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3月，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来到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的总部，他的名字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在1852年加入军队，那一年他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月刊《当代人》（ Contemporary ）上发表了回忆录《童年》（ Childhood ），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游手好闲的贵族生活感到厌倦，正好大哥尼古拉（Nikolai）休假结束即将返回位于高加索的军营，于是决定与其一同前往。托尔斯泰被派往驻扎在高加索北部哥萨克村庄斯塔罗格拉德斯卡雅（Starogladskaya）的一个炮兵旅，参加了对沙米勒的穆斯林武装的进攻，好几次都差点被叛军抓获。在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后，他申请转派到多瑙河前线。在1853年11月写给二哥谢尔盖（Sergei）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想参加一场真正的战争：“将近一年来，我想的都是怎么放弃武力，然而我却做不到。既然我不得不在这里或那里参加战斗，那么还是在土耳其更好些。” ^[1]

在1月份，托尔斯泰通过了沙皇军队中最初级的少尉军官的考试，被派往瓦拉几亚加入第十二炮兵旅。他花了十六天时间，乘坐雪橇穿越俄罗斯南方的雪地，于2月2日来到自己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3月3日，他再次乘坐雪橇离开庄园。当雪地变得泥泞，雪橇无法通行时，又改坐马车穿越乌克兰到基什尼奥夫，于3月12日抵达布加勒斯特。两天之后戈尔恰科夫亲王亲自接见了他，把这位年轻的伯爵当作自家人一样。“他拥抱了我，让我答应以后每天都要和他一起用晚餐，还想让我成为他的幕僚。”托尔斯泰在3月17日写给图瓦内特（Toinette）姨妈的信中写道。

在俄罗斯军队中，贵族之间的关系网非常有用。托尔斯泰很快就加入了布加勒斯特的社交活动，在亲王的官邸与主客共进晚餐、在客厅玩牌参加音乐聚会、晚上去看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戏剧——与不过几英里外的多瑙河前线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当您想象我面临战争带来的各种危险时，我其实连土耳其军队的气味都没有闻到，在布加勒斯特过着平静的生活，散散步、写写曲子、享受冰淇淋。”他在5月初给姨妈的信中写道。 ^[2]

托尔斯泰刚好赶上了俄军在多瑙河发动的春季攻势。沙皇决心尽快派兵南下，抢在西方列强军队登陆之前抵达瓦尔纳和黑海海岸。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占领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要塞，这样就能让俄军在多瑙河地区建立一个据点，将多瑙河变成由黑海通往巴尔干内陆的补给线，还能为招募保加利亚志愿者提供一个基地。这正是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采取的战略，目的是避免让奥地利人因疑心而反目。在多瑙河地区西部，塞尔维亚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比较支持俄罗斯。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俄军西进，塞尔维亚人为迎接俄军到来而起义的消息可能会传到奥地利境内，威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英法军队至少在两个星期内还到不了这里，”沙皇在3月26日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他们会在瓦尔纳登陆，向锡利斯特拉进发……我们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占领要塞……一旦控制了锡利斯特拉，我们就有足够多的时间从保加利亚人中招募更多志愿者。但是我们不能鼓动塞尔维亚人，以免让奥地利人警觉。” ^[3]

沙皇希望能从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招募到士兵。虽然不愿意鼓动塞尔维亚人反抗奥地利，但是他希望俄军的攻势能引发基督徒起义，最终摧毁奥斯曼帝国，大获全胜的俄罗斯就能够由此确定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格局。“所有属于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他在1854年春天写道，“都必须独立，恢复成过去的样子：公国、基督教国家，并由此重新加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他对这一宗教事业如此投入，如果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对东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话，他甚至愿意为此而挑起针对奥地利的革命。“我们的胜利很有可能导致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举行暴动，”他在给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威胁奥地利帝国的心脏，迫使它的政府接受我们的条件。”至此，沙皇已经打算为了他的圣战成功而抛弃几乎所有过去他一直坚持的正统原则。他对欧洲列强的反俄立场感到震怒，开始谈论各种可能性，包括在西班牙挑动革命以打乱法军在东线的部署，甚至想到与马志尼在伦巴第（Lombardy）和威尼斯的解放运动联手，削弱奥地利的力量。不过沙皇的手下劝服了他，让他放弃支持民主派的革命运动。 ^[4]

俄军春季攻势的开始，被斯拉夫派称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宗教时代的破晓，是迈向近东基督教帝国复兴的第一步。他们还给这个帝国未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起了一个新名字：沙皇格勒。在他的《致俄罗斯》（“To Russia”，1854年发表）中，诗人霍米亚科夫（Khomiakov）以“呼唤圣战”欢庆春季攻势的开始：

我的祖国，起来！

为了我们的弟兄！上帝呼唤你

越过多瑙河汹涌的波涛……

在1839年发表的同名诗作中，霍米亚科夫曾经提到俄罗斯肩负将东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但是警告俄罗斯不可过于傲慢。而到了1854年，他的新诗就开始呼吁俄罗斯参加“血战”、“挥出利剑——上帝之剑”了。 ^[5]

然而俄军的推进十分缓慢，在多瑙河以北沿途多次遭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伊布莱尔（Ibrail） ，两万名俄军掷弹兵在内河炮舰和蒸汽机船的支援下投入战斗，却无法攻克防备完善的土耳其要塞。在默钦（Mǎcin），六万俄军驻扎在要塞之外，却难以攻入。进攻受阻，俄军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松树枝搭建木筏和浮桥，3月底在加拉茨（Galaţi）渡过了多瑙河，途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渡河之后，俄军继续向锡利斯特拉进发，却陷在了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军就是在这里因为霍乱损失惨重。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粮食供应不足，无法支持人数众多的俄军，许多士兵因饥饿与疾病倒下。到了4月，入侵多瑙河公国的二十一万俄军中，有九万人病倒了。1854年夏天俄军撤离久尔久（Giurgevo） 要塞，一位看到丢弃在城内的谷糠的法国军官记载，俄军士兵吃的干面包军粮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连老鼠和野狗都不会吃。一位俄军中的德国军医认为，“俄军士兵长期食用劣质食物”是他们一旦受伤或得病后“像苍蝇般纷纷倒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军士兵的神经系统是如此之弱，失血几盎司就会倒地不起。受同样的伤，体质稍好的人一定会挺过去，而这些士兵却常常因此而丧生。” ^[6]

俄军士兵在家信中描述了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许多人请求家人寄钱过来。有些信件被警察截获，送到了戈尔恰科夫那里，他认为信中内容在政治上有危险，于是这些信件被封存起来，保留至今，成为展示普通俄军士兵生活的一个独特窗口。格里戈里·祖比亚恩卡（Grigory Zubianka）是第八骑兵中队（8th Hussar Squadron）的一名普通士兵，他3月24日在给妻子玛丽亚（Maria）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边，对面就是我们的敌人……每天河两岸都有交火，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可能被子弹打中，但是我们向上帝祈祷。每一天过去，如果我们还健康地活着，我们就感谢天主降福。但是每天每夜我们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因为他们什么吃的都不给我们，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愿上帝保佑我们。

尼基福尔·布拉克（Nikifor Burak）是托博尔斯克步兵团（Tobol’sk Infantry Regiment）二营的一名士兵，他在给住在基辅省锡多罗夫卡村（Sidorovka）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离开俄罗斯很远了，这里的土地和俄罗斯完全不同，我们几乎已在土耳其了，每一个钟头我们都可能阵亡。说实话我们团几乎全被土耳其人消灭了，但是感谢上帝我还好好地活着……我希望能回到家乡，回到你们身边，亲耳听到你们说话，但是目前我们在最险恶的境地中，我害怕死。

随着俄军损失不断加剧，帕斯克维奇越发不愿意继续保持攻势。虽然他曾经主张向锡利斯特拉进攻，但是此时他开始担心奥地利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的集结。当时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在东部海岸登陆，南方土耳其继续坚守防线，而西边奥地利军队正在集结，多瑙河公国的俄军被敌军包围的危险很大。帕斯克维奇请求沙皇下令撤退，他甚至违反了沙皇加快进攻的指令，推迟了对锡利斯特拉的攻势，担心奥地利会趁俄军后方空虚发起进攻。

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威胁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奥地利因为担心俄罗斯会占领塞尔维亚，已经动员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准备镇压塞尔维亚人可能展开的暴动，同时阻挡俄军从东部入侵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1854年春，奥地利一直在要求俄罗斯从多瑙河公国撤军，并威胁说如果沙皇不下令撤军的话，奥地利将加入西欧列强的阵营。俄罗斯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力也同样让英国人感到担心，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说法，塞尔维亚人“被告知一旦俄军占领锡利斯特拉，就会立刻前往塞尔维亚”，并要他们准备好“加入俄军，一起向奥地利南部的斯拉夫人地区进军”。在帕默斯顿的授意下，这位领事向塞尔维亚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他们拿起武器支持俄军，英法两国将采取武力应对。

在陆地战呈停滞状态的同时，1854年4月22日，东正教的复活节星期六，英法舰队向黑海港口敖德萨开炮，开始了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英国从抓获的商船水手那里得到情报，称俄罗斯在敖德萨集结了六万名士兵和大量军火，准备送往多瑙河前线。事实上，敖德萨港口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能抵御西方舰队的只有几座炮台。他们向敖德萨总督奥斯滕-萨克恩将军（General Osten-Sacken）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投降并交出所有舰船。在未收到任何回复之后，联军的九艘蒸汽机船、六艘火箭船和一艘驱逐舰向港口发起炮击。炮轰持续了十一个小时，严重破坏了港口，摧毁了几条船，炸死了几十个平民。炮弹还击中了克里米亚总督沃龙佐夫建在港口悬崖顶上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宫殿，其中一颗加农炮弹打中了敖德萨第一任总督黎塞留公爵的雕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整个敖德萨受炮击破坏最严重的是普里莫尔斯基大道（Primorsky Boulevard）上的伦敦旅馆（London Hotel）。

联军舰队在5月12日发动了第二轮炮击，英国蒸汽机船“虎号”（ Tiger ）在浓雾中搁浅，遭到俄军海岸上火炮的猛烈打击。船员们曾试图烧毁搁浅的船只，后来被谢格洛夫（Shchegolov）少尉指挥的一小队哥萨克士兵俘虏，整个过程中敖德萨的妇女们都打着阳伞在岸边观看。英国船员（包括二十四名军官和二百零一名士兵）被哥萨克士兵从岸边押送到镇里关押起来，一路遭到俄罗斯水手和平民的辱骂。俄罗斯人对英国人选择于复活节炮击敖德萨格外愤慨，东正教士也在一边鼓动情绪。不过当地守军仍然为在炮击中受伤而于6月1日因坏疽身亡的“虎号”船长亨利·韦尔斯·吉法德（Henry Wells Giffard）举行了一个完整的军事葬礼。根据老派的骑士传统，吉法德船长的一束头发还被送到了他在英格兰的遗孀手中。“虎号”的一些碎片后来被冲上海岸，其中还包括成箱的英国朗姆酒，船上的加农炮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敖德萨。

教士们宣布这场胜利是神的旨意，他们说英法舰队在复活节星期六发动炮击，等于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因此“虎号”被俘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冲上海岸的酒很快被码头上的水手和工人喝了，酒醉之后发生了斗殴，死了好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些船只部件残片被当作纪念品卖掉。俘获了“虎号”船员的谢格洛夫少尉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几乎被当作圣人，刻着他头像的手镯和徽章甚至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买到，还有一种香烟以他命名，烟盒上印着他的画像。 ^[7]

敖德萨遭遇炮击向俄军指挥部敲响了警钟，说明西方舰队已逼近多瑙河前线，现在的问题是，英法联军还需要多久到达，增援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军队。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继续在多瑙河流域公国保持攻势，俄军所面临的局面将变得非常糟糕。他在4月23日写给刚被任命为克里米亚俄军总司令的缅什科夫的信中表达了希望撤退的想法：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不仅有海上力量，而且还有奥地利，普鲁士看来也在背后支持。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奥地利和她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没有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如果欧洲各国都在针对我们，我们就不能把多瑙河作为战场。

整个1854年春天，帕斯克维奇都在拖延执行沙皇围攻锡利斯特拉的命令。到4月中旬，五万名俄军占据了锡利斯特拉对面多瑙河上的岛屿，但是帕斯克维奇仍然迟迟不下令进攻。尼古拉对手下将领缺乏斗志感到十分恼怒，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奥地利有可能加入敌对阵营，但是尼古拉依然愤怒地传令帕斯克维奇，勒令他开始攻击。“如果奥地利人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他在4月29日写道，“四个兵团和龙骑兵就足以阻挡他们！我不会再跟你废话，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一直到5月16日，经过三个星期的骚扰战控制了锡利斯特拉西南部的高地之后，俄军才开始对要塞发起炮击。即使如此，帕斯克维奇选择的攻击目标主要还是城外由石堡和土木堡垒组成的一道弧形防线，离锡利斯特拉还有几公里远。帕斯克维奇希望能借此消磨土耳其人的抵抗意志，以在俄军正式发起攻击时减少损失，但是执行围攻任务的军官们知道这是空想。在高门对俄罗斯宣战之后，土耳其人有几个月的时间巩固自己的防线，要塞和堡垒都被大大加固，指挥这项工程的是普鲁士人格拉赫上校（Colonel Grach），一位战壕战和地雷战专家。俄军的炮击对土耳其防线的破坏相对较轻，不过锡利斯特拉城外主要棱堡“阿拉伯的塔比亚”（Arab Tabia）在围攻中遭受严重炮击，土耳其守军不得不多次重建。保卫锡利斯特拉的有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军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埃及和阿尔巴尼亚，他们顽强的斗志大出俄罗斯人意料。指挥“阿拉伯的塔比亚”守军的是两名英国炮兵军官：锡兰来复枪团（Ceylon Rifles）的詹姆斯·巴特勒上尉（Captain James Butler）和孟买炮兵团（Bombay Artillery）的查尔斯·内史密斯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Nasmyth）。“不得不对土耳其人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到钦佩。”巴特勒如此记下自己的看法。

在修筑一堵防护墙时，为了能得到一点点掩护，只有两人可以同时工作。然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名土耳其人中弹身亡。每当有人倒下，在一边待命的土耳其人立刻从他手中拿过铁锹继续工作，神态镇定，仿佛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平时在路边挖一条壕沟一般。

帕斯克维奇意识到必须逼近外围堡垒进行轰击才可能对它们真正造成破坏，于是他命令希尔德将军（General Shil’der）展开周密的土工作业，开挖堑壕把俄军大炮送到靠近堡垒的地方。俄军对锡利斯特拉的围困很快成为日复一日的单调动作：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炮击，河面上俄军舰队的大炮也加入增援。土耳其士兵这样旷日持久地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如此，俄军还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8]

巴特勒在围困期间所写的日记被保存了下来。在日记中，他认为俄军重炮的威力“被大大夸张了”，土耳其的轻型火炮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尽管土耳其人做什么事情都“大大咧咧的”。他还认为宗教对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起了很大作用，每天清早要塞司令穆萨帕夏（Musa Pasha）都在斯坦波尔城门（Stamboul Gate）举行晨祷，号召士兵们誓死保卫锡利斯特拉，“成为先知的传人”。土耳其士兵则以“呼喊‘感赞安拉！’作为回应” 。要塞中没有一栋房子是安全的，城中居民白天都藏在自己挖的地洞里躲避炮击，整个要塞“仿佛被废弃了一般，只能看到野狗和士兵的身影”。傍晚时分，当俄军炮击接近尾声时，巴特勒“看到几个不过九岁、十岁样子的顽童竟然跟着炮弹跑，加农炮弹的弹丸落在城里，还在撞来蹦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后面追着，就像是追着板球玩似的，看谁能第一个抓到。上交一个加农炮弹弹丸就可以从帕夏那里得到二十佩拉（peras）的奖赏”。入夜之后，他能听到俄军士兵在战壕里唱歌，“当他们高兴起来时，甚至还有一支乐队演奏波尔卡和华尔兹”。

来自沙皇的压力越来越大，帕斯克维奇不得不在5月20日和6月5日之间下令步兵发动了超过二十次进攻，然而依然未能取得突破。“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像是中了邪似的。”巴特勒在5月30日写道。有时候小股俄军爬上了堡垒顶部，但是在与土耳其人的徒手搏杀中却不敌而退。6月9日，要塞主墙外发生了一场大战，土耳其军队在打退了俄军大规模冲锋之后，向俄军阵地实施了反击。战斗结束后，两千名左右俄军士兵的尸体躺在战场上。巴特勒写道，在第二天，

许多居民走到城外，将战死的俄军士兵的头颅砍下，希望领取奖赏，但是在城门口被挡住，那些野蛮人不允许他们把这些东西带进城里。于是死人的头颅在城门外堆成了一大堆，好长时间没有被埋葬。当我们和穆萨帕夏围坐在一起时，一个混混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向他脚下丢了两只从俄军士兵身上割下的耳朵。另一个混混还炫耀说，一个俄罗斯军官祈求看在先知的份上饶他一命，但是他毫不留情地拔出刀子割断了这个军官的喉咙。

俄军士兵的尸体好几天都没有被埋葬，他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当地居民抢光了，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也参与了碎尸和偷抢。几天之后，巴特勒看到这些情形，形容那景象“令人恶心”。“空中的气味已经非常难闻。那些躺在沟壕里的尸体都已被扒光衣服、姿态怪异，有些尸首分离，另一些喉咙半露，手臂向上伸出保持着他们倒下时的姿势。”

托尔斯泰在这场大战后的第二天抵达锡利斯特拉，他是以军械员的身份随谢日普托夫斯基将军（General Serzhputovsky）的参谋部前来的。参谋部把总部设在位于山顶的穆萨帕夏官邸花园，托尔斯泰得以从这个安全的制高点欣赏战场的景象。在给姨妈的信中，他描述看到的战争景象：

不用说多瑙河、河中的岛屿和河岸（分别由我们和土耳其人占领）了，就连锡利斯特拉城、要塞和城外堡垒都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这里夜以继日都能听到加农炮的炮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用野战望远镜看还能隐约分辨出土耳其士兵的身影。看着人们相互残杀确实能给人带来异样的快感，这是真的。每天清晨和夜晚我会站在推车上，花好几个钟头观看战事，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战场景象真的非常美丽，尤其是在晚上……我们的战士通常在晚上修建战壕工事，土耳其人会向他们发起进攻，阻止他们工作，然后你就能看到弹药的闪光，听到步枪的枪声。头一天晚上……我自娱自乐地对着手表记录我听到的加农炮炮声，在一分钟之内我就数到一百下。然而虽然这些就发生在附近，却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令人害怕。在夜晚，因为什么都看不到，炮击就成了比赛谁能消耗更多火药，双方发射了几千发炮弹，最多也就能造成三十人阵亡。 ^[9]

帕斯克维奇声称自己在6月10日的战斗中被炮弹弹片击中，其实他没有受伤，但是借此把指挥权交给了戈尔恰科夫将军。他本来就反对发动这场进攻，现在不再承此重担，立刻坐上马车，渡过多瑙河去了雅西。

6月14日，沙皇收到消息说奥地利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在7月底之前参战对抗俄罗斯，同时他还担心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前来增援。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沙皇还是下令对锡利斯特拉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戈尔恰科夫将这一天定在了6月22日。 ^[10]

* * *

这时候英法两国军队正在瓦尔纳地区集结。从4月初开始，他们先是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陆，目的是保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的攻击；但是很快就发现加里波利地方太小，不足以支持一只庞大的军队。他们花了几个星期在附近搜寻物资，在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其他地方安营扎寨，最后还是决定搬到北部的瓦尔纳港口，在那里他们可以方便地获得由英法舰队运送来的物资。

两国军队在俯视旧港要塞的高地上分别安营扎寨，虽然是盟军，但在观察对方的时候却依然带着迟疑提防，近来的历史让双方都心生警惕。指挥英国陆军的是年迈的拉格伦勋爵，他曾担任过威灵顿公爵的军事秘书，参加过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并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 他在提到“敌人”时，有时在不经意中，指的不是俄军而是法国军队。

从一开始两国就在战略上有分歧——英国倾向于在加里波利登陆，然后谨慎地向内陆挺进；而法国则希望在瓦尔纳登陆，阻止俄军向君士坦丁堡迈进。法国人还提出由较为先进的英国海军控制海上作战，同时由法军指挥陆地军事，这样他们可以充分利用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得到的经验。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是任何要接受法国人号令的想法都会让英国人心生厌恶、不寒而栗，而且他们不信任法军指挥圣-阿诺元帅（Marshal Saint-Arnaud）。他是一个追随拿破仑的波拿巴主义者，曾因在巴黎证券交易所（Bourse）投机而颇有恶名，以至于英国统治层中许多人相信他会把个人利益置于联军的战略目标之上，阿尔伯特亲王甚至认为他会做出接受俄罗斯人贿赂这样的事来。这样的想法自上而下传到英军中。“我恨法国人，”奈杰尔·金斯科特上尉（Captain Nigel Kingscote）写道。金斯科特和拉格伦的许多副官一样，是他的侄子。“圣-阿诺的参谋们，除了一两个之外，都和猴子差不多，腰带束得紧紧的，上下都鼓鼓的像是气球一样。” ^[11]

法国人对英军也没有什么好感。“参观英军营地之后，让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自豪”，让-朱尔·埃尔贝上尉（Captain Jean-Jules Herb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英军士兵热情高涨、体格健壮。我欣赏他们雅致的新军装、优雅的举止、精确整齐的操练、漂亮的战马，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习惯于舒适的条件实在太久了，一旦开始行军，他们的诸多要求将难以满足。 ^[12]

路易·努瓦尔（Louis Noir）是法国朱阿夫（Zouaves）第一营的士兵，这是一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精锐步兵部队。 他回忆在瓦尔纳见到英军时的可悲印象，特别是英军军官鞭笞醉酒和违反军纪的士兵的行为，让他想起早就在法军中消失的旧时代封建体系：

英国士兵似乎来自社会底层，也许这个阶层的人更容易被军饷所吸引。如果被征召入伍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们，那么军官鞭笞士兵的现象肯定已经被军令禁止了。我们厌恶军中体罚，这提醒我们1789年的革命确立了全民征兵制，同时废除了军中体罚……法国军队是由一群特殊的公民组成的队伍，军事法律虽然严苛，但是每个人不论军衔高低都必须遵守。在英格兰，士兵其实和农奴差不多——他只是政府的财产。驱使他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棍棒，另一个是物质待遇。英国人已经养成了追求舒适的习惯，他们住在舒适的帐篷里，吃着美味的烤牛肉，就着一壶红酒和源源不断的朗姆酒——这就是英军向往的东西，就是他勇敢作战的必备条件……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未能及时送到，如果他不得不在泥泞中睡觉，如果他只能自己去找树枝生火，如果他没有酒肉下肚，那么英国人就会立刻无心恋战，军中上下马上就会士气低落。 ^[13]

法国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比英国军队优秀。法国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整代新兴职业军人，与英国军人相比，他们技术上更先进，战术上更出色，而且和英国军队中的贵族军官相比，在社会阶层上更接近手下的士兵。法军配备的米涅来复枪发射速度快，在一千六百米射程内依然保持精准，这让法国士兵以攻击时的冲劲闻名。朱阿夫部队更是擅长快速的进攻和有序的撤退，这些特点都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的勇气被所有法国步兵所仰慕，只要朱阿夫部队领头，其他法军士兵都会跟上。朱阿夫部队久经沙场，在最艰难的地形和崎岖的山地中打过仗，多年在阿尔及利亚（还有在1848年面对巴黎起义的街垒）的征战让士兵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保罗·德·莫莱尼（Paul de Molènes）是圣-阿诺在阿尔及利亚征召的西帕希（Spahi）骑兵部队中的一名军官，他认为朱阿夫部队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1854年吸引了大批巴黎的年轻人应征。“‘朱阿夫们’不拘一格的军装、随心所欲勇往直前的形象、传奇的名声等都让他们有一种骑士般的魅力，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14]

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经验使法国军队具备了决定性的优势；相比之下，英国军队自滑铁卢以来从未打过一场大仗，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度有三十五万法军参战，法国人从中认识到小规模作战单位在保持战场纪律和秩序上的关键作用。这个备受20世纪军事理论家推崇的理念，最早是由法国人阿尔当·杜·皮克（Ardant du Picq）推广的。他从巴黎郊外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圣西尔军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 毕业，在瓦尔纳作战时是一名上尉，他通过观察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军士兵的表现总结出自己的军事理论。法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学会了如何高效地补给军队，当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登陆时，法军在这方面的优势立刻显露了出来。据随同英军一起抵达的《泰晤士报》记者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报道，英军在抵达之后，有两天半的时间都无法上岸，“因为什么都没准备好”。而法国军舰后面就跟着一支庞大的补给船队：“他们一靠岸，治疗伤病的医院、提供面包饼干的烤房、装载货物和行李的货车等等，所有的必需品和提供舒适服务的装备就应有尽有。在我们这边，港口里连一面英国三角旗都没有！代表我们这个伟大的海上帝国的，只有一艘私人拥有的蒸汽机船。” ^[15]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让英国军队措手不及。在这之前，军事预算被削减多年，只有在1852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在英国造成恐法情绪之后，罗素领导的英国政府才得到议会批准，一定程度地增加了军事开支。在1854年春，英国陆军共有十五万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在大英帝国海外某个遥远的角落服役，因此参加黑海远征的部队不得不仓促征召。英国没有建立法国的全民征兵制，只能以赏金为诱惑招募志愿兵。在1840年代，由于各种工业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加上许多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身体条件合适的青壮年男性不多，军方只好在失业人口和其他最穷苦的社会阶层——例如爱尔兰饥荒难民等——中发掘兵源，这些人急于得到赏金偿还债务并让家人免于被送往济贫院（poorhouse） 的命运。募兵的主要场所是酒吧、游乐场和赛马场，这些都是导致穷人酗酒度日、债务缠身的地方。 ^[16]

如果说英军士兵来自社会上最穷苦的阶层，那么军官官衔则是可以花钱购买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军官们大都来自贵族阶层。高级军官中，大部分人是有着良好的宫廷关系却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迈绅士，这与法国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形成天壤之别。拉格伦勋爵六十五岁，工兵司令约翰·伯戈因爵士（Sir John Burgoyne）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拉格伦指挥部中，五名高级军官是他的亲属，其中最年轻的剑桥公爵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表亲。这支军队和俄军一样，军事理念和文化依然停留在18世纪。

拉格伦坚持要英军士兵穿着紧身长袍军装和高顶硬军帽上战场，当在校阅场上以整齐方阵行军的时候，这样的装束确实很威武，但是在战场上却完全不实用。军务大臣 悉尼·赫伯特在5月份致信拉格伦，建议放宽对英军的装束要求，不要强求士兵每天刮胡子，拉格伦回复说：

对你提出的关于军队中胡子的提议，我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且目前没有必要采纳这一建议。我的想法是比较老派的，我依然坚持一个英国人必须有英国人的样子，即使法国人正在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非洲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我一直认为对英国最底层的人来说，首要的清洁工作是刮胡子。我敢说军中上下大部分人和我想法一致，虽然有些军官可能会羡慕盟军中某些浑身长毛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是在行军中，暴露在高温和尘土中，我认为阳光会晒伤士兵的脸，那时候我们会考虑是否可以放松一下军纪，但是现在让我们有英国人的样子。

当7月热浪袭来之时，对胡子的约束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是英军士兵依然可笑地穿着正装。与之相比，俄罗斯和法国士兵就穿得轻松简单。第一（皇家）团的（1 ^st ［Royal］ Regiment） 的乔治·贝尔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George Bell）抱怨说：

身上一套衣服，背包里一套换洗的，对一名士兵来说就足够了，但是他不得不像头驴子一样背一大堆东西：大衣和毯子、紧束的……皮带死死扣在他胸前、武器和额外装束、六十发米涅来复枪子弹、背包加上背包里的东西。感谢《笨拙》（ Punch ） 和《泰晤士报》，我们不用再戴着硬邦邦的皮领子了。军事当局非要士兵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被勒得半死、压得动弹不得，凭着从军四十年的经验去和他们理论，却完全不被当一回事，只有公众舆论和新闻报纸才救了士兵。下一个我想丢掉的是那个被叫作阿尔伯特帽（Albert） 的可恶东西，这里中午的阳光猛烈到能烤熟士兵的配给牛肉，那顶真皮做的高帽子能吸收十倍的阳光，把士兵的脑袋烤昏。

英法联军驻扎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等待来自锡利斯特拉的战事消息。因为整天无事可做，两国士兵开始在附近的酒馆和妓院寻乐。天气炎热，加上军中警告士兵不要饮用当地的水，造成了大规模的疯狂饮酒，特别是当地的拉克酒（raki），既便宜酒劲又大。“成千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聚集在简陋的酒馆，”保罗·德·莫莱尼写道，“我们国家所有的葡萄酒和白酒都倒给了这群闹哄哄的醉鬼……土耳其人站在家门口外，面无表情也毫不惊讶地看着这些上天派来保卫他们的怪人。”市镇里醉酒士兵之间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Scots Fusilier Guards）的一位副官休·菲茨哈丁·德拉蒙德（Hugh Fitzhardinge Drummond）在从瓦尔纳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

我在高地团（Highlanders）的朋友们喝起酒来像鱼一样，我们部队的士兵……比他们在斯库台（Scutari） 时喝得还要多。朱阿夫们是你可以想象的举止最恶劣、最无法无天的人，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在前天他们还处决了一名士兵，上个星期一个文森猎兵（Chasseur de Vincennes）差点被一群喝醉的混混用一把短剑砍成两半。法国人喝得厉害，我觉得和我们的士兵们喝得一样多，而且喝醉后更加不听命令。

瓦尔纳居民的抱怨越来越多。这里以保加利亚人为主，土耳其人虽然是少数，但数量也不少。让他们生气的是，英法士兵到穆斯林人开的饭馆要酒喝，一旦被告知饭馆不卖酒马上就诉诸暴力。土耳其人也许会想这些号称来保卫他们的人或许比俄罗斯暴徒更危险，以下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海军军官阿道弗斯·斯莱德的观察：

法军士兵在祈祷期间闯进清真寺，色迷迷地看着披着面纱的妇女，毒死街头的狗……在港口射杀海鸥，在街道上向鸽子开枪，模仿嘲笑清真寺尖塔里宣礼员的呼唤声，开着玩笑砸倒墓碑用来铺路……土耳其人听说他们来自文明之地，现在真的看到了所谓的文明人，却让他们万分惊愕。抢劫、醉酒、赌博、嫖妓，一切都在东方的艳阳下肆无忌惮地发生着。 ^[17]

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还驻扎着土耳其军队，就在英军营地旁边，英国人立刻对他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看到的土耳其人还不多，但已让我觉得他们是很糟糕的盟友，”拉格伦的副官金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他们是世上最出色的骗子。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有十五万人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不过是三万人。所有的话都这样被夸大了。而且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不能轻松击垮他们。”法国人也瞧不起土耳其军队，尽管朱阿夫部队里因为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所以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路易·努瓦尔认为英军士兵对土耳其人持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使得他们在苏丹的军队中广受仇视。

英军士兵以为他们到土耳其来，不是为了救助，而是来征服的。在加里波利，他们经常为了消遣，在沙滩上找一个土耳其人来逗弄取乐：在他周围的地上划一个圆圈，告诉他这代表了土耳其；然后他们命令土耳其人离开这个圆圈，将它划为两半，一半叫作“英格兰”，另一半叫作“法国”；然后将他推到一个叫作“亚洲”的地方。 ^[18]

殖民者的偏见造成西方列强不愿意充分借助土耳其军队。拿破仑三世认为土耳其人懒惰腐化，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给拉格伦提出的忠告是“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值得信任”，可以承担任何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任务。英法军队的指挥们都认为土耳其人只能在要塞堡垒的屏障后面作战，虽然可以做一些类似挖战壕的辅助工作，但是缺乏必要的纪律和勇气，不能和欧洲军队在开放的战场上并肩作战。 ^[19] 土耳其人成功地守住了锡利斯特拉（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英国军官的功劳）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些种族主义态度，当主战场转移到克里米亚之后，这样的倾向变得更为明显。

* * *

事实上，土耳其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守住了锡利斯特拉。在6月22日，俄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势。21日早晨，戈尔恰科夫带领他的参谋们视察了“阿拉伯的塔比亚”棱堡前的俄军战壕，第二天的总攻将从这里开始。托尔斯泰对戈尔恰科夫十分敬佩，后来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把戈尔恰科夫作为库图佐夫将军（General Kutuzov）的原型。“那天早晨，我第一次看到他面对战火，”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写道，“你能看到他是如此专注于战场大局，完全没有注意到子弹和加农炮弹在周围飞舞。”为了削弱土耳其军队的抵抗，俄军的五百门大炮一整天都在炮击对方的阵地堡垒，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总攻定在凌晨三点开始。“我们都在那里，”托尔斯泰写道，“和每一次大战前夕一样，我们都假装不去考虑第二天将跟其他日子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很肯定，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想到明天的总攻，每个人都有一点点（不是一点点，而是明显的）焦虑。”

你知道的，尼古拉，开战前的那段时间是最不舒服的，那是唯一一段你有工夫感觉害怕的时间，而恐惧是最令人不快的感觉之一。当清晨来临，离总攻的时刻渐近，恐惧渐消。快到三点，在等待信号火箭升空发起总攻信号的时候，我已处于心情非常好的状态，如果这时候有谁告诉我进攻取消了，我会感到非常难过。

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凌晨两点，戈尔恰科夫的一名副官给他送来一个消息，命令他取消围困。“我很肯定，我敢毫无疑义地说，”托尔斯泰向他哥哥写道，“所有收到这个消息的人，无论士兵还是军官或将军，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更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常从锡利斯特拉为我们带回消息的间谍报告（我自己常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一旦我们面前的这座堡垒被攻克——没有人怀疑我们不会成功——锡利斯特拉最多能守两到三天。” ^[20]

托尔斯泰不知道或不愿意考虑的是此时已有三万法军、两万英军和两万土耳其部队准备好随时增援锡利斯特拉。与此同时，奥地利已在塞尔维亚边境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并向沙皇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离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奥地利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倾向西方联盟的武装中立立场，通过动员哈布斯堡的军队来迫使俄罗斯撤离多瑙河。由于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的举动越来越像是领土并吞，奥地利担心会因此激起本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起义。如果奥地利真的从西部向俄军发动进攻，很有可能会切断俄军的多瑙河补给线路并阻断其主要撤退线路，这样的话，俄军将面对南部联军的进攻而没有退路。为了保住俄军，沙皇别无选择，只能撤退。

奥地利的行动让尼古拉深深地感到背叛。1849年匈牙利人起义时，俄罗斯还曾出兵救助。他对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有一种作为父辈的喜爱，觉得对方应该对他有所感激才对。在收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时，他的悲哀和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将一幅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倒挂在墙上，在后面亲手用德语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在7月份告诉奥地利大使艾什泰哈齐伯爵（Count Esterhazy），自己为奥地利皇帝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被皇帝忘记了，“因为两国君主之间互以对方帝国福祉为念的信任已不再有，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将不再存在”。 ^[21]

沙皇写信向戈尔恰科夫解释了他下令取消围困的原因。和其他信件不同，在这封信中，尼古拉展露了许多他个人的想法：

我亲爱的戈尔恰科夫，多么让人悲伤痛苦，我被迫同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克维奇]亲王一直坚持的看法……在做了这么多努力，失去了这么多勇敢的灵魂之后，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不得不撤军——我不需要告诉你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自己可以判断！！！但是当我查看地图时，我怎么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呢。现在危险已不再紧迫，你能够给厚颜无耻的奥地利人一个严厉的惩罚。我只是担心撤退会打击我们队伍的士气。你必须鼓舞他们的精神，让他们明白有时候撤退是更好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发起进攻，就像1812年那样。 ^[22]

俄军开始从多瑙河流域撤退，土耳其军队闻风而动在后面追击，俄军不得不沿途阻挡。俄军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许多士兵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伤病人数巨大，无法全部带回，成千的士兵被丢弃给土耳其人。7月7日，土耳其军队（许多由英国军官指挥）从鲁塞渡过多瑙河，在英国炮舰的支援下，向久尔久要塞发起进攻，俄军损失了三千人。戈尔恰科夫率领从锡利斯特拉撤下的部队前来增援，但很快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当英国国旗飘扬在久尔久的城墙上时，土耳其士兵开始对残留的俄军士兵进行疯狂报复，杀死了超过一千四百名伤员，砍下他们的脑袋，肢解他们的尸体，奥马尔帕夏和英国军官则在一边袖手旁观。 ^[23]

土耳其人的报复行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一旦城内的俄军被扫除干净，土耳其士兵（巴什波祖克和阿尔巴尼亚人）就开始洗劫基督教居民区的民宅和教堂。以保加利亚人为主的全部基督教人口都已经随俄军部队一起逃离了久尔久，他们在俄军向北撤离时，匆忙收拾包袱推着小车全家老小跟在后面。一名法国军官描述沦陷几个星期之后的久尔久：

俄军在撤离时，全部一万两千人口中只有二十五个居民留了下来！只有几间屋子还是完好的……盗贼们在洗劫民居之后还不满足，几座教堂都被抢了。我亲眼看到一座希腊教堂内的可怕景象，一名年迈的保加利亚司事正在清理被打破的神像和教堂的窗子，雕塑、灯和其他圣器就这样堆在那里。我打着手势问他这是谁干的，是俄罗斯人还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佬”（Turkos），他紧咬牙关回答。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明白，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巴什波祖克人落在他手上，是不会得到饶恕的。 ^[24]

俄军每经过一个市镇，害怕土耳其人报复的当地人就加入难民行列，一路上都是混乱惊恐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离开村子、赶着牲口加入逃难队伍。由于难民的小车堵了路，俄军不得不放慢撤退的速度。戈尔恰科夫一度考虑派士兵挡住难民，不让他们上路，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说服他不要这么做。最后一共有差不多七千个保加利亚家庭撤离到了俄罗斯境内。托尔斯泰在7月19日抵达布加勒斯特后，给他姨妈写信描述了他在一个村庄看到的景象：

我从营地到一个被[土耳其人]破坏的村庄去找一些牛奶和水果。[戈尔恰科夫]亲王告诉保加利亚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和俄军一起渡过多瑙河成为沙皇的臣民。话音刚落，整个村子的人就都行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带上他的妻子、孩子和牛马来到桥边准备过河。当然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都带上，亲王没有办法，只能拒绝后到的人，你应该看一下他是多么伤心。那些可怜的人派出代表来求情，他亲自和每个人交谈，试图向他们解释自己是多么无可奈何，提议他们抛弃小车和牲畜，只身渡河，并向他们担保，他会提供生活费直到他们抵达俄罗斯，他还自掏腰包雇用船只运送这些人。 ^[25]

混乱的景象同样出现在布加勒斯特。许多有叛心的俄军士兵趁乱开了小差躲到城中，为此军事当局发布公告，威胁居民交出逃兵，否则将面临惩罚。原来加入俄军的瓦拉几亚志愿兵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许多人逃到南方加入英法土联军。在撤离布加勒斯特前，俄军发布沙皇公告，警告“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

沙皇陛下不相信那些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人会投靠一个非基督教政府。即使瓦拉几亚人因为受欧洲人影响太深，不明白这一点而投靠伪教，沙皇亦不能放弃上天赋予他作为东正教领袖的使命：把那些以基督教作为自己唯一信仰的人，也就是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自登基以来，沙皇陛下就一直秉持这一信念，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沙皇陛下将实现他计划多年的宏图，不管无能的欧洲国家的企图是什么。那些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已让沙皇陛下震怒，总有一天，他们将为自己的不忠不义付出极高的代价。

7月26日，戈尔恰科夫向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波雅尔（boyar） 宣布了沙皇的公告，并加上了自己的告别语：“先生们，我们现在暂时离开布加勒斯特，但我希望很快就会回来——就像1812年那样。” ^[26]

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派来说，俄罗斯进军巴尔干是一场解放斯拉夫人的战争，他们对俄军的撤离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对他们理想的背弃，因此感到十分沮丧。俄罗斯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Aksakov）梦想着建立一个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邦，他曾以为俄土之战的结果将是十字架高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顶端。从多瑙河撤军让他感到“厌恶和羞耻”，他在给弟弟伊万（Ivan）的信中解释道：

这让人觉得我们撤离的是东正教信仰。如果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圣战，或是因为我们从一场圣战中退出，那么这将是俄罗斯建国以来最令人羞耻的时刻——我们打败了敌人，却无法战胜自己的恐惧。现在应该如何是好！……我们正在从保加利亚撤退，但是那些可怜的保加利亚人该怎么办？保加利亚各地教堂上的十字架又会怎么样？……俄罗斯！如果你背离上帝，上帝就会抛弃你！俄罗斯，你放弃了上帝赋予你的保卫神圣信仰、解救受苦兄弟的使命，现在上帝之怒将降临在你头上！

和许多斯拉夫派一样，阿克萨科夫兄弟将撤军的责任归咎于外交部长、“德国人”涅谢尔罗迭。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他被看作背叛俄罗斯的卖国分子，而且还是“奥地利代言人”。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他们的领袖波戈金一样，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上活动，希望能劝说沙皇撤销撤军命令，让俄罗斯独自与奥地利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为俄罗斯能够独自对抗欧洲而欣喜不已，相信如果俄罗斯能为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与西方打一场圣战，将成功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 ^[27]

在俄军撤离的同时，奥地利军队开始进入瓦拉几亚恢复秩序。一支一万两千人的奥地利部队在科罗尼尼将军（General Coronini）的带领下，一直推进到布加勒斯特，但是在那里他们与土耳其军队发生了冲突。土军在俄军撤离后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自称为“收复公国的总督”的奥马尔帕夏不愿交出布加勒斯特。他本人就是一个叛逃到奥斯曼帝国的原奥地利子民，不可能指望他把自己辛苦占领的地盘拱手交给一个奥地利皇室的宫廷幕僚。科罗尼尼是奥地利皇帝的私人教师，代表了奥马尔帕夏所痛恨的哈布斯堡皇室的一切。英法两国也在背后支持奥马尔帕夏，西方联盟花了很大力气终于说服奥地利加入战争，现在却对奥地利的干预喜忧参半。他们很高兴奥地利出手帮助驱逐俄军，但是同时怀疑奥地利人打算长期占据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罗斯人离开后的政治真空，或者是通过牺牲西方利益来解决俄土冲突。西方国家对奥地利的猜疑变得越来越重，因为奥地利不仅阻止奥马尔帕夏的部队进入比萨拉比亚追击俄军（这是拿破仑三世倾向的方案），还让原来俄罗斯任命的都督官复原职，显然是为了向震怒中的沙皇示好。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奥地利出手救助多瑙河两公国的举动，并不是在扮演欧洲协调警察的角色，也不是为了伸张土耳其的主权，而是出于利己的政治动机。 ^[28]

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来自奥地利的威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黑海沿岸的安全以备俄罗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亚的进攻，法国在7月下旬向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罗加地区派出了一支部队。这支派遣军由优素福将军（General Yusuf）指挥，下辖被法国人称为“东方西帕希”（Spahis d’Orient）的巴什波祖克非常规军，以及康罗贝尔将军（General Canrobert）指挥的第一师、博斯凯将军（General Bosquet）指挥的第二师和拿破仑亲王（Prince Napoleon） 指挥的第三师这三个师的步兵。优素福原名朱塞佩·万蒂尼（Giuseppe Vantini），1815年6岁时在意大利厄尔巴岛（Elba）被来自北非的巴巴里（Barbary）海盗抓走，在突尼斯大公（Bey of Tunis）的宫中长大，后来成为西帕希骑兵的创建人和指挥官，被法国人雇佣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成功使他成为代表法国指挥巴什波祖克骑兵的理想人选。7月22日，他在瓦尔纳组建了一个骑兵旅，主力为四千名奥斯曼帝国交给法国指挥的巴什波祖克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正规军独立连队，包括由法蒂玛·哈努姆（Fatima Khanum）指挥的库尔德（Kurdish）骑兵。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圣女”（Virgin of Kurdistan）的哈努姆已经七十岁，她率领部落中的追随者，以刀剑和手枪为武器，举着一面绿色的穆斯林战斗旗帜。优素福喜欢用圣战来鼓舞士气，这样可以给手下的士兵一个战斗的目标，而不只是为了战后的抢劫，法国军事当局已下决心终止这种以掠劫为诱惑的传统。“我们是来保卫苏丹，我们的哈里发的。”一群巴什波祖克人对路易·努瓦尔说，他们所属的朱阿夫部队也加入了优素福派遣军从瓦尔纳向北进发。“如果我们为他战死，而不是为了军饷上前线，我们死后将直接上天堂；如果我们收了钱才打仗，那么我们中谁也没有权利上天堂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人间得到了酬劳。” ^[29]

然而，即使上天堂的许诺也不能保证优素福骑兵的纪律。他们刚收到命令从瓦尔纳出发，就有巴什波祖克人开始脱队，声称他们不会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作战（虽然优素福说阿拉伯语，但是他手下的叙利亚、土耳其和库尔德士兵都听不懂他的突尼斯阿拉伯语）。在图尔恰（Tulcea），先遣队的士兵一看到哥萨克骑兵立刻作鸟兽散，留下法国军官独自应战，结果他们全部阵亡。28日，优素福的部队打败了哥萨克骑兵，迫使对方撤退，但是这些人获胜之后立刻忘了军纪，开始洗劫村庄，残杀基督徒，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拿回去找优素福将军领赏——这是土耳其军队的传统，在圣战期间，被打败的异教徒包括平民的头颅可以被拿来领赏。有些士兵甚至杀害基督教妇女儿童，肢解尸体来换赏金。 ^[30]

第二天，优素福派遣队中的一批士兵染上了霍乱。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和湖泊中疾病横行，士兵的死亡率让人担心。因为患上霍乱而脱水，加上多日在烈日下行军，士兵们纷纷在路边倒下身亡。优素福的部队很快瓦解，士兵因担心染上霍乱而逃跑，要不然就是在树荫处躺下然后就再也没起来。优素福下令撤退。当8月7日这支队伍终于回到瓦尔纳时，就只剩下一千五百人了。

瓦尔纳也出现了霍乱，其实所有地方都有霍乱，因为1854年夏天，霍乱席卷了整个东南欧。法军军营首先被感染，然后是英军军营。一阵热风从内陆吹来，整个军营被一层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苍蝇覆盖，士兵中间开始出现恶心腹泻，有了这些症状就只能在帐篷里躺下等死。因为对病因无知，士兵们毫无提防，继续饮用被污染的生水。不过有些人对霍乱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过这种病，他们知道应该以酒代水，或是煮开水之后冲咖啡喝（法军每天饮用大量咖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霍乱经常在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发生，但是直到1880年代人们才把不良的卫生条件和霍乱联系起来。一位名叫约翰·斯诺（John Snow）的伦敦医生发现饮用煮开的水能够防止霍乱，但是他的发现基本上被忽视了。在瓦尔纳，霍乱被认为是附近湖泊的瘴气、过度饮酒或食用软水果导致的。军事当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卫生条件：厕所里粪便四溢，动物尸体在烈日下任由腐烂。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横行的军营，照顾他们的勤务兵疲于应对、精疲力竭，后来在8月有一小批法国修女前来照顾病人。死去的人被裹上被单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又被土耳其人为了偷裹尸布而挖出来。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已有五百名英军士兵死于霍乱；在法军营地，死亡率一度达到每天六十人。 ^[31]

这时候大火又降临了瓦尔纳。第一场大火发生在8月10日晚上，从老城的商业街区开始，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港口，而那里刚好存放着准备装船的盟军物资。几乎可以肯定，纵火的是同情俄罗斯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起火点附近抓住了几个身带黄磷火柴的人。当英法两军士兵带着水泵赶来时，半个城市已被大火席卷。满是朗姆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和码头在火中爆炸，酒精在街道上四处流淌，应该负责救火的人却在水沟里舀酒喝。当大火终于被控制住时，盟军的物资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瓦尔纳存放着整个军队的所有弹药、所有物资、所有装备，”埃尔贝在8月16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的火药库成了一片火海。城镇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士兵们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32]

* * *

大火之后，幸存的物资仅够盟军八天所需。很明显，盟军必须尽快离开瓦尔纳，不然就会被霍乱和饥饿摧毁。

现在既然俄军已经从多瑙河公国撤退，照理说英法联军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道回府了。战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奥地利和土耳其军队可以作为维和部队占领两公国（8月中时，两国已经划好了各自的占领区，同意共同拥有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同时西方列强还可以通过威胁干预迫使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土耳其领土。那么，既然战争已经打赢了，为什么盟国还要继续入侵俄罗斯呢？克里米亚战争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是俄军的主动撤退。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后，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在那儿，”马克思在8月17日《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八九万英法两国士兵聚集在瓦尔纳。指挥他们的，一个是威灵顿时代的军事秘书，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的最大战利品是在伦敦的典当行买到的，真的）——在那儿，法国人无所事事，英国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无所事事。” ^[33]

在伦敦，英国内阁也觉得仅仅迫使俄军撤出多瑙河地区不足以弥补已经做出的牺牲。帕默斯顿和他的“主战派”不愿意在俄军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谈判。他们想要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实力，摧毁其在黑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从而不仅保障土耳其的安全，也让俄罗斯再也不能威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强烈主战的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在4月就已经说过，把俄罗斯赶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但没有让其大伤元气、再也不能凭借武力威胁土耳其，这样的目标根本不值得英法两国去争取”。 ^[34]

但是怎样才能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实力？英国内阁考虑了多种可能。他们认为进入比萨拉比亚追击俄军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将士兵置于霍乱的威胁下；法国人提出发动一场解放波兰的战争，但是即使英国内阁里的保守派能被说服支持一场革命战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奥地利也肯定会反对。英国内阁也不赞同发动一场波罗的海海战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样的说法。战争开始不久，指挥波罗的海盟军舰队的英国将军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即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没有能够在堡垒附近的浅礁中航行的炮舰和迫击炮舰的话，盟军舰队不可能攻克守卫圣彼得堡的坚固海上要塞喀琅施塔得，甚至连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赫尔辛基的瑞典语名称）港口外防守较弱的芬兰堡（Sveaborg）都对付不了。 有一阵子还流传着在高加索地区向俄军发起进攻的说法，一批高加索叛军的代表曾访问驻守在瓦尔纳的盟军，提出如果盟军派出军队和舰船到高加索地区，他们保证动员穆斯林发动一场反抗俄罗斯的战争。奥马尔帕夏支持这个建议。 ^[35] 但是英国内阁认为，所有这些行动对俄罗斯造成的打击，都不如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那么大。所以当俄军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时，英国内阁已做出决定，认为入侵克里米亚是唯一能对俄罗斯做出有效一击的办法。

克里米亚作战计划最初是由英国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53年12月提出的，他在锡诺普海战之后，准备了一份海军作战方案，目标是通过快速一击摧毁塞瓦斯托波尔港。“这是我心之所向，”他写道，“俄国熊的犬牙必须拔掉。在它的黑海军舰和武器全部被摧毁之前，君士坦丁堡都不会安全，欧洲和平不会有保障。” ^[36] 格雷厄姆的计划从来没有正式呈送内阁，但是却被内阁接受为其战略的基础。6月29日，纽卡斯尔公爵向拉格伦传达了内阁入侵克里米亚的指示。他的语气十分坚定：进攻克里米亚的远征行动必须马上开始，任何原因，“除非是实在不能克服的障碍”，都不能推迟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行动，不过为了协助对克里米亚的进攻，可能有必要对高加索的俄军发起攻击。这份指示给拉格伦的印象是内阁已达成一致意见，而且除了入侵克里米亚没有其他选择。 但其实内阁成员间在入侵克里米亚的可行性上看法有冲突，最终接受这一方案是两派之间妥协的结果。其中以阿伯丁勋爵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发动一场有限的战争恢复土耳其主权，另一派以帕默斯顿为代表，把远征克里米亚作为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起点。与此同时，英国报刊正在向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对俄罗斯做出致命一击，而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就成了好战的英国公众心目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他们无法想象因为俄军已经从多瑙河撤军，所以没有必要进攻克里米亚。

“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要目标，”帕默斯顿在1855年承认，“是抑制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我们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主要不是保卫苏丹和土耳其的穆斯林，而是不让俄罗斯插手。”在他的设想中，进攻克里米亚是一场长期战争的第一步，意在打击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以及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势力。他在3月19日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就已经陈述了这些想法，其中他勾画了肢解俄罗斯帝国的宏伟计划。到8月底，战争扩大化的想法已在内阁成员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他还和法国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达成了非正式的一致意见：“小的战果”不足以弥补这场战争必然带来的人员损失，只有在多瑙河地区、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发生“巨大的领土改变”，才会让克里米亚战争值得一战。 ^[37]

但是只要阿伯丁还是首相，帕默斯顿的主张就不可能成为盟军的政策。8月8日，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西方列强和奥地利终于同意了《四点方案》，其中列出了更多有限目标。根据这四点方案，盟国与俄罗斯之间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

1．俄罗斯宣布放弃对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的领土要求，这些地区将被置于欧洲列强和高门的共同保护之下；

2．多瑙河对所有商业航行开放；

3．以“欧洲势力平衡”为目标修改1841年的《海峡公约》（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将被中止）；

4．俄罗斯放弃对土耳其基督徒的保护权，他们的安全将在五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与土耳其政府达成一致后得到保证。

《四点方案》的文字保守（否则奥地利不会满意）但措辞又足够模糊，让英国人可以随着战争的进行添加条件。此时英国虽想削弱俄罗斯的势力，但还不知道应如何制定具体政策。事实上，奥地利不知道还有一个秘密的第五点，已经获得英法两国同意，允许两国根据战争进展追加新的条件。对帕默斯顿来说，《四点方案》是保证奥地利和法国加入欧洲大联盟，共同参与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开放式战争的办法，即使将来征服克里米亚的目标已经实现，这场战争依然可以继续扩大。 ^[38]

帕默斯顿甚至为克里米亚制定了一个大致的长期计划。他提议把这一地区交给土耳其，这样就能和其他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来的领土：亚速海周边地区、切尔克斯、格鲁吉亚和多瑙河三角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几个人和他有一样的野心。拿破仑三世想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光荣胜利”的结果，同时对俄罗斯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做出惩罚。他的想法和英国内阁中大部分人相似，基本上假定一旦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俄罗斯就会失去斗志，西方列强可借此宣告获胜，并强迫俄罗斯接受停战条件。但其实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道理，喀琅施塔得和其他波罗的海要塞直接守卫圣彼得堡，而塞瓦斯托波尔是沙皇帝国的遥远一站，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认为一旦盟军夺取这个港口沙皇就将屈服。正是因为无人质疑这一假设，所以当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被很快攻下时，盟军仍然继续以它为主要目标，使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成为截至当时，军事历史上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围困。本来盟军应该积极寻求其他途径削弱俄罗斯陆军，因为陆军而非黑海舰队才是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真正优势所在。 ^[39]

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计划和准备工作也都十分糟糕。做出决定时没有任何情报，盟军指挥官手里连份地图都没有，他们掌握的信息来自已经过时的游记，例如德·罗斯勋爵（Lord de Ros）的克里米亚旅行日记，以及亚历山大·麦金托什少将（Major-General Alexander Macintosh）的《克里米亚日记》（ Journal of the Crimea ），都在1835年出版。这两本书让他们以为克里米亚的冬天非常温暖，但其实已经有更新的书指出那里冬天其实很冷，例如1853年出版的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的《1852年秋天的俄罗斯黑海沿岸》（ The Russian Shores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Autumn 1852 ）。采纳错误信息的后果是盟军没有准备冬天的被服和营房，而部分原因也是他们相信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寒霜未至即可得胜回师。盟军对克里米亚到底有多少俄军一无所知（估计从四万五千至八万都有），也不知道俄军的布防情况。盟军舰船只能从瓦尔纳运送六万至九万人到克里米亚，即使采用最乐观的估计，也达不到军事教科书推荐的围困城市应该有三倍兵力要求的一半，这个运兵数字还是在不携带野战医院、军用牲畜以及其他必需装备的情况下算出来的。盟军怀疑从多瑙河地区撤退的俄军将被送往克里米亚，因此决定最好的策略是在撤退的俄军还未抵达之前，全力一击，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消灭黑海舰队、破坏港口军事设施。他们估计如果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突袭不很成功的话，就有可能需要占领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的地峡彼列科普（Perekop）以阻止俄军输送援兵和物资。在6月29日的命令中，纽卡斯尔公爵要求拉格伦必须“绝不拖延”地执行这项任务，但是拉格伦拒绝执行，声称如果立刻前往，他手下的士兵将遭受克里米亚平原热浪的折磨。 ^[40]

当启程的日子迫近时，将领们开始临阵退缩了，尤其是法军指挥官，他们对这项任务抱有疑虑。纽卡斯尔的命令由法国战争部部长瓦扬元帅（Marshal Vaillant）抄送给了圣-阿诺，但是圣-阿诺对这项任务是否能够成功有所怀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和他看法一致，都认为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对海军大国英国更有利。但是由于英法两国的政客急切地希望发动一场攻势来迎合公众情绪，他们向军事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想让军队尽快离开霍乱肆虐的瓦尔纳地带，以上这些疑虑并没有被认真考虑。到8月下旬，奥古斯特·圣-阿诺得出结论，与其让士兵们在瓦尔纳死于霍乱，还不如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说不定牺牲的人数还少些。 ^[41]

对许多官兵来说，收到登船的命令是一种解脱，他们“宁愿像一个男人那样战斗，也不愿意被饥饿和疾病打倒”，埃尔贝形容道。“军官和士兵们对他们在这里的命运日益感到厌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罗伯特·波特尔（Robert Portal）在8月下旬写道。

除了掩埋战友外，他们什么都干不了。他们公开地说，他们被带到这里，没有让他们打仗，却让他们在这个到处是霍乱和发烧的地方病倒、死去……我们听说在法军营地发生了哗变，士兵们发誓说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唯独不想在这儿等死。

配属法军参谋部的英军上校罗斯确认了法军营地发生哗变的传闻，他在9月6日向伦敦汇报，法国指挥官“没有认真考虑士兵的情绪波动和反抗意志”。 ^[42]

所以是该把士兵们送到前线去的时候了，否则他们不是被病魔击垮，就是起来造反。8月24日，士兵开始登船。先由小船把步兵摆渡到军舰上，然后是骑兵和他们的军马、弹药车、装物资的马车、军用牲畜，最后是重炮。许多来到码头等待登船的士兵已经病得不轻或是体力不支到扛不动背包和枪支，只好让身体较好的战友帮忙。法军没有足够的运兵船，装不下三万士兵，于是有些人就挤到了战舰上。如果此时遭到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攻击，这些战舰根本无法还手。保护盟军舰队的任务全部落到了英国皇家舰队身上，在航行中，两侧是皇家海军的战舰，中间是运载英国军队的二十九艘蒸汽机船和五十六艘船只。在码头边还出现了一幕让人难过的景象：英军宣布不是所有的随军妻子都能被带上船 ，这些随军妻子悲伤欲绝，为了能登上船避免与丈夫分离而与周围的人扭打起来，有些则被偷偷带上了船。在舰队离岸的最后时刻，当指挥官们得知英军没有给这些留在瓦尔纳的女人提供任何保障时，出于同情，终于让大部分人都上了船。

9月2日，登船完成了，但是由于天气恶劣，舰队到7日才起航。这支有四百条船的船队由蒸汽机船、战舰、运兵船、帆船、军用拖船和其他小一些的船只组成，指挥官是英国海军少将埃德蒙·莱昂斯爵士（Rear Admiral Sir Edmund Lyons），他坐镇的“阿伽门农号”（HMS Agamemnon ） 是皇家海军第一艘采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机船，配备九十一门大炮，航速达每小时十一海里。“士兵们都记得9月7日这个美丽的早晨，”历史学家金莱克写道，

月光依然在海面上漂浮，但是在无数甲板上，士兵们已能看到东方的黎明。夏日的轻风从岸上飘来。在五点差一刻时，“布里坦尼娅号”（ Britannia ）一声炮响，发出了起锚的信号。空气中到处都是蒸汽机船烟囱里冒出的烟雾，难以想象如何能够收到信号，信号又会从哪儿来。但是现在能清楚看到“阿伽门农号”起航了，所有桅杆上都挂着信号旗——莱昂斯就在那条船上，指挥着整个船队。法国的蒸汽战舰先行，随后是他们的运输船和大批其他船只。法军舰船出港速度比英军快，秩序也更好。他们的许多运兵船都非常小，不得不挤满了人。我们的运输船排成五列并行，每列只有三十条船。在这之后是保卫整个船队的英军战舰，排成一列，缓缓地驶出海湾。 ^[43]

注释

[1] Tolstoy’s Letters ,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38.

[2] 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96–97.

[3] ‘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 18 (1877), p. 327.

[4] RGADA, f. 1292, op. 1, d. 6, l. 68;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 273; ‘Vospominaniia kniazia Emiliia Vitgenshteina’, Russkaia starina , 104 (1900), p. 190.

[5] A. Khomiakov,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 8 vols. (Moscow, 1900), vol. 8, p. 350.

[6] E. Jouve, Guerre d’Orient: Voyage à la suite des armées alliées en Turquie,en Valachie et en Crimée (Paris, 1855), p. 115; FO 78/1008, Fonblanque to Stratford Canning, 27 Mar. 1854; FO 78/1014, Cunningham to Stratford Canning, 23 Mar. 1854.

[7] 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l. 41–44;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p. 203–15; S. Plaksin, Shchegolovskii al’bom: Sbornik istoricheskikh faktov, vospominanii, zapisok, illiustratsii i.t.d. za vremia bombardirovki Odessy v 1854 (Odessa, 1905), pp. 43–7.

[8] RGVIA, f. 481, op. 1, d. 89, ll. 1–5; M.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vol. 2, pp. 89–93; 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p. 111–15;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p. 255–257; NAM 1968–03–45 (‘Journal of Captain J. A. Butler at the Siege of Silistria’).

[9] Tolstoy’s Letters , vol. 1, pp. 39–40.

[10]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1, pp. 445–7.

[11] 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82, 109; 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15 May, p. 2).

[12] 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 é 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0.

[13]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 é 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22.

[14] 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p. 58–9.

[15] The Times , 26 Apr. 1854.

[16] 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p. 20. 有关英国军队里的爱尔兰人，参见 D. Murphy, Ireland and the Crimean War (Dublin, 2002), pp. 17–25.

[17] 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355.

[18] 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29 Apr. 1854, p. 3);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12.

[19] J. Howard Harris, Earl of Malmesbury, Memoirs of an Ex-Minister , 2 vols. (London, 1884), vol. 1, p. 412; The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Wellesley, First Lord Cowley, 1790–1846 (London, 1930), p. 54.

[20] Tolstoy’s Letters , vol. 1, pp. 40–1.

[21]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 195;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Osterreich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ser. 1, vol. 2 (Munich, 1980), p. 248.

[22]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 vol. 2, pp. 107–8.

[23] Jouve, Guerre d’Orient , p. 121;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56;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 vol. 1, pp. 123–5.

[24] Jouve, Guerre d’Orient , pp. 108, 116.

[25] Tolstoy’s Letters , vol. 1, p. 41.

[26] Jouve, Guerre d’Orient , p. 123;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 vol. 1, p. 127; FO 195/439, Colquhoun to Clarendon, 13 Aug. 1854.

[27]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1, pp. 454–5; M. Levin, ‘Krymsk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in id.,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Leningrad, 1974), pp. 293–304.

[28]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07–9;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84–6.

[29] La Vicomte de Noe, Les Bachi-Bazouks et les Chasseurs d’Afrique (Paris, 1861), pp. 9–11;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 215.

[30] Noe, Les Bachi-Bazouks , pp. 34, 38–42, 56–68; J. Rei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80–1918’, Journal of Modern Hellenism , 10 (1993), pp. 143–52.

[31] 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é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 34; Mol è 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 p. 30; FO 78/1009, Fonblanque to Palmerston, 10 June 1854; C. Hibbert, 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aglan: A Tragedy of the Crimean War, 1854–1855 (London, 1961), p. 16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26;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61–2.

[32] M.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p. 107–9;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 p. 55.

[33] 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 451.

[34]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106.

[35]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 pp. 218–9.

[36]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 p. 84.

[37] W.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p. 1;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38]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 pp. 193–4.

[39]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 p. 204;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 pp. 86–7.

[40] S. Harri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1), p. 37;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36–7;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 10; FO 881/550, Raglan to Newcastle, 19 July 1854.

[41] 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90–1; 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62.

[42] 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p. 59; 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p. 17, 25;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6 Sept. 1854.

[43]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 vol. 2, pp. 148–9. iLVy0IqKUTMIkq/mu08EE840snBgtJbqkL0QWnBTwE3WL3nFbRISY2zLSgvijd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