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许多日本人眼中的黄金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这场他国之间的纷争于日本而言是一桩幸事。趁着欧洲列强在战争中靡耗资源，数百万青年血洒疆场，日本人造船，出口纺织品，制造工业机械和铁路车辆，并为欧洲人供应军需物资。待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已是一片欣欣向荣，不仅诞生了三菱、住友等大型财阀中的翘楚，同时也涌现出不计其数、处在工业金字塔底端的小型工坊。“锦上添花”的是，日本还收获了部分战利品。加入协约国后，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帝国版图得以扩张。

明治末年的专制气息现已消散，大正天皇嘉仁为人愚钝，哪怕只是充当摆设，身上也缺少他父亲那种威严感。一次，这个可怜人被请去出席国会，据传他抄起一份文件，卷了卷，当成望远镜用。自此他便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其子裕仁于1922年走上前台，开始摄政。）明治时期的元老们不是已经故去，就是上了年纪，无法再施展权威。日本首相头一回由有党派政治家、而非旧官僚担任。

日本帝国内部当然也并非太平无事。1919年3月，朝鲜人起事，反抗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强制同化政策。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卵翼之下的保护国，并于1910年被日吞并。部分朝鲜精英对此持欢迎态度，与日本人沆瀣一气，但多数朝鲜人，尤其是大学生，认为日本文化还没朝鲜发达，对日本官员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强烈不满。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汉城市中心的塔谷公园，宣布独立。来自各阶层的约五十万朝鲜人走上街头，声援起义。手持军刀和步枪的日本宪兵扑向人群。起义被镇压了，至少七千名示威者遇害，其中不少是学生。这起大屠杀震惊世界，以至于连日本政府都承认事态严重。

是年，中国爆发了抗议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五四运动”，这既是一场反日运动，同时矛头也对准腐朽的北洋政府。那时日本国内也不太平，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短期萧条导致乡村地区贫困交加，失业率高企。1918年8月，日本国内暴民四处纵火，遭殃的不仅有警察局、店铺和有钱人的家，奇怪的是，东京市内一些昂贵的妓院也被一把火烧了。暴乱的起因是抗议高昂的米价。然而，这依旧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有提倡普选的，有呼吁解放社会被歧视群体的，有鼓吹女权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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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银座区素有“文明开化”之欧化重镇的美名，自明治末期乱世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源自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 ）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 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由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几年后，时髦青年又有了新名字，男的叫“摩登男孩”（モボ，modern boys的缩写），他们那些摩登范儿十足的女伴（flapper） 则叫“摩登女孩”（モガ，modern girls的缩写）。除了“牛奶铺”外，银座还遍布着德式啤酒屋和巴黎街头那种咖啡馆，只需略加打赏，里面的女招待并不介意出卖色相。店外挂着诸如“老虎咖啡厅”和“雄狮啤酒屋”的招牌，老主顾里不乏新闻记者。同咖啡厅女招待一样，他们也是大众传媒和娱乐新时代的一道风景线。一路沿街而上，在1905年爆发大骚乱的日比谷公园附近，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帝国酒店正拔地而起。落成后，这里将是人们喝茶和品尝时髦的“卓别林太妃糖”的地方。

电车驶向银座东部，就来到了浅草。这儿是大众娱乐的中心，艺术装饰风格的影院里播放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剧院”里歌女站成一排，胴体半裸，表演高踢腿。1921年 ，有些人兴许看过《蛇性之淫》这部影片，导演是好莱坞学成归来的托马斯·栗原（Thomas Kurihara） 。同样有好莱坞背景的默片导演弗兰克·德永（Frank Tokunaga） 则坚持和摄制组只说英语，致使其工作室多此一举地请来翻译，徒增开支。以坂本龙马等江户时代剑客为题材的武侠片海报无处不在。除此之外，卡巴莱歌舞表演，连环画说书，西式、中式和日式餐厅应有尽有，甚至还能听到真正的歌剧。某位旅英意大利人向东京市民展现了威尔第作品之美。

大正年间，东京洋溢着一种轻佻间或虚无的享乐主义精神，让人不禁联想起魏玛时期的柏林。由之而生的文化被概括为“エロ”（ero），“グロ”（guro），“ナンセンス”（nansensu）。“エロ”指代英语单词erotic（色情的），“グロ”指代grotesque（猎奇的），而“ナンセン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nonsense（无意义的）。从某些方面来看，东京与柏林的相似之处绝非无心插柳的结果。画家和漫画家刻意模仿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的风格；“新型戏剧”的导演除了推出豪普特曼（Hauptmann） 和梅特林克（Maeterlinck） 的剧目外，还研究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的作品。

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立方主义、建构主义、“新觉醒”，所有这些元素都曾在日本流行过一阵——实际上还不止“一阵”，因为潮流在日本的生命力通常要比在其发源地长久得多。小说家也把目光投向欧洲。谷崎润一郎沿袭了19世纪末法国颓废派的文风，这一时期的佳作之一、衣笠贞之助拍摄的《疯狂的一页》（‘狂つた一頁’，1926年）就受到影片《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 的巨大影响。在《疯狂的一页》问世前几年，衣笠还执导过一部平淡无奇的故事片，并在其中饰演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脚蹬厚重的雨靴，以应付露天拍摄的情况——追求逼真写实的戏剧风格很晚才传到日本，电影也不例外。大正年间，政坛波诡云谲，跌宕起伏，这一时期也刮起一股艺术表现和反思之风。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孤芳自赏的程度，记录作者点滴心绪、被称作“私小说”的日记体文学红极一时。艺术家们已经全然抛却明治时期的一腔理想主义热血，一心探索浪漫爱情和黑暗情欲的极限。

精英学府的学生同样也对新思潮如饥似渴。他们的穿着打扮酷似坂本龙马，不修边幅、散漫不羁，还喜欢把“流氓无产者”“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等字眼挂在嘴边。学生们对“笛康叔”（DeKanSho）兴趣盎然，“笛”、“康”和“叔”三个字分别代表笛卡尔、康德和叔本华。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不甘心只学习如何料理家务，于是到了1918年，东京诞生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就连军人也感受到了大正早期的缕缕清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就担心部队“变得张狂而叛逆”，某位司令官还曾抱怨道，“由于大众知识水平和社会教育的进步”，他再也无法指望部下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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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这种无拘无束的日本“魏玛精神”怎么到了1932年前后就一蹶不振（虽说并未销声匿迹）了呢？想知道答案，就务必要分析日本朝野和军部的权力格局。不仅如此，还要检视日本政治叛乱的本质。早在1905年，这一问题就初露端倪，那时，标志日俄战争结束的《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引发了暴动。乍一看，示威抗议纯粹是一项侵略主义行径。报章言辞激烈地抨击这一条约，纷纷发表社论称其太便宜俄国人了。然而，比之更凶狂的是9月5日当天冲击警察路障、殴打拦路警员、啸聚日比谷公园的暴民。伴着铜管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他们高喊口号：“仗要接着打下去！”人们唱起国歌，高呼“天皇万岁”“皇军威武”，随后向皇宫进发，并与那里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东京的暴乱持续数日，造成多达一千人伤亡。十三座基督教堂遭受打砸抢，其中一座位于浅草，其神甫很不明智地宣称俄国之所以占了便宜，是因为它是个基督教国家。政府大楼和警察岗亭一片狼藉，首都的局势一度面临失控。然而，这一切背后还不止是对外侵略主义在作祟，因为暴乱的领头人并不全是右翼好战派，还包括民权运动在内的老面孔和倡导普选的人士。某人还给驻扎满洲的关东军发去一封电报，恳请部队予以敌人致命一击，同时向枢密院请愿，要求撕毁《朴次茅斯条约》。

实际上，这些行为同1919年抗议政府听任日本强占德国在华殖民地的中国青年几乎如出一辙。当政府统治缺乏民意基础，甚至未获民众许可时，造反的某种形式就是力争比当政者更加民族主义。当政者要是卖国贼的话，就理应被推翻。这种情况在东亚一再上演，周而复始，于自由民主无益。与此同时这也显示出，对内的政治权利诉求与对外的帝国主义主张完全可以和谐共存，并行不悖。但这种戏码当事双方都可以玩；官方也可以将民族主义情绪的祸水引到自由派头上，他们也的确经常为之。

即便如此，议会制民主似乎在大正初期尚有一线生机。1918年的“米骚动”为首个由下院议员兼民选政治家原敬组成的内阁奠定了基础。民众之所以抗议《朴次茅斯条约》，不仅是为了逼迫俄国做出更大让步。同理，暴动当然也不单单涉及米价。对于所有那些自感被新工业时代所抛弃的人，这给了他们发泄胸中愤懑的机会。这一群体包括建筑工人、人力车夫、农民、小店主和“部落民”（意指被社会排斥遗弃的人）。虽然1900年颁布的法律助其摆脱了社会枷锁，但他们仍旧备受歧视。官方试图通过谴责那些因为暴动而遭到驱逐的人来操纵大众偏见，但并不起什么作用。相反，名誉扫地的首相只好辞职。

原敬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得不想办法兼顾所属政党“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的利益和掌握日本政坛真正权力的那些机构的利益：比如由退役军人、旧廷臣和保守派官僚组成的贵族院（上院）；再比如天皇的智囊团，即决定国家大事的枢密院；又比如身为现役军人的陆、海军大臣。藩阀依旧活跃，他们长袖善舞，像一群高级士绅俱乐部里的理事那样把持着上述组织。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人的声望足以维持其运转。有矛盾可以摆平，面子上挂得住，又不伤和气，心腹得到推举，利益之争则在秘密会议和君子协定中迎刃而解。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天皇旨意这道帷幕之后。可是，藩阀们死的死，老的老，待他们谢幕后，日本政坛便陷入了一场不同机构之间不间断的混战，没有哪方可以独占鳌头。天皇旨意只是一道掩盖“群雄并争”的幌子，这种情况到了大正天皇及其子裕仁在位期间变得尤为突出。

原敬为扩张议会权力和壮大党派政治所采用的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确保自民党执政地位基本不动摇采取的那种手段别无二致。他在之前几届内阁中担任过内务大臣，通过编织一张流淌着政治献金的关系网，笼络了一批地方上的地主、商人和实业家。就这样，铁路、桥梁、公路和新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条件优厚的协议和巨大回扣面前，官僚投身原敬的政党机器着实有利可图。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当原敬升任首相后，针对官场腐败的批评遭到了严酷的打压。成立于1911年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将作家和“危险”书籍出版商列为缉拿对象。“危险”当然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可归入“危险”范畴。

原敬绝对算不上激进派，在推动男性普选权一事上他鲜有建树。他能当上首相，端赖当初傍上了山县有朋这位元老级大靠山。即便如此，对于一些人而言，原敬的做法还是太过激进了。他因为同意与美、英、法三国签署条约，限制日本海军扩军计划 ，得罪了海军高层。鉴于此，原敬在1921年遭暗杀就当真不足为奇了。杀他的依然是那些赤诚狂徒中的一员，他们对扑灭日本民主制的希望“功不可没”。

同多数西方国家一样，那时的民主即便在日本自由派眼中也仍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在推动男性普选和立宪政府一事上，吉野作造当属最积极的人之一。吉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这所顶尖学府是孕育官僚精英的知识殿堂，在战后更名为东京大学，并沿用至今。吉野本可加入那些行事诡秘的小团体，借天皇之名统辖日本，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效仿前辈福泽谕吉，选择了一条最难能可贵、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机四伏的道路：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同许多东亚地区的自由派活动家一样，吉野也是基督徒。

1905年，也就是毕业后一年，吉野开始著书立说，批判专制政府和“军国化帝国主义”。尽管他不认可日本已准备好接受美式民主，却老爱引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吉野表示，要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国，参与国际竞争，唯有通过立宪政府以及他所谓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方能实现。与一些基督徒不同，他完全拥护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在他看来是个封建的专制王权国家，而日本则是朝鲜和满洲天然的主人。但既然人们被呼吁为国征战——也就常常为国捐躯——他们自然对谁来管理国家享有发言权。这也构成了后人口中“大正民主”的根基。人们谈及这一时期，有的无比留恋，有的万分厌恶。

吉野是个心胸豁达的改革派，这一类别在日本政坛常被人踩在脚下。他信奉社会主义，却又不是革命党——日本官方总是罔顾这一区别。他时而认为天皇制度的神秘色彩终将褪色，尽管还不到时候；时而认为朝鲜人会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却无法享有绝对主权；时而又认为中、朝、日三国人民应携起手来，共同对抗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他希望对几乎毫无制约的枢密院加以钳制，要是可能的话，最好是撤销这一机构。在当时，吉野算得上是最前卫的民主派了，但他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而这仍是普罗大众倾吐不满情绪的唯一渠道。

吉野为自由派刊物撰稿，到处演讲，在东京帝大任教，负笈海外，曾在《朝日新闻》担任记者，甚至还依照明治初期辩论社的传统，创办了“新人会”。这是一个供聪慧的“马克思少年”议论社会和时事的非正式社团。吉野在中国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并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过积极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章。1916年他访问朝鲜，亲眼目睹日本拓殖当局的残暴，也看清了他们想要将朝鲜人归化为日本人的努力纯属徒劳无功。官方那套朝鲜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的宣传，由于含有对朝鲜人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视而受到了致命的破坏。他告诉日本读者，朝鲜人的身份和反日是画等号的。很不幸，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的许多朝鲜人（韩国人）身上依旧适用。吉野坚称，发生在1919年的朝鲜起义是“大正时期的一块污点”。类似暴乱必须弹压，这自不必说，但是他也发出了应善待朝鲜人的疾呼。这样说来，吉野虽是个死硬的帝国主义者，但同时也不乏人文关怀。他的观念既反映出大正时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光辉，也衬托出其局限性。要是连像吉野这样的自由派都对日本鱼肉邻国一事并无根本性异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后来会踏上一条比这危险得多的军事冒险之路。

日本人对朝鲜人犯下的某起最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重创东京和横滨之后。大约午饭时间，整座城市开始剧烈晃动。几小时后，东京陷入一片火海。一时流言四起，传播速度同火势一样迅猛，说是外国人在用一台地震制造仪加害日本，朝鲜人则正往井里投毒。由于那时外国在日侨民寥寥无几，人们对“外国佬”无计可施，暴民就四处残杀朝鲜人以泄愤。一些人被淹死在隅田川，另一些在燃着余烬的断壁残垣之间被踢打至死。有人挺身而出，保护朝鲜人，此人便是吉野作造，他还竭力想要修正被官方低估的朝鲜死难者人数。他得出的结论是将近两千人罹难。

1923年，那些为自由“鼓与呼”的人依然存有一线希望。两年后，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内阁总算通过《普选法》，规定所有二十五岁以上、有稳定收入的男子拥有选举权。加藤富有而亲英，处处模仿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气。考虑到仅仅一个世纪前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当时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似乎每往前迈出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才行。一周后，《治安维持法》规定任何旨在变更“国体”的有组织行为都属违法。这意味着，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者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加藤翌年去世，耐人寻味的是，他是自然死亡。在经历一位将军 主政的一小段插曲后，政府大权落到一位比加藤更有意思的政治家手中。此人名叫滨口雄幸，是“立宪民政党”（简称“民政党”）党魁。他有很多宏伟的计划，比如在地方选举中赋予妇女投票权、改革劳资关系、同中国改善关系。1930年，滨口在伦敦签署了一份海军条约，进一步限制日本海军扩充军备 。此事后果很严重，海军军令部总长火冒三丈，一介政客竟敢染指他的地盘，要知道这可是海军自己的事，不容文官插手。滨口在东京火车站遭右翼狂徒枪击，几周后宣告不治。仅仅过了一年多，首相犬养毅又在一场未遂政变中遭一伙隶属“血盟团”的海军军官杀害。犬养生前极力阻止陆、海军中的激进派同中国开战，与他一同遇刺的还有两位商界领袖。主战派还用手榴弹袭击了犬养所属党派政友会的党部大楼和日本银行等右翼的眼中钉。至此，政党政治的试验戛然而止，满洲沦于日本之手，侵华战争的序幕也在徐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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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不仅毁于希特勒手下野蛮的冲锋队，它的覆灭也缘于愿意捍卫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忙于党争，并未充分意识到纳粹威胁的严重性。无独有偶，大正民主拥护者的数量也不足。早在1916年，自由派思想家吉野作造就曾写道，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未能认清普选的意义。实际上，对其厌恶者大有人在。一如太多幻想破灭的德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同样认为民主政治粗鄙、卑劣、自私、腐化。这种看法一方面诱发了激烈的反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又催生了病态的自省，有时则是二者皆有。

西田几多郎是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哲学家。深受德国理想主义和佛教思想浸淫的他曾尝试提出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日本思想。追寻“日本性”之本质的做法是对德国理想主义的描摹。与多数诞生于现代日本初期的事物相似，“日本性”也是一种杂糅，融合了禅宗、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而西田的追随者后来还掺入了海德格尔的学说，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西田哲学的根基是“主观和客观、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日本需要的是一种不为理性所拖累的直接体验，需要将佛教中的“顿悟”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个体要融入集体。倘若这套学说仅仅流传于京都帝国大学高墙之内的话，倒也没什么害处，可惜事与愿违。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此外，有着纯洁精神的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与西方国家所谓公民迥然相异”。这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文件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呈现了西田关于日本主体融入天皇客体的思想。

下面两位人物的经历显示出，这种献身精神对于曾苦苦追求个人主义却无功而返的大正年代的人而言，是何等受欢迎，又何等具有慰藉作用。第一位登场的人物是北一辉，他在求知道路之初是尼采和日莲宗佛教的浪漫信徒。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社会氛围浮躁，日莲宗提出一种说法，认为帝制日本终有一日会站在统一世界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要先打败犹太人和民主党。这里很明显能看出俄国宣传的痕迹，日本人都没怎么听说过犹太人是何方神圣。

从家族背景来看，北一辉既不排外，也并不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他的家在遥远的佐渡岛，贩售清酒的父亲是民权运动坚定的拥护者。北一辉自小沉迷于绝对个人自由理想，但民权问题在他眼里实在是太小儿科。他对和平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崇尚的是绝对真理和快刀斩乱麻的意志行为。个人主义思想令他和许多同龄日本理想主义者困惑不已。北一辉推崇尼采，深受其熏陶，开始试着通过将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来克服个体疏离感。1911年，见证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他兴奋异常，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很快，北一辉满脑子都想着要在日本闹革命。

对于北一辉，革命暴力的宗教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这是一项个体精神解放行为。他结交极右翼阵营成员，起草政治传单，鼓吹由天皇担任宗教元首（führer）的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认为，国家已经被腐败寡头、官僚、银行家和实业家绑架了。寡头们以一部言辞模糊的明治宪法，限制天皇的政治权力，欺骗日本民众。日本需要一场政变，将绝对权力还给“人民的天皇”。个体只有在和天皇以及国家完全捆绑在一起后才能得到解放。在北一辉的笔下，国家是一种有机体，一种吸收所有个体臣民“小我”的“大我”。而帝国之上还有一片极乐世界，人在往生极乐后可以成佛。至此，北一辉与他理想主义的父亲渐行渐远，他心里惦记着一项神圣的事业，愿意为之而生，或者更重要的是，愿意为之而死。

北一辉的事业对陆军少壮派军官格外有吸引力，他们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和北一辉一样将国家的腐朽堕落归咎于世故的城市资本家。在一腔暴力理想主义热血的驱使下，部分军官于1936年2月发动政变，企图将绝对权力交给天皇，并清除卖国贼和贪官污吏。政变被粉碎了，作为幕后指挥的北一辉被捕。要是政变成功，他本可获任为无任所大臣 ，但他最后连同其余十六人一起被处决。

北一辉的故事印证了一点，日本社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已变得一点即燃、一触即发。他并非只是游走在右翼极端思想丑陋边缘的怪胎。自20世纪20年代初，他定期会见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大将，后者在海军界的影响力犹在。北一辉的神秘沙文主义学说既具有革命性，又高度迎合那些视民主为敌的强权派的勃勃野心。他被处决后仅两年，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就写道，日本帝国服膺神旨，“以血缘为纽带，远超区区道德，然陛下以超凡之道德形象见于世人……”。请留意“区区”一词。这段话说是北一辉写的，也不为过。

高村光太郎的生涯没有北一辉那般跌宕起伏，此君也无甚政治影响。他是个雕塑家、诗人，但其一生或许较北一辉更清晰地显示出，想在早期的现代日本追求个人主义是何其困难。高村对于西方和本国的态度是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经历的一种极端写照。

作为著名雕塑家之子的高村对欧洲艺术情有独钟，尤爱罗丹。结束了在东京的西方艺术教育后，他于1906年来到纽约，开始写诗，之后移居伦敦，结识了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最终，他在1908年时辗转至巴黎这座接纳了他所热爱的罗丹和波德莱尔的城市。翌年回到东京，高村过上了西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生活，他厌恶明治日本的闭塞和沉闷，常以此对比巴黎的海纳百川。在一首名为《日本人》的小诗中，他宣泄着对同胞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些个“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这首诗作于1911年，彼时的高村回忆起旅居西方的时光，心情还是颇为愉悦的。他直言在巴黎时无忧无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哪国人，这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很不寻常。或许他觉得在东京难以过上巴黎的那种波西米亚式生活吧：在熟悉的环境里反而会生出疏离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高村诗歌的基调变了，隐约能从中读出一丝愤愤然的疏离感，间或显得狂躁。如今谈起旅欧岁月，浮现在脑海中的尽是些寂寥落寞和遭受排挤的片段。诗人不无苦涩地忆起他和一位法国女子的情史。一夜春宵后的早晨，他在镜中端详自己这个“蒙古人”，这个黄皮日本佬。自轻自贱的情绪逐渐蜕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沙文主义思想。到了30年代，他写了一堆歌颂日本武运长久的诗，似乎战事一开，他总算可以如释重负地使用诸如“我的祖国，日本”或“我们日本人”这样的字眼了。他还写了一首给蒋介石的诗：

我的祖国日本要摧毁的不是您的国家，先生，

我们只是在摧毁反日思想。

他终于从西式个人主义的紧张感中获得了解脱。

此类情绪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能引起广泛共鸣，这让对抗国家统一和天皇崇拜的政治宣传成了一件难事。共产党人和部分激进派社会党人还在坚守阵地。尽管面临审查，批评性报道还是层出不穷。但随着时间推移，自由派陷入强硬左翼和暴力右翼的夹缝之中，原敬的政友会和滨口的民政党等主流党派对此作壁上观。20世纪20年代末，下院投票通过一系列压制政治异议的法律。在有党派政治家的支持下，警察镇压激进左派，许多社民党人也未能幸免。政客本想保全议会权力，但在努力无果后，反倒倒向了他们在官僚系统、朝野和军中的沙文主义政敌。最终，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他们自己也被绞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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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乡平八郎大将对北一辉的革命理论饶有兴致，但他还肩负着带教下一任天皇的使命。皇太子裕仁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日俄战争的另一位英雄乃木大将。乃木切腹自杀、为先皇尽忠后，东乡接任太傅一职，辅导年轻太子的课业。裕仁几乎完全与世隔绝，苦练射击、识地图、兵法和骑马等军事技能。他身材矮小、性情敏感又不善言辞，天生就不具备尚武气质，但他尽力做到最好。

裕仁年轻的头脑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思想，既有19世纪末水户学派本土论的影响，也有来自最新日耳曼种族理论的熏陶。他被灌输了一套日本种族纯洁和皇族血脉神圣的说辞，似乎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日本人与“雅利安”民族之间的达尔文式抗争也是学习的重点，但最要紧的是，他被时时提醒要警惕“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毒草”。天皇制的存续是皇室最高职责，他的老师因而极其担心民主思想会有损天皇制的威严。1918年，欧洲君主制土崩瓦解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民心震动。德皇威廉二世的下场被当成一则警世寓言。实际上，裕仁所受的教育正是对苦苦挣扎的大正民主的某种反宣传。

这并不是说他被训导要与右翼极端分子站在一起，重要的是秩序和国家统一。当裕仁表达对“极端思想”的担忧时——他屡次做出上述表态——他心里怕的其实不是北一辉等右翼，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或者简单来讲就是民主。社会和谐、秩序井然有赖于种族同质化、军事纪律和忠尊君王的共同意识，任何其他事物只会扰乱纲常，分化国家，结出自私和混乱的果实。

1922年，裕仁受封摄政，他那倒霉的父亲则退居幕后。但就在这之前，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验了自由是何种滋味。1921年，欧洲行被定为皇储学习过程中的一节“必修课”。一些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在西方的耳濡目染会玷污裕仁纯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他人则担心这位笨拙的青年会使日本在外国人眼中低人一等。但他还是启程了，路过香港，经由新加坡，借道锡兰（今斯里兰卡），来到英、法、荷、意四国。此行令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新鲜事：比如人们随身带钱，搭乘公共交通时要付钱。英国贵族举手投足间无拘无束，甚至在白金汉宫也不例外，这一点令他印象颇深。宫廷内的人居然表现得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此情此景想必一定让裕仁吃惊不已。感慨于阿索尔公爵（Duke of Atholl）和其领地内领民之间亲密关系的裕仁表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们无须担心会滋生极端思想”。回国后，他尝试模仿英伦风范，但除了爱上并吃了一辈子的培根煎蛋外，这种模仿很快便宣告结束。

大正天皇卒于1926年，其子裕仁登基引来媒体广泛关注。报纸和电台不分昼夜地报道新天皇参加插秧仪式、人们挥旗游行、万灯节、授勋仪式和各式各样的神道教仪式，其中有些是新近才产生的。关于日本性精华和国体论的书籍汗牛充栋，讲座一场接着一场。不断有人对异见的危险性发出警告。学识渊博的人指出，敬仰祖先、君民连心、祭政一致等观念不仅是日本的道统，也是“科学”的准则。1925年颁布的《治安维持法》后经修改，扩大了“特高课”的权力，后者也加倍努力地铲除大学、报馆、出版社等机构内的激进分子。为了捍卫国体，军部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特高课”。

所有这一切的高潮发生在1928年11月14日，准确的说法是：裕仁天皇在伊势神宫与祖先天照大神彻夜长谈后，于次日早晨正式重获新生，化身为一尊活神仙。两周后，新天皇一身戎装君临东京，不动声色地看着三万五千名军人列队从他面前走过。这之后，他还检阅了拥有两艘航母、两百零八艘战舰和三十九艘潜艇的帝国海军。当天，千百万打开收音机的日本人以及旭日旗飘扬之地的每个人，都通过广播听见了军靴行进、礼炮轰鸣和海军战机低空飞行时的声音。昭和时代——昭和意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来临了。 FKUGRs4bBm6xJk9nMiHuYPvX9KL1a649u9xd5SPzRPL0TwfYi2jP0QwRWsq6M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