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复活节还有几个星期，朝圣的人们就陆续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自东欧和中东的许多地方：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安纳托里亚（Anatolia）、希腊半岛等等，但最多的还是来自俄罗斯。这些人先是坐船来到雅法港（Jaffa），再从那里租骆驼或是驴子上路。1846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两万名朝圣者。他们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实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为了保证长途朝圣路上有足够的盘缠，他们几乎人人都会随身带上一些货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装饰品，念珠或是绣品等，在抵达后卖给参观圣殿的欧洲游客。朝圣活动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广场也是一个忙碌的市场，售卖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的摊位与出售货物的朝圣者挤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气味难闻的牛羊皮晾晒在那里。广场还是乞丐们讨钱的地方，他们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风病，就这么伸向陌生人，惊吓之下人们只好散钱消灾。有钱的游客会雇几个土耳其向导，这些人挥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赶开，保护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门。

1846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气氛也更为紧张。圣墓教堂内，建在耶稣受难处的祭坛是举行复活节祭祀活动的地点，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众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那时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奥斯曼帝国驻耶路撒冷的总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 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内外维持秩序，但还是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圣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 ^[1]

“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国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她继续写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麦加（Mecca）一样。这些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 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巴勒斯坦。铁路和蒸汽机船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各个教会之间相互竞争，都要扩大影响力。这些教会支持朝圣团体的活动，抢着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资助教区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学校吸收阿拉伯东正教徒（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数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众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威廉·扬（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两年内，有大批来自俄罗斯、法国、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岛（Sardinia）的政府官方礼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来装点圣墓教堂。”他继续写道：

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 ^[2] 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舍。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3]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欧洲的评论家们对圣地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一无所知，也不以为意，他们只会看到俄罗斯对西方教会利益的威胁在日益增长。在1840年代早期，英国领事威廉·扬定期给外交部报告“俄罗斯势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长的情况，在他看来，俄罗斯正在通过资助朝圣者以及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购买土地的方式，准备“对圣地的征服”。有一点他说得没错，俄罗斯宗教使团确实曾通过资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学校和旅店的方式，对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团体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实际是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的，因为他们准确地预感到这种做法会让西方列强产生敌意。但是在威廉·扬的报告中，对俄罗斯征服计划的描述越来越夸张，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汇报时说：“有人听到俄罗斯朝圣者在那里公开议论，说由俄罗斯政府来管理这块地方的时机已经到了。俄罗斯政府可以在复活节期间，把耶路撒冷的一万名朝圣者武装起来。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变成要塞。”英国人对“俄罗斯计划”的担心促使圣公会加快行动，终于在1845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会教堂。

不过对俄罗斯在圣地的各种行动最警觉的还是法国人，对法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法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来拉丁朝圣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那里有我们的遗产，必须捍卫我们的利益，”一份法国天主教地方报纸这么写道，“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 ^[4]

为了对抗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势力，同时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徒首要保护者的地位，法国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领事馆（当地穆斯林对西方列强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愤怒的人群把旗杆上的法国国旗扯了下来）。以后，不论是在圣墓教堂还是伯利恒圣诞教堂举办的拉丁礼拜，法国领事总是带着一批随从盛装出席。在伯利恒举办圣诞午夜弥撒时，法国领事后面还有一群士兵保护，这些士兵虽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来的，但实际上是法国出的钱。 ^[5]

和圣墓教堂一样，拉丁人和东正教徒也经常在圣诞教堂出现纠纷。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拉丁僧侣是否应该配有主教堂大门钥匙而争执不休。希腊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马槽祈祷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属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马槽祈祷堂必须穿过主教堂。双方还一直争论拉丁教士是否应该持有圣诞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钥匙。圣诞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还有一个争议是有关石窟内耶稣诞生处大理石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银星，这颗银星由拉丁人在18世纪嵌入，上面刻着法国国徽和一句拉丁文“在这里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希腊教士一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法国人放在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这颗银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银星的工具就随手丢在一边，拉丁人立刻指责这一定是希腊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腊人还在石窟周围建了一堵墙，不让拉丁人进入，于是引发双方一场斗殴。银星被偷走之后，法国人向“高门”（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依据是一项1740年签署、早被人遗忘的条约，法国人说这项条约保证了天主教徒有保护石窟中的银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根据高门的惯例和特许权，声称这个权利是他们的。 这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争执，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继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门钥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国还声称拥有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权利，依据也是这份1740年的协议。圣墓教堂的屋顶迫切需要维修，因为屋面一侧防漏水的铅质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责是对方干的），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下，甚至连鸟儿都能飞到教堂里。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因此成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激烈争执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俄罗斯人代表东正教徒出面与法国人对峙，他们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 ，这份和约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战争失败后与俄罗斯签署的。根据俄罗斯人的说法，该和约赋予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中代表东正教的权利。这一说法远非实情。该和约用词含糊，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把意思曲解。当时俄罗斯签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而土耳其人签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然后俄罗斯人又把和约翻译成法文用于外交。 ^[6] 不管怎样，俄罗斯以此来给高门施加压力，不让法国人达到目的。夹在中间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双方都说些好话。

1851年5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 任命好友夏尔·德·拉·瓦莱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冲突。这一任命是拿破仑向法国天主教势力让步的结果，他在担任总统两年半以来，一直未能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上风，于是为了巩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逃亡法国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冈；1850年通过的《法卢法案》（Falloux Law）为大量增加天主教学校铺平了道路。对瓦莱特的任命也是向教会做出的让步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党”（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许多人认为这个派系在暗中操纵法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持强硬态度。瓦莱特担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在上任途中，他改变事先拟定的行程到罗马停留，说服教皇支持法国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门的交谈中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在捍卫法国利益时，“让苏丹王和他的大臣们畏缩屈服”。法国的天主教报刊，特别是很有影响力的《辩论日报》（ Journal des débats ），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而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他的亲密朋友。瓦莱特则给报刊提供各种言论供其引用，进一步火上浇油，这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恼怒。 ^[7]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宗教权利问题。土耳其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间小心地权衡，因此委员会工作拖沓，迟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在委员会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莱特就公开宣布拉丁人的权利已经“清楚地确定了”，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下去。他还说法国“有权采用极端手段”来维护拉丁人的权利，并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很难说瓦莱特以战争相威胁的言论是获得拿破仑明确批准的。拿破仑对宗教事务不是很感兴趣，对圣地上的纠纷细节也知之甚少，在中东基本采取守势。但可能的情况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他认为欧洲三强（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不仅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而且自从他伯父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后，法国一直屈从于1815年签订的“令人难堪”的条约。因此任何可以打乱这三强鼎立局面的行动，他都乐于尝试一下。路易-拿破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发生冲突，一个新的联盟将会诞生：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也许愿意和法国联合共同对付俄罗斯，而大英帝国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在近东的利益而与俄罗斯对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瓦莱特的敌对举动让沙皇大怒，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看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了。 ^[8]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 * *

在当时的列强中，以宗教为国家中心的做法，以俄罗斯为甚，整个沙皇体系就建立在全民信奉东正教的基础上。俄罗斯对疆土的概念以及对其国际义务的理解完全基于宗教的考虑。

在沙皇俄国的建国理念中，当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成了东正教的中心，即所谓的“第三个罗马”。凭此逻辑，俄罗斯承担着上天赋予的责任去解救陷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东正教徒，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将它恢复成为东基督教王国的首都，这场圣战就是俄罗斯帝国存在的理由。从16世纪击败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蒙古可汗国，到18至19世纪征服克里米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帝国就是建立于欧亚草原上基督教定居者与鞑靼（Tatar）游牧民族的冲突之上的。在俄罗斯人眼里，国家以宗教责任，而不是以种族来定义，东正教徒即俄罗斯人，异教徒即外国人。在19世纪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增强了这一意识。

在与土耳其人的冲突中，宗教原因一直是其根本。在19世纪中期，已有一千万东正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疆土上，包括生活在欧洲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另有三四百万生活在高加索和安纳托里亚的基督徒（包括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一小部分阿塞拜疆人[Abkhazians]）。 ^[9]

奥斯曼帝国在其北疆修建了一系列要塞，构成一条从巴尔干半岛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到高加索的卡尔斯（Kars）之间的防线。自17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条防线一直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包括1686—1699、1710—1711、1735—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以及1828—1829年发生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和后来发生在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也不例外。这些边疆地区是宗教战争的战场，东正教与伊斯兰版图之间的裂痕。

在历次俄土战争中，最关键的有两个地区：多瑙河三角洲（包含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以及黑海北岸地区（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这两个地区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战区。

多瑙河三角洲水域宽阔、沼泽丛生，是防止俄罗斯军队从地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关键缓冲区。多瑙河流域的粮食供应，不论是对土耳其要塞，还是对进攻的俄罗斯军队来说都极为重要，所以当地农民对谁效忠一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些农民是东正教徒，于是俄罗斯就以把他们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作为号召。土耳其人则采用焦土政策。当俄罗斯军队攻入多瑙河地区后，由于农作物已被撤退的土耳其人烧毁，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俄军往往因饥饿和疾病而不得不放弃进攻，这样的失败屡次发生在俄罗斯军队身上。因此如果要对土耳其首都发起进攻，俄罗斯人必须建立一条海上补给线，通过黑海把物资送到前线部队手里。

但是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亚本身也是奥斯曼帝国针对俄罗斯的缓冲区。奥斯曼帝国没有直接占领这些地区，而是采用扶植附庸国家的办法。这里的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的鞑靼部落同样说突厥语（Turkic），奥斯曼帝国就靠他们保护伊斯兰的北疆，对抗基督教军队的入侵。克里米亚汗国由格来王朝（Giray dynasty）统治，是成吉思汗（Genghiz Khan）的直系后代，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剩下的最后一块领地。从15世纪到18世纪，金帐汗国的骑兵在俄罗斯与黑海之间的南部大草原上驰骋，闯入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后，这些鞑靼部落经常把斯拉夫（Slavic）奴隶卖给奥斯曼帝国，用作性奴或是划桨手，而俄罗斯和波兰的君主们则向大汗提供贡品，作为互不侵犯的条件。 ^[10]

17世纪末，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俄罗斯一直试图把这些缓冲地带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过来。在这些战争中，夺取黑海沿岸的不冻港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些港口对俄罗斯的贸易和海军意义重大。但是战争背后同时也有宗教动机，例如在1699年，当俄罗斯及其盟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强令土耳其保证希腊人对圣墓教堂的使用权，并允许俄罗斯人进入圣地。俄罗斯人对多瑙河流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争夺，宗教也是动机之一。在1710—1711年的俄土冲突中，彼得大帝命令俄罗斯军队入侵这两个公国，目的是希望能促使当地的基督徒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者。这个愿望最后落空了，但是鼓励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起来抗争以削弱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一想法，在其后的两百年里，一直是沙皇的中心策略。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时期（1762—1796），这一策略成为正式的政策。在1768—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军队打败了土耳其人，一度占领了这两个公国。在撤离之前，俄罗斯人并没有要求奥斯曼帝国割让大批土地，《库楚克开纳吉和约》规定俄罗斯取得黑海沿岸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与布格河（Bug River）之间包括赫尔松（Kherson）港的一小块地方，高加索的卡巴尔达（Kabarda）地区，以及克里米亚港口刻赤（Kerch）和艾尼卡勒（Enikale），即黑海与亚速海（Sea of Azov）交汇处。然而和约同时规定奥斯曼帝国必须放弃对克里米亚汗国的控制，让那里的鞑靼人获得独立。和约的另一项规定是准许俄罗斯船只自由通过土耳其境内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虽然俄罗斯没有夺取大量领土，却获得了可观的权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奥斯曼帝国的事务进行干涉，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东正教徒，这一情况后来对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罗斯把多瑙河流域的公国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但是在这些地方的东正教徒却由俄罗斯负责保护。根据和约，俄罗斯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东正教堂，对于俄罗斯来说，这象征着拥有了代表奥斯曼帝国内所有东正教徒的权利。和约还允许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可以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这让俄罗斯能够保护和推动其在贸易和宗教两方面的利益。因为担心欧洲列强的反应，俄罗斯不能直接并吞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公国，所以转而向高门施加压力，让这两个公国能成为在俄罗斯势力影响下的半自治地区。俄罗斯希望这两个公国会因为对东正教的虔诚，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以便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管制力，并保证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俄罗斯将在东南欧地区占主导地位。

在对土耳其战争中占了大便宜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开始与希腊人合作，宣称有条约规定俄罗斯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希腊的东正教徒。她向希腊派出军事代表，让希腊人到俄罗斯军事院校接受训练，邀请希腊商人和海员到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建设的新市镇定居，让希腊人觉得俄罗斯会支持他们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她非常宠信的俄罗斯最高军事首领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亲王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在他的鼓动下，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梦想着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她可以在其废墟之上重建拜占庭帝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写给她的信中，尊称她为“希腊帝国女皇陛下”；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格林（Friedrich Grimm）男爵则在信中尊称她为“希腊女皇”。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想象中，这个重建的古希腊帝国将是一个在俄罗斯庇护之下广袤的东正教帝国，其子民说着拜占庭帝国时代的通用语言斯拉夫语。斯拉夫语是拜占庭帝国通用语言的说法是由俄罗斯第一位大历史学家瓦西里·塔季谢夫（Vasily Tatishchev）提出的，但其实他是错的。女皇给她第二个孙子起名为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与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主同名。1779年康斯坦丁出生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发行特制银币庆祝，银币上印着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把这座宏伟的教堂改成了一座清真寺，但是在这枚特制银币上，圣索菲亚大教堂后的尖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巨型穹顶上的一个东正教十字架。为了让她的孙子将来成为重生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希腊的纳克索斯（Naxos）请来奶妈教他希腊语，长大之后康斯坦丁的希腊语十分娴熟。 ^[11]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这个“希腊计划”到底有多认真，这一点从来都不是很清楚。1780年她的私人秘书，实质上的外交大臣别兹博罗德科（Bezborodko）子爵做了一份方案。根据这一宏大的方案，土耳其人将被全部赶出欧洲，空出的巴尔干地区将由俄罗斯和奥地利瓜分，然后“重建古希腊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178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讨论了这一计划，在第二年的书信来往中，他们同意这一计划值得实施。但实际上，双方是否真的打算付诸行动却不是很明朗。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腊计划”不过是一种复古的想象，或是一场政治表演，并不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俄罗斯并没有打算马上行动，这一计划依然显示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基本目标是让俄罗斯成为黑海强国，通过贸易和宗教的纽带，跟地中海东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东正教地区连接起来。用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的诗人，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俄罗斯政治家之一的加甫里尔·杰尔查文（Gavril Derzhavin）的话说，“希腊计划”是为了：

推进圣战，

涤荡约旦河（Jordan River），

解放圣墓教堂，

把雅典归还给雅典人，

把君士坦丁堡交给康斯坦丁

并重建雅弗（Japheth） 的圣地。

《占领伊兹梅尔颂歌》（“Ode on the Capture of Izmail”）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约瑟夫二世在大批随从簇拥下共同巡视黑海港口时，显然双方并没有把“希腊计划”当作一场政治表演。女皇访问了新建的俄罗斯市镇和港口上的建筑工地，波将金还专门建了一座拱门献给她，上面刻着“通往拜占庭之路”。 ^[12] 走过这道拱门，对女皇来说，显示的是她的决心。

叶卡捷琳娜二世相信，要成为一个强国，俄罗斯必须转向南方。自从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起，俄罗斯就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出口皮毛和木材，但这是不够的。为了与欧洲列强竞争，俄罗斯必须为肥沃的南方出产的农产品找到一个出口途径，这就必须在黑海沿岸的不冻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保障船只可以从那里出发驶向地中海。在地理位置上，黑海对俄罗斯来说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里是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南疆，更因为它是保证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的基础。如果不能控制黑海，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唯一水路就只有波罗的海，而一旦发生冲突，波罗的海很容易被其他北欧强国封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波罗的海确实被英国封锁了）。

把俄罗斯发展成为欧亚大陆南方强国的努力从1776年开始积极进行，那一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派波将金总领“新俄罗斯”（Novorossiia），即刚刚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过来的黑海北部沿岸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命令他在此殖民。同时她把这里的许多土地分给了俄罗斯贵族，并邀请欧洲的东正教徒（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有塞尔维亚人）在大片的草原上定居从事农耕。一个个新的城市在这里建立起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意为“叶卡捷琳娜之荣耀”，今第聂伯罗，Dnipro）、赫尔松、尼古拉耶夫（Nikolaev）、敖德萨（Odessa）等，很多都是按法国和意大利的洛可可风格建造的。波将金亲自监督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兴建，将之建成一个希腊—罗马式的梦想园地，以此来彰显“希腊计划”支持者们想象中的俄罗斯对古希腊的传承。他想象出一批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但其中很多都没有成为现实。例如在写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他设想将店铺建成一个“半圆形，就像雅典的入口卫城山门（Propylaeum）”一般，或是建造一座“希腊和罗马风格”的总督府邸、“古代圣殿”形状的法庭、一座“模仿罗马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堂等。他在信中说，这将是“在您的关怀下，这里由一片荒芜变成富足的花园，从野兽横行变成宜居家园的见证”。 ^[13]

敖德萨是俄罗斯南部皇冠上的明珠，其美丽的建筑风格应归功于法国人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他在法国大革命后逃亡海外，在敖德萨做了多年的总督。不过敖德萨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则是希腊人的功劳。他们最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鼓励下在这里定居，因为《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给予了俄罗斯船队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自由航行的权利，敖德萨的重要性很快得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法国人在两地贸易上的统治地位。

在对待克里米亚时，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克里米亚汗国获得了独立，虽然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其伊斯兰教宗教和政治最高领袖哈里发的身份，依然在名义上对这一地区拥有宗教权力。尽管在和约上签了字，但奥斯曼帝国并不情愿接受克里米亚独立这一事实，担心它很快会像黑海北岸的其他地区一样，被俄罗斯并吞。他们继续据守第聂伯河口的奥恰科夫（Ochakov）要塞以防俄罗斯派兵干涉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对于俄罗斯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渗透却束手无策。

在和约签署三年后，沙欣·格来（Şahin Giray）受推选成为克里米亚汗国的可汗。他是俄罗斯偏爱的人选，在威尼斯接受教育，已半西化了。之前带领克里米亚代表团访问圣彼得堡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愉悦的性格”和英俊的面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格来拥有克里米亚境内相当数量的基督教人口（包括希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商人等）的支持。同时，生活在草原上的诺盖（Nogai）游牧人口一向独立于受奥斯曼帝国扶植的可汗，于是将沙欣·格来敬为他们的首领。但是奥斯曼帝国却无法接受沙欣·格来，于是派出船队把他们认可的可汗送到克里米亚取而代之，并鼓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暴动反抗沙欣·格来这个“异教徒”。沙欣·格来逃离了克里米亚，但很快就带兵返回，对叛乱的鞑靼人进行疯狂屠杀，其野蛮程度连俄罗斯人都看不下去了。在此之后，鞑靼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鼓励下发动宗教战争，开始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基督徒进行报复，导致俄罗斯不得不协助大批基督教难民逃离当地，其中三万人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塔甘罗格（Taganrog）和马里乌波尔（Mariupol），大部人无家可归。

基督徒逃离克里米亚之后，当地经济被严重削弱，沙欣·格来对俄罗斯的依赖更甚，俄罗斯开始施加压力并吞克里米亚。为了赶在其他欧洲列强做出反应之前完成并吞，波将金一方面积极准备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另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说服沙欣·格来退位。在沙欣·格来退位并移居圣彼得堡之后，波将金说服当地鞑靼人向叶卡捷琳娜二世称臣。他决心要把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演得像是迫于当地人民的意愿一样，于是在克里米亚到处举办仪式，让鞑靼人在毛拉 的带领下手持《古兰经》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正教女皇宣誓效忠，俄罗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一场羞辱。这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穆斯林的土地第一次被割让给基督徒。高门的首相（Grand Vizier）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可是其他人却将这一失败看作对奥斯曼帝国的致命打击。他们指出俄罗斯将以克里米亚为基地攻击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地区，因此这些人鼓动奥斯曼帝国向俄罗斯开战。但靠土耳其人独自参战是不现实的，西方列强介入的可能也不大：奥地利已和俄罗斯达成共识，等着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瓜分土地；法国因为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而精疲力尽，无力向黑海派出舰队；英国因为失去了美国，自己也伤痕累累，而且对这一事件并不关心，外交大臣格兰瑟姆勋爵（Lord Grantham）的看法是“如果法国都没什么动静，我们为什么要掺和进去？现在不是再打一架的时候”。 ^[14]

四年之后的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了新近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来的黑海沿岸市镇。当时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面临继续被俄罗斯蚕食土地的局面 ，她的巡视活动被视为一种挑衅。土耳其人终于无法忍受了，在与普鲁士（Prussia）有结盟可能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内部主战派占了上风，向俄罗斯宣战。战争爆发后，奥地利立刻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两面作战。一开始还取得一些胜利，在多瑙河战线上迫使奥地利撤至巴纳特（Banat）。但是普鲁士迟迟没有给予增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恰科夫要塞在经过漫长的围困之后，终于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接着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各公国在奥地利军队的反击下失守，同时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入海口一带的要塞。在不利的战局面前，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请求停战。到1792年《雅西和约》（Treaty of Iaşi）签署时，奥斯曼帝国名义上重新取得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国的控制权；但是奥恰科夫要塞被割让给了俄罗斯，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成了俄土边境线，土耳其人还不得不正式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从未完全接受这一损失，一直在等待复仇的机会。

* * *

在俄罗斯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战争中，黑海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很大的威胁。俄罗斯统治者担心“伊斯兰轴心”，即在土耳其人领导下的泛穆斯林联盟会给俄罗斯南疆带来危险。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一方面是由于高出生率，另一方面是因为游牧民族转信伊斯兰教。为了保证俄罗斯帝国对这些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的控制，在19世纪初期，俄罗斯启动了新的南部边疆战略，即驱逐穆斯林人口，鼓励基督徒在这片新占领的土地上殖民定居。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离多瑙河不过几公里远，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中被俄罗斯占领，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Treaty of Bucharest）正式将其划给了俄罗斯，并声明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流域各公国共同拥有主权。沙皇派到比萨拉比亚的总督将当地穆斯林人口全部赶走，几千名鞑靼农民被当作战俘送往俄罗斯，肥沃的土地则被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和希腊人占领。为了吸引移民，俄罗斯政府采用了给予税收优惠、免于兵役、给技术工匠贷款等方式。因为急于让更多人口搬到这里，沙皇政府甚至对逃亡而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农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812年后，逃到这里来的农奴越来越多。兴建教堂的活动十分活跃，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教区建立之后，当地的宗教领袖就被纳入了俄罗斯而不是希腊的东正教体系。 ^[15]

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也是其宗教战争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车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山林部落进行基督教化的战争。这些穆斯林部落多为逊尼派（Sunni），他们极其抗拒任何世俗政治势力的控制，但在宗教上认可奥斯曼帝国苏丹为哈里发。1816年俄罗斯任命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将军担任格鲁吉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发动了一场残酷恐怖的战争，袭击村庄、焚烧房屋、毁坏庄稼、铲平森林，试图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却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俄罗斯军队的烧杀抢掠反而让当地部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俄军，这些抵抗运动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宗教势力是穆里德派（Muridism），来自纳格什班底耶（苏菲）（Naqshbandiya[Sufi]）派别。他们于1810年代开始在达吉斯坦兴起，后传到车臣（Chechnya），在伊玛目加齐·穆罕默德（Imam Ghazi Muhammad）的领导下发起一场“圣战”（jihad）保卫伊斯兰法以及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穆里德派把针对俄罗斯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和针对王公贵族的社会仇恨结合在一起，号召力非常强。过去山地部落间矛盾冲突重重，在穆里德派的旗帜下，这些部落团结在了一起，伊玛目因此可以开始征税并实行兵役制。伊玛目的指令通过穆里德（意为宗教信徒）执行，后者在由反抗运动控制的山村担任地方官员和法官等。

抵抗运动越是宗教化，俄罗斯入侵高加索的行动也就越具有宗教战争色彩。对高加索地区实行基督教化是俄罗斯打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之一，因此俄罗斯拒绝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领导层谈判。一份俄罗斯官方文件这样写道：“只有当十字架插遍山峦峡谷，清真寺变成救世主基督的教堂后，我们和对方之间才谈得上全面和解。在那之前，军事力量是我们统治高加索的真正基础。”每到一处，俄罗斯人就摧毁清真寺并严厉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引发最强烈抗议的是不允许穆斯林到麦加和麦地那（Medina）朝圣。在许多地方，俄罗斯的政策是拆毁穆斯林定居点，把山地部落赶到别处，再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基督教定居者，这一政策在今天看来就是“种族清洗”。在库班（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部落被斯拉夫定居者取而代之，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以及哥萨克人（Cossacks）。在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与入侵的俄罗斯军队站在一边，共同分享胜利果实。例如在征服占贾（Ganja）汗国的战斗中，格鲁吉亚人参加俄罗斯军队做辅助工作。当地穆斯林在宗教迫害下纷纷逃离，俄罗斯就鼓励格鲁吉亚人占据那些被穆斯林抛弃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名为伊丽莎白托波尔（Elizavetopol）。又如在埃里温省（Erivan），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原来的居民以土耳其穆斯林为主，在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从这里驱逐了约两万六千名穆斯林，在以后的十年中，差不多两倍的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了这里。 ^[16]

然而，在俄罗斯对南部边疆的扩张行动中，宗教色彩最强的还是在克里米亚。这里本身就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公元988年，基辅大公（Grand Prince of Kiev）弗拉基米尔（Vladimir）在克里米亚西南岸一座希腊人建的殖民城市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某处接受洗礼，从而把基督教带到了基辅罗斯人中。但是克里米亚又是其他许多人的家园，其中有西徐亚人（Scythians）、罗马人、希腊人、热那亚人（Genoese）、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蒙古人（Mongols）和鞑靼人。克里米亚位于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和说土耳其语的部落之间的历史分界线上，一直是各方争夺之地，经历过无数战争。宗教建筑和神庙等本身都成了战场，因为在把原来的人口赶走之后，新来的居民往往把宗教建筑也占为己有。例如，在海滨城市苏达克（Sudak）有一座圣马太教堂（St Matthew church），最早是一座清真寺；后来被希腊人捣毁，重建为一座东正教堂；13世纪热那亚人来到这里后将其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再后来又被奥斯曼人重新改回清真寺；而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又再次被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

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这里的三十万居民都成了沙皇臣民，他们几乎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和诺盖人。俄罗斯试图收买当地的贝伊（bey） 和米尔扎（mirza） 等贵族，劝说他们改信基督教并给他们封衔，但无人响应。这些贵族的势力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所属的部落密切相关，帝国官衔或是政府内的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能保住土地的话，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地盘去做官的。他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宗教、贸易和亲属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许多人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就离开这里去奥斯曼帝国了。

和贵族相比，俄罗斯对鞑靼农民的政策就粗暴得多了。克里米亚本来没有农奴制，鞑靼农民的自由身份被俄罗斯帝国认可，把他们定位为“官定农民”（state peasants），一个有别于农奴的法律类别。但是在宗教上，他们继续将奥斯曼帝国苏丹认作哈里发，作为每周五祈祷的对象。俄罗斯人将此视作一种挑衅，怀疑这些沙皇新臣民的忠实度。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发生过多次战争，俄罗斯人总是很担心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会发生暴动。他们认定鞑靼农民祈祷的是土耳其人的胜利，期望土耳其人来解放自己。然而事实上，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这里的穆斯林人口一直是效忠沙皇的。

认定鞑靼人不可信任后，俄罗斯人就想尽办法把这些沙皇的新臣民赶走。鞑靼人第一次大批逃离克里米亚是在1787—1792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大部分人因为担心俄罗斯报复而逃离，同时沙皇的政策，包括夺取土地、高昂税收、强制征用劳力，以及哥萨克骑兵的欺凌，也让他们难以留恋这里。到了1800年，近三分之一的鞑靼人口，约十万人，已经移居奥斯曼帝国，另有一万人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爆发时离开。填补人口空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以及从奥斯曼帝国逃出来的基督教难民，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鞑靼穆斯林从克里米亚迁出是穆斯林逐渐退出欧洲的开始，在这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奥斯曼和东正教地区之间人口迁徙以及种族冲突频频发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巴尔干危机。 ^[17]

克里米亚的基督教化过程同时体现在教堂和宫殿的宏大设计以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市上，穆斯林居住过的痕迹则同时被抹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克里米亚想象成俄罗斯南部的天堂，一座享乐花园，她统治下的开化社会的种种成绩可以在这里向世人展示并发扬光大。克里米亚（Crimea 或Krym）是该半岛的鞑靼名字，但她喜欢用其希腊名字塔夫利（Taurida）来称呼它，因为她认为这块土地将俄罗斯与拜占庭的古希腊文明连接在了一起。她把大批土地送给俄罗斯贵族，让他们在南部边疆的海岸山岭上建起一座又一座壮美的庄园，媲美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Amalfi）海岸。在她眼中，在这片曾经被异教徒占据的土地上建起的各种古典风格的建筑、地中海式花园和葡萄园，将承载起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

克里米亚的城市规划也加强了俄罗斯人的统治地位。鞑靼人聚居的古镇，例如原来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赖（Bakhchiserai），就被降级或者干脆废弃了。在民族混居的市镇，例如锡奥多西亚（Theodosia） 或是俄罗斯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政府则逐渐重新布局，将市镇中心从鞑靼人聚居的老城转移到建有俄罗斯教堂和政府建筑的新区。在新建的市镇，例如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则整个地区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 ^[18]

建造教堂是相对缓慢的过程，在克里米亚的许多市镇和乡村，清真寺依然在天际线上十分突出。但是在19世纪早期，俄罗斯开始积极寻找古代基督教、拜占庭、苦行僧的洞窟教堂以及修道院遗址等等，试图找到证据证明克里米亚是基督教的圣地、俄罗斯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 、斯拉夫基督教的摇篮、信徒们的朝圣之地。 ^[19]

克里米亚最神圣的地方，当然是赫尔松涅索斯遗址，在1827年通过官方主持的挖掘工作发现。在这个基辅大公带领基辅罗斯人信奉基督教的象征性地点上，俄罗斯人建起了一座圣弗拉基米尔教堂（Church of St. Vladimir）。然而，离这座神殿不过几米远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军队登陆扎营的所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弄。

注释

[1] FO 78/446, Finn to Aberdeen, 27 May 1846;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5 Apr. 1847; H. Martineau, Eastern Life : Present and Past , 3 vols. (London, 1848), vol. 3, pp. 162–5.

[2] 引用参见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9.

[3]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2–3; N. Shepherd, The Zealous Intruders: The Western Rediscovery of Palestine (London, 1987), p. 23; Martineau, Eastern Life , vol. 3, p. 124; R. Curzon, Visits to Monasteries in the Levant (London, 1849), p. 209.

[4] 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 23.

[5]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 2 vols. (London, 1878), vol. 1, pp. 57–8, 76.

[6] 关于对条约内容的不同诠释，参见R. H. 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1774–1923: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ustin, Tex., 1990), pp. 29–37.

[7] 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25; L. Thouvenal, Nicolas Ier et Napoléon III: Les pre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2–1854 (Paris, 1891), pp. 7–8, 14–16, 59.

[8] 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3–1856 (Paris, 1995), p. 69;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76, 82–3; 496 notes to pp. 10–22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7–18.

[9] 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10] S.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The Life of Potemkin (London, 2000), pp. 244–5.

[11] W. Reddaway, Document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Cambridge, 1931), p. 147; Correspondence artistique de Grimm avec Catherine II , Archives de l’art francais, nouvelle periode, 17 (Paris, 1932), pp. 61–2; The Life of Catherine II, Empress of Russia , 3 vols. (London, 1798), vol. 3, p. 211; 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1955), p. 378.

[12] 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 p. 37; 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83–5; 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p. 160–1.

[13]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 pp. 274–5.

[14]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 pp. 246–8.

[15] G. Jewsbury,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Bessarabia: 1774–1828. A Study of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1976), pp. 66–72, 88.

[16] 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44;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pp. 30–2.

[17] K. O’Neill, ‘Between Subversion and Submiss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imean Khanate into the Russian Empire, 1783–1853’, Ph.D. diss., Harvard, 2006, pp. 39, 52–60, 181; A. Fish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 (Cambridge, 1970), pp. 144–6; M. Kozelsky, ‘Forced Migration or Voluntary Exodus? Evolution of State Policy toward Crimean Tata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unpublished paper; B. Williams, ‘Hijra and Forced Migration from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to the Ottoman Empir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 41/1 (2000), pp. 79–108; M. Pinson, ‘Russian Policy and the Emigration of the Crimean Tata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854–1862’, Guney-Dogu Avrupa Arastirmalari Dergisi , 1 (1972), pp. 38–41.

[18] A. Schonle, ‘Garden of the Empire: Catherine’s Appropriation of the Crimea’, Slavic Review , 60/1 (Spring 2001), pp. 1–23; K. O’Neill, ‘Constructing Russian Identity in the Imperial Borderland: Architecture, Isla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imean Landscape’, Ab Imperio , 2 (2006), pp. 163–91.

[19] 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chap. 3; id., ‘Ruins into Relics: The 497 notes to pp. 23–37 Monument to Saint Vladimir on the Excavations of Chersonesos, 1827–57’, Russian Review , 63/4 (Oct. 2004), pp. 655–72. vE2jtqhgijQT5L6a78iOPNWo5FeQy49M0LrwnImExkSM6O93+1F2BHy1Rppen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