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第二个星期，冬天到来了。三天三夜，冰冷的风雨席卷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吹倒了英法联军的帐篷。泥泞中，士兵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全身湿透，瑟瑟发抖，能用来挡风遮雨的，只有薄毯和大衣。紧接着在11月14日，克里米亚沿岸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帐篷像纸片一样飞向天空，盒子、木桶、箱子和篷车被刮起来又重重摔下。帐篷支撑杆、毯子、帽子和外衣、桌子和椅子在空中打转，受惊的马匹挣脱缰绳在营地狂奔踩踏。树被连根拔起，窗子被打烂，士兵们东奔西跑追着自己的衣物和物品，或是焦急地寻找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没了屋顶的谷仓和马厩、土岗背后或是地上的洞穴都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当时的情景让人难以想象，所有的帐篷都倒了，所有人，有些还在床上，另一些像我一样……还穿着衬衣……全身湿透，高喊着自己仆人的名字，”冷溪近卫团的查尔斯·科克斯（Charles Cocks）在11月17日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最吓人的是大风，我们像张开翅膀的老鹰一样压在帐篷上，不然它们就会被刮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了。”

狂风刮了一上午，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风停了，士兵们终于可以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寻找自己被吹得七零八落的东西：泥地上湿透了的脏衣服和毯子、砸坏了的家具碎片，还有锅碗瓢盆和各种摔碎的东西。到了傍晚时分，气温开始下降，雨变成了大雪。士兵们试图重新搭起帐篷来，但是手指已经被冻僵，有些人干脆继续躲在谷仓和马厩里过夜，抵着墙壁，相互抱在一起，徒劳地寻求一丝温暖。

但是，相对暴风雨在港口和海面上造成的破坏来说，联军的高地营地还算不了什么。范妮·杜伯利当时正在“南方之星号”（ Star of the South ）上，看到港口水面漂满了白沫，就像海水沸腾了一般，舰船剧烈摇晃，让人害怕。“浪花飞溅起来，越过悬崖，从几百英尺的高空落到港口，就像下大雨一样。舰船挤挤挨挨，一起随着海浪起浮，相互挤撞，成为碎片。”当时剑桥公爵正在其中一艘“严惩号”上休养，这场风暴把他吓坏了。“狂风非常恐怖，”他第二天向拉格伦写信报告，“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可怕的二十四小时。”

风暴中，两支锚都断了，船舵也折了。[我们]不得不把上甲板上的大炮丢到海里，仅仅依靠一支锚把船稳住。我们离海岸边的岩石只有两百码远，感谢上天，这支锚让我们没有撞上去……在颠簸中我撞得晕头转向，健康全垮了……我希望您不会反对我到君士坦丁堡修养一阵。吉布森（Gibson）（他的医生）的看法是，如果我此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返回营地，将会卧床不起。 ^[1]

港口外的情形更加糟糕，因为担心俄军会对巴拉克拉瓦发起新一轮进攻，大批供给船锚泊在一起。二十多条英军船只因为撞上岸边岩石而被毁，几百人丧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冬季装备。最大的损失是蒸汽机船“亲王号”（ Prince ），船只沉没了，一百五十名船员中只有六人生还，同时还损失了四万套冬服。“果断号”（ Resolute ）被毁，损失了一千万发米涅来复枪子弹。在卡米什，法军舰队损失了战列舰“亨利四号”（ Henri Quatre ）和蒸汽机船“冥王星号”（ Pluton ），运输舰队损失了两条船和船上所有的船员和物资。一箱箱法国食品被海浪冲上俄军在隔离湾防线后方的海滩，最北的甚至漂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伊万·孔德拉托夫（Ivan Kondratov）是一名从库班来的步兵，11月23日他在贝尔贝克河边的露营地上给家人写信：

暴风雨如此强烈，连巨大的橡树都被吹断了。许多敌人的船只沉没了。在舍基（Saki）附近沉没了三艘蒸汽机船。日罗夫（Zhirov）的哥萨克骑兵团从一艘沉没的运输舰上救起了五十名落水的土耳其人。他们相信在克里米亚海岸，有三十多艘船只沉没。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吃英国腌牛肉，喝朗姆酒和外国葡萄酒。 ^[2]

遭到暴风雨破坏之后，法军在几天内就恢复过来，但是英军花的时间却长得多。后来在冬天，他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如食品、住宿和医疗供应的短缺等，都直接和这场暴风雨有关，同时也说明英军供应系统的失败。冬天的来临，将这场战争变成了一次对后勤管理效率的考试——法军刚刚及格，英军则失败得非常难看。

联军指挥官们曾相信战事会速战速决，因此没有为在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过冬做好准备，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地的冬天会这么冷。英国人在这方面特别疏忽，没有给部队提供合适的冬装。士兵们是穿着军礼服来克里米亚的，一开始甚至连大衣都没有，第一批运来的冬装又随着“亲王号”沉到了海底，所以部队的冬装要到后来才会运到。法军的准备工作则好得多，他们给部队配发了羊皮外套，后来又配备了衬着皮毛、带帽子、被叫作“克里米亚人”（criméennes）的斗篷。先是发给军官，后来配给了所有士兵。法军当局还让士兵想穿多少层衣服就穿多少层，一点都没有英军要求所有士兵有“绅士般”着装和外表的怪癖。进入深冬之后，为抵御严寒，法军士兵穿得杂七杂八，看上去都不像支正规军了，但重要的是他们比英军士兵暖和得多。“放心吧，”第三朱阿夫团的弗雷德里克·雅皮（Frédéric Japy）写信安慰远在博库尔（Beaucourt）的焦虑的母亲：

我身上穿着很多层衣服，从里到外分别是：一件绒布背心（马甲）、一件衬衫、一件羊毛背心、军装、外套（短大衣），脚上是靴子，如果不执勤的话，我会穿皮鞋和裹腿——所以你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有两件外套，一件是朱阿夫部队发的，另一件又大又重，是我在君士坦丁堡买的，就是为了防寒，差不多有五十公斤重。当我在堑壕执勤时，我就穿着它睡觉。如果它被浸湿了的话，我提都提不动，更别说带着它行军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它当作一件好玩的东西带回法国去。

路易·努瓦尔描述了朱阿夫部队的过冬穿着：

我们营的战士，特别是那些从非洲来的，在冰冷的气温中存活下来，让人非常佩服。我们穿得很好，一般在军装外再穿一件很大的带帽子的斗篷，要么是一件“克里米亚人”，要么是由羊皮剪成、看上去像外套一样的衣服。腿上穿的是衬着皮毛的裹腿。然后每个人还发了一顶暖和的羊皮帽。但是我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风格穿衣服。有一个穿得像贝都因人（Bedouin） ，另一个像马车夫，还有一个像神父，其他人喜欢希腊风格，不过有些坚忍的人在军装外什么也不加。每个人脚上的木底鞋和靴子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皮做的、橡胶做的、木底的等等。头上戴什么完全任由每个人自己想象……

此时，英军士兵穿的却还是夏天的军装，他们羡慕法国人的羊皮衣和“克里米亚人”。“显然他们穿的是适合这里生活的衣服，”军医乔治·劳森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们的士兵也有差不多的东西可以穿……许多人几乎没有鞋子，也没有衬衣，他们的风衣全部磨烂了，因为不仅白天要穿，晚上也要睡在里面，最多再加一条从堑壕带回来的潮湿的毯子。 ^[3]

联军指挥官们对士兵住在哪里也没有好好想过。他们随身带来的帐篷底部是不隔热的，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而且许多已经被暴风雨打坏了，没法修好。在轻骑兵旅汤姆金森上尉（Captain Tomkinson）服役的团里面，一半的帐篷都坏了。他抱怨这些帐篷没法住人：“它们不防水，下大雨时，漏水情况非常严重，帐篷里一片汪洋，士兵们只好围着撑杆站着度过整个夜晚。”在视察卡迪科伊的营地时，卢肯勋爵发现大量的帐篷不适合住人，它们被“磨烂、撕破了，无法为士兵提供住所”，士兵们“几乎都被冻死了”，而且腹泻严重。

英国军官的居住条件比手下的士兵要好得多。大部分人都有仆人伺候，可以让他们给帐篷铺上木地板，或是在地上挖洞，再铺上石头。有些干脆挖了一个大坑，壁上砌着石块，顶上盖上树枝。11月20日，第二十团的威廉·拉德克利夫上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的小屋进展很快，希望在这个星期结束时我就能住进“地下室”了。工程一开始是挖一个坑，三英尺六英寸深，八英尺宽，十三英尺长。 在两头的中间位置各竖起一根杆子，上面放一个横梁，用绳子、钉子，或是其他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绑紧。然后在横梁和地面上搭起木杆或是各种能求来、借来，或是偷来的木片，同样固定好。山墙的位置是用石头和泥巴砌起来的，这样就算是屋顶的结构……地坑的边缘就是墙壁，我们把屋顶建得有足够高度，让人可以站立。现在轮到盖屋顶了，一般是把缠绕在一起的枝条放在顶上的木杆之间，然后在上面浇上泥巴。但是我打算做一点改进，做成斜屋顶，铺上马匹和牯牛皮（现在有很多马匹奄奄一息），希望能保证屋顶防水。这样就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完，因为必须要先对皮“用某种方式”进行处理。麦克尼尔［中尉］（［Lieutenant］ McNeil）和我住在一起。我已经给住所取好了名字，叫作“兽皮隐园”（Hide Abbey） 。他现在在做一个壁炉：在一侧墙上挖一个洞，然后用锡罐和黏土做成一个烟囱。啊！我是多么期待住在里面啊。

在当时的情况下，位居社会最高层的英国军官却依然能享受各种特权，这在饱受煎熬的普通士兵看来，是令人发指的。卡迪甘勋爵（他确实身患疾病）住在自己的私人帆船上，享受法国大餐，招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英国的客人。有些军官获得准许在君士坦丁堡过冬，或是自己出资到附近村庄里寻找住所。“如果只考虑舒适程度，”查尔斯·戈登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Gordon）在家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我在英国都不会这么舒适。”他就是未来的“中国戈登”（Chinese Gordon） 。萨克森派驻伦敦的大臣菲茨图姆·冯·艾克施泰德伯爵后来记录道：“度过那场严冬的英军军官中，有几个后来笑着跟我说，[部队]遭了这么多罪，他们还是从报纸上听说的。” ^[4]

法军军官跟自己手下的士兵住得很近，与英军高级军官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1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埃尔贝上尉解释了暴风雨对自己生活条件的影响：

军官和士兵们都一起住在一个小帐篷里，在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在行军中，这样的安排很不错，但是在长期下雨又寒冷的季节就极为不方便了。地面因为踩踏而一片泥泞，泥水溅得到处都是。在堑壕或是营地里，每个人都是一边走，一边泥水四溅。每个人都全身湿透……在这些帐篷里，士兵们挤着躺在一起。一组六人，每个人只有一条毯子，所以他们一起在身下的泥泞地上垫三条，身上盖三条，背包在塞满之后就当作枕头用。 ^[5]

一般来说，法军的住宿条件比英军好。不仅帐篷更宽敞，而且他们还会在帐篷外建起木头栅栏或是用雪砌成墙来挡风。法国人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临时住所：被士兵们称为“鼹鼠丘”（taupinères）的大棚屋是先在地上挖出一米深的坑，在底部铺上石头，然后用编织好的树枝做墙和屋顶；“帐篷小屋”（tentes-abris）是把士兵的背包布缝在一起，绑在支在地上的木棍上；锥形帐篷（tentes-coniques）是把帆布缝在一起，搭在中间一根木杆上做成帐篷，大到可以睡六个人。所有这些临时住所里都有烤炉可以用来做饭和取暖。“我们的战士知道怎么砌炉子，这让我们的英国盟友们敬佩又羡慕，”努瓦尔回忆道，

这些炉子的炉身有些是用黏土砌成的，有些是用水泥把大片的炮弹片粘起来做成一个拱顶。烟囱是用金属盒子或废铁接在一起做成的。幸亏有这些炉子，当我们的战士从堑壕或哨所执勤回来，冻得半死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取暖。他们可以烘干衣物，睡个好觉，不必像可怜的英国人那样，半夜因发烧醒来。我们的士兵烧了那么多的木柴，几个月下来，因克尔曼高地上所有的森林都被砍光不见了，一棵树、一片矮树林都没剩下。看到我们的炉子后，英国人抱怨说我们砍光了树……但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让这些树派上用场呢。没有一个英国士兵想到要给自己砌个炉子，他们更不愿意自己砍树用来烧柴。他们什么都指望部队派给他们，如果没被派到东西的话，他们就一筹莫展。 ^[6]

努瓦尔这种瞧不起英国人的想法在法军中很普遍，他们觉得自己的盟友缺乏适应野外生活条件的能力。“哎！这些英国人，他们的勇气无可置疑，但是他们只知道怎么去送死，”埃尔贝在11月24日向家人写道，

在围困之初他们就有大型帐篷，但是至今还没学会怎么把它们支起来。他们甚至还没学会在帐篷周围挖沟排水！他们吃得很糟糕，尽管他们的口粮配给是我们的两到三倍，而且花钱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缺乏韧性，在困苦不幸面前束手无策。

甚至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比他们组织得更好。“啊，法国人在各方面都比我们高明得多！”范妮·杜伯利在11月27日写道：“我们的棚屋在哪里？我们的马厩在哪里？都还在君士坦丁堡。当法国人在到处打猎的时候，我们却躺在泥泞中，士兵和马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而这些却都那么容易就可以避免。各处的情况都一样，到处都是极端的疏忽和管理失误。” ^[7]

和法国人不同，英国人似乎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制度来集体收捡柴火。他们给士兵分配了木炭用来生火，但是因为拉车的牲畜找不到草吃，让它们把木炭从巴拉克拉瓦拉到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太困难了，于是士兵们就没有木炭可用。军官们倒是可以派仆人骑上自己的战马去取燃料。在严寒的12月和1月份，英军士兵饱受折磨，几千人都长了冻疮，特别是那些新兵，他们还没有适应克里米亚的冬天。在虚弱的士兵中，霍乱和其他疾病的蔓延更是雪上加霜。“我在士兵中间看到的是伤心痛苦；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燃料，所有树根，甚至连矮树林的树根都被挖光了，”高地旅的斯特林中校写道，

每个人都有配给的木炭，但是没办法把木炭拉上来，而且［因为疾病］减员厉害，腾不出手来派人到六至七英里 远的巴拉克拉瓦去运木炭。后果是他们没法弄干自己的长袜和鞋子，从堑壕回来，他们脚趾冻伤、脚浮肿、长冻疮等等。鞋子冻硬了，穿不进去。尽管苦难重重，只要还有能力的，就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经常自愿光着脚进堑壕，或者把鞋跟砍掉以把脚放进去……如果这样下去，堑壕必须得放弃了……我听到有战士疼得跪在地上直喊。

在食品供应上，两军待遇更是天差地别。“把这个营地的英军和法军相比，让我痛心，”辛普森将军（General Simpson） 在给潘穆尔勋爵（Lord Panmure） 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盟友的装备真是奇妙。我看到连绵不断、设备齐全的大车和篷车……运送物资供应等等……在法军中，军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运行良好，他们甚至每天都烤面包，一切都在部队的管制下有纪律地进行着。”法军每一个团都有一批人为士兵的基本需要提供服务，食品供应和准备、治疗伤兵等等，不一而足。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面包师傅和一批厨师，另外还有女辅工（vivandières）和女厨工（cantinières），她们身穿经过改造后的军服，负责从移动食堂向部队售卖食物饮料。法军集中准备食物，每个团都有自己的厨房和厨师。相比之下，英军营地里，口粮配给个人，每个士兵都得自己做饭。这一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和英军相比，法军的健康状态出人意料地好，尽管他们的口粮只有英军的一半，其中肉只有英军的三分之一。直到12月，英军才开始学习法军的办法，由食堂集中准备食物。他们采用了这一系统后，英军营地的情况马上开始好转。 ^[8]

拿破仑曾经说过：“是汤造就了一名战士。”汤是克里米亚法军的主力菜，即使在深冬，当新鲜食物的供应达到最低点时，法军还可以依靠大量的干制食品：做成小硬圆饼状的腌制蔬菜，只要放入热水中，加上鲜肉或咸肉，就可以做成一盆营养丰富的汤；可以保存好几月的小麦饼干，比普通面包还有营养，因为含水少而脂肪更多；还有大量的咖啡豆，没这东西法国人活不下去。“我只喝咖啡，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一名年轻的龙骑兵夏尔·米斯梅（Charles Mismer）回忆道，“除了其他的好处外，咖啡能刺激神经，保持道德勇气，是抵御疾病最好的东西。”在很多时候，法军士兵就靠“一种咖啡和碎饼干做成的汤生存”，米斯梅写道。不过一般来说，法军士兵的口粮“包括咸肉、猪油和米，有时候有鲜肉，配以葡萄酒、糖和咖啡，只是面包有时会发生短缺，但是我们有饼干，硬得像石头一样，得用斧头砸碎或切开”。 ^[9]

法军部队的供应如此丰富，原因是他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后勤系统，在卡米什和围困线之间修了路，运送物资的篷车队源源不断地来往。卡米什的港口远比巴拉克拉瓦更适合卸下物资。在宽广的马蹄形海湾边，各种仓库、屠宰场、私人开的商店、做生意的摊位纷纷冒了出来，三百条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可以同时在这里卸货。码头边还开起了酒吧、妓院、旅馆和餐厅。其中一间餐厅只要军人们交一笔钱就可以在那里吃饱喝足、玩够女人，所有这些都是从法国送来的。“我去了趟卡米什，”埃尔贝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那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镇子了。”

在这里，你想要什么都能找到，我甚至看到有两间时装店正在出售巴黎运来的香水和帽子，都是为女厨工准备的！我去过巴拉克拉瓦，比起来真让人可怜！那个小港口岸边建起的小屋子里堆满了可以售卖的东西，但是所有东西都乱七八糟地堆着，没有一点规律，对买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英国人选择了那个地方，而不是卡米什作为他们的供应基地，实在让我吃惊。 ^[10]

巴拉克拉瓦是一个拥挤混乱的港口，在卸货时，政府供应物资不得不和私人商贾竞争。黑海地区的各种商人都在这里——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罗马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几个俄罗斯人，他们被允许留在镇上。“如果有谁想在英格兰建一个‘巴拉克拉瓦模型’，”范妮·杜伯利在12月写道，“我可以告诉他配方是什么。”

找一个只有断壁残垣，到处是各种最恶心污秽的村子，让大雨滂沱，直到整个地方变成齐脚踝深的沼泽。抓来一千名身患瘟疫的土耳其人，把他们胡乱塞进屋子里头去。每天弄死一百人，掩埋尸体的时候确保仅盖上少许泥土，让他们慢慢腐烂——注意保障不断有死尸供应。把所有筋疲力尽的矮马、濒死的牯牛、快累死的骆驼都赶到海滩的一角，让它们在那里饿死。它们一般会在三天左右死去，然后尸体很快腐烂，散发出相应的气味。让港口水面上漂满各种动物内脏，有的来自供给船只，有的是镇上的人所吃掉的动物，再时不时漂上几具人尸，缺胳膊少腿的也都可以，加上随处可见的沉船碎片——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挤在狭窄的港口里。这样就能制成大致体现巴拉克拉瓦精髓的复制品来。 ^[11]

英军所面临的难题众多，巴拉克拉瓦只是开始。所有物资必须得到后勤部文书的批准之后才能离开码头，这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包括各种表格和授权等，所有文件必须一式三份。一箱箱的食品和草垛可能在岸边待上几个星期，都已经开始腐烂了，低效率的官僚却还没有完成识别和批准它们被送走的程序。 英军没能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上的营地之间修建一条正常的道路，于是每箱子弹、每条毯子、每块饼干都必须由马或骡子拉着大车，沿着一条陡峭的泥路送到十至十一公里高处的营地上。在1854年12月和1855年1月，大部分物资不得不靠人力运输，每人一次二十公斤负重，因为牲畜没有草吃，很快都死了。

英军的问题不仅是后勤组织差，而且士兵也不习惯自发寻找食物或保护自己。他们大都来自没有土地的阶层，或是都市贫民，不像来自农村的法军士兵有这方面的技能。法军士兵会捕猎野兽、在河海里捕鱼，几乎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食物。“英军士兵已经养成了习惯，”路易·努瓦尔的结论是，“他只管打仗，每顿饭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这种顽固就是他们的个性基础。”因为无法照顾自己，英军部队必须依赖一支庞大的随军家属队伍为他们煮饭、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军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琐碎家务。这就是和法军相比，英军中妇女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原因。法军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女厨工。第二十八步兵团的玛丽安娜·扬（Marianne Young）抱怨英军士兵“手里拿着分配到的口粮也会饿个半死，因为有三块石头和一个锡罐，他们却没有能力把口粮变成可以吃得下的食物”。而法军就不一样，“如果能变成食物，没什么东西是法军士兵看不上的”。他们抓青蛙和乌龟，然后“凭着自己的口味煮熟了吃”。他们还会挖海龟蛋，把老鼠肉变成美味。英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看到一名法军士兵把一只活青蛙的腿砍下来时，批评他残忍，但是那名法军士兵却“静静地微笑着——大概是笑我无知吧——然后拍拍肚子，说这是用来吃的”。 ^[12]

和法军相比，英军吃得很差，虽然至少在一开始他们的肉和朗姆酒的供应很充足。“亲爱的太太，”第十二皇家炮兵营（12th Battalion Royal Artillery）的一名半文盲炮手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ton）在10月21日写道，“因为霍乱 ，我们中死了很多人，他们就像腐烂的绵羊一样死去。但是我们有足够多的吃的和喝的。我们每天有两及耳（Gill） 的朗姆酒、很多咸猪肉，还有半磅 饼干。我和你说，如果有四及耳朗姆酒的话，那就太妙了。”从秋天渐渐到了冬天，把物资经由泥泞的道路从巴拉克拉瓦送到营地变得越来越困难，英军的口粮配给很快变得不足。到12月中时，不管什么样的水果或蔬菜都没有了，偶尔只有些柠檬或青柠果汁。为防止患上败血症，士兵们把果汁加到茶里或是朗姆酒里。不过有钱的军官可以从巴拉克拉瓦和卡迪科伊的商店里买到各种东西：火腿和奶酪、巧克力和香烟、葡萄酒、香槟，什么都有，甚至包括福特纳姆和梅森（Fortnum & Mason） 出品的豪华什锦食品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成千士兵病倒在地，然后因病死去，霍乱重新爆发，并迅猛传播开来。到1855年1月，英军只剩下一万一千可以作战的士兵了，不足两个月前的一半。来复枪旅（Rifle Brigade）的列兵约翰·派因（John Pine）在1月8日给他父亲写信时，已经患败血病、痢疾和腹泻好几个星期了：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在营地就靠饼干和盐过日子，时而会给我们鲜牛肉，还有一两次羊肉，但是东西都非常糟糕，在英国扔给狗都不吃。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为此感谢上帝。米丽娅姆（Miriam）（他的姐姐或妹妹）告诉我许多德国香肠正被送到部队手里。我希望他们动作快点，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我就可以吃掉一两磅香肠。……在过去的五六个星期里，我真的一直都很饿……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随信寄来些治败血病的药粉，那我就太感激了，因为我一直受着败血病的折磨。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您，请上帝饶恕我吧。

派因的病情随后加重，被送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库拉利（Kulali）的军队医院，不到一个月就病死在那里。英军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连他的死亡记录都没有，家人一年之后才从他的一位战友那里得知他的死讯。 ^[13]

没过多久，英国部队的士气就一蹶不振了，官兵们开始批评军事当局的无能。“我们这儿的人都非常希望和平能很快到来，”第三十三团的芒迪中校在2月4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后方的人可以对军事秩序什么的夸夸其谈，但是在这儿，看着成千的战士因为疏于照料而死去，每一个人都受够了。”随增援部队第二十三团于11月底抵达克里米亚的列兵托马斯·哈格尔（Private Thomas Hagger）给家人写道：

我很难过地看到，在我们抵达前，驻守这里的战士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一件干净的衬衫换了。家乡的人们以为这里的士兵配给得很好，但是很抱歉，我得说他们受到的对待还不如生活在英格兰的狗。我能向英格兰的人们保证，如果这些人回了家，要再让他们出征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是害怕打仗，而是受到的恶劣对待让人心寒。

有人向报刊揭露部队的糟糕情况。第一（皇家）团的乔治·贝尔中校在11月28日起草了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所有的破坏性因素都针对我们而来：疾病与死亡、衣不蔽体、咸肉的不稳定供应。两天没喝上一滴朗姆酒了，这可是唯一还能让战士们站起来的东西。如果连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完了。向巴拉克拉瓦传递消息是不可能的，六英里的路程积雪深至膝盖。车轮转不动，可怜的拉车牲畜已经饿得连拉空车的力气都没有了。马匹——骑兵的、炮兵的、军官坐骑和拉车的，每天晚上都因冻饿而死掉一批。更糟糕的是不断有士兵倒地身亡，让人感到恐惧。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皇家团第一营的一个帐篷里就有九名战士去世，还有十五人已经奄奄一息，都是因为霍乱……可怜的战士们后背从来就没干过，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每晚下堑壕时已经全身湿透，躺在雨水、泥泞和融了一半的脏雪中直到天明。全身抽搐地找医院，但是医院的帐篷已经被暴风雨破坏，他们只能躺在恶臭的环境中，痛苦挣扎，这儿的条件本身就足以让疾病蔓延。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我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是努力保证我手下勇敢而谦卑的战士尽量少受苦，但是我做不到，我手中没有权力。医院几乎什么都缺，建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地计划。团部医疗官的意见最大，许多随军医生也很有看法。

他在第二天写完了这封信，在信的最后，贝尔附加了一段单独写给报纸编辑的话，请编辑发表他的信，结语是：“写出这里的真实状况让我感到担忧。”这封标明12月12日的信后来在29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虽然在发表时编辑已经把语气改轻了，但贝尔认为，即便如此，这封信的发表还是毁灭了他的军事前途。 ^[14]

* * *

英国公众是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才第一次了解到英军伤病员所处环境之恶劣的。10月12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在早餐看报时，读到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作者是《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托马斯·切纳里（Thomas Chenery），报道中说英军在克里米亚前线的伤病员必须被送往五百公里远的斯库台，“医疗准备不够充足，无法给伤员提供适当的照顾，”他写道，“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足够的包扎员和护士，这也许是系统的错，谁也怪不着；但是连做绷带的亚麻布都不够，这还能怎么说？”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主编约翰·德莱恩（John Delane）一篇语气愤怒的社论，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捐款。在此基础上，前首相之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创立了《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 Times Crimean Fund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ck and Wounded）。大量读者来信关注英军在克里米亚竟然没有护士这一丑闻，许多热心做善事的妇女发出倡议进行补救，其中之一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当时她是哈利街（Harley Street） 上的淑女医院（Hospital for Invalid Gentlewomen）一名不领工资的监督，还是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一家的朋友。她向赫伯特夫人写信，主动请缨召集一批护士前往近东；而就在同一天，悉尼·赫伯特也给她写了信，向她提出同样的请求，两封信就这样擦肩而过。

在为伤病员提供医疗安排上，英国远远落后于法国。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法国军队医院的访客都对那里的干净整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医院里有许多护士，大部分是从圣文森特·德·保罗修会（Order of St Vincent de Paul） 招募的修女，全都在医生的指挥下照顾伤病员。“我们看到这里的条件比斯库台好太多了，”去到君士坦丁堡法军医院的一名英国访客写道：

这里更干净、舒适，伤病员更受关心，病床更舒服，床位安排得也更合理。空气流通非常好，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这里什么都不缺。一些受伤最严重的伤员，由修女慈善会（Sisters of Charity）专门负责照料，一个修会分部（圣文森特·德·保罗）因而在此建立。这些卓越女性的勇气、能量和耐心据说再怎么赞美也不为过。而在斯库台，一切都单调沉寂，将其形容为严酷和可怕几乎算得上是对它的赞美。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生命与喜悦，我的那些法国老朋友们在床边玩多米诺骨牌、卷香烟，或是相互拌嘴……我还喜欢这里的医生在和伤病员说话时的亲切态度。当他走近时，这些“我的孩子”或是“我的勇士”们一个个眼睛都亮了。

同一年稍晚些时候，埃尔贝上尉也被疏散到这家医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规律：

早晨吃巧克力，午餐十点钟开始，晚餐五点钟。医生在十点钟之前查看病房，下午四点还有一轮。下面是今天早晨发的午餐菜单：

木薯粉浓汤

羊骨头配蔬菜

烤鸡肉

烤土豆

波尔多葡萄酒

新鲜葡萄和饼干

你可以想象，伴着从窗口吹进来的海风，这份菜单非常温暖人心，能让我们很快恢复健康。 ^[15]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法军伤病员的死亡率比英军低很多（但是第二年法军因病死亡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除了医院干净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军在离前线不远处建立了救治中心，同时在每一个团配置卫生兵。他们受过急救训练，被称为“士兵包扎员”（soldats panseurs），能够在战场上为战友提供协助。英军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伤病员从克里米亚送到斯库台——这是一段漫长而且难熬的旅途，在拥挤超载的运输船上，很少配有超过两名医疗官。拉格伦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完全是以军事作为出发点的（“不要让伤员妨碍战斗”），当手下人抗议不适合让伤病员做这番长途旅行，而应该立即给予救治时，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在“亚瑟大帝号”（ Arthur the Great ）上，三百八十四名伤员被放在甲板上，一个挨一个，排得密密的，如同贩奴船一般。已经死去的、奄奄一息的，都紧挨着其他伤病员。没有床、枕头或毯子，没有水盆和便盆，也没有食物和药品。船上只有供船员使用的药品，船长不允许其他人动用。因为担心霍乱蔓延，英国海军的运输总负责人彼得·克里斯蒂船长（Captain Peter Christie）下令将所有患病者放到一条名为“袋鼠号”（ Kangaroo ）的船上。这条船的运载能力为二百五十人，但是在准备起航前往斯库台时，船上已经挤了约五百人。“一个可怕的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死去的和快死的，患病中的和正在恢复的，全部被胡乱地堆在甲板上。”船上两名医疗官之一、二十三岁的助理外科手术医生亨利·西尔维斯特（Henry Sylvester）写道。船长一度拒绝将超载如此严重的船只驶入大海，但是最终“袋鼠号”却载着近八百名病人出发了。西尔维斯特不在船上，他乘坐“邓巴号”（ Dunbar ）去了斯库台。这些船只上的死亡率骇人听闻：“袋鼠号”和“亚瑟大帝号”每艘船都有四十五人死亡，“双蛇杖号”（ Caduceus ）三分之一的乘客在抵达斯库台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16]

俄罗斯方面也十分清楚必须尽快救治伤员，但是比起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看到的英军医院，俄军医院的条件更差。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最早采用了一套战地手术系统，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赶上。尽管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俄罗斯他却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对战地医疗的贡献绝不比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皮罗戈夫1810年出生在莫斯科，十四岁就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二十五岁便成为多尔帕特（Dorpat） 德语大学（German University）的教授，后来担任位于圣彼得堡的军事医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ine）的外科手术教授。1847年，他在高加索地区担任随军医生，在那里首创使用乙醚，成为第一个在战地手术中使用麻醉术的外科医生。在1847年至1852年间，他在几份俄语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使用乙醚的好处，但是在俄罗斯以外却没有几个医生知道他的文章。皮罗戈夫强调，让刚被送到医院的病人吸入乙醚，除了能缓解疼痛和惊恐外，还能让他们保持镇静，防止昏迷，这样有利于外科医生更好地判断哪些人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哪些人可以再等一会儿。不过皮罗戈夫在战地医疗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首创的伤病员分流系统。

皮罗戈夫于1854年12月抵达克里米亚，立刻被那里处理伤病员时的混乱和不人道激怒了。几千名伤员被放在无遮无盖的大车上向彼列科普疏散，送到时许多人都已经冻死了，或是手脚被严重冻伤，不得不截肢。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另外一些伤员就被丢弃在肮脏的谷仓里，或是被遗弃在路边。长期缺乏医疗用品的部分原因是腐败，医生们把药品偷偷卖掉，给伤员们用劣质的替代品，伤员想要得到适当的治疗必须向医生行贿。医院难以应付人数庞大的伤员，在联军登陆时，克里米亚的俄军医院一共有两千个床位，但是在阿尔马战役后，一下子有了六千名伤员，因克尔曼战役后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17]

塞瓦斯托波尔医院的恶劣条件骇人听闻。阿尔马战役两个星期后，霍达谢维奇所在团里的一名外科医生访问了海军医院：

他看到那里挤满了伤员，伤口从阿尔马战役那天起就没被包扎上过药，伤员只好撕下身上的衬衫给自己包上。他一走进屋子，里面的人认出他是医生，立即蜂拥上来。这些悲惨的可怜人向他伸出被截肢的手臂，只裹着一条肮脏的毯子，哭喊着请求他帮助。那里的气味让人恶心。

一名俄军军官估计，医院的外科医生绝大多数没有好好地培训过，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江湖郎中”。他们在做最简单的手术时，用的还是肮脏的屠夫砍刀，对卫生的要求、感染的危害一点概念都没有。皮罗戈夫还发现有被截肢的伤员在自己的血泊中躺了好几个星期。 ^[18]

一到塞瓦斯托波尔，皮罗戈夫就开始向医院发布命令，逐步实施他创建的伤病员分流系统，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过程。他刚接管由贵族议事厅改建的主医院时，情形非常混乱。每次遭到炮击之后，所有伤员都被送到这里，没有一点秩序，已经死去的、濒临死亡的、需要紧急救治的、只受轻伤的全都混在一起。起初皮罗戈夫马上处理那些受了重伤的人，让护士把他们直接送到手术室。但是当他还在集中精力救治一名伤员时，其他伤员一直不断被送进来，他根本无法应付。当他还在救护那些受伤太重已没有希望救活的伤员时，其他伤员等不到治疗就死去了。“我终于认识到这么做毫无意义，因此决定更加决断、更加理智，”他回忆道，“在拯救生命上，包扎站简单的组织工作比医治伤员本身重要得多。”他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简单的分流系统，在1855年1月20日塞瓦斯托波尔遭受炮击时，将这一系统投入使用。当伤员被送到贵族议事厅的大礼堂后，首先被分到三个组别中的一个，确定接受治疗的优先级别：受了重伤急需救治，依然能救活的，马上送到另一个房间尽快接受手术；只受了轻伤的，让他们领一个号码，然后去旁边的军营等待，直到外科医生有时间处理他们的伤口；已经无法救活的伤员被送到一间休息室，让他们在那里休息，由医疗看护、护士和神父照顾他们，直到死去。 ^[19]

托尔斯泰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向读者们描述了大礼堂的景象：

一打开大门，眼前的景象和空气中的味道就向毫无戒备的你直扑而来。这里有四五十名被截肢或是受了重伤的人，有些躺在野营床上，但大部分都被放在地上……现在，如果你神经坚强的话，那么请穿过左边的门廊：那是包扎伤口、进行手术的地方。在那里你会看到面色苍白、神情阴郁的外科医生。他们的注意力正高度集中在眼前的伤员身上，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吸了氯仿，睁着眼，却如同痴呆了一样，发出没法听懂的声音，有时夹带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是发出激动的声音。外科医生们做的是截肢工作，令人厌恶但对伤员有好处。你会看到锋利的弧形手术刀扎入白色、健康的身体；你会看到伤员忽然恢复知觉，发出一声可怕又让人难过的尖声诅咒；你会看到手术助手把截下来的手臂扔到房间的一个角落；你会看到房间里的另一个伤员正躺在担架上看着面前的手术，扭动呻吟，不是因为身上的痛楚，而是因为心理上的惊惧。你看到的恐怖景象会让你内心最深处都惊颤起来；你会明白战争不是一个漂亮大方、井然有序、闪闪发光的阵形，不是音乐和鼓声、连串的旗帜，也不是坐在前蹄腾空的战马上的将军；你看到的是战争最真实的一面——鲜血、痛苦和死亡。 ^[20]

使用麻醉术极大提高了皮罗戈夫和他手下外科医生的工作效率，通过同时在三张手术台上做手术，每天工作七小时，他们可以完成超过一百个截肢手术（批评者说他运行的是一个“工厂系统”）。他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在脚踝处截肢，留下部分脚跟骨，给腿部一点支持。一般来说，他在做截肢手术时，截口都比其他医生选得更靠下，尽量把创口和失血降到最低，他知道手术后失血过多是最严重的一个威胁。最为重要的是，皮罗戈夫清楚感染的危险（他以为是来自被污染的雾气），特地将那些手术后伤口干净的伤员和另一些伤口化脓、有坏疽症状的伤员分开。通过这些首创的措施，皮罗戈夫实现了比英军和法军医院都高的存活率——手臂截肢的伤员中，65%能活下来；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最危险也是最常见的手术，皮罗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军和英军医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员在接受手术后能活下来。 ^[21]

跟俄罗斯人和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对麻醉的使用远不是那么热衷。在即将从瓦尔纳启程前往克里米亚时，英军军医总管约翰·霍尔医生（Dr. John Hall）签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军队外科手术医生“不要在治疗严重枪伤时使用氯仿……因为不管看上去多么野蛮，受到刀扎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听到一个人狂喊比看着他静静地沉入坟墓好得多”。对于麻醉这项新技术，英国医学界的观点有分歧，有些人担心使用氯仿会松懈病人的斗志，另一些人认为在战地手术期间使用麻醉不现实，因为缺乏有资格的医生来监督实施。这些态度还和英国人将忍受痛苦作为男子汉气概表现的奇特想法（所谓保持一个“僵硬的上嘴唇”）紧密相关。一种十分常见的想法是英军战士更能忍受痛苦，一位医生在克里米亚写下的文字便体现了这一点：

还没有人真正描述过战士们的胆量。他们笑对痛苦，极少会因面对死亡而屈服。精神战胜身体，真的极不平凡。如果在家里手脚被拉断或是压坏，被送来时肯定就已经晕倒，或是恐慌得六神无主了；但是在这里，当他们带着一只晃荡的手臂，或是被打烂的手肘进来时，他们会说：“医生，请您快点，我的情况还不太糟糕，我还能再回去！”这些勇敢的人，许多只用一条浸了冷水拧干的毛巾裹上残肢，就爬回战场，不管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弹丸掀起脚边的草地，继续观察战事进程。让我告诉你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曾经截下一位军官、某上尉的脚，手术完成之后，他坚持要我把他扶上战马，宣称他可以继续作战，因为他的“脚已经包扎好了”。 ^[22]

和法国人一样，皮罗戈夫对医院中护士的作用非常重视，护士帮助分流伤员，给予安慰。她们还负责分派药品、端茶送酒、替伤员给家人写信、给濒死的人精神上的支持。护士们的慈爱赢得了许多伤员的心，把她们比作自己的母亲。“这实在让人惊讶，”皮罗戈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医院中出现一位穿着雅致的女性，竟然有缓解伤员紧张情绪、减低苦楚的功效。”皮罗戈夫对由俄罗斯贵族女性发起的征召护士前往克里米亚的举动赞赏有加。沙皇的弟媳、在德国出生的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 在听说了俄军在因克尔曼战败的消息后，创建了圣十字架社团（Community of the Holy Cross）。这个团体派出了三十四名护士随同皮罗戈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亚，从圣彼得堡出发，踏上一段漫长艰苦的路程，在泥土路上行进了一千公里之后，终于在12月1日抵达辛菲罗波尔。她们中许多人是军人的女儿、妻子或是遗孀，有些来自商人、教士或小贵族出身的官员家庭，本身没有经历过战场的艰苦条件，许多人很快患上斑疹伤寒或是其他流行病而病倒了。皮罗戈夫把护士们分为三组：有的照顾伤员和协助手术，有的负责分派药品，还有的在医院管理家政。亚历山德拉·斯塔霍维奇（Alexandra Stakhovich）被分派到了手术室，对她来说，协助参与的第一场截肢手术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是她成功地过了这一关，过后她写信告知家人：

我经历了皮罗戈夫主持的两个手术。我们给其中一个截了手臂，另一个截的是腿。上帝恩典，我没有昏过去，因为在第一个手术中，当我们截掉他的手臂时，我得按住这个可怜的人的后背，然后包扎他的伤口。将我大胆的行为写下来，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什么都不害怕。如果你能明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就好了——你没法想象医生们是多么感谢我们来到这里。 ^[23]

在克里米亚当地，来自不同社区的女性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组成护士队前往塞瓦斯托波尔周围的包扎站和战地医院服务，其中之一是达莎·塞瓦斯托波尔斯卡娅，那个在阿尔马照顾伤员的姑娘，现在到了贵族议事厅的手术室协助皮罗戈夫工作。另一位是伊丽莎白·赫洛波京娜（Elizaveta Khlopotina），她丈夫是一位炮台指挥官，在阿尔马战役中头部中弹受伤。她跟随丈夫一起上战场，在卡恰河的包扎站担任护士。皮罗戈夫非常敬佩这些女性的勇气，对不喜欢女性在战场出现的军事当局进行了顽强抵抗，并争取有更多的护士被组织起来。大公夫人的影响力最终起了作用，沙皇认可了圣十字架社团的工作。圣十字架社团在克里米亚的工作，最早是由大公夫人出资的。她通过家庭关系从英格兰购买医疗用品，其中包括珍贵的奎宁，储藏在圣彼得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她家的地下室里。当社团工作被沙皇肯定之后，俄罗斯贵族、商人、政府官员还有教会纷纷捐款支持。1855年1月又有两支由圣十字架社团组织的护士队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其中第二支由叶卡捷琳娜·巴枯宁娜（Ekaterina Bakunina）带队，她是圣彼得堡市长的女儿，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表亲，巴枯宁当时正被囚禁在位于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和许多俄罗斯上层社会人士一样，她童年的夏天都是在克里米亚度过的，她喜欢的度假胜地竟然遭受侵略，这让她惊吓不已。“我无法想象我们伟大帝国的这个美丽小角落竟然变成了残酷的战场。” ^[24]

和大公夫人一样，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管理事务上也有一种类似的强烈动力。她出生在德比郡一个成功的工业家家庭，接受的教育比同一时期英国政府中绝大多数男性都好。她家与英国政府有诸多渊源，但因为是女性，她只能做一些慈善活动。受到基督教精神的鼓励，在二十五岁时，她不顾家庭反对，成为一名护士，先是在英国穷人社会，然后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莱茵河畔凯撒斯韦特（Kaiserswerth-am-Rhein）做一名社会改革者。在德国，她目睹了特奥多尔·弗利德纳牧师（Pastor Theodor Fliedner）和他手下女执事们照顾病人的情形。1851年她从凯撒斯韦特毕业，把那里的护理原则带到了哈利街的医院，并从1853年起在那里担任监督工作。这些护理原则，即基本的干净整洁和良好的病房管理等后来被南丁格尔带到了克里米亚。这些观念并不新颖，克里米亚的英军医疗官都知道保持干净、管好医院的好处，但是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力和资源——而南丁格尔也仅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南丁格尔不在克里米亚，军务大臣赫伯特仍将她任命为土耳其英国综合医院女护士馆（Female Nurs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English General Hospitals in Turkey）总监督，然而一直到1856年春天，南丁格尔才获得对克里米亚地区护士的管辖权，那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南丁格尔的地位并不稳固，在名义上她必须听从军队的调遣，但是赫伯特给了她直接向他汇报军医部（Army Medical Department）失误的特权。军医部从来都反对派女护士到前线或是接近前线的地方，在南丁格尔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与军医部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丁格尔个性强势，而同时也只有大权独揽，她才能够设法推行机构改革、争取军方尊重。在土耳其，受到认可的职业护士组织并不存在，她在那里召集不到护士，只好在赫伯特夫人的协助下自己建立一支护士队伍。她的选择条件非常现实，完全不带感情色彩：她喜欢招收来自社会底层贫困家庭的年轻姑娘，因为她觉得这些人吃苦耐劳，能够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还招收了一批有护理经验的修女指导这些姑娘，在她看来，招收修女实际上是对爱尔兰天主教会的让步，因为英军中三分之一的战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但与此同时，她拒绝了几百名热心服务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申请，认为她们的敏感性会让其“不好管理”。

南丁格尔带着三十八名护士于1854年11月4日抵达斯库台，恰逢大批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受伤的伤兵被运到那里。法国人已经占据了由最好的房子改成的医院，留给英军的房子不仅条件恶劣，而且十分拥挤。肮脏的地面上排着床和床垫，受伤的和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与其他生病的士兵挨个躺在一起。很多人患有腹泻，然而唯一可以排泄的地方是病房里和走廊上的大木桶。水几乎没有，老旧的水管已经坏了，供暖系统也不能工作。南丁格尔抵达之初，那里的情况正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又有几百名因克尔曼战役的伤兵送到。在斯库台附近的海德帕夏医院（Hyder Pasha Hospital）工作的助理外科医生沃尔特·贝柳（Walter Bellew）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士兵的条件“真正可悲”，“许多人上岸时就已经死了，有几个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剩下的都非常可怜，衣服上沾满了污秽和排泄物，手上和脸上因为沾上火药和泥土而变得黑乎乎的，身上布满了各种虫子”。伤病员以每天五十至六十人的速度死亡。人一死，尸首便立刻被裹进其身上的毯子里，埋进医院旁边的万人坑，同时另一个伤病员马上占据他腾出的位置。护士们不得不连轴转地给伤病员喂食、清洗身体、分派药品，还要在他们垂死时给予安慰。许多护士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开始酗酒，有些还抱怨南丁格尔小姐的专横作风以及各种交由她们做的琐碎工作。南丁格尔发现后，便让这些人打道回府了。 ^[25]

12月底，第二批护士抵达，依然由南丁格尔指挥，同时她还获得了对《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的控制权，这让她手里有了资金，可以购买物资和药品供斯库台地区的英军医院使用。南丁格尔可以完全自主行事，军事当局已不再给她设置障碍，因为他们身陷医疗灾难之中，还指望着南丁格尔来救他们一把。南丁格尔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管理者，不过她引进的变革被后来将她神化的人们夸张了，英军里的医疗官、包扎员和配药员所做的贡献几乎被后人完全遗忘。但是不管怎么说，南丁格尔确实在斯库台的医院里推动了许多新措施。她重新规划了厨房，买了新的锅炉，雇用土耳其洗衣工并监督他们工作，主导了对病房的清洁。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后，她还在深夜亲自巡房，给伤病员们带去基督教的宽慰之辞。正是因为这些行动，她被人称颂为“提灯女士”（Lady with the Lamp）。然而，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里的死亡率依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855年1月，近东地区所有英军部队中，10%的人因疾病而死。2月份，斯库台的病人死亡率达到了52%，而上一年11月南丁格尔刚到时，死亡率还只有8%。那一年的冬天，在一场暴风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有四千名英军战士死在斯库台的医院里，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伤而死。如此重大的人员损失让英国公众震惊，《泰晤士报》的读者强烈要求当局做出解释，于是在3月初，英国政府任命一个卫生委员会来到斯库台进行调查。他们发现被称作 “兵营医院”（Barrack Hospital） 的医院主体部分下面是一个污水池，下水道系统渗漏，污水渗入了饮用水中。医院的下水道系统确实不合格，而南丁格尔却不了解这一危险，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其实，当时由她照顾的士兵，如果住到任何一个土耳其村子里，生存机会都会比住在斯库台的医院大得多。

* * *

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公众每天都在关注战事的发展，兴趣与担忧均不断增长。通过报纸上的报道、期刊上的照片和图片，人们可以很快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英国对战事新闻的兴趣尤为突出。有关士兵遭受的磨难以及伤病员悲惨处境的新闻在全国上下营造了一种焦虑的气氛。人们关心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联军部队的处境，而且那一年冬天英国天气特别寒冷，更是加深了公众对远征俄罗斯英军士兵的担忧。《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以及皇家爱国基金（Royal Patriotic Fund）援助士兵家属的呼吁发出之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捐钱出资，有的寄送食品包裹，还有的为士兵编织防寒的衣物，其中包括在那时候发明的“巴拉克拉瓦头盔”（Balaklava Helmets） 。女王告诉剑桥公爵说，温莎城堡里“所有的女士们”，包括她自己，“都在忙于为军队织毛衣”。 ^[26]

在当时，英国享受的出版自由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都多，此时这种自由的效果便真正显露了出来。1855年新闻印花税废除之后，大批廉价报纸涌现出来，连体力劳动者都买得起。除了刊登大批军官和士兵来信之外，克里米亚战争还促成了一种新的职业，即“战地记者”的诞生，这些人把战场上发生的事件带到了中产阶级的早餐桌上。在以往的战争中，报纸依赖业余“通讯员”——通常是外交官或是军方指定的军官——发回报道，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当时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曾作为一名现役军官为英国报纸发回关于苏丹报道。这些报道通常根据军事通讯记录写成，必须经过军方审查，而且“通讯员”们极少会加上他们亲眼看到的第一手材料。1840年代到1850年代初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些报纸开始在重要地区雇用驻外记者，例如托马斯·切纳里从1854年3月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就是他第一个报道了斯库台医院里可怕的医疗条件。 ^[27]

蒸汽机船和电报的出现，让报社有能力派遣记者前往战争地带，而且他们撰写的报道几天之后就能见诸报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随着克里米亚与欧洲城市之间的电报设施逐步修建起来，战事新闻的传播速度也就越来越快。在战争刚开始时，新闻最快要五天才能传到伦敦：两天时间花在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蒸汽机船上，然后骑马三天才能送到布加勒斯特，当时那里是离克里米亚最近的有电报设备的城市。到1854年冬，法军已经在瓦尔纳建好了电报设施，于是新闻传送所需时间缩短到两天。到1855年4月底，当英军铺设好连接巴拉克拉瓦和瓦尔纳的海底电缆之后，克里米亚的战事新闻只需几个钟头就可以传到伦敦了。

对于每天追着阅读战事新闻的公众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报道的速度，还有新闻报道的坦率和细致。因为没有审查，克里米亚的战地记者为读者发回了大量详尽的报道，促成了新闻和期刊的蓬勃发展。他们用生动的笔调将战斗的情形、可怕的条件和士兵遭受的苦难一一描述出来，把战争带进了每家每户，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应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大讨论中。《泰晤士报》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读者来信，几乎所有来信都在为改善战事进展提供自己的观察和见解。 英国的中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对政治如此投入。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忽然能了解世界大事了，英国诗人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战争对其家庭的冲击。他们一家居住在德文郡（Devon）的乡村，属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会，平日只与自己社交圈内的人交往，然而“对俄罗斯宣战的消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加尔文主义（Calvinist）式的隐居生活带来一丝外面世界的气息。我父母每天都买报纸，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父亲和我在地图上寻找报纸上提到的那些漂亮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也成了家里热烈讨论的话题”。 ^[28]

公众强烈需要各种生动描述克里米亚战事的报道，随着战争的延续，这种渴求毫无减退之意。就连范妮·杜伯利这样的战争游客，都有一群读者追看她对亲眼目睹事件的描述。但是公众兴趣最大的当属图片，当时的制版印刷已经够快够便宜，《伦敦新闻画报》这样的刊物已经可以印刷图片，这些刊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销量大幅上涨。最让公众感兴趣的还是照片，因为照片似乎能够给予一种“真实”的战争影像，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名的詹姆斯·罗伯逊和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等人的照片有极大市场。当时照相技术刚刚为人所知，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上，照相技术的展示曾让英国公众大为惊叹，而克里米亚战争则是第一场有照片记录并且让公众“看到”战斗场景的战争。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期间出现了用银版摄影法拍摄的照片，1852—1853年的英缅战争期间有用碘化银纸照相法拍摄的照片，但这些照片简陋模糊，均无法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相提并论。当时的一份报纸评价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照片显得“准确”并且“即时”，是一扇“直接通往战争真相的窗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由于湿法摄影的局限，玻璃板底片每次曝光需要长达二十秒时间，基本上不可能拍摄任何移动的物体。一直到1860年代早期美国内战期间，摄影技术得到改进，拍摄移动目标才成为可能。绝大部分罗伯逊和芬顿的照片是摆拍的肖像或者是地形地貌，借鉴了不同类型的绘画以讨好中产阶级市场的口味和感情。虽然两人都见过不少死亡的场面，但是他们都没有在照片中展示死亡，因为照片必须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对这场战争正义性的普遍认同，不过芬顿在他最著名的照片《死亡之影峡谷》（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中象征性地提到了死亡。这幅照片展示的是一个荒凉冷清的峡谷，地面上布满了加农炮的弹丸（为了加强效果，他从别处搬来弹丸摆放在镜头前面）。罗伯逊对战争场面所做的修饰更多是因为商业压力而不是为了应对审查；但是芬顿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是一名御用摄影师，之所以被派往克里米亚，部分是为了抗衡《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负面报道，所以他对摄影对象的选择就带有宣传的成分在内。例如，为了告慰公众英军士兵穿得很暖和，芬顿拍摄了一张照片，上面的一群士兵脚蹬质量上乘的靴子，身穿政府新近配送的厚重羊皮外套。但是芬顿1855年3月才到达克里米亚，那张照片只可能是在4月中旬之后拍摄的，那时许多士兵已经死于严寒，需要这些保暖衣服的时候早就过去了。克里米亚4月份的气温达到二十六度，芬顿照片中的士兵一定都热得要死。 ^[29]

如果说芬顿的镜头会说谎的话，《泰晤士报》上威廉·罗素的文章则正好相反。他的文章是所有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中最重要也是最广为阅读的。罗素1820年出生于都柏林附近一个英国和爱尔兰混血的家庭中，他在1841年爱尔兰大选期间开始为《泰晤士报》工作。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罗素只报道过1850年普鲁士和丹麦军队的一场小型边境冲突 。1854年2月，《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德莱恩派他随英军前往马耳他报道可能爆发的与俄罗斯的战争。德莱恩向英军总指挥保证罗素在复活节前就会返回，但实际上之后的两年内，罗素一直和英军在一起，几乎每天都向报社发回来自克里米亚战争的新闻，曝光了军队当局的种种失误。罗素的盎格鲁-爱尔兰混血背景让他对英国军事当局保持一种天生的距离，这对他的写作非常关键。在揭露英军当局的无能方面，他从来没有犹豫过，很明显他同情的是普通士兵一方。英军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爱尔兰人，与他们交往时，他显得非常放松，士兵们也愿意和他聊天。英军轻步兵师参谋亨利·克利福德把他描述为：

一个粗鄙的爱尔兰人，叛教的天主教徒（Apostate Catholic）……但是他天生会瞎扯，笔头和嘴一样锋利。他唱得一嗓子好歌，不管是谁递过来的白兰地和水他都能喝，如果哪个年轻军官傻到请他抽雪茄，他就会一支接一支地猛抽。他被军营中许多人看作一个“挺不错的家伙”。他正是那种有办法搞到消息的人，特别是从年轻人嘴里。 ^[30]

军事当局对罗素十分憎恶。拉格伦曾命令手下的军官不要和罗素说话，声称他是一个安全隐患。《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军官和士兵来信特别突出部队悲惨的生活条件，这让拉格伦格外恼怒。有谣言说报纸付钱买这些信件，有些写信的人并没有想到要发表，但是却被家属交给了报纸。军事当局一向把忠诚和服从看得比士兵福祉更为重要，对写信人的越级投诉感到非常恼火。“军官们所写的荒谬无赖的信件甚于过去任何时刻，或者可能是《泰晤士报》教唆他们这么做的。不管怎么样，这么做非常糟糕，一点不像战士应有的行为。”苏格兰近卫团的金斯科特少校（Major Kingscote）和指挥部的参谋都为此愤懑不已。“我依然认为战士们都很快乐，总是情绪高涨。军官们我见得不多，但是我观察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贵族血统越纯正的军官，抱怨得就越少，不管《泰晤士报》怎么说。”

拉格伦决定以攻为守。11月3日，他给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写信，声称《泰晤士报》刊登的信息会被敌人利用。确实有报告说俄罗斯方面在看到罗素有关英军物资短缺、条件恶劣的报道后，士气得到了提升（沙皇本人也在圣彼得堡阅读罗素的报道）。在收到拉格伦的信后，军法处副处长（Deputy Judge Advocate）威廉·罗曼（William Romaine）向克里米亚的英国记者发出警告，纽卡斯尔公爵则写信给报纸主编加以提醒。但是德莱恩抵制了这些限制出版自由的企图，他本人相信拉格伦确实无能，认为揭露军队管理中的混乱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对报道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不予理会。12月23日，《泰晤士报》主编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军队高层无能昏聩，其中最具破坏力的攻击大概是指出拉格伦凭借裙带关系任命贴身参谋，当时他的副官（ADC）中至少五人是他的外甥。从更广的层面上看，这种攻击涉及了一场职业精英主义与贵族特权之间的争斗，因此这一指控在当时相当具有杀伤力。

拉格伦的耐心最终耗尽，1月4日他再次给纽卡斯尔公爵写信，等于在指控罗素犯了叛国罪：

我可以不计较这位写手能够在所有人、所有事情上挑出毛病的本事，他精心编织的非难也许只是为了挑动不满、鼓励违纪，但是我想让你考虑一下，任何一个从俄罗斯皇帝那里领钱的人，在为主子效力方面，会比这份欧洲销量最大报纸的通讯员做得更好吗？……在当今通讯如此迅速的情况下，我非常怀疑，英军还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站得稳脚跟吗？敌人现在随时可以从英国报纸那里得知我方的数量、条件和设备，然后通过电报飞快地从伦敦传回他们的指挥部里。

但是纽卡斯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已经能感到因为《泰晤士报》报道而产生的政治压力，围绕部队生活条件引发的丑闻正日益构成英国政府的威胁。对军事当局的批评声音不断高涨，连纽卡斯尔公爵自己都加入其中，要求拉格伦撤销总军需官艾雷将军和总副官埃斯特科特（Estcourt）将军的职务，希望借此平息公众要求有人对此负责的呼声。拉格伦却不愿让步，他似乎从未想过军队指挥高层中有谁必须为部队遭遇的困难负责。然而，他却很愿意接受把卢肯勋爵召回英国的命令，因为他一直把轻骑兵旅的牺牲归咎于卢肯勋爵，虽然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

卢肯在2月12日接到召回令时，报刊的力量和公众的批评已经迫使英国政府下台了。1月29日，下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一个由激进派（Radical）议员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提出的动议，任命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军队条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作为，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表达对政府领导克里米亚战争的不信任的动议。罗巴克原本并没有打算推翻政府，他只想在议会责任制这一原则上做出一个姿态，但是政府面临的压力已不仅仅来自议会内部，而更多来自公众和舆论。投票之后的第二天，阿伯丁勋爵就辞职了，一个星期后的2月6日，女王传召她最不喜欢的政客、当时已经七十岁的帕默斯顿，令其组成新内阁，这将是他第一次领导政府。帕默斯顿获任成为首相的消息大受爱国中产阶级的欢迎，通过长期与报刊培养良好关系，他已赢得了英国公众的信任。他们把帕默斯顿激进的外交政策视为英国民族性格和普世理念的代表，现在就盼着他把克里米亚战争从无能的将军手中挽救过来。

“在我们所处的文明阶段，”法国皇帝在1855年宣布，“军队的成功，无论多么杰出，总归是短暂的。在现实中，公众舆论总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路易-拿破仑对报刊和公众意见的威力非常了解，他就是靠这一点独揽大权的。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报刊的运作都是在政府的审查和控制之下进行的。报社社论经常是由政府支持者“买断”，文中观点通常比报纸读者的政治立场更保守。拿破仑三世把这场战争当作赢得公众支持的手段，在执行政策时随时关注公众反应。他指示康罗贝尔（以犹豫不决闻名）不要随意发动进攻，“除非完全肯定结果对我们有利，但是如果人员可能牺牲太大，那么也不宜有所动作”。 ^[31]

因为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拿破仑三世下令警察收集平民对战争的看法。警方线人偷听人们的私下对话、神父的讲道、演讲者的发言等等，记录在地方检察官和行政官向上呈送的报告里。根据这些报告的内容来看，法国公众其实从未支持过这场战争，加上军方未能快速取胜，人们对继续打仗越来越没有耐心，普遍持批评态度。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康罗贝尔的无能和拿破仑亲王这个“懦夫”身上。因克尔曼战役后，拿破仑亲王离开克里米亚，在1月回到了法国。为了拉拢反战势力，他故意向人们透露自己的观点，声称塞瓦斯托波尔是“无法攻破”的，应该结束围困。也就在这个时候，地方官呈上的报告已经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公众对战争的厌倦正演变成对政府的反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堑壕里，法国工兵亨利·卢瓦齐永（Henri Loizillon）听到士兵们说一场革命已经计划好了，将在法国发动罢工游行反对继续调集军队。“到处流传着各种最最吓人的谣言，”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谈的都是革命：巴黎、里昂，所有大城市都会被起义者占领，马赛居民将起来反对士兵上船。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为了和平似乎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付出。”在巴黎，心浮气躁的法国皇帝对暴力革命深怀恐惧，暴动群众冲进军营推翻七月王朝不过是六年半前的事情，他因此暗中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应对可能在巴黎出现的骚动。在巴黎市中心建楼时，必须“考虑能够同时集结几支部队对付暴动”，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所有街道都铺上了碎石路面，以防止平民把街道上的石块推起来‘建成路障’”。他还考虑了如何让公众不再批评克里米亚战争，结论是应该立刻对军队最高指挥加强控制，并且由他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指挥，加快攻陷塞瓦斯托波尔的速度，恢复法国在拿破仑时代的光辉。 ^[32]

在俄罗斯，有关战争的公开信息少得可怜。整个黑海地区只有一份俄语报纸《敖德萨简报》（ Odesskii Vestinik ），但是该报在克里米亚地区却没有一个记者，只刊登有关战争的最简单消息，而且往往已经是两三个星期前发生的旧闻了。例如，对阿尔马战役的报道出现在1854年10月12日，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二十二天了。在新闻里，阿尔马战役的失败被描述为“面对两翼以及海上人数多得多的敌人，所实施的战术撤退”。这样简单而又虚假的新闻当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他们听到的谣言是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攻陷，俄罗斯黑海舰队已被摧毁。这份报纸在11月8日刊登了有关阿尔马战役的较为详细的报道，而此时已经过去四十九天了。报道虽然承认阿尔马战役失败了，却没有提到俄军的恐慌溃逃，也未提及敌人来复枪的威力胜过沙皇步兵手里过时的滑膛枪。俄罗斯当局不允许公众知道俄军在指挥上无能、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军队这样的事实。 ^[33]

因为不相信官方消息，俄罗斯公众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开始从各种传言中获取信息。一位住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写道，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一些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荒诞想法”，原因是“政府完全不让他们获得信息”。例如有谣言说英国正在鼓动波兰起来暴动反抗俄罗斯；印度马上将投靠俄罗斯；还有美国即将在克里米亚出手救援等，许多人相信美国已经签署了军事协定 。“他们对美国总统的期待，就像是在暴风雨中抱着备用大锚的水手一样。”一位佚名的英国女士写道。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到处接受宴请并收下俄罗斯人送上的各种荣誉，“而且看上去很因此而得意，”她写道。

很奇怪，作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的公民，他们居然如此看重头衔、勋章、星章等等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在我离开［圣彼得堡］的那一天，他们大使馆里的一名参赞非常得意地向我的朋友们展示这个公主、那个伯爵夫人，还有几个宫廷高官赠送给他的复活节彩蛋。他还展示了一幅整个皇室成员的肖像画，说等他回到纽约之后，打算把这幅画当作家族财富挂在墙上。

虽然据说警方的线人无处不在，但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传言的蔓延。这位英国女士还写道，两位妇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脑奥尔洛夫伯爵的办公室里，因为她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表达了对俄罗斯报纸上战争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被人听到了。“我听说她们俩被严厉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认可的文字。” ^[34]

这场战争在俄罗斯社会激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西方列强入侵克里米亚，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内激起了强烈愤慨，对1812年的记忆让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俄罗斯公众的愤怒，绝大程度上是针对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根据我们这位佚名的英国女士的说法，这是因为1812年对抗拿破仑取得胜利后，俄罗斯人把法国人视为“太渺小无助，而不值得施以除了最深的怜悯和关怀之外的任何感情”。仇英（Anglophobia）情绪在俄罗斯有着长久的传统，在某些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什么事情都可以怪罪到“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头上。“如果只听他们的谈话，你会想象也许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归咎到英国人的影响。”这位英国女士写道。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里，英国人总是战争的挑动者，英国人的钱财总是问题的根源。有些人说英国人挑起战争，目的是为了霸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金矿；还有人则说英国人想把自己的帝国扩大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他们都认为帕默斯顿是英国政策的主要推手，一手带来了俄罗斯的厄运。在大半个欧洲大陆，帕默斯顿都是一个被仇视的人物，是英国人欺凌弱小、虚伪狡诈的象征，表面上宣扬自由贸易和人身自由，实际上却以此为手段在全世界推动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帝国扩张。但是俄罗斯人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憎恶他，因为帕默斯顿带头倡导了欧洲的反俄政策。根据这位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的说法，帕默斯顿，还有领导英国在波罗的海战事的内皮尔上将这两个名字，“能在下层百姓中产生巨大恐惧”，以至于女人为了让小孩上床睡觉，都会吓唬他们说：“那个英国将军来了！”

普通男人在用完了所有能想到的骂人话之后（俄语中这方面的词汇是极为丰富的），会转向对方说“你这条英国狗！”在这之后当然免不了又是一顿谩骂，最后他们会以互骂“帕默斯顿！”告终，尽管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在仇恨与报复的最高潮，他们会高喊“内皮尔！”，仿佛那个词比撒旦还要邪恶五十倍。

有一首在俄罗斯军官中广为流传的诗歌展示了当时的爱国情绪：

在求战的狂热中

指挥官帕默斯顿

在地图上战胜了俄罗斯

用的是他的食指。

被他的勇气激励，

那个法国人也紧紧跟随，

挥舞着他伯父的宝剑

呼喊着：勇气可胜！ ^[35]

泛斯拉夫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是克里米亚战争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们把俄罗斯入侵巴尔干看作一场解放斯拉夫人的宗教战争的开端，当沙皇命令俄军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时，他们感到很失望，许多人呼吁沙皇与整个欧洲开战。《莫斯科人》主编波戈金在得知俄军撤退的消息后，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变得更为激进，呼吁沙皇不顾一切发动一场同时针对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战争，解放斯拉夫人。联军入侵克里米亚的行动让他们盼望已久的欧洲战争变成了现实，爱国主义情绪席卷俄罗斯社会，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求战愿望冲上了这一情绪的浪尖。波戈金获得沙皇赞许，让他有机会进入宫廷，还可以写信阐述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波戈金到底对沙皇有多大影响力，这点并不清楚，但是他能出入宫廷这一事实本身，就让许多贵族敢于公开表示赞同他的理念。根据这位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的说法：“不管沙皇本人多么想要掩饰自己对土耳其和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俄罗斯贵族们却不愿意遮遮掩掩，即使在两年以前也是如此，而那时还根本不能肯定这场仗是否会打起来。‘至于君士坦丁堡，我们一定会拥有的’ ^[36] ，一位贵族曾在某天晚上说道。” ^[37]

但是在以自由派为主导或是亲西方的圈子里，对战争的支持就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些能看到外国报纸的人，则更可能对战争持批评态度。许多人觉得俄罗斯没有必要卷入东方问题，更别说是参加一场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了，因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以圣罗斯的名义实行各种肮脏的伎俩。”维亚泽姆斯基亲王（Prince Viazemsky）这样写道。他是参加过1812年俄法战争的老兵，也是一位观点倾向自由派的批评家及诗人，在财政部任职二十年后，于1856年成为总审查师。“这一切的结局会是怎样？以我卑微的看法……我们没有取胜的机会。英国与法国联合，肯定会比我们强大。”根据1854年秘密警察第三科的报告，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许多人从根本上反对战争，希望政府继续谈判以避免战争爆发。 ^[38]

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看法就比较难以把握。商人担心战争让他们丢失生意，倾向于反对战争。这位圣彼得堡的佚名英国女士写道：“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显示出他们正面临的艰难——生意几乎停顿，没有几家店铺里还有客人，每个人都开始节省开支以备艰难时光的到来。”农奴阶层受苦最多，因为军队抓壮丁，农民家庭里失去了年轻健康的劳动力，同时因战争而增加的赋税中最大部分也由他们来承担。农民人口急剧下降，有些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下降了6%。地里收成变差了，天气是部分原因，但同时也因为征兵造成劳动力和牲畜短缺。俄罗斯各地爆发了约三百起农奴起义或是骚动，攻击地主并烧毁他们的物产。这位英格兰女士写道，俄罗斯上流社会担心革命将会爆发：“当我离开圣彼得堡时，许多人认为那八万（据俄罗斯人的说法）露营街头或寄宿民宅的士兵的主要功用是保护市镇内的和平，而不是抵御外国军队入侵。” ^[39]

但是也有农民把战争视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1854年春季，一则谣言在俄罗斯乡间流传：任何志愿加入陆军或海军的农奴将保证能获得自由。这则谣言的根子在于政府为创建一支波罗的海桨帆船舰队而招募农奴的决定：在作战期间，这些农奴将被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必须答应在打完仗之后回到原来的地主那里。谣言传开后，大批农奴涌向俄罗斯北部港口。警方为此封锁了道路，几千名农奴被关押起来，锁在一起送回原籍。但是，通过当兵能获得自由的谣言一旦传开，政府之后的每次征兵活动都被农奴们视作一次机会。教士、会写字的农奴，还有鼓动者们都在散布错误的信息。例如在梁赞（Riazan’），一名教堂执事告诉农奴们说，如果他们加入军队，能每个月拿到八个银卢布的军饷，而且当兵三年之后他们和家人都能摆脱农奴身份。

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农奴们相信沙皇陛下发出了圣旨，承诺给志愿参军者自由，当被告知并无此事时，他们就认定圣旨被邪恶的官员藏起来了或是被掉了包。很难说他们这样想有多少是出于天真，有多少是故意为之，用以表达他们迫切希望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在许多地方，类似的谣言和一则过去流传的“金色宣言”（Golden Manifesto）混淆在了一起。在“金色宣言”中，沙皇将解放所有的农民，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给他们。例如，一群来到一座征兵站的农奴称，他们听说沙皇坐在克里米亚一座山顶上的“金色大屋”里，并且“会给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自由，但是那些没有来或是来得太迟的人就只能继续做农奴”。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一谣言的内容则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给任何在克里米亚志愿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以自由，造成大批农奴向南方奔逃。在农民心目中，南方代表着土地和自由。自中世纪以来，南方的草原就是农奴逃离主人、寻求自由的地方。南方各省的农奴一直有志愿加入自由哥萨克军队的传统，强烈到几乎可以说他们身上带有某种革命特质。在那里，农奴成群结队找到当地驻军，要求征召入伍，拒绝再为地主干活。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经常与阻挡他们的驻军和警察发生冲突。 ^[40]

* * *

俄军不乏迫切参军的志愿者，而且沙皇可以调动广袤帝国的一切资源。1854年底到1855年初，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天寒地冻的高地上英法联军力量已被极度削弱，这本来可以成为俄军发起攻势、一举击溃联军的最佳时机，然而俄军却一直按兵不动。因克尔曼战役之后，俄军最高指挥失去了自己的权威与自信。沙皇对其手下的指挥官们也失去了信任，变得越来越阴郁沮丧，认为克里米亚已经不可能打赢，后悔自己发动了这场战争。宫廷幕僚们形容这时候的沙皇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忧郁、病恹恹、疲惫不堪，自从战争打响以后，仿佛迅速衰老了十岁。

也许沙皇依然在等待他信任的“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来摧毁英法联军。只要高地上的英法联军不断因寒冷、疾病和饥饿减员，沙皇也乐于让俄军指挥官将进攻局限于仅仅使用小股武装来扰袭联军的前哨阵地。这些扰袭不会造成真正的破坏，但能让英法联军士兵更为疲倦。“我们的沙皇不会让他们好吃好睡，”一名哥萨克士兵在1月12日从塞瓦斯托波尔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只可惜他们没有统统死掉，要不然我们就不用和他们开仗了。” ^[41]

俄军在补给上存在问题，让其难以制定野心较大的战略。因为联军的海军控制了海面，俄军只能通过内陆输送物资，依靠马或牛拉的大车穿越大雪覆盖的泥泞道路把补给从俄罗斯南部送过来。当时没有铁路。飓风发生时，整个克里米亚都缺乏饲料，造成拉车的牲畜以惊人的速度死亡。12月的第一个星期，皮罗戈夫在从彼列科普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路上，看到“沿路每一步都有肿胀的牛尸”。到了1月份，克里米亚的俄军一共只剩下两千辆大车，是11月初的三分之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士兵口粮配给大大减少，唯一的肉类食品是从死牛身上割下已经开始腐烂的肉做成咸肉。托尔斯泰在12月被从塞瓦斯托波尔调到辛菲罗波尔附近的埃斯基奥德（Esky-Ord），他发现当地驻军没有冬季的大衣，却有大量的威士忌，是发给他们御寒用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守卫棱堡的俄军士兵和城外高地堑壕里的英法联军士兵一样饥寒交迫。整个冬天，每天都有十几名俄军士兵开小差逃跑。 ^[42]

沙皇没有在克里米亚发动大型攻势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奥地利会乘机入侵俄罗斯。谨慎的帕斯克维奇现在是沙皇信任的唯一高级将领，他一直提醒沙皇注意奥地利对波兰的威胁，认为这比克里米亚面临的危险还大得多。在12月20日给沙皇的信中，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在杜布诺（Dubno）、卡缅涅茨（Kamenets）和加利西亚边境地区保持大规模部队以防奥地利进攻，而不是将这些部队派往克里米亚。在两星期前，奥地利与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军事联盟协议，承诺保卫多瑙河两公国抵御俄军入侵；作为交换条件，英法两国承诺协助奥地利抵御俄罗斯入侵，并许诺在战争期间保证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拥有权。事实上，奥地利的企图是利用这个军事联盟协议迫使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在维也纳谈判停战，并从中施加影响，而不是真的要和俄罗斯开战。但是沙皇依然不能忘记奥地利的背叛。当年在多瑙河流域，奥地利出兵是俄罗斯不得不撤军的原因，现在他担心奥地利会故伎重演。在1月7日到2月12日之间，沙皇亲手写下很长的笔记，明确了一旦俄罗斯与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发生战争，他将如何应对。这也许显示了沙皇在最后日子里焦虑无助的情绪。他无法摆脱俄罗斯帝国将会崩溃的可怕念头：祖先打下的江山会因为他愚蠢的“圣战”而毁于一旦，因为英国和瑞典会进攻波罗的海，奥地利和普鲁士会进攻波兰和乌克兰，西方列强会进攻黑海和高加索，最后则合围消灭俄罗斯。意识到不可能同时抵御多方进攻，沙皇为将防线设置在哪里而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把乌克兰牺牲给奥地利，也比削弱中央地带“俄罗斯心脏”的防线要好。 ^[43]

最后在2月份时，因为担心西方列强马上会派遣增援部队登陆，在彼列科普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沙皇下令发起攻势，夺回联军增援部队可能的登陆地点叶夫帕托里亚。当时这个港口由奥马尔帕夏指挥的两万土耳其军队把守，并由联军舰队从海上提供炮火支援。叶夫帕托里亚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还配有三十四门重炮，该地区的俄军骑兵指挥官弗兰格尔男爵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Baron Wrangel）认为重新夺回绝无可能，因此拒绝担任这场战斗的指挥。但是尼古拉一世心意已定，坚持将指挥权交给了弗兰格尔的副手赫鲁廖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Khrulev）。赫鲁廖夫炮兵出身，被戈尔恰科夫形容为“没有什么头脑，但是非常勇敢和积极，你命令他做什么他一定照做”。当缅什科夫问赫鲁廖夫能否夺回叶夫帕托里亚时，他十分自信能够取得成功。2月17日一大早，赫鲁廖夫率领一万九千人的部队，其中包括二十四支骑兵中队和一百零八门大炮，出发了。这时沙皇对这次进攻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怀疑，认为不如暂且按兵不动，等待联军增援部队登陆后向彼列科普转移之时再从侧翼发起攻势。但已来不及通知赫鲁廖夫了。这次进攻只持续了三个小时，俄军很快就被打退，损失了一千五百人后，在空旷的乡野上向辛菲罗波尔方向撤退。因为沿途无处休憩藏身，大批兵员因疲惫和寒冷倒下，他们冻僵的尸体就这样被丢弃在茫茫草原之上。

2月24日，当战斗失败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沙皇已极度病危。他在2月8日就因流感卧床不起，但是依然坚持处理日常政务。2月16日，当他感觉好一些时，不顾医生的劝阻，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天气下，没有穿上冬衣就外出检阅军队。第二天他又再次外出，当晚健康状态急剧恶化，患上了肺炎。医生们听到沙皇肺部有积液的声音，而这一症状也终于让其私人医生曼特（Dr Mandt）做出沙皇已没有康复希望的结论。叶夫帕托里亚战斗的失利让尼古拉一世大受打击，在曼特的建议下，他把皇位交给了皇储亚历山大（Tsarevich Alexander）。他让皇储撤销了赫鲁廖夫的职务，并让戈尔恰科夫接替缅什科夫（这时也已身患疾病）担任总指挥。但所有人都知道沙皇只能怪自己下令发动进攻，他为此充满了愧疚。沙皇临终时，曼特一直陪伴身边，根据他的说法，“比身体疾病更甚的精神折磨”让沙皇倒下了，叶夫帕托里亚失利的消息让他已经孱弱的身体遭受了“最后一击”。 ^[44]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3月2日去世。俄国公众对沙皇患病一无所知（他禁止公布任何有关其健康的消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谣言说沙皇是自杀身亡的。谣言说沙皇在得知叶夫帕托里亚失败后，心烦意乱，让曼特给他毒药服下而死。在悬挂黑旗的冬宫（Winter Palace）外，人群开始聚集，愤怒的声音呼喊着要处死这个有德国名字的医生。担心生命受到威胁，曼特被送上一辆马车匆匆离开冬宫，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俄罗斯。 ^[45]

其他各种谣言同时开始流传：有的说曼特杀死了沙皇，这个版本由宫廷内的一些人制造传播，用以抵消尼古拉一世自杀的谣言；还有谣言说曼特因其忠诚，获得了一幅沙皇肖像，画框上镶满了钻石；另有谣言说一个名叫格鲁伯（Gruber）的医生因为对沙皇的去世表现出过分的兴趣而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许多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人很愿意相信沙皇是自杀身亡的，在他们看来，自杀表示沙皇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间，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为这些谣言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尼古拉·希尔德（Nikolai Shil’der），四卷本尼古拉一世传记的作者，他的父亲卡尔·希尔德（Karl Shil’der）曾是尼古拉一世的宫廷幕僚。在苏联时期，这些谣言继续被一些历史学家传播，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些谣言。 ^[46]

在安娜·丘特切娃描述宫廷生活的日记中，有许多尼古拉一世最后时刻的细节，基本上足以排除沙皇自杀的可能性。但是她同时也清楚地写道，尼古拉一世在精神上被摧垮，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悔恨，因为自己冲动的外交政策把俄罗斯引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因此欢迎死亡的到来。也许他觉得上帝不再与他同在。临终前，他把儿子召到床边，让他转告军队，特别是塞瓦斯托波尔守军：“为他们我已尽心尽力，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好的意愿，而是因为知识情报上的不足。我请求他们宽恕我。” ^[47]

身着军服的尼古拉一世被埋葬在彼得保罗要塞内的大教堂里，这是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君主坟墓的所在地。在棺盖合上之前，皇后在尼古拉心口放了一个刻着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银色十字架，“这样他在天堂就不会忘记为在东方的兄弟们祈祷了”。 ^[48]

注释

[1]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02–3; NAM 1968–07–288 (Cambridge to Raglan, 15 Nov. 1854).

[2] Ia.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Novocherkassk, 1876), p. 26.

[3] Lettres d’un soldat à sa mère de 1849 à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éliard, 1910), p. 66; L. Noir ,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88; 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104.

[4] NAM 1982–12–29–23 (Letter, 22 Nov. 1854); D. Boulger (ed.), General Gordon’s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the Danube and Armenia (London, 1884), p. 14; 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64 ,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143.

[5]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44.

[6] J.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 les hopitaux, etc. (Paris, 1858), pp. 63–6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48.

[7] Herb é ,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 151; Mrs Duberly’s War , pp. 110–1.

[8] I. G. Douglas and G. Ramsay (eds.), The Panmure Papers, Being a Selec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Fox Maule, 2nd Baron Panmure, afterwards 11th Earl of Dalhousie , 2 vols. (London, 1908), vol. 1, pp. 151–2; 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159–60.

[9] 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p. 59–60, 96–7.

[1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91;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p. 225–6.

[11] Mrs Duberly’s War , p. 118.

[12]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88;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38;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 p. 65.

[13] NAM 1996–05–4–19 (Pine letter, 8 Jan. 1855);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 pp. 124–125; NAM 1996–05–4 (Letter, 8 Jan. 1855).

[14] NAM 1984–09–31–79 (4 Feb. 1855); NAM 1976–08–32 (Hagger letter, 1 Dec. 1854); G. Bell, Rough Notes by an Old Soldier: During Fifty Years’ Service, from Ensign G.B. to Major-General, C.B. , 2 vols. (London, 1867), vol. 2, pp. 232–3.

[15] K. Chesney, Crimean War Reader (London, 1960), p. 154;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 343.

[16]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 pp. 101–3; J.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Crimean War , 2 vols. (Liverpool, 1991), vol. 1, pp. 135–6, 237; Health of the Army in Turkey and Crimea: Paper, being a medical and surgic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which served in Turkey and the Crimea during the Russian war , Parliamentary Papers 1857–1858, vol. 38, part 2, p. 465.

[17] 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p. 28–37, 66, 147–8, 220–3;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82–3; 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 2.

[18] N. Berg, Desiat ’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 pp. 151–2.

[19] N. Berg, Desiat ’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 pp. 155–6, 185.

[20] 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44, 47–8.

[21] Giubbenet, Ocherk , pp. 5, 7.

[22] H. Connor, ‘Use of Chloroform by British Army Surgeon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edical History , 42/2 (1998), pp. 163, 184–188;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 vol. 1, pp. 132–3.

[23]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 p. 27; Istoricheskii obzor deistvii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sester ’ popecheniia o ranenykh i vol’nykh k voennykh gospitaliakh v Krymu i v Khersonskoi gubernii c 1 dek. 1854 po 1 dek. 1855 (St Petersburg, 1856), pp. 2–4;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 22.

[24] Gosudarstvennoe podvizhnoie opolchenie Vladimirskoi gubernii 1855–1856: Po materialam i lichnym vospominaniiam (Vladimir, 1900), p. 82;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 pp. 115–7.

[25] NAM 1951–12–21 (Bellew journal, 23 Jan. 1855);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 pp. 101, 125.

[26] G. St Aubyn, Queen Victoria: A Portrait (London, 1991), p. 295.

[27] A. Lambert and S. Badsey (eds.),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Crimean War (Strand, 1994), p. 13; S.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p. 16.

[28] E. Gosse, Father and Son (Oxford, 2004), p. 20.

[29] 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 120.

[30] 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46.

[31]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 p. 192.

[32] 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2–6, 32;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à sa famille (Paris, 1895), p. 82; RA VIC/MAIN/QVJ/1856, 19 Apr.

[33] Za mnogo let , pp. 75–8.

[34]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2–3, 296–8.

[35]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4–5; Za mnogo let , p. 73.

[36] 原文为法语 Quant à Constantinople, nous l’aurons, soyez tranquille. ——原注

[37]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454–9;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 p. 305.

[38] 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 76; GARF, f. 109, op. 1, d. 353 ( chast ’2), l. 7.

[39] I. Ignatovich, Pomeshchichie krest’iane nakanune osvobozhdeniia (Leningrad, 1925), pp. 331–7;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 pp. 302–3, 313.

[40]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532–46; D. Moon, ‘Russian Peasant Volunte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 51/4 (Winter 1992), pp. 691–704. 关于基辅、波多尔和沃里尼亚（Volhynia）等地在1855年初出现的类似现象，参见RGVIA, f. 846, op. 16, d. 5496, ll. 18–52.

[41]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 p. 3.

[4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 p. 148;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07–51;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 12; Hodasevich, A Voice , pp. 24–5; RGVIA, f. 9198, op. 6/264, sv. 15, d. 2.

[43] ‘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 15 (1876), pp. 668–70;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2, pp. 224–8.

[44] 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50–54;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l. 166, 199–201; ‘Doktor Mandt o poslednikh nedeliiakh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iz neizdannykh zapisok odnogo priblizhennogo k imperatoru litsa)’, Russkii arkhiv , 2 (1905), p. 480.

[45] Poslednie minuty i konchina v bozhe pochivshego imperatora, nezabvennogoi vechnoi slavy dostoinogo Nikolaia I (Moscow, 1855), pp. 5–6; ‘Noch’c 17-go na 18 fevralia 1855 goda: Rasskaz doktora Mandta’, Russkii arkhiv , 1 (1884), p. 194; ‘Nekotorye podrobnosti o konchine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Russkii arkhiv , 3/9 (1906), pp. 143–145;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2, p. 233.

[46] 参见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 170.

[47]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78.

[48]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20–1. 72sW0MM+apIzpes+iByXNDzhWmT0IjGCnZ/a66/5ayXPVWMqZ49yC9dV19VsHL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