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献

要是想通过一本书了解近现代日本史的话，马里乌斯·杨森（Marius Jansen）的《现代日本诞生记》（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囊括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此书令我受益匪浅。不过，其他经典作品一样不容错过，比如由费正清（John K.Fairbank）、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和阿尔伯特·M·克莱格（Albert M.Craig）共同创作的《东亚：现代化转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0）一书，这部参考资料我沿用至今。

在撰写德川日本与西方的冲突时，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日本发现欧洲：本多利明与其他发现者，1720——1798》（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Honda Toshiaki and Other Discoverers，1720–1798.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2）令我获益良多，尤其是谈到启蒙帝国主义者本多利明的那部分。彼得·布斯·威利（Peter Booth Wiley）的《众神之国里的美国佬：佩里司令与日本开国》（Yankees in the Land of the Gods：Commodore Perry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New York：Viking，1990）既风趣又全面地记录了佩里将军来到日本以及其所引发的政治纷争的来龙去脉；佩里的翻译卫三畏的引语便是摘自此书。在写到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识界氛围时，我参考了丸山真男的《幕府日本思想史研究》（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和格兰特·K·古德曼（Grant K.Goodman）的《日本：荷兰经验》（Japan：The Dutch Experience.London：Athlone，1986）。另一部重要文献是鲍勃·若林忠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的《日本现代早期的排外主义和西学》（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其中收录的水户学派及其分支的资料弥足珍贵。讲述由剑客转型成为宪政主义者的坂本龙马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我采用的是马里乌斯·杨森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读者若想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状态，请参见杨森的《德川世界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要想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化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读上几本夏目漱石的小说，特别是1914年问世的《我是猫》。唐纳德·金在《西方的黎明：日本现代文学》（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4）一书中谈及了这部小说及当时其他作品。金本人很有明治时期的风骨，他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指引，还有着美妙的译笔。拙作引用的高村光太郎的诗歌译文便是出自金之手。我摘用的另一位明治时期名人福泽谕吉的语录则出自《福泽谕吉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译者是清冈瑛一。

关于明治年间的戏剧创作，J.托马斯·莱默（J.Thomas Rimer）的《迈向现代日本剧院：岸田国士》（Towards a Modern Japanese Theater：Kishida Kuni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要想了解日本早期电影史的话，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约瑟夫·L·安德森（Joseph L.Anderson）的《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The Japanese Film：Art and Industry.New York：Grove Press，1959）依旧是一部扛鼎之作。茱莉亚·米奇——佩卡里克（Julia Meech-Pekarik）的《明治浮世绘的世界：对一个崭新文明的印象》（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Impressions of a New Civilization.New York：Weatherhill，1986）的内容远不止浮世绘，全书配有精彩的文字介绍。我从她的书里选用了皮埃尔·洛蒂描写鹿鸣馆内景的段落。三岛由纪夫对于明治时代假道学发出的嗟叹出自他为矢头保的精美摄影集《裸祭》（Naked Festival.New York：Weatherhill，1968）所作的序言。这本书居然已经绝版，着实令人愕然。

在写到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我想不到有比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的《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末年的意识形态》（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更加出色、也更引人入胜的作品了。要是没了这本书，我就真是束手无策了。关于日本的帝国建设，窃以为拉蒙·梅耶斯（Ramon Myers）和马克·皮蒂（Mark Peattie）编著的《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不可不读。在写到民权运动等反抗当权者的叛乱时，罗杰·W·鲍温（Roger W.Bowen）所著的《明治日本的叛乱与民主：民权运动中的庶民》（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A Study of Commoners in the Popular Rights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派上了大用场。

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低城、高城：从江户到大地震时期的东京的东京》（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83）以挽歌般的笔触描写了大正年间的东京，勾起了人们的思绪。此书当和塞登斯蒂克翻译的怀旧派巨匠永井荷风的部分作品搭配在一块儿看，如果硬要挑其中一本的话，非《墨东绮谭》莫属。北一辉的文字读起来就没那么令人畅快了，但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或许同样趣味盎然。拙作中的引语摘选自《北一辉论》（东京：现代评论社，1981年），作者是松本健一。不过有关北一辉的英文类权威读物还要看乔治·M·威尔逊（George M.Wilson）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Radical Nationalist in Japan：Kita Ikki，1883-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D.C.霍尔顿（D.C.Holtom）的《现代日本与神道教民族主义：当代日本宗教趋势研究》（Modern Japan and Shinto Nationalism：A Study of Present-day Trends in Japanese Relig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也很有意思，但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记载1936年政变的一部重要文献是本——阿米·施罗尼（Ben-Ami Shillony）的《日本之乱：少壮派军官和二·二六事件》（Revolt in Japan：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1936 Incid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在撰写日本皇室近代史，特别是裕仁的教育经历时，我参考了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Bix）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诞生》（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从中获益匪浅。

“满洲”如今已有许多人著书讨论，但没有一位作者在写到这个话题时可以忽略路易斯·杨（Louise Young）的《日本的大一统帝国：满洲与战时帝国主义文化》（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我大段借鉴了其中的内容，特别是讲述大众文化和政府宣传的章节。南京大屠杀或许比起“满洲”更有话题性，几乎每一本以此为题的书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想了解日本自由派／左派的观点，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New York：M.E.Sharpe，1999）不可不读。我在拙作中引用了一段参加过南京攻城战的日本兵的话，出处是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Brackman）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The Other Nuremberg：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London：Collins，1989），该书完美地记录了东京战争罪审判的经过。诺门罕战役在阿尔文·D·考克斯（Alvin D.Cox）的《诺门罕：日本对抗俄国，1939》（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

关于偷袭珍珠港，最出彩、同时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戈登·普兰奇（Gordon Prange）的《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McGraw-Hill，1981）。在写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的外交风云时，我参考了拉尔夫·E·夏弗（Ralph E.Shaffer）编著的《迎向珍珠港：日美外交往来，1899——1941》（Toward Pearl Harbor：The Diplomatic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京：大和文库，1978年）中罗列了一些日本人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我引用了其中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话。读者可能不同意约翰·W·道尔（John W.Dower）在《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一书中的部分前提假设，我也一样，但是作为一部记录战时日本人心态的史籍，道尔的这部书提供了海量的资料。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1931-1945.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6）同样涉及这一题材，虽然较前者薄得多，但内容一样发人深省。此外，我还一遍遍翻阅了入江昭的《权力与文化：1941——1945年的日美战争》（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在罗伯特·J·布托（Robert J.Butow）的《日本的投降决定》（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载。而若想了解战争全局，同时又能接受左派/自由派偏见的话，可以参考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1931——1945》（The Pacific War，1931-1945.New York：Pantheon，1978），这本书仍不显过时。

在我看来，所有以盟军占领时期的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当中，最出色、最详尽、同时也最公允的一部当属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New York：W.W.Norton，1999）。要想了解内幕的话，不妨查阅《重塑日本：美占期的“新政”》（Remaking Jap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New York：Free Press，1987）一书，作者是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编校工作由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操刀。关于占领时期的文化政策，平野共余子的《史密斯先生去东京：美占期的日本电影，1945——1952》（Mr.Smith Goes to Tokyo：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1945-1952.Washington，D.C.：Smithsonian，1992）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视角。除了前述的阿诺德·C·布拉克曼的书之外，任何东京审判的研究者都绕不开理查德·H·米尼尔（Richard H.Minear）的《战胜者正义：东京战争罪审判》（Victor’s Justic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该书犀利的观点只是其若干亮点之一。此外，梅里安·哈里斯（Meirion Harries）和苏希·哈里斯（Susie Harries）经过十分扎实的研究而写成的《藏剑入鞘记：日本之非军事化》（Sheathing the Sword：The Demilitarization of Japan.London：Hamilton，1987）也令我收获颇丰。

丹·库兹曼（Dan Kurzman）的《岸信介与日本：追寻太阳》（Kishi and Japan：The Search for the Sun.New York：Astor-Honor，1960）对于岸信介这个老流氓过于褒奖，话虽如此，这本书还是挺有用的。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东京崛起：大地震之后的城市》（Tokyo Rising：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90）完美地回顾了东京废墟间的众生相，以及这座城市之后的重生。大岛渚的日记选自其散文集《体验的战后映像论》（东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若要从保守派的视角来探讨战后宪法的话，我向各位推荐（我也引用过）片冈铁哉的《宪法的代价：日本战后政治的起源》（The Price of a Constitution：The Origin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s.New York：Crane Russak，1991）。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是一本分析战后经济的好书。而在纪实方面，大卫·J·陆（David J.Lu）所著的《日本：一部纪实历史》（Japan：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M.E.Sharpe，1997）对我帮助很大。

当然，还远不止上面这些，一些杰出的学术著作并未列入这份简短的书目。我在撰写这部简史时，将参考书目限定在那些于我特别有用的书籍。我只能希冀这本小书起到“开胃菜”的作用，激发人们对后续“大菜”的胃口。 NX37WBAwCGcm1IBUIwrlRrm88K5PUNG4E/CvNsd9VgrBojy1+oS8zqXfS9UXxu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