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圣诞夜，一位身材瘦削、穿着寒酸卡其制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从巢鸭监狱获释。他的两瓣柔唇一咧，露齿一笑，坐上一辆美军吉普。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刚刚结束了在巢鸭监狱的三年刑期。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东条将军手下担任商工省大臣。在此之前，他是“满洲国”的工业大总管，堪称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 ，战时曾负责军需和劳工事务。倘若说打天下要靠军人的话，那么守天下要靠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旧雨新知，岸信介在巢鸭监狱里都遇上了。和他一间房的狱友名叫笹川良一，20世纪30年代期间曾担任一个小型法西斯政党的党魁，还因为在中国占领区从事敲诈勒索而声名狼藉。战后，笹川靠着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开设大型赌场），大举敛财。战时结下的人脉和大笔来路不正的资金，奠定了他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不可一世的幕后大佬地位。笹川和岸信介于同一天获释。用不了十年，后者就将坐上日本首相的宝座。

不过，1948年掌权的依然是吉田茂。尽管两人活动的圈子都很高调，但岸信介和吉田都不喜欢对方。出生于土佐地区的吉田身为民权运动家之子，是个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反观岸信介，祖上是长州藩士，自然会拥护狂热的日本右翼。吉田行事生硬，人们说到他，至今还会记起他曾在国会怒骂一位社会党议员是“该死的蠢货”；相形之下，岸信介为人处世更圆滑，也更有魅力。然而，自从踏入东京帝大时起，直至自己漫长的仕途结束，岸信介出于本能，一向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年轻时，他崇拜北一辉这位1936年军事政变背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煽动家。在当年那场美浓部和右翼对手的宪政大辩论中，岸信介倒向了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满洲国”任职期间，他与东条英机和关东军走得很近。1939年，他赞成和纳粹德国缔结同盟。面对商界与军界之间的纷争，他选择支持后者。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他依然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正义战争”。

尽管岸信介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制的捍卫者，他的政治信仰从某些方面来看依旧带有鲜明的战前色彩。战争爆发前后，他曾标榜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崇尚威权、民族主义，但从他视计划经济为强国富民正道这一点来看，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过。他从来都不相信自由放任或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那一套。1953年，岸信介公开表示反对“放任式”政策。他指出，日本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式的产业规划，“务必精心实施——比如俄国的五年计划”。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刚刚造访过西德（联邦德国），满心欢喜地邂逅了老同事、原纳粹经济部长希亚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岸信介治理经济的思路过去十分接近日本的主流思潮，日后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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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保守派领导权的争夺中，岸信介鼓动人们相信吉田对麦克阿瑟卑躬屈膝，是个“美国小子”，是那种好“日本佬”，唯司令官大人的马首是瞻。这么说吉田有失公允。1951年，麦克阿瑟搭乘飞机返回美国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他的身份是负责与日媾和的特使。两人通过电台，“地对空”商讨此事。杜勒斯得到指示，要求他对日施压，责令其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吉田，以及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已经和华盛顿周旋了好几年。麦克阿瑟在1948年表示这么做会违背他的原则，会让美国人在“日本人民眼中显得无比可笑”。即便上头盯着他，要他责成日方组建一支国家警备队，他却依然念叨着日本应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虚与委蛇，能拖则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违令不遵已无济于事。于是，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来的美军军装，接收了机枪、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装备。吉田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帝国陆军老兵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被部署在工业区周边，镇压共产党骚乱，但不久之后，这支警备队的装备变得更加齐全，并更名为日本自卫队。

杜勒斯要的可不止这些，他希望日本有一支三十五万人的军队。吉田对这一明确违反“和平宪法”的举动予以抵制。他警告称，这么做会引发巨大的动荡，不光日本要遭殃，还会波及整个亚洲。为了证明这一点，吉田私底下还邀请社会党成员在他办公室门前抗议示威。他把自卫队的人数控制在七万五千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吉田视之为一场胜利。美国将无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驻军的权利；冲绳会成为美国政府管辖下的巨型军事基地；日本也承诺将来会承担起本国防务的责任，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这一天来临之前，日本的国家安全将交由美国负责，而它自己则可以放手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上。1951年12月，美日两国在旧金山同时签署《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本重获主权，但仅仅是有限主权。“和平宪法”的问题无人再提，“吉田路线”就此诞生。

军事占领的结束意味着日本人总算可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了。在左翼知识分子、日共和工会领袖的煽动下，学生和工人于1952年的五一节这天发动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示威人群在皇宫广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开了枪，还动用了催泪弹和警棍。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多人严重受伤，混乱中还有人遭踩踏。这场镇压并未浇灭日本知识分子和左派胸中的怒火。他们常对苏联抱有幻想，出于负罪感，同中共团结一心，意欲摆脱和美国签订的安保协定。日本曾妄图成为一个西式的帝国主义强国，为了表示对这一历史错误的忏悔，这一次，日本要和亚洲邻国站在一起，再也不同他们兵戎相见。归根结底，“和平宪法”里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日本左派将麦克阿瑟将军颁布的宪法第九条奉为圭臬，视同神谕。

岸信介等右派既渴望在冷战中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同时又主张修宪，更改涉及天皇世俗新地位的第九条和第一条。吉田等务实的保守派则乐见美国人对付共产党——日本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即可——并希望宪政之争就此偃旗息鼓。可以说，这种愿望既实现了，也落空了。想要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表决通过。鉴于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右派的怨气便以各种形式爆发了出来：暴动、围绕日本战时历史的口水仗、教科书风波、反美言论以及满大街跑的广播车，车上的暴徒身穿军装，高喊右翼复仇主义口号。

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黑泽明佳作不断。然而，电影也是呈现左右两派反美情绪的绝佳载体。右派的代表作如《战舰大和》和《太平洋之鹫》歌颂了帝国海军的英勇气概以及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海军将领。左派也推出了《广岛》这样的宣传片。这部得到激进的教师联盟赞助的影片将原子弹爆炸描绘为一起种族主义行径。影片结尾有一幕：美国游客来到广岛，购买用罹难者骸骨制成的纪念品。同样红极一时的还有讲述美国兵在军事基地周边奸淫妇女的准色情片。这类“黄片”十分走俏，是红火的性产业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银幕幻想流露出鲜明的恶意。在一部脍炙人口、后被翻拍成电影的连环画里，爱国的女主人公、一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为了让美军染上梅毒，不断地和美国兵上床。这一主题后来还被移植到了东京上演的一部名为《立川飞行场：被强夺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戏里。

即便广岛和长崎是反美和平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日本左翼也没有粉饰本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反，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批判要甚于德国，间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反省为目的、将自己在华期间所施暴行记录成篇的陆军老兵被人诬陷是共产党；出版社面对右翼暴徒的威胁，只得将书下架。话说回来，知识分子圈和颇具声望的教师联盟宣扬的“正确路线”又太过教条：在同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天皇体制”斗争的解放战争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战士；广岛原子弹爆炸应将日本塑造为一座和平灯塔；亚洲范围内的新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不依不饶，坚称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一问题逐渐取代了围绕宪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辩论。每当左派直陈日本战时行径罪恶滔天，并以此为据主张宪政和平主义时，右派就会矢口否认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会比其他参战国更加作恶多端。教师联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间旷日持久的教科书风波便是这一政治分野的例证。1953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谈及宪法第九条时，称这是“无心之失”。这一条款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近代史时分歧严重，个中理由与历史无涉。日本的大众媒体围绕战争论战不断，其中一大特色是专业史学家旗帜鲜明地置身事外，他们倾向于只在学术刊物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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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要不是那么僵化教条、擅长内斗的话，或许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更大的建树。经过1952年的暴乱，日共开始显出颓势。它本想将边缘弱势群体如朝鲜人、社会弃儿和散工团结在红旗之下，但是疾风骤雨式的整肃和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其越来越边缘化。反观面临左右之争的社会党，则依旧掌控着下院近三分之一议席，时而多些，时而少些。他们有全日本最大的同业工会撑腰，后者势力依旧如日中天，为首的均是强硬的左翼人士。保守派则分裂为民主党和吉田麾下的自由党两大阵营。

到了1955年，一度有迹象显示社会党可能掌权。左右两派冰释前嫌，合并为“日本社会党”。这对自由党和民主党形成了触动，两党在一系列相互中伤和使绊子后，组建了“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除了促成这桩联姻的岸信介外，大企业也在背后加以推动。自民党首任总裁是鸠山一郎。同岸信介一样，鸠山也是旧“国体”精英中的元老，曾因在1930年代弹压言论自由而遭到麦克阿瑟的清算。这一政坛新格局日后得名“55年体制” 。

1955年12月，就读于京都大学、即将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导演的某位激进青年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十年，民主力量表面上看似遭遇挫折，实则取得了进步。狂暴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民如今当家做主，我们步入了一个务实的时代。”但用不了几年，大岛渚的上述幻想就会化为泡影。

日本社会党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先天性缺陷，而且还是自身造成的。一方面，左右两派合并后，左翼独揽党内大权。尽管和平主义在日本深入人心，社会党奉行的纲领却是在亚洲范围内领导工人革命，反抗资本主义，这与多数日本人的务实抱负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自民党很快将“55年体制”变成了“自民党体制”，在大企业、华府、高级官僚和一个偏向保守农村地区的选举制度的帮助下，自民党打造了一台强大的政治机器。金钱是其运转的根本，来自建筑公司、黑帮、实业界、中情局和贸易公司的政治献金通过一张利益勾兑的网络，流进流出。只要钱源源不断流向自己的票仓，长袖善舞的各派系成员便有望终身连任议员。派系的核心是手握实权的大佬，他们轮流坐庄，出任党魁和首相，这样一来，人人都有机会分得一杯羹。想要运转顺利，“自民党体制”离不开幕后的操盘手，诸如笹川良一和儿玉誉士夫等昔日的投机分子便有了用武之地。每位自民党首相上任之初都立誓要打破派系政治，但无人成功。社会党直到四十年后才重新掌权，但不久即黯然下野。

这样说来，导演大岛渚所言不虚。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只不过这个时代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1956年的日本人陶醉在一句新口号中：“战后时期已经终结。”这也是《经济白皮书》的开篇词，这份文件拉开了将近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序幕。日后，尽管日本知识界和政界普遍将经济成就归功于古代的日本美德——服从、自我奉献、勤勤恳恳，抑或是“民族性格”——譬如心灵手巧、高度敏感、集体意识，但不得不承认战后繁荣既有日本人自己的功劳，也要拜美国人所赐：论贡献，麦克阿瑟和道奇与战时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难分伯仲，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实现了从战前“国体”向“自民党体制”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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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激进左派的颓败还体现在另一场动荡中。岸信介于1957年当选首相后，一心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悬而未决的宪法问题。日本若要恢复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就得修改“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安保条约》授权美国在日本领土上为所欲为，不少日本人——有左派也有右派——不由联想起19世纪60年代的不平等条约。美军基地不断遭到愤怒民众的袭扰。岸信介意欲修宪，不仅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还因为他希望见到一种两个保守派政党相互制衡的体制。他相信，只要对宪法尚无基本共识，且日本继续蒙受不平等条约之耻，那么日本政坛就仍会深陷激进左翼和保守党之间的纷争，加上后者独揽政权，极易造成腐化。撇开他过去的种种劣迹不谈，岸信介的这番分析事后证明十分正确。

为了给日本走向自强铺平道路，岸信介先是不辞辛苦地出访东南亚，为日军暴行道歉。他还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Dwightd Eisenhower）总统一起打高尔夫球。尽管如此，修宪的尝试还是无果而终。但他仍极力拉拢左派和保守派来支持他修改《安保条约》。问题在于，信任旧官僚的人实在寥寥无几。政府原本计划扩大警方职权，结果事情搞砸了，引发了国会大厦外的一场骚乱。岸信介还在学校里推行“德育”，此举颇有战前爱国主义宣传的遗风，无怪乎社会党人对于修改《安保条约》会一反常态，转而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华盛顿方面答应他的改进不足为道，无非是今后部署美军兵力和装备时会同日本人“商量”。艾森豪威尔计划造访东京，落实了新协定，这多少算是有些成果，但还不够。到了1959年底，学生中的激进派开始冲击国会，朝门上撒尿泄愤。参与示威者先是几万，后扩大至几十万人的规模，警方设立的路障被捣毁。在和平主义爱国思想的感染下，憎恶岸信介的自由派报纸纷纷声援抗议《安保条约》的活动。警民冲突中，一位年轻姑娘遭踩踏身亡。不久后，将近一百万人涌上街头，用英语高喊“美国佬滚回去”！

社会党总裁浅沼稻次郎直言“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被一名右翼暴徒刺杀身亡，这一幕重蹈了战前日本政治的覆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使在乘车离开机场途中遭遇暴徒袭击。纵然各大帮派在老政治煽动家儿玉誉士夫的组织下承诺协助警方为艾森豪威尔开道，总统的日本之行还是取消了。一时山雨欲来，革命似乎近在咫尺。所有针对旧秩序的憎恨和猜忌，以及对美国的反感（人们指责美国扶植旧秩序的说法不无道理），仿佛黑云压城一般，笼罩在东京街头。岸信介曾动过征调自卫队的念头，好在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1960年5月，国会内部一样也不太平。条约在奏报下院批准时遭到社会党人的抵制，他们先是想方设法阻碍辩论，接着还把议长关在办公室内。曾在远东军事法庭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议长只好下令让防暴警察冲进来，把他救出去。子夜过后，在警方的保护下，自民党强行通过决议，在没有一名社会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批准通过了条约。岸信介赢了，但也只是险胜。他自知必须下野，有人想要他的命。他的仕途在战后曾柳暗花明，大放异彩，如今再度走向终点——表面上是这样；暗地里，他依旧操纵着局势，不容小觑。

倘若说作为公众人物的岸信介大势已去，同样的话还可以用来形容激进左派。1960年，日本曾爆发过一场历时数月的血腥罢工。罢工方是煤矿工人，起因是政府采用石油应对日本能源需求的决定导致了矿工失业。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抗议越战的学潮层出不穷，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如同后来的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的激进左派中也分裂出若干残暴的派系，其成员通过劫机、投放爆炸物等方式以达到推动世界革命的目的。然而，60年代那段风云岁月一去不复返。招人厌的岸信介充当了吸引公众怒火的“避雷针”，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乏味无趣的金融官僚，即吉田茂的门生池田勇人。池田也没有解决日本的宪法问题，他的应对策略是索性不去管它，另辟蹊径以平息人们的不满、弥合分歧。

1958年，岸信介曾召池田入内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池田下辖的通产省，前身是岸信介昔日把持的商工省，战时曾改名为军需省。通产省处于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池田借鉴了某位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的观点，承诺让全体日本人富起来。他在1960年12月出台了“收入倍增计划”，有意识地将国民的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财富的公平分配博得了日本社会党内温和派的支持。池田希望，有了钱，人们会彻底忘掉政治。能干的技术官僚心怀国家福祉，引领日本经济继往开来。他们的存在，确保了自民党统治的国家里一派稳定繁荣的气象。这正是“池田路线”的要义。

爱惹事的左派工会无外乎两种下场：一是被黑帮缠上，二是在私人企业工会的新制度下日渐式微。在私企，工会承诺将员工视为企业大家庭的子女，加以善待。规模最大的那类公司向员工提供终身雇佣合同，以换取后者的绝对忠诚。所有这一切安排虽常被形容为古老的日本传统，但其实是“池田路线”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池田路线”还意味着无休止的大兴土木。举国上下，日本城市与乡村，成了一片大工地，公路、桥梁、水坝造个不停。这对建筑公司及其黑帮附属而言是利好消息，同样受益的还有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日本产业界、给乡村选民打开财源的政客以及自民党自己——每个新上马的建筑工程都会带来一笔贿款和献金，令其赚得盆满钵满。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完成了预期目标。曾经险些将国家撕裂的那些分歧如今仅见于社会边缘：右翼暴徒依然扛着旧战旗，开着广播车巡街，高分贝播放着军队进行曲；学生中的极端激进派在残酷的锄奸过程中斗得你死我活。不过，多数日本人在经过举国繁荣的新时代洗礼后，政治上已经变得很好糊弄了。人们一谈起东京市内拔地而起的仿造埃菲尔铁塔时，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话说这座“山寨埃菲尔塔”比实物还要高。1964年，第一列子弹头列车仅用三个半小时，便跑完了东京与大阪之间的路程。这一年，世人齐聚东京，共襄奥运盛会。此时此刻，日本人终于不用再窝里斗，也不再与世界为敌。

完成了使命的池田于奥运会举办当年与世长辞，取而代之的是吉田茂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佐藤荣作。佐藤是岸信介的亲弟弟 ，他就像个“催眠精灵”（sandman） 那样，在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打太极的办法。他的外交政策说来简单得很。佐藤尝言：“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佐藤满口的和平论调，为此他于1972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0gO64ksXFZarqHYEc5hj1KF+w6SGL30SZ2eUDX4224o2tukWqB3vF0ojyLghJw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