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的消息在1855年3月2日传到了巴黎和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是最早收到消息的人之一，她在日记中对沙皇的去世做了一番反思：

可怜的皇帝，唉！确实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要算在他的头上，但他曾经也是一个好人，拥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有的相当出类拔萃。对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他有权做的以及有权拥有的，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却依然固执己见，这就是他行为的根源。十一年前，他曾来到我们这里，言行亲善，美好迷人，英俊潇洒。在那之后的数年间，他都对我们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他的离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预测。

沙皇的死讯立即在英国各地通过戏院、会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被广而告之。在诺丁汉，消息公布之时正是多尼采蒂（Donizetti）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Lucia di Lammermoor ）第一幕落幕之际。听众为之喝彩，乐队演奏了国歌，人们涌向街头庆祝。所有人都以为战争结束了，因为正是尼古拉一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这场战争，现在他不在了，俄罗斯应该清醒过来，祈求和平了。《泰晤士报》宣称尼古拉一世的离世是天意，期待联军能够很快取得胜利。在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里，股票价格急速上扬。

这一消息花了更长时间才传到克里米亚的联军部队那里，而且是通过一个出人意料的途径。3月4日，也就是有关沙皇死讯的公告通过电报传至那里的几天前，一名法军士兵发现一块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俄军堑壕里扔过来的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法语写着几句话，声称代表了许多俄军军官的观点：

俄罗斯的暴君死了。和平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与我们敬重的法国人交战。如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了，那也是暴君罪有应得。

——一个热爱祖国、痛恨独裁者的真正俄罗斯人 ^[1]

然而，不管这些俄罗斯人多么渴望和平，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打算马上放弃父亲的政策。他在三十六岁时登基，之前做了三十年的皇储，登基后的第一年依然被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与尼古拉一世相比，他更倾向自由派，曾受到其宫廷教师、自由派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的影响，而且去过欧洲许多地方旅行。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这让他父亲感到失望，但他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公开表示过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同情。继任之后，他很快就公开表示不会接受任何有辱俄罗斯的和平条件（而英国只可能接受这样的和平条件），承诺将继续为俄罗斯的“神圣使命”和“在世界上的光荣”而战。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表明他愿意参加谈判，达成一个能够维护“俄罗斯完整与荣誉”的和平方案。亚历山大了解到反战情绪在法国日益高涨，他的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出尽早结束冲突的建议，离间法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与俄罗斯虽然交战但并无仇恨，”涅谢尔罗迭在给他的女婿、驻巴黎的萨克森大使冯·泽巴赫男爵（Baron von Seebach）的信中写道，“当拿破仑皇帝想要和平时，和平就会实现。”冯·泽巴赫男爵把这封信念给了拿破仑三世听。 ^[2]

然而在1855年初的几个月里，拿破仑三世一直面临来自英国的压力，要求他投入一场野心更大的反俄罗斯战争。英国新任首相帕默斯顿长期以来一直在力推这一想法——不仅要摧毁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港口，还要通过拉入更多的盟友、支持反抗沙皇统治的解放运动等手段削减俄罗斯在黑海地区、高加索、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势力。对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将远远超过在1854年由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共同签署的《四点方案》。在该方案中，阿伯丁主持下的英国联合政府谨慎地限制了战争范围，阿伯丁只想通过一场有限战争逼迫俄罗斯就《四点方案》进行谈判。但是帕默斯顿在上台后已下定决心，要将克里米亚战争发展成为一场遏制俄罗斯在欧洲和近东势力的大战。

大约一年前，即1854年3月，帕默斯顿就曾在一封给英国内阁的信中勾画了他对“这场战争最佳结果”的设想：

（波罗的海中的）奥兰群岛和芬兰归还瑞典。俄罗斯控制下的一些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省份割让给普鲁士。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作为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屏障……从俄罗斯手中夺下克里米亚、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将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给予土耳其；切尔克斯或是独立，或是作为附属国给予苏丹。没错，要想实现这样的结果，就必须联合瑞典、普鲁士和奥地利，加上英国、法国和土耳其，还必须假设对俄罗斯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能，不应该完全从我们的设想中剔除。

帕默斯顿这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当时的英国内阁中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如前文所述，阿伯丁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这将把欧洲大陆引向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现在的英国首相已经是帕默斯顿，俄罗斯力量已被削弱，严酷的冬天也接近尾声，展开一场大规模战争并非完全不可能。 ^[3]

在英国政府内部有很多人支持这一方案。例如在1855年春，代表白金汉（Buckingham）选区的自由党下议院议员哈里·弗尼爵士（Sir Harry Verney） 出版了一份叫作《我们与俄罗斯的争执》（ Our Quarrel with Russia ）的小册子，在外交官和军事领导人之间广为流传。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显然对小册子中的观点持赞同态度，不但把小册子送给帕默斯顿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同时还送给了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当时他还是轻步兵师的指挥官，很快就会升职担任英军在近东的总指挥。这本小册子现在依然保存在科德林顿的文件收藏品中。弗尼主张英国应该花更大的力气说服德国人加入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因为柏林离沙皇俄国边境不过几天的行军路程，德国居民主要为新教徒，与英国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他们应该很担心俄罗斯入侵。而且从地理上说，德国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出发将基督教西方从“野蛮”的俄罗斯手中解救出来。弗尼使用了欧洲恐俄派的标准表述，主张应该将俄罗斯人驱除到“第聂伯河以东荒蛮的亚洲草原上”。

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在知识或工业上没有任何建树，完全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正面影响。政府自上而下彻底腐化，依靠爪牙施展种种诡计，并在国内外通过高薪收买大量间谍。它闯入比它更文明、管理更完善的国家，千方百计将其变得跟自己一样堕落。它抗拒《圣经》的传播，阻挠传教士的工作……土耳其的希腊人身上已没有多少基督徒的品质，他们对基督教造成的伤害，甚至远远超过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在整个土耳其帝国，希腊人都是俄罗斯人的同伙，为他们提供情报，执行他们制定的方案。如果说俄罗斯也追求极致的话，那就是在战争方面，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

我们与俄罗斯的对抗，围绕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已达成各种最可贵成就的世界，是否还将在文明方面继续进步。这里所指的进步是对该概念最高层次的诠释。许多东西都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之上：宗教、文明、社会与商业自由，平等法律的帝国，合乎自由原则的秩序，上帝圣言的传播，基于《圣经》的种种原则的颁布。 ^[4]

总体来说，拿破仑三世同意帕默斯顿通过一场大战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想法。但是他对在高加索地区展开反俄军事行动兴趣不大，因为那么做主要对英国有利。另外，在法国国内，因未能迅速取胜而导致反战声音越来越大，他也不愿意让法国陷到一场旷日持久、没有尽头的战争中去。拿破仑三世左右为难，在实际操作层面，他的本能反应是把兵力集中在克里米亚，将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作为法国“荣誉”和“地位”获得保障的标志。他非常需要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显示自己领导战争走向了一个快速而“光荣”的终结。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有打消过以伟大的拿破仑构想重划欧洲版图的念头。他暗自思忖，如果法国人意识到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革命梦想，把欧洲变成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大陆的话，也许法国民众会重新燃起对战争的热情。

拿破仑三世的设想是把克里米亚归还给奥斯曼帝国。他是意大利独立的坚定支持者，相信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机会，能够以此迫使奥地利放弃伦巴第和威尼西亚（Venetia）地区；作为补偿，奥地利可以获得对多瑙河两公国的控制权。但是他寄予最大同情的还是波兰独立运动，这也是法国外交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他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会同意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因为这些国家需要在自己与俄罗斯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以应对俄罗斯的扩张企图。他试图说服帕默斯顿将波兰重建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但是帕默斯顿担心波兰重建之后，神圣同盟可能因此死灰复燃，甚至在意大利和德国地区激发革命浪潮，那样的话，欧洲又会卷入新一轮拿破仑式的战争。

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维也纳会议（Vienna Conference）的失败，这是1855年初的几个月间由奥地利主持的和平谈判进程。奥地利在上一年12月加入了西方列强的军事同盟，但是目的并不是支持延长对俄罗斯的战争，因为那样做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并且在本国境内的斯拉夫少数民族中造成不稳定。奥地利希望利用同盟伙伴的关系，促使英法两国与俄罗斯在自己的主导下进行和平谈判。

1855年1月是重回外交途径的好时机。军事进展迟缓和冬季的磨难让西方政府面临公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其中法国特别乐意探索外交解决方案。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德鲁安和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图弗内尔（Thouvenel），开始怀疑军事胜利是否可能达成。他们担心战事拖延时间越长，就越会遭到公众反对，因为大部分作战都依靠法军进行，法国公众已经觉得他们是在替英国利益而战。这方面的考虑促使拿破仑三世接受和平谈判的想法，他希望能借此推动自己有关波兰和意大利理想前景的设计。不过他依然是帕默斯顿的同盟，而帕默斯顿既不相信也不期望和平。然而在1855年的头几个星期里事情出现了转机，帕默斯顿为了争取主和的皮尔派（Peelites）支持以组成内阁，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温和姿态，考虑（或是表现出在考虑）奥地利的和平谈判建议。

1月7日，沙皇派驻维也纳的大使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亲王（Prince Alexander Gorchakov） 宣布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包括有争议的第三点，终止俄罗斯在黑海的主导权。在尼古拉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他急切地希望重新开启和平谈判。在奥地利加入英法军事同盟后，尼古拉一世意识到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他对此担忧不止，因此愿意寻求一个“体面”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途径。英国对俄罗斯的动机持怀疑态度，1月9日，维多利亚女王告诉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她看来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不过是一个“外交伎俩”，目的是阻止联军占领克里米亚。女王认为军事行动不应停止，为保证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联军必须夺下塞瓦斯托波尔。帕默斯顿同意这一看法，无意让任何和平谈判阻碍计划中的春季军事行动。 ^[5]

法国政府的部长们则更倾向于把俄罗斯的让步当作真诚的行动，并以此为契机谈判出一个解决方案。到了2月份，他们的和谈愿望进一步增强，原因是拿破仑三世不顾众多担心他生命安全的部长和盟友的警告，坚称有意前往克里米亚亲自指挥作战。帕默斯顿同意克拉伦登的意见，必须尽一切努力制止法国皇帝这个“疯狂”的念头，即使这意味着必须马上在维也纳开始和平谈判。当时英国内阁中三名皮尔派高级大臣（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海军大臣格雷厄姆、殖民地事务大臣赫伯特）在帕默斯顿上任仅两个星期之后，就因对其在和平进程问题上的真诚度产生怀疑而相继辞职。为了保全联合政府内阁，也为了显示政府对和平谈判的认真态度，帕默斯顿任命约翰·罗素勋爵作为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 ^[6]

罗素长期以来一直是内阁主战派成员，所以把他派往维也纳符合帕默斯顿企图破坏和谈的猜测。然而没想到罗素很快转变态度，认为奥地利和平谈判是有意义的，甚至开始质疑英国在东方问题和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政策。在3月一份言辞精彩的备忘录中，罗素列出了英国可以采纳的各种方案，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例如可以给予苏丹召集联军舰队至黑海的权力，或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设要塞、驻兵把守以防突然袭击等，他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需要发动一场意在把俄罗斯击垮的战争。罗素对英国在奥斯曼帝国为改善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而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持批评态度，认为英国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他指出英国倾向于强加一套基于英国行政原则的单一改革体系，而不是根据当地的制度、宗教网络和社会实践采取更保守和务实的策略来促进实际的改善。罗素的这些想法和奥地利人很接近，这让白厅警觉起来。帕默斯顿忽然发现自己有可能要被迫签署一项他并不想要的和平方案。当时他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法国人，还有英国国内支持奥地利方案的人士，包括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原来持主战态度的阿尔伯特亲王，在5月初态度发生了改变，认为四强联盟加上德国可以保障土耳其和欧洲的安全，这样做比继续与俄罗斯作战要好。

维也纳谈判时间拖得越长，帕默斯顿就越坚定地要中止和谈，继续一场大规模的对俄战争。但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优柔寡断的法国皇帝手上，关键在于他到底是听从外交部长德鲁安还是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勋爵的意见。德鲁安建议接受奥地利的和平方案，并以此约束俄军在黑海地区的势力，考利勋爵则试图劝说拿破仑三世消灭俄罗斯黑海舰队是必需的，在未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前就签署和平协议将是国家的耻辱。5月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场非常关键的会议，会上法国战争部长瓦扬元帅和考利勋爵一起向与会者强调，在没有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就接受和平条件将成为一桩丑闻，还将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稳定造成冲击。最后维也纳和平方案被拒绝了，德鲁安辞职而去，拿破仑三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继续与英国联盟，接受了扩大战争规模的想法。 ^[7]

要继续打这一仗，英法联盟方面倒并不缺新的盟友。在1855年1月26日，法英两国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签署了一项军事协议。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是一个意大利地区的王国，已经摆脱了奥地利的控制。签约后，它派出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在意大利将军阿方索·拉马尔莫拉（General Alfonso La Marmora）的指挥下，于5月8日抵达克里米亚与英军会合。对身为皮埃蒙特人首相的加富尔伯爵卡米洛（Camillo） 来说，派出这支部队参加远征，是一个与西方列强建立盟友关系的机会，可以借此推动在皮埃蒙特领导下的意大利统一进程。加富尔伯爵支持对俄罗斯展开一场大战，恢复神圣同盟，并重塑自由主义的欧洲版图。但是对皮埃蒙特人来说，就这样投入军队参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他们尚未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承诺（在12月22日，法国甚至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同意在对俄罗斯的战争同盟期间，维持意大利现状不变）。然而皮埃蒙特人也明白，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对西方列强有用，否则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谈判资本。同时，因为奥地利基本上不可能出兵，皮埃蒙特人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证明他们比奥地利人更有价值。确实，联军指挥们认为撒丁士兵“看上去精神抖擞”，是一流的军人。一名目睹他们在巴拉克拉瓦登陆的法国将军认为，他们似乎“军容良好，军纪严明，身着深蓝军装，显得生气勃勃”。 ^[8]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派出的部队表现良好，作战勇敢。

波兰人也支持发动一场欧洲大战对付俄罗斯。在朗贝尔集团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敦促下，法英两国资助组建了一支波兰军团，由扎莫伊斯基指挥。这支波兰军团由一千五百名波兰流亡者、沙皇军队中的波兰战俘和逃兵组成，由西方提供武器，以“苏丹的哥萨克”（Sultan’s Cossacks）为名做掩护，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与俄军作战。 根据一名被囚禁在金本（Kinburn）的俄军军官的说法，联军从这座监狱里招募了五百名波兰籍俄军战俘，愿意加入的大部分收了钱，那些拒绝加入的则被打了一顿。 波兰军团直到1855年秋天才投入战斗，但是组建波兰军团的计划从春季开始就不断被讨论。棘手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列强是否承认这支部队代表波兰出战——如果承认的话，则是在事实上支持把波兰独立作为这场战争的目标之一，而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被好好地研究和澄清过。

帕默斯顿急于招募更多士兵以发起更大规模的反俄战争，他呼吁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兵，并建议招募四万人。“让我们招募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和瑞士人参战，”他在1855年春天说道，“让我们到哈利法克斯（Halifax） 招兵，让我们征募意大利人，让我们增加犒赏而不必提高征兵标准。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有更多部队。”英国因为缺乏强制征兵制度，无法大规模增加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军人，传统上一直依赖外籍雇佣兵，1854年冬季在克里米亚的大批兵员损失让英军更加依赖招募外籍军团补充兵力。英国在克里米亚的部队人数只有法军的一半，这意味着在决定联军作战目标和战略上，法国占据上风。1854年12月，英国议会匆匆通过《海外募兵法案》（Foreign Enlistment Bill）。但由于同时面临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因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这项法案在通过时不得不做了修改，增加了募兵总数不得超过一万人的条款。在雇佣兵中，最多的是来自德国地区的，达九千三百人左右，绝大部分是工匠和农业劳工，约一半有军事训练基础或作战经验。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人，约有三千人。雇佣兵在1855年4月抵达英国，每人都收到十英镑的赏金。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接受训练后，一支由德国和瑞士人组成的七千人部队在1855年11月被送到斯库台。然而，他们到得太迟了，没赶上参加克里米亚的作战。 ^[9]

* * *

英法两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吸纳更多盟友和招募更多部队，准备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还需要决定在哪里集中发起攻势。1855年春，俄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极为分散，在防御上出现了许多薄弱点，因此在克里米亚以外地区寻找新的攻击点就很有意义，问题在于选择什么地方。当时俄军的一百二十万作战部队中，二十六万驻防波罗的海，二十九万三千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十二万一千在比萨拉比亚和黑海沿岸，还有十八万三千驻扎在高加索。 ^[10]

俄军的防线如此漫长，自己也极其担心联军会取得突破长驱直入，因此制定了一份在1812年战争路线上发动游击战的计划。1855年2月，戈尔恰科夫将军策划制定了秘密备忘录《敌人入侵俄罗斯时的全民抵抗方案》（“On National Resistance in the Event of the Enemy’s Invasion of Russia”）。戈尔恰科夫担心欧洲联军正在囤积兵力准备发起春季攻势，也担心俄军由于缺乏足够兵力无法在每一处都做出有效抵抗。与帕斯克维奇和尼古拉一世一样，他最担心的是奥地利发兵从波兰向乌克兰方向进攻，原因是那里的种族成分和教派组成对奥地利有利。如果奥地利在那里取得突破的话，不仅波兰人会加入，沃里尼亚（Volhynia） 和波多利亚（Podolia） 笃信天主教的鲁塞尼亚人也会加入。戈尔恰科夫提议俄罗斯的游击战区域应该选择在这些边境地区的后方，根据居民的教派组成划界：在基辅和赫尔松等地，居民大部分是东正教徒，也许能被说服参加游击战。在俄军南方面军（Southern Army）的指挥下，游击部队将会按照1812年的焦野政策，破坏桥梁、作物和牲畜，然后躲进森林，以那里为据点伏击入侵的外国部队。在得到沙皇亚历山大的批准后，戈尔恰科夫的计划从3月份开始实施。教士们被派往乌克兰，拿着尼古拉一世的临终遗言，鼓动东正教农民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圣战”。然而，这项计划没有取得成功。虽然在基辅附近确实出现了一些农民武装，且有些人数众多，最多达七百人左右，但是多数人以为他们是为解放自己的农奴地位，而不是为了打击侵略者而战。他们手执草叉和猎枪向当地富户庄园进发，当地驻军不得不派出士兵将他们驱散。

与此同时，联军还在继续讨论春季攻势应该从哪里入手。许多英国领导人寄希望于高加索，那里的穆斯林叛军领袖沙米勒伊玛目已经和土耳其军队建立联系，准备好在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向俄军发起进攻。1854年7月，沙米勒曾发动一场大型攻势，攻击俄军在格鲁吉亚的据点。他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和步兵，曾一度推进到离第比利斯仅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当时第比利斯的俄军守军只有两千人，但是土耳其未能从卡尔斯派出部队增援，沙米勒只能撤回到达吉斯坦。他的儿子加齐·穆罕默德（Gazi Muhammed）率领一部分部队向格鲁吉亚恰夫恰瓦泽亲王（Prince Chavchavadze）位于齐南达利（Tsinandali）的夏季庄园发起攻击，抓走了亲王夫人和她的姐妹（她们是最后一位格鲁吉亚国王的孙女），以及他们的孩子和法国女教师。沙米勒希望用他们来交换自己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儿子贾迈勒丁（Jemaleddin）。但是这个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法国和英国代表都写信给沙米勒要求他放人。不过他们的信件于1855年3月才送到沙米勒手中，那时他已经成功地用人质换回了贾迈勒丁和四万银卢布。

英国人从1853年起就开始向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输送枪支弹药，但是一直不愿意全力支持沙米勒以及这一地区的土耳其部队。对于这两支军队，英国人一直带着殖民者的蔑视眼光，很瞧不起他们。劫持亲王夫人和孩子的行为，更是不可能为沙米勒在伦敦赢得更多朋友。但是在1855年春，为了找到击垮俄罗斯的新途径，英法两国开始探寻与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在4月份，英国政府派出特使约翰·朗沃思（John Longworth）秘密前往高加索。他曾经担任过驻莫纳斯提尔（Monastir） 领事，与著名的亲土耳其派、切尔克斯人的支持者戴维·厄克特来往密切，此行的任务是向沙米勒承诺英国的支持，以此鼓励沙米勒将穆斯林部落团结起来，发动针对俄罗斯的“圣战”。法国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驻雷杜特克尔（Redutkale）的副领事夏尔·尚普索（Charles Champoiseau），前往格鲁吉亚的苏呼米（Sukhumi）联络当地的切尔克斯部落。

英国人曾答应向沙米勒的部队提供武装，并承诺将俄军驱逐出切尔克斯。6月11日，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向外交部报告说他已经让高门“签发了诏令，在将俄罗斯人从帝国疆土上驱逐出去后，宣告切尔克斯独立”。但其实在这个部落形式复杂的地区，这个诏令的效果如何很值得怀疑。这时候，朗沃思抵达了切尔克斯，他报告说山区部落已有很好的装备，配有米涅来复枪和猎枪等。英国人认为土耳其军队可以领导切尔克斯的部落，在库班平原向俄军发起攻势。朗沃思还报告说，土耳其军队在巴统的总指挥穆斯塔法帕夏已经会见了切尔克斯部落领袖，并“已实质上成为切尔克斯总督”。有谣传说穆斯塔法帕夏已经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切尔克斯部队，数量达六万人，准备从高加索向俄罗斯南部发起进攻。但是朗沃思同时担心土耳其人是在利用目前的局面加强他们自己对高加索的控制，而无意让这个地区独立，他提醒英国政府必须对此提出反对。许多原来的土耳其高官在和高门重新建立联系之后，凭此关系继续在本地区实行专制统治，并在许多部落中进行离间，让他们不相信英法两国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朗沃思同时还反对支持沙米勒的抵抗运动，理由是此运动已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渗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沙米勒在切尔克斯的特使（Naib）穆罕默德·埃明（Muhammed Emin），他宣称要将所有基督徒从高加索驱逐出去，并且禁止沙米勒的追随者与任何非穆斯林人士发生接触。根据朗沃思的说法，埃明计划建立一个“以伊斯兰狂热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封建帝国”。朗沃思在支持沙米勒问题上所持的保留态度，得到了英国外交部许多东方问题专家的支持。他们反对使用穆斯林武装（特别是土耳其武装）对抗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俄军，理由是只有欧洲军队才能对当地的基督教居民拥有真正的权威。 ^[11]

英法两国既不愿意派兵到高加索，又对依靠当地穆斯林武装感到担忧，于是在制定针对这一关键地区的政策方面不断拖延。如果联军在高加索部署一支强大的部队，则可以对俄罗斯实施更为迅速、破坏力更强的打击，比围困塞瓦斯托波尔长达十一个月的战略会有效得多；但是他们过于谨慎，不敢利用这一机会。

联军在1855年春重新开始了波罗的海的海上攻势，英法两国对此抱有很大期望。原海军总指挥内皮尔爵士现已离职，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少将理查德·邓达斯（Rear Admiral Richard Dundas）。1854年联军的海上攻势无疾而终，许多人归咎于内皮尔，现在人们又出现了乐观的期望，原因是联军的海军配备了新型蒸汽机船舰队和海上浮动炮台，这次应该能拿下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了。这两座要塞都是上一年内皮尔没能发起进攻的地方，夺下这两处之后，海军即可直逼圣彼得堡。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是海军水道测绘师巴塞洛缪·沙利文上尉（Captain Bartholomew Sulivan），他曾陪同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 Beagle ）的远航。沙利文经过初步研究认为，这两处只靠海军军舰就可以攻下，而不需要陆军登陆。当1855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前往巴黎劝说拿破仑三世不要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时，他随身携带了沙利文的报告。拿破仑三世很看好这份报告，认为1854年海军未能进攻喀琅施塔得是一桩令人蒙羞的事情。和英国人一样，他也相信一旦夺取喀琅施塔得，瑞典人将更愿意加入到对抗俄罗斯的联盟中来。

第一批英国军舰于3月20日从斯皮特黑得起航，两周之后更多军舰也加入进来。由佩诺上将（Admiral Pénaud）率领的法军舰队在6月1日抵达波罗的海。为了封锁俄罗斯的贸易通路，英军舰队向俄罗斯海岸上的各个据点发动进攻，进行破坏，但这一封锁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俄罗斯对外贸易依然可以通过德国地区进行。不过英军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6月3日，在一条离喀琅施塔得八公里远的军舰上，莱宁根亲王欧内斯特（Prince Ernest of Leiningen）在给他的堂姐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

在我们眼前的这座镇子里，能看见许多教堂和尖顶，还有无边无际的炮台，仿佛是露着的一排牙齿，一有机会马上就会咬上来。港口的入口处由两座巨大的要塞把守着：亚历山大和缅什科夫炮台，而且在抵达入口前，船只还必须通过一座有三层炮台（七十八座大炮）的里斯班克要塞（Fort Risbank）……爬上主桅杆，我们能看清圣彼得堡镶金的圆顶和塔楼，正对着我们舰队的是辉煌的奥拉宁鲍姆宫（Oranienbaum），用白色的石头砌成，看上去就像白色大理石一般……这里依然很冷，但是天气晴朗，几乎没有夜晚，每天只有十一点到一点天色才会暗一些。

在等待法国舰队前来会合期间，沙利文对波罗的海的浅水区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其中包括爱沙尼亚海岸线，在那里他受到一位亲英的贵族家庭邀请，在其乡村别墅参加了一场奇异的晚餐。“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他写道，

那是在离海岸三英里 远的敌方境内，我们却经历了一番非常英国的场景，一位彬彬有礼的年轻小伙子英语说得和我一样好，除了带着一丁点外国口音以外……我们享用了一顿盛宴，不过肉和禽类比我想象的要多。咖啡和茶是在一棵树下享用的。我们在十点钟左右离开，正是黄昏时分。男爵派了一辆轻型四驾马车送我们回到船边，马车跑得飞快，拉车的是英国马，马夫的穿着跟在英国完全一样，配着皮带、皮靴等等。

沙利文在6月份呈交了自己的侦察报告。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和1854年的内皮尔一样，他对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强大防御态度悲观。在过去的一年中，俄军加强了舰队（沙利文数出了三十四条炮舰），同时还强化了海面防御。除了布置通过电路和化学反应控制的潜水水雷（被称为“地狱机器”）外，还设置了海底障碍，把木架子固定在海底，其中填满石头。要冒着要塞的炮火清除这些障碍必然会付出极大代价。进攻喀琅施塔得的计划于是被放弃了，在波罗的海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想法自然随之烟消云散。 ^[12]

与此同时，联军还想到要扩大克里米亚地区战事的规模。冬季战事的停滞让许多人得出结论：继续从南部炮击塞瓦斯托波尔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因为俄军仍然可以通过彼列科普和亚速海从俄罗斯大陆派遣增援部队并输送物资。为了让围困战取得成功，联军必须从北边包围塞瓦斯托波尔。这本来是1854年夏天联军最初的计划，但是被拉格伦否决了，他担心为了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与彼列科普的联系，英军必须占领克里米亚平原，而这样士兵就会在热浪中受罪。到了年底的时候，谁都能看出拉格伦的决定是多么愚蠢，于是指挥官们纷纷要求扩大战事规模。例如在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拉格伦的工兵总指挥约翰·伯戈因爵士呼吁调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到贝尔贝克河，“为将来针对巴赫奇萨赖和辛菲罗波尔的行动做好准备”，同时还可以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两条供给线中的一条（另一条通过克里米亚东部的刻赤）。

俄军在2月对叶夫帕托里亚发起的进攻成了一个契机，联军因此制定了更多的军事方案，意在加强力量切断俄军的彼列科普供给线。在3月份，一支联军部队被派往叶夫帕托里亚，增援那里的土耳其防御部队。他们发现当地情况十分恶劣，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多达四万名鞑靼农民睡在街头，既无食物也无住所，他们都是因为害怕俄军而从自己村庄里逃出来的。这一危机促使联军指挥部考虑向克里米亚西北部投入更多兵力，哪怕只是为了动员鞑靼人口起来反抗俄军。 ^[13]

但是直到4月份，联军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略。4月18日，帕默斯顿、拿破仑三世、阿尔伯特亲王、克拉伦登、潘穆尔勋爵（新任战争大臣）、瓦扬元帅、伯戈因爵士，以及接替德鲁安的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在温莎城堡一起出席了战争会议。帕默斯顿和拿破仑三世都坚定地支持改变战略，减少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转而集中力量占领克里米亚全境，两人都将此举视为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大战的前奏。该新方案的一个优越性是可以让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参与联军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战斗将在开阔地进行。在阿尔马和因克尔曼的两次战役都证明，在开阔地战斗中，联军的军事技术和来复枪火力比俄军强很多，而这些优势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中很难体现出来。在构筑工事和炮兵战方面，俄军至少不会比英法联军差。

拿破仑三世对改变克里米亚地区战略最为热心。虽然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是他的主要目标，但是他相信除非这个城市被完全包围起来，否则是不可能被打下来的；而一旦被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将不战而降。他提议停止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而是在其东边七十公里的阿卢什塔（Alushta）登陆，从那里向俄军后勤补给中心辛菲罗波尔进发。英国方面大致同意拿破仑三世的战略构想，不过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成功地说服拿破仑三世放弃前往克里米亚亲自指挥战斗的念头。阿卢什塔方案后来在法国人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计划”，成为向克里米亚内陆发起进攻的三个方案之一。其他两个方案分别是由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联军向巴赫奇萨赖发起进攻，以及派兵在叶夫帕托里亚登陆，然后跨越克里米亚平原向辛菲罗波尔进攻。英法两国的战争部长在同意这三个方案的备忘录上签字，潘穆尔勋爵随后代表内阁将这一备忘录发给了拉格伦，他的指令是拉格伦有权在这三个野战方案中任选一个，但是清楚表明拉格伦必须采用其中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联军堑壕将移交给三万名法军和三万名土耳其部队，由他们继续炮击，防止城内守军突围。

拉格伦对野战方案持怀疑态度，他想继续炮击，相信炮击行动已接近成功的转折点，认为如果调开兵力在别处发动攻势，剩下的部队将无法守住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据点。他在克里米亚召集了一次战争会议，在会上他对联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和奥马尔帕夏说，潘穆尔勋爵的备忘录不过是一个“建议”，他自己可以斟酌决定是否执行。拉格伦的这一举动如果不算哗变，也是公开的犯上。他一再拖延时间，想出各种借口拒绝调兵。法军总指挥康罗贝尔是支持新方案的，甚至好几次提议如果拉格伦开始执行野战行动方案，他愿意把手下的法国军队交给拉格伦调遣。最后康罗贝尔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向拿破仑三世投诉：“陛下制定的野战计划，已经被拒不合作的英军总指挥搞得无法操作了。” ^[14]

许多年后，法国人依然责怪英国人没有执行向辛菲罗波尔进军并占领克里米亚其余地方的计划。他们对拉格伦的恼怒是有道理的，在他拒绝向克里米亚内陆发起进攻后，帕默斯顿完全可以将其撤职，即使不能以指挥无能，也可以用拒不执行命令作为撤职理由。凭着英军强大的来复枪火力，加上鞑靼人的支持，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平原地带的野战中，英军能够占领辛菲罗波尔，切断俄军的主要供给线。这正是俄方最担心出现的局面，也正是尼古拉一世要在2月份下令对叶夫帕托里亚发动进攻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的供给线很容易遭到攻击，一直认为联军最有可能从叶夫帕托里亚出发进攻辛菲罗波尔或是彼列科普。俄军后来都承认，他们很惊讶英法联军从未发动这一攻势。 ^[15]

在试图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供给线上，联军唯一一次真正的努力是对控制亚速海补给线的刻赤港发起进攻，不过即使是这次攻势，也是通过两次努力才最后实现的。进攻刻赤的计划在克里米亚作战之初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直到1855年3月26日，当潘穆尔勋爵勒令拉格伦组织“一次海陆作战”以“破坏刻赤的防御”后，第一道命令才得以下达。这项计划对英军很有吸引力，至少皇家海军可以一显身手了。自开战以来，皇家海军一直无所作为，而此时英军对战事的贡献正受到法军的强烈质疑。康罗贝尔起初对此行动抱有疑虑，但是在4月29日，他同意派出一支由布吕阿上将（Admiral Bruat）率领的法国海军中队和八千五百名士兵加入远征舰队。指挥这支远征舰队的是轻步兵师的布朗中将，舰队在5月3日起航，先是朝西北的敖德萨方向行驶以掩盖真实目的，然后在海上掉头驶向刻赤。但是就在舰队即将抵达目的地之时，一条快船赶上了舰队，送来康罗贝尔的命令，让法国军舰折返。原来就在远征舰队起航后不久，拿破仑三世通过新架设的电报向康罗贝尔发出命令，让他将君士坦丁堡的预备队调到克里米亚。这一调动需要用到布吕阿上将的海军中队，康罗贝尔虽不情愿，但还是决定让法国军舰从刻赤远征舰队中撤出。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也因此被迫折返，康罗贝尔在英国人以及很多法国人眼中威信大跌。 ^[16]

这一事件让原本已经不佳的英法两军关系变得更为糟糕，康罗贝尔决定在5月16日辞职，这是很大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他让英军失望了，因此再无力量迫使拉格伦执行野战计划。新任法军总指挥是佩利西耶将军（General Pélissier），他长得矮小粗壮，行为举止粗鲁豪爽，远比康罗贝尔有决断力，更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康罗贝尔犹豫不决的性格，早就让英军起了外号“罗贝不能”（Robert Can’t）。佩利西耶的任命在英军中受到热烈欢迎，常驻法军总司令部的英军代表罗斯上校在给克拉伦登的报告中写道，现在是需要“能做到”精神的时刻，而佩利西耶正是这么一个人。罗斯与康罗贝尔关系密切，因此他对佩利西耶的评述应该是真诚的：

佩利西耶将军绝对不会允许谁在执行他命令时三心二意。如果能做得到的话，那就必须做到。他性格暴躁，举止粗鲁，但是我相信他是公正而真诚的。我相信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他的这两个品质将会比他暴躁的脾气更为要紧。他思维敏捷，见识丰富，坚决果断，面对困难时想的是如何克服，而不是因此退缩。

虽然佩利西耶和拉格伦的观点一样，认为联军战略的重点是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他急于修复和英军的关系，因此同意重新启动对刻赤的行动。5月24日，在布朗的指挥下，六十条联军军舰，载着七千名法军、五千名土耳其士兵和三千名英军出发了。当刻赤的居民看到联军舰队到来时，大部分都逃到了乡下。在短促的炮击之后，联军没有遭到抵抗就上岸了。在岸上，一支由剩下居民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会见布朗，说他们非常害怕受到当地鞑靼人的攻击，请求联军保护他们，布朗对此不予理会。在下令破坏刻赤的军火库之后，布朗在这里留下了一支小分队，主要由法军和土耳其士兵组成，让大部队前进到海岸线上的要塞耶尼科莱（Yenikale）。在那里，就在布朗的眼皮底下，偷抢俄罗斯人财物的行为不断发生。与此同时，联军军舰进入亚速海，驶向俄罗斯海岸，消灭俄罗斯的运输船，并炮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和塔甘罗格两个港口。 ^[17]

在刻赤和耶尼科莱，抢夺俄罗斯人财物的行为很快变成醉酒胡闹，联军士兵的一些暴行非常可怕。最恶劣的事件发生在刻赤，当地鞑靼人借着联军占领的机会，对镇里的俄罗斯人施以暴力报复。在土耳其士兵的协助下，鞑靼人偷抢商店和民宅，强奸俄罗斯妇女，杀害并肢解俄罗斯居民，其中甚至还有儿童和婴儿。暴力事件还包括对镇上博物馆的破坏，那里曾收藏着丰富华美的古希腊艺术品。《泰晤士报》记者罗素在5月28日报道了这些恶行：

博物馆的地面上覆盖了厚厚一层被打碎的玻璃、花瓶、瓮、雕像、砸成粉的珍贵收藏品，以及烧焦的木头和骨头，混在一起的还有新近被砸碎的架子、桌子和箱子这些曾被用来保护藏品的东西。任何东西，只要还能被砸得更碎或被烧毁的话，都会毫无例外地成为锤子或火焰的牺牲品。

尽管布朗已经收到报告说有一些英法士兵参与了偷盗抢劫，但是过了好几天他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些暴行。他把鞑靼人视为盟友，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针对俄罗斯统治的“合法反抗”。最后，在得知发生了更为恶劣的暴行之后，布朗派出了一小支部队（仅由二十名英国骑兵组成）负责恢复秩序。他们人数实在太少，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不过他们的确向一些正在强奸妇女的英军士兵开了枪。 ^[18]

根据俄罗斯目击者的说法，参与偷抢、施暴和强奸的不仅有联军的士兵，还有军官。“我看到几个英国军官正往船上抬家具、雕塑，还有其他各种从我们家园中抢来的东西。”一名刻赤的居民回忆道。几名妇女声称他们曾遭到英国军官强奸。 ^[19]

* * *

然而，没过多久，所有这些扩大战场的计划全都暂停了，因为随着春天的到来，英法联军的兵力再次被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牵制，这里依然是联军作战最重要的目标。尽管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作战方案才能让围困成功，但是联军依然抱有幻想，以为只要发起最后一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墙就会倒下，俄军就会在羞辱之下接受和平。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围困战进入了一段平静时期，因为双方都在集中力量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在联军这边，挖堑壕的工作主要由法军承担，主要原因是英军阵地上岩石太多。根据法军上尉埃尔贝的记录，在长达十一个月的围困战期间，他们共挖出了六十六公里长的堑壕，而英军只有十五公里。这是一项危险、缓慢、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必须在冰冷的气温下挖掘被冻得发硬的泥土，用炸药炸碎地下的岩石，与此同时敌人的枪炮火力还会不断袭来。“每挖一米的堑壕都会真的付出一个人，甚至经常是两个人的生命。”法军朱阿夫部队的士兵努瓦尔回忆道。 ^[20]

俄军在修筑防御工事上特别活跃。在工程天才托特列边的指挥下，俄军发展出了一套在围困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尖端复杂的土工工事和堑壕系统。在围困战之初，俄军的防御工事仅仅是匆忙中用柳条、柴束、石笼网加固的土木工程，但是在冬天的几个月时间里，俄军修建了更为牢固的新型防御工程，在棱堡中添加了炮位掩体以增强防卫能力。这些掩体在地下几米深处，顶部覆盖着从船上拆下来的厚重木条并盖以土木，可以经受最猛烈的炮击。在防卫最强的两个棱堡，即马拉霍夫和棱尖（第三棱堡）中，修建了迷宫似的掩体和房间。棱尖棱堡内的一个房间里甚至还有台球桌和沙发椅，每个棱堡内都有一间小型的祈祷堂和一座医院。 ^[21]

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棱堡，俄军又在城墙外修建了新的工事：马拉霍夫棱堡前的“乳头”堡（Mamelon） ，俄军称之为堪察加弦月窗（Kamchatka Lunette），以及棱尖棱堡前的“采石坑”（Quarry Pits）。乳头堡是由俄军堪察加团（Kamchatka Regiment）修建的，在2月到3月初的修建过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来自法军的炮火。堪察加团的士兵阵亡人数之多，即使是借着夜幕掩护，都无法将尸体一一运回，于是许多阵亡士兵的尸体就留在土木工程之中了。乳头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要塞系统，由一对被叫作“白色工程”（White Works）的土岗保护其左翼——土岗因为在修建挖掘时翻出了白色黏土而得名。法军工兵亨利·卢瓦齐永描述了法军在6月初占领乳头堡后看到其内部结构时，战友们的惊讶之情：

地面上到处都有厚木头覆盖的掩体，士兵可以在里面躲避炮火的袭击。另外，我们还发现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可以容纳几百人，所以他们遭受的损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奇异的是这些掩体内的舒适程度让人惊讶：有些床上有鸭绒被，还有瓷器、完整的茶具等等，所以这里的士兵待遇不是很差。还有一间祈祷堂，里面唯一一件异乎寻常的东西是一座非常精致的木制涂金的耶稣雕像。 ^[22]

因为忙于挖建工事，这期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是俄军还是对英法联军的堑壕发动了零星的袭击。其中最大胆的几次袭击是由一个名叫彼得·科什卡（Pyotr Koshka）的水手指挥的，他的战果为人所熟知，使其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联军不清楚俄军这些袭击到底用意何在，因为这不会对联军的防御工事产生长期破坏，而且对联军造成的伤亡也很小，通常是以俄军自己的更大损失为代价的。埃尔贝认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让联军士兵更加疲惫，因为经常在夜晚遭遇俄军袭击，这让他们在堑壕里无法入睡，事实上这也正是俄军的意图。根据英国皇家工兵（Royal Engineers）惠特沃思·波特少校（Major Whitworth Porter）的说法，俄军袭击即将来临的第一个征兆是“发现几个灰蒙蒙的东西悄悄爬过堑壕的胸墙”。

警报立刻响起，瞬间他们就向我们扑来。我们的士兵分散四处，遭遇意外袭击，在冲过来的敌人面前只得步步退让，最后终于站稳脚跟，开始徒手搏斗。我们战士的欢呼声、叫喊声、招呼声；俄军士兵愤怒的吼叫声，就像被丑恶的精灵上身一样，他们在发动进攻前一定已经被这些精灵弄疯了；来复枪子弹尖利的响声四处回荡；急匆匆发布命令的声音；俄军的军号声在各种喧闹声中清晰地响起，催促进攻——所有这些声音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足以让最坚强的神经迷茫。这样的战斗还可能发生在炮台里，那里有无数的过道、大炮和其他障碍物，占满了空间，让双方都难以运动，这一奇异的景象实在可以让人浮想联翩。或早或迟，一般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我方战士就聚集了足够多的人数，大胆向前冲去。敌人被赶了回去，越过胸墙逃跑。一阵齐射向他们追去，让他们逃得更快了，然后就是洪亮的英式欢呼四处回响…… ^[23]

联军也会向俄军外部据点发起突然袭击，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占领这些位置，而是打击俄军士气。朱阿夫部队是执行这些突袭任务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徒手搏斗方面他们是世上最出色的。在2月23日晚、24日凌晨，负有盛名的朱阿夫第二团向“白色工程”发起冲锋并短暂占领了这座刚刚修好的工事，目的就是为了向俄军显示法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他们的阵地。在这次冲锋中有二百零三人受伤，六十二名军官和士兵阵亡。撤退时朱阿夫部队不愿把死伤战友丢给俄军，冒着猛烈的炮火，把他们都带回了自己的阵地。 ^[24]

和联军的突袭相比，俄军发动的袭击有些规模相当大，足以说明其意图是将敌人从防守阵地上驱逐出去。但事实上，这些袭击又不足够强大，不可能实现这一意图。在3月22日晚、23日凌晨，约五千名俄军向乳头堡正面方向的法军阵地发起了袭击，这是俄军截至当时最大规模的进攻。承受最大冲击的是朱阿夫第三团，他们与敌人徒手搏斗，坚守阵地。战斗在黑暗中进行，来复枪和滑膛枪射击时的火焰是唯一的亮光。俄军发动侧翼包抄，很快占领了处于他们右翼、防守薄弱的英军阵地，从那里他们开始向法军射击。但是朱阿夫士兵依然坚守阵地，直到英国援军赶到，协助他们将俄军逐回乳头堡方向。俄军在这次袭击中损失惨重：一千一百人受伤，另有超过五百人阵亡，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朱阿夫部队的堑壕里面或周围。战斗结束后，双方同意停战六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各自运回堆满了战场的阵亡和受伤官兵。于是几分钟前还在相互搏斗的官兵开始友好交流，用各种手势和一两句对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几乎所有的俄国军官法语都说得很好，这是俄罗斯贵族使用的语言。第八十八步兵团（88th Regiment of Foot） 的纳撒尼尔·斯蒂文斯上尉（Captain Nathaniel Steevens）目睹了这一场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群英国军官和士兵正和一些打着停战旗的俄国军官和护卫兵混在一起，这是一幕让人感到无限惊奇的景象。军官们在一起聊得轻松欢快，仿佛是最亲密的朋友，士兵们也一样。那些五分钟前还在相互对射的人，现在却一起抽烟，分享烟叶，喝朗姆酒，问候恭维“英国人好”等等。俄国军官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都说法语，一个会说英语。最后双方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快到了”，于是各自退回工事，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但在这之前我们的士兵都和俄军战士们握手告别，还有人用法语喊道“别了”。 ^[25]

除了这些袭击外，双方在1855年最初的几个月内都待在各自的工事里。“围困战现在已经是走走形式，”英军参谋亨利·克利福德在3月31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白天射几发炮弹，但是一切似乎都处于僵持的状态。”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几乎表明联军已经对围困战失去了信心，因为其实还有大批炮火空闲着没有派上用场。这段时间里士兵们用在挖掘工事上的时间比开火的时间多得多，许多士兵对此感到不满。据皇家工兵惠特沃思·波特少校的说法，英国士兵不喜欢干“铁铲活儿”，认为那不是正经士兵的职责。他引用了一名爱尔兰步兵的话说：

“长官，我不喜欢这种活。当我领饷当兵时，我想当一个真正的兵。让我用刺刀的时候，我会用，但是我从没想过会是这样。长官，我报名参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干铁铲活儿，召我入伍的军士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 的名字发誓说我再也不会见到一把铁铲了，但是我一到这儿，一支铁镐和一把铁锹就被塞到我手里，和在爱尔兰老家一样糟糕。”然后这名爱尔兰步兵继续干他的工作，牢骚不断，嘴里骂着俄罗斯人，发誓如果能进入那座被他咒骂无数次的城市，一定会让他们为所有这一切付出代价。 ^[26]

当围困战渐渐变成单调的日常互射之后，堑壕里的战士们开始习惯在持续不断的炮击之下生活。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对周围的危险毫不在意。当二十二岁的法军龙骑兵夏尔·米斯梅第一次来到堑壕时，他惊异地发现战士们正在打牌或睡觉，而炮弹就在他们周围纷纷落地。堑壕里的士兵已经学会了根据声音辨别各种炮弹和炸弹，然后采取相应的躲避行动。波特回忆道，实心弹“穿过空中时会发出一声锐利刺耳的尖叫，让年轻战士非常害怕”；霰弹“嗡嗡飞过，和一群急速扇着翅膀的鸟儿没什么两样”；“花篮”是指装在一个炸弹中的一组小榴弹，“每一颗都在飞行轨迹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弧光，当它们抵达目标相继爆炸时，会发出短促而颤动的闪光，照亮天空”；大型的迫击炮弹“自豪地大模大样地升向空中，燃烧的导火索留下明亮的痕迹，在夜晚时很容易看到。一道恢宏的弧光升入空中，在抵达最高点之后开始降落，越来越快，直到落地……发出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仿佛是田凫叽叽喳喳的叫声”。没人知道迫击炮炮弹会落在哪里，弹片会在哪里爆炸，于是“当听到这样像鸟叫的声音时，你能做的就是卧倒在地，希望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27]

慢慢地，当双方都在围困战中无法取得什么进展时，交火成了象征性的行为。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当士兵们变得越来越无聊时，他们能把交火变成体育活动。朱阿夫部队的一名上尉弗朗索瓦·卢格斯（François Luguez）回忆他手下的士兵是怎么和对面的俄军玩射击游戏的：一方会在步枪刺刀尖上绑一块布伸出堑壕当靶子让对方瞄准射击，对方击中了就发出一阵喝彩欢叫，没打中就是一片嘘声。 ^[28]

因为越来越没什么可害怕的，前沿哨岗里的士兵开始摸到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玩乐或是在晚上取暖。俄军的前哨阵地不过就在一个足球场那么远的地方，有时候联军士兵还会与俄军进行友好交流。拉格伦的侄子和副官考尔索普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有一群未带武器的俄军战士向英军哨位走来：

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想借个火抽烟斗，我们的一个哨兵给了他们火，然后他们停留了几分钟和我们的哨兵交谈，或者说是试图和我们的哨兵交谈。双方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俄军士兵甲：“英国人好！”

英军士兵甲：“俄罗斯人好！”

俄军士兵乙：“法国人好！”

英军士兵乙：“好！”

俄军士兵丙：“奥斯曼不好！”

英军士兵丙：“啊哈！土耳其人不好！”

俄军士兵甲：“奥斯曼！”做了个鬼脸，然后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

英军士兵甲：“土耳其人！”假装因为害怕逃跑，这时候所有人都狂笑起来，然后双方握手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29]

为了消磨时间，战士们发展出各种爱好和游戏。年轻的俄军炮兵军官叶尔绍夫写道，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里，“随时都有人在玩各种各样的纸牌游戏”。军官们下棋或是贪婪地阅读。在第六棱堡（Sixth Bastion）的掩体内，甚至还有一架三角大钢琴，其他棱堡里会演奏乐器的将被请到这里举行音乐会。“刚开始的时候，”叶尔绍夫写道，“音乐会还是庄重的，有仪式感，遵守聆听古典音乐会时应有的礼仪。但逐渐地，随着我们情绪的变化，演奏得越来越多的是代表国家的乐曲、民间歌曲和舞曲。有一次还安排了假面舞会，一名军校学员扮上女装演唱了民歌。” ^[30]

在法军营地里，戏剧娱乐非常流行。朱阿夫部队有一个自己的易装杂耍团，在一间嘈杂的木屋里娱乐一大群乱哄哄的士兵。“想象一下，朱阿夫士兵扮成放羊女和士兵们调情！”法军中的教士安德烈·达马斯回忆道，“接着另一名朱阿夫装扮成上流社会女子，表演不容易追求的女士！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笑的场面和演技这么高超的绅士。他们真的太好玩了！” ^[31]

赛马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英军中，他们的骑兵部队几乎完全没事可做。但不是只有骑兵部队的马才参加赛马。惠特沃思·波特少校参加了一场由第三师组织的在山坡上的赛马。“今天非常寒冷，”他在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西风刺骨，然而赛道上依然挤满了各支部队的散兵。只要有办法弄到一匹矮马的都来了，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很古怪。我看到一名英军军官，足足有六英尺三英寸 高，穿着马靴骑在一匹我见过的最矮小、最瘦弱、最可怜巴巴的矮马上。 ^[32]

在那些闲暇的日子里，部队喝酒也喝得很厉害。在各支部队中，饮酒都造成了各类问题：违反纪律、骂脏话、傲慢无礼、醉酒打架，还有不听从指挥，所有这些都说明军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英军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一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六人——占部队总人数的八分之一——曾因各种醉酒行为被送上军事法庭。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没有理由认为俄军和法军的情况会比英军好。许多士兵早餐就要喝一大杯酒——俄军喝伏特加，英军喝朗姆酒，法军喝葡萄酒，然后晚餐时还要再喝一大杯。许多人白天也喝，有些人在整个围困战期间就没有清醒过。各支军队中，喝酒是士兵们最大的娱乐，其中也包括土耳其部队，他们喜欢的是甜甜的克里米亚葡萄酒。英军参谋亨利·克利福德在回忆联军营地中的饮酒文化时写道：

几乎每个团都有一间食堂，在食堂的门口站着——不对，没有几个能站得住的——躺着或翻滚着一群法国和英国士兵，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醉酒状态。快活、欢笑、哭泣、跳舞、打架、伤感、亲热、唱歌、说话、争吵、呆傻、凶恶、残忍，所有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糟糕，英国人和法国人没什么两样……多付给士兵军饷是多么大的错误！多给他一个铜板，他马上失守底线，立刻喝醉……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还是撒丁人，只要给他足够的钱，他马上会把自己搞醉。 ^[33]

温暖的春天忽然到来，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今天这里是春天了，”埃尔贝在4月6日写道，“过去三个星期一直出太阳，所有东西的面貌都发生了改变。”法军士兵在帐篷周围开辟了花园。许多人和埃尔贝一样，把留了一个冬天的胡子刮干净，清洗了床单，改善了穿着打扮，“如果塞瓦斯托波尔的女士们举办舞会邀请法国军官参加，我们的军装在她们优雅的装束间，依然能闪闪发光”。在严酷的冬天，一切似乎都被掩埋在泥泞和积雪之下，而现在克里米亚在一瞬之间变成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地方，草地上开满了各色鲜艳的花朵，黑麦草长得有一米多高，到处都是悦耳的鸟鸣。“温暖的天气不过才几天，”罗素在3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然而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有颜色非常鲜艳的金翅雀、体型庞大的颊白鸟、头顶有一道金色的鹪鹩鸟、云雀、红雀、鹨鸟、三种不同的山雀、篱雀、一种漂亮的鹡鸰，这些在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 都很常见。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 ^[34]

在英军营地里，部队的士气还因为食品和其他基本物资供应的改善而有所提高，这主要应归功于私人商贸的蓬勃发展。英国政府在军队供给上的严重失职，为商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1855年春天，一大批商人在巴拉克拉瓦港附近的卡迪科伊村建起了各种售货摊位和商店。虽然价格夸张，但是货品丰富，从罐装的肉类和腌菜、瓶装啤酒和希腊清酒到烘烤好的咖啡、盒装的阿尔伯特饼干（Albert biscuits）、巧克力、雪茄、化妆品、纸张、笔墨，应有尽有。高档百货公司奥本海默（Oppenheim）以及福特纳姆和梅森都在这里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出售上好的香槟。这里有修马鞍的、修鞋的、裁缝、烤面包的、开旅馆的，其中包括著名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这个牙买加女人在卡迪科伊村附近一处被她称作“春天山”（Spring Hill）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不列颠旅馆”（British Hotel），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招待服务，兼卖药品并提供草药治疗等等。

玛丽·西科尔是一个经历传奇的女人，她于1805年出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克里奥人（Creole） 。她本人曾在牙买加的英国军营当过军队护士，并嫁给了一个姓西科尔的英格兰人，但是丈夫在一年内就去世了。后来她在巴拿马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经营餐馆和杂货店，经历了流行疾病的爆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初，她来到英国，希望加入南丁格尔的护士队伍，但是多次被拒。毫无疑问，她的肤色是被拒的原因之一。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开一家餐馆和旅店，一边赚钱一边为战争服务。她和丈夫的一个远方亲戚托马斯·戴（Thomas Day）一起开了一家名为“西科尔和戴”（Seacole and Day）的公司。他们于2月15日从英格兰南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出发，在经过君士坦丁堡时采购了货物，同时还雇了一个年轻的希腊犹太人，西科尔叫他“犹太人约翰尼”（Jew Johnny）。她开设的“不列颠旅馆”虽然听上去很宏大，但其实不过就是一间餐馆和一间杂货店而已，被《泰晤士报》记者罗素形容为“铁皮栈房和木棚”。但是她的主要客户、英国军官们却非常喜欢这里，将其当作军官俱乐部，在此放纵一下并享受暖心的英国食物，回想家乡的味道。 ^[35]

对普通士兵来说，在改善食品质量方面，玛丽·西科尔和卡迪科伊的其他私人商贩所做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于1810年在法国出生，曾是伦敦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的主厨，辉格党和自由党政府领导人都知道他。他所著的《先令烹饪书》（ Shilling Cookery Book ，1854）很出名，可以说每一户致力于提升自己地位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都有一本。1855年2月，在看到斯库台医院厨房条件恶劣的报道后，他给报社写信，志愿前往克里米亚为英军提供烹饪指导。他先到了斯库台，但很快就随同南丁格尔一起来到了克里米亚。南丁格尔此行是为了访问巴拉克拉瓦的医院，但是她自己病倒了，情况严重，不得不返回斯库台。索耶接管了巴拉克拉瓦医院的厨房，带领一批法国和意大利厨师每天为一千人做饭。索耶的主要贡献是把集中准备食物，再通过移动战地食堂向士兵供餐的系统引进到英军中来，而法国军队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开始采用这样的系统了。索耶自己设计了野战炉子，被称为“索耶炉”（Soyer Stove），这种炉子英国军队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他让人制作了四百只炉子，从英国运来，足够为克里米亚的整个部队煮食。他还建立了军队面包房，并开发出了一种不用发酵的面包，可以保存好几个月。他为每支部队都培训了一个厨师，学会按照他的菜谱烹饪简单但有营养的食物。索耶的天才体现在能把军队口粮配给变成能够下咽的食物。他的特长是汤，例如下面这种汤可以供五十人食用：

1. 向锅里加30夸脱的水，即7 ½加仑或者5 ½ 营地水壶的量；

2. 向水中加入50磅肉，可以是牛肉或羊肉；

3. 加入配给的蔬菜，可以是罐装的或是新鲜的；

4. 10小茶勺盐；

5. 小火煨3小时，即可食用。 ^[36]

英军营地补给得到改善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建成了一条从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英军装卸场的铁路。修建一条克里米亚铁路，即历史上第一条专为战争修建的铁路的想法在上一年11月就已经提出了。当时《泰晤士报》首先报道了英军的恶劣生活条件，很明显一个主要问题是必须把所有物资从巴拉克拉瓦沿着泥泞的道路运到高地上。一名铁路修建专家塞缪尔·皮托（Samuel Peto）看到了这些报道，他曾是伦敦一名成功的建筑承包商 ，在1840年代进入修建铁路这一行业。他从当时的首相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十万英镑的资金，采购了修建铁路所需的物资并招募了一只庞大的施工队，以不怎么守规矩的爱尔兰劳工为主。他们在1月底抵达克里米亚，然后就开始飞快地施工，速度快到每天能铺设半公里长的铁轨。到3月底，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英军营地装卸场的十公里长铁路就完工了。这时候刚好有一批重炮和迫击炮炮弹运到，拉格伦下令将这些武器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准备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炮击，时间定在4月9日，复活节星期一。 ^[37]

* * *

联军的计划是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连续十天的炮击，然后发起进攻。到时候将有五百门英法联军的大炮不间断地轰击，几乎是上一年10月第一次炮击的两倍。这不仅将是这次围困战中最大规模的炮击，也将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炮击。联军部队都急于尽快结束战争，因此对这次进攻抱有很大希望，焦急地等待进攻的开始。“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和过去一样，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进展！”埃尔贝在4月6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军官和士兵不耐烦的情绪制造了不满的气氛，每个人都相互责怪对方过去犯下的错误，你能感到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突破才能重整秩序……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38]

俄军知道联军正在准备第二次大规模炮击。联军中的逃兵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俄军自己也能亲眼看到敌人土岗上的忙碌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大炮出现。 在复活节星期天前夜，就在炮击即将开始前几个小时，塞瓦斯托波尔城里各座教堂都举行了祈祷仪式。每座棱堡都进行了祈祷，教士们举着神像在部队面前走过，其中包括奉沙皇指令从谢尔吉耶沃镇（Sergiev Posad）的特罗伊茨基修道院（Troitsky Monastery）送来的圣谢尔盖（St Sergius）神像。这尊神像在罗曼诺夫王朝早期一直陪伴军队征战，并在1812年和莫斯科民兵一起抗击拿破仑军队入侵。每个人都能感到这些仪式的神圣和重要意义，听天由命的情绪在城内的军中蔓延。由于1855东正教和拉丁日历的复活节刚好是同一天，于是交战双方都在纪念节日，更加强了这种氛围。“我们热切地祈祷着，”一名俄罗斯护士写道，“我们使出所有的力气祈祷，为这座城市，也为我们自己祈祷。”

在城市主教堂里举行的午夜弥撒上，无数蜡烛把教堂和街道照得通明，即使在敌人的堑壕里也能看得到，庞大的人群一直蔓延到周围的街道上，站在那里默默地祈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蜡烛，时不时地低头在胸口划着十字，有许多人跪在地上。教士们举着神像在人群中穿行，唱诗班在不停地诵唱。夜深时，一场狂烈的暴风雨降临。大雨倾盆而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开，他们都把这场暴风雨看作上天显灵。祈祷的人群一直待在雨中，直到清晨天边第一道光线亮起，联军炮击开始了，人群才四散而去，还没来得及换下复活节穿的最好的衣服，就开始协助棱堡的防御。 ^[39]

根据惠特沃思·波特的记录，早晨暴风雨愈加猛烈，以至于第一轮炮击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呼啸的强风和疯狂落下的单调雨声之中”。当时，他正从英军驻守的高地观察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完全笼罩在炮火的黑烟和早晨的浓雾中，镇上的人们无法分清炸弹和炮弹是从哪里飞来的。“我们知道就在港口入口外有一支庞大的联军舰队，但是在浓烟和迷雾、狂风和大雨中，根本看不见它们。”叶尔绍夫回忆道。迷惘惊恐的人群在街道上呼叫狂奔，寻找可以躲藏之处。许多人涌向尼古拉要塞（Fort Nicholas），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唯一一处还算安全的地方此时变成了繁忙的避难所。在市中心，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和碎玻璃，加农炮弹就像“橡皮球一样四处滚动”。叶尔绍夫留意到人们的各种细节：

一个生病的老人被儿子和女儿抱着穿过街道，加农炮弹和榴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一名年长的妇人跟在他们后面……一些年轻的姑娘穿着漂亮的衣服，靠在美术馆的栏杆上，和驻守的骠骑兵眉来眼去。在他们旁边，三个俄罗斯商人正在交谈中——每当有炸弹爆炸，他们就在胸口划个十字。“老天！老天！这比地狱还糟！”我听到他们说。

在城内位于贵族议事厅的主医院里，成千的伤员被送到那里，护士们疲于应对。在手术室里，皮罗戈夫和其他外科医生在做截肢手术时，一面墙壁被炮弹击中倒下，手术却仍然继续进行。联军并没有试着避开医院，他们的炮击目标是不分军事和平民的，在受伤者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40]

第四棱堡在整个围困战期间一直是最危险的地方。棱堡的炮台指挥官之一利普金上尉在4月21日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战士在炮击期间“几乎没睡过觉”。“我们最多可以穿着军装皮靴躺下睡上几分钟。”联军的炮台离这里不过几百米远，炮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炸弹和炮弹飞过来需要的时间非常之短，守军还没意识到危险它们就已经落地了，任何细小的差池都会带来生命危险。生活在连续炮击之下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叶尔绍夫本人是经验丰富的炮兵，但是当他在炮击期间造访第四棱堡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游客踏足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在跑来跑去，到处看上去都是一片混乱。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搞不清楚。” ^[41]

托尔斯泰在炮击期间回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十二公里以外的贝尔贝克河边听到了炮击的开始，这年冬天他是在那里的俄军第十一炮兵旅的营地上度过的。他已做出决定，自己为军队服务最好的方式是用笔，于是申请加入戈尔恰科夫将军的参谋部做一名副官，好有机会写作。但是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和所属的炮兵连一起被调往了第四棱堡，直接置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中。“我特别窝火，”他在日记中写道，“尤其是我现在病了（他患上了感冒）。好像没有人想到让我做什么都比当炮灰强，而且我当炮灰是最没用的了。”

不过，一旦从感冒中恢复过来，他的精神就立即振作起来，开始喜欢上了自己的生活。每八天他都要在第四棱堡做四天的军需官，其余的时间住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里主街边的一处简单但干净的住宅里。执勤的时候，他必须睡在掩体内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上摊放着纸张、他的回忆录《青年》（ Youth ）的手稿、一只钟和一尊嵌有照明灯的神像。一根冷杉树枝顶着天花板，上面挂着一块篷布，可以挡住落下的瓦砾。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一直有一个名叫阿列克谢（Alexei）的农奴陪着，从他上大学起阿列克谢就一直跟着他，这个农奴的形象以“阿廖沙”（Alyosha）为名，出现在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中。当托尔斯泰在棱堡执勤时，阿列克谢会把他的配给口粮从城里背过来，经常要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才能送到。 ^[42]

联军的炮击持续不断，每天至少有两千发榴弹落在第四棱堡。托尔斯泰感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克服了恐惧，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新的勇气。刚被派到棱堡时，他抱怨自己被当作炮灰，两天后却在日记中写道：“因危险而产生的魅力持续不断，可以就近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战士们和水手们，还有作战的各种具体细节，这一切如此让人喜爱，让我不想离开这里了。”他开始对棱堡里的战友产生亲密的关怀之情，其中之一后来在回忆托尔斯泰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战友”，他的故事“抓住了我们在战斗紧要关头的精神”。托尔斯泰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想法，这后来成为《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和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善良之心的人”在一起，让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在炮火下生活的经历”。 ^[43]

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联军的炮击从未停止过。在这次大规模炮击结束之后，俄军清点出有十六万枚炮弹和迫击炮弹落在塞瓦斯托波尔，炸毁了几百座房屋，共炸死炸伤四千七百一十二名士兵和平民。炮击行动并非只是一面倒，俄军投入了四百零九门大炮和五十七门迫击炮反击，十天内共发射了八万八千七百五十一枚加农炮弹和榴弹。但是俄军很快发现弹药不够，不能维持高强度的炮火回击。炮台指挥官收到命令，敌人每发射两发炮弹才可以回击一次。英国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的爱德华·盖奇上尉在4月13日晚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防守的顽强与进攻的猛烈不相上下，如果事情只靠才智和勇敢就能做到，那么俄军一点都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火力相对较弱，虽然他们还是让我们的炮手吃了不少苦。我们比上次炮击承受了更多的伤亡，但是我们这次有更多的战士和炮台参加作战……我觉得炮击不会再持续超过一天了，因为我们的战士已疲惫不堪，自从炮击开始以来，他们每十二小时轮班待在堑壕里，凭着血肉之躯是不可能再支持多久了。 ^[44]

俄军火力的减弱让联军取得了主动权，炮击密度越来越高。乳头堡和第五棱堡几乎完全被摧毁。俄军预期联军马上会发起进攻，急切地增援兵力，并让大部分士兵藏在地下掩体内，准备伏击冲过来的敌人。但是敌人却一直没有出现。也许俄军顽强勇敢的抵抗让联军指挥官气馁，因为俄军士兵即使在猛烈的炮击下，依然继续重修被炸毁的工事。但是联军内部对下一步行动也有分歧，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康罗贝尔公开表达了他的挫败感。他支持联军的新战略，就是减少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转而集中力量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因此他不愿意投入兵力攻城，因为知道这样会造成大量伤亡，还不如把这些兵力用在新的野战方案上。他的手下、法军工兵总指挥阿道夫·尼埃尔将军（General Adolphe Niel）也进一步劝说他暂缓进攻。尼埃尔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秘密指令，让他拖延攻城计划，等待拿破仑三世的到来。当时这位法国皇帝还在考虑前往克里米亚，拖延下去就能让他亲自指挥攻城战。

因为不愿意独自发动大型攻势，英军选择了在4月19日晚向沃龙佐夫山沟东头的俄军来复枪阵地发起进攻，俄军的这个阵地阻挡了英军，使其无法继续向棱尖棱堡挺进。在与守备的俄军激烈交战之后，第七十七团占领了这个阵地，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团长托马斯·埃杰顿上校（Colonel Thomas Egerton）和他的第一副手、二十三岁的奥德利·伦普里尔上尉（Captain Audley Lemprière）都在战斗中阵亡。埃杰顿上校是一个两米多高的巨人，而伦普里尔上尉身高不足一米五。纳撒尼尔·斯蒂文斯目睹了战斗经过，在4月23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我们损失严重，六十名士兵和七名军官死伤，其中第七十七团的埃杰顿上校（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和伦普里尔上尉都阵亡了。伦普里尔上尉非常年轻，刚刚被派到连队里，大概是整支军队中个头最矮小的军官，极受埃杰顿上校喜爱，被他称作自己的孩子。可怜的人，在向来复枪阵地发起的第一波进攻中就阵亡了。埃杰顿上校虽然自己也受了伤，但还是一把将他抓起并背了回来，同时喊道：“我的孩子永远不会落在他们手里。”上校接着返回战斗，在第二波进攻中阵亡了。 ^[45]

当时，在没有法军配合的情况下，这也就是英军独立所能实现的最大军事目标了。4月24日拉格伦向战争大臣潘穆尔勋爵报告：“我们必须说服康罗贝尔将军攻下乳头堡，不然我们向前推动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或是获得安全保障。”对法军来说，清除乳头堡内的俄军对进攻马拉霍夫棱堡非常关键。同样，对英军来说，只有占领了“采石坑”才有可能进攻棱尖棱堡。在康罗贝尔的指挥下，法军行动被推迟了。但是他在5月16日把指挥权交给了佩利西耶，这名法军新任总指挥和拉格伦想法一样，决心一举攻克塞瓦斯托波尔。在他的指挥下，法军全力投入了对乳头堡和“采石坑”的联合进攻。

联合进攻在6月6日开始，先是对敌人的外围阵地进行炮击，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晚上六点，这正好是步兵进攻开始的时间。根据计划，拉格伦和佩利西耶将在战场上碰头，然后分别发出进攻信号。但是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已到时，佩利西耶却还在睡觉。他原来想着可以在战斗打响之前先打个盹，但是时间到了却没有人敢去叫醒这位脾气暴躁的将军。结果他迟到了一个小时，战斗已经开始了——法军首先发起突击，英军在听到法军欢呼声后，也立即发动了进攻。 法军进攻的号令是由博斯凯将军发出的，范妮·杜伯利也在他的随行人员中：

博斯凯将军向每个连队训话，每次说完，部队的反应都是欢呼、叫喊、不约而同地歌唱。从士兵们的情绪和动作上看，他们更像去参加一场婚礼而不是马上要投入生死搏斗。在我看来，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景象！大部队开始向前移动，列队走下山沟，穿过法军炮台，正对着乳头堡。博斯凯将军转过身来，眼中满含泪水，对我说：“夫人，巴黎只知道展览、舞会和庆典；但是到一点半的时候，这些勇敢的人中，一半将已战死。”我实在无法忍住眼中的泪水。 ^[46]

法军在朱阿夫部队的带领下一股脑地向乳头堡冲去，完全没有秩序，俄军一阵巨大的排炮把他们打退了回来。许多士兵在恐慌中四散奔跑，不得不依靠军官让他们重新归队，再度进攻。这一次，进攻者冒着敌人滑膛枪的火力冲到了乳头堡底下的壕沟，开始往墙上爬；俄军在墙顶居高临下射击，因为没有时间给滑膛枪重装弹药，就搬起胸墙上的石头往下砸。“墙壁有四米高，”参与了第一波进攻的奥克塔夫·屈莱特（Octave Cullet）回忆道，“爬起来很困难，而且我们没有梯子，但是我们的气概无人能挡。”

一个垫一个，我们爬上了外墙，打退了胸墙上的敌人，向守卫土岗的大批敌军猛烈开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实在无法描述，那是一幅残酷杀戮的景象。我们的战士打起来像疯子一样，堵塞了敌人大炮的点火孔，一些敢于和我们对抗的俄军都被我们杀死了。 ^[47]

攻上乳头堡后，朱阿夫部队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向后方的马拉霍夫棱堡冲锋，这是士兵们在杀得兴起时的自发举动，但是冲锋的法军士兵成百成百地被俄军击倒。英国皇家炮兵的圣乔治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 George）目睹了这一可怕的场景，他在6月9日的一封信中描述道：

然后马拉霍夫塔楼开火了，其规模之大，我以前从未见过：成片的火焰，连续的爆炸，一个紧接着一个。俄军的大炮操作得非常好（这是我的本行，我能判断），如同魔鬼一般地向可怜的小朱阿夫战士们开火。这些士兵凭着胆量冲到了马拉霍夫跟前的壕沟边，却没有办法越过去，正在犹豫不决时，就被俄军击倒。他们实在顶不住了就开始动摇，撤回到乳头堡内，而这时候他们也都不敢待在那里，直接撤回到自己的堑壕里。大批的增援部队来了，他们再次冲入乳头堡，俄军大炮的点火孔已经被堵住，他们杀死了剩下的守军。然后，他们又一次向马拉霍夫冲过去，这在我看来很是愚蠢。这一次他们又失败了，不得不撤退，但是这次只撤退到乳头堡内。法军凭借可嘉的勇气攻下了乳头堡，而且终于把它守住了，但是在战场上留下了两三千名死伤的战士。

与此同时，英军向采石场发起了进攻。俄军在采石场阵地只留下了小股部队防守，相信一旦被敌人占领，他们可以立即从棱尖棱堡发动反冲锋夺回阵地。英军轻而易举地夺下了采石场，但是立刻发现自己兵力不足，抵挡不住俄军从棱尖棱堡发动的一波又一波反击。在几个小时里，双方一直都在进行白刃战，当一方把另一方逐出阵地后，马上就被对方增援部队的反冲锋赶了回去。直到凌晨五点，英军才打退了俄军的最后一次反击，在战场上留下了成堆的死伤者。

6月9日中午，一面白旗在俄军的马拉霍夫要塞上升起，接着另一面白旗也在已被法军占领的乳头堡升起。双方发出了停战信号，各自运回战场上的死伤者。为了攻占乳头堡和“白色工程”，法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伤者几乎达七千五百人。埃尔贝上尉和法伊将军（General Failly）一起来到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地带，与俄军波卢斯基将军（General Polussky）达成停战安排。在几句走形式的话之后，“双方的谈话变得友好起来——话题是巴黎、圣彼得堡、上一年冬天的艰苦等等”，埃尔贝当晚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当尸体被清理走之后，军官们之间“互赠雪茄”。埃尔贝写道：“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一景象，可能会以为是几个朋友在打猎间隙聚在一起抽烟。”没过多久，几名军官拿来了一大瓶香槟，这是法伊将军的指令，他还提议“为和平干杯”，俄军军官们诚心接受。六个小时过后，几千具尸体被清理干净，停战即将结束。在双方各自检查没有在无人地带留下自己的战士后，两面白旗降了下来。根据波卢斯基的建议，俄军从马拉霍夫要塞发射了一枚空包弹，这是双方恢复交战状态的信号。 ^[48]

在占领了乳头堡和“采石坑”之后，向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发起进攻的条件都具备了。联军定下的进攻日子是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四十周年。联军指挥部希望胜利将会弥合英法两国过去的对立，让这一天成为一个新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取得军事胜利的代价必然是牺牲许多人的生命。要攻占俄军要塞，进攻者必须扛着梯子，在上坡路上冲过几百米的开阔地，其间要冒着来自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猛烈炮火，越过壕沟和鹿砦 ，同时还要遭受来自侧翼旗杆棱堡的火力。当他们冲到要塞跟前时，必须沿梯子爬下壕沟，然后再从壕沟底部爬上棱堡外墙，此时敌人将居高临下从近距离向他们开火。如果能爬上城墙，还必须击退胸墙上的守军，顶住躲在要塞各处障碍物后面的大批俄军的反扑，直到己方增援部队到达。

联军同意法军首先向马拉霍夫发起进攻，一旦他们打哑了俄军炮火，英军步兵将立刻开始向棱尖棱堡冲锋。在法军总指挥佩利西耶将军的坚持下，攻势将只限于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而不包括塞瓦斯托波尔的其他防御工事。其实向棱尖棱堡发起进攻可能是多此一举，因为一旦法军占领了马拉霍夫要塞、把自己的火炮运到那里并开始炮击，俄军几乎肯定会放弃棱尖棱堡。但是拉格伦认为非常有必要让英军找一个目标发起冲锋，即使这意味着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如果要让这次攻势实现其象征意义，即英法联军在滑铁卢战役纪念日携手行动、共同取得胜利，这样做是必需的。法国人一直对英军在克里米亚没有对等的投入持批评意见。

联军预计这次进攻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法军被告知在向马拉霍夫发起冲锋时，有一半人在到达要塞之前就会被打死。士兵们要拿到赏金和升官机会才愿意参加第一波进攻。在英军营地里，参加冲锋的人被叫作“渺茫的希望”（Forlorn Hope），这个词源自荷兰语的Verloren hoop，意思实际上是“损失的部队”。英国人虽然翻译有误，意思却很传神。 ^[49]

在向马拉霍夫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法军士兵在露营地休整，每个人都在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有些试图睡一会儿，另一些在清洗枪支，或是自言自语，还有一些找个僻静的角落祈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营地里，许多战士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写在一张卡片上挂在脖子上，这样如果他们战死了，别人还能通知他们的家人。另一些给亲朋好友写信告别，把信件交给随军神父，如果他们战死就让神父寄出去。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身边有一个大大的邮袋，他对士兵在大战来临前的最后时刻还能保持冷静感到钦佩。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几个人对俄罗斯人怀有强烈的仇恨，或是急于报复对手。一名战士写道：

我冷静而自信——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在这样的危险面前，我只敢把这一心思告诉你，我亲爱的兄弟。如果告诉任何其他人，就会显得傲慢了。为了有力气，我吃了些东西，战场上我只喝水，不喜欢因为喝酒搞得过于兴奋，这没什么好处。

另一名士兵写道：

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能听到召集战斗的声音了。伟大的日子到来了。两小时以后我们将开始进攻。我虔诚地佩戴着圣母的徽章，穿着修女们送给我的披肩。我觉得很冷静，跟自己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

一名上尉写道：

让我握你的手，我的兄弟，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上帝啊，怜悯我吧。我虔诚地把自己交给你——我的命运由你而定！法兰西万岁！今天我们的雄鹰必须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飞翔！ ^[50]

并不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如联军所愿。那天晚上，法国和英国营地上都有逃兵，其中不仅有士兵，还有军官，因为不敢面对即将来临的冲锋而投奔了敌人。一名法军总参谋部的下士给俄军送去了一份详细的法军进攻计划，让俄军事先就对进攻方案了如指掌。埃尔贝写道：“俄罗斯人知道我们每个营的详细位置和实力”，他是后来从一名俄军高级军官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俄军还从英军逃兵中收到警告，其中一名是从第二十八（北格洛斯特郡［North Gloucestershire］）团逃出来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些警告，俄军也已经因为17日晚英军阵地上嘈杂的备战工作而提高了警惕。第十四团的詹姆斯·亚历山大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Alexander）回忆道：“士兵们因为过于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们在午夜时分收到命令躺下。我们的营地看上去就像游乐场一样，照得亮堂堂的，到处都是说话的嗡嗡声。俄罗斯人一定已经注意到了。” ^[51]

俄军确实注意到了。棱尖棱堡指挥官戈列夫将军（General Golev）的勤务兵波普罗科菲·帕德罗夫（Prokofii Podpalov）回忆他当晚曾注意到采石场阵地上不断加强的备战行动：“堑壕里的说话声、脚步声、炮架轮子向我方滚来的隆隆声”，这些动静“清楚地显示联军正在准备发动进攻”。那时候俄军正在让驻守棱尖棱堡的部队撤出，士兵们将在城内过夜。在注意到英军即将发起进攻的种种迹象后，帕德罗夫下令所有部队马上返回棱尖棱堡，架好加农炮，在胸墙上的防守岗位待命，等待敌人进攻的开始。“那如同墓地般的寂静隐含着一种险恶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个东西强壮而危险，我们将与之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52]

法军本预定天不亮就开始进攻，在凌晨三点将开始三个小时的炮击，然后步兵在日出后一个小时、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向马拉霍夫发起冲锋。但是在17日晚，佩利西耶忽然改变了计划。他认为，日出之后俄军不可能不注意到法军在准备进攻，一定会将预备队派上来守卫马拉霍夫，给法军的攻势带来更多困难。于是他在深夜发出了一项新的命令，把步兵冲锋时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凌晨三点就向马拉霍夫发动进攻，法军指挥部将在乳头堡后方的维多利亚土岗（Victoria Redoubt）向天空发射一枚火箭作为步兵进攻的信号。当晚的临阵变化还不止于此，狂怒之下，同时也是为了独揽功劳，佩利西耶解除了博斯凯的职务，理由是博斯凯对新的作战计划中没有向敌人阵地进行炮击就让步兵冲锋的方案提出了质疑。博斯凯对俄军位置有非常详细的了解，而且深受士兵爱戴，而他的接替者这两项品质都不具备。这些突然的变化让法军部队感到不安，即将率领第九十七团发起进攻的迈朗将军（General Mayran）对此最为焦虑。他曾在另一次争执中被暴躁的佩利西耶当面羞辱，怒气冲冲地走开回到自己的岗位，丢下一句话：“现在没什么可做的了，就只有等死。” ^[53]

但当天法军的攻势中，在急切中犯下致命错误的却正是迈朗将军，他误把一颗榴弹的弹尾火焰当作了步兵冲锋的信号火箭，下令第九十七团提前十五分钟发起了冲锋，而当时法军其他部队还没有为冲锋做好准备。埃尔贝当时和第九十五团在一起，集结在第九十七团后方作为第二梯队，他就在迈朗将军身后的位置。根据埃尔贝的说法，稍早时候迈朗受到了另一个事件的刺激：在凌晨两点过后，两名俄军军官悄悄爬到法军堑壕，在黑暗中喊话。

“来吧，法国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都会等着。”我们非常吃惊，显然敌人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将面对的是一支准备充分的守军。迈朗将军对这一胆大妄为的挑衅极为愤怒，准备一看到冲锋信号就立即进攻……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维多利亚土岗。忽然间，大约在离三点钟还有十五分钟的时候，一道炮弹的尾光闪过，伴着一阵烟雾。几名围在迈朗身边的军官喊道“这就是信号”。很快又出现了第二道炮弹尾光。“毫无疑问，”将军说道，“这就是进攻信号。再说，早出发总比迟到好。第九十七团，前进！”

收到命令后，第九十七团向前冲去，俄军致命的炮火加上滑膛枪的火力向他们齐齐射来。俄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躲在每一道胸墙后等待法军。“忽然间敌人像一阵巨浪般向我们冲来”，帕德罗夫回忆道，他当时正在棱尖棱堡上观战。

很快，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仅能分辨出敌人扛着梯子、绳子、铁铲、木板等等……看上去就像蚂蚁大军在向前运动，越靠越近。忽然，我们整条防线上军号齐鸣，随后是加农炮的轰鸣、步枪的射击。大地都在颤抖，周围全都是大炮雷鸣般的回响，炮弹爆炸时浓烟四起，一切都变得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看到在面前的空地上，躺满了倒下的法军尸体。

迈朗本人在第一波冲锋时也被炮火击中。埃尔贝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虽然手臂严重受伤，但他拒绝撤退。“第九十五团，前进！”他向第二波部队发出了命令。增援部队向前冲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大批士兵被俄军炮火击倒。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进攻队伍本能地卧倒在地，没有听从迈朗发出的前进命令，而是开始与俄军展开枪战。二十分钟之后，战场上已满是同伴的尸体，这时法军官兵看到一支信号火箭升上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冲锋信号。 ^[54]

佩利西耶命令发射信号火箭，急切地试图协调法军的进攻。但是如果说迈朗下令发起冲锋太早，其他法军将领则刚好相反，他们的准备工作迟了，因为他们预计进攻时间还要更晚一些，所以没能按时调配好部队。仍然集结在预备队位置的部队忽然被命令向前冲锋，让士兵们感到不安。根据法军政治部德桑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essaint）的说法，许多人“拒绝离开堑壕，即使军官们威胁会对他们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他认为士兵们“对等待他们的灾难有一种本能的预感”。 ^[55]

在沃龙佐夫山脊上观战的拉格伦很快看出法军协同混乱，这场进攻将是一场灾难。一支法国部队在马拉霍夫左侧取得了突破，但是他们的支援部队却被来自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炮火打垮了。拉格伦这时可以根据联军原来的作战方案，先对棱尖棱堡进行炮击，然后发起步兵冲锋；但是他觉得基于责任和荣誉，必须放弃炮击，立刻下令向棱尖棱堡发起冲锋，虽然他肯定知道，即使仅从刚刚发生在法军身上的情况判断，这样做也只会导致一场灾难，无谓地牺牲士兵的性命。“我总是警惕着不让自己被迫必须和法军同时冲锋，我希望在我投入部队前，法军已经取得了成功，”拉格伦在6月19日向战争大臣潘穆尔写道，“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正遭遇顽强抵抗时，我认为作为一种义务，我必须立刻发起冲锋来协助他们……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如果我们的部队这时依然留在堑壕里，法国人一定会将他们未取得成功的原因归咎于我们拒绝加入作战。” ^[56]

英军的冲锋在五点半开始。攻击部队从采石场两侧的堑壕出发，扛着梯子的支援部队紧随其后，准备爬上棱尖棱堡的外墙。然而很快战场形势就十分清楚了：这一攻势毫无成功希望。“士兵们刚刚从堑壕的胸墙上冒出头来，就遭到一阵我所见过的最具杀伤力的霰弹的攻击。”负责指挥进攻的乔治·布朗爵士后来报告。俄军的第一轮齐射就打掉了英军三分之一的冲锋部队。在左侧阵地的堑壕里，科德林顿少将观察到，对那些试图穿过两百米开阔地带冲向棱尖棱堡的部队来说，俄军连串霰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刚一现身，霰弹就向他们飞来。除了打倒很多士兵外，霰弹还砸开地面，激起冲天尘土，让士兵们什么也看不见。我看到许多人转向他们左侧的堑壕。军官们事后告诉我，他们被霰弹掀起的尘土蒙住了双眼；其中一个告诉我，还没有冲过一半的距离，他就被尘土弄得喘不过气来。 ^[57]

被漫天的霰弹所压制，攻击部队的决心开始动摇。即使军官们还在呼喝威胁，试图把士兵重新组织起来，还是有一些被吓破胆逃跑了。终于，第一波进攻者和抬梯子的支援部队中有一些冲到了俄军设置的鹿砦位置，这里离棱尖棱堡仅有三十米远。但当他们挣扎着从鹿砦之间的缝隙里穿过时，俄军“在棱堡胸墙上向我们一轮又一轮地展开齐射”，蒂莫西·高英（Timothy Gowing）回忆道：

他们升起一面巨大的黑旗，嘲笑地让我们上去。战场上，可以听到有人在喊“谋杀”，因为当我们的同伴已经受伤倒地，在血泊中痛苦地扭动时，怯懦的敌人却在几个钟头内一直继续向他们开火。我们的一些军官说：“他们不能这样干——我们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们没有对着那些无力还手的可怜伤员开枪的话，我们还会饶恕他们的。

冲锋部队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开始违抗命令后撤。军官们威胁说要枪毙逃跑的人，但是无人理会他们。根据一名当时仍然在催促士兵继续进攻的军官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被炸飞到空中。他们说，不管敌人有多少他们都愿意作战，但是不愿意再往前走被炸死。” ^[58] 英军部队中有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棱尖棱堡前是埋了地雷的。

与此同时，英军第三师的两千名士兵在艾尔少将（Major-General Eyre）的率领下从左翼突进了塞瓦斯托波尔郊区。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占领一些俄军来复枪阵地，然后如果英军对棱尖棱堡的进攻顺利，则继续往“哨兵屋山沟”（Picquet House Ravine）进发。但是艾尔超越了他收到的指令，擅自让其部队继续前进，打退了驻守在墓地的俄军，抵达塞瓦斯托波尔街头，却在那里遭到了俄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据第九团的斯科特上尉（Captain Scott）回忆，他们被困在一个“死胡同”里，“我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撤，不得不从上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一直守在这里。在这十七个小时里，我们遭到了各种实心弹、榴弹、霰弹、榴霰弹，再加上几百个俄军狙击手的袭击，唯一的掩护是被打烂的房屋，每被打中一次就坍下一片”。与此同时，据第十四团亚历山大中校的说法，对某些部队来说，向城里进攻变成了某种发泄的机会，一些爱尔兰士兵“冲进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些地方，跑进民宅，在女人们面前抢走了图画、桃花心木、家具和钢琴，他们还搞到了烈性葡萄酒……有些爱尔兰小年轻穿上女人的衣服接着战斗，有些还带回了放大镜、桌子和一把长着醋栗的灌木！”但是对于其余的部队来说，在断壁残垣里躲避敌人的枪炮袭击，这一天过得并不欢乐。只有当夜幕来临时，他们才能够撤退，把几百名受伤的战友也带了回来。

第二天早晨，双方再次宣告停战，从战场上清理死伤人员。这场战斗的死伤人数非常多，英军死伤了约一千人，法军损失的人数是这个的六倍，不过确切的数字被当局压下不报。一名朱阿夫部队上尉被派往无人地带清理尸体，他在6月25日的家信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

我不会告诉你当我来到那片战场时的恐怖感觉，到处都是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下已经开始腐烂，我认出其中一些是我的战友。有一百五十名朱阿夫战士和我在一起，我们抬着担架，身上的酒壶里装着葡萄酒。医生让我们先照顾那些受了伤还能被救活的。我们找到很多这样不幸的人，他们都向我们要水喝，我的朱阿夫士兵就给他们喝酒……到处都是难以忍受的腐烂味道，朱阿夫士兵们不得不用手绢掩住鼻子，才能继续抬走死尸。在担架上，死人的头颅和脚就这么晃着。 ^[59]

迈朗将军也在阵亡者之列。佩利西耶在向拿破仑三世汇报时，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迈朗头上。但事实上，佩利西耶本人至少应该为他临阵改变作战方案负责。拉格伦肯定认为佩利西耶应负主要责任，不仅因为他改变了计划，而且因为是他决定将进攻局限在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如果联军发动全面进攻，也许能达到分散俄军力量的目的。他相信佩利西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担心法军士兵会在城里“乱来”，他在给潘穆尔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拉格伦对佩利西耶的批评带有某些主观色彩，他自己也在为无谓地牺牲这么多英军战士而感到负疚。根据他的一位医生的看法，在这次进攻失败后，拉格伦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当他在6月26日病危时，病因不是谣传的霍乱，而是“一种剧烈的精神煎熬，先是出现了严重的抑郁，接着是心脏功能的完全衰竭”。 他死于6月28日。

注释

[1]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312.

[2] F. Charles-Roux, Alexandre II, Gortchakoff et Napoleon III (Paris, 1913), p. 14.

[3]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40–1878 , ed. G. Gooch, 2 vols. (London, 1925), vol. 2, pp. 160–161;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4] H. Verney, Our Quarrel with Russia (London, 1855), pp. 22–4.

[5] G. B. Henderson,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Points, December 1854’, in id.,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p. 119–22;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3, pp. 65–6.

[6] 赫伯特在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之前的几个星期，遭到了英国报刊苛刻和带有排外主义的攻击，对他的攻击集中在他的家庭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例如1854年12月29日的《贝尔法斯特新闻通讯报》（ Belfast News-Letter ）就说他的母亲赫伯特伯爵夫人，是一位俄罗斯亲王（沃龙佐夫伯爵）的妹妹，而这位亲王“拥有的一座位于敖德萨的辉煌宫殿”因此免遭了英军炮击（事实上沃龙佐夫伯爵的宫殿在炮击中严重受损）。1855年1月31日的《埃克斯特飞行邮报》（ Exeter Flying Post ）指控赫伯特试图“阻挠[政府]行动，支持沙皇的企图”。——原注

[7]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56–77.

[8] P. 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1856 (Milan, 1991), p. 245; C.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 191.

[9] H. Bell, Lord Palmerston , 2 vols. (London, 1936), vol. 2, p. 125; Hansard, HC Deb. 21 May 1912, vol. 38, p. 1734; 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10] 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43.

[11] FO 881/1443, Clarendon to Cowley, 13 Apr. 1855; Stratford to Clarendon, 11 June 1855; Longworth to Clarendon, 10 June, 2 and 26 July 1855; FO 881/547, Brant memo on Georgia, 1 Feb. 1855; L. Oliphant, The Transcaucasian Provinces the Proper Field of Operation for a Christian Army (London, 1855).

[12] 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p. 377–8; B. Greenhill and A. Giffard, The British Assault on Finland (London, 1988), p. 321.

[13] 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9–150; NAM 6807–295–1 (Sir Edward Lyons to Codrington, March 1855).

[14]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125–33.

[15]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52–56;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17; The Times , 14 June 1856, p. 5.

[16] WO 6/74, Panmure to Raglan, 26 Mar. 1855; Royle, Crimea , p. 370.

[17] 亚速海海岸线上的塔甘罗格没有足够的部队抵抗联军，当地仅有一个营的步兵，一个哥萨克团，加上两百人左右的武装民兵，总共不过两千人左右，而且没有炮兵。这里的总督急于让镇子免遭炮击，于是派出使者会见联军舰队指挥官，提出通过在野外打一仗决定镇子的命运。他甚至提出双方派出作战的人数可以不同，以反映联军的海上优势。这一奇异的骑士做派简直是直接从中世纪历史书上摘抄出来的。联军指挥官们对此不以为然，会见结束回到军舰上就立即开始炮击。整个港口、大教堂穹顶和其他许多建筑都遭到破坏。大批居民逃离市镇，其中包括叶夫根尼娅·契诃娃（Evgenia Chekhova），未来著名剧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母亲，契诃夫是五年之后在塔甘罗格出生的。(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p. 239–40;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91）——原注

[18] A. Kinglake ,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8, pp. 48–55;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287–9; The Times , 28 May 1855.

[19] RGVIA, f. 846, op. 16, d. 5563, l. 32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79.

[20] 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3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314.

[21] 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34.

[22] 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p. 77–84;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a sa famille (Paris, 1895), pp. 106–7.

[23] Herbé,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 p. 199;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W.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before Sevastopol (London, 1856), p. 111.

[24] 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e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168–73.

[25]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31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p. 167–73; NAM 1965–01–183–10 (Steevens letter, 26 Mar. 1855).

[26] 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94;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 pp. 64–5.

[27] 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ee (Paris, 1887), p. 140;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 pp. 68–9.

[28] F. Luguez, Crimee-Italie 1854–1859: Extraits de la correspondence d’un officier avec sa famille (Nancy, 1895), pp. 61–2.

[29] 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p. 233–4; 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215–6.

[3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 pp. 224–30.

[31] Damas, Souvenirs , p. 265.

[32]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 p. 127.

[33] WO 28/126, Register of Courts Martial;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 p. 269. 关于俄军醉酒情况的海量报告的一些例子，参见 RGVIA, f. 484, op. 1, dd. 398–403.

[34]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 225; The Times , 17 Mar. 1855.

[35] M. Seacol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p. 117.

[36] A. Soyer, Soyer’s Culinary Campaign (London, 1857), p. 405.

[37] B. Cooke, The Grand Crimean Central Railway (Knutsford, 1990).

[38] Herbe,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 p. 223.

[39] V. Kolchak, Voina i plen 1853–1855 gg.: Iz vospominanii o davno perezhitom (St Petersburg, 1904), pp. 41–2;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 p. 113;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p. 37–4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 p. 91.

[40]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 p. 144;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 pp. 97–107;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 pp. 49–55; 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 62.

[41]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p. 14–18;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 p. 34.

[42] 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70–71; Tolstoy’s Diaries , vol. 1: 1847–1894 ,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103; 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111–2.

[43] Tolstoy’s Diaries , vol. 1, p. 104; V. Nazar’ev, ‘Zhizn’ i liudi bylogo vreme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 11 (1890), p. 443; M.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L. N. Tolstogo (Simferopol, 1978), p. 37.

[44]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 p. 117; 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p. 161–7; NAM 1968–07–484 (Gage letter, 13 Apr. 1855).

[45] J. Jocely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Artillery (Crimean Period) (London, 1911), p. 359; NAM 1965–01–183–10 (Letter, 23 Apr. 1855).

[46]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 pp. 179–180;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86–7.

[47] 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p. 165–166;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p. 260–265.

[48] A. du Casse, Précis historique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en orient de mars 1854 à septembre 1855 (Paris, 1856), p. 290;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p. 267–72.

[49] Cullet, Un régiment , p. 182;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p. 278–9.

[50] Cullet, Un regiment , pp. 278, 296–9.

[51]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 285; NAM 1962–10–94–2 (Alexander letter, 22 June 1855).

[52] V.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rokofiia Antonovicha Podpalova (Kiev, 1904), p. 17.

[53]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 159.

[54]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p. 280–1;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 17.

[55] 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 p. 235.

[56]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 vol. 8, pp. 161–2.

[57] 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p. 199–200.

[58] T. Gowing, A Soldier’s Experience: A Voice from the Ranks (London, 1885), p. 11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282–286; A Visit to Sebastopol , pp. 31–2.

[59] Luguez, Crimée-Italie , pp. 47–9. d3gdleFu/hMCXGT7oJjsnLW4rSUBEKeiVmLdloovCEFPvjCg62f/wl1E90aopy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