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6月1日星期六晚，一艘荷兰蒸汽机船驶入伦敦东部泰晤士河下游的伍利奇（Woolwich）码头，船上的乘客只有“奥尔洛夫伯爵”（Count Orlov）和他的随从。奥尔洛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化名，这次他是从圣彼得堡专程私服访问英国的。自从1831年俄罗斯军队残酷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尼古拉一直担心被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刺杀，所以习惯私服出访。伦敦有许多波兰流亡者，1月份两国政府讨论沙皇访问英国的安排时，沙皇的人身安全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保障安全，沙皇的行程没有透露给任何人，车队只在柏林稍作停留，就飞快地跨过欧洲大陆。直到5月30日尼古拉在汉堡登船后，英国方面才被通知沙皇即将到访，此时离他抵达伦敦仅有两天时间了。

甚至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Baron Brunov）也不知道沙皇的具体抵达时间，所以他只好一整天都等在伍利奇码头上，最后在晚上十点，沙皇的蒸汽机船终于驶入码头。尼古拉身穿1828年俄土战争时期穿过的灰色大衣，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上岸后他和随行人马立即入住位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阿什伯纳姆大楼（Ashburnham House）的俄罗斯大使馆。尽管时间已晚，尼古拉还是马上派人给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丈夫传信，要求尽快与女王见面。在圣彼得堡，沙皇习惯于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召见手下，所以不会想到在凌晨时分吵醒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是件很不礼貌的事情。 ^[1]

这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访问伦敦。早在1816年，当时不过二十岁，还是大公爵的尼古拉访问伦敦，深得上流社会女士们的欢迎。当时宫廷内著名美女、威尔士亲王夫人（Princess of Wales）的女侍官夏洛特·坎贝尔夫人（Lady Charlotte Campbell）惊叹道：“多么可爱的人儿！魔鬼般的英俊！他一定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那次访问让他觉得英国皇室贵族会成为他的盟友。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独裁者，他完全无法理解君主立宪制下英国君主权力有限，以为可以来英国与女王和她的高级大臣们直接决定两国外交事务。他对维多利亚女王说：“能够时不时地面谈真是件好事，有时候没法完全相信外交官”，两个君主之间的会面能创造“一种友谊和关怀的感觉”，“如果能在一次会面把感觉、观点和动机解释清楚，那将胜过无数报告和信件”。沙皇觉得俄罗斯和英国之间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处理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局面。 ^[2]

这已经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试图从其他欧洲列强那里寻求支持，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1829年，当他预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时，也曾向奥利地建议双方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以避免战后的混乱局面，但是那一次奥地利没有被他说服，而是支持欧洲协调体系。到1843年秋天，他再次向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即1815年的三国联盟（Triple Alliance）扶持的希腊帝国，以防止奥斯曼帝国垮台后英国和法国插手抢夺地盘。尼古拉坚持俄罗斯没有扩张到巴尔干的野心，为此他建议由奥地利占领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不设防城市，由奥地利负责守卫。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消除奥地利对俄罗斯的戒备之心。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相信，沙皇企图经营出某种局面，让俄罗斯可以借口保卫土耳其而干涉其事务，从而通过武力推行俄罗斯的瓜分方案。他认为，俄罗斯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持一个三国联盟保护下的希腊帝国，而是“一个在经济、理念和宗教上与俄罗斯相联，由俄罗斯派出的亲王统治”的国家，“俄罗斯从未放弃这个目标，这是俄罗斯实现其理想的必由之路……现在的希腊将会成为俄罗斯扩张机会的一部分”。 ^[3] 由于对俄罗斯的动机深怀戒心，因此除非取得英法两国的同意，奥地利不想染指俄罗斯的分治方案。于是尼古拉现在就亲自来到伦敦，希望说服英国接受他的想法。

从表面上看，尼古拉想要和英国结成联盟的想法不太现实。英国一直致力于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并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但是，让沙皇感到鼓舞的是，最近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两国都对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产生了警觉。

1839年，在法国的支持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再次在叙利亚发动叛乱，埃及军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人们开始担心他们会像六年前一样，直逼君士坦丁堡。当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附近被埃及海军打败之后，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已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拒绝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和埃及世袭继承权的要求了，高门只好像六年前那样再次向欧洲列强求援。1833年埃及第一次叛乱时，俄罗斯独自行事替苏丹挽回了局面，这次沙皇希望能与英国合作保护苏丹，目的是避免英法两国在这件事上走到一起。

和俄罗斯一样，英国对法国日益卷入埃及事务感到警觉，埃及是拿破仑在1798年宣称要摧毁大英帝国的地方。在1830年代，法国大量投资埃及的棉花经济作物和工业经济，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埃及训练陆军和海军。在法国的支持下，不仅埃及人成为对土耳其统治的主要威胁，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强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袖，反抗外国干涉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地区事务，也激发了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叛军反沙皇统治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呼吁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军，接受列强提出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在1840年的伦敦会议（London Convention）上拟定并由四强和奥斯曼帝国共同签署，同意给予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世袭继承权。为保证叛军撤离，一支英军舰队行驶至亚历山大附近，另一支英国奥地利联军则进驻巴勒斯坦。穆罕默德·阿里先是不愿让步，希望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当法国表示拒绝和平条件并声称将会支持穆罕默德·阿里时，人们开始担心一场欧战将会爆发。但是在最后关头，因为不想卷入战争，法国还是同意了和平条件，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从叙利亚撤出。随后法国人很不情愿地在1841年的伦敦会议上签署了和平条件，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埃及的世袭继承权，条件是他承认苏丹对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主权。

1841年伦敦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让穆罕默德·阿里撤军，还规定在战争爆发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将对除苏丹盟军以外的外国军舰关闭，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这样英国军舰就能驶过海峡进入黑海，直接威胁俄罗斯南部边疆的薄弱地带。签署这份条约后，俄罗斯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位置和对海峡的控制权，沙皇希望能以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孤立法国。

从沙皇的角度来看，扶持苏丹只能是权宜之计。他认为，现在法国因为支持叛军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俄罗斯与英国又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致，伦敦会议的成功，让俄罗斯与英国有了结成同盟的可能。1841年英国政权更迭，由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这给沙皇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保守党不像上届由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1835—1841年在任）领导的辉格党（Whig）政府那么敌视俄罗斯。沙皇相信保守党政府会更愿意听取他的建议，让欧洲在英俄两国的领导下共同决定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在1844年亲自前往伦敦时，沙皇对说服英国参与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沙皇在6月的突然造访，把英国政府搞得措手不及。英俄双方的确从当年春天起就在商讨沙皇访英一事，但是谈得很随意。3月2日在“伦敦酒馆”（London Tavern）为俄罗斯贸易公司（Russian Trading Company）举行的宴会上，首相皮尔对沙皇访英的建议表示欢迎。三天之后，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通过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发出了正式邀请，并向沙皇保证他的造访将“在英国消除任何波兰人宣扬的对俄罗斯的偏见”。布鲁诺夫在给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的信中写道：“阿伯丁是一个含蓄又爱担心的人，连他对这事都这么有信心，那就很说明问题了。”维多利亚女王起先不是很愿意接见尼古拉一世，因为她的舅舅、新近独立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长期和沙皇有纷争。利奥波德在1830年代把许多波兰流亡者吸收到了自己的军队中。作为神圣同盟的支持者，尼古拉打算出手干预，恢复被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运动打乱的君主制，但是他的这一计划因为同年11月的华沙革命而未能实现。因为他曾威胁军事干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对他很不信任，把他称为“欧洲宪兵”，许多因革命失败而逃亡海外的波兰人则发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很欢迎他们。这些纷争让维多利亚女王感到担忧，但最终还是她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他是利奥波德国王的侄子）说服了她，认为沙皇访英有助于修复欧洲皇室之间的关系。在她发出的邀请信中，她说希望能在5月底6月初会面，但是具体日期未定。到5月中旬时，英国方面依然不能肯定沙皇是否会到访，当女王得知沙皇终于要来的时候，尼古拉的蒸汽机船还有几个钟头就要抵达伦敦了。这一消息让女王的手下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而且萨克森王国（Saxony）的国王正好也是同一天到访，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匆匆应急完成。

沙皇这次即兴造访，是他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的表现之一。做了十八年沙皇后，他登基早期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谨慎、保守、含而不露等渐渐消失了。在执政晚期，他日益受到家族遗传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症状。尼古拉变得做事浮躁，缺乏耐心，经常冲动行事，比如贸然前往伦敦，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英国人身上。他的古怪行为被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注意到了，女王在给她舅舅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阿尔伯特觉得此人不能很好地控制冲动和情绪，因而会做出不当的举动。” ^[4]

在沙皇抵达伦敦的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他。他还与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威灵顿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会面，之后游览了伦敦西区时髦的街道。沙皇视察了因1834年大火而正在重建中的议会大厦，参观了完工不久的摄政公园（Regent’s Park）。晚上宾主一起坐火车前往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之后的五天里，沙皇一直住在那里。沙皇简朴的生活习惯把温莎城堡的仆人惊呆了，他的贴身男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马厩找一些干草，填到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制套子里，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当作床褥。尼古拉从来就是这么睡的。 ^[5]

当时维多利亚已怀孕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还在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戴孝，因此没有为沙皇举办皇家舞会。但是其他的娱乐活动并不少：狩猎聚会、检阅仪仗队、出席皇家赛马会（Ascot）等等。为了向沙皇致敬，皇家赛马会还把授予获胜者的“金杯”（Gold Cup）改名为“皇帝金盘”（Emperor’s Plate） ，女王还陪同沙皇一起听了一次歌剧。在一场豪华宴会上，六十名宾客享用了五十三道菜，餐具是皇室的“大宴餐具”（Grand Service），可能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一套银边瓷器了。沙皇在伦敦的最后两次晚餐上，所有男宾都在尼古拉的要求下穿军装出席，因为他不习惯穿晚餐正装，他还向维多利亚女王坦言，如果没有穿军装，自己会觉得很不自在。

从公关的角度来看，沙皇对伦敦的访问非常成功。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为他英俊的相貌和优雅的举止所倾倒。“他依然对女性之美十分欣赏，”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写道，“对他的英国旧爱表现得极为关切。”维多利亚女王对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善，欣赏他“端庄优雅”的风度、对孩子的慈爱和真诚的态度，但是她觉得尼古拉很忧郁。“他留给阿尔伯特和我的印象是他不是很开心，他的地位和权力带来巨大的压力，让他在重压下感到痛苦，”她在6月4日给利奥波德的信中写下了她的观察，“他很少笑，如果笑也不是开心的笑。”一星期后，沙皇访英行程几近结束，这时维多利亚女王又给她舅舅写信，信中她对尼古拉的评价十分深入：

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我很难不感到喜欢，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被人理解，不要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既严格又严厉，对“责任”有固执的理解，这一点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觉得他并非“聪明机智”，他的心智也尚未开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只关心政治和军事，对艺术和其他软性活动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很肯定他是真诚的，即使他在独断专行的时候，也真的相信那是唯一的统治办法。

墨尔本勋爵是辉格党中的反俄派，但是当他在辉格党腹地奇西克大楼（Chiswick House）与尼古拉共进早餐时，两人却相谈甚欢。即使是辉格党的前外交事务发言人帕默斯顿勋爵这个对俄罗斯政策上的强硬派，也认为让沙皇“对英格兰留下个好印象”很重要：“他手中权力很大，可能做有利于我们的事，也可能伤害我们，取决于他对我们是心怀善意还是敌意。” ^[6]

在访英期间，沙皇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还有皮尔和阿伯丁勋爵有过好几次政治会谈。英国人对他的坦诚感到惊讶，女王甚至认为他“过于坦率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把话说得那么直白，他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忍不住”，她在给利奥波德的信中这么写道。沙皇认为坦诚是让英国人克服对俄罗斯的疑心和偏见的唯一办法。“我知道有人认为我在装模作样，”他对皮尔和阿伯丁说道，“但是我没有。我是绝对直截了当的，我只会和你说我真心想的，真心保证会做的事。” ^[7]

在谈到比利时时，沙皇表示他愿意与利奥波德修复关系，但是“当比利时国王的军队中依然有波兰军官服役时”，恢复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阿伯丁勋爵“不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对一个大臣说话，而是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对另一个绅士”解释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反感：

波兰人依然在反抗我的统治。如果有一批人叛乱反抗一个绅士，另一个绅士却接纳那批人成为自己的手下，这样的行为能让人接受吗？利奥波德收入麾下的正是发动叛乱反抗我的波兰军人。如果我接纳奥康奈尔（O’Connell） ，还想让他担任我手下的部长，你们会怎么想？

谈到法国时，尼古拉希望英国能与俄罗斯联手，共同遏制法国。英国人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不信任法国人，尼古拉从这点出发，对皮尔和阿伯丁勋爵表示再不能容忍法国“制造混乱，出兵境外”。他希望英俄两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法国。“通过我们的友好交流，”沙皇带着感情说道，“我希望能消除两国之间的偏见。我对英国朋友的意见高度重视，对法国，我则嗤之以鼻。” ^[8]

尼古拉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他特别希望以此来调动英国人的情绪。“土耳其是一个垂死之人，”他说道。

我们也许可以努力让它活着，但是我们不会成功。它会，也应该死去。那将会是一个紧要关头。我预计到时候我必须动员俄罗斯军队准备战斗，奥地利也会做同样的准备。在这一危机中我最担心的是法国。它想要干什么？我预计它会在几个方向同时出击：埃及、地中海，还有近东。还记得[1832年]法国对安科纳（Ancona）的军事行动吗？它为什么不会对克里特岛和士麦那（Smyrna）采取同样的行动呢？如果法国真的动手了，难道英国不会调动军舰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些地区陆地上将是俄罗斯和奥地利的陆军，海上是英国的舰队，一场灾难恐怕难以避免。

沙皇指出，现在时机已到，欧洲列强应该在俄罗斯和英国的领导下协调出一套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这样至少能避免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引发的列强相互争夺的混乱局面，减少国内革命和欧洲大战的可能。皮尔和阿伯丁勋爵都对沙皇坚信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俄罗斯和英国应该合作应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俄英合作至少能阻止法国侵吞埃及和东地中海，这一点是英国当时最为关心的。尼古拉对皮尔说：

我对土耳其领土没有一寸的野心，但我也不允许法国侵占它一寸的领土……我们不能明文宣示应该如何在土耳其倒下时瓜分其领土，这样做只会加速它的死亡，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维持现状。但是我们必须真诚理性地看待它最终会崩溃这一事实，我们应该对此做理性的思考，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直接而真诚的一致意见。 ^[9]

皮尔和阿伯丁勋爵都同意应该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局面提前做好准备，但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他们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根据会谈的结论，布鲁诺夫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尼古拉和阿伯丁勋爵都对内容表示同意，但未签署。

离开英国时，沙皇坚信他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之间的会谈是对双方共同政策的陈述，现在他可以期待英国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制定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以保证双方的利益。他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他手中的秘密备忘录就可以证明。但事实上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和英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达成了“君子协议”，但对英国方面来说，这一次会谈不过是双方相互交换了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 * *

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沙皇的访问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尽管俄罗斯事实上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很小，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关系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都不错，但是恐俄情绪可以说是英国对境外势力看法的最重要成分，比恐法情绪更甚。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恐惧和幻想，英国也不例外。俄罗斯在18世纪的迅速扩张，以及它在打败拿破仑时展露的军事力量，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初，以“俄国威逼”欧洲大陆为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在欧洲各地盛行，包括小册子、旅行笔记和政治论著等。不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真是假，这些说法的形成，大都还是基于作者对一个亚洲“异类”威胁欧洲的自由和文明这么一种想象。通过这些荒诞不经的文章，一个对俄罗斯充满偏见的认识渐渐形成了：它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犯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证明“俄国威胁”确实存在的文件是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被持恐俄态度的作家、政客、外交官、军人等视为证明俄罗斯有统治世界野心的最确凿无疑的证据。根据这份文件，彼得大帝的目标极为狂妄：同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方向扩张，与奥地利联手将土耳其人从欧洲大陆赶走，“征服东地中海”并控制通往印度群岛（Indies）的商路，在欧洲播下异议与矛盾的种子，直至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

《彼得大帝遗嘱》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他们和法国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势力有联系。《遗嘱》曾几易其稿，最后完成的版本在1760年代收入了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法国人比较愿意相信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法国在欧洲东部的盟友：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等都曾遭受俄罗斯的打击，实力受到削弱。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制定外交政策时，都假设《遗嘱》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10]

拿破仑一世就特别受《遗嘱》的影响，他手下的高级外交顾问经常引用其中的一些理念和措辞，例如1795—1804年间担任外交部长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利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就曾说：“彼得一世以后的整个［俄罗斯帝国］系统……一直企图如洪水野兽般压垮欧洲。”外交部中另一名重要人物、受拿破仑信任的亚历山大·德奥特里夫（Alexandre d’Hauterive）说得更露骨：

在战争时期俄罗斯会企图征服它的邻居，在和平时期它会设法让它的邻居乃至整个世界陷于猜疑、骚动、不和的混乱中……它在欧亚两地所干的坏事路人皆知。它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它试图摧毁德意志帝国。俄罗斯不会直接去实现它的目标……它会采用卑劣手段来削弱[奥斯曼帝国]；它会煽动阴谋；它会鼓励外省叛乱……与此同时，它却会不断表示对高门的善意；它会不断声称自己是朋友，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俄罗斯会用类似手段对付……奥地利……然后维也纳就沦陷了。这样我们西方国家就失去了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入侵的最有力屏障。

1812年，法国人公开出版了《彼得大帝遗嘱》，同一年拿破仑率军进攻俄罗斯。从那以后，《遗嘱》多次重印，被广为引用，作为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证据。每次有俄罗斯参与的欧洲战争爆发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这份《遗嘱》都会重新冒出来被人重印。在冷战时期，《遗嘱》还被用来说明苏联的侵略野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和《时代》（ Time ）杂志以及英国下议院还用它来解释莫斯科扩张野心的根源所在。

《遗嘱》产生影响最大的地方是英国，当地媒体都乐于宣扬各种对俄罗斯威胁的荒谬恐惧。《纪事晨报》（ Morning Chronicle ）在1817年宣称：“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认为他们最终将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一信念在俄语出版物中不止一次被提到。”即使是严肃刊物也接受了俄罗斯将以打败拿破仑为起点走上统治世界之路这一观点。《爱丁堡评论》在1817年对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之后表示：“预言俄罗斯可能会占领德里（Delhi）甚至加尔各答（Calcutta），似乎一点也不比预言俄罗斯将会占领巴黎夸张。” ^[11] 让英国人一直保持恐俄情绪的，除了业余人士的观点外，还有旅行作家对俄罗斯和东方的各种描述。旅行写作在19世纪早期非常流行，这些游记作品不仅主导了英国公众对俄罗斯的认识，而且还为英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实用知识。

这些游记作品中，最早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是《1817年俄罗斯军事与政治速写》（ 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 ），作者罗伯特·威尔逊爵士（Sir Robert Wilson）曾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做过一小段时间的军官。他提出了一系列夸张的观点，声称都是凭他对沙皇政府内部的了解得出的，这些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俄罗斯决意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征服波斯，进军印度，进而统治全球云云。威尔逊的观点过于不着边际，引来一些人的嘲笑，比如《泰晤士报》（ Times ）就讽刺地说俄罗斯其实还将进军南非好望角、南极和月球。但是正因为他的观点极端，反而吸引了大量关注，得到广泛的辩论分析。当时政府内部阅读量最大的《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 Quarterly Review ）一方面同意威尔逊夸大了俄罗斯带来的直接威胁，但另一方面又称赞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值得以“怀疑的态度进行细致的研究”。 ^[12] 换句话说，威尔逊极端看法的基本观点，即俄罗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威胁，现在已经被接受了。

从这时起，在英国的政治语境中，原本是凭空想象的俄罗斯威胁成了现实。俄罗斯正在暗中策划如何统治近东进而征服大英帝国这一说法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种宣传小册子上。到了1830—1840年代，这些传单又被恐俄人士当作真凭实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些宣传单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本书第二章中提到的《论俄罗斯的企图》，作者乔治·德莱西·埃文斯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了一名英军指挥，他是第一个详细论述所谓俄罗斯对小亚细亚地区造成威胁的人。不过让这本小册子受到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埃文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肢解俄罗斯帝国的详细方案，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政府内阁采用。他提倡对俄罗斯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以阻止其侵犯意图，建议从波兰、芬兰以及俄罗斯防守最薄弱的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发起攻击。他的八点方案看上去就像是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的战略蓝图：

1．切断俄罗斯对外贸易，促使因此遭受损失的俄罗斯贵族起来反对沙皇政府。

2．摧毁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塞瓦斯托波尔等地。

3．在俄罗斯海岸线上，特别是黑海沿线发动一系列破坏性袭击并为军队提供足够后援。在这些海岸沿线上，甚至在俄罗斯军事防线的后方，有许多饱受压迫、不屈不挠的反俄山地部落武装……

4．协助波斯人重新夺回高加索。

5．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陆军或海军舰队到芬兰湾（Gulf of Finland），“威胁俄罗斯驻波兰和芬兰的侧后”。

6．资助俄罗斯帝国内的革命力量，“鼓动农奴暴动”。

7．炮击圣彼得堡，“如果可行的话”。

8．向波兰和芬兰派出军队，“将它们从俄罗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3]

著名的恐俄派戴维·厄克特也提倡对俄罗斯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在为英国公众做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的心理准备上，厄克特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苏格兰人，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主义。1827年，他第一次亲身经历了东方问题，那一年他二十二岁，加入一批志愿军为希腊独立而战。他去过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许多地方，被土耳其人的美德吸引，开始学习土耳其语和现代希腊语，改穿土耳其服装。1831年，他为英国《晨间信使报》（ Morning Courier ）写了一系列报道，很快在英国被认为是一名土耳其问题专家。同年11月，通过家庭关系，在英国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Sir Herbert Taylor）的介绍下，厄克特加入了由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率领的代表团，赴君士坦丁堡参加谈判，最终确认即将独立的希腊的边境线。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他更加坚信俄罗斯干涉土耳其事务给西方带来的威胁。在上层支持者的鼓励下，他撰写了《土耳其及其资源》（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1833年出版），否认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并指出如果英国给予土耳其援助并保护其免受俄罗斯入侵，将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这本书出版后非常成功，得到了时任格雷勋爵（Lord Grey）政府（1830—1834）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勋爵的赏识，他还得到一项新的任命，参加一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秘密使团，研究英国与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波斯、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之间发展贸易的可能性。

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厄克特很快成了英国大使庞森比勋爵政治上的密切盟友。庞森比是著名的恐俄派，坚信俄罗斯的目标是征服土耳其。他一直呼吁英国政府派遣舰队到黑海并支持高加索地区部落的反俄抗争，在1834年他甚至说服了帕默斯顿给予他“斟酌权”，可以根据需要召集英国军舰到黑海地区。不过这项权力后来被威灵顿公爵收回了，认为把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立场强硬的知名恐俄派不够明智。在庞森比的影响下，厄克特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活动，不再满足于写作，而开始以行动促成英国对俄开战。1834年他访问了切尔克斯人部落，表示英国会支持他们反抗俄罗斯占领的斗争，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帕默斯顿不得不将他召回伦敦。

回到伦敦后，厄克特进一步加紧行动呼吁在土耳其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1834年12月，他和庞森比共同发表了名为《英格兰、法国、俄罗斯与土耳其》（ England, France, Russia and Turkey ）的宣传手册，一年之内就重印五次，并且获得很高评价。在宣传手册成功的鼓励下，他在1835年11月创办了一份期刊《组合》（ The Portfolio ），发表他的反俄罗斯言论。以下是典型的一段：“俄罗斯人的无知让他们与众不同，不会在意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俄罗斯人会把别人对他们政府非正义行为的谴责当作对自己的攻击，而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它不会接受任何他人的道义标准。” ^[14]

厄克特还做了另一个挑衅性举动，他在《组合》上发表了一批号称是从伦敦的波兰流亡者那里得到的俄罗斯外交文件，谎称是在1830年华沙暴动期间，在康斯坦丁大公的皇宫中发现的。其实大部分文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厄克特伪造的。其中包括一份所谓“禁止外传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讲话，称俄罗斯将继续其压迫政策直到完全征服波兰，另外一份是高加索部落的所谓“独立宣言”。这些伪造的文件被英国媒体广为接受，认定为真实文件，反映了当时英国恐俄情绪的高涨。 ^[15]

厄克特的名气越来越响，在英国外交和政治圈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迫使帕默斯顿将他召回外交部。1836年厄克特回到君士坦丁堡担任英国使馆秘书，但是权力十分有限。到了君士坦丁堡后，他又开始推动切尔克斯地区的反俄活动，企图挑起一场英俄战争。其中最赤裸裸的一次挑衅行动是指使一艘英国双桅纵帆船“雌狐”（ Vixen ）号前往切尔克斯地区，故意触犯俄罗斯根据《哈德良堡条约》获得的在黑海东部沿海对外国舰船的禁制令。“雌狐”所属的公司是“格拉斯哥与伦敦乔治和詹姆斯·贝尔”（George and James Bell of Glasgow and London），因为俄罗斯在多瑙河地区借助隔离条例故意拖延外国船只行程，这家公司已经与俄罗斯当局发生过冲突。“雌狐”号名义上是载盐的，但实际上装满了为切尔克斯反叛武装准备的武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事先知道“雌狐”号的行程目的，但并未阻止。当轮船公司向他询问英国外交部是否认可俄罗斯的禁制令以及英国当局是否会像厄克特之前承诺的那样保护他们在黑海的航行权时，他故意不作理会。俄罗斯方面对厄克特故意挑起战火的举动有所了解。1836年夏天，得知厄克特的亲信前往切尔克斯并向当地反叛武装承诺英国会向他们提供支持后，沙皇就曾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提出抗议。1836年10月，“雌狐”号起航了，正如厄克特所料，这艘船被俄罗斯当局在高加索沿岸的苏吉卡莱（Soujouk Kalé）截获。消息传到英国，《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纷纷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举动并呼吁向俄国开战，庞森比也呼吁帕默斯顿向黑海派出英国舰队。帕默斯顿虽然不愿意承认俄罗斯在黑海的禁制令以及对切尔克斯拥有的主权，但是他并不愿意被厄克特、庞森比和英国报纸等拉入战场，于是他公开承认“雌狐”的确违反了俄罗斯的规定，但只认可禁制令在苏吉卡莱区域有效，并不覆盖整个高加索海岸线。

厄克特本人立刻被召回伦敦。1837年，在帕默斯顿的命令下，厄克特被外交部开除，并被指控泄露政府机密。厄克特坚称帕默斯顿事先知道他的“雌狐”计划，对帕默斯顿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随着英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厄克特越发沮丧，恐俄观点也越发极端。他呼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手段，不排除发动战争来捍卫英国对外贸易以及在印度的利益。他甚至指控帕默斯顿被俄罗斯政府收买。他在媒体中的支持者们亦纷纷附和，其中包括对英国中产阶级观点有重大影响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反对帕默斯顿所谓“亲俄”政策的阵营。1839年，《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以拉丁语署名“英国人”（Anglicus）的信件，但其实是由厄克特的助手亨利·帕里什（Henry Parish）撰写的。这些几乎成为报纸社论的信件警告大众，若向俄罗斯这个一心征服欧亚的帝国妥协将会带来恶果。

1847年，厄克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他在竞选时选择了代表切尔克斯的绿黄两色作为自己的官方颜色，当选之后，他继续强烈抨击俄罗斯。一年之前保守党在是否废除对进口谷物征税，即《谷物法》上发生严重分歧，之后辉格党上台，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当选首相，帕默斯顿重新担任外交大臣。此时厄克特再一次指控帕默斯顿被俄罗斯收买，甚至在1848年发起动议弹劾帕默斯顿，理由是作为外交大臣，他未能执行更为激进的对俄政策。厄克特的主力盟友托马斯·安斯蒂（Thomas Anstey）议员在下议院辩论中滔滔不绝，说了五个小时，指责帕默斯顿执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十分丢人，面对气势汹汹的俄罗斯，未能尽责捍卫欧洲的自由，导致英国国家安全受到危及。安斯蒂特别提出英国未能保卫波兰的宪政自由，而这正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决定将波兰王国纳入俄罗斯保护之下时，西方列强提出的条件之一。安斯蒂坚称，1831年华沙起义被俄罗斯残酷镇压后，英国有义务介入波兰事务，支持反叛武装，即使这么做意味着触发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在为自己辩护时，帕默斯顿解释了为什么以军事手段支持波兰叛军是不现实的，同时公开诠释了他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原则。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他又重申了这些原则：

我坚持认为，除了那些涉及英国自身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情况外，英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成为正义与公道的倡导者，并以谨慎克制的手段行事。在全球舞台上，英国不应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堂·吉诃德，而应该在它认为正义所在之处，或是不公道行为发生之地，投入力量，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或制裁。

厄克特的恐俄观点虽然与1840年代英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在英国议会中却有相当多的拥护者，有一批势力强大的政客支持他的呼吁，要求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其中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和在1842年接替庞森比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英国议会外，厄克特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这是1840年代主要的改革议题）为他赢得了一批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商人的支持，这些人都相信他在公共演讲中反复提出的说法，即俄罗斯的关税是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他还得到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外交官和文人墨客的支持，其中包括亨利·布尔沃（Henry Bulwer）、詹姆斯·赫德森爵士（Sir James Hudson）以及《英国与外交评论》（ 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 ）的创办人之一托马斯·温特沃思·博蒙特（Thomas Wentworth Beaumont）等，在厄克特的影响下，这些人对俄罗斯的态度日益敌对。

到1840年代后期，甚至在那些最为温和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恐俄情绪都变得越来越严重。高端刊物如《外交评论季刊》（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 ）原来并不重视俄罗斯威胁欧洲自由和英国东方利益的论调，视之为“危言耸听”，现在也在恐俄气氛中转向了。与此同时，在各类公众场合，诸如教堂、酒馆、演讲厅和宪章运动分子（Chartist）的集会上，任何与塑造国家身份认同有关的对自由、文明与进步的讨论中，对俄罗斯的敌视都往往成为焦点。

* * *

英国人对土耳其抱有同情，担心失去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但是激发英国人恐俄情绪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对波兰前途的忧虑。欧洲各地的自由主义者把波兰起义视为对俄罗斯暴政的反抗，是为自由而战的正义高尚的斗争。和其他因素相比，波兰起义被残酷镇压这一事件对英国人卷入欧洲事务和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影响最大，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没有几个国家的历史比波兰更加多灾多难。原来的波兰联邦（Polish Commonwealth）是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和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联合体，幅员辽阔；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它被瓜分了至少三次，其中两次（分别在1772年和1795年）被三个邻国，即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另一次是被俄罗斯和普鲁士瓜分，借口是波兰日益成为酝酿革命情绪的堡垒。在被多次瓜分后，波兰王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波兰人对重获独立越来越感到绝望，于是在1806年投靠了拿破仑；然而拿破仑战败，于是波兰再次遭到瓜分。1815年欧洲列强通过《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建立了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领土大致相当于拿破仑时期的华沙公国（Duchy of Warsaw），并将其置于沙皇俄国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俄罗斯必须保障波兰的宪政自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从未认可波兰会议王国的政治自治权，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实行独裁的同时，又在波兰保障宪政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古拉一世的镇压行动进一步促使波兰人叛离，1820年代俄罗斯多次违反《维也纳条约》：收回报刊出版自由，没有获得波兰议会同意就宣布加税，迫害反对沙皇的自由主义者等等。导火索终于在1830年11月被点燃，波兰总督、沙皇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发布命令在波兰强制征兵到法国和比利时镇压革命。

当一批华沙俄罗斯军事学院（Russian Military Academy）的波兰军官抗命反对大公的征兵令时，波兰起义爆发了。这些军官从兵营里夺出武器，冲向大公的官邸贝尔韦德宫（Belvedere Palace），大公不得不男扮女装逃走。起义军占领了华沙军火库，在武装平民的支持下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了华沙。波兰军队随后加入起义军，波兰临时政府成立了，由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牵头，并召开了全国议会。激进派在全国议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宣布向俄罗斯开战、解放波兰。1831年1月，他们举行典礼宣布沙皇在波兰的统治已被推翻，波兰独立了。没过几天，俄罗斯军队就越过国境线，向波兰首都进发。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官是伊万·帕斯克维奇（Ivan Paskevich）将军，他曾参加过对土耳其人和高加索山地部落的作战，镇压手段残酷，在波兰的国家记忆中，他的名字成为残忍的俄罗斯的代名词。1831年2月，四万人的波兰军队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打退了六万俄军，保住了华沙。但是俄罗斯援军很快赶到，逐渐耗尽了波兰人的抵抗力量。在俄军包围下，饥饿的华沙居民开始打劫求生，城里出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暴乱。9月7日，在激烈的巷战之后，华沙陷落了。幸存的波兰军队不愿意落入俄罗斯人手中，有约两万人逃往普鲁士。普鲁士曾经参与瓜分波兰领土，是俄罗斯的盟友，这些波兰军队残部马上被普鲁士政府拘押起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流亡到了英国，其他叛军中许多人逃到了法国和比利时，在那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英国公众也一样同情叛军。在波兰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出现了大规模集会、公众会议和请愿活动，抗议俄罗斯的镇压行为，并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许多报刊都呼吁对俄罗斯宣战，其中包括《泰晤士报》。1831年7月，《泰晤士报》写道：“到底要等多久，对波兰大打出手的俄罗斯才会受到惩罚？波兰是法国的盟友、英国的朋友，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国家，几个世纪前，欧洲文明正是靠波兰人打退土耳其和莫斯科大公国的野蛮之徒才得以保全。”伦敦、诺丁汉、伯明翰、赫尔（Hull）、利兹（Leeds）、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纷纷成立波兰之友协会（Associations of Friends of Poland），组织支持波兰的活动。激进派议员，其中许多是爱尔兰人，呼吁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保卫“被欺凌的波兰人”。参与宪章运动、伸张民主权利的工人阶层人士宣布他们和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站在一起，有些甚至声言准备参加战斗捍卫自由，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除非英国能挺起腰板，”宪章运动刊物《北方解放者》（ Northern Liberator ）写道，“否则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可怕景象：武装到了牙齿、载满士兵的俄罗斯舰队大摇大摆闯入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在斯皮特黑得（Spithead） 和普利茅斯湾（Plymouth Sound）下锚！” ^[16]

为波兰自由而战激发了英国公众的热情，他们将之归因于他们所认同的“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不管是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爆发时，英国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这些原则而走向战场的。1830年代初正是英国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中产阶级从中获得了新的自由，因此支持波兰人为自由而战的情绪高涨。在英国议会于1832年通过《改革法案》（Reform Act）后不久，《曼彻斯特时报》（ Manchester Times ）主编在波兰之友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英国和波兰一起在为争取自由而战：

这也是为我们自己而战（观众回应：“是的，是的！”）。我们在境外作战所秉持的原则，和我们在家乡与地主斗争的原则一样。波兰只是我们抗争中的一站。英格兰和整个欧洲所遭受的折磨，寻本溯源，都可以归结到波兰第一次被列强瓜分的那一刻。假如波兰还是自由之地，人民未遭锁链加身，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俄罗斯野蛮之徒蹂躏欧洲大地、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哥萨克人在巴黎的街道花园安营扎寨……有哪个英国水手、哪个英国水兵不会挺身而出，为自由的事业出力、为遭难的波兰人解困？（观众欢呼）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喀琅施塔得城堡打烂，把俄罗斯暴君的耳朵震聋。（观众欢呼）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海军就可以摧毁世界每一片水面上的俄国商船。（观众欢呼）让我们派遣舰队到波罗的海把俄国港口重重封锁，到时候俄国皇帝会变成什么？不过是一个卡尔梅克野蛮人，加上几个蛮族部落而已。（观众欢呼）面对英格兰和法国海军，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比中华帝国强不了多少。（观众欢呼） ^[17]

波兰临时政府领袖、“波兰无冕之王”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流亡伦敦，加强了英国公众对波兰人事业的同情。而他曾任俄罗斯外交部长这一事实，更让英国人相信他有关俄罗斯威胁的警告。恰尔托雷斯基在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加入俄国外交部，当时他才三十三岁。那时候他还相信通过与沙皇建立良好关系，波兰可以恢复其独立地位并收回大部分失去的领土。作为沙皇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写过一份长篇备忘录，在其中他重新设计了欧洲版图。在他的设想中，波兰王国将得以重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成为抵挡奥地利和普鲁士入侵的屏障；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将建成一个由希腊人主导的巴尔干王国，由俄罗斯控制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斯拉夫人将摆脱奥地利人，重获自由，并得到俄罗斯保护；德国和意大利将以美国模式建成独立的联邦国家；英国和俄罗斯将共同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这份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沙皇会同意重建原来的波兰—立陶宛王国。

当重建波兰的梦想因拿破仑战败而破灭之后，恰尔托雷斯基流亡欧洲，但在1830年11月起义爆发之际及时赶回了波兰。他加入了起义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统，并召开了全国议会。当波兰起义被镇压之后，他逃亡伦敦，和其他波兰流亡者一起继续从事反抗俄罗斯的活动。恰尔托雷斯基试图说服英国政府介入波兰事务，如果必要的话对俄罗斯宣战。他对帕默斯顿说，一场自由主义的西方与独裁残暴的东方之间的大战是必不可免的了。他的活动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和恐俄派人士的公开支持，其中包括乔治·德莱西·埃文斯、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和罗伯特·卡特拉尔·弗格森（Robert Cutlar Fergusson） 。这些人都在下议院发言，呼吁对俄罗斯宣战。帕默斯顿同情波兰人的事业，公开对沙皇的镇压行动表示了谴责，但是考虑到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大可能与俄罗斯对立，因为这两个国家手上也有波兰的领土，帕默斯顿认为“以武力捍卫英国的立场是不慎重的”，并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大战”。把恐俄派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派往圣彼得堡担任英国大使（因其恐俄立场强硬，沙皇拒绝接见），以此宣示英国对俄罗斯在波兰行动的反对立场，已是英国政府愿意做的极限。恰尔托雷斯基对英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在1832年秋天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他们对我们毫不在意，”他写道，“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18]

恰尔托雷斯基在巴黎的朗贝尔旅馆（Hôtel Lambert）住下，这里是波兰流亡者的聚集地，组成了一个朗贝尔集团，差不多可以算是非正式的波兰流亡政府。朗贝尔集团积极开展活动，保持波兰流亡者对国家宪政理想的信心。这里也是波兰文化活动的中心，经常在此出现的包括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作曲家肖邦（Frédéric Chopin）。恰尔托雷斯基与英国外交官和政客中支持对俄罗斯开战的人士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特别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恐俄心态的日益增长，与此不无关系。恰尔托雷斯基在伦敦的代表是瓦迪斯瓦夫·扎莫伊斯基（Władysław Zamoyski），他曾是俄罗斯驻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的副官，在波兰起义中担任过领导。扎莫伊斯基在伦敦与庞森比和厄克特等人关系密切，甚至还为厄克特的“雌狐”行动出资。毫无疑问的是，以坎宁和扎莫伊斯基等人为渠道，恰尔托雷斯基一直在对帕默斯顿的思想施加较大的影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帕默斯顿这位未来将带领英国走向克里米亚战场的领导人逐渐接受了建立一个欧洲联盟反抗俄罗斯的想法。与此同时，恰尔托雷斯基还与法国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的自由派领袖们培养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跟1836年担任首相的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以及1840年代的法国外交部长、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847—1848年在任）联系甚密。两人都意识到，波兰逃亡者可以为法国所用，成为其与英国政府及公众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改善双方之间的冷淡不信任状态。在这一点上，恰尔托雷斯基在英法结盟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1854年，正是这一联盟宣布与俄罗斯开战。

恰尔托雷斯基和朗贝尔集团的波兰流亡者也在推动法国的恐俄风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法国的恐俄情绪一直不断高涨。1830年代之前，法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还比较温和，有相当多的法国人曾跟随拿破仑到过俄罗斯，对俄罗斯人的印象比较好，这些良好印象足以抗衡法国恐俄派的宣传。这时候法国恐俄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天主教宣传家、政治家弗朗索瓦-马里耶·德弗罗芒（François-Marie de Froment），他曾在1817年出版的《俄罗斯观察》（ Observations sur la Russie ）上警告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危险。另一位著名的恐俄派人物是教士和政客多米尼克-乔治-弗雷德里克·德普拉特（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e Pradt），他在1823年出版的《英俄两强并列对欧洲的影响》（ Parallèle de la puissance anglaise et russe relativement à l’europe ）中，把俄罗斯描述为“欧洲自由的亚洲之敌”。 ^[19] 从1830年代开始，法国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沙皇对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持反对态度，引起了自由派和左派人士的憎恨，而俄罗斯的传统盟友、波旁王朝（Bourbon dynasty）的支持者又都是观点强硬的天主教徒，波兰问题让他们对俄罗斯日渐疏远。

在1830年代，一系列有关波兰历史与文化的作品在法国很受欢迎，波兰作为一个烈士国家的形象在法国人心中扎下了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作品《波兰朝圣者之书》（ Book of Polish Pilgrims ），被观点极端的天主教宣传家夏尔·蒙塔朗贝尔（Charles Montalembert）翻译成法语并作序，在出版时还附加了教士和作家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写的《波兰赞歌》（“Hymn to Poland”）。 ^[20] 法国对波兰争取国家解放事业的支持，也得益于两国同属天主教的事实。法国人对波兰天主教徒的同情，还扩大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信奉东仪天主教（Uniate）的鲁塞尼亚人身上。1831年，这些东仪天主教徒被强迫改信俄罗斯东正教，他们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1830年代的法国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但是当这些迫害活动在1840年代早期蔓延到波兰会议王国时，法国的天主教舆论震怒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些政治宣传手册呼吁发动圣战，解救“五百万”被俄罗斯强迫放弃信仰的波兰天主教徒。1842年罗马教皇发布了针对“在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土地上天主教徒遭受的迫害”的宣言，受此鼓舞，法国报刊也积极参与对俄罗斯的谴责。“今天波兰唯一剩下的是它的天主教信仰，于是沙皇尼古拉就对此下手了，”1842年10月，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辩论日报》在其社论中这样写道，“他想要摧毁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后、也是最强的信念，夺走苦难的波兰人身上最后一点自由和独立的标志，消灭最后一个障碍，以便建立一个只有一个法律、一种道义、一种思想、一个信仰的庞大帝国。” ^[21]

1846年，明斯克（Minsk）一批修女被残暴对待的消息传到法国，法国人对沙皇迫害天主教徒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高潮。事情要从1839年说起，当年白俄罗斯波洛茨克（Polotsk）的教区会议（Synod）宣布解散当地的希腊天主教会，并将其名下产业全部转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教会内部亲法的教士们曾积极支持1831年的波兰起义，但现在教区会议的领袖却是一名亲俄罗斯的主教谢马什科（Semashko）。他过去曾在明斯克一家有两百四十五名修女的修道院担任神父。在当上波洛茨克希腊天主教会主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这些修女改投俄罗斯东正教会。据后来传到法国的说法，当这些修女拒绝改变信仰时，谢马什科下令把她们抓起来，在她们的手脚上绑上铁链，押送到维捷布斯克（Vitebsk）。在那里，五十名修女被关进监狱，被迫穿戴铁镣做苦工，饱受虐待殴打。四名修女在1845年春逃了出来，其中一名是修道院院长、六十一岁的马克雷娜·米奇斯瓦夫斯卡（Makrena Mieczysławska）嬷嬷。她想办法来到波兰，得到波兹南（Poznan）大主教的协助，并在他助手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在朗贝尔旅馆，她向波兰逃亡者讲述了所遭受的苦难，接着去往罗马并受到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召见，这正好发生在1845年1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梵蒂冈之前。据说尼古拉在与教皇会面之后，胸中充满羞耻与困惑：与教皇见面时，他矢口否认曾对鲁塞尼亚天主教徒进行迫害，然而教皇却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有沙皇称赞谢马什科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的字样。

明斯克“修女烈士”的遭遇最早发表在1846年5月的法国报纸《通讯报》（ Le Correspondant ）上，接着又在各种宣传手册上转载，在天主教地区广为流传。俄罗斯外交官和政府代表们试图说服公众马克雷娜的故事是编造的，但是梵蒂冈官方对她做了医学检查，确认她确实常年受到殴打。这一事件对法国天主教徒冲击很大、影响深远，坐实了沙皇有“向西方扩张传播东正教”的企图，并“采用武力”逼迫天主教徒改教。 ^[22] 当法国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以上的看法对法国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24]

与法国人对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恐惧相伴随的是他们对俄罗斯庞大军队扫除欧洲文明的担忧。恰尔托雷斯基的同伴之一，波兰流亡者瓦莱里安·克拉辛斯基伯爵（Count Valerian Krasinski）撰写出版了多份小册子，警告西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声称俄罗斯意图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直至太平洋的帝国。“俄罗斯有很强的侵略性，”克拉辛斯基在其中一份小册子中写道，“只要看一下它在过去一个世纪侵占的土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自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罗斯已并吞了大半个瑞典，从波兰那里瓜分到的土地与奥地利帝国一样大，从土耳其人那里夺来的地盘比普鲁士王国还大，从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和英国相仿。自第一次瓜分波兰以来，俄罗斯已将其边境线向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Dresden）、慕尼黑和巴黎推进了一千三百七十公里，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了五百二十公里，离瑞典首都不过几公里远，而且还占领了波兰首都。他的结论是，为保护西方不受俄罗斯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重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波兰。 ^[25]

法国文人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的作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法国人形成俄罗斯是一个富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国家的印象。他的游记《1839年的俄罗斯》（ La Russie en 1839 ）写得很有娱乐性，从影响19世纪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来看，没有其他文学作品能出其右。这部游记讲述的是一名法国贵族在俄罗斯旅行期间的印象和反思，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随后多次重印，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德屈斯蒂纳去俄罗斯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一部游记，希望以此造就自己的名声。在这之前他曾写过小说、剧本和故事，但都不太成功，游记文学是他成名的最后机会。

德屈斯蒂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朗贝尔集团中有许多人是他的朋友。他一位波兰朋友的同父异母姐妹是俄罗斯宫廷中人，通过这层关系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圈子，甚至还得到了与沙皇直接会面的机会，从而保证他的游记在西方一定会有市场。德屈斯蒂纳对波兰的同情态度，让他从一开始就对俄罗斯抱有反感。在圣彼得堡期间，他经常与自由派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其中一些还改信了天主教，这些人对尼古拉一世反对变革的政策深为失望。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被镇压，六年之后波兰起义被镇压，这些自由派期待俄罗斯走上西方宪政道路的幻想破灭了。这种悲观情绪助长了德屈斯蒂纳对当时俄罗斯的阴暗印象，既鄙视又惧怕：沙皇独裁专断，俄罗斯贵族却奴颜婢膝，在沙皇面前不过是一群奴仆，他们以学会欧洲气派为荣，却掩盖不住其亚洲野蛮人的本质。社会上个人自由与尊严缺失，充满着对真相的不屑和伪装。和在他之前的许多西方旅行者一样，德屈斯蒂纳对俄罗斯政府所兴建的任何东西都具有宏大的规模感到震惊，圣彼得堡本身就像“一座纪念碑，宣告俄罗斯的降世”。他认为这种对宏大气派的钟爱，反映了俄罗斯想要超越西方并统治西方的野心，俄罗斯人对欧洲既嫉妒又仇恨，“就像奴隶恨主子一样”，这就是其侵略性的根源。他写道：

酝酿在俄罗斯人心中的野心，是深切而广大的，这种野心只能在饱受压迫的最底层滋生，在无处不在的悲苦中发芽。这是一个因贫困而变得既好斗又贪婪的国家，因为长期在其他国家的荣耀与财富面前感到羞辱屈从，继而对此产生痛恨。就像一个奴隶，自己下跪着，却把公众与个人的自由看作丑恶与亵神的行为，梦想着哪一天由自己来统治世界。

德屈斯蒂纳声称俄罗斯是上天“借用一个入侵者来惩罚欧洲文明”，是给西方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的奢侈和不公应该得到惩罚”，那么欧洲将会屈服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1839年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段十分有名：

一个人如果想感受一下在欧洲国家享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他可以去俄罗斯，去那个没有自由的监狱，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不给他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如果你的孩子对法国感到不满，试一下我的法子：让他们去俄罗斯。对于任何外国人来说，俄罗斯之旅都很有意义，不论是谁，只要对那个国家做了认真的考察，都会乐于住在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地方。 ^[26]

《1839年的俄罗斯》出版后，几年内就在法国再版了至少六次，在布鲁塞尔被盗版重印多次，被翻译成德语、丹麦语和英语，还被缩减成小册子以其他欧洲语言出版。总计起来，这本书共卖出了几十万册。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外国人写的有关俄罗斯的作品中，这无疑是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一本。其成功的关键，是明确道出了当时在欧洲广为流行的对俄罗斯的恐惧和偏见。

在当时，对俄罗斯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担忧已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俄国对波兰和多瑙河公国的入侵，加上其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让许多人担心《1839年的俄罗斯》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即将成为现实。在德语地区，德屈斯蒂纳的书也非常受欢迎，许多小册子都声称尼古拉一世正在密谋建立一个跨欧洲的斯拉夫帝国。如果要保证德国的统一，就必须发动战争打击俄罗斯的气焰。一本1830年代早期匿名出版、名为《俄罗斯与文明》（ Russland und die Zivilisation ）的小册子重申了这一观点。这本小册子后来被翻译成法语，以亚当·古罗华斯基伯爵（Count Adam Gurowski）的名义出版，是最早提出“泛斯拉夫”（pan-Slav）概念的作品之一，在欧洲大陆引发了许多讨论。古罗华斯基认为到当时为止，欧洲历史上一直只有两大文明：拉丁文明和德意志文明，但是上天授意俄罗斯给世界带来了第三个文明——斯拉夫文明。当德意志文明占主导地位时，斯拉夫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Slovakia）、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Slovenia）等，都在衰落中。但是这些国家将会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统一起来获得重生，并进一步统治欧洲大陆。 ^[27]

1840年代，西方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影响力日渐增长的巴尔干地区。奥地利对于俄罗斯对巴尔干和多瑙河公国的企图越发警惕，英国人也一样，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布勒伊拉（Braila）、雅西等地设立领事馆，在推动英国贸易的同时监视俄罗斯人。当时最受关注的是俄罗斯对塞尔维亚政治的干预。1830年塞尔维亚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实行自治的权利，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米洛什亲王（Prince Milos）成为世袭亲王。被称为“俄罗斯人党”（Russian Party）的一批亲俄人士希望俄罗斯能采取更多激进的外交政策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运动，这些人的支持者遍布塞尔维亚贵族、教士、军人甚至宫廷，许多人对米洛什亲王的专断感到不满。英国的对策是支持米洛什政权，理由是一个亲英国的独裁者比一群亲俄罗斯的贵族高官掌权对英国有利，与此同时英国也向米洛什亲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改革。俄罗斯对此的反应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挑动叛乱威胁米洛什政权，并于1838年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同意《建制法》（Organic Statute），用以取代英国的宪政模式。《建制法》保证公民自由，但由终身制的贵族理事院而不是选举产生的议会来抗衡亲王的权力。因为大多数贵族理事是亲俄罗斯的，在1840年代，沙皇政府可以通过他们对塞尔维亚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压力。 ^[28]

很难说沙皇在巴尔干的所作所为，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坚称反对任何泛斯拉夫运动或是任何可能危及欧洲大陆、奥斯曼帝国和米洛什政权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是为了防止民族主义革命波及俄罗斯统治下的其他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兰。在俄国内部，他公开谴责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者是危险的自由派和革命分子。“以同情在其他国家遭受压迫的斯拉夫人为幌子，”他写道，“掩藏其拉拢斯拉夫人建立联盟的反叛想法，尽管这些斯拉夫人在友好的邻国中都有自己合法的公民身份。他们不遵从天意，而是试图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样下去将会给俄罗斯带来灭顶之灾。” ^[29] “俄罗斯人党”被尼古拉视为重大威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政治警察“第三科”（Third Section）密切监视。1847年，基辅的泛斯拉夫运动活动中心、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s Cyril and Methodius）就曾被警方关闭。 ^[30]

但是，沙皇是否坚持这些原则，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会在基督教国家坚持这些原则；在伊斯兰国家，如果坚持这些原则便意味着与东正教徒对立，那就不是一回事了，例如他会支持希腊人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古拉越来越把捍卫东正教与俄罗斯的利益（在他看来这是一回事）置于欧洲协调以及神圣同盟的国际原则之上。于是，虽然他在政治理念上与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相似，并愿意支持他们治下的帝国，但这并不妨碍他鼓励奥地利帝国中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这些人是东正教徒。而他对那里的天主教斯拉夫人（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Croats］和波兰人）的态度却没有那么积极。

至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尼古拉起先不愿意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但慢慢地不再那么反对了，原因是他相信欧洲土耳其的崩溃不可避免、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必须与这些地方的斯拉夫国家建立联盟，为即将到来的领土重新划分做好准备。沙皇想法的改变只是战略上的变化，而非基本理念上的：如果俄罗斯不对巴尔干进行干预，则西方列强一定会插手，希腊即为一个先例，而且他们一定会将巴尔干国家改造成反俄罗斯、亲西方的政权。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1840年代，尼古拉开始对斯拉夫派（Slavophiles） 以及泛斯拉夫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宗教与民族情绪产生了认同。泛斯拉夫运动人士将神圣俄罗斯帝国想象为一个东正教的代表，这一点符合尼古拉对沙皇的国际使命的理解：

莫斯科、彼得大帝之城、康斯坦丁之城——

全都是俄罗斯沙皇治下的神圣之都……

但是，沙皇之土到哪里为止？哪里是俄罗斯的边疆？

向北、向东、向南、向太阳落山的地方？

未来的命运会告诉我们……

七个海洋、七条大河，都属于俄罗斯！

从尼罗河到涅瓦河（Neva），从易北河（Elbe）到阿穆尔河 ——

从伏尔加河（Volga）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Ganges）到多瑙河……

这些都属于俄罗斯沙皇……即使时光流逝，亦不会消失。

圣灵预知之，达尼尔（Daniel） 预言之。

——费多尔·丘特切夫
《俄罗斯地理》（“Russian Geography”），1849年 ^[31]

泛斯拉夫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他是莫斯科大学（Moscow University）的教授，还是富有影响力的《莫斯科人》（ Moskvitianin ，即 Muscovite ）杂志的创办人、主编。通过教育部长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i Uvarov）的介绍，波戈金进入了宫廷和政府高官的圈子。乌瓦罗夫还是波戈金的保护人，让他免遭警察的骚扰。在乌瓦罗夫的鼓动下，他在政府里的许多同事开始接受波戈金的理念，认同俄罗斯必须从宗教立场出发支持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在沙皇宫廷内，波戈金还有一位积极的支持者：安东宁娜·布卢多娃女爵（Countess Antonina Bludova），一位身居高位的俄罗斯政治家的女儿。俄罗斯王储亚历山大大公（Grand Duke Alexander）也对波戈金抱有同情态度。1838年，波戈金在一份呈送沙皇的备忘录中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就是上天选择的子民世世代代的传承，如果俄罗斯能够担当起上天赋予的使命，建立一个斯拉夫帝国，并带领其实现使命，那么未来就是属于斯拉夫人的。1842年他再次向沙皇呈上意见：

这是我们作为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欧洲人、基督徒的使命！作为俄罗斯人，我们必须夺取君士坦丁堡以保障国土安全；作为斯拉夫人，我们必须解放几百万同宗同族、同一信仰的兄弟、施教者和施恩人；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驱逐土耳其人；作为东正教徒，我们必须让十字架重新回到圣索菲亚的穹顶之上。 ^[32]

尼古拉表面上依然反对这一理念。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坚称，如果俄罗斯表现出任何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迹象，必将疏离与奥地利这个最古老的同盟之间的关系，破坏与西欧各国的良好合作，造成俄罗斯被孤立。但是从沙皇写在波戈金文件页边上的文字上看，至少在私下里他是赞同波戈金的想法的。

* * *

俄罗斯对1848年革命的剧烈反应，加深了西方对它的恐惧。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驱逐下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左派们担心俄罗斯会派出军队支援反革命右派恢复巴黎的“秩序”，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会在这时入侵法国。“我在学俄语，”剧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在给意大利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样的话当我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遇到哥萨克人时，也许有助于我与他们交谈。”那一年春天，当民主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和奥地利时，对许多人来说（拿破仑就曾这么说过），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整个欧洲要么变成共和国，要么被哥萨克骑兵征服。欧洲大陆的革命似乎将成为欧洲与俄罗斯和“欧洲宪兵”沙皇尼古拉之间的生死搏斗。德国的第一个议会——法兰克福全国议会新进当选的代表们就公开呼吁和法国建立联盟，创建一支欧洲军队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33]

对德国和法国来说，波兰是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1848年春天，巴黎的全国议会上一直有人支持和呼吁发动战争恢复波兰独立。5月15日，一群愤怒的示威者闯入议会抗议，他们听到谣传（后来证明是真的）说外交部长阿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已和俄罗斯人就波兰问题达成妥协。在示威者“波兰万岁！”的呼喊声中，激进派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他们对发动战争解放波兰的支持，要求将波兰领土恢复到被列强瓜分前的边界，将俄罗斯人从波兰所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34]

接着在7月份，俄罗斯对罗马尼亚人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发动的革命做出反应，更进一步激怒了西方。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反俄的。俄罗斯人结束1829—1834年对这两个公国的占领，将它们归还奥斯曼帝国前，在当地建立了亲俄政权。这些政权一直遭到罗马尼亚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反抗的焦点最早是贵族议会。根据俄罗斯实施的《组织规程》，贵族议会的政治权利非常有限，例如公国总督就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沙皇任命的。1840年代，当温和派领袖扬·克珀尔内亚努（Ion Campineanu）等人流亡海外时，年轻一代的活跃分子接掌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其中许多人是在巴黎受过教育的贵族子弟，他们组成秘密革命社团，模仿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当年的活动方式。

1848年春天，这些革命社团中最大的一个“兄弟会”（Fratja）的活动公开化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举行公共聚会，要求恢复被《组织规程》废除的权利。各种革命委员会开始形成。在布加勒斯特，由兄弟会组织的大规模示威迫使格奥尔基·比贝斯库亲王（Prince Gheorghe Bibescu）退位并支持组建临时政府。共和国宣布成立，发布了自由主义宪法，取代《组织规程》。俄罗斯领事逃到了奥地利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三色国旗飘扬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接受民众欢呼，革命运动领袖呼吁各公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这些事件让俄罗斯感到焦虑，担心革命会蔓延到俄罗斯领土上，于是在7月份，俄罗斯派出一万四千人的军队占领了摩尔达维亚，防止这里出现像布加勒斯特一样的革命政府，并从比萨拉比亚调动三万军队驻扎在瓦拉几亚边境，准备对临时政府发起攻击。

在此形势下，布加勒斯特的革命者向英国求援。英国领事罗伯特·科洪（Robert Colquhoun）一直在外交部的授意下积极鼓励反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人并不想支持罗马尼亚独立，而是希望借此打击俄罗斯势力，恢复土耳其主权，建立一个更倾向自由主义的政府，从而更好地保护英国在这里的利益。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是革命者的聚会地点之一。英国人甚至将波兰流亡者偷带进来，以组织一场在英国保护下，团结波兰、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的反俄罗斯运动。 ^[35]

科洪意识到阻止俄罗斯入侵是保证瓦拉几亚独立的唯一希望，于是在当地革命领袖与奥斯曼当局之间进行斡旋，希望说服土耳其人承认临时政府。他向奥斯曼帝国特使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保证布加勒斯特的临时政府将会忠于奥斯曼帝国——这当然是一个精心计算的谎言；他还指出以后一旦土俄间再次开战，有一个仇视俄罗斯的瓦拉几亚政府将对奥斯曼帝国有利。苏莱曼被科洪说服了，在布加勒斯特，他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讲，为“罗马尼亚国家”举杯庆贺，并声称一个“统一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将会是扎在俄罗斯腹部的一支长枪”。

在这样的举动面前，俄罗斯仿佛是公牛看到了红布。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弗拉基米尔·蒂托夫（Vladimir Titov）要求苏丹立即停止与革命者的谈判并恢复瓦拉几亚的秩序，否则俄罗斯将进行干预。这一威胁足以让土耳其人的态度发生大转变。9月初，新任特使福阿德·埃芬迪（Fuad Efendi）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并在俄国将军亚历山大·迪阿梅尔（Alexander Duhamel）的帮助下恢复秩序。福阿德带领一支一万两千人的部队进入瓦拉几亚，驻扎在布加勒斯特城外，三万从比萨拉比亚召集来的俄罗斯军队在迪阿梅尔的带领下同时赶到。9月25日，两支军队联合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只在街道上遭遇小股反叛武装的抵抗，就轻易地占领了布加勒斯特。这场革命就此失败。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整座城市，进行大规模搜捕，迫使几千名罗马尼亚人逃到国外，英国公民也被抓捕。被占领军扶持上台的亲俄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公众集会，撰写任何政治议题的文章都构成犯罪行为，要受到惩罚，甚至连私人信件都会被警察细读。“这里有一套侦听系统，”科洪在报告中写道，“任何人都不允许讨论政治，德语和法语报纸都被禁了……土耳其特使觉得有必要禁止所有人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

在协助恢复多瑙河公国的秩序之后，作为回报，沙皇要求奥斯曼帝国必须签署新的条约，扩大俄罗斯对这里的控制权。他的要求是敲诈性的：俄罗斯军队驻扎七年，俄土两国共同决定公国总督人选，允许俄罗斯军队通过瓦拉几亚前往特兰西瓦尼亚镇压匈牙利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怀疑俄罗斯不达到完全并吞多瑙河公国的目的不会罢休，因此呼吁土耳其人对沙皇的要求保持强硬态度，但是他却不能向土耳其人保证一旦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开战，英国会出手干预。他请求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向俄罗斯发出威慑，派遣一支舰队宣示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他相信为了阻止冲突爆发，这是必要之举。如果这次帕默斯顿听从了他的意见，英俄两国也许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六年就已经开战了。但是帕默斯顿还是不愿意付诸行动，尽管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他暂时还是愿意相信俄罗斯声明的军事干预多瑙河公国的动机，认为沙皇确实并不想并吞这些地方。也许帕默斯顿甚至欢迎俄罗斯出手恢复日益动荡的奥斯曼和奥地利帝国土地上的秩序。

没有英国的支持，土耳其政府没有其他退路，只能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根据1849年签署的《巴尔塔—利曼协定》（Convention of Balta Liman），沙皇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多瑙河公国的总督将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人共同任命；贵族议会被取缔，由顾问理事会取而代之，受俄土两国监督；俄罗斯军队将驻守至1851年。这一法案事实上恢复了俄罗斯对这里的控制，公国政府的自治权被大大削减，比原来《组织规程》规定的还少。 ^[36] 沙皇认为，从此以后，这些公国将完全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只是在他的酌情处理下土耳其才保留其主权，而且即使俄罗斯在1851年撤军，他依然可以随时派兵入侵，迫使高门做出更多让步。

俄罗斯这次干预多瑙河公国的成功，促使沙皇在1849年6月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匈牙利革命始于1848年3月，当时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法德两国革命运动的激励下，由雄辩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带领，宣布自治，拒绝继续接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匈牙利议会宣布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包括废除农奴制、控制国家预算、接管奥地利帝国军队中的匈牙利部队等等。当时奥地利政府正忙于应付维也纳革命，无暇他顾，接受了匈牙利的自治要求；但是在镇压了维也纳革命之后，帝国政府立即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对匈牙利宣战。在战斗中，匈牙利人获得了境内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德国和鲁塞尼亚人的支持，同时大批波兰和意大利人也自愿加入匈牙利军队，共同抗击奥地利帝国。双方打成了平手。1849年4月，战事已成胶着状态，这时匈牙利也向奥地利宣战，争取独立。在此情况下，登基不久、年仅十八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向沙皇请求干预。

尼古拉立刻答应无条件出兵干预镇压匈牙利革命。对他来说，这是维护神圣同盟的责任。如果奥地利帝国崩溃，将对欧洲力量平衡产生严重影响。但是这一行动也是出于维护俄罗斯的利益，眼看着革命的浪潮从中欧向各处蔓延，特别是波兰也掀起了新的起义浪潮，沙皇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流亡者，最出色的一些将领就是波兰人，其中有约瑟夫·贝姆（Jozef Bem）将军，他是1830年波兰起义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848—1849年间率领匈牙利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对尼古拉来说，除非将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不然革命很可能会蔓延到加利西亚（Galicia）。那里大部分是由奥地利控制的波兰领土，如果革命蔓延至此，波兰将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面临的问题。

1849年6月17日，十九万俄罗斯军队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带领俄罗斯军队的是帕斯克维奇将军，1831年曾率俄军对波兰起义进行残酷打击。进入匈牙利后，俄罗斯军队对当地人民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攻击，俄军本身也因病疫，特别是霍乱而损失惨重。但是匈牙利军队人数远远少于俄军，经过八个星期的抵抗后，大部分人于8月13日在维拉古什（Vilagos）投降，然而有五千名左右的军人，其中包括八百名波兰军人，逃到了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到达瓦拉几亚，在那里有部分土耳其军队依然在和俄罗斯军队作战，拒不接受《巴尔塔—利曼协定》的规定。

沙皇倾向于宽大处理匈牙利革命的领袖，反对奥地利帝国对革命者的疯狂报复。但是他决心一定要抓住逃亡的波兰人，特别是匈牙利军队中的波兰将领，担心这些人会领导下一次波兰起义。8月28日，沙皇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要求，强令必须引渡那些逃到奥斯曼帝国的波兰人。奥地利则要求引渡逃到奥斯曼帝国的匈牙利人，其中包括匈牙利议会领袖科苏特。科苏特当时已成为土耳其人的座上宾。虽然根据国际法，奥斯曼帝国应该引渡罪犯，但是土耳其人没把这些流亡者看作罪犯，反而很高兴在自己的土地上款待这些反抗俄罗斯的战士，给予他们政治庇护，就像西方国家在1831年给予波兰流亡者政治庇护一样。土耳其人在英法的鼓励下，拒绝在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压力面前低头，两国因此断绝了与高门的关系。应土耳其人军事援助的请求，英国在10月份派出马耳他中队（Malta Squadron）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一支法国舰队也被派来会合。各方剑拔弩张，西方列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英国公众在匈牙利难民问题上已群情激愤，匈牙利人反抗沙皇军队暴行的英勇斗争再次激发了英国人强烈的反俄情绪。在媒体上，匈牙利革命被美化成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再现。在光荣革命中，英国议会推翻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统治，创立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人眼中，科苏特是一个非常“英国”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绅士，支持一个启蒙开智的贵族阶层，为议会民主和宪政原则而战。两年之后，当他到英国做巡回演讲时，受到了大批民众英雄般的欢迎。匈牙利和波兰难民被视作浪漫的自由斗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49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伦敦，在这里发起政治运动，视俄罗斯为自由的敌人。俄罗斯军队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公国种种镇压与暴行的报道传到英国，让英国人感到非常厌恶。当帕默斯顿下令派出军舰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协助土耳其人对抗俄罗斯时，英国人感到欢欣鼓舞。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随时准备为维护英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立场，正是英国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期待，这在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事件中也体现了出来。

英法舰队的到来促使沙皇与奥斯曼帝国当局在难民问题上达成妥协。土耳其人保证采取措施让波兰难民远离俄罗斯边界，这一让步和西方国家认可的政治庇护原则相吻合；作为交换，沙皇不再要求引渡这些难民。

就在双方快要达成协议时，从君士坦丁堡传来消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1841年伦敦协定做了一番非官方的解读，认定驶到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舰队如果遭遇大风，可以进入避风港。英国舰队10月底抵达这里时，刚好发生大风，就以此为借口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峡。尼古拉对此非常恼怒，命令俄国大使蒂托夫通知高门，俄罗斯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一应对十分高明，因为如果俄罗斯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君士坦丁堡发起攻击，英国舰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达达尼尔海峡赶来。帕默斯顿让步了，他就此事向俄方道歉，并重申英国政府致力遵守1841年伦敦协议。英法撤走舰队，战争威胁再一次被消除。

在帕默斯顿道歉的消息传到之前，沙皇在圣彼得堡向英国特使做了一番讲话。这番话揭示了尼古拉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距离他向西方列强开战只有四年的时间了。

我难以理解帕默斯顿勋爵的做法。如果他想向我开战，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宣战。俄英交战，对两国都是不幸之事，但是我已不得不接受现实。然而他没有必要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玩把戏，这不是一个伟大国家应有的做法。今天奥斯曼帝国依然存在，那是因为我的努力。如果哪一天我决定收手不再保护和维系奥斯曼帝国，它马上就会崩溃。

12月17日，沙皇命令普佳京上将（Admiral Putiatin）准备一个突袭达达尼尔海峡的应急方案：当俄罗斯再次卷入多瑙河公国危机时，尼古拉希望确保俄罗斯海军的黑海舰队能阻止英军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还批准建造四艘昂贵的蒸汽战舰用以实现这一计划，显示了他的决心。 ^[37]

在英国方面，帕默斯顿的让步对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急切地希望英国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彻底打消俄罗斯继续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的念头。1849年以后，尽管对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依然存有疑虑，但坎宁越来越坚持通过加速改革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实力，并通过加强土耳其军队的实力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帕默斯顿同样认同多瑙河流域公国的重要性，在1848—1849年的危机之后，他也开始支持采用更激进的措施帮助土耳其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下一次沙皇派兵入侵多瑙河流域公国是为了迫使土耳其在圣地纠纷上让步，但那时的国际局势已大不相同，沙皇的行动终将引发一场大战。

[24]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事件同样影响了英国舆论。1854年5月，《明斯克修女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Nuns of Minsk”）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主编的周刊《家庭箴言》（ Household Words ）上发表，作者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曾于1848年在罗马与马克雷娜见面，写下了这位修女遭受的苦难，将材料存放在抽屉里。在锡诺普（Sinope）战役发生后，俄罗斯海军消灭了土耳其的黑海舰队，南丁格尔觉得这个故事能激励英国公众站起来反抗俄罗斯，于是重新取出这篇文字寄给了狄更斯，狄更斯将其改短之后发表在《家庭箴言》上。——原注

注释

[1] S.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I v Londone v 1844 godu’, Istoricheskii vestnik , 23/3 (Feb. 1886), pp. 602–604.

[2] E.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n Papieren des Freiherrn Christian Friedrich V. Stockmar (Brunswick, 1872), p. 98; T.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 5 vols. (London, 1877), vol. 1, p. 215.

[3] G. Bolsover, ‘Nicholas I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Slavonic Review , 27 (1948), p. 135.

[4]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 vol. 1, p. 224.

[5]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4;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 p. 98.

[6]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 3 vols. (London, 1907–8), vol. 2, pp. 16–7;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 vol. 1, p. 219;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9.

[7]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 vol. 1, p. 223;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 pp. 397, 400.

[8]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 p. 399.

[9]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 pp. 396–9.

[10] 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75–7; O. Subtelnyi, ‘Peter I’s Testament: A Reassessment’, Slavic Review , 33 (1974), pp. 663–78.

[11] 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p. 39, 43.

[12] R. Wilson, 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 (London, 1817); 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 p. 56.

[13] [Lieut. Col.] Sir George de Lacy Evans, On the Designs of Russia (London, 1828), pp. 191, 199–219.

[14] 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 1 (1836), p. 103.

[15] 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 1 (1836), pp. 187–95. See further, M. Kukiel,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 (Princeton, 1955), p. 236.

[16] The Times , 20 July 1831; Northern Liberator , 3 Oct. 1840.

[17] 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 p. 126.

[18] Kukiel, Czartoryski , p. 205.

[19] R. McNally, ‘The Origins of Russophobia in France: 1812–1830’,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 17/2 (Apr. 1958), pp. 179–83.

[20] A. Mickiewicz, Livre des pèlerins polonais, traduit du polonais d’A. M. par le Comte C. de Montalembert; suivi d’un hymne à la Pologne par F. de La Menais (Paris, 1833).

[21] Cinq millions de Polonais forcés par la czarine Catherine, les czars Paul, Alexandre et récemment Nicolas d’abjurer leur foi religieuse. Eclaircissements sur la question des Grecs-Unis sous le rapport statistique, historique et religieux (Paris and Strasburg, 1845); Journal des débats , 23 Oct. 1842.

[22] The Nuns of Minsk: Narrative of Makrena Mieczys ławska, Abbess of the Basilian Convent of Minsk; The History of a Seven Years’ Persecution Suffered for the Faith, by Her and Her Nuns (London, 1846), pp. 1–16; Hansard, HL Deb. 9 Mar. 1846, vol. 84, p. 768; M.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1839–1856 (Paris, 1967), p. 464.

[24]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事件同样影响了英国舆论。1854年5月，《明斯克修女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Nuns of Minsk”）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主编的周刊《家庭箴言》（ Household Words ）上发表，作者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曾于1848年在罗马与马克雷娜见面，写下了这位修女遭受的苦难，将材料存放在抽屉里。在锡诺普（Sinope）战役发生后，俄罗斯海军消灭了土耳其的黑海舰队，南丁格尔觉得这个故事能激励英国公众站起来反抗俄罗斯，于是重新取出这篇文字寄给了狄更斯，狄更斯将其改短之后发表在《家庭箴言》上。——原注

[25] [Count] V. Krasinski, Is the Power of Russia to be Reduced or Increased by the Present War?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London, 1855), p. 4.

[26] Marquis de Custine, Russia , 3 vols. (London, 1844), vol. 3, pp. 21, 353; G. Kennan, 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 (London, 1971).

[27]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 p. 471.

[28] 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1839 (Paris, 1961).

[29] N. Tsimbaev, Slavianofil’stvo: Iz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i mysli XIX veka (Moscow, 1986), p. 36.

[30] 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93–7.

[31] 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52.

[32] 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66.

[33] P. M é rim é e, 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 18 vols. (Paris, 1941–1965), vol. 5, p. 420;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 p. 516; L.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Oxford, 1946), pp. 40–2.

[34]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 p. 468.

[35]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chaps. 7 and 8.

[36] Florescu,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 pp. 217–218.

[37]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68–71. 1TXaRgHKX7noAVo/m74a1UJpPVLJQVMLZqR1QDNpL287QYseIYpkTJcJOxWC7P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