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埃尔贝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1854年11月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城内，他会看见整座城市都在高度戒备中，到处紧张而匆忙。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Sevastopol Sketches ）的宏大开篇中，托尔斯泰用笔让读者身临其境。黎明时分，城市苏醒了，生命跃然纸上：

在北边，白天的活动正逐渐取代夜晚的安宁：看这儿，伴随着滑膛枪的嘭嘭作响，一队哨兵从旁边走过，正在去换哨的路上；看这儿，一名列兵刚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用冰凉的水洗了洗古铜色的脸，转向东方，迅速地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开始祈祷；再看这儿，几匹骆驼拖着一辆笨重的大车，吱吱呀呀地驶向墓地，车上满满的都是带血的尸体，将在那里被掩埋。走近码头，你能闻到一种特异的气味，混合着煤炭、牛肉、粪肥和潮湿的味道。成千上万件各色物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木柴、肉块边角、石笼网 、面粉袋、铁条等等——就这么堆在码头边。来自各个部队的士兵，有些带着滑膛枪和背包，有些没有，在这儿晃荡着，抽着烟，相互吐着脏话，或是正在把沉重的物件从卸货板上拖到锚泊的船上，烟囱里还冒着烟。民用帆船上，各色人等挤在一起——士兵、水手、商人、女人——沿着海滨频频靠岸、驶离……

码头边色彩斑斓：士兵身上的灰色、水手身上的黑色、女人身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农妇在卖面包卷，手持大茶壶的俄罗斯乡民吆喝着“热蜜水”（sbiten） 。就在这儿，在码头台阶的最底下，躺着加农炮弹丸、榴弹炮弹、霰弹、各种口径的铸铁加农炮。稍远处一大块空地上，塞满了大批的方木梁、炮架，还有横七竖八正在睡觉的士兵，周围是马匹、篷车、装着弹药盒的绿色野炮、架在一起的步兵滑膛枪。士兵、水手、军官、商人、女人和孩子来来往往；载满干草、麻袋或是木桶的大车川流不息；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个骑着马的哥萨克军官，或者是坐在滑板车上的将军。右边的街道被一道街垒堵住了，炮眼里伸出一门小加农炮的炮管，坐在一边的是一名水手，握着烟斗吞云吐雾。在左边是一栋山形墙上刻着罗马数字的端庄房子，站在墙下的士兵手里提着染着血污的担架——到处都能看到军营里特有的令人不快的景象。 ^[1]

塞瓦斯托波尔是一个军事城市，海军基地有一万八千人的部队，而在这里的约四万人口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海军基地的运作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紧密的关联造就了这座军港的顽强。有些水手和他们的家人自从1780年代建港之时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城市的社会生活很单调，在市中心大道上，除了海军制服外，极少能看到穿着正式大衣的人。这里没有出色的博物馆、画廊、音乐厅或是其他知识文化的珍宝，市中心威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全都带着军事色彩：海军部、海军学校、军火库、军营、修船厂、军队商店和仓库、军队医院，这里还有一个军官图书馆，是欧洲最富有的军官图书馆之一。甚至连贵族议事厅（就是托尔斯泰笔下那座“刻着罗马数字的端庄房子”）在围困期间也被改造成了一座医院。

这座城市由两部分组成：北城和南城，中间被港口隔开，船是沟通两边唯一的交通工具。在南城，沿着港口有一片雅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北城则仿佛另一个世界，几乎没有一条道路是两边都盖满房子的，住在这里的渔民和水手的生活方式是半农村式的，在小屋的花园里种植蔬菜饲养牲畜。在南城，与军港西边的行政中心相比，东边的海军码头区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在这里水手们或是住在军营里，或是和家人一起住在小木屋里，离防御工事不过几步之遥。女人们晾衣服的晾衣绳就挂在自己的小屋和堡垒或是棱堡外墙之间。 ^[2]

和托尔斯泰一样，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访客都会对这里“军事营寨与市井生活、秀丽的市镇与肮脏的露营奇异地交缠在一起”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叶夫根尼·叶尔绍夫（Evgeny Ershov）是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他在1854年秋天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居民在围困期间的纷乱中依然正常地过着日常生活，让他感到佩服。“这里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写道，“人们继续自己正常的生活——一名年轻女子推着童车走在外面，商人仍在做买卖，孩子在街道上奔跑嬉闹，而在他们周围就是战场，随时可能死于非命。” ^[3]

在联军入侵克里米亚之前，人们无尽地狂欢、暴饮、豪赌，仿佛没有明天一般，妓女的客人络绎不绝。联军登陆的消息传来，向人们泼了一点凉水，但是下级军官依然信心爆棚，以为俄军一定能打败英法联军，仍在为1812年的胜利而干杯。“我们当时情绪亢奋，”一名年轻的海军学员米哈伊尔·波塔诺夫（Mikhail Botanov）回忆道，“我们一点都不怕敌人。唯一一个不像其余所有人那么自信的是一名蒸汽机船船长。和我们不一样，他经常被派往海外，喜欢说一句谚语‘愤怒不等于力量’。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比我们有远见，对现实状况比我们懂得多。” ^[4]

俄军在阿尔马的失败让塞瓦斯托波尔的平民恐慌起来，所有人都以为联军随时可能从北边进攻，所以当他们看到联军舰队出现在南边时，都感到不解，误以为城市已经被包围了。“没有人不向上天祈祷，”一名居民回忆道，“我们都以为敌人马上就会冲进城里了。”第四棱堡（Fourth Bastion）的炮台指挥官尼古拉·利普金上尉（Captain Nikolai Lipkin）在9月底给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兄弟写信说：

许多居民都已经逃离了，但是我们军人会留在这里，准备教训一下那些不速之客。连续三天（9月24、25和26日）都有宗教游行走过镇中心和所有炮台。战士们站在他们的营地边，当举着十字架和神像的妇女在他们面前经过时，他们纷纷鞠躬。看到这一景象实在让人感到谦卑……教堂里的财宝都转移了，我说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没人听我的，他们都很害怕。所以，我的兄弟，目前局势就是这样，明天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天知道。

尽管利普金表现得很有自信，但其实在阿尔马战败后，俄军指挥官认真考虑过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在港口北边有八艘蒸汽机船正在待命，随时准备撤离部队，在南边有十条战舰准备提供保护。当敌人逼近时，城市中的许多居民开始自发地逃离，但是被俄军阻止了。城市供水能力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喷泉断了水，居民只能从井里打水，而这个季节井里的水位本来就很低。联军从俄军逃兵那里得知城里的供水来自他们驻扎的高地，于是切断了水源，塞瓦斯托波尔只剩下给海军码头供水的水渠中还有水。 ^[5]

当联军在南边高地上安营扎寨，准备炮击的时候，城内的俄军开始夜以继日地加强城南的防御工事。这时候缅什科夫不见了踪影，指挥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任务主要落在三个人的身上：黑海舰队参谋长科尔尼洛夫中将；工兵托特列边；军港总指挥纳希莫夫，他是锡诺普海战的英雄，很受水手欢迎，被认为是“自己人”。这三个人都是新型的职业军人，与宫廷幕僚缅什科夫大相径庭。他们精神十足，在哪里都能看到科尔尼洛夫，他每天都巡视防御工事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们鼓劲，承诺只要能守住城市，每个人都能论功行赏。托尔斯泰是利普金的随从，他在抵达这里的第二天给哥哥写信，描述科尔尼洛夫巡视阵地的情形。见到士兵时，科尔尼洛夫不是用“祝你们健康！”这样传统的问候方式，而是向他们喊：“如果要你拼命，你敢不敢挺身向前？”托尔斯泰写道：“然后，士兵们一起高呼：‘我们敢，大人。万岁！’他们不是装样子的。在每一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玩笑，而是极度真诚。” ^[6]

其实对于能否守住，科尔尼洛夫心里远不是那么肯定。他在9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有五千预备队和一万水手，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用长矛的，实在称不上是一支称职的守军。我们需要防守的战线很长，而且非常分散，甚至连直接联系都做不到。但是以后要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已下定决心坚守。如果我们能守住，那会是个奇迹；如果我们守不住……

当他得知水手们在码头仓库里找到大批伏特加并痛饮三天后，心里就更没底了。科尔尼洛夫最后只好命令销毁所有的酒，好让水手做好战斗准备。 ^[7]

加强防御工事的工作进行得匆匆忙忙，不得不凑合了事。工程刚开始，守军就发现塞瓦斯托波尔没有铁铲，于是派人去敖德萨紧急采购，三个星期之后派去的人回来了，带回来的却是四百把铁锹。与此同时，城里军民用木板做成木铲开始了工作。全部塞瓦斯托波尔的人口——水手、士兵、战俘、劳工、女人（包括妓女）——都投入了挖战壕、给防御工事送土、修城墙和兵营、建造炮台的工作。炮台是由泥土、柴捆和石笼网建成的，水手们把自己船上的重炮拖到炮台上。所有能担土的工具都用上了，当篮子、包裹、木盆都用完后，挖土的人就用自己的衣服兜土。因为担心敌人马上要发起进攻，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紧迫感。一年之后，当英法联军检查这些防御工事时，不得不为俄罗斯人的技巧和创造力感到惊叹。 ^[8]

在得知塞瓦斯托波尔人的英勇行为之后，沙皇在9月底给戈尔恰科夫将军写信，提醒他当年在面对拿破仑时，是“俄罗斯人的特殊精神”拯救了国家，呼吁他再次鼓起这种精神对抗英法两国。“我们将向上帝祈祷，祈望你能鼓起这种精神，保住塞瓦斯托波尔、保住黑海舰队、保住俄罗斯的土地。不要向任何人低头，”他亲自在这里加了下划线，“向世界宣告，我们还是1812年的俄罗斯人，坚决不退缩。”沙皇还给当时在塞瓦斯托波尔外东北方向贝尔贝克河边的缅什科夫写信，让他向城里人民传达信息：

告诉我们年轻的水手，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告诉他们不要向任何人低头，寄希望于上帝的慈悲，记住自己是俄罗斯人，是在守卫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信仰，将自己托付在上帝手中。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祈祷全都为你们而做，全都为我们的神圣使命而做。 ^[9]

与此同时，联军投入了漫长的围困准备工程。拉格伦曾想立即发动进攻，他看出俄军防守中有弱点。英军第四师的指挥官乔治·卡思卡特爵士（Sir George Cathcart）是一位直截了当、才智高超的军人，他也赞成拉格伦快速突袭的想法。从部队占据的一处高坡上，他能俯视塞瓦斯托波尔全城。他在那里向拉格伦报告：

如果您和约翰·伯戈因爵士能到我这儿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防御布局，实在是没有多少。他们正在修建两三座土岗，但是整座城市的城墙就和公园的围墙差不多，而且没有妥善维护。如果把我们的部队全部部署在海岸线和我现在的位置之间，我肯定，只要找个天黑的夜晚，或是破晓之前，我可以带人就这么走进城里，而不用担心伤亡损失。即使是大白天，我们都可以轻装上阵、冲进城市，从这些土岗上也就只能朝我们开几炮而已。

英军工兵总指挥伯戈因原来是快速突袭的倡导者，现在却不同意了，担心快速突袭会造成过多人员伤亡。他坚持要先用围困火炮打哑敌人的火力，然后才由步兵发起冲锋。法国人的想法和他一样。于是联军开始了一个将围困火炮运上陆地，再拉到高地的漫长过程。英军在运送火炮时问题重重，不得不把许多大炮拆了，才能从船上运到岸上。“把我们舰上的重炮部署到陆地上，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掷弹兵近卫团的威廉·卡梅伦上尉（Captain William Cameron）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舰炮不得不全部拆散，炮架也一样，因为它们只有小滚轮，没有大轮子，不方便移动。而一般的围困火炮都架在大轮子上，可以直接推到部署位置。我们刚刚给一座炮台部署了五门各九十五英担（cwt） 重的六十八磅加农炮——全都是舰炮，过去的围困战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大炮。地面非常糟糕，全是石头，所以我们还得把修葺护墙的泥土运上去。

英军花了十八天才把所有大炮部署好，在这关键的十八天中，俄军加强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事。

当英军还在拉炮到位的时候，法军已经开始挖堑壕了。他们冒着俄军的炮火，慢慢地朝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方向修筑锯齿形的堑壕。开挖第一条堑壕是最危险的，因为完全暴露在俄军炮火下，无处躲藏。10月9日晚、10日凌晨，第一批士兵约八百人在夜幕下，携带铲子和鹤嘴锄，借助石块的掩护，悄悄地摸到离塞瓦斯托波尔的“旗杆棱堡”（Flagstaff Bastion）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军官在需要挖堑壕的地方划上线，士兵们就地开挖，把土填到面前的石笼网里用来抵挡俄军炮火。那个晚上天朗月明，但刮的是西北风，把挖堑壕的声音传得很远。黎明时分，当睡眼惺忪的俄军终于醒悟过来时，法军已经挖出了一条一千米长的堑壕。在这之后，三千名法军士兵冒着俄军的猛烈炮火，继续挖掘，每天晚上开挖新堑壕，白天则修补被俄军炮火破坏的部分，爆破弹和迫击炮的炮弹就从他们头顶飞过。到10月16日，法军已经修好了五座炮台，用泥土袋和木头做成栅栏、胸墙和堞墙，超过五十门大炮（包括加农炮、迫击炮和榴弹炮）被安装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 ^[10]

紧随法军之后，英军也开始修筑堑壕。第一批炮台建在绿山（Green Hill）和沃龙佐夫山（Vorontsov Hill）上，分别称为“左翼攻击位”（Left Attack）和“右翼攻击位”（Right Attack），两个位置之间是一条很深的山沟。五百名士兵轮班修筑炮台，另外还有两倍于此的士兵负责守卫炮台，以备俄军夜间发起袭击。“今天早晨四点终于轮到我休息了，之前我已经在堑壕里待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十团的拉德克利夫上尉（Captain Radcliffe）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当我们躲在前晚修好的胸墙背后时，是相当安全的。但是因为堑壕是俄军炮火的目标，我们不得不一直在胸墙背后躺着，因为堑壕还没完工，而俄军的炮火又日夜不断。有几名士兵负责观察，他们只把脑袋伸出堑壕外几英寸，观察俄军炮兵阵地。如果在白天看到烟雾升起，或晚上看到火光，就高喊“炮击来了”—— 那时候堑壕里所有人都立刻躺倒在胸墙背后，直到炮弹飞过才重新开工。这种办法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只损失了一名士兵，他是被一颗加农炮弹丸击中的。

10月16日晚，尽管英军炮台还没有完全修好，但联军终于决定从第二天早晨开始炮轰塞瓦斯托波尔。阵地上充满了乐观情绪。“所有的炮兵军官——法国、英国和海军——都说在四十八小时的炮轰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就只会剩下一堆瓦砾了。”轻步兵师的一名参谋亨利·克利福德（Henry Clifford）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是一名海军学员，在阿尔马战斗期间他曾爬到桅杆顶观战，现在随着海军旅（Naval Brigade）转移到了陆地上，他写道：

10月16日，我们营地开始押注，赌俄军能守多长时间。赌可以守住几个小时的人都很少，因此赔率很高。一些年纪大些、比较谨慎的军官估计俄军也许能守住四十八小时，但这已是极端的看法。一名士兵想把他在阿尔马时从一名俄国军官身上拿到的巴黎造怀表卖给我，要价二十先令。我的一名同伴叫我不要买，他说四十八小时之后，这块表就不再那么值钱了。 ^[11]

10月17日一大早，晨雾刚刚散去，俄军观察哨就发现敌人炮台的炮眼已经打开。未等敌人开火，俄军抢先开炮，接着联军的火炮，包括七十三门英军火炮，五十三门法军火炮，一起轰鸣。几分钟内炮击就达到高潮，开炮时低沉的轰鸣声，炮弹在空中翻滚的尖叫声，还有炮弹落地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完全淹没了军号和军鼓的声音。塞瓦斯托波尔被淹没在一片巨大的黑色浓烟中，浓烟飘浮在战场上空，天色都为之变暗，联军炮兵根本无法瞄准目标。“我们只能坐在那里猜测目标的位置，希望能够击中。”考尔索普写道，当时他正和拉格伦一起，在沃龙佐夫山的采石场观察炮击效果。 ^[12]

几千名平民的家园被炸成了废墟，对许多躲藏在那里的居民来说，这是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景，”一位居民写道，“在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时间里，炮弹疯狂飞舞的声音从未中断过，根本分不清楚是哪一发炮弹发出的声音，脚下的大地不断颤抖……天空中充满了浓烟，遮住了太阳，如同夜晚一般，连房间里都满是烟雾。” ^[13]

炮击一开始，科尔尼洛夫就带着他的执旗中尉、V.I.巴里亚京斯基亲王（Prince V.I. Bariatinsky）开始巡视各个防守位置。他们先去了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最危险的地方：第四棱堡，那里同时遭受英军和法军的炮击。“在第四棱堡内，”巴里亚京斯基回忆道，“景象骇人，损坏严重，一整支炮兵队都被榴弹炮火打倒了，担架队正在运走死伤者，但依然有成堆的人躺在那里。”科尔尼洛夫巡视了每一个炮位，为炮兵们鼓劲。接着他来到第五棱堡（Fifth Bastion），这里遭受敌人火力的压力并不比第四棱堡小。在那里，科尔尼洛夫见到了军港总指挥纳希莫夫。和平常一样，他还是穿着一件配有肩章的长大衣。纳希莫夫脸部受了伤，但是巴里亚京斯基觉得他自己并未察觉，在和科尔尼洛夫说话时，他脸上的鲜血一直流到脖子上，染红了他所佩戴的圣乔治十字勋章（St George Cross）的白色缎带。正在交谈时，巴里亚京斯基看到一名军官向他们走来，但是“他没有眼，也没有脸，因为他的五官都被一片模糊的血肉覆盖了”，原来一名水手在附近被炸飞，血肉都溅到了他的脸上。这名军官一边把脸上的血肉抹掉，一边问巴里亚京斯基有没有香烟。科尔尼洛夫的手下劝他不要继续巡视了，因为实在太危险，但是他没有听从，继续来到被称为棱尖（Redan）的第三棱堡（Third Bastion），这里正被英军重炮以致命的密集程度轰击着。当科尔尼洛夫抵达时，棱尖棱堡的指挥官还是波潘多上尉（Captain Popandul），但是很快他就阵亡了，那天接替他的五任指挥官都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科尔尼洛夫通过堑壕系统来到离英军炮台不远的地方，越过山沟，爬进了马拉科夫棱堡（Malakov Bastion），在那里和受伤的士兵们交谈。就在他即将完成巡视，从山上爬下，走在乌沙科夫山沟（Ushakov Ravine）时，被一发榴弹击中，下身被炸飞，送往军事医院后没多久就死了。 ^[14]

临近中午时分，联军舰队加入了炮击行动，在港口入海口外排成一个弧形，从那里向塞瓦斯托波尔开炮。军舰离海岸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远，俄军在入海口的沉船行动让联军舰队无法靠得更近。在长达六小时的炮击中，联军共投入了一千二百四十门大炮，而守军的海岸炮台只有一百五十门炮。“这是我见到的最可怕的炮击景象，”一名在更远处的海面上观战的商船水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日记中写道，“几艘军舰连续不断开炮，听上去就像是抡打一面大鼓一样……我们看到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要塞脚下的水面上，掀起阵阵巨浪。”开炮产生了巨大的烟雾，让俄军炮手连联军军舰在哪里都看不清楚。有些炮手被吓破了胆子，但也有一些十分勇敢，尽管联军炮弹就在他们头顶附近炸开，还是瞄着笼罩在烟雾中的联军舰队冒出火光的地方开炮。第十棱堡（Tenth Bastion）是法军舰队炮击的重点，这里的一名炮兵军官回忆说，他看到一些在过去曾因作战勇敢而受嘉奖的士兵却在这次炮击开始时就吓得逃跑了。“我被两种情绪交缠着，”他回忆道，“一方面我想跑回家保护家人，但是我的责任心又告诉自己必须坚守。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情绪战胜了作为一名战士的责任感，于是我丢下炮台，去找家人了。” ^[15]

但实际上，英法舰队造成的破坏还不如自己遭受的损失大。联军的木壳帆船无法驶到离海岸足够近的距离进行破坏——就凭这一点，俄军沉船行动是有成效的——但是联军舰队自己却处在俄军海岸火炮的火力范围内。俄军海岸火炮虽然数量较少，但因为是架在陆地上，所以射击准确度比联军舰炮高得多。联军舰队一共发射了约五万发炮弹，却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破坏，只好起锚离去，清点损失：五条船严重损坏，三十名水手阵亡，超过五百人受伤。在缺少蒸汽动力的铁壳船时代，联军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中注定只能扮演配角。

联军第一天的炮击在陆地上取得的成果也不那么令人鼓舞。法军对鲁道夫山（Mount Rodolph）的进攻刚取得一点进展，主军火库就被炸了，于是只能停火。英军对第三棱堡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伤亡的一千一百名俄军中，大部分是那里的；但是英军缺少重型迫击炮，无法让火力优势真正发挥作用。事前备受推崇的六十八磅兰开斯特大炮（68-Pounder Lancaster gun）在发射榴弹时可靠性不够好，炮击距离较远的俄军工事效果不佳，炮弹又较轻，落地时会直接陷在泥土中。“我担心兰开斯特是一个失败，”勒欣顿上尉（Captain Lushington）在第二天给艾雷将军（General Airey）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大炮射程不够远，对自己炮眼造成的破坏比对敌人的还多……我一再要求所有军官在指挥发射时必须稳健缓慢……但是敌人离我们实在太远了……炮弹打在那些土堆上，就像打在软软的布丁上一样。” ^[16]

第一天炮击的惨痛失败让联军警醒。“这座城市好像是用抗爆炸材料建成的一样。”范妮·杜伯利（Fanny Duberly）写道。她是跟随她的丈夫、第八骠骑兵团（8th Hussars）的主计官亨利·杜伯利（Henry Duberly）来到克里米亚进行战争观光的。“昨天虽然曾出现两次小火，但立即就被扑灭了。” ^[17]

在俄军方面，第一天的炮击打破了联军在阿尔马胜利中建立起来的神话。忽然之间，敌人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俄罗斯人重新获得了希望和自信。“我们都以为城里的炮台救不了我们，”一名塞瓦斯托波尔居民在第二天寄出的信中写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炮台都还在，所有的大炮也都在时，我们的惊讶之情！……上帝保佑了俄罗斯，我们为信仰而遭受的侮辱，终于得到了补偿！” ^[18]

* * *

在扛过了第一天的炮击之后，俄军决心打破围困。他们的计划是进攻巴拉克拉瓦，切断英军补给线。阿尔马战败之后，缅什科夫跑去了巴赫奇萨赖，目的是保证克里米亚与大陆的联系不被切断。现在战略改变了，于是他开始在塞瓦斯托波尔东部的乔尔纳亚（Chernaia）谷地集结部队。这时第一批从多瑙河战线赶来增援的部队、帕维尔·利普兰季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vel Liprandi）指挥的第十二步兵师已经赶到，加入了队伍。10月24日晚，六万名步兵、三十四个中队的骑兵和七十八门大炮在恰尔根（Chorgun）村附近的菲久克希高地（Fediukhin Heights）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早晨向巴拉克拉瓦的驻防英军发起进攻。

俄军的目标选择得很好，英军也知道自己兵力严重分散，如果敌人用大量兵力对他们的供应基地施行突袭，自己毫无还手之力。英军在沃龙佐夫路（Vorontsov Road）两侧、被称为堤道高地（Causeway Heights）的山脊上修建了六座小型土岗。这是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将巴拉克拉瓦谷地分为南北两部分，菲久克希高地在路北，而路南的南部谷地中，就是一条通往巴拉克拉瓦港口的道路。联军在其中四座已经完工的土岗上派驻了土耳其守卫部队，大部分由新兵组成，加上两到三门十二磅大炮。在这些土岗后方，也就是谷地的南侧，驻守着英军第九十三高地步兵旅（93rd Highland Infantry Brigade），由科林·坎贝尔爵士指挥，他是负责港口守卫的总司令。在他们的侧翼是卢肯勋爵率领的骑兵师。在更靠后的位置，可以俯视峡谷的高地上，驻守着一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一些野战炮兵。一旦遭受俄军袭击，坎贝尔可以请求英国步兵增援。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由博斯凯将军率领的两个法国师也可以前来增援，但是在援军到达之前，守卫巴拉克拉瓦的只有五千名士兵。 ^[19]

10月25日拂晓，俄军的进攻开始了。在靠近卡马拉（Kamara）村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临时炮台后，俄军开始向临近的一号土岗发动猛烈炮击。一号土岗建在康罗贝尔高地上，英军以法军指挥官的名字为这座山头命名。前一天晚上拉格伦已经收到来自一名俄军逃兵的警告，说进攻即将开始。但是就在三天前，拉格伦曾听信假消息而派出一千名部队前往巴拉克拉瓦增援，所以这次他决定按兵不动（这又是一次记在他头上的失误）。不过在当天早晨，当俄军开始进攻的消息传到指挥部时，他还是及时赶到萨坡恩高地（Sapoune Heights）观察下方谷地展开的一场大战。

就跟在锡利斯特拉的时候一样，一号土岗上的五百名土耳其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但这时，一千二百名上了刺刀的俄军向土岗发起了冲锋，迫使疲惫不堪的守军放弃阵地，七门从英军那里借来的加农炮也丢了三门。“可恶的是，”在萨坡恩高地和拉格伦的参谋部一起观战的考尔索普回忆道，“我们看到一串士兵从土岗的后门跑出来，沿着山坡往下跑，穿过我军的防线继续逃跑。”这时候，其他三个临近的土岗（第二、三、四号土岗）里的土耳其守军看到一号土岗守军已经逃离，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纷纷放弃阵地，朝着港口方向逃跑，手里还不忘拿着床单瓦罐和锅子。他们穿过英军（第九十三旅）防线时，还喊着“上船！上船！”。考尔索普看着一千名土耳其士兵从他们驻守的山坡上逃下，一大帮哥萨克骑兵在后面追杀他们。“那些狂野骑手的呼喝声一直传到我们这里，他们从山坡上直冲而下，追击那些失魂落魄的土耳其人，其中不少人被哥萨克骑兵手中的长矛刺杀。”

当溃逃的土耳其士兵经过卡迪科伊村时，一群英国军人的妻子在路边向他们起哄嘲笑。其中有一个洗衣女工身形巨大，手臂粗壮，手腕“就像牛角般坚硬”。当一名土耳其士兵撞到她晾晒的衣物时，她一把将他逮住，狠狠地踢了几脚。当她意识到眼前这个土耳其兵抛弃了她丈夫所属的第九十三旅时，马上怒骂起来：“你这个怯懦的异教徒，你逃跑了，却让勇敢的高地基督徒去抵挡！”周围有的土耳其兵试图安抚她，但是有些却叫她“科卡娜”（Kokana） 。这更让她怒火中烧：“科卡娜！好吧！我来把你咔嚓嚓！”她一边吼叫，一边挥舞着棍子把土耳其兵赶下山去。疲惫沮丧的土耳其士兵一直溃逃到通往港口的一个山沟才停下，把随身东西全部往地上一丢，一头倒在路边，想歇一口气。其中一些人把祈祷毯在地上铺开，开始朝麦加方向祈祷。 ^[20]

英国人指责土耳其士兵怯懦，但这并不公平。据拉格伦勋爵的土耳其语翻译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的说法，大部分土耳其士兵来自突尼斯，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也没有战斗经验。当他们抵达克里米亚时，已经饿得不行了，自从几天前从瓦尔纳上船起，他们就没有收到过穆斯林可以吃的军粮，以致一下船就做出了抢当地平民东西这样丢脸的事。布伦特骑马追上溃逃的土耳其士兵，向一名军官传达了卢肯要他们在第九十三旅后方重新集结的命令，但却被土耳其士兵恶言相向。他说这些土耳其兵“因饥渴疲惫看上去像是枯萎了一般”。他们质问他为什么英军没有出动支援他们，抱怨说他们被丢弃在土岗里几天没有食物饮水，还声称供应给他们的炮弹与土岗里的大炮配不上。其中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抽着一杆长烟枪的士兵用土耳其语对他说：“长官，我们能怎么办？这是上天的旨意。” ^[21]

俄军步兵占领了堤道高地上的第一至第四土岗，在把其中的大炮炮架摧毁之后，丢弃了第四土岗。俄军骑兵在雷若夫将军（General Ryzhov）的指挥下，由东边运动到这几个土岗后方的巴拉克拉瓦北部峡谷（North Valley），然后转过方向，朝着第九十三旅的防线发起了冲锋，当时这道防线是唯一能够阻挡俄军直抵巴拉克拉瓦港口的英军阵地，因为侧翼的英军骑兵已收到命令撤退，等待从塞瓦斯托波尔高地下来的增援部队。雷若夫手下的四支骑兵中队，约四百人，从堤道高地冲下，直扑高地旅而来。 范妮·杜伯利正在轻骑兵旅营地附近的一个葡萄园观战，看到这一情景，感到十分恐慌。子弹“开始飞舞”，“现在俄军骑兵正从山坡上冲下来，越过峡谷，直奔高地旅的细长防线而来。啊，情况紧急！面对迎面冲来的骑兵，那一细条的士兵怎么能对抗这么多的敌军，这么快的冲锋？然而他们却在那里站着不动”。坎贝尔让手下的士兵排成两行，组成一条细长的防线，而不是组成通常对抗骑兵时排成的方阵，他把希望都寄托在米涅来复枪的威力上了，那是他在阿尔马战役时亲眼目睹的。当俄军骑兵向他们逼近时，坎贝尔骑着战马，沿着防线一边奔跑一边向士兵呼喊，要他们站稳了，“死就死在这里”。据第九十三旅的斯特林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erling）的说法，坎贝尔在说这些话时，“看上去像是当真的”。《泰晤士报》记者罗素也正在高地上观战，对他来说，第九十三旅的防线看上去像是“一条钢绳尖头上的红色斑纹”（后来一直被错误地引用为像是一条“细长的红线”）。看到前方红色军服组成的一条防线纹丝不动，俄军骑兵倒开始犹豫了。就在这时候，双方相隔已有一千米左右，坎贝尔发出命令，第一次齐射打响了。当烟雾散去后，第九十三旅的芒罗军士（Sergeant Munro）看到“俄军骑兵依然在向我们直冲而来。第二次齐射打响了。这时我们看到敌人中出现了一点混乱，他们开始转向我们的右方”。第三次齐射在更近的距离打响，击中了已经开始转向的俄军骑兵侧翼，迫使他们急促左转，掉头回去。 ^[22]

雷若夫第一梯队四个中队的骑兵被打退了，但是俄军骑兵主力、两千人的骠骑兵加上外侧的哥萨克骑兵，此时从堤道高地上冲下来，对高地旅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一次，英军步兵得到了及时赶来的英军骑兵的救援。重骑兵旅（Heavy Brigade）的八个中队，约七百人，受命重返南部峡谷（South Valley）支援第九十三旅。这是拉格伦下的命令，从其观战的萨坡恩高地，他能清楚地看到高地旅面临的危险。重骑兵旅慢慢爬上山坡，保持步调一致，队形整齐，然后在离敌人约一百米处，向他们直冲过去，挥舞手中长剑，恶狠狠砍向敌人。英军重骑兵的先锋部队是苏格兰灰骑兵团（Scots Greys）和因尼斯基林斯团（Inniskillings），即第六龙骑兵团（6th Dragoons）。他们完全被俄军骑兵包围，因为俄军骑兵刚好在英军骑兵冲锋前延展了自己的侧翼。但是从后面跟上的英军第四和第五龙骑兵团很快加入了混战，直扑俄军骑兵的侧翼和背后。缠斗中双方骑兵紧紧挤在一起，完全没有空间施展剑术，能做的仅仅是举起长剑，挥起马刀，向任何够得着的地方砍去，就像一场街头斗殴一般。第五龙骑兵团的军士长亨利·弗兰克斯（Sergeant Major Henry Franks）目睹列兵哈里·赫伯特（Private Harry Herbert）同时遭到三名哥萨克骑兵的攻击。

他一刀划过其中一人的脖子后方，使其再无还手之力。第二人见状急忙逃跑了。赫伯特一剑刺向第三人的胸口，但是剑锋在离剑柄三英寸 处折断了……他把沉重的剑柄掷向俄军骑兵，打在他的脸上。哥萨克骑兵立即摔在地上，他没有死，但是被破了相。

第四龙骑兵团的威廉·福里斯特少校（Major William Forrest）回忆起这场疯狂的搏斗以及他的对手时，这样说道：

一个俄军骠骑兵向我的脑袋砍来，但是被我的黄铜头盔挡住，只是轻微擦伤。我向他砍去，但觉得没怎么伤到他，就像他没怎么伤到我一样。我的肩头还被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下，但是一定打得不着力，因为只是划破了软甲，造成了肩头上的轻微擦伤。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场混战中，伤亡人数很少，双方加起来阵亡的不过十几人，另有三百人左右受伤，大部分在俄军这一方。不过这场战斗持续时间很短，不到十分钟。俄军骑兵厚重的大衣和头盔帮助他们抵挡了军刀的砍杀，而他们自己的剑在英军重骑兵面前又不怎么管用，因为英军的马匹更高大，盔甲保护更好，打击范围也更大。 ^[23]

在这样一场缠斗中，总有一方最终会让步溃退。这场战斗中是俄军心理先崩溃了，调转马头向北部峡谷逃去，英军骑兵在后面追赶，直到遭受俄军在菲久克希高地和堤道高地炮台上火炮的轰击才撤回。

正当俄军骑兵撤退时，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下来增援的英军步兵也赶到了，增援守在南部峡谷的第九十三旅。第一步兵师先到，随后是第四步兵师，接着法军增援部队也到了，包括法国第一师和两个中队的非洲猎兵（Chasseurs d’Afrique）轻骑兵部队。联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后，俄军骑兵没有胆量重新发起冲锋。巴拉克拉瓦保住了。

当俄军放弃目标，返回营地之时，在萨坡恩高地观战的拉格伦和他的参谋们注意到俄军正在把堤道高地上土岗内的英军大炮牵走。据说威灵顿公爵在战斗中从未丢过一门大炮，这是他在英国军事集团内的崇拜者们一直想保持的一个神话。如果英军大炮被俄军缴获，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街头当作战利品展示，这一景象对拉格伦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立即向英军的骑兵指挥卢肯勋爵发出命令，让他夺回堤道高地上的土岗，并保证刚刚抵达的步兵会为其提供支援。卢肯在他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不到联军步兵在哪里，认为自己指挥的骑兵不应单独作战，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拉格伦越来越担心被俄军俘获的大炮的下落，口头传达了第二道命令给卢肯：“拉格伦勋爵希望骑兵快速向前行进——追击敌人并尽力阻止敌人将大炮带走。骑马炮兵（Troop Horse Artillery）可以随行。法军骑兵在你左翼。立即行动。”

这道命令不仅不清楚，而且很奇怪，卢肯完全不知道应如何理解才对。他所处的位置是堤道高地的西端，从那里他可以看到的是：在他右边，土岗里的英军大炮被俄军从土耳其守军手中截获；在他左边，也就是北部峡谷的最尽头则集结了大批俄军，他能看到在那里有另一批大炮；在更左边，在菲久克希高地的低坡上，他能看到那里的俄军也部署了一个炮台。如果拉格伦的命令能更清楚些，特别指明卢肯必须夺回的是堤道高地上的英军大炮，那么接下来的“轻骑兵冲锋”的结局将会大不一样，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道命令让卢肯不清楚到底骑兵部队要夺取的是哪些大炮。

唯一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是传达这道命令的副官，国王御用骠骑兵团（King’s Hussars）的诺兰上尉。和其他许多英军骑兵一样，诺兰对卢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无所作为感到越来越愤懑，觉得他没有好好利用骑兵发动大胆勇猛的冲锋，而骑兵冲锋过去曾为英国在国际上赢得最佳声誉。在布尔加纳克河和阿尔马河战斗中，骑兵被下令停止追击逃跑的俄军；在朝着巴拉克拉瓦行军的路上，骑兵在麦肯齐高地目睹俄军在自己面前向东行进，而卢肯却下令不许骑兵发起攻击；就在这一天早晨，当重骑兵旅面对俄军骑兵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时，英军轻骑兵旅就在不远处，几分钟内就能赶到，但是指挥官卡迪甘勋爵却拒绝调用轻骑兵追击逃跑的敌人。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不得不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重骑兵旅的战友与哥萨克骑兵搏杀，而就是这些哥萨克人曾在布尔加纳克对停止作战的轻骑兵各种嘲笑讥讽。一名军官好几次向卡迪甘勋爵请战，都被拒绝，最后这名军官将敬礼用剑在自己的腿上打了一下，以示不敬。队伍中已经开始出现不服从命令的迹象。第八国王御用皇家爱尔兰骠骑兵团（8th King’s Royal Irish Hussars）的列兵约翰·多伊尔（Private John Doyle）回忆道：

轻骑兵旅不得不旁观重骑兵旅与敌作战，自己却不被允许上前协助，这让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踩着马镫站直身体，喊道：“我们为什么待在这儿？”同时还有人冲出队列，然后又跑回来，准备随时出发追击撤退的俄军。但是敌人已经跑得太远，我们追不上了。 ^[24]

所以当卢肯询问诺兰，拉格伦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时，两人之间气氛紧张，有一种以下犯上的感觉。卢肯在后来给拉格伦的信中说，当他询问诺兰哪个是他的攻击目标时，诺兰“以一种最为不敬，又极其肯定的姿势”指着远处的峡谷尽头说：“您的敌人，长官，在那里；您的大炮在那里。”根据卢肯的说法，诺兰指向的，不是堤道高地上的英军大炮，而是集结在北部峡谷最远处的哥萨克骑兵主力。在通往那里的道路两边，在堤道高地和菲久克希高地上，俄军都布置了很多加农炮和来复枪手。卢肯向卡迪甘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卡迪甘指出让轻骑兵冲向一个被敌人火力三面包围的峡谷是疯狂之举，但是卢肯坚持他必须服从命令。卡迪甘和卢肯是连襟，却又相互讨厌对方。这一点通常被历史学家们用来解释为什么两人没有好好商量，找出一个规避拉格伦命令的办法（拉格伦的命令得不到下属的执行，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也有另外的证据显示，卢肯担心如果他违抗拉格伦的命令，再一次不让轻骑兵旅发起冲锋，部队的反抗情绪将会爆发。卢肯自己在后来写给拉格伦的信中说，如果他违抗这道命令的话，将“让我和骑兵部队遭到各种诽谤中伤，而我将无法为自己辩护”——显然当说“诽谤中伤”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手下以及其他英军部队。 ^[25]

轻骑兵旅一共六百六十一名骑兵开始沿着北部峡谷平缓的下坡路向前行进，第十三轻龙骑兵团和第十七枪骑兵团（17th Lancers）组成第一道阵线，由卡迪甘带队，第十一骠骑兵团（11th Hussars）紧随其后，再后面是由第八骠骑兵团和第四（女王御用）轻龙骑兵团（4th ［Queen’s Own］Regiment of Light Dragoons）组成的阵线。他们距离北部峡谷的尽头约两千米远，按标准速度通过需要七分钟时间——在那段时间内他们将面临来自左侧、右侧和前方的敌方炮火和滑膛枪的攻击。当第一行骑兵进入小跑状态时，与第十七枪骑兵团在一起的诺兰独自冲向前方，挥舞着手中的剑，向骑兵们呼喝。描述这一事件的各种版本中，大部分说他要骑兵们尽快加速跟上，不过也有一些版本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试图引导轻骑兵旅转向堤道高地，也可能是南部峡谷，在那里轻骑兵可免遭俄军炮火的轰击。不论真实情况如何，俄军发射的第一发榴弹在诺兰头顶爆炸，他当即身亡。不知道是因为效仿诺兰的榜样，还是他们自己迫切的求战心情，抑或是为了以最快速度避开来自侧面的火力，反正打头的两个骑兵团在还没有收到冲锋命令的时候，就开始策马向前狂奔了。“加油！”一名第十三轻龙骑兵团的士兵喊道，“别让那些混蛋 （第十七枪骑兵团） 抢先了。” ^[26]

英军轻骑兵冒着来自周围山坡上的交叉火力全速向前，加农炮弹飞舞而下，炸开地面，滑膛枪子弹如同冰雹一般砸来，击中士兵，射倒战马。“炮声和爆炸声震耳欲聋，”第十一骠骑兵团的邦德军士（Sergeant Bond）回忆道。

烟雾浓得让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处都有战马和骑兵倒下，没有受伤的战马都饱受惊吓，我们无法让它们直线奔跑。一个名叫奥尔里德（Allread）的士兵骑在我的左侧，忽然就像块石头一样掉下马去。我回头一看，只见这个可怜的家伙仰面躺在地上，右边太阳穴处被打得稀烂，脑浆流了一地。

第十七枪骑兵团的骑兵怀特曼（Trooper Wightman）目睹了自己的军士被击中：“他的脑袋被一颗加农炮弹打飞，但是无头的身体依然坐在马鞍上，继续向前了约三十码，长矛依然紧紧地夹在他的右臂下。”第一条冲锋阵线上倒下的士兵和战马实在太多，在后方一百米处的第二条线的骑兵不得不绕行或是减速，以避免踩到地上的伤员，或是躲开饱受惊吓、到处乱跑的无人战马。 ^[27]

在几分钟内，第一条冲锋线上幸存的骑兵已经冲到了俄军炮兵阵地上。据说卡迪甘第一个穿过了敌人阵线，他的战马在最后一刻往后缩了一下，躲过了近距离的齐射。“火焰、浓烟、吼叫，迎面直扑而来”，第十七枪骑兵团的托马斯·莫利下士（Corporal Thomas Morley）回忆道，他将之比作“骑马冲进火山口”。用手中长剑砍倒俄军炮手之后，轻骑兵旅挥舞着马刀向哥萨克骑兵冲去。哥萨克骑兵本来是受雷若夫命令向前保护炮兵的，其中一些大炮正被英军骑兵拖走，但是哥萨克骑兵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已经遭到轻骑兵旅的攻击。“看到一支军纪严明的骑兵部队向他们逼近”，哥萨克骑兵“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中”，一名俄军军官回忆道。当哥萨克骑兵调转马头，想夺路而逃时，却发现逃生之路被后面的骠骑兵堵住了。为了求生，他们拿出滑膛枪在贴身距离内朝友军开枪。俄国骠骑兵遭此意外，也开始恐慌，转身向后逃跑，结果又撞上他们身后的其他骑兵部队。整个俄军骑兵部队开始相互踩踏，朝恰尔根方向狼狈溃逃，有些还不忘拉上大炮。英军轻骑兵旅的尖兵虽然在人数上处于一比五的劣势，却一直追击到了乔尔纳亚河边。

一名下级炮兵军官斯捷潘·科茹霍夫（Stepan Kozhukov）在乔尔纳亚河边的高地上目睹了俄军骑兵的大溃逃。他描述说骑兵们挤在桥梁附近，而俄军乌克兰斯基团（Ukrainsky Regiment）和他所属的炮兵连收到命令，必须堵住他们的退路：

他们一直在那里相互踩踏，混乱程度有增无减。在恰尔根山沟（Chorgun Ravine）的入口处，也就是包扎站所在的地方，四个骠骑兵团和哥萨克骑兵团挤在一起。就在这一大堆混乱的人马中，有孤立的几处，你能凭他们的红色制服分辨出是英国人。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大概和我们一样惊讶……敌人很快得出结论，他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些被吓蒙了的骠骑兵和哥萨克人，在厌倦了砍杀之后，他们竟然决定按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加农炮和来复枪的交叉火力。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些疯狂的骑兵所取得的战绩。在进攻途中他们损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兵力，却似乎对危险和损失完全没有感觉，很快整理队伍返回，重新经过那一片遍地都是死伤战友的空地。怀着令人恐惧的勇气，这些凶猛的疯子又出发了，没有一个活着的、哪怕是受了伤的英军骑兵投降。我们的骠骑兵和哥萨克骑兵花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来，他们一直以为敌人的整个骑兵部队都在追杀他们，当得知击垮他们的不过是一小队不怕死的敌人时，他们恼羞成怒，不愿意承认事实。

哥萨克骑兵最先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但是他们不愿意返回战场，而是“为自己找了其他一些事情做——抓战俘，杀害躺倒在地的伤员，把英军战马聚集起来售卖”。 ^[28]

当轻骑兵旅在返回路上重新经过北部峡谷的交叉火力带时，利普兰季下令在堤道高地的波兰枪骑兵（Polish Lancers）对他们进行拦截。但是在目睹了轻骑兵旅冲过俄军火力网、击垮哥萨克骑兵的举动之后，波兰枪骑兵没什么意愿和这些勇猛的轻骑兵作战。他们攻击了一小股英军伤兵，但在大队人马经过时却没有什么动作。第四龙骑兵团的指挥官乔治·佩吉特勋爵（Lord George Paget）将第八骠骑兵团和第四轻龙骑兵团组织在一起撤退，当他们临近波兰枪骑兵时，“[枪骑兵们]小跑着向我们的方向移动”。

然后枪骑兵们停了下来（当然谈不上是“立正”），露出一种困惑的神情（我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而这天在此之前我已经两次使用了这个词。他们先头中队右翼的一些士兵……和我们的右翼有短暂的冲撞，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事实上两军之间只有不到一匹马的距离，但是他们就让我们这样小心翼翼地从面前过去了。当我们通过他们的防线时，我相信，没有损失一个人。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即使那支部队是由英国女士组成的，我觉得我们中都不可能有一个人能逃得出来。 ^[29]

实际上，英国女士们此时正在萨坡恩高地上，和其他观战者一起看着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往回撤退，许多都受了伤。观战者之一是范妮·杜伯利，她不仅心怀恐惧地观看了战事，那天下午她还和丈夫一起，就近观察了战场上的惨状：

我们慢慢地骑过早晨战斗发生的地点，周围是已经死去的和濒临死亡的战马，不计其数。在我身边背部朝天趴着一名俄军士兵，一动不动。在我右边不远处的一座葡萄园里，一名土耳其士兵四肢张开，已经死了。战马大部分都死去了，全都没有了马鞍，死去时的姿态表明它们经历了极端的痛苦……然后我们还看到受伤的士兵正在向山坡上爬去！ ^[30]

在六百六十一名参加冲锋的轻骑兵中，一百一十三名战死、一百三十四名受伤、四十五名被俘，三百六十二匹战马失踪或被杀，这个数字并不比俄军方面的伤亡人数高出多少（俄军有一百八十人伤亡——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第一和第二条防线），也远远低于英国报刊报道的数字。《泰晤士报》报道说八百名骑兵发起冲锋，只有两百人返回；而《伦敦新闻画报》（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报道说只有一百六十三人安全返回。根据这些报道，这场战斗很快演变成一个凭借英国将士的英勇牺牲来挽回“失误”的悲剧传说——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著名诗歌《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出版后，这一神话就在英国文化中永远扎下根来。这首诗发表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

“前进，轻骑兵！”

有没有哪个惊慌失措？

虽然无人退缩，但战士们知道

有人犯了大错。

他们的职责不是抗命，

他们的职责不是辩驳，

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

冲进死亡峡谷的

是那六百名骑手。

但是和这一“光荣失败”神话所描述的情况相反，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但轻骑兵冲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功。骑兵冲锋的目的是打乱敌人防线，把他们从战场上吓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正如俄军所承认的那样，轻骑兵冲锋达到了目的。英军在巴拉克拉瓦战场上的真正失误，不是轻骑兵冲锋，而是当重骑兵打退了俄军骑兵，以及在轻骑兵击溃对方阵线后，没有采取任何后续动作，一举消灭利普兰季的部队。 ^[31]

英国人责怪土耳其人造成了巴拉克拉瓦的失败，指责土耳其人因怯懦而丢掉了土岗。英国人后来还声称土耳其人抢劫财物，不仅偷盗英军骑兵的东西，还去周围村庄打劫，“对巴拉克拉瓦周围不幸的村民施以冷血暴行，割开男人的喉管，把他们柜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卢肯的土耳其语翻译约翰·布伦特认为这一指责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抢劫真的发生了，作孽的也是那些“跟着军队跑的来路不明的人，经常能看到他们游荡……在战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土耳其人受到了极为恶劣的对待，据布伦特说，他们经常被英军殴打、咒骂、吐口水、讥讽，有时候被迫“替英军扛背包蹚过巴拉克拉瓦道路上的积水和泥沼”。在英军眼里，土耳其士兵和奴隶没什么两样，命令他们挖战壕，或是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高地间运输沉重的物资。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大部分英军配给的口粮土耳其士兵都不能吃，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足够的食品供应。情况严重时，一些土耳其士兵开始偷东西，因此遭受英军指挥官鞭笞，远远超过英军自己最多四十五下的规定。有四千名土耳其士兵参加了10月25日的巴拉克拉瓦战役，到1854年年底，这些人中一半死于营养不良，还有许多因为太虚弱而无法参战。然而，土耳其人依然举止庄重，至少在布伦特看来是这样，“遭遇恶劣的对待和长时间的折磨，他们却表现坚忍，让人感到震惊”。巴拉克拉瓦的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埃及人吕斯泰姆帕夏（Rustem Pasha）呼吁士兵们“耐心服从，不要忘记英国军队是苏丹的客人，是来捍卫奥斯曼帝国尊严的”。 ^[32]

在俄罗斯方面，巴拉克拉瓦战役被当作一场胜仗来庆祝。占领堤道高地的土岗确实可以说是一场战术胜利，俄军已经占领关键位置，可以随时进攻联军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高地之间的补给线，英军退缩到了卡迪科伊附近的内部防线。第二天，塞瓦斯托波尔举行了东正教游行，缴获的英军大炮被拉到街上，俄军士兵还展示了其他各种战利品：英军大衣、佩剑、军袍、头盔、靴子还有军马。塞瓦斯托波尔城内的士气也因为这场胜利立刻高昂起来。自从阿尔马战败以来，俄军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在开阔地上与联军一争高下了。

10月31日，沙皇正在加特契纳（Gatchina）行宫，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信使一大早就给他带来了胜利的消息。当时安娜·丘特切娃正陪伴皇后在军火库大厅（Arsenal Hall）欣赏贝多芬乐曲的演奏，她在日记中描述了当天的情景：

这条消息让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高涨起来。当沙皇来见皇后，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因为实在太激动了，他在我们所有人面前一下跪倒在神像面前，眼泪直流。皇后和她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Maria Nikolaevna）看到沙皇这副吓人的样子，以为塞瓦斯托波尔沦陷了，也双双跪倒在地。但是他终于冷静下来，告诉了她们这一让人高兴的消息，并且马上下令举行感恩祈祷仪式，宫廷里所有人都参加了。 ^[33]

* * *

受到巴拉克拉瓦之战胜利的鼓舞，俄军在第二天向英军右翼的哥萨克山（Cossack Mountain）发起了进攻。这是一座V字形的山梁高地，两千五百米长，由北向南连接塞瓦斯托波尔东部和乔尔纳亚沿岸地区，整个地区被英军称为因克尔曼山（Mount Inkerman）。10月26日，五千名俄军士兵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在费奥多罗夫上校（Colonel Fedorov）的指挥下，向东行军，然后转向南方，爬上了哥萨克山。当时德莱西·埃文斯指挥的英军第二师驻守在山顶高地南部的“故乡山脊”（Home Ridge），从那里再往南是陡峭的下坡路，一直延伸到巴拉克拉瓦平原。此时埃文斯手下只有两千六百名士兵可以调度，其他人都在别处挖堑壕。虽然英军完全没有防备，但是部署在炮弹山（Shell Hill）的外围警戒哨在发现俄军后，成功地用手中的米涅来复枪抵挡了一阵，让埃文斯有时间调来炮火支援，在俄军视野之外布置了十八门大炮。他让手下部队把俄军引诱到大炮射程之内，然后一阵炮轰，把俄军赶了回去，几百名死伤的士兵被丢在故乡山脊前的树丛中。 ^[34]

还有更多的俄军士兵被英军俘虏了，许多人自愿投降或是偷偷逃到了英军这边。他们带来了有关塞瓦斯托波尔的各种可怕故事，说那里水源不足，医院人满为患，到处是在炮击中受伤的人和霍乱患者。一名在俄军中服役的德国军官告诉英国人“他们不得不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城内气味实在难闻，街道上躺着死伤者。以他的观点，这座城市很快将落入英国人手中”。据第二十团的主计官戈弗雷·莫斯利（Godfrey Mosley）的说法：

几天前出城袭击我们的部队……全都醉醺醺的。医院里的味道如此难闻，你最多只能在里面待几分钟。一名被俘的军官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先被灌了许多酒，等到情绪激昂的时候，就有人鼓动他们，说谁和我一起去把英国狗赶下大海。结果是他们被我们赶回了老地方，而且在短时间内损失了约七百名士兵。这位军官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刚刚抵达时就发起进攻，很容易就能把城攻下，但是现在会有点困难。

事实上，俄军的这次袭击只是一次试探，目的是为在因克尔曼山对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做准备。这是沙皇本人的主意。他在得到拿破仑三世准备向克里米亚投入更多兵力的消息后，认为缅什科夫应该利用俄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在增援法军到来之前，尽快打破围困，或者至少将战事拖延到冬天（“我有两个将军，他们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尼古拉说道，用了一句1812年战争后流传下来的俗话）。11月4日，俄军又得到了更多增援：两支从比萨拉比亚赶来的步兵师到达了，分别是隶属第四军的第十师，由索伊莫诺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Soimonov）指挥，以及第十一师，由帕夫洛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vlov）指挥。现在缅什科夫手下已有一支十万七千人的部队可以调动，这还不包括水手。一开始缅什科夫还反对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想法（他依然倾向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但是沙皇态度坚决，甚至派他的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和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前来鼓舞部队并且保证施行他的计划。在这样的压力下，缅什科夫终于同意发起攻势，他相信相对于法军来说，英军比较好对付。一旦俄军攻占因克尔曼山，在上面建立炮台，那么联军围困部队的右翼后方将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这时联军必须得重新夺回因克尔曼高地，否则将不得不放弃围困计划。 ^[35]

俄军10月26日发动的袭击虽然损失惨重，却暴露了因克尔曼山上英军防守的薄弱。德莱西·埃文斯和伯戈因好几次提醒拉格伦这些关键的高地易受攻击，必须加强防守兵力构筑工事。博斯凯指挥的法军步兵师驻守在因克尔曼山南侧的萨坡恩高地，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拉格伦，发出同样的警告，而且法军总指挥康罗贝尔还承诺立即提供协助。但是拉格伦没有采取一点措施加强防守，即使是在遭到俄军袭击之后也不见动静。法军指挥官大为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暴露的位置”竟然“完全没有防御工事保护”。 ^[36]

拉格伦的无所作为不仅仅是出于疏忽，也是一种对风险的估算：英军人数太少，战线严重拉开，不可能保护所有位置。如果敌人在多个位置同时发起进攻，英军将无力应付。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英军步兵已经精疲力竭。自从在克里米亚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就像列兵亨利·史密斯（Private Henry Smith）在1855年2月给父母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在阿尔马和巴拉克拉瓦战役结束后，我们立刻投入了工作。从9月24日起，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从未超过四个小时，很多时候，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没来得及煮，就被分派执行其他任务了，这样直到10月14日。虽然炮弹和子弹像冰雹一样在头顶飞过，但是我们已经太疲倦了，这时候你让我们睡在炮口都可以……我们经常必须连续二十四小时待在堑壕里，而且那里没有一个小时是干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营地时全身都湿透了，泥巴甚至浸没到肩头。就是这样，我们还得行军前往因克尔曼，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却连一块面包和一口水都没有。

缅什科夫的计划就是10月26日袭击（后来这场演练被称为“小因克尔曼”）的放大版。11月4日，第四军的两个师刚从比萨拉比亚赶到，缅什科夫就下达命令，宣布进攻将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开始。索伊莫诺夫将带领一万九千人的部队和三十八门大炮，沿着与10月26日相同的路线发起攻击，占领炮弹山。帕夫洛夫的部队（一万六千人和九十六门大炮）从东面过来，在越过乔尔纳亚河之后，从因克尔曼桥（Inkerman Bridge）上山。两支部队在炮弹山会合后，由丹嫩贝格将军（General Dannenberg）接替指挥，将英军从因克尔曼山上赶下去。与此同时，利普兰季的部队负责干扰博斯凯在萨坡恩高地上的部队。

这个作战方案要求不同攻击部队之间高度协调行动，在一个无线电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个要求对任何军队来说都太高了，更别说是俄罗斯军队了，他们连高分辨率的地图都没有。 ^[37] 在作战中途还要更换指挥官——这样的安排几乎是在等待灾难发生，特别是接替指挥的还是丹嫩贝格。他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有一系列失败和迟疑不决的纪录，难以激发士兵的斗志。但是这个作战方案的最大缺陷是以为能将三万五千名士兵和一百三十四门大炮布置在炮弹山狭窄的山脊上，那里是一片崎岖的灌木丛地，只有三百米宽。丹嫩贝格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不现实，于是在行动开始的最后关头改变计划。11月4日深夜，他命令索伊莫诺夫改变计划，不要从北边爬上因克尔曼山，而是向东行军至因克尔曼桥，掩护帕夫洛夫的部队渡河。然后以这座桥为起点，进攻部队从三个不同方向爬上因克尔曼山，从侧翼包抄英军。这一突然改变令人迷茫，但是更让人迷茫的事情还在后头。凌晨三点钟时，索伊莫诺夫已率领部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向东，朝着因克尔曼山的方向行进，忽然收到另一条丹嫩贝格的命令，让他调转方向，准备从西边发起进攻。索伊莫诺夫认为现在改变行动将危及整个计划的成功机会，于是决定不听从丹嫩贝格的命令，转而采用他本人倾向的方案，从北边发起进攻。就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三名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就已经不一样了。 ^[38]

凌晨五点钟的时候，索伊莫诺夫部队的尖兵已经悄悄爬上了高地，还运上去了二十二门野炮。过去三天一直在下大雨，陡峭的山坡泥泞湿滑，士兵和马匹艰难地运送野炮上山。那天晚上雨停了，升起一片厚厚的雾，掩护了他们行动。“浓雾保护了我们，”安德里阿诺夫上尉（Captain Andrianov）回忆道，“我们只能看到前方几英尺远的地方。湿气让人感觉寒冷刺骨。” ^[39]

浓雾对后来的战事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士兵看不到高级指挥官在哪里，命令失去了意义。士兵只能依赖连队指挥官，当连队指挥官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做决定，依靠自己独立作战，或是与那些他们能看得到的战友协同，基本上必须自己想办法。这场战斗将成为一场“士兵的战斗”——这是对现代军队的终极考验。所有进展都依赖小作战单位的内部合作，每一名士兵都成为自己的将军。

在开始的几个钟头内，浓雾对俄军有利，掩护了他们的行动，让他们能摸到离英军位置非常近的地方，滑膛枪和大炮在射程上与米涅来复枪的差距也不重要了。英军设在炮弹山的警戒哨没有察觉到俄军的逼近。为了躲避恶劣的天气，他们转移到了山脚，在那里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在晚上稍早时听到了军队行进的声音，却未能触发应有的警觉。列兵布卢姆菲尔德当天晚上在因克尔曼山担任警戒任务，能够感觉到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躁动，整个晚上教堂的钟声都断断续续地响着，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外面是一片浓雾，浓到我们都看不见在十码以外人，而且几乎整夜都在下小雨，”布卢姆菲尔德回忆道，“直到午夜前，一切还都很正常。午夜时分，一些哨兵报告说听到轮子滚动的声音，还有听上去像是上子弹和炮弹的声音，但是执勤军官没有进一步关注。整个夜晚，从九点钟开始，教堂的钟声一直在敲，乐队在演奏，整个镇子笼罩在一片巨大的噪音中。”

在他们还没醒悟过来时，炮弹山的警戒哨就被索伊莫诺夫的骚扰部队占领了。紧接着，俄军步兵的先头部队在雾中出现，一共有六千人，分别来自科雷万斯基（Kolyvansky）、叶卡捷琳堡（Ekaterinburg）和托姆斯基（Tomsky）三个团。俄军在炮弹山上架好了大炮，开始用火力压制英军防线。“当我们后撤时，俄军正像恶魔般吼叫着向我们冲来。”指挥警戒任务的休·罗兰兹上尉（Captain Hugh Rowlands）回忆道，他带领手下人后撤，沿着山坡往上爬，撤到后方一个制高点后，命令手下开枪还击，结果发现来复枪的火药已经被雨完全淋湿，打不响了。 ^[40]

枪炮声终于惊醒了第二步兵师，士兵们身着内衣东奔西跑，忙着穿上衣服，收起帐篷，然后抓上来复枪加入队伍。“非常匆忙混乱，”德比郡团的乔治·卡迈克尔（George Carmichael）回忆道，“一些拉零散包裹的牲畜被枪声惊吓了，在营地里狂奔，在各处执行不同任务的士兵纷纷赶回来加入队伍。”

当天第二师的指挥官是彭尼法瑟将军（General Pennefather），他是德莱西·埃文斯的二把手，埃文斯早前因为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把指挥权交给了彭尼法瑟，但是他依然留在营地指导工作。彭尼法瑟选择了与10月26日不同的战术，没有像埃文斯那样将敌人引诱到英军部署在故乡山脊背后的大炮射程内，而是不断向警戒哨增兵，尽量阻止俄军靠近，以此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到来。彭尼法瑟不知道这一天英军面对的是超过六倍人数的俄军，但他的战术靠的是在浓雾掩护下，敌人不知道他缺乏兵力。

英军士兵在彭尼法瑟的指挥下勇敢抵抗俄军的进攻。他们在前方以小组方式作战，相互之间被浓雾和烟尘隔离。因为位置太靠前了，彭尼法瑟根本看不到他们，更别说指挥他们，或是用炮火支援了。故乡山脊上两个野炮连的炮手只能朝着大概是敌人的方向开炮。卡迈克尔和他的部队一起躲在英军大炮后方，他看到炮手们正在尽其所能跟火力猛得多的俄军炮台抗衡：

我想象他们是对着敌人设在炮弹山上的大炮发射时的火光开炮的，每次都吸引更多的炮火到自己身上。一些[炮手]倒下了，我们也被殃及，尽管我们被命令卧倒在地，尽可能利用山脊保护自己。一颗加农炮弹落在我们连队的藏身之处，前排一名士兵的左臂和双腿被打飞，他后面的一名士兵被打死，身上却看不出有什么伤痕。其他连队也有伤亡……大炮……以最快的速度装填、发射，每次成功的发射，后坐力都让大炮朝我们的方向冲来……我们帮助炮手把大炮推回原来位置，有些人还帮着搬运炮弹。

这一阶段英军炮手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炮高频率发射，让俄军通过英军大炮发射的轰鸣声以为英军的大炮数量比他们实际拥有的多，用炮火换时间，等待援军到来。

如果索伊莫诺夫知道英军防守的弱点，他一定会命令俄军向故乡山脊发动冲锋；但是在浓雾中，他什么也看不到，而敌人的猛烈射击，特别是英军采用米涅来复枪在俄军逼近后才开始射击，致命地精准，因此他决定等待帕夫洛夫的部队上来之后才发动进攻。几分钟之后，索伊莫诺夫被英军来复枪子弹击中身亡，接替指挥的普利斯托夫伊托夫上校（Colonel Pristovoitov）也在几分钟后中弹身亡，继续接替指挥的乌瓦日诺夫-亚历山德罗夫上校（Colonel Uvazhnov-Aleksandrov）也被打死了。在那之后，谁应该接替指挥就不是很清楚了，也没有谁急切地想出面承担责任。安德里阿诺夫上尉被派骑马去与几位将军商量此事，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41]

与此同时，在凌晨五点钟，帕夫洛夫的部队抵达了山脚下的因克尔曼桥，却发现海军分遣队没有遵照丹嫩贝格的命令为他们准备好渡河工具。他们只好等到七点钟桥梁架好之后才渡过乔尔纳亚河。过河之后，他们分三路爬上高地：鄂霍次基（Okhotsky）团、雅库茨基（Yakutsky）团、色楞金斯基（Selenginsky）团和大部分炮兵在右侧，通过萨珀路（Sapper Road）向上攀登，与索伊莫诺夫的部队会合。博罗金斯基（Borodinsky）团在中路，从沃洛维亚山沟（Volovia Ravine）向上。左路的塔鲁京斯基团沿着采石场山沟（Quarry Ravine）陡峭多石的山坡向上攀登，在索伊莫诺夫部队炮火的掩护下向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y）进发。 ^[42]

此时在高地上，到处是激烈的枪战。小股武装东奔西走，利用厚密的树丛做掩护，相互射击，就像骚扰部队惯常做的那样，但是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英军防线右翼的沙袋炮台附近。渡过乔尔纳亚河二十分钟之后，塔鲁京斯基团的先头营打退了炮台的英军警戒部队，但立即遭到一支七百人的英军混合部队的攻击，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亚当斯准将（Brigadier Adams）。在激烈的徒手搏斗中，沙袋炮台几度易手。到八点钟时，亚当斯部队与俄军人数之比已达一比十，但由于战斗是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进行，俄军在每次单独进攻中显现不出人数优势。一旦英军重新控制炮台，俄军立刻对他们发动数次反攻。列兵爱德华·海德（Private Edward Hyde）当时就在炮台内，是亚当斯手下部队中的一员：

俄军步兵直逼上来，从前面和侧面爬上来，我们很艰难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脑袋从堞墙上冒出来，或是从炮眼外看进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开枪或捅刺刀。他们像蚂蚁一样冒出来，一个被我们打倒在地，下一个马上踩着他的尸体冲过来，所有人都呼喝吼叫着。我们在炮台里的也并不示弱，高声欢呼叫喊。击打的砰砰声，刺刀和佩剑相击的声音，子弹声，炮弹呼啸而过的尖叫，加上周围浓雾密布的景象，还有火药和鲜血的气味，我们所处炮台里的情景超过了人类能够想象或是描述的范围。 ^[43]

最终英军再也抵挡不住了——俄军已经挤满了整个炮台——亚当斯和他手下的部队被迫撤向故乡山脊。但是很快增援部队来了，剑桥公爵带着掷弹兵团赶到了这里，向沙袋炮台周围的俄军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这时候沙袋炮台对交战双方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略意义。掷弹兵端上刺刀向俄军发起冲锋，剑桥公爵向手下士兵呼喊，让他们留在高处，不要因为追击俄军下山坡而分散了队形，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听到他在喊什么，也没有人能在雾中看到他。掷弹兵乔治·希金森（George Higginson）看到冲锋“直朝崎岖的山坡而下，迎面冲向正往上推进的敌军”。

战士们发出狂热的呼喊……这正是我担心之处：我们勇猛的战士很快将失去控制。事实上，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还试图保持某种队形；其他时间里，作战依靠连队指挥官带领小股部队进行，因为浓雾和步枪射击产生的大量烟雾，这些小股部队之间无法知道相互的位置。

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混乱，有时候一方发起冲锋把对手赶下山坡，却遭遇另一股部队从更远处山坡上发起的反冲锋。双方士兵都完全丧失军纪，成为一群无秩序的暴徒，不受军官管制，完全被狂怒和恐惧支配，浓雾中无法看到对手更是增加了恐惧感。他们发动冲锋和反冲锋，呼喊尖叫，发射子弹，举剑狂舞，子弹打完之后就捡起石头相互投掷，用枪托砸，甚至用脚踢、用牙咬。 ^[44]

在这样的战斗中，小作战单位内部的协同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都取决于小股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能否保持军纪和团结——这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自我组织、守望相助地继续作战，而不是被吓破了胆或是逃之夭夭。在这次考验中，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是不及格的。

霍达谢维奇是塔鲁京斯基团第四营的一名连队指挥官。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因克尔曼山东部，掩护帕夫洛夫手下其他部队把石笼网和木柴捆运到高地，并针对英军位置构筑工事。在浓雾中他们迷了路，偏向了左边，与叶卡捷琳堡团满腹牢骚的士兵混在了一起，作为索伊莫诺夫的部下，这些士兵早已登上高地。霍达谢维奇手下的士兵被带回了采石场，这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和叶卡捷琳堡团的士兵混在一起，无法指挥了。在没有军官带领的情况下，塔鲁京斯基团的一些士兵开始重新爬山，他们能够辨认出在前方有一些友军“站在一座小炮台前，高喊欢呼，摇着军帽示意我们向前”。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军号一直在吹前进号，我手下的一些士兵脱离了队形，直往前跑！”在沙袋炮台上，他发现手下士兵已完全失去秩序，来自各个团的士兵全部混在一起，军令结构彻底失效。他命令手下上刺刀冲锋，确实也打退了炮台里的英军守军。但是他们没有接着追击英军，而是留在炮台里，“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到处乱跑找东西抢”，另一位军官回忆，他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完全是因为没有军官和缺乏领导力”。

因为浓雾以及作战单位被打乱，俄军这边出现了多次友军互射事件。索伊莫诺夫的部队，特别是叶卡捷琳堡团的士兵，开始向沙袋炮台里的俄军开枪。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在向敌人开枪，另一些人则是收到了指挥官的命令。这些指挥官因为手下抗命而感到害怕，于是让其他人向自己的手下开枪，作为维护军纪的办法。“当时的混乱真是异乎寻常，”霍达谢维奇回忆道，“有些人在抱怨叶卡捷琳堡团，另一些在呼喊让大炮上来，军号继续不停地吹前进号，军鼓敲响让我们进攻，但是没有人往前动，他们就像一群绵羊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命令向左转的军号在塔鲁京斯基团里造成了突然的恐慌，他们觉得听到了远处法军的战鼓声。“到处都有人在喊：‘预备队在哪儿？’”一名军官回忆道。士兵们害怕没有人来支援他们，开始往坡下逃跑，相互踩踏。据霍达谢维奇说：“军官向士兵们叫喊，让他们停下，但是无人理会，没人想停下来。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想象和恐惧乱跑。”没有任何军官，不管职位多么高，能够阻止士兵们惊慌后撤。他们一路溃逃，直到采石场山沟最底下，聚集在塞瓦斯托波尔引水渠周围，这条引水渠成为唯一能挡住俄军士兵溃逃的屏障。当第十七步兵师的指挥官基里阿科夫中将，就是在阿尔马战斗中途不见踪影的那位，出现在引水渠附近时，他骑着一匹白色军马，手里举起马鞭抽打士兵，呼喝着要他们爬回山上，但是没有一个士兵听他的，而且还有人顶撞道：“你自己上去！”霍达谢维奇收到命令，要他重新集结手下，但这时他连队原来的一百二十人就只剩下四十五人了。 ^[45]

当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说他们听到了法军战鼓时，他们并没有弄错。早晨七点，拉格伦在抵达故乡山脊视察战斗情况时，就向位于萨坡恩高地的博斯凯发出了救援信息，他还下令将两门十八磅大炮从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台处运上来，对抗俄军的加农炮，但是他的命令被传错了。博斯凯的部队其实在听到早前的枪炮声之后就意识到英军阵地出现了险情，朱阿夫士兵甚至听到了前一晚俄军行军的声音——在非洲作战的经历让他们学会了如何收听地面上传来的声音——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命令下来就马上出发杀敌。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在浓雾中、在布满矮树丛的山地作战：他们习惯了阿尔及利亚的山地战，最擅长以小股武装伏击敌人。朱阿夫士兵和法军的非洲猎兵急切地想投入战斗，但是博斯凯却按兵不动，担心南部峡谷利普兰季部队两万二千名士兵和八十八门野炮的动向，这支部队已经在戈尔恰科夫的指挥下向萨坡恩高地进行远距离的炮击了。“前进！让我们出发！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当博斯凯来到朱阿夫部队跟前时，士兵们迫不及待地呼喊起来。他们心怀怒火，“就快发生暴动了”，路易·努瓦尔回忆道，当时他处在朱阿夫部队的第一方阵。

非洲人的急性子，让我们对博斯凯深深的敬意和真切的爱戴遭到了最大的考验。忽然间，博斯凯转过身去，拔出佩剑，身后是他手下的朱阿夫部队、土耳其部队和非洲猎兵，这些是他相处多年，从未给他打过败仗的部队。他将佩剑指向对面高地土岗上的两万名俄军，以雷霆之势喊道：“前进！上刺刀！” ^[46]

其实对面利普兰季部队的人数并没有博斯凯担心的那么多，因为戈尔恰科夫愚蠢地决定把一半部队留在乔尔纳亚河后面作为预备队，又把其余部队分散布置在萨坡恩高地和沙袋炮台的底部斜坡上。但是朱阿夫部队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在浓雾中他们看不到敌人，以为自己人少力寡，决心凭着自己令人恐惧的战斗力出奇制胜。他们以小股部队为单位，以树丛为掩护向俄军队列射击。他们的战术是以各种方式吓跑俄军。他们一边向前跑，一边呼喝叫喊，同时朝天开枪，吹起军号，打起军鼓，尽量发出最大的声音。第二朱阿夫团的一名上校让·克莱尔（Jean Cler）甚至在战前动员时对他手下的士兵说：“把你们的裤子张开得越大越好，尽量让你自己显得更大。” ^[47]

朱阿夫部队的猛烈进攻把俄军击垮了。刚一交手，他们的米涅来复枪就打掉了几百个俄军。在冲上故乡山脊后面的斜坡后，朱阿夫部队把沙袋炮台里的俄军赶了出去，然后一直追击到山脚下的圣克莱门山沟（St Clement’s Ravine）。由于奔跑势头太猛，他们继续前进，冲到了采石场山沟。这里挤满了从山上撤下来的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当他们看到朱阿夫部队朝自己冲来，便惊慌地挤在一起，试图向敌人开枪，结果打到的大部分是自己人。朱阿夫部队的士兵面临俄军的交叉火力，向后撤去，往故乡山脊的方向爬去。

到了故乡山脊之后，他们发现英军面对帕夫洛夫部队夹击行动的右翼，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丹嫩贝格正指挥着鄂霍次基团、雅库茨基团和色楞金斯基团，加上索伊莫诺夫部队的剩余人员，再次向沙袋炮台发起进攻。战斗非常残酷，冷溪近卫团的威尔逊上尉（Captain Wilson）回忆，一波又一波的俄军端着刺刀冲上去，如果没有被子弹打倒，就与英军士兵展开“手对手、脚对脚、枪口对枪口、枪托对枪托”的搏斗。 ^[48] 面对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俄军，冷溪近卫团的守军得到了卡思卡特第四师下属的、由托伦斯将军（General Torrens）率领的六个连的增援。新来的战士们急于参加作战（他们错过了巴拉克拉瓦和阿尔马战役）。当接到命令向沙袋炮台附近的俄军发起进攻时，他们沿着山坡一路狂追下去，完全忘了听从命令，结果在近距离被雅库茨基和色楞金斯基团从高处袭击。卡思卡特也在一片弹雨中阵亡，他被埋葬的地点后来被称为“卡思卡特山”（Cathcart’s Hill）。

在这时候，沙袋炮台里剑桥公爵的近卫团就剩下最后一百人了，弹药也打光了，外面仍有两千名俄军。剑桥公爵提议在沙袋炮台坚持到最后——为这个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做出愚蠢的牺牲——但是他手下的参谋们劝服了他：如果女王的侄子和她的近卫军军旗被带到沙皇面前，对英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希金森也在这群军官中，他将带领剩下的士兵撤向故乡山脊。“围在军旗周围，”他回忆道，

士兵们慢慢地向后退，保证正面对着敌人，手握刺刀，已准备好迎接敌人“冲锋”的那一刻。当一名战友倒下，不论是死是伤，他的同伴马上顶上他的位置。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队列，眼睛都不眨地保护着军旗……好在我们右侧的地形非常陡峭，阻止了敌人试图从侧翼袭击的企图。时不时地，就有一些比其他人更愿意冒险的俄军士兵冲上前来，这时两到三个掷弹兵就会挺着刺刀冲出迎战，直到将其击退。总而言之，我们的处境非常危急。

就在此时，博斯凯手下的人马出现在了山脊之上。对英国人来说，法国人的身影从来没有如此让人欢欣鼓舞过。近卫军们向赶来的法国士兵欢呼，喊道：“法兰西万岁！”法国人则回应道：“英格兰万岁！” ^[49]

俄军被突然出现的法军士兵吓着了，撤回到炮弹山，打算巩固阵地。但是部队的士气已经受创，他们觉得面对英军和法军联手，自己胜算不大。许多人在浓雾掩护下，不被指挥官注意地悄悄溜走了。有一阵子丹嫩贝格认为他依然能凭炮火优势取胜：他手里有近一百门大炮，包括十二磅野炮和榴弹炮，数量比英军在故乡山脊上的多。但是在九点半时，拉格伦下令调来的两门十八磅重炮终于运到了，开始向炮弹山开火。巨大的炮弹在俄军炮台上炸开，迫使炮兵撤退。这时俄军并没有完全失败，在高地上还有六千人，在山下河对岸还有两倍人数的预备队。有些俄军依然在进攻，但是进攻阵形却被英军重炮撕开了。

终于，丹嫩贝格决定放弃进攻，将部队撤回，同时不得不忍受缅什科夫和两位大公愤怒的抗议。他们当时都在炮弹山后方五百米处的安全地带观战，要求丹嫩贝格收回撤退命令。丹嫩贝格对缅什科夫说：“殿下，如果不让部队撤下来，那就是要他们战死到最后一人。如果您觉得结果不会是这样，那么不如把指挥权从我这里拿走，您亲自指挥。”这番对话之后，两人间激烈争执了很长时间，他们相互都受不了对方，都把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归咎于对方。无人愿意承担这场战役失败的责任，因为俄军人数可是占绝对优势的。缅什科夫怪罪丹嫩贝格，丹嫩贝格把责任推到索伊莫诺夫身上，而索伊莫诺夫已经阵亡无法辩驳，所有人又都责怪俄军士兵军纪不严且贪生怕死。但其实最终造成俄军作战过程中局面混乱的原因是缺乏有力的指挥，责任应该在缅什科夫身上。作为俄军总指挥，他主意全无，没有参与任何指挥行动。尼古拉大公看穿了缅什科夫，在给兄长、不久就将成为新沙皇的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

我们[两位大公]在因克尔曼桥附近等待缅什科夫亲王，但是他直到六点三十分才离开屋子，那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第一个位置。我们一直和亲王待在右翼，一直没见到有哪位将军向他汇报作战进展……士兵们不守秩序，是因为没有人指挥他们……一切紊乱都源自缅什科夫。难以想象的是，缅什科夫竟然没有作战指挥部，他身边一共只有三个人。以他们的工作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应该问谁。 ^[50]

收到撤退命令后，俄军开始在惊慌中溃逃，军官们没有办法阻止这场“人肉雪崩”，而英法两军的炮火还在从后面飞来。“他们都吓傻了，”一名法国军官回忆道，“那已经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成百俄军被击中倒地，其他人则被踩倒在地，溃军逃下山坡，直奔乔尔纳亚河上的桥梁而去，挣扎着过了河，有些干脆游到了对岸。 ^[51]

有一些法军部队一路追杀过去，其中有十几个卢尔梅尔旅（Lourmel Brigade）的士兵还闯进了塞瓦斯托波尔。他们追杀得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经孤军深入，而其他法军部队早已停止追击回头了。当时塞瓦斯托波尔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整个城市的人都在战场作战，或是正在守卫棱堡。这些法军士兵一边前行，一边从街边屋子里抢东西，一直到了码头边。城里的平民百姓忽然看到几个法军士兵，吓得四散而逃，以为敌军已经攻进城里。这几个法国兵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试图从海上离开，找到一条船后立即划船逃离。正当他们的船经过亚历山大要塞快要进入港口外的海面时，却被一颗从隔离炮台发射过来的炮弹直接击中沉没。卢尔梅尔旅战士的故事在漫长的围困战期间一直鼓舞着法军的士气，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凭大胆一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经历表明联军可以也应该在俄军从因克尔曼高地上溃逃的时候继续追击，然后闯进城里，就像这几个大胆的士兵所做的那样。 ^[52]

俄军在因克尔曼高地战役中损失了一万二千人，英军公布的伤亡数字是两千六百一十人，法军是一千七百二十六人。这么多人在短短四个小时的战斗中阵亡，实在让人感到恐怖——这样的人员损失速度几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Somme）战役有得一比。死伤的士兵被堆在一起，被炮弹炸飞的肢体到处都是。英国战地记者尼古拉斯·伍兹（Nicholas Woods）写道：

有些尸体的脑袋不见了，就像被斧头砍掉了一样；一些大腿连根被炸飞；另一些手臂不见了；还有那些胸口或是腹部中弹的，就像被机器压烂的一样。横亘在道路上，肩并肩地躺着五名[俄军]近卫军士兵 的尸体，他们是在冲锋时被同一颗弹丸打死的。他们脸朝下，以同样的姿势趴着，双手还紧紧地握着滑膛枪，脸上严峻的表情一模一样，都痛苦地皱着眉头。

被杀的俄军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路易·努瓦尔认为，他们脸上还留着被杀那一刻“狂热的仇恨”表情。

有些奄奄一息，但大部分已经死去，叠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着。从一堆泛着黄色的血肉之躯中，有时能看到伸出的手臂，仿佛在祈求怜悯。仰面躺在地上的尸体，一般双臂伸出，看上去要么是在抵挡危险，要么是在祈求宽恕。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奖章，或是小小的铜盒，里面是圣徒的画像。

在死人堆下有时还能发现活着的人，因为受伤倒地，后来阵亡的士兵就倒在了他们身上。“有时候，在一堆尸体下，”一名法国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André Damas）写道，“我们能听见有人还在呼吸，但是他们没有力气把压在身上的躯体移开。即使他们微弱的呻吟有人听到，也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被救出来。” ^[53]

英军轻步兵师的科德林顿少将被那些趁火打劫尸体的行为惊呆了。“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你发现那些在战场上转悠着偷抢东西的人已经在你之前来过了，尸体身上的口袋被翻开了，东西被人割开了。这些人的目的就是找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过了——军官的衣服被扒光了，因为他们穿得比较好，身上就被随便扔了件东西盖住。”他在11月9日写道。

联军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掩埋了自己军队的阵亡者，同时把伤员送到战地医院。俄军的死伤者要等更长的时间。缅什科夫拒绝了联军提出的停战清理战场的建议，担心一旦俄军士兵看到己方死伤人数远远多于敌人，会影响士气甚至引发哗变。于是死伤的俄军就被丢在战场上好多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战斗结束十二天后，法军上校克莱尔在采石场山沟底下发现了四名还活着的俄军伤兵。

这些可怜的人躺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下面。当我问他们是怎么熬过这些天的时候，他们用手势回答。先是指向天，上天给他们送来了水，给他们带来勇气；然后又指向几块长了霉的黑面包碎块，是他们在周围躺着的众多尸体的背袋中找到的。

有些尸体直到三个月后才被发现。他们躺在泉水山沟（Spring Ravine）底下，已经冻僵了，用克莱尔的说法，看上去就像“干枯的木乃伊”。他注意到在阿尔马战役阵亡的俄军“看上去比较健康——衣服、内衣和鞋子都是干净整齐的”，而在因克尔曼阵亡的俄军就“看上去痛苦且疲惫”。 ^[54]

和阿尔马战役一样，因克尔曼战役之后，同样流传着俄军对英法联军伤员施展暴行的传说。有人说他们打劫然后杀害躺在地上的伤员 ，有时还残害尸体。英法联军的士兵把这些说法当作俄军“野蛮”的证据，还说这些人都被灌醉了酒。“他们毫无怜悯之心，”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的休·德拉蒙德在11月8日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些事情应该让世人知道，因为一个号称文明强国的俄罗斯，竟然能做出这样野蛮的事来，实在是一桩丑闻。”另一位佚名的英军士兵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描述了俄军的“卑鄙行径”：

在夜色掩护下，他们从浓雾中忽然出现，就像魔鬼一样……心怀杀人的企图（公平作战不是他们的目标）。得到无良教士的祝福，获得担保说什么都可以偷。在烈酒刺激下，受到两个大公的鼓励……醉酒、疯狂、各种邪恶的情绪都被挑动起来，他们疯狂地冲向我方士兵。在因克尔曼，我们就看到俄军士兵不管在哪里看到受伤的联军士兵，都会用刺刀捅向他们已被撕裂划开的身体，殴打至脑浆迸裂，像恶魔一般扑向他们。俄军的丑恶行径给他们国家带来恶名，让全世界都感到恐惧和厌恶。 ^[55]

但事实上俄军的这些行为更多与宗教仇恨有关。当拉格伦和康罗贝尔在11月7日向缅什科夫写信，抗议俄军暴行时，缅什科夫回复说，发生这些残杀的原因是赫尔松涅索斯的圣弗拉基米尔教堂被联军破坏了——这座教堂建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并带领基辅罗斯人投入基督教怀抱的地方，却被法军洗劫一空，还被用来修建围城工事。缅什科夫的回信经过了沙皇批准，他写道，摧毁圣弗拉基米尔教堂的举动，伤害了“我们士兵深切的宗教感情”，并且一再强调，在因克尔曼，俄国军人自己也是英国军队“血腥报复”的“受害者”。这方面的事实有些得到了法国克里米亚远征官方历史学家塞萨尔·德·巴藏古（César de Bazancourt）的承认，在他1856年的记载中提到：

在离海岸不远处，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有一座热那亚人要塞（Genoese Fort）的遗迹。从那里下坡，朝着隔离湾（Quarantine Bay）的方向，矗立着一座小小的圣弗拉基米尔礼拜堂。有一些零星的士兵，胆子比其他人大一些，经常会悄悄地摸到那里。在隔离湾方向有一片高低起伏的地带，那里有一些俄军弃用的建筑，他们就由那里进入礼拜堂，所有有用的东西都会被拿走——要么用来挡风遮雨，要么用来当柴火，当时柴火已经开始难以找到了。这些士兵洗劫礼拜堂，本身已经犯下了罪行，然而他们还会继续在战场上游荡，寻找任何可以抢掠的东西，不把任何军纪和法律放在眼里。他们跑到警戒线外，在夜幕中侵犯了这座被俄罗斯保护神庇佑的小礼拜堂。

但是如果俄军士兵真的是因为深切的宗教感情而做出种种暴行的话，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教士鼓励的。在因克尔曼战斗打响的前一晚，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教堂举行的礼拜中，俄军士兵们被告知英法联军是在为魔鬼而战，教士们要求士兵毫不怜悯地杀死他们，报复他们破坏圣弗拉基米尔的行为。 ^[56]

* * *

因克尔曼之战对英法联军来说，是一场空虚的胜利。他们确实抵挡住了俄军最大规模的攻势，并且依然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但是由于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国内舆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特别是在公众了解到伤员们在军队医院内受到的糟糕对待之后。当这场战事的消息传回国后，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是否明智将受到严重质疑。遭到如此重大的人员损失之后，在援军到来之前，联军已不可能再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新的进攻了。

11月7日，联军在拉格伦的指挥部召开了联席会议，法军从英军手里接管了因克尔曼山，不言而喻，现在法军已经代替英军成为联合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当时英军只剩下一万六千名可用兵力，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联军堑壕的四分之一。在会议上，康罗贝尔坚持在明年春天之前，暂停任何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到时候联军应该会有更多的生力军加入。俄军的防守系统在联军第一次轰击时勉强挺住，但是在那之后已被大大加强。康罗贝尔指出，俄军已派来大批援军，再加上原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人数总计达十万之多（事实上，在因克尔曼作战后，俄军总人数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他担心“只要奥地利对东方问题的态度不明朗，俄军将继续能够从比萨拉比亚和俄罗斯南部派兵增援克里米亚”。他的结论是，在英法两国与奥地利结成军事联盟，并且向克里米亚派来“数量巨大的援军”之前，联军没有必要在围困战中浪费士兵生命。拉格伦和他手下的幕僚同意康罗贝尔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筹集物资让联军士兵能在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上度过冬天，当时他们携带的只有适合夏天作战的轻型帐篷。然而康罗贝尔相信“只要在现有帐篷下垫上一层石头，部队也许就能在这里过冬”。英军指挥部和他的想法差不多，“这里气候健康，”英军上校罗斯向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解释道，“除了北风较冷之外，冬季的寒冷不是那么严重。”

想到要在俄罗斯度过冬天，许多人心中充满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想到了1812年的拿破仑。德莱西·埃文斯恳求拉格伦考虑放弃围困塞瓦斯托波尔，并将英军撤出。剑桥公爵提议将部队撤到巴拉克拉瓦，那里不仅容易获得给养，而且和无遮无挡的塞瓦斯托波尔周围高地相比，还能凭地形躲避寒风。拉格伦否决了两人的提议，坚持让部队驻扎在高地上度过整个冬季。两人认为这样做等于犯罪，双双辞去职务，在冬天到来之前，满怀厌恶和失望地回到了英格兰。两人的辞职在英军军官中引发了一阵离职的浪潮，在因克尔曼之战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在克里米亚的一千五百四十名英军军官中有二百二十五人离去，其中只有六十人后来返回。 ^[57]

在各级官兵中，意识到无法很快在这里取得胜利更让他们士气低落。“为什么我们没有在阿尔马战役之后马上尽全力一击？”第三十三步兵团（33rd Regiment of Foot）的芒迪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Mundy）质问道。在11月7日给母亲的信中，他概括了军中的普遍情绪：

如果俄军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强大，则我们必须放弃围困，因为大家都知道，凭着我们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在塞瓦斯托波尔有所作为。舰队派不上用场，目前的工作又如此让人困扰。当冷空气来袭时，成百上千的人将因为疲劳和疾病倒下。有时候士兵们连续六天都睡不上一场好觉，经常要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别忘了，他们除了一条薄毯外，没有其他冬天的衣物。晚上的寒冷与潮湿非常厉害，而且因为担心敌人对堑壕、炮台和土岗发起进攻，我们一直处于焦虑中，根本睡不好觉。

因克尔曼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寒冷的冬天到来了，联军士兵开小差的人数急剧上升，几百名英军和法军士兵主动向俄军投了降。 ^[58]

对俄军来说，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缅什科夫确信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攻陷已不可避免，在11月9日写给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的信中，他建议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以让俄军集中力量防御克里米亚的其他地方。沙皇被手下军事总指挥的失败主义激怒了。“我们部队的英雄主义在哪里？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就接受失败？”他在11月13日给缅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敌人也一定遭受了重创吧？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不要低头好吗？也不要鼓励其他人这么想……上帝在我们这边。”尽管言辞上显得不屈不挠，但是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让沙皇陷入深深的忧郁中，宫廷中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懊恼情绪。在过去，尼古拉一世会试图在其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心情，但是因克尔曼战败后，他再也不做掩饰了。“加特契纳宫既阴郁又沉寂，”丘特切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忧郁的情绪，人们几乎不敢说话。看到君主的样子就足以让人心碎了。最近他越来越忧郁，脸庞憔悴，了无生气。”在战败的打击下，尼古拉一世对这位曾向他保证可以打赢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事总指挥丧失了信心，他开始后悔与西方列强开战的决定，转而向那些一直反对开战的幕僚——比如帕斯克维奇——寻求安慰。 ^[59]

“这些奸险的事情想起来就令人作呕。”托尔斯泰11月4日在日记中描写战败的情形。

第十和第十一师进攻敌人的左翼……敌人阵地上有六千人——只有六千人，而我们有三万人——结果却是我们撤退了，损失了六千勇敢的战士。 我们不得不撤退，原因是一半部队没有炮火掩护——因为路不好走，大炮运不上来，而且——天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复枪营。可怕的屠杀！这一失误会重压在许多人的灵魂之上！老天，饶恕他们吧。战败的消息传来，不由让人情绪失控。我看到老人放声大哭，年轻人发誓要杀了丹嫩贝格。俄罗斯人的精神力量是伟大的。在当前困难的日子里，许多政治真相会显露出来，继续发展。当俄罗斯身陷厄运中时，蓬勃升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长久地留在她的身上。这些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人将成为俄罗斯的公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他们将怀着尊严和骄傲参与俄罗斯的公众事务，因为战争而激发的热情，将把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崇高的价值永远印在他们身上。 ^[60]

自从随俄军从锡利斯特拉撤退后，托尔斯泰一直在基什尼奥夫，戈尔恰科夫把他的指挥部建在了那里。在那里他生活舒适，参加各种舞会，在牌桌上输了不少钱，但是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梦想再次贴近观察战斗。“我现在有各种舒适的享受：住宿条件很好，有一架钢琴，吃得也好，经常有事可做，还有很好的朋友圈子，我又开始向往营地生活了，羡慕那里的人们。”托尔斯泰在10月29日给他姨妈图瓦内特的信中写道。 ^[61]

出于为军中战士做点事情的想法，托尔斯泰和一群军官们计划出版一份期刊。他们把它叫作“军队公报”（“Military Gazette”），目的是教育战士，鼓舞士气，并且将士兵们的爱国与人性展现给俄罗斯社会。“这个计划让我非常高兴，”托尔斯泰告诉他哥哥谢尔盖，“刊物将发表对战事的描述——各种英勇行为；杰出人物的生平和哀悼词，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物；战场上的故事、士兵唱的歌、读者爱看的描写工兵本领的文章等等。”这份刊物必须很便宜，这样士兵们才买得起。为了提供资金，托尔斯泰把家里出售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栋宅子的钱挪用了过来，这本来是让他用于偿还赌债的。托尔斯泰最早的几篇小说就是为这份刊物写的：《俄罗斯战士是如何战死的》（“How Russian Soldiers Die”）和《日丹诺夫叔叔和马夫切尔诺夫》（“Uncle Zhdanov and the Horseman Chernov”）。在第二篇故事中，他揭露了一名军官的残暴。这名军官殴打一名士兵，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兵，而大兵就是该打的”。托尔斯泰意识到这么写不可能通过审查，于是在将出版刊物的计划递交戈尔恰科夫之前，把这两篇故事都抽走了。戈尔恰科夫把计划转给了战争部，但是被沙皇否决了，甚至类似的出版也不允许，因为沙皇不愿意出现一份非官方的士兵报纸来挑战政府自己的报纸《俄军伤员》（ Russian Invalid ）。 ^[62]

因克尔曼战败的消息让托尔斯泰下决心一定要去克里米亚。他的亲密战友之一科姆斯塔迪乌斯（Komstadius）在因克尔曼战役中阵亡，两人原来还准备一起编辑“军队公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阵亡，这促使我要求分配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他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让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后来向哥哥解释道，他的动机“大部分是出于爱国——我必须承认这种感情在我心中越来越强。” ^[63] 但是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促使他去克里米亚，那就是他对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预感。托尔斯泰想观察战争，想描写战争：向公众展示完全的真相——既有普通人出于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也有军事领袖们的失职——从而促发一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认为战争必然会引发这场变革。

托尔斯泰从基什尼奥夫出发，路上花了几乎三个星期的时间，于11月19日抵达了塞瓦斯托波尔。他晋升为二级中尉，被分配到第十四炮兵旅第三轻炮兵连。让他恼火的是，他被分配在城里居住，离防御工程很远。那年秋天，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共只待了九天，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内看到的景象，已足以激发他的爱国自豪感，并从普通俄罗斯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些情绪洋溢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 in December”）中，即他的成名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第一篇。“部队士气高昂，非笔墨所能描述，”他在11月20日向谢尔盖写道，

一名奄奄一息的伤兵告诉我他们占领了法军第二十四炮台，却没有援军上来增援。他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一个坚守炮台的海军陆战队连，顶着敌人的炮轰坚守了三十天，在被命令撤下来时，几乎要造反了。战士们从没有爆炸的炮弹里取出引信，妇女冒着炮火给棱堡送水、为战士祈祷，[在因克尔曼战役中]一个旅的十六名伤兵坚决不撤离前线。多么了不起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安静下来了——现在的塞瓦斯托波尔非常美丽。敌人几乎不再向我们开炮，每个人都相信敌人不会攻占这里，真的是不可能的。目前有三种假设：第一是敌人正在准备发动进攻；第二是敌人用假工事吸引我们的注意，掩护他们悄悄撤离；第三是敌人在加强工事准备过冬。第一种假设最没有可能，第二种最有可能。我还没有机会参加作战，但是感谢上帝让我见到这些人，让我生活在这荣耀的时代。[10月17日的]炮轰不仅将是俄罗斯历史上，也将是世界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成就。 ^[64]

注释

[1] 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39, 42–3. 引用已获授权。

[2] 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9; N. Berg, Desiat ’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 15.

[3] Tolstoy, Sebastopol Sketches , p. 4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 29.

[4] 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5] 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218;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 7; 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is’ma iz kryma i Sevastopolia (Moscow, 1855), p. 19; WO 28/188, Burgoyne to Airey, 4 Oct. 1854;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8 Oct. 1854.

[6] Tolstoy’s Letters ,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44. 场景描述参见 Sebastopol Sketches (p. 57).

[7] 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4; 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91.

[8]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38;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p. 70–71; Totleben, Opisanie, vol. 1, pp. 198 ff.;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33.

[9] RGVIA, f. 846, op. 16, d. 5613, l. 1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2, p. 31.

[10]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142–4;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343–8.

[11] 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69; E. Wood, The Crimea in 1854 and 1894 (London, 1895), pp. 88–9.

[12] 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 111.

[13] Sevastopol ’ v nyneshnem sostoianii , p. 16.

[14] V. Bariatinskii, Vospominaniia 1852–55 gg . (Moscow, 1904), pp. 39–4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126–9.

[15] NAM 1969–01–46 (Private journal, 17 Oct. 1854); Den ’ i noch ’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7, 11.

[16] 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30; WO 28/188, Lushington to Airey, 18 Oct. 1854.

[17]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 87.

[18] Sevastopol ’ v nyneshnem sostoianii , p. 16.

[19] WO 28/188, Burgoyne to Raglan, 6 Oct. 185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138.

[20] Calthorpe, Letters , p. 125;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 125;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82–3.

[21] D. Austin, ‘Blunt Speaking: The Crimean War Reminiscences of John Elijah Blunt, Civilian Interpreter’, Crimean War Research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 33 (n.d.), pp. 24, 32, 55.

[22] Mrs Duberly’s War , p. 93;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p. 119–120; W. Munro, Records of Service and Campaigning in Many Lands , 2 vols. (London, 1887), vol. 2, p. 88.

[23] H. Franks,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1904), p. 80; NAM 1958–04–32(Forrest letter, 27 Oct. 1854).

[24]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155–6;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71–2.

[25]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p. 73–82.

[26] 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 112. 关于诺兰上尉试图引导轻骑兵改变进攻路线的说法，参见 D. Austin, ‘Nolan Did Try to Redirect the Light Brigade’, War Correspondent , 23/4 (2006), pp. 20–1.

[27]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161–162.

[28] S. Kozhukov, ‘Iz krymskikh vospominanii o poslednei voine’, Russkii arkhiv , 2 (1869), pp. 023–025.

[29] G. Paget, The Light Cavalry Brigade in the Crimea (London, 1881), p. 73.

[30] Mrs Duberly’s War , p. 95.

[31]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p. 64, 86–8; RGVIA, f. 846, op. 16, d. 5585, l. 3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2, pp. 144–7.

[32] N. Woods, The Past Campaign: A Sketch of the War in the East , 2 vols. (London, 1855), vol. 2, pp. 12–4; Austin, ‘Blunt Speaking’, pp. 54–6.

[33] 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91;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61.

[34]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5, pp. 1–24.

[35]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2, p. 140.

[36] 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 145.

[37] 索伊莫诺夫依靠的是一份海军地图，上面对陆地没有任何标记。他的一名参谋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地形。（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5）——原注

[38]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 pp. 38–42; Seaton, The Crimean War , pp. 161–4.

[39] 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6.

[40]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2, pp. 194–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196–198.

[41]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 p. 20.

[42] 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 2 vols. (Viatka, 1861), vol. 2, pp. 74–5;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2, pp. 203–5.

[43]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211–2.

[44] G. 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of a Guardsman’s Life (London, 1916), pp. 197–198;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 vol. 5, pp. 221–57.

[45]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p. 190–8; Seaton, The Crimean War , p. 169.

[46]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78.

[47] 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 211; Historique de 2e Regiment de Zouaves 1830–1887 (Oran, 1887), pp. 66–7.

[48]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 214.

[49] 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 p. 200;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 232.

[50] Seaton, The Crimean War , pp. 175–6.

[51] M. O. Cullet, Un re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112.

[52]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p. 281–3.

[53] Woods, The Past Campaign , vol. 2, pp. 143–4;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78; Cler, Reminiscences , p. 216; 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ee (Paris, 1857), p. 70.

[54] Cler, Reminiscences , pp. 219–20.

[55] RA VIC/MAIN/F/1/36 (Colonel E. Birch Reynardson to Colonel Phipps, Sebastopol, 7 Nov.);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 75; A Knouting for the Czar! Being Some Words on the Battles of Inkerman, Balaklava and Alma by a Soldier (London, 1855), pp. 5–9.

[56] RGVIA, f. 846, op. 16, d. 5634, ll. 1–18;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 pp. 116–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p. 278–279;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 vol. 5, pp. 324, 460–63.

[57]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 209.

[58] NAM 1984–09–31–63 (Letter, 7 Nov. 1854);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 pp. 11, 15; RGVIA, f. 846, op. 16, d. 5629, l. 7; d. 5687, l. 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2, p. 384.

[59] 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34–42; d. 5452, ch. 2, ll. 16–18;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2, pp. 272–3;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 p. 165.

[60] Tolstoy’s Diaries , vol. 1: 1847–1894 ,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95.

[61] 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61–2.

[62] Tolstoy’s Letters , vol. 1, p. 45;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p. 27–30.

[63] Troyat, Tolstoy , p. 162.

[64] Tolstoy’s Letters , vol. 1, pp. 44–5. Pg/ylrd7PImjSvG+BxfHBi5AFBmmt6ksOoABTh/BBKEcE6kEwxCnsusI7iN9mI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