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想睡觉，一天睡上十二个小时”

早在1940年，希特勒元首就兴高采烈地和赫尔曼·戈林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然而，随着德黑兰会议的结束和1944年的到来，纳粹的战果变得越来越有限。战争根本就没有结束，离大局既定的那一天还很遥远。1月3日，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空袭，但这一次柏林的受损程度非常有限，英国却损失了27架战机和168名机组人员。每个月，英国空军都会损失十分之一的战机。而今，意大利是西线唯一还有盟军战斗的地方，盟军试图攻破德国人的古斯塔夫防线，但那看起来实在是牢不可破，作战不得不陷入停滞状态。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认，“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前看。

罗斯福始终坚信，即使是在当代，历史也是难以捉摸的。他一手缔造了稳固的同盟，帮海外盟友走出绝境；击退国内的孤立主义，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点亮了民主的希望之火；每到一处，都被人视为自由的象征。希特勒或许嘲笑过他，但感性的温斯顿·丘吉尔却知他甚深，他曾说罗斯福是他“见过的最伟大的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播音记者爱德华·默罗曾对那些正在战斗、或即将上战场的人们说：“对千千万万身着蓝色军装、奔赴东方战场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罗斯福’这个名字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暗号。”

不过，战争远不是嘴上说说这么容易。无论是在初期，抑或中程，还是在收尾部分，这场仗打得都非常艰辛。实际上，当爱德华·默罗播出上面这段话时，那些操着一口英语的盟军，还根本没有向东进发。相反，他们还陷在对意大利战争的泥淖之中，虽然多次向北猛攻，却仍旧无功而返。残酷的战争在缓缓推进着。对士兵来说，这里就是地狱：村庄被挨家挨户地扫荡过去；沿着一整条海岸线，都有德国人躲在山地坚固的堡垒中，瞄准盟军士兵，把他们挨个打死。置身沙场，四处都是滚滚的浓烟，尖厉的炮火，炸弹炸开那一瞬间雷鸣般的咆哮。一名士兵自嘲，这真是一个“不满的冬天”。是的，在这些浑身湿透、冻得打颤的美国兵眼里，污泥、冻雨和山谷完全是和纳粹一样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恶的风暴硬是挤进了难以攻克的德国防线，把土路搅得水稀稀的，盟军一筹莫展，根本无法继续行军。吉普车陷在泥泞的道上，坦克基本上等于一堆废铁。物资运输只能靠骡子，这些小家伙不时得踏着尸体过去，看起来仿佛回到了一战的西欧前线。而且，不管走到哪里，同盟国的士兵们总被刺骨的寒冷和呼啸的狂风裹挟着。

其实最悲惨的，还是他们自身遇到的困境。他们危险地蜷伏在刀削般的峭壁上，战壕足病和冻疮在潮湿寒冷的掩体中蔓延。在暴雨的侵袭下，士兵们常常要待在没过大腿的雨水里。人们在交火的间歇看一看四周，却发现野狗正尽情享用着阵亡战友的五脏六腑。到了晚上，机关枪轰轰轰开火的声音压过了伤兵的呻吟；时间一点点过去，同伴的呻吟也越来越微弱，越来越零落，越来越绝望。尽管美军轰炸机持续攻击着德军的前哨基地和供给线，这里似乎还到处都是坚守原地的德国军队。不难预见，盟军的士气一泻千里，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被迫承受着这一切，或在崎岖的沟壑中孤立无援，或困于带着倒刺的电线，或被敌人的地雷阵包围，或冒着枪林弹雨，在千篇一律的“砰！砰！砰！”中奋勇向前，突破了人类最大的忍耐限度。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弹震症的受害者，其他人要么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要么神智直接失常。有的人因为脑中一直绷着根弦，压力过大之下，不由自主地就失禁了。暮去朝又来，他们一直受困于这片古罗马帝国最初的发祥地，悲伤的美国兵索性给脚下的土地起了个外号——“紫心勋章之谷”（在战争中，美国士兵但凡阵亡或负伤，就可获得紫心勋章）。

但随着春天再度惠临，罗斯福却满怀热忱，相信盟军很快就会打破相持阶段的僵局。实际上，他希望罗马的最终收复将预示着另一个计划的开端；这个计划意义更为深远——期待已久的跨海峡“霸王行动”，终于要开始了。

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两栖登陆战役。盟军将强渡暗藏危险、风浪变幻无常的英吉利海峡，旨在一举扭转战争大局。单单确定一年里最适合发动进攻的日子（即诺曼底登陆日），就快耗光了军事参谋们的激情，这与盟军最高级别会议上洽谈的情形相去甚远。现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掌握大权，登陆行动的准备工作又更加紧凑了一些。没有办法，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倘若要从西面进攻德国，法国是唯一可行的登陆地点，突袭的隐秘性也万分紧要；希特勒当然知道同盟国在酝酿一次进攻，但他不知道具体地点。德国人还能出动55个师，其中11个还是装甲师，而罗斯福一方在登陆第一天只有8个师抢滩成功。因此，“霸王行动”的规模完全是史诗级别的战役，每一处细节都十分要紧：超过5000艘船和1000架宽腹运输机载着将近18万美国兵运过海峡，从11个港口和5处滩头抢滩登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发号施令——“预备，冲！”

强攻的关键在于地点：诺曼底。这条海岸线其实很难对付，根本没有合适的港口，两条河与无数列窄窄的农田包围着四周。数个月以来，盟军进行了数千次侦察飞行，侦察员们翱翔在海岸上空，各自寻找敌军的碉堡和布防的重型炮兵部队；小型潜艇也在法国沙滩附近巡逻，力图弄清楚德军的水下防御。期间，为了混淆纳粹的视听，罗斯福和盟军煞费苦心，策划了好几套诈敌诡计。借用美国电影业巨头的技术，反谍报机构在声名远扬的乔治·巴顿将军手下伪造出一支不存在的傀儡军队；其中包括用橡胶做成的装甲师，喷过漆的预制战机，表面有鳞状斑点的登陆艇，看起来逼真极了。并且，他们不忘捏造无线电通信连续不断的嗡嗡声，甚至还给安营扎寨用的炉子点上火，让炊烟升腾。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骗过德国人，让他们相信盟军准备全力突袭法国加来地区（Pas de Calais），而非诺曼底。尽管希特勒本人将信将疑，但他手下的绝大多数将军都确信加来就是盟军的登陆地点。

而实际上，真正的登陆部队集结在英国另一处地方。

这是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在英格兰南部，数以万计的坦克小心翼翼地伪装好，其中包括登陆艇、水中坦克和扫雷坦克；另外还有卡车、吉普车、重炮群、滑翔机、打字机、随军用药、“野马”战斗机和（数百个）火车头，它们与坦克群一并在路边静悄悄地一字排好，为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待命。与此同时，几十万战战兢兢的士兵把神经绷得像压紧的弹簧，被暂时安置在某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需要造毒气堆，挖散兵坑，训练如何进行爆破和电火花线切割，拼命往脑子里灌着各式详细的地图还有德军防御工事的照片。到了6月初，全部兵力加在一起将近300万。每个士兵都领到了琳琅满目的装备，包括丰厚的钱、泛着光泽的剪线钳、防毒面具、新牙刷、新香烟、晕船药、超量的袜子，当然，还有足够多的弹药。不出众人所料，男人们最珍视的两样东西，是法国旅行指南和避孕套。其时，15艘医疗船上已配好了8000名医生，满载着10万品脱血浆，60万剂盘尼西林和10万磅磺胺；上面还准备好了12.4万架医疗床，这个数目真是无比惊人。而在更安静些的一些时刻，大兵们会阖上自己的眼睛，在胸前画着十字，低头祈祷；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心照不宣。

不过这儿难得地寂静了下来。每一晚，都有数英里长的车队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连续吵上好几个小时。办公楼和仓库鳞次栉比，其间还蔓生出不少访客设施。无数的码头工人忙着搬卸物资和补给品——10万包口香糖，1.25万磅饼干，6200磅糖果，还有堆成塔状的备用轮胎，巨盘电缆，数万个车轮和木箱。这支无敌舰队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不知情的人特别容易把这个军事中枢误认成大型商业都会。实际上，“霸王行动”复杂的后勤工作格外令人心烦意乱。这相当于盟军要趁着漆黑的夜色，在仅仅12个小时之内，把波士顿、巴尔的摩（Baltimore）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以及所有轿车、货车——都摆渡到海峡对面；而这条海峡宽达112英里，暗流汹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大规模突击的战地指挥所竟然设在一间不起眼的拖车式活动工作室里，离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造船厂不远。唯一能使人认出它真实身份的，也就是室内那张朴素的木桌上摆着的两部电话机。红色的那部能以密电形式联系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和美国战争部，可抗无线电干扰；绿色的那部则用来直接连线唐宁街十号，那是丘吉尔的官邸。

暮春前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森豪威尔将军待在指挥所里，留给他的只有下达出击命令这件事了。无论是对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还是对盟军来说，既定的计划不能出现任何意外。这位将军此前就沉痛地说过：“我们绝对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霸王行动”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无所有。

在海峡对岸，埃尔温·隆美尔手握法国境内兵马指挥大权，正慢条斯理地踱着步子。他是希特勒手下最精明、最勇敢的将军之一，曾在埃及痛击英军和美军，不过最后也一不小心在非洲暴露了德军的短板。隆美尔认为，把盟军拦死在海滩上就是德国人最好的防御机会。因此，他决定就按照这个思路在沿岸布防。半年以来，约有50万德军一丝不苟地沿岸修筑了大量军事碉堡和致命的障碍，静候盟军到来。只要有可能，德国国防军的精英们就会期盼隆美尔一声令下，虽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太频繁。他们曾脚踏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明目张胆地突袭波兰，蹂躏过挪威和比利时；又以智取胜，惊呆了法国人；还从两翼包抄，挫败了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无论隆美尔私下对盟军的此次反攻抱有怎样的疑虑，他知道他可以让盟军为他们推进的每一寸土地都付出代价。他也清楚——不如说他希望——他的第二等和第三等军队能够临阵感染出“狂热”情绪，这正是他们在实际训练中所缺乏的。而这两类士兵的年纪要么太轻，要么太老，他们都是从克罗地亚、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克里米亚征来的“志愿兵”。同样，他还明白，在抵达希特勒大肆吹嘘的欧洲堡垒之前，盟军的每一次支援、每一个手榴弹、每一剂吗啡、每一条止血带和每一罐食物都要先冒险渡过英吉利海峡。

当然，隆美尔也很清楚两栖登陆作战有多复杂；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出错，而且结果通常都是失败。诚然，在1847年的美墨战争中，墨西哥人准备不周，美国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曾成功强登韦拉克鲁斯（Veracruz），但那只是个例外。正如伟大的拿破仑也无法横渡英吉利海峡，最后只能惨淡收场，希特勒也是一样。自从“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登陆成功以来，还没有人做到过同样的事情；何况，威廉还和盟军的情况不一样，他是从反方向渡海上岛的。从近代的历史来看，这基本上也是痴人说梦。一战中，英国受阻于达达尼尔海峡恶劣的气候和水文环境，在加里波利（Gallipoli）一役可耻地惨败；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这段记忆至今还像噩梦一般缠着丘吉尔。而在1942年8月，数千名盟军突击队士兵试图进攻法国沿海港口迪耶普（Dieppe），纳粹轻而易举地粉碎了他们的袭击。

隆美尔的部下费时数周，沿岸修筑了一套网系复杂、设计严密的堡垒和防御工事，底下以体系化的隧道相通，修筑速度迅捷而又狂乱。他们在海滩上铺设了50多万个行军障碍物，包括“比利时之门”和环环相扣的铁链护栏，打磨削尖，可以撞毁登陆艇的外壳，以此诱使盟军等待落潮时分抢滩，德军火力将在那个时候猛力倾泄，地毯式扫射已经准备就绪。另外，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泻洪淹没了诺曼底附近长达数百英里的农田，开辟出一块天然的歼敌区，届时会强迫盟军战机在这片人工沼泽紧急降落。海滩沿线布下了各式各样的陷阱，其中包括数十万枚地雷，一旦敌人踩到或引线被点燃，就会立刻引爆；更不必说那绵延数里、望不到尽头的带刺铁丝网和反坦克壕沟。隆美尔希望，这种马拉松式的可怕障碍物会让盟军望而却步，最好是还没正面碰上这些毛骨悚然的防御工事，就打起退堂鼓。这就是希特勒闻名于世的大西洋壁垒。当然，还有肉眼随处可见的防御实体：厚达13英尺的混凝土墙，中有钢筋加固；重炮群严阵以待，警戒地扫视着四方；甚至还有虎视眈眈的导弹发射场。而在远处，威猛的装甲车整装待发，等待着弹药填满炮管、把不请自来的登陆者通通扔回海上的那一刻。

这会是纳粹的马其诺防线么？还是将在20世纪重演南北战争中联邦军凭借葛底斯堡的金汤城池，重创皮克特愚蠢冲锋的历史？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战局大势将在海滩上见分晓，”隆美尔严肃地告诫一名助手，“敌军抢滩登陆刚结束时，力量最薄弱，接下来的24个小时最为关键。”

他举目远眺，这将是最漫长的一天。

那一天来临之前，他们能做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罗斯福也在等待，无论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在地图室，还是乘车穿行首都的街头巷尾，他都在静候前方的消息。炮火连天，硝云弹雨，他都耳闻目睹过，他知道战争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景象、声浪与创伤，这些他对付得来。他明白想打赢这场硬仗，还要花很长很长时间，这一点，他也周旋得过来。他已预见，很快就会有船拉着无数棺材回来，里面装着阵亡将士的遗体，对此他也会安排妥当。盟军即将孤注一掷，全力以赴。然而有一件事却是他控制不了的：自从去了一趟德黑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霸王行动”在紧锣密鼓地筹措着，而他已是一个垂死之人。

不过，他绝不会向外界坦白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这个事实。原因何在？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眼下筹备的计划会决定欧洲今后的命运，倘若他此时将实情公之于众，会不会显得太莽撞，对国家大事太漠不关心？或者，他这是在又一次地自欺欺人？还是说，果毅敏锐的战时领袖罗斯福，只是不甘承认自己身上的任何弱点或任何形式的失败？要知道，尽管他的形体有后天缺陷，可一直都是盟军威风凛然的精神支柱。然而，1944年初，在众人最需要他强劲的力量时，他突然疾患危笃。

他才刚过62岁，但自从接受伍德罗·威尔逊的任命，担任海军助理部长以来，30多年里他大半时间都是万众瞩目的对象。现在，十年的总统生涯过去，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心力交瘁、油尽灯枯都是他的真实写照。曾经丰盈的两颊陷了下去；伸手去拿香烟时，手会猛然发颤。他的脸色愈近惨白，好似粉笔涂抹出来的颜色，只有眼眶下的部位恰恰相反，在照片上呈现一片拭不掉的淤青，肿得发紫。早上，他疲惫得没法工作；可到了晚上，他又浑身不适，病得睡不着。他仍要伏在白宫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处理公务，可仔细审阅意见书时常常会木然地望着文件，两眼放空；翻看邮件时，嘴巴会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向别人口述命令时他会睡过去。这些半恍惚的情况好似还不够严重，有一回他差点失去知觉：他要在文件上签字批复，可最后竟只在纸上留下了点脏兮兮的墨水和潦草的字迹。在其他场合，他曾从椅子上跌落，无望地躺卧在地上，把特勤局员工惊得不知所措。头痛总是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频频的干咳仿佛也不肯从他身上离开。

有一次，罗斯福的一位政治伙伴在白宫和他共进晚餐。事后，这名要员不得不承认，罗斯福神色疲倦，憔悴不堪，这令他惊诧极了。而战争情报负责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总统的面容像是被谁劫掠过一番；而且，总统还瘦了很多，连脖子都“纤细得不成样子”，当他见到罗斯福真人之时不由“大惊失色”。不只如此，温斯顿·丘吉尔也曾与私人医生莫兰勋爵透露，罗斯福看起来“格外疲惫”。

不用说也知道，一时间各类传闻甚嚣尘上。不管罗斯福和白宫多么小心地掩饰他的公众形象，大家还是把一系列举措都看在眼里：他取消了许多安排，其中就有记者招待会。人们议论纷纷，都在传他重病不起。白宫放出话来，说罗斯福只是“得了流感”。这当然是真的，起因还得归于前一年12月那趟漫长的环球旅行，他不得不往返遥远的德黑兰，只是为了与丘吉尔、斯大林会晤。但剩下的就都是安抚人心的谎言了。这会儿，总统的身体一点儿也不好。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后来写道：“流感死活都不肯走。父亲一直都特别疲倦。这还不算完，麻烦一个接着一个来。他有慢性消化不良，该进餐时只能专心吃饭，不得不放弃把正事搬到餐桌上来；有时，他全身都是汗，带痰的咳嗽折磨着他的肺。”

这个冬天，罗斯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德帕克镇，但这一次休假基本也没有令他的病情好转。到了1月，他早上醒得越来越迟。他的助手威廉·哈西特（William Hassett）颇受他信任，1月28日，哈西特在日记里写道：“总统又睡了个懒觉。”就在3天前，罗斯福早上差不多11点半才睡醒下楼。3月的后半月，他又回到海德帕克，病情开始迅速恶化。当第一束黯淡的晨曦投进窗内，他慢慢转醒，仍感疲乏无力，浑身发颤。他没法工作，想集中注意力都很难，一天多半只能待在卧室里，连一日三餐都得让人放在托盘上，端到床上用。3月24日，哈西特写道：“今天早上，总统待在卧室，他看起来不太妙。后来他主持新闻广播会议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他声音沙哑，声调特别低。看来，最近这次感冒让他的身体虚弱了很多。”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来关心一下他的病情，而他答复每每都是“糟透了”、“感觉就像在地狱”。到了3月26日，他的体温升到了104华氏度（约合40摄氏度）。“头儿很不舒服，脸色特别差。”哈西特写道。罗斯福吃不进多少东西，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感觉；而他的女儿安娜越来越惶惶不安，甚至去质问主治医师麦金太尔上将。她的焦虑，麦金太尔看在眼里，却还是置若罔闻，只一味举例引证，说病去如抽丝，她父亲的流感和支气管炎慢慢才能痊愈。这一点，安娜显然更明白，她一再坚持要把罗斯福送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接受全面检查。麦金太尔勉强同意了——但他又告诫其他人：总统的实际病情绝对不能让他本人知晓，透露一个字都不行。

1944年3月28日，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总统先生抱进加长轿车里，缓缓驶往贝塞斯达；而他再一次和哈西特低语道：“我感觉就像在地狱！”

摩托警车在前面开道，罗斯福的车队沿着威斯康星大道，一路开到了贝塞斯达医院。一到地方，他就被人抬下车，抱进一张轮椅，推进光线微暗的走廊里，医生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人们蜂拥而至，围在走廊两旁，等着一睹真容；毕竟，这可是为人交口称赞的盟军领袖。见到此情此景，他立刻高兴地举起一只手，顽皮地和他们招手，幽默地说了些俏皮话。此前，罗斯福常常抱怨自己的慢性鼻窦炎，弄得人尽皆知，所以当时给他安排的私人医生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眼下，给他做检查的却换成了霍华德·布鲁恩（Howard Bruenn）。布鲁恩医生很年轻，但他是公认的心脏病专家，同时也是海军预备役中尉；他检查起来非常认真，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检查伊始，布鲁恩就怀疑“情况可能很糟糕”，可结果还是让他震惊了。他啪地打开检查室的电灯，发现罗斯福的脸色“格外灰败”、“暗无生气”；嘴唇和皮肤都有灰蓝色的斑，看起来不太雅观，这说明体内组织供氧不足，他的身体连最基本的血液循环都成问题。他还咳嗽个不停，憋气时间最多只有35秒。

布鲁恩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肺，却只是徒增惊恐：在罗斯福的一呼一吸之间，他能听见湿性啰音和咔嗒咔嗒的冒泡声，这表明他的肺里已经有组织液回流了。总统先生简直就快溺亡了，肺内的液体正缓缓吞噬着他的生命。这绝不像麦金太尔所暗示的那么简单，支气管炎或肺炎的后遗症不是这样。实际上，布鲁恩一开始就意识到罗斯福连正常呼吸都成问题；单单把他从一边挪到另一边，都会令他“气喘吁吁”，使人担心不已。布鲁恩后来回忆：“这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

每检查一步，他就越发意识到罗斯福的病情有多严重。他快速扫了一遍总统的病历簿，发现早在1941年2月，他的心脏病就轻微发作过，记录下来的血压值高达188/105。随后发生过什么，就无从得知了；借助这份病史报告，他发现从那天起，麦金太尔就再也没有给罗斯福量过血压。此刻坐在布鲁恩的检查室里，他的血压值是186/108。但其他的结果明显要更为惊人。照过X射线和心电图后，布鲁恩发觉他心脏膨大，肺血管充血膨胀；而心脏阴影面积较之常人也显著增大。也许是老天认为这还不够棘手，他竟然还听到了收缩性杂音，证明罗斯福的心脏二尖瓣不能正常闭合。

布鲁恩当即做出了诊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患有急性支气管炎，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及高血压性心脏病。不出意外的话，罗斯福最多还有一年时间可活。事后证明，布鲁恩医生完全就是预言精准的先知。

也许是因为罗斯福这会儿感觉太不舒服了，所以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点都不感兴趣。布鲁恩遵从麦金太尔的指示，也绝口不提检查结果。他们看着罗斯福高高兴兴地玩着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一会谈谈这个，一会聊聊那个，但就是不过问自己的身体；他想回避某个不快的话题时，一般都会这么干。他一直消遣到了下午，而后就要去出席一场既定的记者招待会，以此打消公众的疑虑。这真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他暂别肺炎可能带来的任何烦恼，表情微显茫然；他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微笑，假咳了一声，为了表演得更自然些，他一边假咳还一边轻轻拍着胸口。镁光灯闪个不停，记者们哄堂大笑，轻易就上了他的当；连《纽约时报》都报道：“总统的脸色和嗓音……好多了”。

但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好转。随后，他的妻子埃莉诺和女儿安娜赶到白宫书房见他，发现他明显非常难受，疲乏得连话都不想说。晚上7点半前，他就躺在床上了。

而布鲁恩医生决心忽略罗斯福的总统身份，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严格为他安排治疗方案；他口授了一份备忘录，概述自己的治疗建议。其中一些很容易就能做到，比如控制饮食时的摄盐量，开始适当减重，服用毛地黄（尽管服用起来多少有点麻烦，而且可能还有诸如产生幻觉、视力减弱的副作用），每天适当服用泻药，定制一张高架睡床，以便缓解夜间的呼吸困难症状。罗斯福每天习惯了抽上30根烟，布鲁恩要求他必须少抽；同样，每晚的餐前鸡尾酒也要少喝。不过，布鲁恩最重要的建议提得极为狡猾，因为他得考虑到病人的总统身份，何况眼下离盟军的登陆行动仅剩2个月。他强烈建议罗斯福由专人护理，完整地卧床休息上几周再说，这样可以缓解他的战前“紧张”。

此前，麦金太尔竟然没能确诊总统的绝大部分病症，直到现在，他还固执地认为总统没得任何一类心脏病；而对于卧床休息这条建议，他更是暴跳如雷。“他根本抽不出时间上床休息，”他恶狠狠地抢白道，“他是美国的总统！”因此，他干脆组织了一次高级专家会诊，来判断布鲁恩是否误诊。起初，麦金太尔精挑细选出来的专家们都站在他这边，但布鲁恩坚持罗斯福危在旦夕，绝不收回原话。最后，麦金太尔不得不同意请两名第三方专家再给罗斯福做一次检查。会诊完毕，他们断然赞成布鲁恩的意见。

其中一名顾问医生莱希博士还担心总统的胃肠道可能也有问题。莱希没有把他发现的问题明确记录下来，但后人从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推测，他可能发现罗斯福的胃里有恶性肿瘤，而且无法手术。这也许是一种继发性肿瘤，源于他左眼上方的恶性葡萄胎，或起于后脑切除掉的那块粉瘤。不过，罗斯福的当务之急还是心脏病。

可这支医疗团队随即就面临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总统不能工作——这还不如杀了他；但他又不能不工作——国家需要他。那该怎么办？他们转而采取布鲁恩医生的原始方案，只是执行力度相应减小，例如在他就餐期间，严格控制分心公务；启动一项身体监护计划，每天都要更仔细地留意他的健康状况。而布鲁恩每隔一天就会出现在白宫大门，来为他做检查。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这个方案似乎还管用——在一定程度上。照完X光，他们发现他的肺干净了些，支气管炎也减轻了不少，这很可能是因为严控抽烟。甚至，他膨大的心脏都收缩了点。他睡得也更安稳，并且能告诉别人，感觉好点了。可他还远没有康复。即使如此，麦金太尔还是在堂而皇之地误导公众和媒体。4月3日，罗斯福的这位私人医生声称，总统好得很，先前布鲁恩他们做的检查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他现在只需要“稍微晒晒太阳，多运动运动”。

结果第二天，罗斯福的血压就突然飙到了226/118，跟他平时风度翩翩的举止相比，格外萎靡，又焦躁又木然；另外，他的注意力也十分涣散。他素来奉行斯多葛主义 ，不以苦乐为意，可这会儿竟然告诉埃莉诺，他特别烦闷，真怀疑医生到底搞没搞清楚他哪里有问题。他的直肠部位莫名其妙地疼起来，虽然最后又不疼了，但当时他就担心，那里是不是长了个肿瘤。不过，他还是继续服药，从来不问这些药是治什么病的，也回避任何有关真实病情的谈话。说是策略，在小儿麻痹症这个问题上，他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干得相当成功；说是托辞，他父亲最终就是因此而倒在了致命的心脏病下。可他的回避无论属于哪一种，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他宁愿让自己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总统的医疗团队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不管战争是否开始，不管他是不是总统，如果罗斯福还想好好活着，那么他们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于是罗斯福被告知，他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这对他的身体来说非常重要。他必须远离白宫。

对罗斯福来说，这真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好好休养，远离白宫？他一路走到今天格外不易，堪称举步维艰，可他还是能克服小儿麻痹症，成功当选总统；带领人们化险为夷，在大萧条中涅槃；就是眼下，他还主持着浩浩荡荡的诺曼底登陆行动，维系着与别国的同盟。而现在，他的身体突然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他累垮了。“我无路可走，简直烦透了。”罗斯福急躁地告诉丘吉尔。那么盟军未来的胜利又能否拯救他？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心知肚明，沙场变化莫测，随时都可能有突发情况：友军误向自己人开火，“战略错误”或情报有偏差，甚至总统本人压力过大，导致精神突然崩溃。但罗斯福也明白，他手下那些优秀将领们的任务，就是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而不是吓得脚软。他们必须一马当先——即使是负伤时，他们也必须永远勇往直前。而这也是世人对罗斯福的厚望。

尽管他的医生们都有点绝望，可总统自己却觉得眼下他从事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他当了多少年总统，腿上的支架就绑了多久。金属支架重达14磅，他站立时却又必须依靠这些铁家伙，这对他来说十足就是折磨。他常常得挣扎着才能站稳或走路，全靠扭转自己的下腹和臀部，步履略显蹒跚，走路的样子还有点罗圈腿，他汗出如浆，下巴都僵了。这些年，他总是试图独自上下楼梯，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对自己说：“我一定得走下去，一定。”遗憾的是，他一直都没有如愿以偿。他虽然身体上有缺陷，但精神气魄却绝对完好无损。就任期间，访客总是为他的毅力所折服。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种种不足，而是因为他朝气蓬勃的出场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洪亮的男高音，抑扬顿挫的语调，诗歌一般的措辞，众所周知的挥手动作和标志性的微笑。最重要的是，他的论述与所思所想，总是能与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

因此，他直面这个困境的从容，怀着与先前的经历别无二致的坦荡自信。他曾无数次驱散绝望，这一次，他也决心这么做。

温斯顿·丘吉尔的好友伯纳德·巴鲁克是一名金融家，也是罗斯福政府的资深经济顾问。4月初，他向罗斯福提供了宽敞的霍布考庄园（Hobcaw Barony）作为疗养地，这个僻静的世外桃源就是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水上庄园”。在这里，能看见许多野生动物，各色各样的游鱼，从鹌鹑到狐狸，从短吻鳄到火鸡，应有尽有。小溪潺潺，流水淙淙，田野和盐碱沼泽一望无际，美不胜收；茂密的森林里长满了高耸挺拔的松树和橡树，老橡树身上覆满铁兰，悠然自得地迈过了数百年的岁月。这里远离战争的喧嚣，是静养的最好去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虽然无法阻挡，但罗斯福至少该获得片刻的安宁。霍布考的时光是如此静谧悠然，巴鲁克甚至都没有在此安装电话线。罗斯福的行李打包好了，行速缓慢的私人专列也准备妥当。1944年4月9日，他抵达霍布考，那天适逢复活节，“我想睡觉，一天睡上十二个小时”。按原定计划，他会在这里休上两周假。

最后，罗斯福在霍布考庄园待了一个月。

当罗斯福的车队缓缓驶往南卡罗来纳州之时，盟军正在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不遗余力地做准备。就在同一时刻，第三帝国的一个特别部门正踩着狂热的步伐做一件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这标志着纳粹最后的疯狂之举，他们要把欧洲剩下的所有犹太人尽数清洗掉——无论是孩子、父母，还是祖父母，他们眼里任何不适合繁重劳动或医学实验的犹太人都必须去死。其实纳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想让这个种族存活。这一次，轮到匈牙利籍犹太人受难；世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谋杀，就要开始了。而对希特勒来说，他的百年大业如日中天。

镜头拉到了奥斯维辛。无论是在哪一张地图，都找不出第二处像它一样的地方。它有着仿中世纪式的大门，位于一座边陲小镇，是人类与文明的分界点。讽刺的是，“奥斯维辛”这个词衍生自古波兰语中“圣徒”一词。斯拉夫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这里，德意志移民随后带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维斯瓦河（Vistula）与索拉河（Sola）都流经此处，于是奥斯维辛凭借地势之利，渐渐发展成商贸中心。千百年来，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希米亚王国先后都统治过这里，在波希米亚国王统治时期，捷克语还是这里的官方语言；最后在1457年，波兰人用5万银马克买回了这片土地。1772年波兰第一次分裂时，奥地利占领了这里。随着奥地利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到来，德语变成了官方语言，它的名字也改由德文拼写。实际上，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的诸多头衔里还包括奥斯维辛公爵这一个。

镇上的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天主教，不过犹太人和少许德意志人也定居在这里。它的统治者从来没有颁布过任何律条，来禁止犹太人在此居住、贸易。他们不会被强行驱赶到聚居区，可以自发自愿地生活在一起，渐渐建成繁荣兴旺的犹太人社区。他们开设银行和工厂，开店做生意，有的甚至还经营着颇受欢迎的酿酒厂。居诸不息，星霜荏苒，奥斯维辛渐成理性正统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聚居地，说得更中肯些，一部分犹太人索性把这称作“奥斯维辛的耶路撒冷”。其实在人口数量方面，犹太人与天主教徒大抵相当，后者可能略多一些；这也能从政治上略见一斑：奥斯维辛的副市长一直都由犹太人出任，而市长则一直是天主教徒。

约在20世纪初，这里建起了第一座劳工营，用以收容大批外来劳工。一战结束后，则变成了难民营，其中大多是从新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波兰人。二战前夕，这里突然冒出了种族冲突的苗头，反犹主义潜滋暗长，局势急转直下。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索拉河沿岸的公共浴室及市镇公园。同时，波兰居民开始不约而同地抵制起犹太工匠，一些商铺被迫关张。但此时，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几年之后会发生什么。1939年，德国人闪电般地征服了波兰，将一大片领土纳入德意志帝国麾下，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

用一名德国历史学家的话说，1940年初，奥斯维辛“入了希姆莱的法眼”。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也就是纳粹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当时正想找一块地方修建集中营来关押政治犯。奥斯维辛老旧的劳工营就是三个候选地址其中之一，不过它还远不够格成为第一选择。营房破旧不堪，看上去快要塌了，又因建在湿地上，易生瘴气，水资源也比较匮乏。但其他因素能弥补这些劣势：它是主要运输路线的必经之处，坐落在铁路枢纽附近，也便于封闭管理，避开外界窥探的视线。因此，1940年4月底，奥斯维辛变成了纳粹的第七座集中营。所有故事都将从这里开始。

到了1940年底，奥斯维辛的占地面积已然扩大了好几倍，涵盖村庄、森林池沼与广袤的农田，直到营地的官方“兴趣区”蔓延到15平方英里。但这还不够。1941年秋天，第二座集中营选在约1.25英里开外的比克瑙（Birkenau）动工了。最初，奥斯维辛关押的主要是波兰政治犯和苏联战俘；但1942年1月，随着希姆莱一声令下，15万犹太人被运到这里，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妇女。

他们都是搭火车来的。

情形大抵都是这样的：火车上塞满了人，他们的终点站都是奥斯维辛。多数时候车厢里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默，间或伴有温柔的低语，突如其来的啜泣和悲哀的一瞥。一家人往往彼此拥得紧紧的，缩成一团，小声交谈。母亲紧紧拥着儿子，女儿死死抓住父亲；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抓紧父母的手，反复亲吻他们。有的人极其沉静，只是心无旁骛地听着别人说话；有的则惶遽不安，心里七上八下地预想着即将到来的时刻；还有的觉得这一切都是怪诞的梦境，从来没有哪列火车会如此死寂，“所有人声都消失了”，沉默笼罩着车厢。这种运输火车本用来拉载牲口，而此刻，它们却粗暴地塞满了另一种货物——人。

火车突然停下，车厢门猛地打开。外面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令他们又困惑又恐惧。犹太人在黑洞洞的车厢里关了好多天，铁轨旁探照灯的强光乍然射过来，刺得他们纷纷眯着眼睛。外面的那股恶臭令人作呕，他们从来没闻过这样恶心的味道。这时候，他们当然还不知道恶臭从何而来；这些有害的气味，其实都是烤焦人肉和燃烧人的头发时散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噪音传入耳中，有汪汪的犬吠声，还有他们听不懂的命令。这是纳粹在发号施令。党卫军手里提着机枪，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哨兵的说话声时断时续，突然会大喊：“快点！”匈牙利人踉跄地爬下车，一时辨不清方向，忧虑难耐，有的胆怯地上前询问起来，但士兵只会用德语大声吼道：“出来，出来，出来！”

他们抬眼四望，远处的天际线尽是高高的烟囱。亮橙色的火焰仿佛是一涌而出的岩浆，直直地喷到云层里去。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有的人摆弄起自己的行李来，有的人迟疑地与家人窃窃私语，还有的悄悄和朋友说着话，似乎一切如常。当然，根本不可能如常。这时，营中有一些俘虏艰难地穿过刚下车的人群，他们虽然眼神空洞，身形枯瘦，却不忘喃喃低语，交代老人必须把自己报年轻一点，小孩要把自己说大一点，恳求每个人都不要承认自己身体弱，不要承认自己病了、饿了或乏了。党卫军隔出一道厚厚的人墙，他们的眼神冰冷，大步走来走去。很快，他们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审问这批“货物”，混杂着荷兰语、斯洛伐克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速度极快。“多大？”“生没生病？”犹太人笨拙地编成队站好，一名高级军官才费力地越过人群走来。类似的军官里，最臭名昭著的是党卫军军医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这个老资格的军医会伸出一根手指，开始指指点点，左、右、左、右。所有身体健康健壮、或者至少看起来健壮的人，会被挑到一队，而老人、少女、幼童和婴儿也一定会出现在另一队。第一队意味着劳动营，第二队则意味着毒气室。人群还要男女分开管理。

一列装得满满当当的运输火车到站后，门格勒问一个父亲模样的人：“老头，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种地的。”男人犹疑地答道。门格勒让他去右边那队，但随即又大声叫住了他。“手伸出来！”门格勒一看，猛地刮了他一耳光，把他推到另一队——那条屠杀流水线。“快点！”军医大叫起来，“快点！”男人的儿子才十几岁，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

德国牧羊犬和杜宾犬用皮带牵在士兵的手里，吠个不停。

有人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自己的行李怎么办。党卫军这时候的表现，证明他们有多冷酷，就有多狡猾。“行李随后就到。”多么轻快的回答呀。母亲当然想和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他们一边冷笑，一边回道：“好，很好，你就和孩子一起吧。”丈夫和妻子被分在不同的队列里，他也想陪着妻子，但纳粹只是冷静地坚持道：“你们很快就会团聚的。”

挑拣完毕，即将要去死的那一队在雨点般的警棍击打下，被带往五个毒气室之一。他们丝毫不知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每一步，纳粹都小心翼翼地掩饰住真实的目的。他们穿过一道大门，那上面的铁丝网还带着刺；他们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上，两边各自安静地列着一队党卫军；他们走过瞭望塔，塔上站岗的士兵手里都端着机枪，令人觉得不祥。每个焚尸炉都是一座粉饰太平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 。美丽的柳木篱笆栏装点着各自的入口，门前是精心打理过的花圃，放眼望去，似乎整栋建筑都散发着热情迎客的气息，甚至像是个休息区。

但再具有欺骗性的迷人外表，也无法掩饰血淋淋的事实。这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息，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被送进毒气室，真相仍是一团迷雾。每次，会有三四百个犯人被推搡着往地下去，台阶尽头，一间更衣室已悄然而待。他们胆战心惊，焦虑，怕得发抖。蛇形的队伍排得绕来绕去，抻直后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长。尽管如此，外面还会排着更多的人，缩成一团等着轮到自己。

他们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周围全是武装好的党卫军和嗥叫的警犬——但多数时候，还是能保持镇定。镇定的理由各不相同。也许有的已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有的被周围环境镇住，有的仅仅是出于恐惧，吓得精神恍惚。还有的，莫名其妙地被停在身边的一辆卡车蒙了过去。那辆车上贴着红十字标志，每看一眼，都会令人安心。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可怖的恶魔正在等着他们；更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会化成灰烬。毕竟，要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才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命运？

母亲免不了恐慌起来，孩子也会抑制不住，开始嚎啕大哭；他们马上就要被党卫军看守带到房子后面去了。后来，一位幸存者回忆道，他躺在睡床格里，用手堵着耳朵还能听得见外面的人被枪毙的声音，雪簌簌地下着，最终和焚尸炉扬出的灰烬融为一体。

先送进去的是女人、小孩和老人，其他健壮的成年男丁紧随其后。他们进到一间屋子，被勒令脱去衣物。这里很像一个国际信息交流中心，陈设十分引人注目。其中赫然贴着各种标语，书以法语、德语、匈牙利语和希腊语，告诉他们哪里是“洗澡间”，哪里是“消毒室”，看起来极其无害。更衣室里有序地摆放着许多条长凳，人们能舒服地歇上一会；墙上还有干净的衣帽钩，上面都标了编号；到这一步，这里似乎还真像是一个临时待客区。为了完善这个骗局，纳粹还嘱咐他们，要仔细记好自己的编号，这样洗过澡后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私人物品。他们环顾四周，发现那些标语中常常有诸如“通过清洁走向自由”、“虱子杀人”、“把自己洗干净”的警句。为免突变骚乱，纳粹甚至还向饥饿的人群保证，他们“消过毒”后，就能吃上一顿大餐。

类似的欺骗，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一群希腊籍的犹太人在毒气室外的等候大厅里除去衣物，后来党卫军中尉弗朗茨·霍斯勒（Franz Hossler）回顾往事时，曾提到过当时自己对他们说过的话：“我代表营区欢迎你们的到来。这里不是度假村，是劳动营。我们的士兵正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第三帝国的胜利，在前线战斗；而你们将会在这里，为了新欧洲的幸福而劳动。至于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将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机会就在那里，你们每个人都能抓得住。我们会关照你们的健康，也会给你们提供待遇优厚的工作。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依据各人的功劳评估你们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回报。”

霍斯勒的语气依然非常平静：“现在，请你们都脱下衣服。我们提供衣帽钩，把你们的衣服都挂上去，也请记住自己的编号。你们洗完澡，每个人都能享用一碗热汤、一杯咖啡或茶。噢对了，还有一件事，省得我忘记，就先说了吧。洗澡之后，请你们准备好自己的证书、毕业文凭、学校报告和其他任何证明文件，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专业和技能来分配工作。”最后，他还添了一句：“有没有不能用糖的糖尿病人？有的话，洗澡之后请报告给当值士兵。”

然而，虽然纳粹用尽一切办法粉饰，孩子们还是惊恐万分。周围的环境太诡异了，这里太冷、太阴森。许多母亲此刻还抱有幻想，她们匆匆往前挤，想尽快做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但即使是那些看着像花洒喷头的东西，也不足以打消疑虑。而穷凶极恶的纳粹，在他们露出獠牙、砰地关上毒气室厚重的大门前，有时甚至会穿着白外套，分发毛巾和肥皂。当然，这也无法驱散疑云。

这一刻，人们通常会与同伴低声私语起来。

男人们是最后被推进毒气室的。这间屋子只能容纳一千人，可一次性却活活塞进来两千人；他们简直就像车道上黏合无缝的石头。两千人，是什么概念？这几乎与倒在葛底斯堡战役皮克特冲锋中的人一样多，也绝不亚于盟军在北非阿拉曼战场上牺牲的人数；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两千就是“9·11”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

剩下来的人，依然在等待。

等待的过程仿若身置地狱，有时长达2个小时，苟活的希望还会偶尔被一个个残忍的瞬间所打破。党卫军经常靠某个把戏自娱自乐——把毒气室里的灯一会开，一会关，这真是一种变态的折磨。莲蓬头里没有水喷出来，灯也突然灭了，人们不禁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他们现在才明白，原来自己会以某种方式死在这里。可灯，又突然亮了。他们一齐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叹息，暗自希望这一次的操作已被取消，自己会奇迹般地获得缓刑。

当然不会。毒气室的大门用铁插销封死，插销的螺丝拧得紧紧的。党卫军异常高效，冷酷地打开一罐固态“齐克隆B”（Zyklon B），全部倒进一个特殊的小孔。一名党卫军军医会监督全过程，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冷眼旁观这一切。窥视孔由双面玻璃和厚厚的金属网格组成，无论快要窒息的被囚者撞击拍打得有多猛烈，都撼动不了丝毫。现在，灯最后一次灭了。

里面乌漆墨黑，伸手不见五指。

还有一连串小动作；快要结束了。

门拴死之后，毒气迅速布满了整间屋子；有人以为它们会从天花板投下来，可这次却是从地板上冒出来。稚龄的孩童开始死死抱住父母，虽然他们更多时候会惊惧地离开父母的怀抱，四处乱攀，绝望地呼唤父母。一对对夫妻心跳加快，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人们开始尖叫，剧烈的挣扎也随之而来。有的人站得离毒气最近，几乎立时就死去了；但更多的人仍拼尽浑身每一分力气，为生存而奋起。他们挤在一起，一起尖叫，一起大口大口地喘气。然而悲惨的是，在最后那几分钟里，他们往往只能苦苦挣扎着。天性使然，成百上千的人都试图朝门那儿挤过去。他们一旦知道门开在哪里，就会猛烈撞门冲出去。可其间，踩踏频发，体弱的老人和孩子被踩得七零八落，尸体成山。有的人则努力往高处爬，因为越高，他们能呼吸到的空气就越多。反复数次之后，最强壮的人爬到了最顶，正如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的那样，“父亲根本没法知道，他年幼的儿子就躺在自己身下”。

孩子们的骨头都被踩碎了。人们蒙在黑暗之中，被打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恐怖的景象和不堪入鼻的恶臭——呕吐物，耳鼻流的血，还有排泄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铁门还是没有打开，毒气却继续涌了进来。很快，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变成了临死前的呜咽，而呜咽最终又变成了最微弱的喘息。几分钟之内，所有人都倒下了，他们的身体也开始走向死寂——手，只能无力地动一动；脚，只能微微地抖一抖；双眼蒙上了云翳。再过二十分钟，工作就完成了。

那扇笨重的铁门加厚过，军医站在门外，目睹着屠杀的始与终。其他大部分人都没有看。汉斯·蒙奇（Hans Munch）是驻扎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之一，他曾回忆道：“铁门很厚，你会听到一种噪音。可以跟蜂巢的声音比较一下……某种嗡嗡嗡的声音。你要是经常去听，那就不需要再看。只要听听就会知道里面是怎样的光景。”

等到里面的人都死了，换气扇就会把里面的毒气都吸走。不过五号室和六号室没有换气扇，看守们就直接把门打开。

横尸遍地，堆积如山，一般堆到有3英尺或者4英尺，甚至更高。

尸体都被清理干净之后，纳粹会再重复一遍以上的过程。这一切只需要个把小时。

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一个小女孩这样写道：“世间若是一片永夜，太阳的存在有何意义？神灵的职责若仅是惩罚世人，他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屠杀还在一场接一场地进行。有人纵使在这一回侥幸苟活，离自己的死期也不过是数月之遥，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聒噪的马达和喇叭嘟嘟地叫个不停，压过了哭叫和垂死者的呼号；即使如此，暂时活下来的人依然对结局心知肚明。巧的是，从毒气室往外搬运尸体的，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波兰人，而是一支特遣队——一支临时征用的队伍，全部都是犹太人。这份工作伤神又费力。尸体通常紧紧地扭在一起，难以分离。把它们残忍地拉扯开后，他们还得按部就班地将死人嘴里的金牙撬下来，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拽下来。他们跨过一具又一具尸体，用力把那些彼此相爱、相拥而死的人分开。纳粹甚至命令他们，把死尸的阴道或肛门撕裂，看看里面是否会藏着珠宝。他们一个个表情恍惚呆滞，沉默得像哑巴，还要一丝不苟地把女人顺滑的长发剪下来，在装袋之前，分拣出巨大的头发堆。他们累得大汗淋漓，惊栗得呆若木鸡，随后还要把尸体装进桶里，用推车运到焚尸炉去，每次拖十具。炉子一直烧个不停，所以火化场里永远都炎热异常，还要不断打电话给柏林专家过来修理。有时，焚尸炉会暂时用不了，那么尸体就会被埋到万人坑里，或者干脆扔到壕沟里烧成灰。即使对纳粹来说，这也是一个费力而复杂的过程。

党卫军看守就在一旁监督，负责司炉的特遣队队员必须把火烧得旺旺的，一刻也不能停。他们手里握着大铁钩，一边烧，一边要把炉里的尸体搅来搅去。火苗吞噬着曾经鲜活的生命，空气中渐渐泛出一股甜腻腻的人肉焦灼的味道。“真是扰人的烟味。”一名纳粹军医曾这样简单地形容道。烟雾缓缓飘到营地上方，笼罩着整个奥斯维辛小镇。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尸体被烧成灰之后，从来没有掩埋一说，而会耍出各种新花样。他们不仅用完好的骨灰来给集中营的农田施肥，还会用来铺路，或车道，或人行小径，甚至还用骨灰给党卫军的兵营保暖，以此抵御波兰寒冷的冬天。并且，任何一块烧不尽的骨头都会被压碎成粉，这种骨头通常都是骨盆。至于成堆的头发，正放在火化场的屋顶加热。

德国人不会放过任何细节，而在奥斯维辛，纳粹似乎什么都不会放过。他们从死人身上获益巨大。遗物中有成堆的眼镜，无论镜片是好是破，镜框是弯是折，都会上缴到国库；成吨的人发，不管干枯柔顺，颜色深浅，要么拿去填充垫子，要么纺线搓绳，或者投入军用，被做成毛毡运到前线。顾客们会慷慨地掏钱，购买这些人料产品：不莱梅（Bremen）羊毛纺织厂每公斤付50芬尼；纽伦堡（Nuremberg）附近的亚历克斯·辛克毛毡厂也直率地敞开钱包，为获更高利润，大笔购进；肥料厂甚至从党卫军手里买走了成包的人骨制作饲料。

纳粹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些人的行李。他们把所有行李收拢到一起，不嫌麻烦，仔仔细细地将每一件战利品都分拣好。成堆的食品、外套、衬衫、袜子、丝绸、貂皮、大衣，标有牌子的男式黑色长礼服、镶有金边的女式衬衫，各式各样的毛皮、皮带甚至内衣；一瓶瓶药剂，成百上千粒药丸；日用商品装了一车又一车，货箱里尽是桌椅和毯子。他们还搜出了大量的现金，从里拉、法郎、英镑到黑市美元，什么都有；更不用说杂七杂八的钟表、闪闪发光的宝石、做工精细的珠宝和小瓶香奈儿、精致的香皂和古龙水。但这还不是全部。单单鞋子这一项，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农民的、商人的、士兵的，破旧的、崭新的，厚底靴和胶鞋，绑腿和拖鞋，有早已磨破的鞋底，还有锃亮的新皮革；有黑的、灰的、红的，甚至还有白的；有高跟的、低跟的，还有露脚趾的；有夜用便鞋、荷兰木鞋、低跟舞鞋、沙滩鞋和女式系带高跟鞋；还有从母亲们的箱子里翻出的无数小孩穿的扣带鞋。数不胜数的私人物品加在一起，能足足装满30个营房。营房外的铁丝网都有倒刺，而堆货场则被叫做“加拿大”——想出这个点子的人觉得“加拿大”就是传说中极其富裕的国家。

所有遗物都变成了国有财产，德国人成了最后收件人。大量的财富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每个月，都有人把成吨的珠宝、回炉重铸的金砖和一捆捆的现金装进巨大的铅衬箱，随后运往柏林。空军飞行员和海军潜艇水手收到了遇难者的手表作为奖赏，家园被盟军炸成碎石的柏林人也有这样的待遇。境外的德裔移民拿到了不计其数的家用品、法国香水、肥皂和纺织品，柏林的孩童分到大批玩具。臭名昭著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拿走贵重金属，野心勃勃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走现金，金和银则都赠给贪得无厌的德国化工企业法本公司（Farben）。而那些皮衣回厂加工后，就运到东线分发给士兵，几十万件男式和女式衬衣都送到德国境内僻远的城镇，分发给居民。要说那些珍贵的饰品（例如嵌有珠宝的盒子）如何处理？党卫军当然会自己私藏起来。更有甚者，奥斯维辛镇上的平民都想从中分一杯羹，他们询问营地长官，这些死者的遗物能否折价出售，当然，能免费分发就最好不过了。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德国人走在时代的巅峰。他们是科学与艺术的赢家，文学的爱人。他们热爱最优美的诗歌，最雄壮的乐曲，最好的哲学。但现在，当诺曼底登陆日步步逼近，他们却开始专攻某门术业——唯一的一门——谋杀的学问。 i5M1WnB/S6rTOjJoAtpLCEIZE5o1I4WTf1usUqO4HF/F789pCsGDSknh3sYo14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