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1日，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开幕。博览会期间，共有六百万人次，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前来水晶宫（Crystal Palace）参观。水晶宫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里面陈列着一万三千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械产品、手工制品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万国博览会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建立在英国工业化和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繁荣和平前景。水晶宫本身就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证明了英国在工程制造上的创造力。与此相呼应，水晶宫内部的展品也在向世人呈现：在每一个工业领域，英国都领先世界。水晶宫象征的是“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一个英国希望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广为宣传的形象。

对和平唯一的威胁似乎来自法国。1851年12月2日，在拿破仑1804年登基的纪念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自立为独裁者。次年11月，通过全民公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式变成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登基，成为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登基的消息让欧洲列强警惕起来。英国人担心拿破仑扩张主义死灰复燃，议员们要求召回里斯本中队（Lisbon Squadron）防卫英吉利海峡。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未来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军首领——在1852年的夏天一直在规划，一旦法国海军发起进攻，应该如何保卫伦敦。在整个1853年，这一任务依然是英国海军计划的重点。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Count Buol）强烈要求拿破仑公开声明其和平意向。沙皇的要求则带有羞辱性，要拿破仑宣布没有任何对外扩张的企图；同时还向奥地利保证，一旦法国入侵，俄罗斯将提供六万军队给予支援。为了化解列强的担忧，拿破仑于1852年10月在波尔多（Bordeaux）发布声明：“那些不信任我的人说，皇帝意味着战争；但是我说，皇帝意味着和平。” ^[1]

事实上，人们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疑虑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欧洲格局就是在拿破仑战败之后，为了遏制法国而设置的，很难想象拿破仑三世会对此满意。他确实获得了法国人真诚而广泛的拥戴，但这是因为他善于激发民众对拿破仑时代的美好回忆，虽然从各方面讲他都比不上他伯父。他身躯庞大却不自然、瘸腿、唇上留着小胡子、下巴上一把山羊胡，看上去更像一个银行职员，而不是拿破仑·波拿巴再世。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见到拿破仑三世后，她在日记中形容他“非常矮小，但是脑袋和胸口很大，仿佛本应该长在一个远比他高大的人身上”。

拿破仑三世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遵循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传统。他的目标是即使不能恢复他伯父的荣耀，也至少要将法国变为一个广受尊重、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希望能改变1815年确定的欧洲格局，将欧洲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组成的家庭，正如拿破仑一世所展望的那样。他认为可以通过与英国结盟来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政治密友、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公爵（Duc de Persigny）曾于1852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他说服拿破仑三世英国已不再由贵族把持，而是受新兴的“布尔乔亚势力”主导，这股势力将来也将主导整个欧洲大陆。通过与英国结盟，法国将可以“发展出一套伟大光荣的外交政策，为过去的失败复仇。与英国结盟比在滑铁卢重打一仗更能让我们得益”。 ^[2]

而俄罗斯却不一样，法国可以通过和俄罗斯打一仗来恢复国家荣誉。过去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种种记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随后的军事失败、俄罗斯军队占领巴黎等等，一直让法国人感到悲痛羞辱。俄罗斯还是1815年制定的欧洲格局以及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主要推动者。在法国人看来，沙皇是自由的敌人，是在欧洲版图上发展自由国家的障碍。而且尼古拉还是唯一一个不承认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君主。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愿意承认他的君主地位，即使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太情愿；但是尼古拉却拒绝承认，理由是皇帝是天命的，而不是全民公投选出来的。沙皇在称呼拿破仑三世时，故意用“我的朋友”（mon ami）而不是欧洲君主间互称时惯用的“我的兄弟”（mon frère），以显示他对拿破仑三世的轻蔑。 拿破仑三世身边的一些幕僚，特别是德佩尔西尼，希望他能借这个机会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拿破仑三世不想让私人争吵成为其统治的起点，于是反唇相讥道：“兄弟是天定的，但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3]

在拿破仑三世看来，与俄罗斯在圣地问题上的纠纷可以为他所用，把因1848—1849年革命而分裂的法国团结起来。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能够为了自由而和俄罗斯这个“欧洲宪兵”打一仗的话，左派革命势力就能因其“为自由而战”而支持他，接受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和登基称王的行为；同时天主教右派也会继续支持他，因为他们一直在推动发起圣战，消灭威胁基督教和法国文明的东正教异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任命了持极端天主教立场的瓦莱特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瓦莱特是“奥赛码头”（Quai d’Orsay），即法国外交部内一个势力很大的教士游说集团的成员。据德佩尔西尼称，这一集团一直在运用其影响力，夸大圣地纠纷的后果。

我们的外交政策经常受到一个教士游说组织的干扰，这个组织已经慢慢渗透到外交部的密室中。12月2日的行动未能将其清除，它反而变得越发大胆，趁着我们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将我国外交政策与圣地复杂的纠纷缠绕在一起，取得的一丁点成功都被自吹自擂为民族的胜利。

在与俄罗斯的争执中，瓦莱特态度咄咄逼人，宣称拉丁人在圣地的权利已“清楚地确定了”，并召来法国舰队为自己撑腰，在法国的极端天主教媒体上赢得一片喝彩。拿破仑三世本人在圣地纠纷上的立场则温和一些，他曾向外交部首席政治顾问爱德华·安托万·德图弗内尔（Édouard Antoine de Thouvenel）坦陈自己对这些纠纷的细节所知甚少，并对宗教冲突“被闹大到不成比例的地步”感到遗憾。圣地纠纷确实被闹得太大，但是拿破仑三世在国内需要取得天主教舆论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需要联合英国对抗俄罗斯，这意味着他并无动力约束瓦莱特的挑衅行为。直到1852年春天，因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的抗议，拿破仑三世才将瓦莱特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但即使在召回瓦莱特后，法国依然继续执行炮舰政策迫使苏丹让步，相信会因此激怒沙皇，并希望这样能迫使英国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俄罗斯侵略。 ^[4]

法国的炮舰政策起了作用。1852年11月，高门发布一项新的裁决，允许天主教教士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的大门钥匙，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当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正在英国，而留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代办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对高门为什么会发布这项裁决的解读很简单：法国最新的蒸汽炮舰“查理曼大帝号”（ Charlemagne ）可以以每小时8.5海里的速度从地中海驶来，其姊妹舰“拿破仑号”（ Napoleon ）时速可达十二海里，这意味着技术落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舰队联起手来都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

土耳其向法国人做出的让步令沙皇非常恼怒，威胁说自己同样会使用武力。12月27日，他命令从比萨拉比亚的第四、第五军团调动三万七千人，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发起闪电进攻；另外调动九万一千人，准备对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其他地区同样发起进攻。沙皇亲自下了命令，事先没有和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Prince Dolgorukov）商量，他甚至都没有和政治警察“第三科”负责人奥尔洛夫伯爵讨论这一决定，而当时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商讨事务。在俄国高层还有传言说沙皇准备肢解奥斯曼帝国，第一件事就是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在一份写于1852年底的备忘录中，沙皇明言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俄罗斯将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和位于三角洲的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亚得里亚海岸归奥地利所有；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和埃及归英国；法国会得到克里特岛；希腊将得到周围的岛屿，成为一个地域更大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受国际条约保护；而土耳其人则将被从欧洲驱赶出去。 ^[5]

此时沙皇开始了与英国的新一轮谈判，如果俄罗斯与法国在近东地区发生冲突，英国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英国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海军舰队。沙皇依然相信在1844年访问期间，他与英国人已达成了谅解，现在他可以请英国人来约束法国，保证俄罗斯凭借条约在奥斯曼帝国拥有的权利。他还希望能说服英国人，让他们相信瓜分土耳其的时候到了。在1853年2、3月间，沙皇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Lord Seymour）举行了多次会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他的话题从土耳其开始，“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们让他就此离去，特别是在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那将非常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英国与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有计划地瓜分领土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至少能阻止法国派兵到近东地区，一旦法国派兵，俄罗斯也将不得不派兵进驻奥斯曼帝国领土。“如果英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沙皇对西摩说，“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了。”沙皇还“以一名绅士的身份”保证俄罗斯已放弃了叶卡捷琳娜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愿意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想让其成为一个国际城市；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能让英国或法国军队控制这个城市。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混乱中，他将不得不作为托管人（dépositaire）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保证土耳其不会分裂成为许多共和制小国，成为科苏特、马志尼（Mazzini） 这些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无法放弃我神圣的职责，”沙皇强调，“俄罗斯的宗教来自近东，这些感情、这些责任，我们永远不能抛诸脑后。”

西摩对沙皇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计划并不感到震惊，在发给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的第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对此表现出欢迎态度。他写道，如果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最关注土耳其命运的”基督教大国能够占领欧洲原来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这将是“19世纪文明世界取得的高贵胜利”。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许多人，包括罗素以及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都对英国眼看着土耳其人迫害基督徒，却继续扶持奥斯曼帝国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对坦齐马特改革十分热衷，希望给他们更多时间。拖延当然对英国有利，因为它被夹在俄罗斯和法国中间，而这两个国家它都不信任。“俄罗斯人指责我们太亲法国，”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而法国人又指责我们太向俄罗斯人靠拢。”英国政府内阁拒绝接受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的看法，并决定不会为这样的假想局面设计应急措施。他们认为，设计应急措施这一动作本身就可能鼓舞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起义然后遭受镇压，进一步加快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英国政府和议会中，甚至有人对沙皇一再坚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产生疑心，认为沙皇正在密谋操作推翻奥斯曼帝国。正如西摩在2月21日与沙皇会面后的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位君主如此坚定地认为他的邻国即将灭亡，那么他心中一定知道他能够控制邻国倒下的时间。” ^[6]

在后来与西摩的谈话中，沙皇对自己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越来越有信心，甚至还透露了更多细节。他将会把土耳其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就像他对待波兰那样；他会给予多瑙河流域公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地位，但将它们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他还宣称自己已获得奥地利的支持。“你要明白，”他对西摩说，“当我说俄罗斯会如何行动时，我知道奥地利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符合一国的利益的行动，必然也符合另一国的利益。在土耳其问题上，两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西摩对沙皇“鲁莽冲动”的计划日益厌恶，他觉得沙皇似乎打算把宝都押在与土耳其一战获胜之上，他将此归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傲慢。

沙皇的信心肯定也缘于他误判了英国政府对他的支持。他觉得在1844年访问伦敦期间，他与阿伯丁勋爵之间建立了某种情感联系。当时阿伯丁勋爵是外交大臣，现在已成为英国首相，是英国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一个。阿伯丁在圣地纠纷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被尼古拉解读为英国赞同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方案。俄罗斯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在2月份发回的一份报告中告知沙皇，说阿伯丁在一次随意的对话中谈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府，英国一点都不愿意继续扶持它。1853年春天，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尼古拉相信已不用担心英国会与法国结盟。在与西摩的会谈中，他越来越多地谈到应该对法国和土耳其采取激进立场。 ^[7] 然而与此同时，在东方问题上，阿伯丁在英国内阁中日益孤立，沙皇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完全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为逼迫苏丹恢复俄罗斯在圣地上的特权，1853年2月，沙皇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位特使。特使人选是沙皇特意选择的，反映了尼古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倾向性：担任特使的不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是一名军人。六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亲王（Prince Alexander Menshikov）曾参加过1812年的俄法战争，在1828—1829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担任海军将军，被加农炮炮弹打掉了睾丸。他曾作为一名海军官员参与制定封锁土耳其海峡的方案，在1831年担任芬兰总督，还参加了对波斯的谈判。根据西摩的估计，缅什科夫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在沙皇身边的人中，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具独立精神。他的讽刺性观察显露出其思维上奇异的变化，这让他在圣彼得堡颇不得待见”。但是缅什科夫亲王缺乏对土耳其人采取怀柔政策所需的技巧和耐心，这一点在西摩看来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必须派一名军人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沙皇派一名军人担任特使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如果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进展，谈判者可以立即成为军队指挥官，有权召集并统领十万军人。

缅什科夫的使命是要求苏丹撤销1852年11月份发布的偏向天主教的法令，恢复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特权；作为赔偿，苏丹还必须发布一项正式公告（sened），保证俄罗斯作为圣地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的代表。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一权利在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就已经说明了。缅什科夫还得到授权可以向苏丹建议，一旦法国抗拒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俄罗斯将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和四十万士兵支援苏丹对抗西方列强入侵，条件是苏丹在行使主权时倾向东正教。根据缅什科夫在其日记中的记述，他受命统领海军和陆军，同时担任“战争与和平全权特使”之职。他收到的指令是对苏丹好言相劝，但同时亦不妨以武力相逼。沙皇已经批准了一项军事方案，命令十四万俄军集结在俄罗斯与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边境上，一旦土耳其人拒绝缅什科夫的要求，便即刻出兵占领。他同时还准备派出黑海舰队和陆军威胁君士坦丁堡，逼迫苏丹就范。在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缅什科夫于2月28日在塞瓦斯托波尔登上“雷霆号”（ Thunderer ）蒸汽护卫舰，高调检阅了俄罗斯海军舰队。在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了一大群专程赶来的希腊居民的欢迎。他的一大批随从中有第四军团的参谋长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General Nepokoichitsky）和黑海舰队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Vice-Admiral Vladimir Kornilov）。科尔尼洛夫的任务是刺探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布防，为俄军舰队的闪电进攻做准备。 ^[8]

缅什科夫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沙皇却认为他有可能成功，这说明尼古拉的想法已经多么地脱离现实。公告草稿由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准备，所涉及的范围已完全超出了圣地纠纷。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相当于签署一份新的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希腊教堂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每一位东正教牧首均将由俄罗斯终身任命，高门完全没有话语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它的欧洲领土不仅将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地，而且将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生活在其军事威胁的阴影之下。

即使沙皇的计划本身还有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被缅什科夫在君士坦丁堡的举动给彻底破坏了。抵达两天后，他就打破外交惯例，没有穿军装礼服，而是一身普通装束，套上一件大衣就去参加高门主办的欢迎仪式了，这对主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在会见首相穆罕默德·阿里时，缅什科夫要求首相立即撤销外交部长福阿德·埃芬迪的职务，因为就是他在1852年11月屈从法国压力授予天主教教士圣墓教堂大门钥匙的。除非埃芬迪被撤换，换上一个亲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否则缅什科夫拒绝与高门谈判。为了羞辱埃芬迪，缅什科夫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不予理睬，借此向世人宣示任何仇视俄罗斯的高门部长“即使在苏丹的宫殿也会被羞辱和惩罚”。 ^[9]

缅什科夫的行为让土耳其人目瞪口呆，但是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让他们十分担忧，于是不得不屈从于缅什科夫的要求，不仅撤换了埃芬迪，甚至在任命他的继任者里法特帕夏（Rifaat Pasha）之前还让俄罗斯译员代表缅什科夫对他进行了面试。但是缅什科夫依然仗势欺人，威胁高门说如果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他将断绝两国关系。他的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土耳其高官此时更倾向于向法国和英国求助，帮助他们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要求已危及土耳其的主权。

缅什科夫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不过一个星期左右，他对高门提出的要求就被土耳其官员泄露或是出卖给了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穆罕默德·阿里对局势感到十分焦虑，秘密向英法两国全权代办求助，请求两国派出舰队前往爱琴海地区以备君士坦丁堡遭到俄罗斯入侵。英国全权代办罗斯上校对缅什科夫的行为特别警觉，他担心俄罗斯即将把一个新的《帝国码头条约》强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更糟糕的情况”是俄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这将是对1841《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的公然违背。他相信自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能坐等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才做决定。坎宁在1月份辞职回到伦敦，2月份又被阿伯丁勋爵政府重新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是当缅什科夫已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坎宁尚未就任。于是在3月8日，罗斯通过蒸汽快船向驻马耳他的海军中将詹姆斯·邓达斯爵士（Sir James Dundas）传递信息，请他率领海军中队前往伊兹密尔（Izmir）附近的乌尔拉（Urla）。邓达斯在没有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确认之前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在伦敦，几个政府大臣于3月20日会面讨论了罗斯的请求，这些人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为“核心内阁”的成员。 他们对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在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大批舰船”，以及缅什科夫对高门使用的“敌对性语言”感到担忧。罗素勋爵相信俄罗斯正准备摧毁土耳其，因此倾向于同意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博斯普鲁斯，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英法两国能以维护《海峡公约》为由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向俄罗斯海军发起全面进攻。罗素背后有时任内政大臣帕默斯顿的支持，如采取这样的行动，大部分英国公众也会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参加讨论的其他几位高官倾向于谨慎行事，他们担忧的是法国，因为当时法国依然被视为英国的军事威胁，他们也不同意罗素提出的建立英法联盟能够压制法国蒸汽舰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法国这次是在故意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确实应该在圣地纠纷上获得对方让步，他们还相信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以“一名绅士”的名义对俄罗斯和平愿望做出的保证。因为这些理由，伦敦方面拒绝了罗斯的请求。这几名内阁大臣指出，作为一名全权代办，罗斯没有权力召集舰队、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罗斯擅自请求英军支援的行动属于因“土耳其政府的警报……以及俄罗斯军舰压境的谣传”而贸然行事。他们决定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希望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10]

3月16日，罗斯试图召集英国海军舰队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三天之后，法国政府内阁开会讨论土耳其形势，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Drouyn de Lhuys）发言，将局势描绘得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土耳其最后的日子即将到来，双头鹰（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的徽章）将出现在圣索菲亚的塔楼之上。”然而他拒绝派出法国舰队，至少不允许法国舰队在英国派出舰队之前行动，因为欧洲各国一直担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复活，贸然行事会让法国受到孤立。内阁成员中，只有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和他的意见相左，德佩尔西尼宣称，如果法国挺身而出“阻挡俄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步伐”，英国“将欣喜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在他看来，出兵阻挡俄罗斯进犯土耳其关乎法国的国家荣誉。他指出，发动12月2日政变，将拿破仑三世送上皇位的法国军队是一支有传统荣誉的“禁卫军”。德佩尔西尼警告拿破仑三世，如果他接受内阁的意见，采用拖延行事的办法，那么“当您在士兵面前走过，您会看到他们哀伤的脸庞，沉默的队列，您会感觉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您一定知道，要赢回军队的信任必须冒一定的风险。陛下，如果您不惜一切只为求得和平，那么反而会深陷恐怖的火海之中”。到了这一步，本来还犹豫不决的拿破仑三世终于被德佩尔西尼说服，派出了法国舰队，但是并没有让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而是让其停留在属于希腊水域的萨拉米斯（Salamis），作为对俄罗斯人的警告，宣示“法国并非对正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拿破仑三世派出法国舰队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正如德佩尔西尼所暗示的，有谣言说法国军队中有人在密谋推翻拿破仑三世，此时摆出一副强硬姿态是将这些企图扼杀在摇篮的最好办法。1852年冬天，拿破仑三世在给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你，军队中真的有人在密谋。我会紧盯此事，而且我觉得我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阻止这些阴谋——也许打一仗是个办法。”第二，拿破仑急于恢复法国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当时对法国海军地位的普遍看法从卢浮宫馆长奥拉斯·德·维耶尔-卡斯特尔（Horace de Viel-Castel）的话中可见一斑：“如果哪一天地中海被英国和俄罗斯瓜分了，那法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途经巴黎前往君士坦丁堡上任时，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他，并向他描述了法国对地中海地区势力的考虑。3月10日，斯特拉特福德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了这段对话：

他说他并没有意愿让地中海成为“法国的内陆湖”——这是一个经常能听到的说法——但是他愿意让地中海成为一个“欧洲”的内陆湖。他没有解释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说地中海所有的海岸线都应该是基督教的领地，那么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对这段对话的感觉是……路易-拿破仑希望与我们友好相处，至少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此，因此他愿意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和英格兰在政治上保持步调一致。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希望恢复土耳其的地位，还是希望为土耳其崩溃之后法国的利益做准备。

拿破仑三世调动法国海军舰队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为了“和英格兰……保持步调一致”，建立一个英法联盟。“德佩尔西尼说得对，”他在3月19日对手下的大臣们说，“如果我们派出舰队到萨拉米斯，就会迫使英格兰也采取同样举措。如果两支舰队能够联合行动，最终会让两国联盟共同对付俄罗斯。”根据德佩尔西尼的理解，法国皇帝推断如果法国派出舰队，就能够把英国恐俄派争取过来，赢得英国布尔乔亚媒体的支持，迫使在这个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立场的阿伯丁政府加入法国的行动。 ^[12]

然而英国政府的反应与拿破仑三世预期的大相径庭。当法国舰队3月22日驶出土伦港（Toulon）时，英国在马耳他的舰队依然按兵不动。英国政府认为法国人在火上浇油，呼吁法国舰队不要驶进意大利那不勒斯以东水域，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有足够时间和平解决危机。斯特拉特福德在4月5日抵达土耳其首都，发现土耳其人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愿意再向缅什科夫让步的情绪状态，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高昂，土耳其各方的分歧只在于跟俄罗斯对抗应该走多远，以及还应该花多少时间等待西方的军事增援等问题。这些分歧同时还与奥斯曼帝国高层内部长期的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一方是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是斯特拉特福德的长期盟友、前首相雷希德，现在他在政府中已失去权力了 。听说穆罕默德·阿里打算向缅什科夫让步，斯特拉特福德呼吁他对俄罗斯保持强硬立场，并以个人名义保证，如有需要英国舰队会驰援救助。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圣地纠纷与俄罗斯其他方面的要求分开。在圣地纠纷上，俄罗斯确实有权提出要求根据条约恢复特权，但是为了维护土耳其主权，必须拒绝俄罗斯的其他要求。苏丹的臣民应享受什么样的宗教权利，必须由苏丹凭其奥斯曼帝国君主地位授予，而不是通过某种由俄罗斯把持的体系决定。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沙皇把圣地纠纷、保护希腊教会等当作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其真正目的是渗透和肢解奥斯曼帝国。 ^[13]

4月23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Grand Council）开会讨论缅什科夫的要求时，决定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建议，同意与俄罗斯谈判圣地纠纷，但在授予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上不做让步。5月5日，缅什科夫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公约草案，不再要求俄罗斯有权决定东正教终身牧首任命权，但同时给出最后通牒，限令五日之内签署，否则他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断绝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斯特拉特福德呼吁苏丹坚守立场。5月10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奥斯曼帝国内阁依然拒绝签署。缅什科夫为了能完成沙皇授予的使命，又不至于发起战争，又给了土耳其四天时间。在这期间，在斯特拉特福德和雷希德的操纵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剥夺了首相职位，雷希德当上了外交部长。他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圣地纠纷的同时，不损害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此时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科斯塔基·穆苏拉斯（Kostaki Musurus）发来消息，称英国将协助保护奥斯曼帝国主权。雷希德需要更多时间赢得内阁的支持，这一消息更是给他壮了胆。

5月15日大议会再次开会，政府部长和穆斯林领袖们反俄情绪十分高昂，这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功劳，他在开会之前亲自拜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请求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威逼面前站稳脚跟。终于大议会做出决定，拒绝了缅什科夫的要求。当天晚上收到消息后，缅什科夫回复说俄罗斯现在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了，但是因为黑海风暴，他会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数天，当然他其实还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妥协。但妥协并未到来。最后，在5月21日，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上的俄罗斯国徽被摘了下来，载着缅什科夫的“雷霆号”离开海港，向敖德萨驶去。

* * *

缅什科夫外交使命的失败让沙皇相信，现在他需要采取武力行动了。他在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元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早就采取强硬手段，也许已经迫使土耳其人让步了。因为担心西方列强的介入，他本不想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但是现在他打算使用武力威胁来撼动土耳其帝国的根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保证在他看来条约赋予俄罗斯的作为东正教保护者的权利。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

［缅什科夫使命失败的］后果是战争。不过在开战之前，为了向世界宣示我愿意尽力避免战争的决心，我决定先派军队到［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去，同时给予土耳其人八天时间满足我的要求。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我将对他们开战。我的目标是和平占领公国，如果土耳其人不出现在多瑙河左岸的话……如果他们抵抗，我会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俘虏黑海上所有的土耳其舰船。我会向奥地利提议，让他们占领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和塞尔维亚。如果土耳其人依然不为所动，我会让两公国、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独立——到那时候土耳其帝国将开始崩塌，各地基督徒将群起抗争，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日子便会来临。我不打算跨过多瑙河，［土耳其］帝国本来就会崩溃，但是我会为战争做好准备，第十三、十四师将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备战。坎宁的行为……没有让我泄气：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 ^[14]

沙皇的计划其实是一种妥协，最初他的设想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西方列强能够反应之前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帕斯克维奇的想法要谨慎一些。帕斯克维奇曾率领俄军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反叛武装进行惩罚性的袭击，是沙皇最信任的军事顾问。他对沙皇的突然袭击方案抱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因此陷入一场欧洲大战。两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奥地利可能采取行动的看法。尼古拉对他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间的私交信心十足，而且他在1849年还出手为奥地利解决了匈牙利问题，他相信弗兰茨·约瑟夫会和他一起加入对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而且有必要的话，还会参与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他相信如果奥地利站在他这一边，就不可能发生欧洲大战，土耳其人将被迫认输。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沙皇才会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然而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的支持抱有怀疑，他的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奥地利不可能欢迎俄罗斯军队进入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地区，担心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会因此发动针对奥地利的暴动。一旦俄罗斯军队跨过多瑙河，如果斯拉夫人中真的出现反奥地利暴动的话，奥地利甚至可能加入西方列强对抗俄罗斯。

为了限制沙皇的进攻计划，帕斯克维奇决定以沙皇的泛斯拉夫幻想来打动他。他说服尼古拉俄罗斯军队只需以防御姿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就可以鼓励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起来抗争，逼迫土耳其人接受沙皇的要求。他提出如果有必要的话，俄军只需占领两公国几年，凭着俄罗斯的宣传就可以召集当地基督徒加入沙皇的巴尔干军队，人数可达五万之多，足以让西方列强不敢干预，至少能让奥地利保持中立。在4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帕斯克维奇描述了俄罗斯军队开进之后，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战争将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身处土耳其的基督徒是来自武士部落的后代。如果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尚未拿起武器，那只是因为土耳其人的统治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村庄。但是，如果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冲突，当我们的军队发起战争，这些人身上的武士精神就会重新焕发，他们不会忍受土耳其人对自己村庄的蹂躏……没有一座村庄，甚至没有一个家庭，会没有受压迫的基督徒加入我们与土耳其人的战斗。这一点会成为我们的武器，足以摧毁土耳其帝国。 ^[15]

快到6月底时，沙皇下令比萨拉比亚的两支俄军跨过普鲁特河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帕斯克维奇依然希望俄军入侵两公国的行为不会导致一场欧洲大战，但是他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沙皇也不会退让。他在6月24日向这两支军队的俄军统帅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Mikhail Gorchakov）解释了这一想法。俄军进发到了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建立了指挥部。每到一处，俄军便张贴沙皇宣言，声称俄罗斯无意侵占领土，占领两公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宗教纠纷，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担保”。“如果高门能够担保东正教会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愿意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如果高门依然拒绝，那么在上帝庇佑下，我们将继续前进，为我们的信仰而战。” ^[16]

俄罗斯占领军对在圣地发生的纠纷一无所知。“我们不做任何思考，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让指挥官替我们思考，我们只按他们的命令行事。”一名参加过多瑙河战事的老兵泰奥菲尔·克莱姆（Teofil Klemm）回忆道。克莱姆当时十八岁，是一个识字的农奴，被选拔到乌克兰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军官，1853年从那里被征召入俄罗斯步兵。他对在第五军团广为流传的泛斯拉夫小册子没什么感觉，“我们中没有谁对这些想法感兴趣”，他写道。但是和俄罗斯军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他上战场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为上帝而战。 ^[17]

俄罗斯军队是一支农民部队，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农奴和官定农民（state peasants），这也是它的主要问题。俄罗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共有超过一百万步兵，二十五万非正式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在各地的军事屯田区还有七十五万预备役军人。但即使如此庞大，俄罗斯军队还是不足以防御极为漫长的边境线，存在许多薄弱点，例如波罗的海海岸、波兰、高加索等地；但是如果继续征兵，又将会削弱农奴经济、引发农民起义。俄罗斯在欧洲的领土面积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但人口却只有欧洲国家的五分之一，大部分农奴在俄罗斯中央的农耕地带，离边境距离遥远。一旦开战，边境地区需要很快补充兵员，但是在尚无铁路的情况下，征召农奴士兵并通过步行或是马车把他们送到前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兵力就已经捉襟见肘，几乎所有适合入伍的农奴都已应征。新兵质量也在急剧下降，因为地主和村庄急于留住最后一批能干农活的劳动力，于是把低质量的农奴送去应征。一份1848年的报告显示，在最近的征召中，三分之一的应征者因为身高不合规定（仅要求1.60米）而不合格，另有一半因为身患慢性病或有其他身体缺陷而不宜入伍。解决兵力短缺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征兵范围，向欧洲的全民征兵体系靠拢；但是这么做将会终结农奴制，那可是贵族们坚决维护的俄罗斯社会基础。 ^[18]

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俄罗斯军队的质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差很多。军官教育程度低，士兵几乎都是文盲：1850年代的官方数字显示，在六个师约十二万军人中，仅有二百六十四（0.2%）人能读能写。18世纪盛行的喜好表面功夫、只图阅兵时气派的风气依然在军中占主导地位，提拔仅凭是否服从军纪。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他们的最主要品质包括无条件服从、卑躬屈膝，加上极佳的眼力，能一眼看出军装上纽扣和纽扣眼上的毛病。”训练中强调的是外表整齐划一，战斗能力其次。即使在战场上，依然还有各种夸张的规矩，对姿态、步长、行军整齐要求仔细，这些全部写在军事手册上，与战场实际状况完全没有关系：

当作战阵形向前行进或向后撤退时，各营之间必须保证每一条队列的整齐以及各营之间距离的一致。在此情况下，仅是各营内队列保持整齐还不够，各营之间还必须保持同一步伐，这样各营的持旗士官可以保持一条直线，并与行军路线垂直。

检阅文化在俄罗斯军队中占主导地位，也和俄军武器的落后有关。当时的军队普遍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队形，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军队大规模运动时，能够保持军纪，不至于出现混乱。但是对俄罗斯军队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滑膛枪性能太差，不得不依赖刺刀，这一军事缺陷却被美化为“俄罗斯军人的英勇无畏”，所以在拼刺刀时更显雄风。俄军对轻火器忽视的程度，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到了“没几个士兵知道怎么使用滑膛枪”的地步。“对我们来说，战场上的胜利完全依靠行军的艺术和步调的正确。” ^[19]

但是这种过时的作战方法在19世纪早期为俄罗斯带来了几次重大胜利，对手包括波斯和土耳其军队，当然还有拿破仑。俄法战争是俄罗斯赢得的最重要的战争，让俄罗斯人相信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正因如此，俄军没有任何压力提升部队战斗力，以适应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战争。与新兴的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落后、财政虚弱，要在和平时期对人数众多、花费巨大的军队进行现代化，颇受限制，进展缓慢。只有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的滑膛枪在英法军队的米涅来复枪（Minié rifle）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时，俄罗斯才开始采购来复枪装备部队。

在八万名跨过普鲁特河，从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的俄军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活过一年，沙皇军队兵员损失的速度比其他欧洲国家军队高得多。在战场上，贵族高级军官为了取得一点进展，不惜牺牲大批士兵的生命。这些军官对手下农奴士兵的死活毫不关心，想到的只有如何向上方汇报取得的胜利以利于自己的晋升。绝大部分俄军士兵不是在战斗中阵亡，而是死于伤病。如果有恰当的医疗服务，许多人不至于丧命。俄军每次发动攻势时，都有同样的悲惨故事：在1828—1829年的多瑙河流域公国，一半的士兵死于霍乱和其他疾病；在1830—1831年的波兰战役中，七千名俄军士兵在战斗中身亡，八万五千人因伤病而被抬下战场；在1849年的匈牙利战斗中，只有七百零八名士兵战死，却有五万七千名俄军士兵被送到奥地利医院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俄军都有65%的人处于病中。 ^[20]

在俄军高发病率的背后，是农奴士兵遭受的残酷对待。为维持军纪，鞭笞士兵是家常便饭，每个团中的每个士兵都可能身上带着鞭伤。军队后勤系统腐败充斥，军官们薪酬很低，原因是俄罗斯国库空虚，常年军费不足。军官们于是先从军费中给自己捞足了油水，这样给士兵们留下的军费就很少了。因为后勤不可靠，俄罗斯军队必须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虽然提供材料，但是每个团都要自己负责制作军服和靴子。团里不仅有裁缝和鞋匠、理发师、面包师、铁匠、木匠，还有金属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乐队，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乡村手艺带到了军队里。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的技艺，不要说打仗了，仅仅维持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每个俄军士兵在上战场时都要依靠他作为农民的知识记忆和生存能力而活。他们会在背包里自带绷带，受伤之后可以自救。他们在露天睡觉的能力很强，会找树枝叶片、草垛、农作物为自己遮风挡雨，有时甚至会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来睡觉。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证了整支部队在行军时可以不用携带帐篷。 ^[21]

当俄罗斯军队跨过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之后，土耳其政府命令鲁米利亚军指挥官奥马尔帕夏（Omer Pasha）加强多瑙河沿岸土耳其要塞，做好防守准备。同时高门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埃及和突尼斯征调部队，到8月中旬，已有两万名埃及士兵、八千名突尼斯士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前往多瑙河沿岸要塞增援。一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写给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夫人的信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可惜您看不到特拉比亚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处都是战舰。在海峡对岸的高地上，是埃及军队的绿色帐篷。君士坦丁堡仿佛倒退了五十年，街上挤满了来自边远省份、准备与俄国人一战的奇异人物。头巾、长矛、锤子、战斧，在拥挤的窄巷里叮当作响，他们很快统统被送到舒姆拉（Shumla）的营地，恢复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22]

土耳其军队由来自各个民族的士兵组成，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鞑靼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其中许多人要么对土耳其政府抱有敌意，要么听不懂土耳其人或是欧洲军官的指挥（奥马尔帕夏手下的军官有许多是波兰人或是意大利人）。这些士兵中最奇特的是来自北非、中亚和安纳托里亚，被称为巴什波祖克（Bashi Bazouks） 的黑人骑兵。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二三十人一组，年龄和装束各异，来到土耳其首都参加对抗俄罗斯异教徒的圣战。英国海军军官、曾协助训练土耳其海军的阿道弗斯·斯莱德（Adolphus Slade）在他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巴什波祖克士兵在被送往多瑙河前线之前，在君士坦丁堡街头游行的场面。他们大都穿着自己部落的装束，披着“头巾和披肩长袍，身携手枪、土耳其弯刀、佩剑等等奇异的装饰，有些还拿着挂有旗子的长矛。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颜色和军鼓，看上去还是他们的祖先在围困维也纳时用过的” 。奥斯曼帝国军队士兵所用的语言之多，以至于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军事单位也经常要雇翻译和喊话人负责传呼军官发布的命令。 ^[23]

语言不通只是问题之一，许多穆斯林士兵不愿意听从基督教军官，甚至是奥马尔帕夏的命令。帕夏原名米哈伊洛·拉塔斯（Mihailo Latas），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徒，曾在奥地利军校接受教育，为逃避腐败指控来到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Bosnia）省并改信伊斯兰教。奥马尔帕夏生性诙谐健谈，非常享受作为鲁米利亚军指挥官的豪华生活。他身穿镶着金链和宝石的军装，随军携带一套私房供女眷专用，还配有一套德国交响乐队。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让交响乐队演奏威尔第（Verdi）的歌剧新作《游吟诗人》（ Il Trovatore ）中的《啊！最后的时刻已到》（“Ah! Che la morte”）。奥马尔帕夏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据说他被提升的原因是写得一手好字。阿卜杜勒-迈吉德小时候曾请他担任书法教师，1839年登基成为苏丹之后马上将他晋升为上校。在这一点上，尽管是东正教出身，奥马尔帕夏却是一个奥斯曼军官阶层的典型，靠宗派关系而不是作战经验向上爬。苏丹马哈茂德进行的军事改革和坦齐马特改革都没能为一支现代职业军队打下根基。大部分土耳其军官战术素养很差，许多军官依然采用过时的战术，让士兵分散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集中大量士兵组成密集阵形。奥斯曼军队善于打埋伏和骚扰之类的“小仗”，在围困战上十分出色；但是一直纪律不佳、缺乏训练，无法组成让滑膛枪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统一号令队形，与俄罗斯军队刚好相反。 ^[24]

在收入和生活条件上，军官与士兵之间差别极大，比俄军更甚。许多高级军官生活奢华，手下的士兵却在打仗期间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都拿不到军饷。俄罗斯外交官和地质学家彼得·奇哈乔夫（Pyotr Chikhachev）1849年在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工作时分析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计算，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总开支（包括军饷、给养和军服）为十八银卢布，俄罗斯步兵为三十二卢布，奥地利五十三卢布，普鲁士六十卢布，法国八十五卢布，而每个英国步兵每年总开支达一百三十四卢布。多瑙河前线土耳其士兵的生活条件让欧洲军人十分震惊。据一名英国军官说，他们“吃得糟糕、穿得破烂，是最倒霉的”。从埃及派来的援军被一名俄罗斯军官形容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接受过任何作战训练”。 ^[25]

* * *

英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内阁中最主张和平处理的是首相阿伯丁勋爵，他拒绝将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行为视作侵略，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是为了逼迫高门承认他们在圣地应有的权利才做出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能找到和平途径，让俄军撤出，但又保全沙皇的面子。他最担心的是被土耳其人拖入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他从来就不信任土耳其人，1853年2月，他致信下议院领袖罗素勋爵，反对派遣英国舰队帮助土耳其人：

这些野蛮人仇恨我们所有人，一定会很高兴能找到机会让我们卷入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纷争。也许我们有必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并且努力延长他们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为土耳其人而拿起武器，那真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内阁中主战一方的代表是内政大臣帕默斯顿，他认为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属于“敌对之举”，英国必须立即做出反应，以“保护土耳其”。他主张派遣英国军舰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给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它从两公国撤军。帕默斯顿的支持者中，除了恐俄的英国媒体外，还有反俄的外交官如庞森比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等人，这些人认为俄军占领两公国给了英国一个机会，纠正1848—1849年没有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的错误。 ^[26]

伦敦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尼亚流亡者社区，这些人都是俄罗斯上次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时逃亡出来的，他们组成了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进行干预。他们的游说活动受到几位内阁大臣的支持，其中包括帕默斯顿、时任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和其他许多下议院议员，他们通过在下议院提问有关多瑙河战事问题的方式游说议会。罗马尼亚流亡者的领导人与意大利流亡者关系密切，他们还加入了由马志尼组建的“民主委员会”（Democratic Committee），此时这个委员会中还有流亡伦敦的希腊和波兰革命者。罗马尼亚人很注意与这些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政策保持距离，他们非常明白，为了在英国赢得支持，就必须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得符合英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几份全国性报纸和期刊的支持下，他们成功地向英国公众解释了对抗俄罗斯入侵、保卫多瑙河流域公国对于保障欧洲大陆的人身与贸易自由如何重要。厄克特几乎每天都在《广告晨报》（ Morning Advertiser ）上撰写文章，呼吁英国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不过他更关心的是保卫土耳其主权，以及英国的自由贸易权利。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罗马尼亚宣传者的行动越来越大胆，开始举办巡回演讲直接向英国公众发出呼吁。演讲的主题都是面对俄罗斯暴君，欧洲必须奋起抗争，例如康斯坦丁·罗塞蒂（Constantine Rosetti）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对听众说：“在多瑙河边，十万罗马尼亚人已准备好，随时加入民主大军。” ^[27]

在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行为的性质尚不明朗之时，英国政府对将皇家海军舰队派往哪里举棋不定。在内阁中，帕默斯顿和罗素想把舰队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防止俄罗斯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阿伯丁则倾向让舰队停留在稍靠后的位置，不至于对和谈造成威胁。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英国海军舰队将开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备战。这样做的想法是让英军舰队离君士坦丁堡距离足够近，遏制俄罗斯舰队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但又足够远，不至于引发俄英之间开战。到了7月份，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占领看来更为认真了，传到欧洲各国首都的消息说俄罗斯已下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都督们断绝与高门的关系，转而向俄罗斯进贡。这一消息引发了欧洲国家的警觉，因为俄罗斯的企图似乎是永久占领两公国，而不是像沙皇声称的那样只是迫使高门就范。

欧洲列强对此反应很快。奥地利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前往南部边境，主要是为了警告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人不要发起暴动，支持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法国下令舰队准备作战，随后英国舰队才开始行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第一批收到有关俄罗斯对两公国都督下的命令的人，他迫切希望能弥补1848—1849年间英国未能站出来对抗俄罗斯入侵的过失，呼吁英国政府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保卫两公国。他警告英国外交部说：“整个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从奥地利边境到希腊”，都即将落入俄罗斯手中。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瑙河，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纷纷起来暴动；如果能得到英法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他手下的穆斯林臣民将与俄罗斯一战。他还说虽然被卷入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 ^[28]

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在欧洲列强中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国家都不能坐视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以及基本上跟随奥地利决定的普鲁士同意共同行动推动和平解决方案。外交行动由奥地利牵头，它本身就是《维也纳条约》的关键担保人和主要受益者。奥地利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不能忍受俄罗斯并吞两公国；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与俄罗斯开战带来的负担，因为战争的破坏会最大程度地落在奥地利头上。奥地利的提议大概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希望能达成某种外交方案，让俄罗斯撤销对高门的要求，从两公国撤军，同时还保全沙皇的面子。

和平进程以欧洲各国间高调传送外交文件为手段，各方在遣词造句上进行了无数次修改，以图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同时又保障土耳其的独立。最终达成的是一份名为《维也纳说明》（Vienna Note）的文件，在7月28日由四方外交部长代土耳其政府草拟而成，和所有为了终止敌对行动而拟定的外交文件一样，《维也纳说明》故意含糊其词：高门同意保障俄罗斯保护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的协约权利。沙皇将此视为俄罗斯在外交上的胜利，在8月5日同意立即签署《维也纳说明》而“无需任何修改”。但是四方外长事先并未征得土耳其人同意，当土耳其人要求澄清文件中的一些细节时，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担心《维也纳说明》对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未能做出适当的限制。这一担心很快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根据一份被泄露给一家柏林报纸的内部外交文件，俄罗斯人对《维也纳说明》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做出干预行动以保护东正教利益，而不仅限于已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如圣地等。苏丹建议对《维也纳说明》在文字上做少量改动，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措辞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为了保住最富庶的两个公国而对俄罗斯人做出的让步。苏丹还要求在与俄罗斯恢复外交关系前，俄罗斯军队必须先撤出两公国，同时四方必须担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入侵。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修改《维也纳说明》的要求，理由是他同意的是修改前的文件。沙皇怀疑土耳其人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挑动下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因此这份文件也就没有意义了。9月初，《维也纳说明》不得不被放弃，在土耳其即将对俄罗斯宣战的形势下，四方不得不再次开始谈判。 ^[29]

事实上，与沙皇怀疑的情形相反，在土耳其人拒绝《维也纳说明》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众所周知，他强烈支持土耳其行使主权，同时对俄罗斯十分仇视，所以当土耳其意外地拒绝西方列强姑息俄罗斯的妥协方案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件事算到他头上。后来英国外交部也认为是斯特拉特福德让土耳其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斯特拉特福德态度正确的话，本来是可以说服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说明》的，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比土耳其人好不了多少，他在那里生活得太久，对［俄罗斯］皇帝充满了仇恨，浑身都是土耳其人的精神，再加上他自己的脾气，采取了与政府指令完全相反的做法”。 ^[30] 外交大臣乔治·克拉伦登勋爵在10月1日回顾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当时由一个比斯特拉特福德立场更为温和的人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情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人的蒙蔽手法“挑起了他对俄罗斯人的全部反感，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与俄罗斯开战是土耳其的最佳选择。事实上任何一个能让俄罗斯下得了台的和平方案都不会让他满意”。 ^[31] 但是这样的看法对斯特拉特福德是不公平的，英国政府调解失败，却让他承担了责任。事实上，斯特拉特福德已经尽最大努力说服高门接受《维也纳说明》了，但是在1853年的夏天，他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因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游行示威所席卷，游行的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发动一场“圣战”。

多瑙河流域两公国遭俄罗斯入侵一事，在奥斯曼首都不仅激发了穆斯林的情绪，还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高门一直在鼓励穆斯林人口反抗入侵，此时已无法控制因此产生的宗教情绪。都市里的宗教权威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战争语言，让虔诚的穆斯林相信，侵略者们将会捣毁清真寺并在它们的遗址上建起教堂。与此同时，高门一直对维也纳和谈一事秘而不宣，声称“只有当沙皇被苏丹的威严震慑”，和平才会来临。这一想法无疑继续鼓励了穆斯林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各种谣言纷纷扬扬：有的说苏丹会花钱请英法舰队为土耳其而战；有的说安拉选择了欧洲来保卫穆斯林；还有的说沙皇已派他的皇后到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并且将放弃克里米亚，作为对入侵两公国的赔偿。许多谣言都是由最近被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制造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损害雷希德的声望。到8月底，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主战派”领袖，在大议会中势力渐长。除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外，他还受到一批年轻军官的追捧。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宗教情绪高涨，反对西方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如果能把英法两国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抗俄罗斯，将对自己十分有利，甚至能够逆转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军队在俄军面前屡战屡败的局面。为了得到西方舰队的协助，他们愿意向斯特拉特福德这些手伸得很长的欧洲人许诺改善国家治理，但是他们拒绝坦齐马特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给予基督徒更多的民事权利将会对穆斯林统治形成潜在的威胁。 ^[32]

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现了一系列主战游行，并且有六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政府对俄罗斯发动“圣战”。宗教学校（medrese）和清真寺成为这些游行请愿的组织中心，它们的影响还体现在张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上：

荣耀的帕迪沙（Padishah） ！为了您的尊严，您所有的臣民都愿意献出生命、财产和孩子。您和您的祖上都曾在阿尤部安萨里（Eyyub-I Ansari）清真寺佩上穆罕默德的宝剑，现在宝剑出鞘的责任落在了您的身上。您的部下对此犹豫不决，那是因为他们沾染上了虚荣的毛病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的局面有可能（上天保佑不要发生）把我们带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帕迪沙，您勇猛的战士和虔诚的奴仆想要投入一场捍卫自己权利的战斗！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学校中有四万五千名学生，这是一个心存不满的群体，坦齐马特改革推动新式世俗学校，损害了宗教学校学生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这股怨气让他们的抗议行动更为激进。土耳其政府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向俄罗斯宣战，将会引发一场伊斯兰革命。 ^[33]

9月10日，三十五位宗教领袖向大议会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大议会在第二天进行了讨论。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请愿书的内容主要摘自《古兰经》（Koran）上有关向伊斯兰敌人开战的段落，并暗示如果大议会不听从请愿书提出的要求，社会将出现动荡。请愿书的语气极为大胆，近乎张狂。一些高级大臣努力与递交请愿书的人讲道理，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铿锵简短：“这些都是《古兰经》上的话，如果你是穆斯林，就必须遵守。你们现在对外国使馆的异教徒大使言听计从，要知道他们是伊斯兰信仰的敌人。我们是先知的子孙，我们有一支大军在手，急切地想投入战斗。异教徒羞辱我们已久，我们决心复仇。”据说每当政府大臣要与请愿者说理时，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是《古兰经》上的话”。这里的大臣们都处于忧虑焦急中，因为目前的形势在土耳其非常少见。一场革命看来即将爆发，他们担心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刻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9月12日，宗教领袖获得了苏丹的召见，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开战，要么退位。阿卜杜勒-迈吉德向斯特拉特福德和法国大使埃德蒙·德拉库尔（Edmond de Lacour）求助，两人同意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革命，两国将召集舰队协助镇压。 ^[34]

当晚苏丹召集大臣开会，会上他们同意向俄罗斯宣战，不过要先给予高门足够时间确定西方舰队的支持并压制君士坦丁堡的抗议活动。9月26—27日大议会召开扩大会议，苏丹手下的大臣、穆斯林教士和军队中的高层人物都参加了，决议正式通过。在会上，穆斯林教士们积极主张一战，军官们则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土耳其军队是否有能力战胜俄罗斯军队没有信心。奥马尔帕夏认为在多瑙河流域需要额外增加四万人的部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要塞和桥梁对付俄罗斯军队。新近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尽管是“主战派”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表示是否有可能战胜俄军。海军大元帅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也不愿意明确表态，他说土耳其海军能够与俄罗斯舰队抗衡，但是如果以后战败的话不要回头找他算账。最后还是雷希德站到了穆斯林领袖这一边，也许是感觉到如果在这时候继续反对开战将会激发一场宗教革命，彻底摧毁坦齐马特改革，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的条件。“与其不做抵抗，不如战死疆场，”雷希德宣布，“如果上天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会大胜而归。” ^[35]

注释

[1] 有关英国海军抵抗法国的战略，参见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56 (Manchester, 1990), pp. 25–7.

[2] 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12.

[3]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1955), p. 49.

[4] 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 p. 225; E. Bapst,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de 1848 à 1851 (Paris, 1912), pp. 325–7.

[5] 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38;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109–10.

[6] 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1 Jan., 21 Feb. 1853; 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 136.

[7]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 vol. 2, pp. 139–40.

[8] 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37; 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7 Jan.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21–4.

[9] 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43;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 94.

[10] FO 65/420, Clarendon to Seymour, 23 Mar., 5 Apr. 1853;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 pp. 136–8.

[11] 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 pp. 226–231; Bapst,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 p. 354.

[12] Mémoires du comte Horace de Viel-Castel sur le regne de Napoléon III, 1851–1864 , 2 vols. (Paris, 1979), vol. 1, p. 180;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237.

[1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 vol. 1, pp. 256–8;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 pp. 159–62;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 pp. 147–8, 156–7; A.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35–7;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vol. 2, p. 248.

[14] 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739–40.

[15] Russkii arkhiv , 1891, no. 8, p. 169;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 16 (1876), pp. 681–7;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76.

[16] RGVIA, f. 846, op. 16, d. 5407, ll. 7–11; d. 5451, ll. 13–14;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 vol. 1, p. 74.

[17]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 74;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rasskazannye synu, kadetu VII klacca Pskovskogo kadetskogo korpusa’, l. 6.

[18] 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21; E. Brooks, ‘Reform in the Russian Army, 1856–1861’, Slavic Review , 43/1 (Spring 1984), p. 64; E.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rinceton, 1990), p. 24.

[19] Brooks, ‘Reform’, pp. 70–71; 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p. 397–398; J. Curtiss, 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holas I, 1825–1855 (Durham, NC, 1965), p. 115; 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 2 vols. (Viatka, 1861), vol. 1, p. 43.

[20] Curtiss, Russian Army , pp. 248–9.

[21] Za mnogo let , pp. 34–35, 45–47;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ll. 4, 7–8;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 p. 87.

[22] BOA, I, HR, 328/21222; S. Kiziltoprak, ‘Egyptian Troops in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in Vostochnaya (Krymskaya) Voina 1853–1856 godov: Novye materialy i novoe osmyslenie , 2 vols. (Simferopol, 2005), vol. 1, p. 49;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 vol. 2, p. 296.

[23] 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86;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86–87.

[24] T.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p. 121;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 257.

[25] RGVIA, f. 450, op. 1, d. 33, ll. 4–12; 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53;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 566.

[26] M. Chamberlain, Lord Aberdee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83), p. 476; FO 65/421, Palmerston to Seymour, 16 July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 vol. 1, p. 400.

[27]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41–6.

[28]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 vol. 1, pp. 400–4.

[29]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 pp. 190–213.

[30] The Greville Memoirs 1814–1860 , ed. L. Strachey and R. Fulford, 8 vols. (London, 1938),vol. 1, p. 85.

[31] H. Maxwell,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Fourth Earl of Clarendon , 2 vols. (London, 1913), vol. 2, p. 25.

[32]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 pp. 101–2, 107; 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 p. 64;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 pp. 198–9.

[33] 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 p. 8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p. 80, 90.

[34] The Times , 27 Sept.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 vol. 1, pp. 562–3.

[35] A. Türkgeldi, Mesail-i Mühimme-i Siyasiyye , 3 vols. (Ankara, 1957–60),vol. 1, pp. 319–2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 93. Yqzef0i4shLWwvN7isiUgWpTLV+Hfsq/xhcC0ga4vadvHRBADVHzFihVXIsALg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