校注以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本为底本,以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珽吴直阁刻本(简称绍兴本)为主校本,以故宫珍本日本享保十五年(1730)橘亲显刻本(简称享保本)为参校本,以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为旁校本。

元代朱震亨所著《局方发挥》一卷。本次校注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为底本,以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为主校本,以民国三年(1914)《东垣十书》本(简称十书本)为参校本。此外,尚以《黄帝内经素问》《金匮要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明代赵献可所著《医贯》六卷。本次校注以明崇祯元年(1628)金陵天章阁视履堂刻本为底本,以清乾隆四年己未(1739)保生堂刻本(简称保生堂本)为主校本校勘整理而成。

清代徐灵胎所著《医贯砭》二卷。本次校注以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徐氏医书六种》半松斋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徐氏医书八种》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简称光绪本)为主校本、以民国元年(1912)《徐灵胎医书三十二种》上海锦文堂刻本(简称锦文堂本)为参校本。此外,尚以《医贯》盖天楼本进行他校。另外,原书中赵献可《医贯》原文排宋体字,徐灵胎语文排仿宋体字,吕氏评注用楷体字编排。

清代叶桂所著《景岳全书发挥》四卷。本次校注以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吴氏醉六堂刻本为底本,以193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简称千顷堂本)为校本。此外,尚以《景岳全书》《黄帝内经素问》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清代陈念祖所著《景岳新方砭》四卷。本次校注以清咸丰八年戊午(1858)光霁堂刻本为底本,以清咸丰十年庚申(1860)经纶堂刻本(简称经纶堂本)、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简称集成本)为主校本,以民国五年(1916)上海广益书局本(简称广益本)、民国(1911—1949)上海锦章书局本(简称锦章本)为参校本校勘整理而成。此外,尚以《景岳全书》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承蒙河南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及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使本丛书得以付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琳 李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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