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骑着一匹白马走在队伍前面，徒步紧随其后的是一队大臣和高官。在轰鸣的礼炮声中，他们穿过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 Palace）的帝国门（Imperial Gate），步入君士坦丁堡7月午时的骄阳之中。这一天是1849年7月13日星期五，伊斯兰斋月（Ramadan）的第一天，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正在前往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的路上。这座大清真寺多年疏于维护，因此在过去两年间一直闭门进行紧急修复，而这一天正是重开之日。圣索菲亚大清真寺是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式建筑，曾为东正教堂。大清真寺北面广场上聚集着大量人群，在那里苏丹的母亲、子女、妃子们坐在镶金的马车里等待他的到来。苏丹骑马穿过人群，来到大清真寺的入口，在此恭候的是伊斯兰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根据伊斯兰传统，非穆斯林不能参加这样的庆典，但今天有所例外，在恭候的人群中有两位瑞士建筑师加斯帕雷·福萨蒂（Gaspare Fossati）和朱塞佩·福萨蒂（Giuseppe Fossati），这两兄弟是修复大清真寺的负责人。

福萨蒂兄弟把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请进了大清真寺，在穿过几个私人专用厅堂之后，来到了主祷堂上苏丹的专用包厢里。根据苏丹的指令，福萨蒂兄弟已将主祷堂重建并重新修复成后拜占庭风格，在入口上方刻着苏丹的徽章。当参加庆典的人群全部进入主祷堂之后，伊斯兰教总长老（Sheikh ül-Islam）开始主持祭礼。总长老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最高宗教官员，许多欧洲游客错误地将这一职位等同于天主教教皇。 ^[1]

这一幕非同寻常，世界上最大穆斯林帝国的苏丹哈里发率领宗教领袖们庆祝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重新开放，而这座清真寺原来却是一座东正教大教堂，被土耳其人改成清真寺，现在又由两名西方建筑师按原来的拜占庭风格装修复原。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把圣索菲亚的大钟取下，在四角上新建了尖塔。他们把教堂内的祭坛和圣像搬走，而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间，逐渐把内部的拜占庭镶嵌画用石膏抹上盖住。直到1848年福萨蒂兄弟奉命修复圣索菲亚时，才在墙壁的石膏铺面下发现了这些镶嵌画。他们先将北边走廊拱顶处的镶嵌画清理出来一部分，苏丹察看之后对其鲜艳的色彩大为赞赏，下令将所有被石膏抹上的镶嵌画恢复出来，于是这座大清真寺被掩藏的基督教原画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福萨蒂兄弟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他们用素描和水彩画的形式将这些拜占庭式的镶嵌画记录下来，呈给沙皇，希望能得到资助出版这些作品。两人曾在圣彼得堡工作过，哥哥加斯帕雷原来是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修建俄罗斯大使馆的，弟弟朱塞佩后来加入。1845年，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使馆完工了。这一时期许多欧洲建筑设计师在君士坦丁堡工作，大部分负责兴建外国大使馆。当时年轻的苏丹支持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改革，对西方的影响敞开大门，希望能借此实现经济现代化。1845—1847年间，苏丹雇用福萨蒂兄弟为君士坦丁堡大学兴建了一座巨大的三层楼建筑。这座典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位于两座大清真寺，即圣索菲亚和苏丹艾哈迈德（Sultan Ahmet）清真寺之间，显得十分别扭。1936年毁于一场大火。 ^[2]

沙皇尼古拉一世对福萨蒂兄弟的发现一定非常兴奋，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沙皇俄国宗教生活的聚焦点，而俄罗斯本身就以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传承者自居。圣索菲亚是俄罗斯教堂之母，也是俄罗斯与东地中海巴勒斯坦圣地的东正教世界之间的纽带。根据公元7世纪僧侣编撰的基辅罗斯人历史《原初编年史》（ Primary Chronicle ），俄罗斯信奉东正教，正是因为被圣索菲亚的华美所倾倒。当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派出使者前往各国为罗斯人寻找“真正的信仰”。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汇报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堂，因为人间不可能有这般绚丽辉煌的景象，语言已无法形容。我们只知道上帝一定住在其中，这里的庆典比其他国家更为华美，我们无法忘怀其美丽。” ^[3] 在整个19世纪，重新夺回圣索菲亚一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领袖的长期基本目标。他们梦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将其重建为疆土从西伯利亚一直覆盖到巴勒斯坦圣地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沙皇格勒”（Tsargrad）。用著名俄罗斯传教士、1847年率宗教使团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希曼德里特·乌斯片斯基（Archimandrite Uspensky）的话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接受天命，启迪亚洲，联合斯拉夫人。所有的斯拉夫人，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叙利亚还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都将团结在一起，在圣索菲亚为上帝高唱赞歌。” ^[4]

福萨蒂兄弟向尼古拉一世请求资助出版他们的画作，但沙皇没有答应。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建立在原拜占庭帝国疆域之上的帝国——享有极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尽管沙皇对这些画作非常感兴趣，却认为俄罗斯当时还不宜卷入其中。但是领导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是俄罗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夺回圣索菲亚，将其恢复为东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时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拥有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广大土地的东正教帝国的首都。正是这份使命感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福萨蒂兄弟的素描和水彩画要在十几年后才得以出版，但是在1854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扎尔贝格（Wilhelm Salzenberg）临摹的部分镶嵌画在柏林出版了，资助方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他的妹妹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皇后。 ^[5] 通过这些临摹的绘画，19世纪的人们才知道在圣索菲亚内原来还藏着这样的基督教宝藏。在苏丹的命令下，纯粹装饰性的镶嵌画得以继续展示，但是那些有人像的镶嵌画则被重新抹上石膏，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人像的存在。福萨蒂兄弟甚至还在这些新抹的石膏上作画，保证和其他保留下来的镶嵌画风格一致。

这些拜占庭镶嵌画的命运代表了奥斯曼帝国内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交缠与竞争。在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覆盖从巴尔干到波斯湾，从亚丁（Aden）到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区，人口达三千五百万。穆斯林是其中的大多数，约占60%，几乎都居住在土耳其的亚洲地区、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但其中土耳其人并不占多数，约为一千万人，集中在安纳托里亚。在奥斯曼人从原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的欧洲疆土上，大部分人口是东正教徒。 ^[6]

自从14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以来，奥斯曼王朝的统治正当性一直都建立在通过圣战不断扩展伊斯兰疆土上。但是奥斯曼人是现实主义者，并非宗教极端分子。在他们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内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宗教上虽然敌视异教徒，但还是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政策，以保证获得最大利益。他们对非穆斯林征收额外的赋税，将其视为下等的“野兽”（rayah），使之蒙受各种羞辱，例如在大马士革（Damascus），基督徒不允许骑任何动物。 ^[7] 但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允许异教徒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般不对他们进行迫害或强制其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还通过“米利特”（millet）制度 进行宗教隔离，让宗教领袖在自己的教会内部行使权力，甚至允许非穆斯林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一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对大批非穆斯林人口进行管理的一种办法。只要非穆斯林宗教领袖效忠奥斯曼帝国，他们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包括教育、公共秩序、司法、税收、慈善和宗教事务等，但是需要获得苏丹手下的宗教官员批准（即使是维修教堂屋顶这样的事情）。米利特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时也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种族和宗教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穆斯林的位置处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东正教、亚美尼亚的格雷戈里安教会（Gregorian Armenian） 、天主教和犹太教之上，鼓励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进行歧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导致非穆斯林教众通过米利特表达怨恨，组织抗争，成为奥斯曼帝国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

这一问题在东正教徒中最为明显。东正教米利特是奥斯曼帝国中最大的一个米利特，拥有一千万人口。东正教驻君士坦丁堡牧首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代表了安条客（Antioch）、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牧首。在许多世俗事务上，他是“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眼中所有的东正教徒，包括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的真正负责人，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面前维护东正教徒的利益。东正教会被势力强大的法纳尔人（Phanariots）控制，法纳尔人由一批希腊（包括希腊化的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商人家族组成，最早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Phanar）地区，因此得名。自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内的通事（dragoman），包括外事秘书和翻译等，大部分都是法纳尔人。他们还买来了其他许多高级职位，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正教会并担任都督（hospodar）。法纳尔人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想要通过控制东正教会来推动并实现其希腊复国的梦想。他们希望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但是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十分戒备。俄罗斯人支持保加利亚教士作为斯拉夫人的代表，对抗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希腊人。俄罗斯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也让法纳尔人十分担忧。

在19世纪之初的二十多年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本地教会势力慢慢扩大，重要性逐渐提高，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与被希腊人把持的东正教会同等的地位。许多斯拉夫人无法接受希腊人控制他们的教育和司法事务，于是越来越期望通过本地教会实现他们的民族身份，抗衡土耳其人。民族主义力量在巴尔干地区各类人群，包括塞尔维亚人、黑山人（Montenegrins）、保加利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以及希腊人中都非常强大，他们各自通过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认同团结在一起，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塞尔维亚人首先获得解放，1804—1817年间，他们在俄罗斯的资助下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先是不得不让塞尔维亚自治，最终承认塞尔维亚公国，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宪法并建立了由奥布雷诺维奇（Obrenović）家族领导的议会。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巴尔干地区其他种族获得类似的自由已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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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沙皇把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塞尔维亚大公在1838年曾对英国领事说：“土耳其已支撑不住了，马上就会倒下。其对各个省份管理上的错失所引起的叛乱将导致自己的灭亡。” ^[8]

奥斯曼帝国在管理上的错失，其根源在于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势力强大的宗教领袖如穆夫提（mufti） 和乌理玛（ulema） 之流让改革停滞不前。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格言是“不要搅乱已有的规矩，不要向异教徒借东西，教义不允许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苏丹颁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十分缓慢：商业贸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语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学习传统伊斯兰法和教义的学生人数，依然是在现代学校中学习世俗化课程人数的五倍。 ^[9]

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官僚腐败也极为盛行。在各个省份，通过买官贪污税收的现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员把自己管理的地区视为封地，极尽盘剥之能事。只要他们能继续向高门进贡，与债主分赃，没人关心他们是用了怎样的残暴手段把钱收上来的。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非穆斯林人口，他们缺乏法律保护，无权在伊斯兰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也没人会听基督徒的陈词。据估计，在19世纪早期，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农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缴给奥斯曼帝国。 ^[10]

不过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在19世纪初，土耳其军队规模庞大，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可高达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的70%，但是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军队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挥架构，也没有军事院校，部队缺乏训练，打仗仍旧依赖雇佣兵、非常规军队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武装。军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多次被俄罗斯军队打败，接着埃及又被拿破仑占据之后，一些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就必须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控制地方省份，还会触犯四万名禁卫军（janizaries）的利益——这些军人由苏丹出钱供养，代表了整个过时的军事传统，抵触一切改革。 ^[11]

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是第一个意识到必须让陆军和海军实现西方化的苏丹。他的军事改革议程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在18世纪晚期的几十年中，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很有影响力，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对手——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塞利姆的军队现代化概念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在18世纪早期实行的军队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对此十分明了。他们做的只是引进西方新技术和做事办法，但是绝不会学习任何可能威胁伊斯兰权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请法国人来指导军队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当然地认为法国是欧洲国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国对伊斯兰的威胁也就最低了，对法国的这一印象来自雅各宾党人（Jacobins）的反宗教政策。

塞利姆的改革在禁卫军和伊斯兰教士们的联合抵制下失败了，但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在位）将军事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扩大了军事院校的规模，通过考绩晋升的方式提拔军官，借此抗衡禁卫军独大的局面。他还成功地推动了对军服的改革，引进西方军事器械，废除禁卫军的封地，希望用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欧式军队，最终与禁卫军融合。1826年，抗拒改革的禁卫军起兵叛乱，被苏丹的新军镇压下去，几千名禁卫军被杀，从此禁卫军被解散。

当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摇摇欲坠之时，列强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基督徒，但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不再满足于提供国家之间联络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奥斯曼帝国内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派别，甚至干预苏丹对大臣的任命，以此来维护本国利益。为了加强奥斯曼帝国与本国的贸易，他们和奥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联系，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领事馆。欧洲国家还开始向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发放护照，到19世纪中期，已有高达一百万奥斯曼帝国居民借助外国使团来逃避诉讼和纳税。俄罗斯在这方面最为活跃，为了建立黑海贸易而向大批奥斯曼苏丹治下的希腊人发放护照，并允许他们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航行。 ^[12]

对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俄罗斯军队帮助塞尔维亚人取得了独立，是俄罗斯人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是俄罗斯人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救了出来。但是为了控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地区，俄罗斯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价呢？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对希腊独立的支持上找到答案。

希腊独立运动的真正源头在俄罗斯，独立运动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些希腊裔俄罗斯政客，他们从未踏足希腊本土，却梦想着团结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他们计划从多瑙河的两个公国开始行动，最终完成希腊独立。1814年，一批希腊民族主义者和学生成立了“友谊社”（Society of Friends），这一组织的分会迅速在希腊人聚居的地区，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等地，以及一些俄罗斯城市建立起来。1821年，友谊社在摩尔达维亚发动了希腊人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Ypsilantis）是一名俄罗斯骑兵高级军官，出身摩尔达维亚一个显赫的法纳尔人家族，他的父母在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了圣彼得堡。伊普西兰蒂斯和俄罗斯宫廷关系密切，自十五岁起就得到沙皇保罗一世（Paul I）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edorovna）皇后的宠信，1816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副官。

在圣彼得堡的统治集团上层中，希腊人的游说势力很强。俄罗斯外交部里有好几个希腊裔外交官和希腊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人：一个是亚历山德鲁·斯图尔扎（Alexandru Sturdza），他的母亲来自法纳尔人家庭，本人来自摩尔达维亚，后来成了比萨拉比亚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督。另一个是扬尼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他来自希腊科孚岛（Corfu）的一个贵族家庭，在1815年和卡尔·涅谢尔罗迭（Karl Nesselrode）共同被任命为俄罗斯外交部长。圣彼得堡的“希腊体校”（Greek Gymnasium）从1770年代起就开始训练希腊裔年轻人，培养他们进入俄罗斯军队和外交系统，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中效力。在这场战争中协助俄罗斯的还有许多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志愿者，战后他们都逃到了俄罗斯。所以1821年伊普西兰蒂斯在摩尔达维亚发动希腊人起义时，他手下已经有了一大批在俄罗斯受过训练、有作战经验的希腊军人。

他的计划是首先在摩尔达维亚发动起义，然后联合瓦拉几亚的希腊游击武装。这支武装的首领图尔多·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也曾参加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对他手下的农民来说，君士坦丁堡太遥远，他们更憎恨当地的法纳尔人统治者。《布加勒斯特条约》规定，两公国均由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共管，但这里实际上没有土耳其军队驻扎，只是地方官手下有小规模的武装。伊普西兰蒂斯相信，一旦他率领的希腊志愿军跨越普鲁特河（River Pruth），从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当地军队就会向他投诚，而且一旦起义发生，土耳其人必然派兵前来镇压，引起俄罗斯介入，支持希腊人的抗争。于是当他抵达摩尔达维亚首都雅西（Iaşi）时，身上穿的还是俄罗斯军官制服，并号称自己有“一个强国作为后盾”。确实，在俄罗斯统治阶层、军事和宗教领袖中间有许多希腊人的支持者，俄罗斯设在两公国的领事馆甚至都成了起义者的征兵站。但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和沙皇事先都不知道起义行动，两人在得知消息之后都马上公开谴责其为叛乱。不管他们对希腊的独立运动多么同情，俄罗斯毕竟是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发起者之一，这一保守同盟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15年缔结，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起义。

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两公国内的希腊人起义很快被三万土耳其军队镇压下去。瓦拉几亚的农民武装撤进了山区，伊普西兰蒂斯逃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土耳其军队重新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并对当地的基督徒进行报复。士兵们劫掠教堂，屠杀教士和平民，男女老幼均不放过，肢解尸体，割下鼻子、耳朵和头颅，军官们则在一边袖手旁观。几千平民逃到临近的比萨拉比亚，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难民问题。暴力事件甚至波及了君士坦丁堡，1821年复活节时，东正教牧首和几个教区主教被一些禁卫军公开吊死。

随着土耳其军队暴行的消息不断传来，俄罗斯人对希腊起义者的同情越来越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越来越感觉有责任介入，尽管他同时还有遵守神圣同盟原则的义务。他觉得土耳其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捍卫主权所需，是在针对希腊人进行一场宗教迫害，而按照俄罗斯对《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诠释，他们有责任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沙皇向土耳其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刻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修复被毁的教堂，并承认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这是欧洲列强第一次公开出面为希腊人说话。土耳其人的反应却是扣押俄罗斯船只，没收粮食，关押船员。

俄罗斯断绝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在沙皇的幕僚圈子中，许多人主战。当时希腊起义已经蔓延到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马其顿（Macedonia）和克里特岛（Crete）。他们担心如果俄罗斯不介入，这些地区的起义将遭受同样的镇压和残酷报复。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残暴地镇压了希俄斯岛（Chios）起义，吊死了两万居民，并将剩下的七万希腊人押解出境卖为奴隶。整个欧洲都对这一暴行感到震惊，其恐怖场景在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Eugène Delacroix）1824年的油画作品《希俄斯大屠杀》（ The Massacre of Chios ）中得以再现。在俄罗斯外交部，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和斯图尔扎力争以宗教为由发动军事介入，理由是俄罗斯保护基督徒不受穆斯林暴力侵犯的责任高于其对奥斯曼帝国主权的考虑，这种说法预演了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罗斯所提出的理由。他们指出，如果俄罗斯出面支持发生在西班牙或是奥地利的暴乱，那确实是违反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基督教政权的合法统治下；但是穆斯林政权不能被认作合法的，因此神圣同盟的原则不适用于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神圣俄罗斯”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徒这一逻辑也同样被沙皇驻法国大使波佐·迪·博尔戈（Pozzo di Borgo）采用，不过他对扩大俄罗斯的战略野心更感兴趣，呼吁发动战争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在俄罗斯的保护下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

这些观点在俄罗斯政府高层、军官和知识分子间非常流行，在1820年代早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东正教事业救世主般的投入让这些人团结起来，一时间有了“越过多瑙河，把希腊人从穆斯林暴行中解救出来”的说法。一名俄罗斯南方部队的领导人呼吁对土耳其人开战，将巴尔干所有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希腊王国”。圣彼得堡宫廷对神圣同盟原则的认同更为坚定，但即使在那里也有主战派的支持者。最热心此事的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Baroness von Krüdener），她是一名宗教神秘主义者，认为亚历山大有拯救世界的责任，鼓吹发起东正教圣战将穆斯林赶出欧洲，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升起东正教的十字架等等，后来被沙皇逐出皇宫并勒令离开圣彼得堡。 ^[13]

亚历山大非常看重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不可能真的考虑通过俄罗斯单方介入来解救希腊人。他信守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这一制度在维也纳会议确立，目的是让欧洲列强通过国际谈判解决重大危机。他意识到对希腊问题采取任何单方行动，都会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1821年10月，奥地利外交大臣、欧洲协调首席协调员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已经在主持希腊危机的国际调解政策，参与此事的还有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因此当沙皇在1822年2月向这两个人提议，要求在俄罗斯针对土耳其的行动上获得支持时，各方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这一危机。

亚历山大呼吁建立一个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地域辽阔的希腊自治区，与当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做法类似。但是英国担心此举将为俄罗斯提供对外扩张、干涉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借口。奥地利则担心一旦希腊人起义成功，在其治下的其他中欧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暴动。因为亚历山大十分看重俄罗斯与奥地利的联盟，所以没有对希腊人施以援手，而是继续呼吁欧洲联合行动，然而列强对此均无动于衷。但是在1825年，两件事的发生改变了列强的想法：第一件事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从埃及召来了著名将领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来镇压希腊起义，引发了更多暴行，激发了更多对希腊人的同情和更高的要求干预的呼声。第二件事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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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基的沙皇是亚历山大的弟弟、29岁的尼古拉一世。正是这位沙皇，将来会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的责任。尼古拉一世长得高大轩昂，头顶已开始脱发，脸庞两边有长长的鬓角，留着军官式的胡须。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沙皇，早年就对军事非常入迷，熟记哥哥手下将军的名字，自己设计军装，参加各种军事检阅和战术演练。虽然没能实现少年时期的梦想，即参加抗击拿破仑的战斗，但他一直准备着以后做一名军人。1817年他第一次获得了军事任命，担任工兵总监督，那段经历让他对军事工程和火炮产生了兴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炮兵是俄罗斯军队中最强的部分。他热爱军队生活的井井有条，这正好符合他严格细致的性格、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他一辈子都坚持睡在一张行军床上）。他对圈内人礼貌优雅，对圈外人却冷漠严厉。在人生后期他变得越来越易怒急躁，常会做出莽撞盛怒的举动，这些行为和沙皇家族遗传下来的精神疾病有关，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问题。尼古拉一世的另一个哥哥，1825年拒绝登基成为沙皇的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Constantine）也有类似的症状。 ^[14]

和亚历山大一世相比，尼古拉一世对捍卫东正教更为重视，这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他坚信自己的天赋使命是保护东正教徒不受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行动等西方异端邪说的侵扰。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梦想着率领俄罗斯发动圣战，将巴尔干的基督徒从土耳其人手下解放出来，把巴尔干与俄罗斯合并，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为精神中心的辽阔的东正教帝国。安娜·丘特切娃（Anna Tiutcheva） 从1853年起一直生活在宫中，她把尼古拉一世描述为“贵族中的堂·吉诃德，凭借着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抛弃一切，与历史打一场无谓的战争”。 ^[15]

莫斯科附近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New Jerusalem Monastery）展现了尼古拉与巴勒斯坦圣地之间的个人纽带。这座修道院由尼康（Nikon）大主教在1650年代负责兴建，选择了一个与圣地地形相似的地方，附近的伊斯特拉河（River Istra）象征着约旦河。修道院拥有好几个教堂，这些教堂的位置布局也依照耶路撒冷的圣所位置而定。尼康还请来外国僧侣入住修道院以体现这里代表了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的各个民族的东正教徒。尼古拉于1818年访问了这座修道院，这一年他的儿子，也是皇储出生，他把这一巧合看作天意。当修道院由于大火而部分被毁之后，尼古拉亲自指挥，将修道院的中心教堂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重建成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翻版，为此他还特意派遣画家去圣地朝觐，把圣墓教堂的样子绘制下来，从而使其在俄罗斯的土地上重现。 ^[16]

在1825年登基之时，尼古拉的宗教野心还不是非常明显，他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他还拥护神圣同盟的原则，但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几年，他就把为东正教徒伸张正义作为俄罗斯在巴尔干和巴勒斯坦的强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了。不过自从登基开始，他捍卫东正教徒反抗土耳其人的决心就十分明显，而保护东正教徒必须从希腊开始。

尼古拉登基后恢复了与卡珀蒂斯特里亚斯的关系，这位俄罗斯原外交部长因为积极支持希腊独立运动，不得不在1822年辞去官职并离开俄罗斯流亡海外。尼古拉还向土耳其人发出战争威胁，逼迫他们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并接受了由他的军事顾问们制定的出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支持希腊的方案。沙皇对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言听计从，而涅谢尔罗迭对欧洲协调已经失去耐心，他加入主战派行列不是因为多么关心希腊起义者，而是认为与土耳其人开战能够推进俄罗斯在近东的战略目标。他的想法是，如果俄罗斯威胁军事介入，至少会让英国人有所动作，只要英国人不想让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独大，他们就会与沙皇合作共同解决希腊问题。 ^[17]

1826年英国政府派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到圣彼得堡与俄罗斯谈判以期签署一份英俄协定。威灵顿公爵是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英军名将，现在已是英国政府内的高级政客。后来法国也加入谈判，三方在1827年签署《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呼吁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建立希腊自治省。在苏丹拒绝了这一提议后，三方决定派出一支联合舰队到附近水域，舰队指挥是英国海军上将、亲希腊的爱德华·科德林顿（Admiral Edward Codrington），他接到的指令是以和平手段胁迫苏丹接受条约，“以火炮”作为最后手段。但是科德林顿可不是什么外交家，1827年10月，他指挥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摧毁了整支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苏丹闻讯大怒，拒绝再接受调停，宣布发动圣战，对俄罗斯要求奥斯曼帝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的最后通牒不作理会。

苏丹的强硬反应正中尼古拉下怀，他一直怀疑英国人不会为希腊而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但是又担心一旦俄罗斯派兵驱逐多瑙河两公国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会以此为由宣布《伦敦条约》作废。现在既然苏丹对俄罗斯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尼古拉就有正当理由单独向土耳其宣战了。涅谢尔罗迭在1828年1月写给卡珀蒂斯特里亚斯的信中说，俄罗斯将会为建立一个“希腊政府”而战。沙皇向希腊起义军送去经费和武器，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则向沙皇承诺未来俄罗斯将对希腊事务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18]

1828年4月，六万五千名俄罗斯士兵和哥萨克骑兵渡过多瑙河，分三路向维丁（Vidin）、锡利斯特拉（Silistria）和瓦尔纳（Varna）发起进攻，这三个地方都在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路上。尼古拉坚持御驾亲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参加战斗。一开始俄罗斯军队推进很快，所到之处马匹饲料丰富；但是不久就在瓦尔纳附近遭到阻滞，许多士兵在多瑙河三角洲的恶劣环境下得了病。在1828—1829年间，俄罗斯士兵中有一半病死，增援部队也同样被疾病困扰。在1828年5月至1829年2月间，俄罗斯士兵中有二十一万人次曾到军队医院中接受治疗，是整个战争期间投入兵力的两倍。 ^[19] 这样大规模的兵员流失在沙皇部队中并不罕见，因为军队对农奴战士的健康福利一点都不关心。

俄罗斯在1829年春天重新发起攻势，占领了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随后攻占了埃迪尔内（Edirne），即后来的哈德良堡（也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至此，俄军离君士坦丁堡已经不远了，在君士坦丁堡甚至能听到附近海面上俄罗斯舰队的炮声。俄罗斯海军已控制了黑海和爱琴海（Aegean），陆军则可以从希腊或保加利亚志愿军那里获得兵员补充，而土耳其军队则乱作一团。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军队也同时发起进攻，占领了土耳其要塞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Erzurum），打开了进攻安纳托里亚的大门。此时俄罗斯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将苏丹赶下台，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日子仿佛不远了，法国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甚至已经提出由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 ^[20]

尼古拉自己也觉得奥斯曼帝国即将垮台，他可以给予最后一击，实现解放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目标，但是他需要得到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最亲密的盟国奥地利的支持。当俄罗斯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时，尼古拉通知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建议奥地利和俄罗斯一起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以免其他人来填补权力真空”。但是奥地利人并不信任俄罗斯，不愿与俄罗斯合作，反而宁愿通过欧洲协调解决问题。1829年，在缺乏奥地利支持的情况下，尼古拉停止了对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进攻，担心此举会触发欧洲列强联合起来保护土耳其，更担心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欧洲列强会蜂拥而来争夺地盘，这两种情形都对俄罗斯不利。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听从了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的意见：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情形是保留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但是让其衰弱到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生存，这样俄罗斯就可以继续加强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势力。一个病倒的土耳其比一个死去的土耳其对俄罗斯更有利。 ^[21]

正因为如此，《哈德良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对土耳其一点也不苛刻。条约在1829年9月签署，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俄罗斯保护下的自治权，将多瑙河口的一些岛屿、格鲁吉亚的几个要塞割让给了俄罗斯，归俄罗斯所有的还有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以及高加索南部的埃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Nakhichevan）汗国，这些是1828年俄罗斯刚从波斯人手里夺过来的。但是所有这些和俄罗斯有可能迫使土耳其人做出的让步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也是《伦敦条约》签字各方希望看到的结果：土耳其承认希腊自治，开放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供所有商船使用。

虽然俄罗斯表现克制，但西方列强并不相信它真的会自动让步。条约中没有提到军舰如何使用海峡，于是他们相信俄罗斯一定逼迫土耳其人签署了秘密条款或给予了口头保证，让俄罗斯舰队可以独家控制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水路要道。自希腊起义以来，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势力的扩张感到担心，《哈德良堡条约》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英国人对此特别警觉，威灵顿公爵此时已当上英国首相，他认为这一条约实质上让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俄罗斯的保护地，比奥斯曼帝国崩溃、被列强瓜分还糟糕，至少瓜分奥斯曼帝国时列强还能谈判。当时担任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海茨伯里勋爵（Lord Heytesbury）声称苏丹已“向沙皇称臣，就像印度亲王臣服在东印度公司脚下一样”。 ^[22] 他似乎对自己这番话中的讽刺意味毫不知觉，英国人自己可以将印度王朝踩在脚下，但是当俄罗斯人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奥斯曼帝国时，英国却以正义姿态出现，自认为是近东现状的保护人。

由于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英国开始酝酿解决东方问题的政策。为了不让俄罗斯在希腊问题上获得先机，英国开始支持希腊独立，而不是俄罗斯支持的希腊自治。英国人担心希腊名义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区，实质上却完全依附于俄罗斯。英国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就一再呼吁沙皇出兵驱逐欧洲地区的土耳其人，成立一个大希腊自治区，一个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巴尔干邦联，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倡导过的模式。但是在1831年，卡珀蒂斯特里亚斯遇刺身亡，他代表的亲俄罗斯政党势力随之渐弱，亲西方的自由党派势力渐强，沙皇在希腊问题上的影响力因此大打折扣。在各方势力此消彼长之下，1832年《伦敦公约》（Convention of London）顺利达成，在列强的担保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希腊诞生了，国王是英国人的选择——年轻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Otto of Bavaria）。

* * *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政策。在沙皇军队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在巴尔干和高加索采取更为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担心欧洲大战的人。“虚弱的邻居”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为了保证《哈德良堡条约》的实行，俄罗斯派兵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1829年至1834年的五年占领期内，俄罗斯制定了一部“宪法”（称为《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并对两公国的管理进行改革，采用了相对偏向自由主义的原则，比同期俄罗斯国内的管制手段要宽松得多，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奥斯曼帝国的遗留影响。俄罗斯当局尝试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经济让利来赢得当地农民的支持。他们把教堂置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征召当地武装，改善军事基建，让两公国能够成为将来与土耳其人交战时的军事基地。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曾考虑直接并吞这两个公国，但是在1834年，俄罗斯军队还是撤离了，不过他们留下了相当数量的部队控制军事道路，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当地的王公贵族是谁给了他们权力。摩尔达维亚大公米哈伊·斯图尔扎（Michael Sturdza）和瓦拉几亚大公亚历山大·吉卡（Alexander Ghica）都是由俄罗斯人挑选的。俄罗斯领事不仅密切监视两地当局，还经常介入贵族议会和权力争夺以保证俄罗斯的利益。按照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Lord Ponsonby）的说法，斯图尔扎和吉卡“表面是当地最高官员，实质是俄罗斯臣民”，他们“徒有其表，只听命于俄罗斯政府”。 ^[23]

有时候，为了维护这个既虚弱又有依赖性的邻居，俄罗斯不得不替奥斯曼帝国出面维护主权。183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一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在帮助苏丹镇压希腊反叛之后，他要求获得埃及和叙利亚的世袭继承权，但没有得到苏丹的同意。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带兵进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这支军队由法国人按照欧洲军队的模式训练，十分强大，横扫奥斯曼帝国部队，君士坦丁堡顿时成为板上鱼肉。在埃及执政期间，穆罕默德·阿里实现了埃及经济的现代化，融入国际市场，成为棉花出口地，运往英国的棉纺工厂；他还修建工厂，主要用来为埃及军队提供军需品。入侵叙利亚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为了扩大生产基地，以更好地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但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还代表了卷土重来的穆斯林传统势力，与苏丹较为宽松的宗教领导方式很不相同。他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圣战者（Cihadiye）。根据当时观察家的看法，一旦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建立一个“新穆斯林帝国”，并对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势力持敌对态度。 ^[24]

苏丹向英国和法国求助无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军舰、四万士兵协同保卫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国人的走卒，对俄罗斯在近东的利益威胁极大。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一直在进行征服奥斯曼帝国属下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法国军队是本地区唯一有实力遏制俄罗斯野心的力量。更让俄罗斯人担心的是，从搜集到的情报来看，穆罕默德·阿里誓言“恢复穆斯林曾经拥有的伟大力量”并要为1828—1829年俄土战争复仇。俄罗斯人担心他会征服整个小亚细亚（Asia Minor）地区并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代替奥斯曼帝国。这么一来，“虚弱的邻居”将变成一个南部边疆外威胁很大的伊斯兰势力，而且还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有着很强的宗教联系。 ^[25]

俄罗斯派兵的举动让英国和法国警觉起来，他们各自派出舰队抵达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Besika Bay），并在1833年5月调停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参加屈塔希亚（Kütahya）会议并达成协议：穆罕默德·阿里以从安纳托里亚撤军换取克里特岛和汉志地区（Hijaz） ，易卜拉欣获任叙利亚终身总督。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得到埃及的世袭继承权，为此他十分恼怒，急于卷土重来。英国人加强了他们在黎凡特地区（Levant） 的舰队并进入战备状态，以保护苏丹。在英法两国介入之后，俄罗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们还是逼迫苏丹在1833年7月签署了一份《帝国码头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条约主要是再次确认了俄罗斯从1829年《哈德良堡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但是加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俄罗斯有义务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条件，俄罗斯可以随时要求土耳其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阻挡英国和法国海军舰船进入黑海，保证自己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理解，俄罗斯拥有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法律权利。 ^[26]

这个秘密条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员泄露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西方媒体引起一片哗然。西方国家马上怀疑俄罗斯不仅有权要求封锁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而且还有权要求只向俄罗斯军舰开放海峡。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海军就可以在四天之内从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军根本来不及介入。事实上，这个秘密条款并没有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俄罗斯声称这一条款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防止俄罗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两地遭受英法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攻击。地中海通往黑海的海峡是“打开俄罗斯大门的钥匙”，如果俄罗斯不能关上这扇大门，那么其南部虚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将会暴露在敌人面前。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西方军队就是这么干的。

* * *

但此时无论俄罗斯如何辩解，西方都无人理睬，任何良好的意图都会遭到怀疑。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帝国扩张中的反动和侵略性行为。“毫无疑问，目前俄罗斯政府正在执行一套向南部扩张的策略，这一策略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1833年12月给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的信中写道：

每次在被问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圣彼得堡内阁一般都会说自己丝毫没有兴趣，并且抗议说俄罗斯对自己广袤的疆域已很满意，并无扩大疆土的意愿，绝不承认任何外人强加在俄罗斯身上的扩张计划……

尽管俄罗斯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是其向各方扩张的计划其实已显而易见，目标明确，步伐坚定。近些年来俄罗斯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为了有利于进行领土扩张或增强对外影响力。

最近在黎凡特地区发生的各种不幸事件结合在一起，让俄罗斯对土耳其的企图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对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非常重要，必须考虑如何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推进其目标，以及是否有可能削减它已经取得的优势。

19世纪法国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认为1833年的《帝国码头条约》让俄罗斯把黑海变成了“俄罗斯的内湖”，由其“傀儡政权”土耳其为之把守，“没有什么能阻止俄罗斯穿过海峡，向地中海地区投入舰船和军队”。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向俄罗斯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警告俄罗斯说，一旦俄罗斯凭借这一条约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法国政府将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在英国方面，庞森比从帕默斯顿那里得到了授权，一旦他认为君士坦丁堡将遭受俄罗斯威胁，可以马上从地中海召集英国海军舰队进行防卫。 ^[27]

1833年是英国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英国人关心的主要是能否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将导致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他们对苏丹的主权状况并不特别关心，这可以从他们的希腊政策上看出来。但是，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伊斯兰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英国的兴趣主要在商贸方面。对英国来说，奥斯曼帝国不仅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还是宝贵的原材料来源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支持打开全球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随时准备使用炮舰逼迫外国政府开放市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或者可以叫“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英国可以凭借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来推动其经济霸权，限制外国政府的独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进行统治。

英国的这一战略意图在奥斯曼帝国再明显不过了。庞森比一再强调，扩大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响力会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他在1834年向帕默斯顿汇报说：“保护我们政治利益的措施将会带来商业繁荣的源头活水，这一点是通过与别的地区交往所不可能达到的。”当时已经有一批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经商，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为了维护在当地的庞大利益，他们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土耳其进行政治干预。这部分人的观点出现在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如《布莱克伍德》（ Blackwood’s ）和《爱丁堡评论》（ Edinburgh Review ）等，这两份刊物均受到这批商人的资助。他们的观点还在一些亲土耳其人士，例如戴维·厄克特（David Urquhart）等人中得到响应。厄克特在1833年率领一个秘密贸易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认识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将给英国贸易发展带来很大潜力。他在1835年写道：“土耳其的进步，如果能免受政治事件的干扰，向公平的方向发展，若干年后必将成为英国商品在世界上的最大市场。” ^[28]

1838年，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承诺，英国向高门强加了一项税收协议，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在失去关税这一财政来源后，高门保护本国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从此英国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数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达到了原来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为英国最有价值的出口市场，仅次于汉萨同盟地区（Hanseatic towns）和荷兰。1846年英国废除了限制外国谷物进口的《谷物法》（Corn Law），从土耳其，主要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进口的谷物随之增加。蒸汽海轮、内河蒸汽船以及铁路的出现，让多瑙河第一次成为繁忙的水上高速通道。多瑙河河道贸易被英国商船垄断，英国商人把这里的谷物出口到西欧国家，然后从英国进口商品。与把持多瑙河水道的英国商人竞争的是以敖德萨、塔甘罗格和其他黑海港口为基地的一批商人，他们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农业区的谷物出口到西欧。这一谷物贸易对俄罗斯越来越重要，因为自蒸汽机出现后，对俄罗斯木材出口的需求下降了。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经由黑海港口运出。为了帮助黑海商人，俄罗斯在1829年占领多瑙河三角洲之后，故意要求外国船只必须经过耗时的隔离控制，甚至不对多瑙河进行清淤，以增加河道航行的困难。

在黑海东岸，英国的商贸利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土耳其东北部港口特拉布宗（Trebizond）。在这里，希腊和亚美尼亚商人进口大量的英国商品并运到亚洲内陆地区出售。马克思认为这条商路对英国的重要性“可以在曼彻斯特商品交易中心看出来”，他在《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上写道：“面庞黝黑的希腊买家的数量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里，除了德语和英语之外，还能听到希腊以及南部斯拉夫方言。”在1840年代以前，俄罗斯几乎垄断了亚洲这部分地区的商品贸易。俄罗斯产的布匹、绳子和亚麻占据了巴伊布尔特（Bayburt）、巴格达（Baghdad）和巴士拉（Basra）的集市。但是蒸汽机船和铁路的出现，为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距离更近的商路提供了可能：或者是穿过地中海到开罗（Cairo），然后从苏伊士（Suez）到红海；或者是穿过黑海到特拉布宗，然后沿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抵达波斯湾（Persian Gulf）。在那时，帆船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苏伊士湾的强风和雨季，或是幼发拉底河狭窄的水道。英国人倾向开发幼发拉底河商路，主要是因为穿过的是苏丹而不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地区，开发这条商路还被视作在这一地区增加英国影响力，同时钳制俄罗斯势力的办法之一。1834年英国从高门那里获得许可，派弗朗西斯·切斯尼（Francis Chesney）对幼发拉底河商路进行测绘。这次测绘没有成功，英国对这条商路的兴趣也随之降低了。但是在1850年代，修建一条幼发拉底河谷铁路（Euphrates Valley Railway），通过阿勒颇（Aleppo）和巴格达连接地中海和波斯湾的计划又再次被提了出来，原因是英国政府感到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日益增强，于是想办法增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英国人因为缺乏资金保证，从未兴建这条铁路；但是德国人在1903年修建巴格达铁路（Baghdad Railway）时，采用的路线和这一方案有许多相似之处。

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是英国的恐俄人士最大的担忧。对一些人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征服土耳其，还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在整个小亚细亚直至阿富汗和印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俄罗斯是世界上扩张最快的帝国，其野心没有止境。

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并不存在俄罗斯势力伸向印度的危险。对俄罗斯来说，印度距离太远，将军队派到那里也非常困难。沙皇保罗一世的确考虑过一个疯狂的计划：派遣一支俄法联军袭击印度。1807年拿破仑在与沙皇亚历山大的对话中又提及这一想法，拿破仑解释道：“越是不现实的远征行动，就越能让英国人惊恐。”英国政府其实一直都清楚俄罗斯做这样的远征行动是不现实的，一名英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侵略印度的计划只能是“派辆大篷车过去”。但是，虽然英国官方没人把俄罗斯威胁印度当真，这并不能阻止恐俄的英国报刊大肆渲染对俄罗斯威胁的恐慌，强调俄罗斯征服高加索之后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其在波斯和阿富汗施展的种种“见不得人的手腕”。 ^[29]

俄罗斯意图侵略印度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28年出版的一份名为《论俄罗斯的企图》（ On the Designs of Russia ）的小册子上，作者是乔治·德莱西·埃文斯上校（Colonel George de Lacy Evans），此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将军，担任英军第二步兵师的师长。在对俄土战争的结果进行猜测时，他编织了一个俄罗斯不断侵略和扩张的噩梦般的画面：俄罗斯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切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的基本论点，即俄罗斯帝国的急速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再次出现在1829年出版的第二份小册子《论英属印度被入侵的可能性》（ On the Practica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德莱西·埃文斯声称俄罗斯军队可能已在印度西北边境集结。这份小册子在政府官员中流传很广，威灵顿公爵认为这对英国是一个警告，并告诉印度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 for India） 主席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如果俄国对印度采取敌对行动”，他准备“在欧洲这边解决这个问题”。1833年之后，看到俄罗斯似乎已把奥斯曼帝国捏在手中，英国人的这些恐惧变成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1834年阿瑟·康诺利中尉（Lieutenant Arthur Connolly）出版了一部畅销旅行日记《印度北部之旅》（ 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 ）。在书中他指出，如果能得到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的支持，俄罗斯可以从印度西北边境发起进攻。他是第一个用“大博弈”（the Great Game）来形容英俄两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冲突的。 ^[30]

俄罗斯人确实一直在增强他们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实力，目的是贯彻“衰弱的邻居”政策。俄罗斯派代表为波斯的外交出谋划策，并为沙阿（Shah） 的军队提供支援。当波斯军队在1837年占领阿富汗城市赫拉特（Herat）时，许多英国人都相信这是俄罗斯为入侵印度而做的准备。“波斯人占领赫拉特，”一位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写道，“不可能是其他原因，只可能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成为俄罗斯军队入侵印度时的集结地。”英国恐俄报刊指责政府无所作为，未能识破俄罗斯在波斯的种种阴险邪恶的招数。《先驱报》（ Herald ）警告说：“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提醒政府，俄罗斯的野心超越了土耳其、切尔克斯和波斯，甚至对我们在东印度的附属地都有所企图。这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就已经开始，那时她就威胁要派出军队，将印度亲王们团结在大蒙古的旗帜下。”《旗帜报》（ Standard ）呼吁：“对俄罗斯光是警惕已经不够了，我们已经对俄罗斯保持警惕八年了，在这八年中，它已经向印度推进了两千英里 。” ^[31]

究其本质而言，俄罗斯对印度是个威胁，这一看法在当时英国的大报读者中十分流行。在1838年一份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印度、英国与俄国》（ 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中，有一段话与20世纪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很相似：

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侵略行为完全戳穿了它以渴求和平自居的狡辩，任何有理性推断能力的人都会同意，要阻止它对外征服，就必须遏制它的实力。在俄罗斯西面，波兰已成了它的附庸国。在南面，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如果还没有被俄罗斯夺走，也正在等着被它征服。黑海上，没有莫斯科大公的许可，别国船只无法航行，英格兰的旗帜曾在全世界的海洋上骄傲地飘扬，在这里却被羞辱，大英帝国商人经营的贸易被压制。在东面，俄罗斯同样在进行系统性的扩张侵犯：切尔克斯已被击垮；波斯先是顺从，然后依附俄罗斯，最终被吞并。在波斯之外是阿富汗，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印度的通路。一旦跨过了印度河（Indus），还有什么能阻止俄罗斯之鹰飞向英属印度的心脏？印度是俄罗斯窥伺之处。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32]

为了对抗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开始在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建立缓冲地带。1838年英国占领了阿富汗，名义上是为了帮助国王舒亚·沙阿（Emir Shah Shuja）恢复王位，但是在王位恢复后，英军却继续占领阿富汗，扶持舒亚·沙阿的傀儡政权。英国人的最终目的是在这里实现英国统治，但1842年阿富汗部落反叛，英军遭遇灾难性失败，不得不撤出阿富汗。与此同时，英国增强了在德黑兰的外交力量，试图通过建立防卫同盟、承诺提供军事援助等让波斯人疏远俄罗斯。在英国的压力下，波斯军队撤离了赫拉特，并在1841年和英国签署了贸易协议。英国甚至还曾考虑占领巴格达，以为阿拉伯人会把英国的行动看作把他们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即使这招不灵，阿拉伯人反对英国占领巴格达，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也会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用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话说，总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互斗”。罗林森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军官，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是第一个翻译出在贝希斯敦（Behistun）发现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人。他积极鼓吹英国必须遏制俄罗斯对中亚、波斯和阿富汗地区的扩张，是这一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认为英国应该建立一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帝国并将其置于欧洲列强保护之下，作为对付俄罗斯在高加索扩张行动的缓冲地带，同时还可以防止俄罗斯征服底格里斯（Tigris）和幼发拉底峡谷，这样就可以切断俄罗斯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甚至还建议派印度军队进攻格鲁吉亚、埃里温和纳希切万等地，这些地方虽然被俄罗斯通过《哈德良堡条约》占领，但英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33]

罗林森还积极参与将英国援助送到高加索穆斯林部落手中的行动，这些部落一直在当地抗击俄罗斯人。1834年一位新领袖沙米勒（Shamil）伊玛目出现了，他的个人感召力很强，追随者似乎把他当作一个刀枪不入，从天而降的首领。当地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勇敢作战，击败俄军，神奇地死里逃生等等。在这样一位一呼百应的领袖的率领下，穆斯林部落重拾信心，继续反抗俄罗斯的武装斗争。沙米勒部队的优势是他们与山区部落之间联系密切，借助山区部落的支持，采用游击战术，搞得俄罗斯军队焦头烂额。沙米勒的部队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又无影无踪，村民随时可以变成战士，战士也能在一瞬间变回村民。山区居民是沙米勒部队的眼线，为他们刺探军情，俄军随时都可能遭遇伏击。沙米勒的部队在俄军外围活动，对暴露在外的俄罗斯部队、要塞和补给线发起突袭，然后消失在大山之中。他们很少与俄军正面交锋，因为知道敌不过俄军人数和炮火上的优势。俄军对这些战术束手无策，许多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军只能通过投入越来越多的部队，试图在沙米勒的根据地车臣地区将其打败，但却毫无建树。到1830年代末期，甚至连俄罗斯人也开始相信他刀枪不入的神话了。一个沙皇部队里的将军哀叹道，沙米勒已成为一个“宗教神话里的军事人物，就像伊斯兰传说中穆罕默德的剑让四分之三的宇宙颤抖一样”。 ^[34]

* * *

但是对英国人来说，土耳其才是对付俄罗斯的最大缓冲区。他们很快明白，当初拒绝帮助苏丹抵抗埃及军队入侵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英国成为奥斯曼帝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帕默斯顿认为这是“英国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误算”。既然这个机会已经错过，英国人决定加倍努力，向高门施加影响，推动一系列改革解决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人口的问题，希望不再给俄罗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国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认为以炮舰为后盾，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输出到全球各地。在他们看来，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是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办法，因为东方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统治下国家的衰落，治好了这个“病人”，东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国人推动自由主义改革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不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让土耳其人依赖英国人的政治指导和金融贷款；将土耳其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让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监护下“文明化”，传授给他们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宗教宽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优点（不过议会和宪政被认为不适合传授给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欧洲”素质）；倡导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有所伤害）；保证印度商路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提倡对印度实施自由贸易的）。

英国人注意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最后几年，土耳其文化中出现了一些西化的表现，他们因此很受鼓舞，视之为改革成果。虽然苏丹的军事改革成效不大，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精英在衣着方式和生活习惯上有所变化：现代的束腰衣和毡帽取代了长袍和头巾，男人的大胡子不见了，女性开始进入社会。这些表面的变化体现在一批新兴的土耳其官员或绅士身上，这些所谓的“欧化土耳其人”（European Turk）掌握了外语，学会了西方习惯、做派和脾气，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深植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之中。

欧洲旅行家看到了土耳其人在行为举止上的变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的游记文字开始改变英国人对土耳其的看法。在这些出版物中，最为畅销、影响最大的当属朱莉娅·帕多（Julia Pardoe）的《1836年的苏丹之城与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 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 ），从1837年到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这本书共出了四版，卖出超过三万册。帕多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她认为的过去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偏见。她认为，从表面看来，土耳其人似乎符合所有欧洲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奇异、懒惰、感性、迷信、蒙昧、对宗教狂热，但是一旦贴近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的“高贵气质”为其接受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哪个不带偏见的人会注意不到这里没有严重的犯罪，下层人士身上带着满足感甚至为自己骄傲，上层人士身上则没有自以为是和傲慢之气？”帕多还认为“土耳其文明化”的唯一障碍是俄罗斯，“它已经对土耳其人施加了种种限制，在他们文明化的道路上设置诸多障碍，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踩在脚下” ^[35] 。

到1840年代时，这类观点经常可以在众多旅行笔记和亲土派小册子上看到。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在《君士坦丁堡三年》（ 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又称《1844年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 ）——一书中赞同英国人让“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努力，列举了一些土耳其人习惯和行为获得改善的例子，例如穿上西式服装，拒绝宗教狂热，以及“中间和下层”人士对教育的渴望。他写道，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

善高于恶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地方对社会和道德原则的遵守比这里更加严格，没有一个地方能比这里看到更多正义廉洁、温厚单纯、热爱家庭的例子，没有一个地方侵犯人身财务的犯罪行为比这里更少。其原因一定是内心的诚实，而不是外部的防范措施。 ^[36]

与这个观点紧密相关的是对伊斯兰的浪漫同情，许多英国的亲土派将伊斯兰想象为一个良性的、进步的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极其迷信，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厄克特就认为伊斯兰是一股容忍而温和的力量，保证了奥斯曼帝国内部各个基督教派别之间的和平相处，土耳其人大概也认为自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厄克特写道：

哪个旅行者没有看到过这些教派的狂热和仇恨，他们相互之间的敌意？但是又有谁把他们之间的和平相处归功于伊斯兰的包容性？伊斯兰是平和、深思的，没有教条，不强迫改教，目前正用自己含蓄静默的特性对待其他教派。如果把这个管理者移走，那么敌意将重新出现在政府和军营里，政治势力和政治对立将与宗教势力和宗教仇恨搅在一起，其结果是帝国变成一片血海，直到俄罗斯采用暴力恢复秩序。 ^[37]

亲土派的一些观点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1786—1880）的认同。在1852年封爵之前，他的名字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曾经五次出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并直接指导了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与其改革派大臣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1800—1858）1839年之后的改革议程。他和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是堂兄弟，乔治·坎宁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在1827年去世前还曾短暂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首相。斯特拉特福德性格强势，缺乏耐心，这也许和他家庭背景优越，从不需要担心职位晋升有关。他刚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年仅二十四岁时，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到君士坦丁堡担任特派全权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24年第一次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时，很不喜欢土耳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阻止这个国家“自毁”。在给堂兄乔治·坎宁的信中，他写道，他的“秘密心愿”是让土耳其人“带上所有东西”滚出欧洲，还说他“诅咒欧洲的权力平衡，让可恶的土耳其人因此得到保护”。但是他对俄罗斯的敌意远远超过了他对土耳其的厌恶。1832年，斯特拉特福德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了解他恐俄立场的沙皇异乎寻常地拒绝在圣彼得堡接见他。俄罗斯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势力让斯特拉特福德相信，只有自由主义的改革才能拯救奥斯曼帝国。

与厄克特和其他亲土派不同，斯特拉特福德对土耳其了解有限。他不会说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去过的地方也不多，绝大部分时间待在位于佩拉（Pera）的英国大使馆或是位于特拉比亚（Therapia）的避暑地这些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他不看好土耳其制度的现代化，不同情甚至不了解伊斯兰。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唯一希望是全盘接受欧洲文明，而且必须是基督教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从宗教蒙昧中解脱出来，走上理性启蒙的道路。1832年他第二次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时看到的土耳其人在衣着和举止上的西方化，让他感到鼓舞，这些现象让他相信，土耳其人如果不可能变得完美，至少可以改善。“和我上次在这里时相比，土耳其人完成了一场完全的蜕变，至少在衣着上。”他在给帕默斯顿的信中继续写道：

他们现在正处于从头巾到帽子，从衬裙到马裤的转变中。在外表之下有多大的转变我无法了解，但我知道除了基督教文明化之外没有其他替代办法。苏丹的改革会成功吗？我有所保留。不管怎么样，这肯定是一个艰巨缓慢的过程，如果不是不可实现的话。 ^[38]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斯特拉特福德断断续续地向苏丹和他的改革派大臣们讲授了如何以英国的方式让土耳其自由化的策略。

对于斯特拉特福德所希望看到的、在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前沿出现的欧化土耳其人，穆斯塔法·雷希德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回忆录中，斯特拉特福德写道：“他的出生和所受的教育让他成为绅士，性格善良，崇尚自由。在他的种族和阶层中，雷希德最能得到我的赞同。”雷希德长得矮小粗壮，留着黑色络腮胡，脸上表情丰富。他曾是高门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在法国的戏院和沙龙中颇为引人注目，于1837年升为外交部长。同19世纪土耳其的许多改革派人物一样，他和欧洲共济会（European Freemasons）有联系，在1830年代加入了伦敦的一个共济会会所。在当时，对于雷希德这样倾向西方的土耳其人来说，加入共济会可以让他们既拥抱西方的世俗理念，又不必放弃穆斯林信仰或遭受叛教指控（叛教直到1844年还是死罪）。受到西方的启发，雷希德希望将奥斯曼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君主国家，苏丹在位但无权统治，教士的权力受到限制，帝国事务则由一批新型的受到启蒙的官僚主理。 ^[39]

1839年，年仅十六岁、刚成为苏丹的阿卜杜勒-迈吉德发布《玫瑰堂诏书》（Hatt-i Şharif of Gülhane），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第一项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 。阿卜杜勒-迈吉德在位期间（1839—1861），一直在推动坦齐马特，最终在1876年，奥斯曼帝国成立了第一个议会。这份诏书由雷希德帕夏在1838年起草，他当时第二次被派往伦敦担任大使，在伦敦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住所完成草稿，交给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获得首肯。诏书的行文很明显地体现了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的价值观，向苏丹的臣民承诺，无论信仰什么，每个人的安全、荣誉和财产都能获得保障；它强调法治、宗教宽容、制度现代化、公平合理的中央税收和征兵系统。在本质上，诏书希望通过给予奥斯曼帝国最活跃的人口——非穆斯林的米利特——个人自由上的保障，来提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在过去，穆斯林对占人口少数的米利特的不公正对待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40]

起草诏书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英国的支持来帮助深陷危机的奥斯曼帝国，这尚有争议。诏书终稿还曾被当时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修改过，有些用自由主义语言装点门面、显示英国特色的痕迹，但这并不能说明诏书是言不由衷的，或是为吸引英国人不得已而为之。这份诏书确实体现了土耳其自由派相信奥斯曼帝国需要改革的真诚心愿，雷希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为了拯救奥斯曼帝国，他们最终必须创建一个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全新的世俗理念，即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一理念的基础是不论信仰如何，每一个苏丹的臣民都是平等的。改革派对此事的认真，以及他们对保守派可能的反对方面的考虑，还体现在诏书的遣词造句上，他们把诏书中开放的权利描述成是为了保卫伊斯兰传统以及“光辉的《古兰经》”信条。事实上，苏丹和许多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包括穆斯塔法·雷希德和1839—1841年间担任首相的穆罕默德·胡斯雷夫（Mehmet Hüsrev）都跟严格强调伊斯兰法教学的纳格什班底耶教团（Naqshbandi lodges）有密切的联系。从许多方面看，坦齐马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尝试创建一个更加中央集权但同时更有容忍度的伊斯兰国家。 ^[41]

但是奥斯曼政府并没有努力将这些崇高的宣言变成现实，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诏书中提高基督教人口生活条件的条款引发了来自传统穆斯林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对。基督徒的生活条件只略微获得了改善。1844年苏丹废除了叛教的死罪，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和改信伊斯兰的基督徒被地方当局处死。亵渎教义依然是死罪。有些军事院校开始接收基督徒，基督徒也必须开始服兵役，但是因为在军队里升迁的可能性不高，许多基督徒选择缴纳一笔特殊税以避免服役。从1840年代开始，基督徒可以成为地方议会的成员监督地方官的工作，基督徒还可以在自由应用西方法律原则的商业法庭上和穆斯林一起担任陪审员。但除此之外，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奴隶贸易仍在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奴隶市场上被贩卖的大部分是从高加索地区抓来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土耳其人依然把基督徒当作下等人，认为不应放弃穆斯林享有的特权。虽然有些法律改了，但是很多明文规定或是不成文的规矩惯例依然把基督徒当作二等公民。然而，在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正迅速成为一群经济实力很强的人，有些人还通过取得外国护照、获得外国保护来逃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日益成为族群关系紧张和嫉恨的原因。

1842年，斯特拉特福德第三次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回到君士坦丁堡时，他对坦齐马特改革的前景越来越感到失望。苏丹太年轻、雷希德太弱，两人都无法与枢密院（Divan）内渐占上风的保守派抗衡。改革进程还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特别是雷希德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 之间的个人矛盾。穆罕默德·阿里曾是雷希德的亲信，在1841—1844年间担任驻伦敦大使，1846年升任外交部长，1852年取代雷希德成为首相。雷希德对此万分嫉恨，甚至在1850年代早期加入反对给予基督徒权利的穆斯林反对派阵营，希望借此把穆罕默德·阿里拉下马。苏丹的改革议程还面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奥斯曼帝国没有铁路、邮局、电报和报纸，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往往显得山高皇帝远。

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传统的精英阶层，不只穆斯林，米利特的宗教领袖也反对改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坦齐马特改革的打击。所有米利特，特别是希腊教会，全都提出了抗议。在亚美尼亚教会，世俗主义者还几乎发动了一场政变。但最抗拒改革的是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在奥斯曼帝国，地方总督和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是建立在传统米利特制度歧视基督徒的基础之上的。高门越是想推动中央集权和改革，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就越积极煽动穆斯林的怨气，把政府描绘成被“异教徒”把持、依赖外国势力掌权的地方。在宗教领袖的鼓励下，许多市镇的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对改革，出现了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堂被毁，甚至还有人威胁要烧毁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区。

看到这一景象，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面临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穆斯林政府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公民的迫害，那么英国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它？1850年2月，在听到鲁米利亚（Rumelia，后属保加利亚）的基督徒被“残忍地屠杀”的消息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陷入极度沮丧中。在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他用阴郁的语气写道：“改善的努力现已失败。”

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宗教……虽然伊斯兰主义（Islamism）总体上来说给国家带来了力量和生机，但它是建立在获胜种族的霸权以及长期的暴力统治基础上的。可以不过分地说，这个国家能在重新走向繁荣和独立的道路上走多远，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从不公正和软弱的源头挣脱出来。

帕默斯顿同意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不仅招致俄罗斯的干涉，还让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了。在他看来，英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撤回对奥斯曼政府的支持。在第二年11月写给雷希德的信中，他预计奥斯曼帝国将“因为其君主和大臣们的胆怯、虚弱和迟疑而垮台，很显然，我们不能再等太长时间，必须开始考虑在这以后应该如何安排”。 ^[42]

与此同时，英国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务引发了穆斯林对西方干预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地位已远远不只是英国大使或是高门顾问了，他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特权大使”（Great Elchi），对土耳其政府事务有直接影响力。那个时代，伦敦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没有电报，来自白厅（Whitehall） 的指示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到达，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灵活处理空间。苏丹手下的高官们对他十分反感，非常害怕这个颐指气使的大使来找自己麻烦。地方贵族和伊斯兰教士对他维护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敌视，认为他对政府的干涉侵犯了帝国的主权。土耳其人对外国势力——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所产生的敌意，将对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注释

[1] 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p. 29–30.

[2] 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 30.

[3] N. Teriatnikov, Mosaics of Hagia Sophia, Istanbul: The Fossati Restor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Byzantine Institute (Washington, 1998), p. 3;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 trans. S. Cross and O. Sherbowitz-Wetzor (Cambridge, Mass., 1953), p. 111.

[4] T. Stavrou, ‘Russian Policy in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L. Clucas (ed.), The Byzantine Legacy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88), p. 225.

[5] Nelson, Hagia Sophia , p. 33.

[6] 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7] 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29.

[8] 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39 (Paris, 1961), p. 72;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2002), p. 31.

[9] F. Bailey,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1826–1853 (London, 1942), pp. 19–22; D. Ralston,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 1600–1914 (Chicago, 1990), pp. 62–3.

[10] W.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1801–1913 (Cambridge, 1913), p. 18.

[11] 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 49.

[12]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41–2.

[13] 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33–4, 101–4; Aksan, Ottoman Wars , pp. 290–96; T.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 Kalb, Ill., 1994), pp. 31, 50–1.

[14] 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8, 19; 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 (St Petersburg, 2001), p. 141; M. Gershenzon, Epokha Nikolaia I (Moscow, 1911), pp. 21–2.

[15]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p. 96–7.

[16] R.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 vol. 1: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 (Princeton, 1995), p. 382; D. Goldfrank, ‘The Holy Sepulch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Crimean War’, in E. Lohr and M. Poe (eds.),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 (Leiden, 2002), pp. 502–3.

[17]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 pp. 167–76.

[18]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 p. 187.

[19] Aksan, Ottoman Wars , pp. 346–52.

[20] P.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pp. 658–660.

[21]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36.

[22]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 pp. 361–2, 366.

[23] FO 97/404, Ponsonby to Palmerston, 7 July 1834;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135–60.

[24] F.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Egyptian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eriod (New York, 1992), chap. 5; Aksan, Ottoman Wars , pp. 363–7; A. Marmont,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Turkish Empire , trans. F. Smith (London, 1839), p. 289.

[25]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 pp. 468–69.

[26]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 235.

[27] FO 181/114, Palmerston to Ponsonby, 6 Dec. 1833; P. Mosely, Russian Diplo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1838 and 1839 (Cambridge, Mass., 1934), p. 12; Bailey, British Policy , p. 53.

[28] L. Levi,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1763–1870 (London, 1870), p. 562; Bailey, British Policy , p. 74; 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2nd ser., 6/1 (1953); FO 78/240, Ponsonby to Palmerston, 25 Nov. 1834; D. 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London, 1835), p. 110.

[29] 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 85.

[30] 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 103.

[31] 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211–2, 220.

[32] 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London, 1838), pp. 1–2.

[33] R. Shukla, Britain, India and the Turkish Empire, 1853–1882 (New Delhi, 1973), p. 27.

[34] 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121.

[35] J. Pardoe, 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 , 2 vols.(London, 1854), vol. 1, p. 32.

[36] C. White, 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or,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 , 3 vols. (London, 1846), p. 363. 也请参见 E. Spencer, Travels in Circassia, Krim-Tartary, &c., including a Steam Voyage down the Danube from Vienna to Constantinople, and round the Black Sea in 1836 , 2 vols. (London, 1837).

[37] 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 p. 86.

[38]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7.

[39]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04. 有关19世纪土耳其共济会，请参见Paul Dumont的众多著作，包括‘La Turquie dans les archives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Les loges maçnniques d’obédience françise à Istanbul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J.-L. Bacqué-Grammont and P. Dumont (eds.), économie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fin du XVIIIe siècle–dé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1983), pp. 171–202.

[40] 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p. 118–9.

[41] B. Abu Manneh, ‘The Islamic Roots of the Gulhane Rescript’, in id., Studies on Isla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tanbul, 2001), pp. 83–4, 89.

[42] FO 97/413, Stratford to Palmerston, 7 Feb. 1850;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vol. 2, p. 215. Lxuw6ry3nkU6qLFQ1Cgrllhh7nWrvH9IqW1u9plXgcLWvN/pcXzejvKZUC4SxK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