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盟军的船队变成一长串，在黑海上形成了一片船桅森林，飘扬着黑色的浓烟和蒸汽。“仿佛是飘在水上的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法国军医让·卡布罗尔（Jean Cabrol）如此描述眼前这幅壮观的景象。他是法军总指挥圣-阿诺元帅的军医，当时圣-阿诺在“法国城市号”（ Ville de France ）上，已进入病危状态。每一名法军士兵都随身携带八天的口粮，其中有米、糖、咖啡、猪油和饼干。在运兵船上，还能领到一条被单，让他能躺在甲板上睡觉。英军士兵的待遇比这差得多。“最糟糕的是，”英军第五十团的一名列兵约翰·罗斯（John Rose）在从瓦尔纳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有钱也买不到酒。我们每天有一磅半褐面包和一磅肉 ，但是当兵的没有酒喝。” ^[1]

船上的士兵并不清楚他们正前往何方。在瓦尔纳时，战争计划是向他们保密的，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认为他们正前往切尔克斯，另一些则认为是敖德萨或是克里米亚，但是没有人确信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们既没有地图，对俄罗斯沿岸地形也没有直接认识，从船上看到的陆地，对他们来说完全可能是非洲海岸，整个旅程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地理大发现年代欧洲探险船的水手一样。因为无知，他们的想象就更加不着边际，有些人相信他们上岸后，会在俄罗斯“丛林”中遇见熊和狮子。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参战——除了“打败俄罗斯人”和“为上帝的意愿而战”，这是从两名法国士兵的家书中摘录出来的。如果罗斯的家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许多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盟军到底是谁。“我们离思巴斯特波尔（Seebastepol） 还有四十八小时航程，”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们将去的地方离思巴斯特波尔六英里 远，第一场战斗将会面对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除了英法联军外，还有三万土耳其人和四万哈斯特人（Hasterems）［即奥地利人］，战斗很快就会打响。我们想敌人看到我们强大的火力就会放下武器投降，我希望上帝会很高兴看到我们把一场乱子变成平安，会保住我的性命让我回家，那时候我就能把这场仗的故事都讲给你们听。 ^[2]

船队已经向克里米亚进发了，可指挥官们还不能就登陆地点达成一致。9月8日，蒸汽机船“卡拉多克号”（ Caradoc ）上的英军总指挥拉格伦与“法国城市号”上的法军总指挥圣-阿诺商议登陆地点，可是拉格伦因为只有一条胳膊，无法登上法国军舰；而圣-阿诺因为胃癌病重已卧床不起，两人只能通过下属传信交流。圣-阿诺最后终于同意拉格伦选择的登陆地点卡拉米塔湾（Kalamita Bay），这是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四十五公里的一处长沙滩。9月10日，“卡拉多克号”载着一群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圣-阿诺的二把手弗朗索瓦·康罗贝尔将军，前往克里米亚西海岸侦察。联军原来打算对塞瓦斯托波尔实行突然袭击，但是选择距离遥远的卡拉米塔湾便使这一计划不再可能。

为保护登陆部队的侧翼免遭俄军攻击，联军指挥官们决定先占领叶夫帕托里亚镇（Evpatoria），这是那一带海岸线上唯一可安全落锚的地点，还能提供淡水和其他物资。从海上望去，叶夫帕托里亚最大的特色是那里大量的风车。该镇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克里米亚草原上收获的谷物在这里进行加工。镇上的九千人口主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卡拉派犹太人（Karait Jews） ，这些犹太人还在镇中心兴建了一座漂亮的犹太教堂。 ^[3]

叶夫帕托里亚是联军占领的第一片俄罗斯土地，整个占领过程直截了当，甚至带点儿喜剧色彩。9月13日盟军舰队逼近港口，镇上的居民聚集在码头两边，在窗口或是屋顶上观看。镇长兼军事指挥官兼防疫官兼海关总长、白发苍苍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兹纳切耶夫（Nikolai Ivanovich Kaznacheev）身穿全套礼服，佩戴勋章，与一群俄罗斯官员一起站在主码头的最前方迎接英法联军的战场使者和翻译。联军正式要求叶夫帕托里亚投降，镇上除了几个养伤的士兵外没有俄军驻防，因此卡兹纳切耶夫完全不可能以武力抵抗，只能搬出文件条例来，毫无意义然而却冷静认真地坚持英法联军必须在镇上的传染病院处登陆，以便进行防疫隔离。第二天，一小支联军部队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向居民保证人身安全，坚持出钱购买他们在镇上需要的东西，还允许居民如果愿意可以放假一天。这一地区的主要官员和地主都是俄罗斯人，在联军舰队刚在海面上出现时，许多居民，特别是俄罗斯人，就把私人财物装上车逃到了彼列科普，希望在克里米亚被敌军切断之前逃回大陆。克里米亚80%的人口是鞑靼人，俄罗斯人对鞑靼人的恐惧不亚于对联军的害怕。在逃往彼列科普的路上，许多俄罗斯人被鞑靼土匪打劫、杀害，后者声称是在代表新成立的叶夫帕托里亚“土耳其政府”没收俄罗斯人的财物。 ^[4]

沿岸的俄罗斯人在恐慌中逃离，希腊人也紧随其后。道路上挤满了向北逃难的平民、车辆和牲畜，迎面而来的是从彼列科普南下的俄军士兵。克里米亚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到处都是从海岸市镇逃来的难民，他们带来了各种夸张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形容西方舰队的样子。“许多人完全失去了主见，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名辛菲罗波尔的居民尼古拉·米赫诺（Nikolai Mikhno）回忆道，“其他一些人则以最快速度收拾行装离开克里米亚……他们言辞中充满恐惧，反复说英法联军将会向无力自保的辛菲罗波尔直逼过来。” ^[5]

正是这种无助感促使当地居民恐慌逃亡。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总指挥缅什科夫对英法联军的到来措手不及，他没有想到盟军会在冬天即将到来之时发动进攻，因此没有及时动员部队守卫克里米亚。俄军在西南沿海有三万八千名士兵和一万八千名水手，在刻赤和锡奥多西亚有大约一万两千人的部队，在被吓坏的居民的想象中，这点兵力远远比不上侵略者的人数，而辛菲罗波尔只有一个营的部队驻守。 ^[6]

9月14日是1812年法军进入莫斯科的周年日，这一天联军舰队在叶夫帕托里亚以南的卡拉米塔湾落锚。与此同时，在陆地南方的阿尔马高地上，缅什科夫部署了他的主力，在此阻挡联军南下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罗伯特·霍达谢维奇（Robert Chodasiewicz）是哥萨克部队中的一名上尉，他这样描述看到的壮观景象：

抵达我方在高地上的据点时，我们这些人一辈子能看到的最壮观景象便展现在面前。整个联军舰队都停在叶夫帕托里亚南边的咸水湖外，一到晚上各种颜色的灯笼照亮了如同森林一般的桅杆。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被眼前如此众多的船只惊呆了，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士兵们说：“看哪！异教徒在海上建起了一座神圣莫斯科！”他们把桅杆比作了莫斯科众多的教堂尖顶。 ^[7]

法军率先登陆，先遣部队抢上滩头后，每隔固定的距离便搭起不同颜色的帐篷，指引康罗贝尔、皮埃尔·博斯凯将军和拿破仑亲王的部队在不同地点登陆。到天黑时，所有法军部队和他们的火炮都已上岸。士兵们升起法国旗帜并外出寻找柴火和食物，有些人带回了鸡和鸭子，水壶里灌满了在临近农庄找到的葡萄酒。保罗·德·莫莱尼和他的西帕希骑兵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吃了第一顿饭，虽然既没有肉也没有面包，“但是我们有一些饼干和一瓶香槟，本来是留作庆祝胜利用的”。 ^[8]

和法军相比，英军的登陆过程一片混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一强烈对比屡见不鲜。因为假设总会在登陆过程中遭遇抵抗，英军没有制定在未受抵抗情况下的登陆方案，于是步兵先行登陆，这时海面还风平浪静，但是轮到骑兵登陆时，风浪已经大了起来，马匹不得不在大浪中挣扎。而此时圣-阿诺已经在沙滩上舒服地坐在椅子上读报纸了。看着英军混乱的登陆过程，他越发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英军的拖延影响了他突袭塞瓦斯托波尔的计划。“英国人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习惯，他们总是迟到”，他在给拿破仑三世的信中写道。 ^[9]

英军先后花了五天时间，才终于让所有步兵和骑兵都登上了岸。许多士兵因为身患霍乱不得不被抬下船只。因为没有运送行李和器材的工具，只得派人在当地鞑靼农庄里征缴推车和拉车。士兵身上除了在瓦尔纳派发的只够三天的口粮外，没有任何食物和饮水。又因为帐篷和背包还没有从船上卸下来，在登陆的头几天英军士兵只能无遮无盖地过夜，饱受夜间大雨和第二天炎热天气的折磨。“我们随身带上岸的，除了大衣和一条床单外什么也没有，”一名随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在家信中写道，“我们饱受缺水困扰。第一天非常热，我们没有水喝，只能在地上前一天晚上下雨的积水处弄水来喝。即使到现在水还是浑浊得厉害，如果把水倒进玻璃杯子，你都看不到杯底。” ^[10]

到9月19日，英军终于准备好了，黎明时分，盟军开始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法军在右侧、靠近海岸处行军，他们的蓝色制服和英军猩红色的长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海面上，舰队也伴随地面部队同时南下。行军部队正面有六千五百米宽，全长不到五公里，第二十团军乐队指挥弗雷德里克·奥利弗（Frederick Oliver）在日记中将行军队伍形容为“忙碌而喧嚣”。除了密集的士兵行列外，还有应接不暇的“骑兵、大炮、弹药、马匹、驮马、骡子、单峰驼、牛群，以及大群的绵羊、山羊和牯牛，这些都是搜索队在附近农村里搜罗来的”。中午时分，烈日当空，行军队伍开始断开，口渴难耐的士兵要么掉了队，要么被派去附近的鞑靼人定居点找水。下午，当他们抵达距卡拉米塔湾十二公里处的布尔加纳克河（River Bulganak）时，兴奋的英军士兵纷纷跳进“污浊的溪流”，纪律完全被抛诸脑后。 ^[11]

在前方，布尔加纳克河南岸的斜坡上，英军第一次遭遇了俄罗斯军队——两千名哥萨克骑兵向英军第十三轻龙骑兵团（13th Light Dragoons）的侦察分队开火了。第十三轻龙骑兵隶属有“英骑兵骄傲”美誉的轻骑兵旅（Light Brigade）。在遭到俄军袭击之后，轻骑兵旅虽然人数只有哥萨克骑兵的一半，却依然毫无畏惧地准备发起冲锋。此时在远处高地观战的拉格伦发现在哥萨克骑兵后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俄军步兵，而英骑兵指挥官卢肯勋爵（Lord Lucan）和卡迪甘勋爵（Lord Cardigan）因为位于山脚，无法看到这些俄军步兵。拉格伦随即命令轻骑兵旅撤退。哥萨克骑兵对不战而退的英军骑兵发出怪叫嘲笑，还开枪打伤了几个人 ^[12] ，他们随后撤回到南边的阿尔马河边，那里俄军已经在高处布置好了兵力。这场遭遇战对轻骑兵旅来说很丢面子，因为面对衣衫褴褛的哥萨克骑兵，这些平时衣着光鲜合身、趾高气扬的英国骑兵却不敢交战，而且这一切都被英军步兵看在眼里。步兵大都来自贫困或是劳工家庭，看到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骑兵遇此尴尬，不免幸灾乐祸。“活该，这些打扮得像孔雀一样的傻蛋。”一名列兵在家信中写道。 ^[13]

当晚英军在布尔加纳克河南岸露营，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五公里开外的阿尔马高地上集结的俄罗斯军队。他们将在第二天向河谷进发，与布置在阿尔马河对岸的俄军交战。

缅什科夫的策略是投入主力防卫阿尔马高地，因为这将是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从9月15日开始，俄军已经在此集结。但是他还担心盟军会在刻赤和锡奥多西亚登陆（沙皇也有此担心），因此手里保留了一支庞大的预备队，在阿尔马高地只布置了三万五千名俄军，比西方盟军的六万部队人数要少，但是占据了制高点，有地形优势，同时还有超过一百门大炮。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在距海岸四公里处跨过阿尔马河，在路边的制高点上，俄军将最重型的大炮布置在一系列炮台上，但是在面海悬崖之上并没有布置大炮，缅什科夫认为这里的悬崖太陡峭，敌人不可能爬得上来。驻守炮台的俄军为了自己舒服，赶走了附近布尔留克（Burliuk）村里的鞑靼居民，把村民家的床、门、木板，加上一些树枝抬回高地，给自己搭了简易木板房，躲在里头把从村子里抢来的葡萄吃个精光。他们还在村民的房子里塞满稻草，准备在敌人到来时付之一炬。俄军指挥官相信他们至少能在这里守住一星期，缅什科夫甚至向沙皇保证能守住六个星期，为加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守赢得宝贵时间，并将战事拖到冬天，而寒冷的冬天一向是俄军对付入侵者的最好武器。许多军官相信胜利在望，嘲笑英军只会在殖民地的“野蛮人”面前逞强。他们还为1812年的胜利干杯，声称要将法国人赶回大海。缅什科夫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甚至邀请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名媛前来阿尔马高地欣赏战事。 ^[14]

但是俄军士兵却没那么自信，一名在俄军阵营的德国军医费迪南德·普夫卢格（Ferdinand Pflug）认为“似乎每个人都相信第二天的战斗将以失败告终”。 ^[15] 几乎没有人曾经与欧洲强国的军队交过手，看到敌人的舰队就停泊在附近海面，舰炮随时准备用火力支援陆军，俄军士兵们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支比自己强大的军队。大部分高级军官可以凭借当年抗击拿破仑军队的记忆来为自己鼓气，但是真正要面对敌人的士兵大部分很年轻，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

大战前夜，士兵们都努力掩饰心中的恐惧，不在战友面前表露出来。当夜幕降临，炎热的白天变成寒冷的夜晚，双方军队都在为第二天早晨的战斗而准备。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钟头。他们点起篝火，做上晚饭，然后就是等待。大部分人都没有胃口，有些人再次清理一遍自己的滑膛枪，另一些给家人写信，许多人做了祈祷。第二天是东正教的假日，在俄罗斯是庆祝圣母玛利亚诞生的日子。俄军在营地举行了礼拜，祈求她的保佑。一群群士兵围坐在篝火边，一直聊到深夜。老兵向年轻的战友讲述过去的战斗经历，他们喝酒、抽烟、讲笑话，尽量表现得镇静自如。歌声时不时飘过平原，塔鲁京斯基团（Tarutinsky Regiment）的士兵们用低沉的声音吟唱一首戈尔恰科夫将军写的曲子，一直传到缅什科夫搭建在塞瓦斯托波尔路（Sevastopol Road）的帐篷里：

他的宝贵生命

随时愿意奉献；

俄罗斯东正勇士

杀敌绝无二念。

法国人、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土耳其人的防线？

站出来，你们这些异教徒，

接受我们的挑战！

接受我们的挑战！

渐渐地，当夜空中星斗满天，篝火变得微弱，话语声也越来越轻。士兵们躺在地上，希望能睡一会儿，但是谁也睡不着。阴森的静谧笼罩着峡谷，偶尔能听到的，只有废弃村庄里野狗的叫声。 ^[16]

凌晨三点，天空依然黑漆漆的，霍达谢维奇仍旧无法入睡。在俄军阵地上，士兵们“围拢在巨大的篝火边，烧的是从布尔留克抢来的柴火”。

过了一会儿，我爬上山坡（因为我们营驻扎在山沟里）察看对面联军的露营地。但是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对面只有一堆堆的篝火，以及时而在火堆前闪过的人影。一切似乎都凝固了，看不出一场大战即将到来的样子。两支大军就这样躺着，相隔不远。有多少人，又会是谁，将在这里度过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现在不可能知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 ^[17]

四点钟时，法军营地开始活动起来，士兵们煮上咖啡，相互谈笑如何狠揍俄罗斯人。然后军令下达，士兵们背上背包，排成队列，由军官向他们喊话。“打起精神来！”第二十二团的一名上尉给手下士兵鼓劲：“我们是不是法国男子汉？今天二十二团要是不能功成名就，你们就是一帮混蛋。谁要敢做缩头乌龟，小心我用佩剑勾出你的肠子。向右列阵！”与此同时，在俄军阵地上，士兵们也排好了队列听长官训话：“兄弟们，我们已经等了好多天了，现在大干一场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不会给俄罗斯丢脸，我们会打退敌人，为沙皇主上（Batiushka the Tsar）争光，赢得功勋得胜而回！”七点钟时，军中教士祈求圣母保佑打败敌人，他们举着神像在队伍中走过，士兵们纷纷跪倒在地，在胸口划着十字。 ^[18]

* * *

到了上午中段，盟军已在平原上集结完毕，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路左边，法军和土耳其军在右边，向海岸悬崖方向散布。这是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电报山（Telegraph Hill）上聚集着衣冠楚楚的人群，他们都是受缅什科夫邀请来观战的。从那里远眺，英法两军着装的细节都能分辨清楚，军鼓、军号和风笛声，甚至金属的撞击、军马的嘶鸣都可以听到。 ^[19]

俄军事先在盟军的行军路线上树立了距离标杆，以让炮手知道何时敌军进入了射程范围。当盟军进行到一千八百米处时，俄军大炮开火了，但是英法盟军并不停顿，继续向阿尔马河行进。根据前一天确定的作战计划，英法两军同时向前推进，保持一个宽广的前沿锋线，然后从左侧，即内陆侧，绕到敌军侧翼发起攻击。但是在最后一刻，拉格伦决定推迟英军的进攻，等待法军在右翼取得突破。他命令已经进入俄军大炮射程内的英军就地卧倒待命，等待合适的时机冲向阿尔马河。从一点一刻到两点三刻，英军就地待命了一个半小时，暴露在俄军炮火下，伤亡不断增加。这个让人震惊的例子反映了拉格伦优柔寡断的性格。 ^[20]

当待命的英军在地上挨打之时，法军博斯凯师抵达了阿尔马河岸。在法军面前，河对岸的悬崖非常陡峭，几乎高出河面五十米，因此缅什科夫以为没有必要配备炮火守卫。博斯凯师的前锋是一个朱阿夫团，大部分士兵来自北非，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他们把背包留在岸上，游过阿尔马河，在树丛的掩护下很快爬上了悬崖。俄军被朱阿夫士兵的灵活惊呆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借着树木爬上悬崖，灵活得像猴子一样。朱阿夫士兵一爬到崖顶就马上躲藏在岩石和树丛中，把防守的俄军一个个干掉，等待援军到来。“朱阿夫士兵隐蔽得如此之好，”和第一批士兵一起爬上崖顶的努瓦尔回忆道，“就连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也找不到他们。”在朱阿夫部队的鼓舞下，更多法国士兵爬上了悬崖，他们还把十二门火炮运了上去。如果马匹不愿意在陡峭的山路上往上爬，士兵就用佩剑抽打。法军火炮到达非常及时，正好用来对付缅什科夫刚刚从战线中部调来的火炮和士兵增援，他意识到自己正面临战线被突破的危险，试图保住自己的左翼。 ^[21]

缅什科夫的救急方案落空了，当俄军增援部队抵达左翼时，整个博斯凯师，再加上许多土耳其士兵都已经抵达崖顶。俄军有二十八门大炮，数量上比法军的十二门多，但是法军火炮口径更大、射程更远，法军来复枪的威力让俄军大炮不敢靠近，法军大炮的射程优势马上就显示了出来。意识到俄军炮火打不到他们，一些朱阿夫士兵情绪高涨，干脆在阵地上跳起波尔卡舞来，借此嘲笑激怒敌人。与此同时，附近海面上联军舰队的大炮也开始轰击崖顶上的俄军阵地，打击俄军官兵的士气。当第一批增援俄军的大炮抵达阵地时，他们发现驻守的莫斯科团（Moscow Regiment）残部已经开始撤退了，对面朱阿夫部队的米涅来复枪比起俄军步兵使用的老式旧滑膛枪来，射程更远、准度更高。俄军左翼的指挥官V.I.基里阿科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V.I. Kiriakov）是沙皇军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而且经常酗酒，很少处于清醒状态。基里阿科夫手里拿着一瓶香槟，命令明斯克团（Minsk Regiment）向法军开火，却搞错方向，把火力瞄准了基辅骠骑团（Kiev Hussars）。遭遇友军攻击，基辅骠骑团不得不撤退。明斯克团对醉醺醺的指挥官完全失去了信心，同时对法军来复枪的致命精准感到恐慌，因此也开始撤退。 ^[22]

与此同时，在战线中部，由康罗贝尔和拿破仑亲王率领的两个法国师在横渡阿尔马河时受阻，遭到对面电报山上俄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拿破仑亲王向他左翼的德莱西·埃文斯将军传递命令，要求英军向前移动，以减轻法军面对的压力。此时拉格伦依然在等待法军取得突破，让埃文斯不要理会法军命令。但是经不住埃文斯的一再请求，拉格伦终于让步了。在两点四十五，他命令英军轻步兵师（Light Division）、第一师、第二师向前，却没有说向前干什么。这条命令非常典型，反映出拉格伦的军事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时步兵经常需要在没有什么装备的情况下直接向准备就绪的阵地发起进攻。

英军士兵刚从地上爬起来，躲藏在葡萄园里的哥萨克骚扰部队就把布尔留克村点着了。他们这么做本是为了阻碍英军前进，但实际效果却是制造了一堆浓烟，反而让俄军炮火无法瞄准。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来复枪的威力，英军士兵排成一条条窄横队向前进发，这样的阵形在地形崎岖的地方必须有严格的指挥才能保持得住。见到一条细红线从烟雾中冒出来，俄军都惊呆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异乎寻常的事，”霍达谢维奇回忆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士兵排成两列横队作战，我们也从没想到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能以这种显然很弱的阵形向我们庞大的集群发起进攻。”

进入正在燃烧的村子和葡萄园时，英军的进行队伍断开了。在田野中，一只灰猎犬正在追逐野兔。英军小队行进，将哥萨克骚扰部队从村子和葡萄园里赶了出去。“我们跑步向前，把前方敌人的骚扰部队赶走了，”德比郡团（Derbyshire Regiment）的一名列兵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回忆道，“为了方便向我们开火，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爬到了树上，但是被我们发现，把他们揍了下来。有些人从树上掉下来时……衣服或是脚踝缠在了树上，就这样挂了好几个小时。”当英军行进到阿尔马河边时，进入了俄罗斯枪炮的射程范围，被击中的士兵悄无声息地倒下，但是周围其他人依然继续前进。轻步兵师的布朗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Brown）回忆道：“在我看来，最惊人的景象是死亡的悄然降临。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迹象，一名士兵倒下了，翻倒在一边，或是在队伍中跌落在尘土上。一颗子弹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片神秘的静谧中——这些人消失不见了，被遗弃一边了，而我们仍旧在他们身边走过。” ^[23]

顶着猛烈的炮火，英军抵达了阿尔马河边，因为不清楚河水的深浅，他们一组组地围在一起，卸下身上装备。有些士兵把来复枪和子弹袋举过头顶，从河中走到对岸，但是其他人就不得不游过河，有些被急流冲走淹死。与此同时，俄军一直在向他们发射霰弹和炮弹。俄军在这里准备充分，土岗上有十四门炮，在公路桥的两边又各布置了二十四门炮。当布卢姆菲尔德抵达河边时，“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河里布满尸体，许多士兵被吓坏了，缩在河岸上，不敢下水。军官们骑着马来回奔跑，呼喝士兵游泳过河，甚至举起手里的佩剑相威胁。过了阿尔马河的部队则乱作一团，不同连队的士兵混在一起，两列横队的阵形现在变成了一大堆人挤在一起。俄军从“大土岗”（Great Redoubt）两侧居高临下向英军开火，过了河的英军军官骑着马试图重新组织队伍，但是完全没有可能。好不容易过了河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宁愿躲在河岸边俄军火力的盲点。有的干脆坐下喝水，还有一些甚至拿出面包和肉开始吃饭了。

意识到形势危险，轻步兵师第一旅指挥官科德林顿少将（Major-General Codrington）急切地试图重新集结手下的队伍。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马冲上山坡，向乱作一团的步兵喊道：“上刺刀！离开河岸，向前冲锋！”很快整个旅的部队，在各个团的士兵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开始一群群地爬向库尔干山（Kurgan Hill）。下级军官放弃了组织阵形的企图，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只是催促士兵们“尽管往上冲”。当他们爬上开阔的山坡时，大部分士兵开始一边狂喊一边向山坡上五百米高处大土岗上的俄军炮台冲去。眼看着两千名敌人向他们冲来，俄军炮手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发出的炮弹却也很容易找到目标。轻步兵师的一些尖兵冲到了大土岗的堑壕里，他们翻过胸墙，或是从炮眼钻到土岗里，很多被俄军射杀或砍倒。可是几分钟内大土岗就被大批人马淹没，一些人还在胸墙上搏杀的时候，另一些人就已经在挥舞战旗呼喊喝彩了。俄军匆忙将大炮撤离，在混乱中，两门大炮被英军缴获。

这时弗拉基米尔斯基团（Vladimirsky Regiment）的四个营（约三千人）忽然从高处向大土岗冲了过来，与此同时，库尔干山更高处的俄军火炮也开始向大土岗轰击。俄军步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喊着“乌拉！”冲下来，把英军赶出了大土岗，并继续向下撤的英军开火。轻步兵师重新布置了一条阵线试图反击，但这时英军中的一支军号忽然吹响了停火的号声，其他团的军号也接着重复停火号声。于是在这个战斗的生死关头，英军忽然在迷茫中停火了，原因是一名姓名不详的军官误把俄军当成了法军，命令手下停火。当这个错误的命令被纠正过来时，弗拉基米尔斯基团已经占了上风，迅速朝山坡下进攻，沿途到处都是伤亡的英军。这时军号又发出了真正撤退的号声，轻步兵师残部溃退下来，重新藏身在河岸边。

英军此次冲锋失败，部分原因是没有第二波兵力增援。剑桥公爵没有派他手下的近卫军部队前进增援轻步兵师，因为他没有收到拉格伦的命令（这是拉格伦的又一次失误）。在他右侧的埃文斯后来假冒拉格伦的命令，才让剑桥公爵继续向前推进，而这时候他其实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拉格伦。

近卫军旅（Guards Brigade）的三个团：掷弹兵团（Grenadiers）、苏格兰燧发枪团和冷溪团（Coldstream）涉过了阿尔马河。他们身穿红色军袍，头戴熊皮帽，看上去非常威武。过河之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集结成队。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磨蹭，高地旅（Highland Brigade）指挥官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下令立即发起进攻。他坚信端刺刀冲锋的威力，让部下直到“离俄罗斯人只有一码远”的时候才开枪。苏格兰燧发枪团是最先过河的部队，收到命令后立即向坡上发起冲锋，结果重复了轻步兵师的错误。那时刚好是轻步兵师从坡上败退下来，两支部队迎面相撞，苏格兰燧发枪团受损最大，士兵纷纷被撞翻在地，熊皮帽到处飞舞。当他们终于避开迎面而来的友军，继续向大土岗冲锋时，就只剩下一半人马了，而且阵形一片散乱。在这一片乱军中，有一名二十三岁的少尉休·安斯利（Hugh Annesley），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忽然间，俄军似乎再次布满了土岗，他们的火力越来越密集。这时候第二十三团一窝蜂地从坡上退下，冲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不断呼喊：“近卫团，向前”，我们冲到了离堑壕不过三四十码的地方。就在这时，一颗滑膛枪弹丸正面打在我的嘴上，我以为这下我玩完了。忽然我们的副官骑马上来，手里还拎着左轮手枪，命令我们撤退。我转身就跑，使出全身力气，一路向坡下河边跑去。这时越来越多的滑膛枪弹丸向我们飞来，我觉得我一定逃不了，会再被击中一次。半路上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我很肯定我被打中了，但是等我爬起身来，却发现并无大碍，于是继续往下撤。我的剑和熊皮帽都丢了，但是终于逃回河岸边，找到了藏身之地，一大群士兵都躲在那里。

安斯利受伤严重：子弹从他左脸颊进入，从右边嘴角出来，打掉了二十三颗牙齿和部分舌头。在他身边是被打垮的苏格兰燧发枪团士兵，后来在这一战役中，尽管一再被敦促投入战斗，他们却再也没有执行过进攻的命令。 ^[24]

近卫军旅的另两个团（掷弹兵团和冷溪团）填补了苏格兰燧发枪团撤退留出的战线空隙，却拒绝执行向坡上冲锋的命令；相反，他们自己想出了使用米涅来复枪向俄军齐射的办法。约两千名近卫军旅士兵排成横排，向俄军步兵发动了十四次齐射。齐射时火力非常密集，相当于几挺机关枪的威力，俄军步兵彻底被击垮，成片地被击中倒地，不得不撤退到坡上更高处。近卫军旅士兵没有听从指挥官挺刺刀冲锋的命令，却展示了一项关键的战术创新，发挥了现代来复枪远射的威力，这一举措在克里米亚战争早期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米涅来复枪是当时的一种新式武器，大部分英军是在前往克里米亚途中才得到配发的，只匆忙接受过训练。这种步枪带来的战术优势是，在俄军滑膛枪和大炮的射程之外，依然能保持致命的准确度，而英军士兵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在阿尔马战役时才自己发现。俄军工兵爱德华·托特列边（Eduard Totleben）在书写克里米亚战争历史时，对米涅来复枪带来的冲击做了如下思考：

当英军不得不扮演狙击手的角色时，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并无畏惧，也不需要长官下令。当他们发现手中武器精度高射程远之后，马上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敌人离我们三百步远时，我们的滑膛枪就打不着他们了，而敌人却可以在一千两百步远的地方向我们开火。因为相信自己轻武器的优势，敌人避免与我们近战。每次我们发起冲锋时，他们都会后退一定距离，然后开始谋杀般的齐射。我们的纵队发起进攻时，实现不了任何目标，只能给自己造成可怕的损失，我们根本不可能穿过敌人的弹雨，还未冲到敌人阵前就已经被打退了。

在致命的米涅来复枪面前，守在高处的俄军步兵和炮兵没有堑壕的保护，根本守不住阵地。很快英军右翼埃文斯指挥下的第二师也学会了近卫军团的齐射战术，从他们在河岸边的位置，第三十团能够清楚地看到三个俄军炮兵连的位置，当他们用米涅来复枪齐射端掉俄军大炮时，俄军士兵甚至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飞来的。俄军步兵和炮兵向后撤退，英军慢慢向坡上推进，脚下满是敌军的尸体和伤兵。“大部分伤兵都喊着要水，”列兵布卢姆菲尔德写道，“我们连的一名战士给了一名俄军伤兵一点水喝，当他转身离开时，那名俄军却端起滑膛枪向这名战士开火，子弹从他脑袋边飞过。他立刻转回来，将刺刀扎进这名俄军士兵的身体。”到下午四点，英军从各个方向朝俄军位置逼近——近卫军旅在左翼击退了俄军在库尔干山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科德林顿的手下以及其他近卫军旅士兵正逼近大土岗，第二师正沿着塞瓦斯托波尔路向上推进。与此同时，法军已经控制了右侧的崖顶。非常清楚，联军已经打赢了这场战役。 ^[25]

看到火力强大的敌人向自己步步逼近，俄军开始出现恐慌。教士们到队列中为战士们祈福，士兵们的祈祷越来越急切。军官们骑在马上甩着鞭子逼士兵向前，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俄军指挥官在对战事进行控制。“没有人向我们发布命令，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在战斗打响的五个小时里，我们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一位师长、旅长、团长的命令。我们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命令，不管是前进还是撤退。当我们撤退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向左转还是向右。”喝得醉醺醺的基里阿科夫发出了从高地左侧撤退的命令，然后就因为惊慌过度而不见踪影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发现他躲在一个地洞里。下级军官不得不承担起组织撤退的责任，但是“要让手下的士兵保持秩序极为困难”，霍达谢维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不得不威胁“哪个敢不听从命令，就地正法”，有好几次他真的这么做了。

因为不知道该从哪里撤退，俄军开始四处溃散，逃下高地，离敌人越远越好。军官们骑着马甩着鞭子把逃跑的士兵赶来赶去，就像牛仔赶牛一样，但完全不能制止溃逃，士兵们对长官已经失去了耐心。霍达谢维奇听到两名士兵的一段对话：

士兵甲：“是的，开火的时候，哪儿都看不到这些贵人[指军官]，现在他们多得像小鬼一样，向我们咆哮：‘安静！保持步伐！’”

士兵乙：“你总是满腹牢骚，像个波兰佬似的，上天都要被你激怒了。我们现在还活着，得多谢老天。”

士兵甲：“不是你挨鞭子，你当然无所谓。”

霍达谢维奇描述了当时各种混乱无序的景象，还有醉醺醺的军官，“那十分钟是在恐惧和战栗中度过的，在高地第二道防线上，我们亲眼看到敌方骑兵追杀我们撤退时掉队的散兵，其中大部分都是伤兵”。 ^[26]

导致俄军失败的最终原因，不仅仅是敌人手里火力强大的米涅来复枪，还因为士兵中爆发了恐慌。阿尔当·杜·皮克建立自己的军事理论时，曾在参加过阿尔马战役的法军老兵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士气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提出两军对峙很少会真正变成面对面的搏杀，因为几乎总有一方会在交手之前恐慌爆发落荒而逃。在战场上，关键的是军纪——军官能否让手下士兵保持镇定，不因害怕而溃逃——因为当士兵转身逃跑时，最有可能被敌人杀死。所以压制恐惧是军官的主要职责，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并让手下士兵团结一致。

能够让士兵在作战中服从命令和指挥的，是军纪。这包括：对指挥官的尊敬和信心；对战友的信任，还有担心如果自己把战友抛弃在危险中，将受到责备和惩罚；怀有与其他人共进退而不显得格外恐慌的愿望。一句话，这就是“团队精神”。只有通过组织才能产生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四名士兵可以抵得上一头雄狮。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20世纪军事理论的中心，德·皮克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869年读了一封阿尔马战役老兵的来信之后。这名老兵回忆在战斗中，他的连长的行动是如何起了关键作用的。当时一名高级军官误以为俄军骑兵即将向他们冲来，下令军号手吹响撤退号：

还好，一名镇定的军官，达盖尔上尉（Captain Daguerre），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以洪亮的声音下令部队“前进”。在他的命令下，我们停止撤退，转而继续进攻。这轮进攻让我们控制了电报山的战线，打赢了这场战斗。面对我们的冲锋，俄军认输逃跑了，我们的刺刀都够不到他们。所以当一名少校擅自吹响撤退号，差点丢掉成功机会时，一名上尉下令“前进”，把我们引向了胜利。 ^[27]

战斗在四点半结束。绝大部分俄军成群结队地向卡恰河（River Kacha）溃退，既没有指挥官，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往哪里去。许多士兵在几天之后才归队。在电报山顶，一群哥萨克兵想把缅什科夫的马车拉走，结果被法军缴获。他们发现马车里还有一个战地厨房，此外还从车里缴获了沙皇的信件、五万法郎现钞、法语色情小说、缅什科夫的靴子，还有几条女人的内裤。在山顶上还有被丢弃的野餐、阳伞和战地望远镜，这些都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观战者们丢下的。 ^[28]

在战场上，到处横躺着死伤的战士，其中有两千英军，一千六百法军，也许有五千俄军，因为人数太多，确切数字无法统计。英军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把自己的伤兵运走。离开瓦尔纳时，他们忘了带上医疗器材，医疗队的大车和篷车，还有担架手们都还在保加利亚，于是医生们只得求助于运粮车把伤员从战场上运走。运粮队的一名管理员约翰·罗（John Rowe）把他大车上的坐椅空出来帮助运送伤员，在回去取货的路上，他遇到一群受伤的军官，休·安斯利也在其中：

一名第三十团的军官手臂受了伤，但是还搀扶着一位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的军官。这名近卫团军官身体前倾，嘴里的鲜血不断地滴下来。他没法说话，但是用一支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道他是安斯利大人，一颗滑膛枪弹丸打掉了他的牙齿和一部分舌头，现在弹丸还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想知道燧发枪团的军医在哪块田野（如果我们能称之为田野的话）里救治伤员，我能不能把他送过去。我不知道军医在哪里……我还告诉他我无权自行使用运粮骡车，我是接受命令来这里行使职责的。

安斯利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军医。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得到了什么样的救治，不过当时能做的最多就是取出弹丸而已。取弹丸时很可能没有使用合适的医用敷料，也没有用氯仿减痛。战场救治是简单低级的，轻步兵师的随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最先只能在地上做手术，后来终于找到一块旧门板，作为他的临时手术台。 ^[29]

第二天一大早，拉格伦的侄子、他的副官之一萨默塞特·考尔索普（Somerset Calthorpe）给自己的酒壶灌满白兰地，然后“出发巡视战场”。

那些可怜的伤兵比昨天晚上安静多了，毫无疑问许多人没能熬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太虚弱、太疲惫，只剩下呻吟的力气了。有点酒喝，所有人都很高兴……战场景象恐怖，到处是各种姿态的死尸。我特别注意到那些心口或额头中弹身亡的，看上去都面带微笑，大都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四肢伸开……那些看上去在极端痛苦中死去的是腹部中弹的士兵，他们的手脚蜷缩着，脸上带着各种痛楚的表情。 ^[30]

俄军无法从战场上运走他们的伤兵。 ^[31] 还能走路的只好自己寻找救治，阿尔马河以南十五公里处的卡恰河边有一个包扎站，许多俄军伤兵挤在那里，另一些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名俄军勤务兵回忆起第一天晚上的景象，当时他正在前往卡恰河的车上：

几百名伤兵被部队丢在后面，他们哭喊着、呻吟着，做出各种求助的动作，请求我们的车带他们一程。但是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车辆已经超载，装得满满的了。我只好安慰说他们部队的篷车会回来拉他们的，不过我知道这不可能。一个伤兵几乎走不动路了——他的手臂没有了，肚子被射穿；另一个一条腿被炸飞，下巴被打碎，舌头露在外头，身上全是伤口——他只能用脸上的表情请求我给他一口水。但是又上哪儿去找水呢？

那些无法行走的俄军伤兵，大约有一千六百人左右，被丢在了战场上。他们在那里躺了好几天，直到英法两军把自己的伤员全部运走，开始掩埋死尸之后，才把俄军伤兵送到君士坦丁堡外斯库台的军事医院。 ^[32]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威廉·罗素描述俄军伤兵“躺在那里呻吟颤抖”：

一些人被堆在一起，方便运走；一些人在树丛后捂着伤口，盯着你，恶狠狠地仿佛野兽一般；另一些向我们发出哀叫，虽然语言不通，但毫无疑问是要水，或是请求施以救助，他们向我们伸出被砍断或打烂的手脚，或是指着身上的弹痕。一些人脸上阴沉愤怒的表情让人害怕，眼中喷射出无尽的狂热与仇恨。一个人如果带着同情与怜悯看这些人，就能（不情愿地）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带着野蛮的狂热残杀伤者，而且还向那些好意伸出援手的胜利者开枪。 ^[33]

确实出现过俄军伤兵向给他们送水的英法士兵开枪的事件，也有俄军在战场上杀死伤兵的报告。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对敌人的恐惧和仇恨。法军在对俘获的俄军士兵进行盘问时发现，俄军士兵“被教士们灌输了各种奇异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都是怪物，能够做出最野蛮凶恶的事情，甚至会吃人”。有关这些俄军“野蛮杀戮”的报道激怒了英军士兵和公众舆论，加深了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的观念。但是这样的愤怒其实是虚伪的，战场上同样发生过许多英军士兵杀死俄军伤兵的事件，让人感到不安的事情还包括英军士兵射杀“惹麻烦”的俄军俘虏等。还必须指出的是，英军士兵走到俄军伤兵中去，不仅仅是给他们送水，有时候还会偷他们的东西。他们从俄军士兵脖子上取下银十字架，到背包里翻找纪念品，看到什么东西喜欢就随手从伤兵或死尸身上拿走。“我在阿尔马为你找到了一件战利品，一件特别适合你的东西，”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副官休·德拉蒙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希腊银十字架，上面还刻着救世主的名字和一些俄罗斯文字。我是从一名被打死的俄军上校的脖子上取下来的，可怜的人，这个十字架是他贴身挂着的。” ^[34]

* * *

如果此时联军立即长驱直入，直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话，很可能几天之内就会打败猝不及防的守军，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也会相对较小。然而实际情况是，联军犯了种种错误，处处拖延，最后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战持续了长达三百四十九天，几万人因此丧生。

9月21日，俄军还处于一片混乱中，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没有防御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缅什科夫认为不值得把他手下士气低落的部队增派到那里。他在卡恰整理了阿尔马战役残部之后，没有去塞瓦斯托波尔，而是让部队向东北方向的巴赫奇萨赖进发，目的是防止联军占领彼列科普，保证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之间的通路不被切断，并在那里等待援军。塞瓦斯托波尔就只剩下五千守军和一万水手，而且从未受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所需的防御训练。俄军没有想到联军会在第二年春天之前进攻克里米亚，所以也没有加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事。城市北部的要塞工事自1818年建成以来就一直没有好好改进过。 “星星要塞”（Star Fort）的墙壁因为失修而坍塌，里面也没有配置足够的大炮，抵挡不了大规模进攻。在城市南边，缅什科夫在1854年1月下令修建了三座新炮台，但是这一带的防御能力只比北边稍好一些而已。面向大海是连绵的城墙，配以火力强大的炮台，在港口入海处有两座火力配置良好的要塞：“隔离炮台”（Quarantine Battery）和“亚历山大要塞”（Alexander Fort），两处火力合在一起足以抗衡联军舰队。但是在陆地上，南线防御相对较弱。这里有一道四米高、两米厚的石墙，上面的最关键位置修建了土岗或是炮台，但是这道石墙只能保护城市的部分区域。不是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能抵御迫击炮的轰击，石墙只在对付滑膛枪时有效。总而言之，整座城市的防御极其脆弱，许多人认为随时可能陷落。俄军工兵托特列边被派去管理防御工事，据他所说“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作抵挡，敌人几乎能直接走进来”。 ^[35]

此时，从阿尔马河败退下来的俄军并不急于赶往塞瓦斯托波尔加强防御，反而沿途打劫村庄，那里的住户在得知俄军战败的消息后都已经逃走了。与所属部队和指挥官们失去联系后，俄军士兵完全忘记了纪律是什么。“哥萨克人是最坏的，”一名目击者回忆道，“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偷。”

如果看到一座屋子门窗紧锁，他们会砸开大门，打烂窗户，在每个房间里翻箱倒柜，只要是能拿得走的都不会留下。他们相信住户一定在屋子里藏了金钱钻石或其他细软，于是把什么东西都倒腾一番，连沙发和扶手椅上的靠枕都不放过。书房和图书也被捣毁，镜子太大用不了的，就把它打碎，这样就可以拿一块放进自己的袋子里。 ^[36]

联军指挥官对俄军此时的脆弱和混乱一无所知。拉格伦希望能尽快南下，根据事先同意的方案，直取塞瓦斯托波尔；但是这时法军却没有准备就绪，他们在渡过阿尔马河前，把背包留在了北岸，现在需要花时间取回。和英军不同的是，法军没有足够数量的骑兵可以追击溃败的俄军，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冲得太快。失去先机后，联军指挥官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他们雇佣的鞑靼间谍传回了错误的情报，说塞瓦斯托波尔北边的星星要塞如何坚不可摧，缅什科夫决心在此全力防守，同时他们又说城市南边几乎没有防御工事。这些错误信息促使联军指挥官决定放弃原来从北边发起快速攻击的想法，而是将部队从东边绕过城市，从南边开始攻城。英军的工兵指挥约翰·伯戈因爵士一直是这个方案的积极倡导者。 ^[37]

联军改变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军果断的沉船行动。黑海舰队的指挥官意识到自己的舰队在速度和火力上都比联军舰队逊色，因此决定将五艘帆船和两艘护卫舰在港口的出海口处炸沉，以此阻止联军军舰进入海港，从北边支援攻城行动。这几条船被拖到沉船地点，降下舰旗，还举行了宗教仪式将船只交给大海，然后在9月22日午夜被炸沉。其中一条护卫舰“三圣徒号”（ The Three Saints ）没有被一次炸沉，于是第二天早晨一条炮舰在近距离向它开炮，两个小时后才终于将它击沉。炮声一直传到了集结在卡恰河边的联军那里，圣-阿诺在了解到炮声缘由之后感叹道：“真是对1812年莫斯科战役的拙劣模仿啊。” ^[38]

港口被堵之后，联军失去了舰队火力的支援，指挥官们认为从北边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太危险了，决定改从南边发起攻击，这样的话，英法舰队还可以分别从巴拉克拉瓦和卡米什（Kamiesch）两个港口提供支援。联军改变攻城计划是一个致命的误判，因为不仅城南的防御工事相对牢固，而且一旦联军将主力搬到南边，就很难切断俄军通往北方腹地的补给线，这本来是联军计划中的一个关键考虑。即使如此，如果联军能很快从南边发起攻城行动，问题还不是太大，但是联军放弃了原来的“全力快击”战略后，就立刻陷入了常规的军事思维：自17世纪以来，围城战一直是一个漫长而机械的过程，要先把堑壕一直挖到离城防不远的地方，让大炮可以轰击守军的防御工事，然后才发起步兵冲锋。法军比较喜欢长时间围困的战术，而且说服了英军接受他们的传统思维。长时间围困确实看上去要比快速攻击稳妥一些。英军工兵指挥伯戈因本来是支持快速攻击的，但此时却改变了主意，他的理由很荒诞：如果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快速攻击，将会损失五百人，这样的损失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然而联军在阿尔马已经损失了三千六百人（而且还将在围困战中遭受数以万计的人员损失）。 ^[39]

9月23日，联军开始向南方移动。在头两天里，联军一直沿着卡恰河和贝尔贝克河（Belbek）的河谷行进，这里土壤肥沃，沿途的农庄主人已经逃离，到处都是葡萄、桃子、梨和其他成熟的软水果，联军士兵毫不客气地采摘食用。士兵们疲惫厌战，许多人因为脱水而晕倒，沿途还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掩埋染上霍乱身亡的战友。然后联军部队开始转向南方，目标是绕到塞瓦斯托波尔以南，他们在因克尔曼高地（Inkerman Heights）茂密的橡树森林兜兜转转一番之后，终于抵达了一处叫作麦肯齐农庄（Mackenzie’s Farm）的开阔地，这个地方是以一位18世纪定居这里的苏格兰人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英军骑兵与俄军遭遇，这批部队是在缅什科夫带领下向东北方向移动、前往巴赫奇萨赖的俄军的后卫部队。第十五国王骠骑兵团的路易·诺兰上尉（Captain Louis Nolan）此时和拉格伦的参谋部一起，在队伍的最前方位置。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骑兵部队一显身手，狠狠打击一下俄军。诺兰认为自从登陆克里米亚以来，好几次英军指挥部都没有发挥骑兵的威力，先是在布尔加纳克河第一次与俄军遭遇时，然后是在阿尔马河战役中俄军开始溃退时，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愤懑。这次他要求派骠骑兵攻击俄军后卫部队的请求又被卢肯勋爵拒绝了，令他简直愤怒难耐。在战地日记中，他描述了当时在麦肯齐高地（Mackenzie Heights）上看着坡下俄军在眼皮底下溜走的情景：

在下方的道路上，几辆溜走的炮车和马车正在急急逃跑。两边散乱的步兵也在往坡下逃跑，这些步兵既没有头盔也没带武器。我们的大炮向他们开了几炮，他们就跑得更快了，一直往山下跑，那里有一队又一队的俄军。我们有两个骑兵团沿着道路向下追了一段距离，沿途缴获车辆和马匹，一共有二十二辆之多，其中还有戈尔恰科夫将军的马车，由两匹漂亮的黑马拉着。

联军的行军队伍越来越长，掉队者要么过于疲惫赶不上队伍，要么在茂密的森林里迷了路。军纪开始散漫，许多士兵就和俄军中的哥萨克部队一样，开始打劫塞瓦斯托波尔周围因为主人逃亡而被遗弃的农舍和庄园。比比科夫（Bibikov） 的宫殿遭到了法军的破坏和洗劫，士兵们从庄园巨大的酒窖里拿出香槟和勃艮第葡萄酒一边喝一边胡闹，把家具从窗口扔到外面，打烂窗户，还在屋内地板上大便。圣-阿诺元帅就在现场，但完全没有阻止手下士兵抢劫闹事，而把这看作对疲惫士兵的一种奖赏。他甚至还收下了手下送给他的一个抢来的茶几，让人运到君士坦丁堡送给他夫人。朱阿夫士兵本来就爱表演，他们到公主闺房里找来衣服穿上，男扮女装演了一出喜闹剧。有人找到一架大钢琴，于是开始弹奏华尔兹舞曲，让士兵们跳舞。宫殿的主人在法军到达之前几个小时才刚刚逃走，一名法军军官回忆道：

我走进一间小闺房……壁炉台上的花瓶里还插着剪下不久的鲜花。在一张圆桌上摆着几份[法语杂志]《画报》（ Illustration ），一个写字盒，一些纸和笔，还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由一个年轻姑娘写给她在阿尔马前线作战的未婚夫的，信中她谈到了胜利和成功，那种自信充满每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的心。残酷的现实将这一切——信件、幻想、希望——全都生生打断。 ^[40]

在联军部队南下逼近塞瓦斯托波尔之际，恐慌正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中蔓延。阿尔马战败的消息严重打击了士气，戳穿了俄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俄军对法国人战之能胜的神话还是1812年流传下来的。在克里米亚行政首府辛菲罗波尔，俄罗斯居民异常惊慌，总督弗拉基米尔·佩斯捷利（Vladimir Pestel′）下令全城撤离。他们把财物搬上大车，向彼列科普逃去，希望赶在联军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之间的通路之前逃离。佩斯捷利声称自己有病在身，第一个弃城而逃。自从恐慌开始蔓延，他就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连鞑靼人从俄罗斯人开的商店中拿走军事物资送到联军那里，他也没有管。在卫队和一大帮随从的簇拥下，佩斯捷利离城而去，沿路一大帮鞑靼人朝着他的马车讥讽嘲笑，大声喊道：“看呐！邪教徒（giaour） 跑了！我们的救星快到了！” ^[41]

在联军登陆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小心翼翼地向沙皇表忠心，自从联军到来之后，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自多瑙河流域战事打响以来，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当局就对鞑靼人加强了监控，哥萨克骑兵在对乡村进行管制时非常凶恶。但是联军刚一登陆，鞑靼人马上团结起来支持联军，特别是年纪较轻的男子，对俄罗斯统治还不是那么害怕。他们把联军入侵视为对自己的解放，而且土耳其士兵效忠的哈里发，也是鞑靼人在清真寺祈祷的对象。几千名鞑靼人离开村庄前往叶夫帕托里亚，欢迎联军到来。他们认为一个新的“土耳其政府”已经在那里建立，并公开表示忠诚。联军部队很快将当地一名鞑靼商人托帕尔·乌默帕夏（Topal Umer Pasha）任命为叶夫帕托里亚总督。随联军一起抵达克里米亚的还有穆萨德·格来（Mussad Giray），他是克里米亚汗国古老统治王朝的后代，呼吁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起来支持联军。

鞑靼人给联军送来牛马和大车，认为可以因此获得奖赏，有些人还为联军充当间谍或探子。另一些人则纠集在一起，组成马队扫荡乡下，挥舞着马刀，头顶反戴羊皮帽以示推翻沙皇统治。他们以烧毁屋子作为威胁，有时还以性命相逼，强迫俄罗斯地主把所有牲畜、食物和马匹交给他们，算是送给“土耳其政府”的。“半岛上所有俄罗斯居民都非常害怕鞑靼马队。”赫尔松—陶利德（Kherson-Tauride）教区的东正教大主教因诺肯季（Innokenty）写道。一名俄罗斯地主在自己的领地被劫之后，认为打劫他的鞑靼马队是被伊玛目煽动起来报复基督徒的，以为克里米亚将重新恢复穆斯林统治。一些叛乱马队不仅残杀俄罗斯人，还对亚美尼亚和希腊人下手，摧毁教堂，甚至杀死教士，这是确有其事的。俄罗斯当局也故意挑动对宗教报复的恐惧，希望借此赢得俄罗斯居民对沙皇部队的支持。因诺肯季在9月巡视克里米亚时，公开宣称联军入侵是一场“宗教战争”，俄罗斯“有伟大而神圣的责任保护东正教信仰以对抗穆斯林的桎梏”。 ^[42]

9月26日，联军抵达了卡迪科伊村（Kadikoi），这里已经能够望见克里米亚南部海岸。同一天，圣-阿诺终于向病魔投降，把指挥权交给了康罗贝尔。他坐上一条蒸汽机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但在船上心脏病发作去世，于是这条船将他的尸体送回了法国。这条船同时还带回了一条错误的消息，说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已经打响了。听到这一消息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通知伦敦，说联军在几天之内“就可能占领那座城市”。 ^[43]

事实上，围困战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会开始。此时风中已带着俄罗斯冬季的寒冷，联军慢慢地在可以俯瞰塞瓦斯托波尔的南部高地上安营扎寨。开始几天英法两军的物资都通过巴拉克拉瓦输送，这条狭窄的水道从海面上几乎注意不到，只依稀可见悬崖上由热那亚人修建的古要塞。 很快联军就发现这个港口太小了，不可能让所有帆船进来。于是法国人把基地转移到了卡米什湾，将其作为一个补充基地。那里的情况比巴拉克拉瓦好，不仅港口大很多，而且靠近法军在赫尔松涅索斯的营地——这里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基辅罗斯人改信基督教的地方。

10月1日，埃尔贝上尉和法国军队一起来到高地，仔细侦察仅仅两公里开外的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用战地望远镜可以“看到这座著名城市的许多细节来满足好奇心”，埃尔贝在第二天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们可以分辨得出在我们下方的防御堡垒，一大批人正在那里挑着担子，挥舞着铁锹修建工事。你甚至可以在一大堆劳工中分辨出几个女人来。用望远镜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港口中有几条看上去有点阴郁的战舰，倒在两侧的白帆，黑色的舷梯，大炮从炮眼伸出来。如果俄军把所有这些大炮都安在堡垒上，那真的会有一场好戏呢！ ^[44]

注释

[1] J. Cabrol, Le Marechal de Saint-Arnaud en Crimée (Paris, 1895), p. 312;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19; 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68;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2] 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 5; E. Vanson, Crimé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p. 23; NAM 1978–04–39–2 (Hull letter, 12 July 1854);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3] 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7–8.

[4] 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0–51;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13–4, 21–2;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8–23; A. Kinglake ,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166.

[5] 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29–32; N. Mikhno, ‘Iz zapisok chinovnika o krymskoi voine’, in N. Dubrovin (ed.), Materialy dlia istorii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Sbornik izdavaemyi komitetom po ustroistvu sevastopol’skogo muzeia , vyp. 3 (St Petersburg, 1872), p. 7.

[6] W. Baumgart,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Oxford, 1999), p. 116.

[7]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35.

[8] Cullet, Un regiment , p. 68; Mole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 p. 45.

[9] 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90.

[10] 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70.

[11] NAM 2003–03–634 (‘The Diary of Bandmaster Oliver’, 15, 16, 17 Sept. 1854); J. Hume, Reminiscences of the Crimean Campaign with the 55th Regiment (London, 1894), p. 47.

[12] 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第一个受伤的是第十三轻龙骑兵团的普里斯特利中士（Sergeant Priestley），他失去了一条腿，被送回英格兰。后来英国女王送给他一条用软木做成的假腿。（A. Mitchell, Recollection of One of the Light Brigade ［London, 1885］, p.50）——原注

[13]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 44.

[14]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1, pp. 215–217; Hodasevich, A Voice , pp. 47, 68; Damas, Souvenirs , p. 11; 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35.

[15]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 103.

[16]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1, p. 222; id.,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5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75–6.

[17] Hodasevich, A Voice , pp. 55–6.

[18]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 p. 106; Hodasevich, A Voice , p. 32; 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21.

[19] 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82.

[20]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 47; N. Dixon,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 (London, 1994), p. 39.

[21] M. Masquelez, Journal d’un officier de zouaves (Paris, 1858), pp. 107–8;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p. 226–8;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 pp. 232–233; 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1853–1856 (Paris, 1995), pp. 294–8; RGVIA, f. 846, op. 16, d. 5575, l. 4.

[22]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 pp. 69–70.

[23] Small, The Crimean War,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p. 70;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61; 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 36.

[24]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64–5;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 vol. 2, pp. 332 ff.; NAM 1976–06–10 (‘Crimean Journal, 1854’, pp. 54–5).

[25] Small, The Crimean War , pp. 51–4;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 pp. 65–9; 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194.

[26] 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13; Hodasevich, A Voice , pp. 73–6;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2, p. 20.

[27] A. du Picq, Battle Studies (Charleston, SC, 2006), pp. 112, 223.

[28]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1, pp. 267–8;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260–262.

[29] NAM 1974–02–22–86–4 (21 Sept. 1872);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 p. 73.

[30] 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76–7.

[31] 一位名叫达里娅·米哈伊洛娃（Daria Mikhailova）的俄罗斯女子，自己花钱买了一辆大车和一些药品救助伤员，成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传奇人物。她的父亲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名水手，在锡诺普海战中战死，当时她才十八岁。在联军入侵克里米亚时，她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当一名洗衣工。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她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点遗产全部变卖，然后从一个犹太商人那里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把自己头发剪短，穿上水手装束，随着部队一起去了阿尔马。在那里她向伤兵们分发水、食物和酒，用醋为他们的伤口消毒，甚至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们包扎。士兵们看出她是女扮男装，但没有阻止她勇敢无私的举动。她先是在卡恰河的包扎站为伤兵服务，当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时，又在医院担任护士。“塞瓦斯托波尔女英雄”的故事传开了。她不仅成了普通俄罗斯人爱国精神的象征，还代表了被普希金等诗人一再浪漫化的俄罗斯女性的“牺牲精神”。因为不知道她的姓氏，塞瓦斯托波尔医院里的伤兵就亲切地把她叫作达莎·塞瓦斯托波尔斯卡娅（Dasha Sevastopolskaia，译者注：“达莎”是“达里娅”的昵称），而这成为她名留青史的名字。1854年12月她被沙皇授予了“热忱金章”（Gold Medal for Zeal），成为唯一一个非贵族出身而获得这项荣誉的俄罗斯妇女。皇后送给她一个银十字架，上面刻着“塞瓦斯托波尔”字样。1855年，达里娅嫁给了一个受伤退伍的战士，在塞瓦斯托波尔开了一家酒馆，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892年去世。（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77）——原注

[32]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96–97; Kh. Giubbenet, Slovo ob uchastii narodov v popechenii o ranenyh voinakh i neskol’ko vospominanii iz krymskoi kampanii (Kiev, 1868), p. 15.

[33] The Times , 1 Dec. 1854.

[34]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34; Egerton, Death or Glory , pp. 219–20;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p. 49–50.

[35] 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41–2; H. Elphinston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the Corps of Royal Engineers (London, 1859), pp. 21–2;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302–5; Totleben, Opisanie , vol. 1, pp. 66 ff.

[36]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1, pp. 268–9.

[37]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资料，得知情报错误之后，英军下令枪杀了这些鞑靼间谍。（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6）——原注

[38] Den ’ i noch ’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4–5;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 p. 305.

[39] Egerton, Death or Glory , p. 92.

[4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39;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 pp. 119–20.

[41] 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62–3;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 vol. 1, pp. 293–302;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2, p. 23; Hodasevich, A Voice , pp. 119–21.

[42] 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7–8;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 pp. 9–10;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 19 (1877), p. 338;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 pp. 16–39;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 pp. 46, 71–2.

[43] 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 244.

[44] J. 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04. p1UyqUylEzrCDix9eiHVe46Wt83cI8jGlqYyR/nnlg7tAHosrfYeQrfNnJ92V7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