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日本的对外战争究竟是何时爆发的？其导火索是1931年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抑或是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国内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史学家甚至对如何命名这场战争都无法达成一致，因为每个人对开战时间的认识都不同。右翼民族主义者依然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战时讲法，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这种称法的潜台词是，日本打了一场对抗西方帝国的亚洲解放战争，至于1941年前的侵华战争则被轻描淡写地叫做“事变”。其他人则只肯承认“太平洋战争”，似乎除了对美作战外便再无其他战事。而对本国战时历史颇有微词的左翼将日本的对外战争视为殖民征服，始于1931年吞并满洲（中国东北），故称之为“十五年战争”。

有个叫林房雄的人，于大正年间开始做学问，他起初信奉共产主义，但如许多人那样，最终转投右翼民族主义的怀抱。他的修正派著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写于日本战败多年后，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日本经历了一场百年战争，最早的对手是美国准将詹姆斯·贝特尔（James Biddle）。他于1846年率部赴日，最终铩羽而归。贝特尔本想迫使日本开国，却遭到一名日本守卫的一顿痛殴。自此，日本就同西方较上劲儿了。

林房雄的观点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政治宣传：日本总是被描绘为西方强权的受害者，列强的一再欺侮令日本拍案而起，为亚洲人民而战。侵华战争的某位主要策划者在1945年后接受审问时曾说道，佩里准将和他的黑船才是战争元凶，因为佩里硬生生地将日本从与世无争的孤立状态中拖拽出来，并将其推向大国争霸这一无情的国际格局。人们在较为反动的日本刊物中依然能接触到上述观点，鉴于此类期刊比自由派出版物更能博人眼球，上述看法引起关注也不为怪。当然，不管如何命名这场战争，毋庸置疑的是，1931年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日本开始对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侵略。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这一时间节点本可再往前推。尽管一位中国军阀盘踞满洲，统治着这块半独立性质的私人领地，但日本人的势力已经坐大。关东军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其中包括哈尔滨和奉天在内的多数大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和旅顺则早已处在日本的直接管辖之下。然而，军部蠢蠢欲动，不满足于现状。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彼时正重创日本，部分年轻官兵心中开始滋生一股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东京，右翼狂徒和少壮派军官不仅煽动人们仇视商人和文官，还密谋政变。在中国，蒋介石的北伐军意图统一全国，建立国民政府。中国人视满洲为国土的一部分，尽管日本人签署过协议予以承认，心里却不这么想。日本人倾向于将满洲视为一片没有法律的无主之地，而日本能为其带来秩序。考虑到中国末代王朝存在了大约三百年，中国人对满洲的领土主张可谓合情合理。至于大半个中国属于法外之地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日本侵占他国领土的理由。

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随处可见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官、右翼梦想家和具有革命思想的亡命徒。石原莞尔中将可说是集这些人的特点于一身。他智慧过人，长着一张娃娃脸，为人桀骜不驯，曾在旅德三年间接触了风靡一时的全球种族战争思想。在他看来，最终的大结局势必是白人和黄种人之间的一场激烈较量，日本和美国则是一对主要对手。同北一辉这位军中极端主义者的思想导师一样，石原也是日莲宗信徒，幻想全世界同处一片日本帝国的屋檐下。但在这之前，他要先设计让日军进占满洲，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打造为“人间天堂”。

1928年，关东军炸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列，日本人反诬中国军人，妄图制造日军出兵的借口。但事不遂人愿，阴谋流产了。裕仁天皇对军人擅做主张的行为惊骇不已，勒令首相辞职，“皇姑屯事件”就这样不露痕迹地被掩盖了起来。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的策划务必更周密才行。9月18日夜，日军在奉天城外的铁路旁引爆一枚炸弹，南满铁路基本没有受损，火车班次也依旧准点，但这起爆炸为攻击驻扎奉天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口实。日本人诬陷后者“阴谋破坏”。为了平息事态，继承父亲东北军大帅之位的少帅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日本人继而宣布把中国军人一律视同匪徒，而关东军既然负责保护满洲的安全，他们便无所顾忌地攻击中国军队。不出六个月，大半个满洲落入日本人之手。中国诉诸国联以求仲裁，日本则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大肆宣传全世界都与日本作对。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有党派政治家、首相若槻礼次郎仍然倾向于对华采取安抚政策。他惶恐不已，关东军正将日本推向战争，他却无力制止，因为自己无权过问军事。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只对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天皇负责，而不是区区一介文官首相。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同样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竭力想要维持同中国和西方的良好关系，可现如今，他却要为日军占领满洲这一既成事实进行辩护——文官政府根本管不住军人——这陷他于不仁不义之境地。惴惴不安的廷臣和谋士纷纷劝天皇不要激怒军队，生怕他们造反，在国内惹出乱子。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则抨击政府胆小怯懦，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驻扎朝鲜的日军开始调防满洲。首相若槻辞职。

他的继任者犬养毅也没能管束住在华的部队，他徒劳地试图阻遏官方承认满洲为独立国家。被反日情绪激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袭击，谁料后者顽强抵抗，海军陆战队只好向陆军求援。日本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日军在沪英勇作战的事迹，以此鼓动公众舆论，在自杀式任务中阵亡的军人得到了“人弹”这一光荣称号。

同前任一样，犬养只能无奈地目睹这一切。他吁请天皇出面干预，但无功而返。为避免激化上海的事态，犬养再度试图制止增兵，没多久便被闯入家中的好战派海军军官刺杀身亡。自此，统治日本的换成了主张“举国一致”的内阁。1932年至1945年间执政的十四位首相中只有四位是文官出身。这既实现了石原莞尔等阴谋家的夙愿，也迎合了东京一些军部高官的心意，他们对石原的所作所为百般纵容。陆、海军大臣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之后都被授予了爵位。

从某种角度看，1932年犬养毅遇刺事件敲响了政党内阁制的丧钟，其意义堪比1933年纳粹上台，唯一的区别在于，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元首。天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假，但他既非法西斯政党党魁，亦非军事独裁者。对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摆布，又在多大程度上积极投身战时政治，我们依旧不甚明了。但只要有他在，提供神圣指引，就没有人可以独揽大权。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顶层软弱、分化，而不是太过强大。国内派系林立，宫廷、军部、官僚系统、国会都有自己的“山头”，远远谈不上“举国一致”。这些派系之间争来斗去的劲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面对外敌时的同仇敌忾。

不同于1933年之于德国的意义，1932年并未斩断日本历史的延续性，原因是宪法从未被废止。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天皇制度完好无损，统治日本的也还是1932年前那批人。政党一直活动到1940年，但多数只是充当吹鼓手，间或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政党政治家依然占据政府职位，国会也照旧议事。他们本可通过拒绝合作来解散内阁。由于还需要其摇旗呐喊，政党政治家算是保住了些许影响力。经历巨变的是各派之间的均势。直到1932年前，宫廷、官僚系统、军队和国会都享有权力，国会始终是最弱的一环，但凭借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党派内阁，其实力有所增长。随着这一格局寿终正寝，日本政坛成了一群廷臣，陆、海军首长和官僚的天下，而他们狂热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们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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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令钳制议会制政府变得相对容易，那就是强大的宣传机器。侵华早期，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无比拥护。正当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抬头之际，日本的演艺界和媒体也都在为帝国的疯狂行径“添柴加火”。无论对于日本还是欧洲，这都是一个大众政治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重创了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政治因此遭受沉重打击。为了诋毁大正年间的自由风气，官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昭和早期的社会氛围像极了弥漫戾气的明治末年。裕仁天皇被拿来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作对比，裕仁的太傅乃木将军等明治时代的英雄成了备受推崇的楷模。《缅怀乃木将军》（‘憶ひ起せ乃木将軍’，1932年）这出戏大获成功。日俄战争中，肺部中弹、踉踉跄跄却还坚持吹号的英勇司号员再度成为连环画、少年杂志和歌谣共同赞美的对象。爵士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换成了一首首进行曲，歌名透着一股明治末的气息，譬如《皇军出征之歌》（‘皇軍進発の歌’）《军中探子之歌》（‘軍事探偵の唄’）或《啊，我们的满洲》（‘ああわが満州’）。

经济大萧条年代酝酿的所有浪漫抱负、民族思想和焦虑情绪都被倾注到建设满洲这项工程中来。人们被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专家们言辞凿凿，说要是丢了满洲，已经因萧条而伤了元气的日本经济将面临崩溃。满洲会给日本人提供生存空间（Lebensraum），满洲的煤、铁矿是重要的资源。满洲会培育重工业，开设新银行，铺铁路，建机场，造桥梁，开工厂。比日本国内还要先进、高效和漂亮的城市会拔地而起。满洲连同朝鲜、台湾等日本殖民地一起，会并入一个巨大的日元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剥削老百姓，而是要造福所有天皇陛下的子民。政府将牢牢掌控经济。官僚、商界领袖和军事将领同心戮力，为的就是把满洲打造成为一台驱动庞大帝国的引擎。

这一切更多只是一厢情愿，并不现实。从方方面面来看，建设满洲的工程都披着一层虚假的外衣。首先，其经济意义并不像专家认为的那么大。军事战略家和商人在目标的优先性上想不到一块儿，军队和财阀因此向来不睦。工厂、公路、发电厂和漂亮的城市的确是建起来了，且代价高昂。日本官僚在管理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锻炼了本领。一些企业富得流油。日元区刚起步时内部贸易一度很红火，但后来证明这对日本经济更多是一种拖累，而非提振。满洲无法吸收日本的出口商品，而满洲自己生产的商品品质一般，挤不掉从西方进口的洋货。此外，日本国库亏空，无力再支持满洲的工业发展。因此，企业界想把满洲打造成帝国工商业重镇的想法不过是南柯一梦。

但要说骗，这还算轻的。如今得名“满洲国”的满洲表面上是个“独立”国家，皇位上坐着溥仪这位可怜兮兮的清朝末代帝王，他的身旁簇拥着一群谨慎、能干而和善的日本“阁僚”。关于“满洲国”的谎言中有这样一条：其“国民”大部分是满人而非汉人，但实际上满人在满洲早已屈指可数，就算有，也常常和占据多数的汉人难以区分。日本扬言中国不是一个“稳定国家”，因此有权在北方使出强硬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实际上，就算日本人在场面上给足了末代皇帝面子，“满洲国”连傀儡政权都算不上，完完全全就是殖民地。“满洲国”的官员是中国人不假，但人事任命权和政策制定权统统掌握在关东军手中。

中国政府不断对此事表达抗议，国联于是派遣了一支由国际政要组成的调查团，赴“满洲国”调查日本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日本，世人多少还有些同情之声，尤其是在英国。旅行作家等访客惊叹于“满洲国”内日本人的高效作风，在见识了日侨聚居区的整洁、有序和干净后，再来看中国人待的地方，那只能用混乱和肮脏来形容。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鲁无礼，但这无碍铁路旅馆的富丽堂皇。另外，“满洲国”是除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外，另一个火车总是准点的地方。

对日本不利的是，李顿（Lytton）爵士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在报告中认为日本人的主张纯属无稽之谈 。这引发了新一轮的自哀式宣传：西方正伙同中国一起陷害日本。媒体又翻出陈年旧账，其中一些不无道理：1905年签订的和约太便宜俄国了，西方列强不同意日本在1921年扩充海军军备，美国的排日移民政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关于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为满洲”抛洒热血这件事又被拿来大做文章。最终，日本退出国联，其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因为在演讲中称日本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了世界舆论的十字架上，引发一片哗然。

但即便是在最穷兵黩武的年代，日本也并非铁板一块。右翼恐怖分子也许十分猖狂，但是左派并没有消亡，特别是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依旧享有强大的话语权。实际上，某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直活动到了1940年。另外，日本异见者中几乎没有背井离乡、流亡西方的人。这部分是因为多数日本人难以设想离开了日本将如何生活，因为他们既不会外语，也没有人脉；此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为了使他们融入国内新秩序，官方煞费苦心。日本当局没有采用纳粹那套办法来控制潜在异见者。日本左派没进过集中营，他们被“统一思想”的过程看似毫不费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从不觉得自己背弃了理想。

“满洲国”提供了一条出路。它成了许多左翼理想主义者的乐园，他们在铁路公司谋得调查员或顾问的差事，满以为自己正在帮助亚洲人改头换面。模范殖民地的一大优势在于可以放手去尝试，不必面对公众阻力。这让“满洲国”和台湾在建筑师和工程师眼里格外具有吸引力。不仅如此，“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或许发自内心地相信那套要将“满洲国”打造为种族和谐典范的官方宣传。“满洲国”内部最接近政党的组织“协和会”号召“五族”——日本人、朝鲜人、满族人、蒙古人和汉族人 ——和谐共处，听从日本号令。不管其他四个族群如何看待这一安排，但凡是日本人，在大连或奉天的感觉肯定比在大阪或东京更自由，也更惬意。

日本小说家和散文家也纷至沓来，记录“满洲国”无与伦比的现代面貌：火车跑得多快，大连的公园多漂亮，哈尔滨的夜生活多有国际范儿。一些杰出的导演加盟满洲电影制片厂，拿到最先进的设备后，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勇敢的日本拓殖者”“帮助”亚洲同胞的影片。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而也就反西方。泛亚主义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谋而合，所要做的不过是舍弃社会主义，转投某种国家社会主义。

对于冥顽不灵的日本异见者，另有一套打压他们的办法，有时需要使用一定的武力，但通常情况下只需同僚或家人施压即可，或者光是唱反调带来的那种孤独感也足以奏效。这种办法叫“转向”。别的不说，小林多喜二这位共产主义作家就曾拒绝背弃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于1933年死在狱中，八成死于酷刑折磨。然而，尽管这起野蛮行径绝非孤例，类似情况却鲜有耳闻。20世纪30年代初锒铛入狱的左派政治犯几乎全都在未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共产主义，选择“转向”——换言之，他们承诺自己再也不会鼓吹马克思主义。这之后，多数人获释出狱，哪怕依然可能面临被恶警监视和被邻居骂成“赤匪”的下场，日子总算是过得太平无事。

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事或许算得上是昭和早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悲凉的写照。美浓部为人保守，拥护大正民主，同危险的左翼八竿子打不着。在东京帝大教授宪法的他提出一套“天皇机关说”，认为宪法没有规定国会必须唯天皇马首是瞻；天皇是国家首脑，不应让他去做自己也无法承担后果的决定。只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受宪法保障的国会才能确保军人不以天皇的名义大开杀戒。

美浓部的看法颇具先见之明，20世纪20年代时曾在媒体和国会掀起一场公开辩论。他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宫廷内部也不乏赞同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发表文章，对他恶语相向，还威胁恐吓美浓部，却无法撼动他的权威地位。美浓部与大正当权派过从甚密，他从教授位置上退下来后在贵族院里谋得了一个席位。

然而，到了1935年时风云突变。美浓部不仅遭到右翼极端主义者的非难，还在贵族院被人指控对君主不敬，有损“国体”。此时已经没有同僚有底气为他说话了。美浓部被褫夺议员资格，他的书被列为禁书。针对他的抨击，部分是人身攻击，是学术圈里的公报私仇，但也有部分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军队和右翼压力集团中的极端分子来说，真正目标并非美浓部，而是过去的当权派，政党固然是其中之一，但就连宫廷也包括在内。右派打出“净化国体”的幌子，为的是摆脱优柔寡断的廷臣、互相扯皮的政客和胆小怕事的官僚，他们一味敦促天皇谨言慎行。理想中的神圣军国是容不下合宪性解释的。

然而，军队同日本所有机构一样存在内部分裂。“美浓部事件”发生时，军队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这两大势不两立的派系。后面一派人以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和首相东条英机为代表，认为日本未来会与西方爆发全面战争。在日本国内策划反对资本家和官僚的暴动可不是他们的作风。这群人是军事纪律的信徒，认为应联手官僚和大企业，共同增强国力。皇道派则意欲闹革命，发动一场“昭和维新”，清除腐败资本家等“国体”的敌人，并在一部新宪法的框架下建立军事独裁。日本的帝制羸弱得很，其守护者总担心左派会造反，但真正的威胁其实来自右派。

1935年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发生时，军队内部围绕政府职位的争斗演变为一场暴力事件。一位统制派高官原打算将一些惹是生非的皇道派军官撤职，结果被人用武士刀砍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刺客是一名年轻军官，正如在日本常见的情况，他的一片赤胆忠心备受推崇，大众媒体也对其大加赞赏。为了平息事态，最积极的一些支持者被调去“满洲国”，统制派再度权倾朝野。然而，除了天气转凉外，事态根本没有冷却的迹象。

1936年2月26日这天迎来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凌晨时分，皇道派青年军官决定动手。他们成分复杂，其中一位还是东京某喜剧名家之子。多数军官的老家在东北的乡下，那里饱受萧条之苦，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家庭穷得只能将家中的年轻女性卖给在乡间游弋的皮条客，后者再把她们转手卖给城里的妓院。尽管军旅生活严酷，但总算是给乡下小子们提供了唯一的栖身之所。那些较为聪明的在受到北一辉等人的煽动后，滑向某种天皇制原教旨主义，满脑子都是什么民族纯洁和宗教崇拜。

千余名军人试图占领东京市中心。大藏大臣 被人刺死在自家卧室，同样遇刺的还有内大臣 和隶属统制派的陸军教育总监。首相冈田侥幸生还，仅仅是因为叛党错将他的妹夫当成了他。东京市民拿到的宣传单里热情洋溢地称赞叛乱者怀着一颗碧血丹心。

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被打动了，但裕仁天皇不以为然。他很明智地看出这起未遂政变本打算拿他身边的当权派开刀。纵容满洲的少壮派军人也就罢了，但这类发生在国内的犯上作乱势必要予以制止。海军受命前来恢复秩序。有惊无险的是，叛党未能杀进皇宫直接向天皇表忠心，因而未能铲除他身边的“奸臣”。2月29日，整件事告一段落，叛党投降，朝纲重整，统制派如今牢牢地将施政大权攥在手中。

日本阻止了一场暴力革命，但是统制派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内部残余的文官势力。军部要求新内阁的人事任命要得到陆、海军大臣的批准。鉴于二者都得是现役军人，军队就有了组建和解散政府的能力。立场相对温和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升任新首相，但他对军队只能言听计从，于是，他追加军费，同纳粹德国结成反共同盟。是年，另一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伎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在华日军再度变得蠢蠢欲动。广田拿他们没辙，他的两位短命的继任者也一样。天皇身边一干保守派臣子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打算，因此期盼某位“自己人”能出面稳住局势。近卫文麿公爵同裕仁是发小，定期和后者打高尔夫球。出身皇族的他修养良好，为人高傲，游历广泛，在军中根基深厚，还结交了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但不能据此就说他是战争狂，说他是反共急先锋倒不为过，而且深受当时极端种族偏见的影响。同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一样，近卫认为全世界会被卷入一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冲突。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令他胆寒。他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团结一致、摒弃内部矛盾的极权国家。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和冠冕堂皇的绝对团结这对矛盾是东亚政坛亘古不变的一大特色。所有威权主义政体都会遇到这一恶性循环：二者总是相伴相随。

尽管公爵在军中人脉甚广，但在约束侵华日军一事上并不见得比前任更有能耐。同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揭开其序幕的是1937年7月7日的“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事情经过如下：一名日军一等兵在北平的卢沟桥下小解完后，溜达进了所谓的非军事区。一等兵并未离岗很久，但被认定失踪，他的长官因此坚持要搜查该地区。中方提议联合搜查，但被日军指挥官认为是一种侮辱。战事一触即发，很快便蔓延至华北其他地区。

近卫似乎犯了难，他一方面想给中国人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好自为之”——这是东亚人常说的一句话；另一方面，一场全面战争似乎又不是他想见到的。近卫在日记里写道：“我已决心放弃中立，以求控制军队，拉拢民心。”鉴于政党对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能为力，近卫出了个糟糕透顶的馊主意：他计划用“大政翼赞会”这一准法西斯党派替代硕果仅存的那些政党，以起到动员公众舆论的作用。随着这一设想在1940年被付诸实施，大正民主最后一点可怜的印迹也遭遇灭顶之灾。大政翼赞会压根就没想过要管束军队。

不过，在这一令人不快的局面来临前，日军先是于1937年之夏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上海周边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城市遭到轰炸，郊区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有二十五万中国人在战火中丧生，多为平民。在日军实施某起大屠杀的遗址，一块纪念碑这样写道：“血流成河，染红了大海。”到了11月，更多日兵在杭州湾登陆。上海上空飘起一只气球，用中文宣告百万日军已经登陆，通往蒋介石的国都南京的一场血腥征程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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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本人在二战时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有人将其同纳粹屠犹进行对比，然而，这么做对于理解这起战争罪行的特性并无多大助益。这是一场屠城，而非有计划的灭绝行动。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跟中世纪的征服者一样，满载着抢来的东西在街上横行霸道。数以千计年龄不等的妇女在惨遭轮奸后被杀或致残。成片街坊被付之一炬。成年男性和男童像牲口一样被拴在一起，在机枪扫射之下跌入沟渠或长江。江岸边堆满了肿胀的尸体。日兵屠戮百姓常常只是为了寻开心，或是用作刺杀练习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屠杀持续了六周之久。面子上挂不住的日本外交官搜集了外国目击者证言后呈递给东京，希望高层出面制止事态发展，但全无回音。日本大使馆毗邻一座女子学校，外交官们想必能听见女生被蹂躏和残害时发出的惨叫。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屠杀。据估计，死难者人数——这往往取决于各方政治观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三十多万。东京战争罪法庭认定的罹难人数为二十五万。但具体人数还不是重点，需要解释的是日军为何要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民众痛下重手，手段还异常残暴。倘若说大开杀戒的目的不是将每个中国人赶尽杀绝，那么缘何要实施这种空前绝后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呢？日军在之前的对外战争中素以军纪良好闻名，怎么这一回就突然军纪败坏至此呢？人们给出了许多解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

东京政府下令屠杀一说的可信度似乎很低，彼时的天皇及其幕僚还很在意国际舆论。日本迫切需要从英美不间断进口原材料和工业品。华盛顿的政策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社会同情中国，这也是日本未对华宣战的原因；追究某起“事变”似乎比较不易引发众怒 。另外，一旦宣战，按照所谓的中立法案，美国将被迫中断与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这样一来，战争物质的供给也会随之中断，这种情况对于日本和中国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要是美国公众闻知日军暴行而义愤填膺的话，对日本可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日军将领很快便意识到，大规模奸淫妇女只会换来中国人更加顽强的抵抗。为扼杀这一势头，日本陆军省决定招募——或者更常见的情形是掳掠——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妇女，甚至一些欧洲女性，命她们在庞大的随军妓院组织里提供性服务，这些妓院亦名“慰安所”。

日军的另一条军规“不留俘虏”也成了大开杀戒的导火索。自登陆一刻起，部队长官便向手下传达指令，北上攻打南京途中抓获的俘虏都要“处理掉”。一路上遭遇大小游击战无数后，日军常对军人和平民不作区分。已经在自己长官手里饱受凌虐，又在异国他乡经历血雨腥风，日本兵因此愈加粗暴。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敌人，养活他们太烦，不如索性杀掉来得省事。

南京攻城战的过程尤其惨烈。蒋介石决定弃守南京前，日军被毙者无数。蒋的大批残部和社会名流跟着他，仓皇越江，以避战祸。大约五十万滞留南京城的黎民百姓中，有不少是从乡间逃来的难民和身穿便装的军人。接到上级打扫战场的命令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兵根本无从区分平民和军人。但凡手上有老茧的，都会被处决。

但是光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南京暴行为何如此惨绝人寰。……光杀人还不够，受害者死之前还必须受到非人的凌辱。这让杀戮变得容易，因为受害者被夺去了人性。但这同时也是恶毒洗脑的结果。许多年来，日本人被告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则是神的后裔。对“支那人”的蔑视可追溯至明治时代。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浮世绘将日军塑造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和勇猛果敢的伟岸形象，而中国人则以胆小鬼和黄皮蠢货的面目示人。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日本媒体如鹦鹉学舌般呼应政府宣传，告诉军人他们正在打一场“圣战”。不管多么残暴，以天皇名义所做的任何事都会因为事业的崇高性而获得背书。东京的巢鸭监狱在战后曾被用来关押日本战犯，一位在狱中做过多次访谈的美国随军牧师总结道，战犯们“坚信，任何与天皇为敌的人都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对天皇的忠心耿耿”。

南京大屠杀可能是最令人发指的单起暴行，然而在中国各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还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屠杀。似乎诞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户末年的本土论和德国种族理论杂交而成的军国主义妖孽，终于成为了可怖的现实。这是一连串人为决定和错误道路酿成的恶果，早在裕仁天皇即位前就已初露端倪。这也表明，日军的指挥系统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体现在战场上则是，当兵的可以忤逆长官，东京的低级军官可以恫吓将军，军令部的人可以骑在文官和廷臣头上。

在东京，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将领们因为战功卓著受到了天皇的嘉奖。唯一一个对南京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将。国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时，松井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后，他主动辞职，剃度出家。战后接受审判时，他称大屠杀为“国耻”，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判处绞刑。实际上，松井的许多手下才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却从未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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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天皇的军队在中国陷入泥淖，止步不前时，伪满和苏联边境上爆发的冲突愈演愈烈，大有失控之势。关东军的将领迫不及待地希望主动出击，攻击苏军，其中就有辻政信大佐，他在战争结束前恶贯满盈。辻政信等多数皇道派成员力挺“北上”策略，希望通过占领东西伯利亚遏制苏联。荒木贞夫大将尝言，如果苏联不停止滋扰日本的话，他就要“像驱赶屋里的苍蝇那样荡平西伯利亚”。荒唐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在近卫文麿的内阁里担任文部大臣。

“北上派”多具有陆军背景，吸引了不少下层军官。那些一心避免日苏冲突、转而“南下”的人多半是海、陆军将领以及隶属统制派的高级军官。只有在掌握了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后，海军才能养精蓄锐，为势必要到来的太平洋战争做好准备。天皇无意同苏联开战，且总体上偏向海军的路线。可是，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要不要同蒋介石媾和，撤出华北？是同西方消弭隔阂呢，还是准备好与之全面开战？是否要和纳粹德国走得更近？是增强陆军实力呢，还是扩充海军？该北上呢，还是南下？然而，正如常见的情况，东京再一次被占领满洲的日本军人牵着鼻子走。

1938年夏，位于朝、中、苏边境的一片潮湿多雾的草原上燃起战火 。苏军在图们江靠近伪满一侧建立了军事要塞，日本人决定试探试探对手。苏联人有轰炸机和坦克，这两样日本人都没有，但他们拥有高人一筹的“斗志”。战斗持续了两周，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损失更大，却寸土未进。天皇下令让部队停战，但辻政信大佐不为所动，命令手下接着往下打。有斗志，就不怕打不赢。不出一年，配备燃烧弹、军刀、野战炮和部分轻型坦克的日军在外蒙边境上的诺门罕袭击了朱可夫元帅麾下的苏联坦克兵团。两军在环境恶劣、蚊虫遍布的平原上激战数月之久，最终以日本人被屠杀而收场。放眼望去，日军尸横遍野，成了沙漠黑兀鹫的美餐。逾两万名日军在饥渴、疫病和苏联炮火的夹击下丧生。辻政信大佐不负众望，获得晋升，但“北上”方案就此作罢。自此，所有军事行动都将“南下”。 nvTB0H9v7eCTwRiCqnw5SfBK+F0w/1FQuEvxqe1oTEXfaVy1caEDjIlfXFKavd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