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的消息正式在1853年10月4日的官方报纸《每日事件》（ Takvim-i Vekayi ）上刊出，“高门宣言”随后发表，声明由于俄罗斯拒绝从多瑙河流域公国撤出，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向其宣战，但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和平意愿，在发起进攻前，鲁米利亚部队的最高长官奥马尔帕夏会给予俄罗斯军队十五天时间让其撤离。

即使在这个当口，外交解决的希望犹在。土耳其人决定宣战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平息君士坦丁堡宗教人士的抗议，另一方面向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干预。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真正开战，于是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避免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场伊斯兰革命，同时迫使西方国家派遣舰队前来逼退俄罗斯军队。

10月19日，土耳其最后通牒日期已到。英法两国的建议都是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土耳其不顾劝阻，在多瑙河流域公国向俄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的算盘是西方媒体会因此激发民众支持土耳其抗击俄罗斯的举动。土耳其政府意识到英国报刊影响力很大，也许认为报刊代表的就是政府的声音，因此花了很大力气积极争取。1853年秋，高门向其驻伦敦使馆输送了大量资金，用于“资助并秘密组织一系列公众示威和报刊文章”，呼吁英国政府行动起来对抗俄罗斯。

在高门的命令下，奥马尔帕夏于10月23日率军在卡拉法特（Kalafat）跨过多瑙河，从哥萨克骑兵手中夺下了卡拉法特，成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场小冲突。这里在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中曾是反俄据点，当奥马尔帕夏的军队到来时，村民们拿起猎枪加入土耳其军队与其并肩作战。土耳其军队也在奥尔泰尼察（Oltenitsa）跨过多瑙河，与俄军的冲突比在卡拉法特的战斗更为激烈，但是战果并不明朗，双方都号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1]

这些最初的小冲突促使沙皇下决心按照他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的信中的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是作为沙皇的军事首领，帕斯克维奇此时比在同年春天更加反对大规模作战。他认为土耳其军队实力太强，西方舰队距离太近，俄罗斯军队不宜在此时进攻君士坦丁堡。9月24日，他给沙皇呈上备忘录，恳请沙皇采取在多瑙河北岸做守势，在南岸鼓动基督徒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策略。他的目标是胁迫土耳其人做出让步，避免使用武力。“我们拥有对付奥斯曼帝国的最致命武器，”他写道，“连西方列强也无力阻止。我们最让对手胆寒的武器是对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影响力。”

帕斯克维奇的主要忧虑是，一旦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发起攻势，奥地利因为担心境内临近地区的斯拉夫人会发起暴动，而将站出来反对。他不想把俄军投入与土耳其人的作战中，这样才有实力面对奥地利可能发起的进攻。如果奥地利与俄罗斯交战，最有可能的战场将是波兰，而一旦失去波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面临崩溃。但是帕斯克维奇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沙皇，所以他采取拖延战术，不理会尽快南进的命令，而是将部队集中在多瑙河沿线。他这样的做法有两重目的：首先将多瑙河巩固为一条从黑海向巴尔干地区的补给线，其次可以在这里组织巴尔干的基督教民间武装，为俄军未来的攻势做好准备，这一攻势也许会发生在1854年春天。“这个想法新颖漂亮，”他写道，“我们可以和土耳其境内最有战斗力的部落：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也许不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一定反对土耳其人。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有可能摧毁土耳其帝国……而不需要俄罗斯人洒下一滴血。” ^[2] 帕斯克维奇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沙皇不在境外煽动暴动的原则，于是他以宗教理由为自己辩护：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东正教徒免受穆斯林迫害。他还认为这样做已有先例，在过去的俄土战争中（1773—1774、1788—1791、1806—1821），俄罗斯军队都曾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召集基督徒参战。 ^[3]

其实在这一点上说服沙皇是很容易的。1853年11月，沙皇写了一份备忘录，在手下大臣和高级军官之间传阅。这份备忘录显示沙皇的想法很受帕斯克维奇影响，他期待塞尔维亚人会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而保加利亚人也将紧随其后。俄罗斯军队会首先在多瑙河沿岸巩固阵地，一旦南方的基督徒发动起义，俄军将挥师南下解放巴尔干地区。为了这一战略能够成功，俄军必须长期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样才有足够时间将基督徒整编为武装力量。沙皇这样展望一年之后的景象：

到1855年初我们就能知道可以把多大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身上，英法两国是否还会继续与我们对抗。只有当那里出现一场最激烈、最广泛的争取独立的起义之时，我们才有取得进展的机会。没有大众的合作，我们发起攻势是不可能的。战斗应该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展开，我们可以说是一支后援部队。 ^[4]

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对此却较为谨慎，想给沙皇的巴尔干革命战略泼点凉水，而大部分俄罗斯外交官也对此有所保留。11月8日，在呈交沙皇的一份备忘录中，涅谢尔罗迭提出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不会发动大规模起义。 ^[5] 他还指出煽动基督徒暴乱将会让欧洲国家怀疑俄罗斯是否对巴尔干地区抱有野心，而且这样的做法具有危险性，因为土耳其也可以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煽动沙皇治下的穆斯林起来暴动。 ^[6]

但是尼古拉发动一场宗教战争的目标不容动摇，他把自己视为东正教信仰的守卫者，不会被区区一个外交部长说服改变立场，况且在沙皇眼中，具有新教背景的涅谢尔罗迭本身在宗教事务上就没有多大发言权。尼古拉坚信将斯拉夫人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使命。在针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所有宣言中，他都明确表示俄罗斯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目的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他的指令下，俄罗斯指挥官在占领了基督徒村镇之后，会向当地教堂捐献大钟，以此赢得民众支持，同时俄罗斯军队还会把当地清真寺改造成教堂。 ^[7]

沙皇的宗教狂热与更大范围的军事考虑，特别是与帕斯克维奇的战术设想交缠在一起，以至于得出结论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能够为俄军提供廉价的兵员和足够的物资。到1853年，尼古拉已同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者走得很近，不仅在宫中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物，而且沙皇的长期情妇巴尔贝·涅利多夫（Barbette Nelidov）也是他们的支持者。根据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的女儿、宫中女侍官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皇储亚历山大大公和他的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Grand Duchess Maria Alexandrovna）当时已在宫中公开表示赞同泛斯拉夫观点。丘特切娃好几次都听到他们在交谈中说到俄罗斯应该将斯拉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盟友，俄军跨过多瑙河后，应该支持斯拉夫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宫中另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布卢多娃女爵甚至呼吁沙皇同时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宣战，解放斯拉夫人。她多次向沙皇转交泛斯拉夫主义领袖波戈金的信件，请求尼古拉出面，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将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缔造一个斯拉夫人基督教帝国，并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8]

沙皇在一份波戈金呈交的备忘录页边空白处的批注显示了他在1853年12月时的想法，那段时间他几乎接受了泛斯拉夫主义理念。当时尼古拉向波戈金询问他对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中的斯拉夫政策有什么看法，波戈金的回答是一份对俄罗斯与欧洲列强关系的详细论述，其中充满了他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波戈金的观点显然得到了尼古拉的赞同。和波戈金一样，尼古拉认为俄罗斯作为东正教徒保卫者的地位并没有被人认同或理解，俄罗斯没有得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尼古拉特别赞同以下一段话，其中波戈金对西方列强的双重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却不允许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情：

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 ，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 ，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 ，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尼古拉在这里的页边空白处批注：“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激发了沙皇内心对西方的怨恨情绪之后，波戈金鼓励他独自行动，凭着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良知行事，捍卫东正教，推动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尼古拉对此表示赞同：

谁是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尼古拉在此批注：“谁也不是，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毫无条件地、自觉自愿地相信上帝。”）我们在欧洲真正的盟友是斯拉夫人，在血缘、语言、历史和信仰上，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在土耳其有一千万，在奥地利有几百万之众……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部队——那将是怎样一支部队啊！这还没有算上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ns）等。（尼古拉在此批注：“夸张了，降低到十分之一还差不多。”）……

土耳其人向我们宣战，这就相当于废除了决定两国关系的所有过去签署的条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武力解放斯拉夫人了，因为土耳其人自己选择了战争。（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如果我们不去解放斯拉夫人，将他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那么我们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将把他们收入自己囊中。他们已经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这些地方通过西方式的政党活跃于斯拉夫人之中。如果让他们成功，那么我们将何以自处？（尼古拉在此批注：“绝对正确。”）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利用这次有利机会，如果我们这次牺牲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或是把他们的命运留给其他列强，那么我们给自己安排的，就不再是一个疯狂与我们作对的波兰，而是十个这样的国家（正中我们敌人的下怀，而他们正在积极向这个方向努力）……（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波戈金指出，如果斯拉夫人成为敌人，俄罗斯将变成一个“二流强国”。尼古拉在最后几句话下面划了三道横线：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也许比波尔塔瓦（Poltava） 和博罗季诺（Borodino） 还要伟大。在这个当口，俄罗斯不进则退——这是历史规律。但是俄罗斯真的可以退却吗？上帝会允许吗？不！他正在引导着俄罗斯伟大的灵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光辉灿烂的俄罗斯历史上看到。他一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彼得大帝在东方建立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巩固了俄罗斯，亚历山大扩大了俄罗斯版图，然后尼古拉把俄罗斯丢给了拉丁人。不，这样的事不能发生，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能退缩。 ^[9]

为了让沙皇接受泛斯拉夫主义理念，波戈金很聪明地从两个方面说服沙皇：尼古拉认为自己承担着保卫东正教的天赋使命，同时他也越来越觉得自己遭到西方的排斥。在11月发给手下大臣们的备忘录中，尼古拉声称俄罗斯已别无他路，只有与斯拉夫人携手，因为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已经和土耳其人结盟共同抵制俄罗斯的“神圣使命”了。

我们呼吁所有基督徒加入我们的行列，把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宣布将支持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希腊人寻求独立的斗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终止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对立，因为在我们表明立场之后，英国人不应该再与土耳其人保持联盟，继续迫害基督徒。 ^[10]

但是，尼古拉对泛斯拉夫主义依然有所保留：他并没有波戈金在巴尔干地区动员大批斯拉夫人组成军队的幻想，在政治理念上他不赞同煽动革命起义，而更愿意从宗教立场上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提供支持。然而，西方国家越是明确表示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他就越倾向于把赌注押在建立一个东正教同盟上，威胁说如果奥地利也加入西方列强反对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将支持斯拉夫人起义。强烈的宗教信念让年迈的沙皇变得草率鲁莽，不惜牺牲俄罗斯经过几十年的外交和武力才获得的利益，在与斯拉夫人共同一战上孤注一掷。 ^[11]

寄希望于塞尔维亚人将会起义，沙皇希望俄军从布加勒斯特朝西南方向的鲁塞（Rusçuk）行军，这样一旦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俄军可就近协助。帕斯克维奇则倾向于将俄军集中在东部多瑙河边的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尼古拉在写给帕斯克维奇的一封信中解释，军事战略必须为解放斯拉夫人的事业服务，而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即将发生：

当然锡利斯特拉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在基督徒中推进我们的计划并保持预备状态，那么占领鲁塞更有意义，因为从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向瓦拉几亚中央地区发起进攻，同时留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并与塞尔维亚人保持就近距离，我们肯定是需要他们的。在我们占领鲁塞之后，基督徒们马上会发动起义，这时我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从鲁塞继续向前推进。我认为占领锡利斯特拉不会对塞尔维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离他们还太远。 ^[12]

但是帕斯克维奇更为谨慎，他很紧张塞尔维亚人的起义会迫使奥地利发动干预，以防止起义蔓延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在12月，他向沙皇建议保留在波兰的预备队，以备奥地利从那里发起进攻，同时从布加勒斯特向锡利斯特拉进军，在那里俄军周围将都是保加利亚人，不用担心奥地利的进攻。帕斯克维奇认为三星期内即可拿下锡利斯特拉，这样就可以让沙皇军队在次年春天向哈德良堡发起进攻，在西方列强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让土耳其人屈服。尼古拉这次听从了帕斯克维奇的建议。

但是，当俄军向锡利斯特拉推进时，那里的保加利亚人并未发生大规模暴动，其他斯拉夫人也没有什么动静。保加利亚人一般来说是亲俄罗斯的，在近几年中曾在维丁、尼什（Nish）和其他地方参与过反抗穆斯林统治的大规模起义。他们欢迎俄罗斯军队，把他们视作解放者，并与俄军一起向土耳其据点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很多人加入志愿军。保加利亚人的起义都是零星、小规模的，几乎所有起义都被奥马尔帕夏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在起义规模最大的旧扎戈拉（Stara Zagora），几十名妇女和女孩惨遭土耳其军队蹂躏。 ^[13]

1854年1月，驻瓦拉几亚的英国领事写道，俄罗斯占领军“积极招募志愿军，这些人主要包括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参加的是一个“希腊—斯拉夫军团”（Greek-Slavonic Legion）。领事还写道，到那时为止，俄军只招募到一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征召来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圣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十字军东征集团，由俄军提供武器和开支”。这些志愿者被称为“戴着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东正教十字架”。根据一位俄罗斯军官的说法，尽管他们接受了军事训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被用来作为辅警在后方维持秩序。俄军的占领行动是压制性的，公开集会被禁止，地方政府被俄军取而代之，言论审查被加强，食物和运输工具被军队征用，这些都造成了广泛的反感。英国领事写道，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都瞧不起俄罗斯人，“只要没有什么危险，每个人都会嘲笑俄罗斯人”。在乡村地区，出现了十几起反抗征用的暴动，有些被哥萨克骑兵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他们杀害农民，烧毁村庄。奥马尔帕夏的军队采用同样的恐怖手段对付保加利亚人定居点：捣毁教堂、砍头杀害教士、肢解受害者、强奸女孩，以此防止保加利亚人起义或是参加俄罗斯军队。 ^[14]

奥马尔帕夏更担心的是俄军会从土耳其侧翼攻入塞尔维亚境内，那里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士以及部分农民倾向俄罗斯，强烈支持起来暴动。这说明沙皇向塞尔维亚发起进攻的分析和倾向是对的。土耳其指挥官将部队集中在维丁附近的战略位置，此处是多瑙河地区通往塞尔维亚人聚居区的东线要点，1853年12月下旬，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士兵在多瑙河的另一边将四千名俄军从切塔泰（Cetatea）击退。战斗结束后，土耳其人将留在战场上的一千多名俄军伤兵全部杀死，这样的事情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经常发生。 ^[15]

土耳其人急于保卫塞尔维亚，原因是那里局势很不稳定。受到高门认可的塞尔维亚君主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已失去管制能力，塞尔维亚教会和宫廷内部亲俄罗斯势力正积极准备在俄军到来之时举行暴动。塞尔维亚军队指挥官已经接受了将被俄军接管的事实，甚至暗中活动与亲俄势力合作。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记载，在1854年1月，塞尔维亚军队总指挥告诉他：“对抗一支无法战胜的俄罗斯军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会征服整个巴尔干地区，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东正教斯拉夫王国的首都。”

如果丢掉了塞尔维亚，那么整个巴尔干地区都有可能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果俄军占领塞尔维亚，那么他们离色萨利（Thessaly）和伊庇鲁斯（Epirus）就不远了，在那里原来已有四万名希腊人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并受到希腊政府的支持。当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时，希腊已抓住时机与土耳其开战，意在夺取这两个地区。虽然英国人警告希腊人不要介入这两个地区的争端，但希腊国王奥托并未理会，他认定俄罗斯将会获胜，或者至少多瑙河流域的战斗将会旷日持久，他可以借此机会扩大希腊版图，巩固自己的君主专制。1853年是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四百周年，希腊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许多希腊人希望借助俄罗斯人的力量，在拜占庭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希腊帝国。 ^[16]

* * *

土耳其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巴尔干地区全线溃败，于是决定沿着多瑙河建立防线，同时在高加索地区向俄罗斯发起进攻，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战线抽调部队。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可以依赖当地穆斯林部落的支持。1853年3月，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反抗部落的首领沙米勒伊玛目曾向奥斯曼帝国求助，请求土耳其人支持他反抗俄罗斯人的战斗。“我们是您的子民，”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精疲力竭……与我们的信仰之敌交战已久。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处于灾难之中。”在与俄军的交战中，沙米勒的部队已被逐渐挤出他们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游击基地。1845年，“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和军事司令，在此之后，俄军在这一地区的人数急剧增长。 沃龙佐夫的战略不是直接攻击反叛武装的据点，而是将其包围，通过烧毁农作物和村庄断绝反叛武装的粮食来源。他的部队还通过砍伐森林等手段把反叛武装从隐藏之处赶出来，同时向反叛地区修建道路，以方便俄军。到1853年，已有迹象表明这一战略确有成功的可能：成百个车臣村落投向俄方，希望能继续耕作，免遭战火蹂躏；反叛武装内部则士气低落。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反叛势力，于是把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部队调往多瑙河流域战线，切尔克斯海岸上一些规模较小的俄军要塞也随之关闭。 ^[17]

这正是土耳其人希望利用的机会。如果能在高加索地区打败俄军，就能鼓舞黑海地区的波斯人和穆斯林，甚至可能导致这一地区俄罗斯统治的倒台。同时这么做一定能吸引英国人的支持，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人一直在秘密地向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的反叛武装输送枪支和金钱，并一直想和沙米勒伊玛目建立联系。 ^[18]

在1853年之前，土耳其人一直不敢公开支持沙米勒。根据1829年签署的《哈德良堡条约》，高门同意放弃对高加索俄占地区的领土诉求，在那之后，面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和沙米勒关系良好）的干预，俄罗斯成功地保住了高加索。但是当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10月9日，苏丹终于答应了沙米勒的请求，命令他发动保卫伊斯兰的“圣战”，配合由阿卜迪帕夏（Abdi Pasha）指挥的安纳托里亚军团攻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为了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沙米勒已经调动了一万人的部队向第比利斯进发，同时还在切尔克斯和阿布哈兹（Abkhazia）动员志愿者参加。10月17日，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向外交部汇报说沙米勒已经动员了两万人的部队供阿卜迪帕夏调遣。八天之后，土耳其人发动了高加索战役。在第一场战斗中，阿卜迪帕夏手下的巴什波祖克部队从阿尔达汉（Ardahan）出发，占领了巴统（Batumi）北部的俄军要塞圣尼古拉（St Nicholas），那里被格鲁吉亚人称为沙克维第利（Shekvetili），土耳其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杀死了一千多名哥萨克士兵。根据要塞的俄军指挥官缅什科夫亲王的报告，土耳其士兵还对几百名平民用刑、强奸妇女、带走了大批格鲁吉亚男孩女孩送到君士坦丁堡售为奴隶。 ^[19]

为支援高加索地区的攻势，土耳其人必须依靠他们的黑海舰队输送补给。土耳其海军舰队一直没有从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的失败中恢复元气，据派驻高门的英国海军顾问阿道弗斯·斯莱德的说法，在1851年，土耳其海军共有一万五千名水手和六十八艘能在海上航行的舰船，但是缺少高素质的军官，绝大部分水手缺乏训练。虽然不是俄罗斯海军的对手，但到10月底，土耳其海军的信心却高昂起来，因为英法两国的舰队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郊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贝伊科兹（Beykoz）下锚：其中有五艘风帆战列舰（各有两至三层甲板，至少七十门炮），十一艘双层甲板战舰，四艘三帆快速战舰以及十三艘蒸汽机船。所有战舰加起来，火力足以和俄罗斯舰队抗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分为两支中队：一支由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指挥，负责黑海西部；另一支由帕维尔·纳希莫夫（Pavel Nakhimov）中将指挥，负责黑海东部。缅什科夫命令两支中队击沉任何向高加索地区输送补给的舰船。土耳其政府部长和高级军官们知道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巡逻，但还是决定派出一支小型舰队进入黑海。俄罗斯海军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支舰队是向高加索输送武器和兵员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土耳其人认为如果他们的舰队遭到俄罗斯海军攻击，英法舰队不会坐视不管。也许这正是土耳其人的本意：挑动俄罗斯舰队开火，迫使西方列强在黑海卷入与俄罗斯的海战。很明显土耳其人对这支小舰队的死活并不关心，命令他们在安纳托里亚海岸的锡诺普下锚，那里很容易成为纳希莫夫中队的目标。俄罗斯舰队的规模和火力比这支小舰队强得多，共有六艘现代战列舰、两艘三帆快速战舰和三艘蒸汽机船。 ^[20]

11月30日，纳希莫夫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俄军舰队重炮发射的爆炸弹摧毁了整个土耳其舰队。这是爆炸弹第一次在海战中被使用。俄军设计了一种先进的炮弹，在穿透土耳其舰船的木壳之后才爆炸，从内部将船只炸得四分五裂。英国海军顾问斯莱德在唯一一艘侥幸逃生的土耳其明轮蒸汽机船“塔伊夫”号（ Taif ）上，他写道：

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炮击基本停止了，海面上偶尔有一两声炮响。土耳其舰队船员一半阵亡，大部分舰炮被掀翻，完全被数量和火力占优的俄军舰队打败。一些船只还在燃烧……俄罗斯人欢呼雀跃，他们进入海湾的目的达到了，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们都应该停火了。如果他们在这时候停火，没人能指责他们什么，但是他们继续向失去战斗力、漂浮在海面的船只开火。俄军的三帆快速战舰驶入海湾，把仍在海面上的船只全部击沉。许多人或是被炮火击中身亡，或是在向海岸逃生时溺水而亡……除了土耳其舰队外，俄罗斯人还向锡诺普湾的土耳其人聚居区开火。尸横遍地，一片废墟，当地居民在战斗打响时，就跟随当地官员一起逃走了。

根据斯莱德的说法，锡诺普湾的四千二百名土耳其水手中，有两千七百人被俄军炮火所杀。当地饭馆餐厅成为临时医院，几百名伤员却只有三名医生救治。六天之后俄军才停止炮击，伤员得以被送上船只运到君士坦丁堡。

几天之后，斯莱德向高门汇报了这场海战的细节，他奇怪地发现土耳其的大臣们对这一新闻无动于衷，这无疑印证了原先的怀疑：土耳其人本来就想通过挑动俄军开火，将西方列强卷入战争。

他们居室内亮丽的靠垫，身上顺滑的裘皮大衣，与锡诺普破烂餐厅内瑟瑟发抖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听到发生在锡诺普令人伤心的事件时，他们毫不关心；在看到“严惩号”（ Retribution ）海军上尉奥赖利（O’Reilly）在海战发生几天后拍摄的锡诺普湾全景照片时，他们亦不为所动。换了一个对奥斯曼帝国种种怪相一无所知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人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海面上的一场灾难而已。 ^[21]

事实上，土耳其在海战中的失利为高门的外交努力注入了生机，显示了雷希德的影响力和他阻止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决心。他认为，土耳其必须通过西方列强最后再做一次和平努力，这样的话，一旦开战，西方列强才会站在土耳其这一边。

12月5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向俄罗斯递交了由高门提出、经四方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同意的和平条件：如果沙皇同意立即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土耳其将在国际监督下，派出代表直接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承诺继续与俄罗斯的条约，并接受沙皇对圣地的要求。12月18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同意基于这些条件议和。

消息传开，愤怒的宗教学生涌上君士坦丁堡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大议会的决定。“过去的三天里，土耳其首都处于暴动状态。”斯特拉特福德在12月23日写道。宗教学生举行非法集会，威胁雷希德和其他大臣。有谣传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区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事件。斯特拉特福德把西方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请到了英国大使馆暂避。他给雷希德写信，呼吁他对宗教学生采取强硬立场。但是雷希德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已经辞了职躲到他儿子在贝西克塔什（Besiktas）的宅子里。斯特拉特福德没能找到他。因为担心出现宗教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将停留在贝伊科兹的英国舰队中的几艘蒸汽舰船调到了君士坦丁堡市中心水面，并拜访苏丹，要求他果断采取行动，防止暴乱发生。第二天，土耳其警察逮捕了一百六十名宗教学生，并把他们带到大议会前要他们为暴乱承担责任。学生领袖回答说，大议会的求和行为“违反了《古兰经》所说的打败敌人再谈和平的指示”。大议会向学生们解释说，高门并未向俄罗斯求和，而是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当被问到既然他们求战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线时，这些学生回答说他们的责任是布道而不是战斗。在这之后，这些学生都被发配到了克里特岛。 ^[22]

12月11日，锡诺普海战的消息传到了伦敦。照理说，既然俄罗斯与土耳其处于交战状态，那么俄罗斯舰队攻击土耳其军舰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英国媒体立即将其形容为“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和“一场屠杀”，并对平民伤亡大肆夸张，称有四千平民在俄罗斯的炮火中丧生。《泰晤士报》写道：“锡诺普一战，打消了我们平息战火的念头……我们一直认为有责任维护和平，只要因此求得的和平与我们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保持一致……但是俄国皇帝向海军列强们下了战书……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纪事报》（ Chronicle ）宣称：“我们迫不得已，将拔剑出鞘，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卫盟友的独立，还是为了打击一个暴君的意图与伎俩，他的野心已让其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敌。”地方报纸也跟伦敦的主战恐俄立场保持一致。“仅仅和沙皇对话毫无用处，”《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独立报》（ 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 ）指出，“看来我们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打消俄罗斯的邪恶意图和用心。”在伦敦、曼彻斯特、罗奇代尔（Rochdale）、谢菲尔德、纽卡斯尔（Newcastle）和其他许多市镇，都出现了支持土耳其的公众集会。在苏格兰佩斯利（Paisley）的公众集会上，反俄鼓动家戴维·厄克特向集会群众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最后他呼吁“英格兰人民……向他们的君主提出请求，要么向俄罗斯宣战，要么将英国舰队撤出土耳其水域”。英国报纸还刊登了各种请愿信，要求英国女王对俄罗斯采取更积极强硬的立场。 ^[23]

此时的英国政府是一个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脆弱的联盟，由自由党和支持自由贸易的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的立场因为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反应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开始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冷静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与首相的意见一致，认为需要给由奥地利主导的和平进程更多时间。他们同意英法两国的舰队必须留在黑海，并做出姿态显示两国政府对战事的关切，但目的不是为了真的与俄罗斯开战，而是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谈判。大部分人觉得英国不应该被土耳其拖入一场战争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属于咎由自取。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曾发出警告：

我们和法国一道承担了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动，不让其挑动战事。现在事件的决策权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枢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热分子掌握，与此同时，我们却承诺英法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这样重大的权力，议会从来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连英国皇室都不得干涉，现在却这样交给了土耳其人。 ^[24]

此时女王同意阿伯丁勋爵的看法，认为俄罗斯入侵多瑙河两公国的行为不足以成为与其开战的理由。和他一样，女王依然倾向于信任沙皇的动机，十年前她见到沙皇时，对他有喜爱之心，认为他的挑衅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她的个人立场是反土耳其的，这也影响了她对俄罗斯入侵的看法。在锡诺普海战之前，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击败的话，将会有利于和平，总的来说有好处。”但在这之后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转而希望这一事件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人都更愿意在欧洲的支持下接受和平。“俄罗斯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也许，我也希望，能让各方冷静下来，沙皇能表现出宽宏大量，土耳其人能更为理性。”她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但是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情绪保持冷静是一回事，对抗英国媒体上的种种求战呼声则是另外一回事。12月14日，帕默斯顿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职务，表面上是对议会改革有不同意见。离开内阁后，他马上加入了要求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行列，他的目的是立足于政府之外，凭借公众舆论，向倾向和平的阿伯丁发出挑战。他坚持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把舰队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对俄罗斯的警告，那么俄罗斯舰队在锡诺普的举动实际上是对西方列强的间接进攻。“苏丹的舰队是在土耳其港口被消灭的，如果英法舰队在那里的话，将能保护土耳其舰队。”他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解释道。俄罗斯舰队袭击锡诺普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现在可以出手摧毁近东的俄罗斯威胁了，这也是帕默斯顿一直在寻找的机会。这是一场“正义和必要的战争”，继续维也纳和谈只会增加西方列强发动这场战争的困难度。在英国内阁中，下议院议长罗素勋爵是帕默斯顿的支持者。非常关键的是，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也站到了帕默斯顿这一边，他是在感觉到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激烈反应之后改变立场的。女王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克拉伦登“比以前更加主战了，因为担心报纸舆论”。“你觉得我太在意公众的观点了，”克拉伦登在12月18日给阿伯丁的信中写道，“但是在得知锡诺普发生的可怕惨剧之后，光是从人道角度出发，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如果无所作为，实在太脸上无光了。” ^[25]

自从帕默斯顿离开了内阁，克拉伦登就成了内阁主战派的领袖。他试图说服阿伯丁，锡诺普事件证明俄罗斯“没有和平的意图，尽管土耳其人的和平条件是合理的”，所以现在已无必要继续与俄罗斯对话。他敦促首相以锡诺普事件为“道义理由”拒绝奥地利的和平努力，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为了破坏和平谈判，他让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发出指令采取强硬立场，同时还警告布奥尔伯爵说奥地利对俄罗斯太软了。他对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Lord Cowley）说，对话已经太迟，现在是西方列强“终结俄罗斯近东海军强国地位的时候了”。 ^[26]

法国方面的支持对帕默斯顿和英国内阁主战派非常关键。拿破仑三世决心以锡诺普事件作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行动的理由，部分原因是考虑可以借此巩固与英国的联盟，另一部分原因是相信如果不对俄国人的行为做出惩罚的话，那将是法国舰队的耻辱，作为法国皇帝，他对此不能容忍。12月19日，他提议英法两国舰队进入黑海，迫使俄罗斯军舰撤回塞瓦斯托波尔港。他甚至威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行动的话，法国舰队将单独行动。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这一威胁足以让阿伯丁妥协：即使俄罗斯得势的可能还不足够让他采取行动，那么对法国重新崛起的担忧就让他不能坐视不管了。12月22日，两国同意组成联合舰队共同保护黑海水域的土耳其舰船。1853年圣诞节前夜，帕默斯顿重回英国内阁，成为内阁主战派的领袖。 ^[27]

* * *

然而，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随着铁路的兴起，英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报纸，公众舆论成为英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议会和内阁的影响力。《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用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话说就是“第四种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这么描述其职业的：“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 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一新的现实。“英国的政府大臣不得不讨好报纸，”阿伯丁哀叹道。他是一名传统的保守党人，向来只在白金汉宫和他所在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的俱乐部之间行走。“报纸总是大喊大叫，横加干涉。他们善于欺凌他人，把政府也变成了恶霸。” ^[28]

在这一点上，帕默斯顿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帕默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因为约翰牛（John Bull） 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帕默斯顿越来越受欢迎，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他的外交政策与捍卫“英国价值”连成了一体，以至于不管谁想阻止英国参战，都会被举着爱国大旗的报刊丑化攻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就遭到了这样的攻击。他们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了英国利益，认为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是维护英国利益更好的办法。因为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被英国报刊批判为“亲俄”，在这当口等同于“反英”。甚至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都被当作“德国人”或“俄国人”遭到指责，许多人似乎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被一些报刊指责“叛国”，其中最起劲的是“红头小报” 《广告晨报》，原因是有谣言说12月帕默斯顿辞去内政大臣一职是一场宫廷阴谋。当帕默斯顿重返内阁时，许多庸俗报纸纷纷报道说阿尔伯特亲王叛国罪已定，将被押送到伦敦塔关押云云，于是就有好事者聚集在伦敦塔外看热闹。《广告晨报》甚至呼吁处死阿尔伯特亲王：“与其在投入战斗时犹豫不决，不如让罪人的鲜血洒在伦敦塔的绞架上！”维多利亚女王对此极为愤怒，以退位相威胁。阿伯丁和罗素代表女王与主要报纸的主编们交涉，得到的结果却是这场攻势不会马上消退，因为这些文章是报纸主编们同意刊登的，有些甚至是主编们自己写的，就是为了可以多卖几份报纸。 ^[29]

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与俄罗斯一战涉及“英国原则”：捍卫个人自由、文明与自由贸易。保卫土耳其代表了英国的美德：为弱小无助者伸张正义，反抗暴君和恶霸。因为仇视俄罗斯，土耳其便成了道德楷模，这种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源自1849年土耳其为匈牙利和波兰反抗沙皇统治的自由战士提供庇护的举动。1854年初，当亲土耳其的戴维·厄克特成立“保卫土耳其及其他国家反分裂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Partition）时，很快就有几千名激进分子加入。

对英国圣公会教徒来说，一个重大障碍是支持土耳其就意味着与穆斯林一起共同对抗俄罗斯基督徒，这对身为圣公会保守党人的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来说是一个困境，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基于宗教信仰，她是仇视土耳其人的，在私底下，她希望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她还希望有一天土耳其人“全都变成基督徒”。 可是福音派教徒中的激进派对于支持土耳其反对东正教却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坦齐马特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有些教会领袖甚至宣称土耳其人为新教在近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高门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传教，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对象是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徒，每个转投新教的人都会对原来教会里的教士如何邪恶进行一番讨伐。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在上议院一场有关奥斯曼帝国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两地镇压希腊人起义的辩论中讲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既受土耳其当局的压迫，更是俄罗斯人支持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受害者。他的结论是，从转投新教的基督徒的角度说，被土耳其人统治好过生活在沙皇的阴影下。在俄罗斯，沙皇甚至不允许传播俄文版的《圣经》。 ^[30] 一旦俄罗斯人征服了巴尔干，这里也将进入黑暗世纪，新教徒将无处容身。他还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门对圣公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无敌意，还曾做出干预以保护转投新教的基督徒免受其他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迫害，甚至在1850年授予了新教米利特的资格。他没有提到的是，根据奥斯曼帝国法律，那些改投新教的穆斯林将会被处以死刑。和许多圣公会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对伊斯兰抱有同情，认为穆斯林静默的宗教仪式与圣公会教徒自己的内省祈祷行为比较相近，而不像东正教仪式那样吵吵闹闹，甚至带有未被基督教转化的异教色彩。这样的想法在福音派中十分流行，例如12月一次讨论俄土冲突的公众集会上，一位演讲者坚称“土耳其人不是异教徒，他们是一神论者”。《纽卡斯尔卫报》（ Newcastle Guardian ）报道了他的发言：“至于说在希腊的俄罗斯人和希腊的东正教徒，他本人并不反对他们的教义，但他们确实是一群疯疯癫癫、手舞足蹈的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31]

在公众集会上，只要提到苏丹的名字，就足以引起观众的一片掌声。例如在切斯特（Chester）某个剧院举办的一场集会中，两千多人以欢呼喝彩的形式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政府“以最强的武力行为”协助苏丹，这么做的原因是：

在英国，对苏丹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比苏丹为宗教宽容做出更多努力，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确立了宗教平等。把他与阿尔弗雷德（Alfred）和爱德华这些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相提并论，对英国人来说并无任何有失体面之处。如果在这场危机中苏丹可以得到西欧真正的支持，那他将会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幸福昌盛，并与大不列颠建立互惠的贸易往来。

当《泰晤士报》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更愿意接受沙皇的保护，而不愿意被苏丹统治时，《先驱晨报》（ Morning Herald ）和《广告晨报》立即以激烈的民族主义语调对其发起攻击，指责《泰晤士报》“非英”：“这些观点是用英语写下来的，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点是英国的，而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思维。” ^[32]

在法国，报刊也积极影响着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性的天主教报纸。自从圣地争执开始以来，这些报纸就一直在呼吁与俄罗斯一战，在锡诺普事件之后，这些呼声就更强烈了。1854年元旦，《弗朗什孔特联合报》（ Union franc-comtoise ）发表社论，称“如果法国与英国不能阻止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今后也会像土耳其那样受俄罗斯奴役”。

反俄宣传的主旨是“反抗野蛮主义的文明圣战”，1854年出版的一本恐俄畅销书、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对神圣俄罗斯的讽刺漫画》（ Histoire pittoresque, dramatique et caricaturale de la Sainte Russie ）也以此为主旨。这本讽刺漫画表达的观点是俄罗斯的侵略性源自其野蛮主义，这在英法两地的战前游说中十分常见。在英国，这一观点被用来反驳科布登和布赖特关于俄罗斯太落后、没有能力入侵英国的看法。有人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试图证明正因为俄罗斯太落后，它必须通过地域扩张来取得更多资源。在法国，这一说法带有更强的文化意味，让人把俄罗斯人与匈奴（Huns）相比。“尼古拉皇帝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很相似。”法国报纸《公平报》（ Impartial ）在1854年1月下旬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对此视若无睹将是对所有秩序与公正的颠覆。政治与宗教的谎言正是俄罗斯所代表的。它本身是野蛮的，却想模仿我们的文明，这让我们生疑，其暴政让我们感到恐怖……它的暴力统治也许适用于一个野蛮性与生俱来、与疯狂野兽相差无几的民族，但是肯定不适用于文明人……尼古拉的政策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引发了怒潮，因为他的政策是烧杀抢掠。他们不过是一群规模比较大的土匪。 ^[33]

对持教皇至上主义（Ultramontane）的报刊来说，俄罗斯的宗教是对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不能阻止沙皇军队西进的话，基督教将被东正教霸占，天主教徒将面临新一轮的宗教迫害。“如果我们让俄罗斯人并吞土耳其，”《弗朗什孔特联合报》主编写道，“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哥萨克军队强迫我们所有人接受希腊邪教。欧洲不但会失去自由，连宗教也会丧失……我们将被迫看着我们的孩子接受希腊教派的教育，那些敢于出声抵抗的天主教徒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戈壁，在那里默默死去。”《第戎旁观者报》（ Spectateur de Dijon ）则响应巴黎大主教的呼吁，要求法国的天主教徒们起来参加一场反抗俄罗斯和希腊人的“圣战”，捍卫他们的宗教遗产：

对所有天主教徒来说，俄罗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误读这一点。尼古拉皇帝声称希腊教士在圣墓教堂拥有特权，这些特权是靠俄罗斯人的鲜血换来的。法国人在维护圣地的征战中洒下的鲜血，俄罗斯人再过几百年都赶不上一丁点儿……那里有我们的遗产需要保护，有我们的利益需要捍卫。但不仅如此。希腊—俄罗斯教堂要对我们进行改教的企图，是对我们的直接威胁。我们知道，在圣彼得堡，他们一直做梦都希望将宗教专制强加给西方。他们希望通过无休止的军事扩张，迫使我们改信他们的异教。如果俄罗斯占据了博斯普鲁斯，那么他们要征服马赛或是罗马就易如反掌，凭借一次快速袭击就足以在其他力量介入之前废黜教皇和所有大主教。

对地方性天主教报刊来说，这场圣战还是一个在法国重新加强宗教戒律的机会，借以对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俗化影响，并将教会的地位重新恢复到国民生活的中心。他们期望因1848年革命而分裂成不同派别的法国人会因为携手保卫共同的信仰而重新团结起来。 ^[34]

这一想法正中拿破仑三世下怀。无疑，他想象一场光荣的战争会让法国最终接受发动政变送他上台的军队。然而，法国公众其实从未和他一样热衷于和俄罗斯开战，他们对圣地的纠纷并不关心，即使是在锡诺普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后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一直在说走上“光荣之路”抗击俄罗斯侵略，法国报刊一直声称他们表达的是“法国公众的愤怒”，但是根据地方官和检察官们的报告，普通法国人并不为之所动。尽管在之后很快到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投入战斗和死于战火的法国人比英国人多得多，但他们其实从未像英国人那样急切地想投入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法国人对与传统对手英国人联合参战的想法抱有反感，许多法国人认为法国被拖入了一场保卫英国利益的战争中，并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正是拿破仑三世的反对派经常提出的观点。法国商界对参战尤为反对，担心因此导致高税收，损害经济。有人预测一旦开战，不到一年这场战争就会变得极为不受欢迎，法国将不得不因此寻求和平。

1854年1月底，反战情绪蔓延到了法国皇帝的幕僚中。1月4日，拿破仑三世召集了一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应该如何回应俄罗斯对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提出的抗议。在这次会议上，拿破仑三世两名关系最密切的盟友——财政大臣让·比诺（Jean Bineau）和议员阿希尔·富尔德（Achille Fould）建议与俄罗斯和解以避免陷入战争。他们担心法国缺乏军事准备：在1851年12月政变上台之后，拿破仑三世为让英国人放心，通过裁军表明法国不会入侵英国，所以在1854年初，法国军队尚未动员起来，也缺乏战争准备。比诺甚至威胁如果战争爆发，他将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原因是为支持战争而提高税收，是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不过后来他并未兑现他的威胁）。这些反对的声音给拿破仑三世泼了足够多的冷水，他决定再考虑一下参战决定，并且重新开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1月29日，他直接写信给沙皇，提出愿意以奥地利为中介，谈判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并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英法舰队撤出黑海，同时俄罗斯军队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拿破仑三世的这封信马上被公开了，目的是向焦虑的法国公众表示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和平，正如他亲口向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许布纳男爵（Baron Hübner）表示的。 ^[35]

帕默斯顿和其主战派同僚密切关注着法国局势，他们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最后关头退出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于是采用各种手段加强他的决心，同时破坏他达成外交妥协的努力。1854年初，最盼望战事爆发、推动战争最积极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 * *

英国主战派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破坏外交妥协，因为沙皇的立场非常强硬。2月16日，俄罗斯正式与英法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从伦敦和巴黎撤回大使。五天之后，沙皇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双方同时在黑海和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撤军的提议，抛出了一项反建议：西方国家在黑海的舰队必须阻止土耳其舰船向俄罗斯黑海沿岸运送武器，这显然是在暗示为什么会发生锡诺普事件。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而且只有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沙皇才会在圣彼得堡与高门特使展开谈判。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立场有可能引起战争，于是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1854年的俄罗斯和1812年一样，已经准备好击败入侵的法国军队。

沙皇如此直截了当地拒绝法国的提议，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是他避免与英国和土耳其正式开战的最好办法，拿破仑三世的提议是避免俄罗斯在欧洲完全被孤立的最后机会。沙皇在1月底试图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联盟，他派出亲信奥尔洛夫伯爵到维也纳，提议如果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各成员国宣布中立的话，俄罗斯会帮助奥地利抵御西方列强。他显然希望以此打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因为他知道奥地利皇帝一直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意大利挑起麻烦。但是奥地利也对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感到担心，虽然沙皇一直建议俄罗斯与奥地利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但奥地利人并不相信他的承诺，并且清楚地表示不会与俄罗斯合作，除非土耳其边境保持不变。他们对塞尔维亚人起义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非常担心，额外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部队集结在塞尔维亚边境上。 ^[36]

沙皇在2月9日就已经知道奥尔洛夫的使命失败了，而且还知道奥地利正在准备派出军队到塞尔维亚防止俄军入侵。此时他断然拒绝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最后和平机会，实在是异乎寻常，因为他一定会担心如果连奥地利都成为对手，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交战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时的尼古拉终于失去了对轻重的权衡能力，他身上遗传的精神疾病，包括浮躁鲁莽的行为和阴郁易怒的倾向，与登基近三十年被阿谀奉承者围绕造成的傲慢交织在一起。 ^[37]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在1853—1854年危机时期，他有时候表现得的确像是一个莽撞的赌徒下注过火：在多年耐心经营俄罗斯在近东的地位之后，他愿意在与土耳其开战上冒极大风险，把几十年积累的所有利益一股脑儿都押到赌桌上。

但是，从尼古拉的角度看，他真的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吗？从他的私人记录中，我们知道他确实很自信地将局势与1812年相比。他经常提及他哥哥带领俄罗斯抵抗拿破仑的那场战争，并以此作为这次俄罗斯也能独自与世界作战的理由。“如果欧洲迫使我们与之开战，”他在1854年2月写道，“我会像哥哥亚历山大在1812年所做的那样，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俄罗斯领土上，哪怕敌人把我们逼到乌拉尔山脉（Urals）以东，我们也绝不会放下武器。”

这不是什么理性的想法，并不是基于对手可调动军队的数量，或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欧洲军队时俄罗斯军队可能遭遇的困难所做出的分析。缅什科夫和其他高级军官曾一再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并多次提醒沙皇不要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以免挑起与土耳其和西方列强的战争。尼古拉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情绪，源于他的自负与傲慢，源于他对俄罗斯力量与地位认识的膨胀，最重要的也许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在为实现俄罗斯的天赋使命而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尼古拉真心相信他是在上帝召唤下，为将东正教徒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发动一场圣战，什么也无法阻挡他的“神圣使命”。1854年3月，他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解释道，如果西方列强与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他愿意率领俄罗斯独自与他们一战：

我打这一仗不是为了夺取利益，也不是为了征服领土，捍卫基督教是我唯一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有我会在圣十字架的大旗下走向战场，而其他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聚集在新月旗下攻击基督教？……我已别无选择，只有战斗，去夺取胜利，不然就光荣牺牲，加入为我们神圣信仰而死的烈士行列。这是我以俄罗斯之名发出的肺腑之言。 ^[38]

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个鲁莽的赌徒，而是出自一个经过深思的信徒。

在遭到沙皇拒绝后，拿破仑三世别无选择，只能在英国要求俄罗斯从两公国撤军的最后通牒上加上了自己的签名。对他来说，这事关法国的荣誉和地位。这份最后通牒于2月27日送给沙皇，声称如果俄罗斯不在六天之内回复，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最后通牒上没有提到和平谈判，不给沙皇任何机会提出和平条件，所以这份通牒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战。毫无疑问沙皇将拒绝这最后通牒，他认为连回复都是自降身份。所以最后通牒刚刚送出，西方列强就开始行动，仿佛双方已经宣战。2月底，军队已经开始动员起来了。

法军总军需官安托万·塞特（Antoine Cetty）在2月24日给德·卡斯特拉内元帅（Marshal de Castellane）的信中写道：

沙皇［对拿破仑三世的信］反应消极，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准备打仗了。皇帝的想法是尽其所能避免派远征军去近东作战，但是英国急于打仗，把我们也拖下水了。当英国的旗帜插在君士坦丁堡城头时，法国的旗帜也必须一起飘扬。如果任由英国单独行事，它很快就会独霸所得，不会放手。

这番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局面。在必须做出决策时，拿破仑三世对是否参战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他必须与英国结盟，而且担心法国一旦退缩，到了摘取胜利果实时就没有自己的份了。他在3月2日对法国上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阻止俄罗斯永久性扩张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上，法国的利益甚至超过英国，因为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统治地中海。先生们，我想你们中没有谁会说只有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至关重要吧？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就有三百里格（leagues） ……我们为什么要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和英国一起保卫苏丹的事业，也是保护基督徒的权利。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捍卫我们在地中海上应有的影响力。 ^[39]

事实上，西方盟军到底为何而战，远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和历史上许多战争一样，当联军被派往近东地区时，没有人真的知道到底为何而战。西方列强将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与奥地利旷日持久的谈判才得出开战的理由。即使在1854年9月，联军已经在克里米亚登陆后，也还需要很长时间，盟军才就这场战争的目的达成一致。

在开战之初，英法两国的想法就不一样。两国于3月在巴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争目标和战略。法国提出，除了在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开战外，还要把战争延伸到克里米亚。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能被说服加入盟军的话，法国倾向于在两公国和俄罗斯南部地区举行大规模会战，同时由奥普联军在波兰发起战斗配合。但是英国人不相信奥地利人，认为他们对俄罗斯太软弱，不想与之结盟，免得奥地利妨碍英国打击俄罗斯膨胀的野心。

英国内阁内部在战争目标和战略上也有分歧。阿伯丁坚持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以恢复土耳其主权为目标；但是帕默斯顿和主战派则建议在作战上更为大胆，趁机削弱俄罗斯在近东的影响力，彻底打败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同意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拟定的海战计划。自1853年12月的锡诺普事件后，格雷厄姆就一直在修订这个计划。他的想法是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快速袭击，消灭俄罗斯黑海舰队并占领克里米亚，成功之后在1854年春天从波罗的海发起进攻，兵临圣彼得堡城下。这一想法其实是照搬与法国开战时的战略计划，不过是把法国军港瑟堡（Cherbourg）换成了塞瓦斯托波尔。 ^[40]

1854年初，英国进入备战状态，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战争狂热，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规模的想法早被抛诸脑后。英国的战争目标不断升级，这不仅仅是出于媒体好战的沙文主义，更是由于许多人相信战争潜在的成本巨大，因此必须有宏大的目标才“配得上英国的荣耀与伟大”。帕默斯顿的言论总是围绕着这一点，他的战争目标在细节上虽有所变化，但一贯以反俄罗斯为中心。在3月19日发给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他勾勒了瓦解俄罗斯帝国、重绘欧洲版图的野心：芬兰和奥兰群岛（Aaland Islands） 从俄罗斯归入瑞典；沙皇手下的波罗的海省份划给普鲁士；扩大波兰版图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作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奥地利将得到多瑙河流域公国以及俄罗斯的比萨拉比亚（奥地利同时将被迫退出意大利北部地区）；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送给土耳其；切尔克斯将成为土耳其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该计划呼吁进行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在反俄罗斯这一边，不仅有奥地利和普鲁士，最好还有瑞典参与。英国内阁对此番雄心勃勃的规划表示极大保留。阿伯丁的愿望是进行一场短促的战争，以便尽快“全力回到国内改革”中去，他反对的理由是这一规划需要再来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才可能实现。但是帕默斯顿不顾反对，继续推进自己的方案。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后，战事拖得越长，他就越来越坚定地推行自己的主张，理由是只有实现了“领土上的大变动”，才能为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做出交代。 ^[41]

到3月底，将这场战争从保卫土耳其变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这一想法在英国政治体系内已获得极大支持。阿尔伯特亲王对是否能够拯救土耳其抱有疑虑，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一场战争夺走俄罗斯西部领土来抑制其对欧洲的影响力。他认为可以通过向普鲁士承诺“领土以防卫俄罗斯突袭”来吸引其参战，他还主张采取措施吸引其他德意志国家加入，一起驯服俄国熊，“拔其尖齿，砍其利爪”。他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信中写道：“对于包括比利时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来说，保障高门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未来，是其利益之所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击败并惩罚俄罗斯。”著名亚述学家（Assyriologist） 、下议院议员、曾担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则呼吁这场战争必须打到俄罗斯“残废”为止。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提议通过战争彻底瓜分俄罗斯帝国，“让波兰和其他被俄罗斯摧毁的邻近国家从它的独裁统治下长久解脱出来”。在写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斯特拉特福德强调摧毁俄罗斯意志的必要性：不仅要打击其“现时的暴力行为”，而且还要给俄罗斯“内心带来永久的束缚”。任何由欧洲国家发动的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其目的必须是一劳永逸地消灭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让俄罗斯被包围在由独立国家（多瑙河公国、克里米亚、切尔克斯和波兰）组成的缓冲圈内，以保证俄罗斯永远受到束缚。在英国政府准备向俄罗斯宣战之时，罗素向克拉伦登提议，不要在女王的议会宣战发言中加入任何可能导致西方列强承诺维持原有边界的内容。 ^[42]

即使在这一刻，阿伯丁依然不太愿意宣战。3月26日英国宣战前夕，他对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说他是被帕默斯顿“拖入战争”的，因为帕默斯顿拥有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三个月前，女王和阿伯丁一样不愿意投入英国军队以保卫土耳其，但现在她已意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她写下了她和阿尔伯特亲王是如何一起向首相解释的：

我们俩再次向他表明，我们坚信战争在目前是必不可免的，他对此无法否认。我还跟他说，我认为即使其中有错误和不幸，现在我们已不能避免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的势力和扩张必须受到抵制。他还是看不到这一点，认为此事“令人生厌”，还认为英国唯一需要担心的外部势力是法国！他还说北部三强必须协同行动，但无法说明此论有何依据。当然我们无法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指出德意志各国的卷入是尼古拉皇帝造成的，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观点来判断现在的局势。一切皆已改变。阿伯丁勋爵不想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他毫不怀疑不久以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变得更愿意实现和平。

女王所说的“一切皆已改变”到底指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也许她想到的是法国已和英国一起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英法两国士兵已登上了驶向土耳其的战舰。也许她和阿尔伯特亲王一样认为目前是时候让德意志各国加入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了，因为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对欧洲大陆构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新威胁。但也有可能她想到的是排外报刊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攻击，在她的日记中，这一直是她所担心的事情，因此意识到一场短促的胜仗能够确保公众对皇室的支持。

那天晚上女王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庭舞会庆祝剑桥公爵的生日，剑桥公爵是女王的表亲，即将开赴君士坦丁堡指挥英军第一师。萨克森王国派驻伦敦的大臣菲茨图姆·冯·艾克施泰德伯爵（Count Vitzthum von Eckstädt）受邀参加舞会。他写道：

女王跳舞非常积极，跟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和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跳了一曲苏格兰快步舞（Scotch reel），他们两人都穿着苏格兰传统服装。因为我已经不再跳华尔兹，女王就和我跳了一曲四对舞。当晚她和我交谈时态度极为亲切随和，告诉我说虽然充满遗憾，但是她明天一早就不得不向俄罗斯宣战了。

第二天早晨，在法国向俄罗斯宣战前一天，克拉伦登在英国议会宣读了女王的宣战决定。正如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所述（他的这番言辞适用于任何一场战争）：

将重大决策的理由以书面形式表述清楚，是政治领导人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即使是在悬而未决之时，主战一方也应将其真实观点公之于众，记录在案，而不是隐藏于含糊其词的言论和私下观点之中，这对全人类都是一件好事。

对于克里米亚战争来说，如果那些主张这场战争的人的想法真能被记录在案，那一定会透露其真实动机是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以利于“欧洲”，特别是西方列强。但是这些动机是不能写进女王的宣战书中去的，宣战书中所写的，是以最含糊的言辞表明英国捍卫土耳其的立场，声称其中并无私利，而只是“为了维护反对不公的权利”。 ^[43]

* * *

英国的宣战书刚一公开，教会领袖们就立即将其称为一场正义的圣战。4月2日星期日，英国各地的教堂都能听到支持战争的布道，其中许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有些甚至卖出了几万份，因为当时不管是圣公会还是新教的教士都有如社会名流。 ^[44] 在伦敦梅费尔（Mayfair）康迪特街（Conduit Street）的三一礼拜堂（Trinity Chapel），亨利·比米什牧师（Reverend Henry Beamish）对教众们说这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义务”：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个弱小的盟友，对抗野心勃勃、不讲信义的独裁者毫无理由的挑衅；并凭借武力惩罚自私与野蛮的压迫行为，这一压迫行为比过去见到的更为令人憎恶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以提倡宗教自由、维护基督教最高利益为幌子替自己正名的。

4月26日星期三是一个特别为“纪念国耻以及为宣战祈祷”而设置的斋日，英格兰西北的凯西克（Keswick）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的T.D.哈福德·巴特斯比牧师（Reverend T.D. Harford Battersby）在他的讲道中宣称：

从一开始直到宣战，我们的大使和政治家们都表现得非常诚实坦率、忍让平和，因此现在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反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充满信心。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欢庆，说：“我的上帝，我们向您感恩，因为我们和其他不公、贪婪、压迫、残忍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信仰宗教的民族，我们诵读《圣经》、参加礼拜、派出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布道。”

同一天，在利兹的布伦瑞克礼拜堂（Brunswick Chapel），约翰·詹姆斯牧师（Reverend John James）声称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进攻侵犯了“人类共同的最神圣权利，与贩奴一样令人愤慨，其罪行与之相差无几”。詹姆斯声称基督徒在苏丹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拥有的宗教自由会比在沙皇统治下的更多：

在法国和英国一心向善的部门的协助下，把土耳其交到苏丹手上，这些谦卑的基督徒，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的良心将获得完美的安宁……一旦把他们交给俄罗斯管制，这些基督徒的建制将被拆散、学校被关闭、祈祷场所被捣毁，或是被改造成庙堂，被一个像罗马天主教一样不纯洁、道德败坏和不宽容的信仰所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作为基督徒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们发动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将当代阿提拉 之众逐回，他们不仅对土耳其，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的自由和基督教都是一种威胁。 ^[45]

在伦敦瓦尔布鲁克（Walbrook）的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乔治·克罗利牧师（Reverend George Croly）在庆祝英国“基督教战士”奔赴近东战场的讲道中，坚称英国参加的是一场“捍卫人类”的战争，因为“无望和堕落”的俄罗斯人正在准备征服世界。这是一场反抗希腊教义、保卫真正的西方信仰、“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次在近东展开”的“宗教战争”。“如果说在上一次[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英格兰是自由信念的避难所，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她或将成为宗教信念的避难所。会不会是上天的旨意，让英格兰再登高位，在得胜回朝之时，成为人类的良师？”克罗利牧师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也许将推动英格兰在近东的使命：让土耳其人成为基督徒。“这项伟大的工程也许会漫长、艰难、被国家的衰亡或是凡人的情绪所干扰，但终将开花结果。为什么英国教会不协助这一事业？为什么我们不即刻为正义战争的成功、为和平的恢复、为异教徒的感化而祈祷？” ^[46]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战各方：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带到了战场上。然而当战争正式打响之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缘由：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纠纷，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欧洲列强联合对付俄罗斯的战争。在圣墓教堂，1854年的复活节庆典“在平静中过去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如此写道。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来自俄罗斯的朝圣者人数减少，奥斯曼帝国当局对希腊教士主持的仪式进行了严密的监管，担心再次发生教徒之间的斗殴。在几个月之后，世界的注意力将转向克里米亚战场，耶路撒冷将从欧洲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是从圣地来看，发生在远方的战事却有不一样的意义。英国驻巴勒斯坦领事这样写道：

在耶路撒冷，人们对这事的看法有所不同。各方的交手似乎只是原有地基上的上层建筑而已，因为虽然在外交上，这一问题（东方问题）从表面上看变成了一个宗教保护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信不疑的共识：问题的根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圣地，圣彼得堡以条约为由宣称拥有对宗教的保护权，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占领基督教发源地的神圣殿堂——这些殿堂对正在远方交手的列强来说，是它们争夺的战利品。 ^[47]

注释

[1] RGVIA, f. 846, op. 16, d. 5429, ll. 11–17;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Russkaia starina , 20 (1877), p. 313.

[2] ‘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 15 (1876), pp. 163–91, 659–74 (quotation, p. 182);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216–8.

[3]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 16 (1876), pp. 700–1; S. Nikitin, ‘Russkaia politika na Balkanakh i nachalo vostochnoi voiny’, Voprosy istorii , 4 (1946),pp. 3–29.

[4] 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p. 523–4;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708.

[5] 涅谢尔罗迭受到了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迈恩多夫男爵（Baron Meyendorff）的支持。他在11月29日向沙皇报告说，“弱小的基督徒们”不会与俄罗斯共同作战。他们从未获得来自俄罗斯的支持，处于“军事上一无所有”的地位，没有能力抗击土耳其人。( Peter von Meyendorff: Ein russischer Diplomat an den Höfen von Berlin und Wien. Pollitischer und privater Briefwechsel 1826一1863 , ed. O. Hoetzsch, 3 vols. ［Berlin and Leipzig, 1923］, vol. 3, pp. 100-104.)

[6]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p. 321–2, 564.

[7] ‘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 18 (1877), p. 14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415–18; 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 7.

[8] RGIA, f. 711, op. 1, d. 35, ll. 1–3;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p. 129–30, 146–8, 162–3.

[9]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p. 702–8.

[10]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p. 559–61.

[11] 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 (St Petersburg, 2001), pp. 296–297.

[12]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 535.

[13] M.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 – 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11/2 (May 1975), pp. 103–46; H. Inalcik, Tanzimat ve Bulgar Meselesi (Ankara, 1943), pp. 69–71; ‘Vospominaniia o voine na Dunae v 1853 i 1854 gg.’, Voennyi sbornik , 14/8 (1880), p. 420; Rossiia i Balkany: Iz istori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ikh i kul’turnykh sviazei (xviii veka–1878 g.) (Moscow, 1995),pp. 180–2.

[14] FO 195/439, Grant to Clarendon, 11 Jan. 1854; FO 78/1014, Grant to Clarendon, 9 Jan. 1854;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18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p. 531, 535, 543;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p. 313; A. Ulupian, ‘Russkaia periodicheskaia pechat’ vremen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o Bolgarii i bolgarakh’, in Rossiia i Balkany , pp. 182–3; A. Rachinskii, Pokhodnye pis’ma opolchentsa iz iuzhnoi Bessarabii 1855–1856 (Moscow, 1858), pp. 8–11.

[15]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 pp. 585–9; A. Baumgarten, Dnevniki 1849, 1853, 1854 i 1855 (n.p., 1911), pp. 82–7.

[16] 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 63; J. Koliopoulos, ‘Brigandage and Insurgency in the Greek Doma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53–1908’, in D. Gondicas and C. Issawi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99), pp. 147–8.

[17] Shamil ’ – stavlennik sultanskoi Turtsii i angliiskikh kolonizatorov: Sbornik dokumental’nykh materialov (Tbilisi, 1953), p. 367;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696.

[18] E. Adamov and L. Kutakov, ‘Iz istorii proiskov inostrannoy agentury vo vremya Kavkazskikh voyn’, Voprosy istorii , 11 (Nov. 1950), pp. 101–25.

[19] M. Gammer, ‘Shamil and the Ottomans: A Preliminary Overview’, in V. Milletlerarasi Turkiye Sosyal ve Iktisat Tarihi Kongresi: Tebligler. Istanbul 21–25 Agustos 1989 (Ankara, 1990), pp. 387–394; M. Budak, ‘1853–1856 Kırım Harbi Baslarinda Dogu Anadolu-Kafkas Cephesi ve Seyh Samil’, Kafkas Arastirmalari , 1 (1988), pp. 132–3;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1, p. 294.

[20] B. Lewis, ‘Slade on the Turkish Navy’,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 Turkluk Bilgisi Aras，tırmaları , 11 (1987), pp. 6–7;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07–9.

[21] 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52.

[22] BOA, HR, SYS, 1346/38;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p. 333–5;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 vol. 1, p. 814.

[23] Morning Post , 16 Dec. 1853; The Times , 13 and 18 Dec. 1853; 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 , 17 Dec. 1853; Chronicle , 23 Dec. 1853.

[24]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2, p. 126.

[25] 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122.

[26] 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123–6.

[27] A. 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26–7;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64.

[28] 引用参见 S. Brady, Masculinit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1861–1913 (London, 2005), p. 81; G.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 136.

[29] M. Taylor, 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 (Oxford, 1995), pp. 230–231; R. Seton 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A Survey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37), pp. 321–322; RA VIC/MAIN/QVJ/1853, various entries, Nov. and Dec.

[30] 在1870年代前，一直都没有俄文版的《圣经》，只有一本赞美诗集（Psalter）和《时辰祈祷书》（ Book of Hours ）。——原注

[31] 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 p. 148; id.,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 31.

[32] O. Anderson, ‘The Reactions of Church and Dissent towards the Crimean War’,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16 (1965), pp. 211–2; 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p. 114–5, 164.

[33] 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 Annales Litte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p. 19–20; Taylor,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 p. 226.

[34]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 pp. 22–3.

[35] 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16–24.

[36] Tarle, Krymskaia voina , vol. 1, pp. 405–28.

[37] 参见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159–70.

[38] T. Schiemann, Geschichte Russlands unter Kaiser Nikolaus I , 4 vols. (Berlin, 1904–1919), vol. 4, p. 430.

[39] 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75–6;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40]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 pp. 64 ff.

[41]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 p. 150;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42] RA VIC/MAIN/QVJ/1854, 6 Mar.;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 p. 72; BLO Clarendon Papers,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7 Apr. 1854, c. 22;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p. 354–8; PRO 30/22/11, Russell to Clarendon, 26 Mar. 1854.

[43] 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p. 83–4;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76–7.

[44] 参见 R. Ellison, The Victorian Pulpit: Spoken and Written Serm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ranbury, NJ, 1998), pp. 43–9.

[45] H. Beamish, War with Russia: God the Arbiter of Battle. A Sermon Preached on Sunday April 2, 1854 (London, 1854), p. 6; T. Harford Battersby, Two First-Day Sermons Preached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Keswick (London, 1855), p. 5; J. James, The War with Russia Imperative and Righteous: A Sermon Preached in Brunswick Chapel, Leeds, on the Da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London, 1854), pp. 14–5.

[46] G. Croly, England, Turkey, and Russia: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Embarkation of the Guards for the East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Walbrook, February 26, 1854 (London, 1854), pp. 8, 12–3, 26–7, 30–1. 类似布道参见：H. Bunsen, ‘The War is a Righteous War’: A Sermon Preached in Lilleshall Church on the Day of Humiliation and Prayer (London, 1854); R. Burton, The War of God’s Sending: A Sermon Preached in Willesden Chur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ast,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R. Cadlish, The Sword of the Lord: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Free St George’s Church, Edinburgh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H. Howarth, Will God Be for U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George’s, Hanover Square,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A Sermon Preached by the Rev. H. W. Kemp, Incumbent of St John’s Church, Hull, on Wednesday, April 26th: Being the Day Appointed by Her Gracious Majesty the Queen for the Humiliation of the Nation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with Russia (London, 1854); J. Cumming, The War and Its Issues: Two Sermons (London, 1854); J. Hall, War with Russia Both Just and Expedient: A Discourse Delivered in Union Chapel, Brixton Hill,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John, Bishop of Lincoln, War: Its Evils and Dutie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incoln on April 26th, 1854 (London, 1854).

[47] FO 195/445, Finn to Clarendon, 28 Apr. 1854;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 2 vols. (London, 1878), vol. 2, pp. 130–1. 43bp8kghuXDYXUXK+uJujqHjlaEtrgaRn7jqqQhC54bhpBDMBhjiOYjcEfTp5v3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