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黑兰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想过要到德黑兰。整个1943年的秋天，他一直在试图发挥自己为人所乐道的超凡人格魅力，促成盟军的三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他自己——能够在德黑兰之外的任何一个地点会晤。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盟军首脑三方会谈，整整酝酿了一年，可现在，就因为会面地点这个棘手的问题，似乎尚未开始就要面临失败。

此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受遣访问莫斯科，他提议把地点定在伊拉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Basra），这样罗斯福就能轻松地乘船过去。罗斯福本人则建议，开罗、巴格达或非洲东海岸的前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Asmara，Eritrean）都可以考虑。总统先生解释，在这些地方，他才方便和华盛顿特区保持即时联系，以保证他的战时工作。然而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不为所动。他反驳道，身为苏军的指挥官，他不能与留在莫斯科的副手们失去联系。并且，他还主张，德黑兰就坐落在厄尔布尔士山（Elburz Mountains）脚下，还有电报电话能与莫斯科联系。“我的同事都坚持认为德黑兰很合适。”他在回复给罗斯福的电报里直截了当地如此说道。不过他也表示，无论届时会谈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他都同意把会晤时间定在11月底，并且赞成英美两方关于不接受所有新闻媒体到场的提议。

但是，罗斯福仍然希望能说服这个被他称为“乔叔叔”（Uncle Joe）的男人。他发了封电报过去，再次提及巴士拉：“我恳求您能念及我的身上还肩负着美国政府的责任，维持美国全面开战的重大责任。”莫斯科方面的回复却非常简单直接——不行。斯大林的作风强硬无比，当时有迹象表明，他甚至打算退出此次三方会议的所有安排。直到罗斯福已经着手准备起帆横渡大西洋，取道地中海，这位苏联领导人才最终勉强同意前往德黑兰。罗斯福听闻，立即发了封电报给丘吉尔：“我刚刚听说乔叔叔打算去德黑兰了……我本来还有点怀疑，他会不会接受先前的邀请……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我跟你肯定能见到他了……”

于是，11月27日星期六早上，刚过6点半，罗斯福就在开罗西机场登上了“圣牛”号（Sacred Cow）。这是一架泛着闪闪银光的美国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可容纳49名乘客与3名机组人员，这趟旅程将为它不朽的一生画上最后一笔。罗斯福的这次旅程总计17442英里，来回跨越将近8个时区。而斯大林只需要从莫斯科南下，来回仅3000英里。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毕竟这是开战四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英美苏三强的首脑最终能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商定那些决定性的谋策，为战争的杀戮画上一个句号。这将是二战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像丘吉尔后来写的那样：“不管是美国宪法的强硬规定、罗斯福的身体健康还是斯大林的倔强执拗……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我们三方会晤的决心，这些困难都会被迫切的心情一扫而空。既然其他地点都不行，那么就飞往德黑兰吧。所以天刚破晓，我们就从开罗起航远行了。”

回顾往事，我们难以评估这趟旅行的重要性或是否太过冒险。我们这位需要靠轮椅出行的总统，不得不飞越战时的中东，没有空军护航，甚至也没有乘坐他的专机。官方第一架总统座机是一架命名为“猜想之旅Ⅱ”（Guess Where II）的C-87A型“解放者”客机，只不过采用了B-24轰炸机的配置。罗斯福从来没有坐过这架飞机。曾经有一架C-87A型“解放者”失事，随后有人发现这种飞机在火警方面存在缺陷。罗斯福对此有所顾虑，所以“猜想之旅Ⅱ”自然就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总统座机的舞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一些白宫的高级职员倒曾乘坐这架飞机，友好访问过拉丁美洲，但总统本人没有乘坐过。

何况，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就讨厌乘飞机出行。

在所有出行选择中，这位患有下身麻痹症的总统更偏爱在结实的地面上驰行。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有所保留：首先得确保火车的行速每小时不能超过30英里，对他来说，这个速度是最合适的。他的总统专列格外安全稳妥——车上安装了减震的悬架，以保护他的下肢。火车皮是装甲的，玻璃车窗则是防弹的。他也是个熟练的水手，乘船会感到更舒服，海浪的急缓与波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可飞行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乘客必须得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就算一小股气流都是有风险的。“一旦遇到碰撞和颠簸，总统先生无法像我们一样，用腿来支撑他自己。”罗斯福的特勤局特遣队长迈克·莱利（Mike Reilly）回忆道。罗斯福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那没用的双腿到底带来了多少限制——甚至连爬出飞机残骸的机会都没有。

在开罗到德黑兰这趟旅程之前，罗斯福只有过两次空中飞行的经历。一次是在1932年，他飞往芝加哥接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那回除了他和他成年的儿子埃利奥特，其他人都晕机了。起飞前，机修师搬掉了其中一把椅子，为他们腾出更大的空间，但是他们都没有座椅安全带，所以一旦遇到气流干扰，他们要么死死抓住铝制座椅上加了软垫的扶手，要么就只能冒着风险颠来颠去。飞机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而最快的飞行速度，也只略高于100英里每小时。两架军用飞机在旁护航。本来还另有一架专机坐着新闻记者，但途中遇上了雷暴雨和强逆风，因此不得不返航，只留下总统乘坐的这架飞机艰难地顶风而行。第二次则是在1943年1月，罗斯福飞往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会面。他们一行八人从迈阿密出发，搭乘可容纳40名乘客的“迪西飞箭”号（Dixie Clipper），先向南越过加勒比海，抵达巴西，再用19个小时飞越大西洋，横跨2500英里，从南美飞抵西非。这架飞机上虽然空间足够大，并设有睡觉休息区，为罗斯福配备了一架双人床，但并非增压舱。在高空中，他的脸色会变得非常苍白，时不时就要补充吸氧。事实上，这趟卡萨布兰卡之行是“轮椅总统”的第一次空中远行，没有让他对飞行产生丝毫好感。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埃莉诺却热衷于飞行。他曾这样写给埃莉诺：“你可以享受那些空中的白云，我却为此感到心烦。”

但就在10个月之后，他又坐上了飞机。这一次搭乘的是“圣牛”号。

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圣牛”号载着罗斯福一路呼啸东行。在1300英里的旅程中，他们飞越了苏伊士运河与广袤荒凉的西奈沙漠（Sinai）。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与伯利恒（Bethlehem）在黎明中闪着微光，飞机途经时也低飞盘旋致敬。而后，又陡然升空，越过一条条干涸的古河道，来到了神圣的马萨达（Masada）。公元73年的春天，一小群犹太人宁死而不为奴，在这里筑起要塞和一整个罗马军团对峙了将近三个月。经过巴格达后，飞机驶向东北方向，沿着阿巴丹—德黑兰高速公路行进，飞越一连串嶙峋突兀的山口。他们别无选择：飞机必须保持在6000英尺以下，才能保证总统的稳定供氧。而罗斯福俯瞰窗外时，脚下也不过是一座座山峰，仿若是在岩石沙漠中突起的异军。群山暗淡，一片棕褐之色，看起来像是月球的表面。这里空旷无人，与世隔绝，唯有火车与运输卡车队在这里迈着沉重缓慢却坚定不移的步伐。那上面载满了美国制造的战备物资，径直向北，运往东部前线。

下午3点，6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德黑兰的苏联红军军用机场，斯大林已经等在了那里。整整24小时前，他就先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抵达了德黑兰，下榻苏联公使馆。在住所，他已经对整套包间的窃听工作亲自视察了一番，那是美国总统最后居住的房间。

“寒酸”是总统先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对这个时期的德黑兰的描述。毫不夸张地说，在1943年11月底，这座伊朗的首都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污水坑。实际上，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使馆，其他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这里的居民和游客都得从一条小溪里舀取饮用水。这条小溪就沿着街边的排污沟流淌，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各种垃圾和废料污染了大多数市区公共饮用水，每啜上一小口，都要冒着患上斑疹伤寒或痢疾的风险，伤寒热的发作也非常普遍。这座城市完全乏善可陈，盟军占领了这里，但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也非常紧俏，当时一年的薪金，大概也就够买一麻袋面粉。

那时的德黑兰并不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城市，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辉煌历史。放眼世界舞台，在众多都城之中，德黑兰出人意料地与年轻的华盛顿特区一样刚刚起步，只比半城市半乡村的风貌好那么一点，被人嘲笑是一座“间距宏伟”的城市。而相比之下，德黑兰在1800年的总人口数大概为2万，城外筑有高约20英尺的泥墙，墙外还环绕着一条宽40英尺、深30英尺的护城河。

整座城市原本有四座城门可供出入。在1943年之前，这四座城门已全部推倒，一座新城在旧城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起来。一栋栋古雅别致的旧式房屋，附带着修整得极为精巧的庭院与传说中的波斯花园，眼下荡然无存。满载着枣子、无花果、蜂蜜和散沫花的驴车，本该赶往熙熙攘攘的集市，此刻却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街上一排排大门朝外的新式住房，是可供汽车、卡车通行的宽敞大道，时不时有马匹或手推车经过。除了这些时髦的林荫大道，德黑兰还腾出了一大片空阔的荒地，却只是开发成牧场和油田。

从机场驶往市中心，一路上热闹极了。领导人与随从的副手、外交官乘车经过数英里不设防的马路，沿途站满了好奇的民众，他们在街旁围观，惊讶得不时倒吸气，一眼望不到尽头。美国人抵达45分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动身出发了。他要和罗斯福一样，忍受着旅途带来的疲惫，但还好，他不会经历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的事件——1914年，后者乘车穿行萨拉热窝的街道时，被人刺杀身亡。在陪同丘吉尔来访的女儿莎拉（Sarah）眼里，这趟远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路面高低不平，哪里都是拥挤的人群，安保做得也很不够。对此，丘吉尔自己则淡淡地评论道：“如果事先就准备好了要冒最大的风险……那么问题就能得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和女儿坐在一辆没有安全防护的汽车里，随行的英国安保人员只能乘坐一辆跟在其后的吉普车，两辆车离得太远，要是真发生点什么麻烦，安保人员根本顶不上多大用处。

进城的路上一字排开一匹匹高贵优雅的白马，它们是波斯骑兵团的光荣成员。兵团涌入德黑兰时，这些闪闪发光的马儿每两匹就能夹带掩护四五个士兵。对盟军的保镖来说，高抛手榴弹或鸣枪示警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理由充分：临近目的地，英国人的车队完全动不起来了，好奇的伊朗人成群结队地挤在车四周围观。丘吉尔脸上倒是一点异色也没有，他始终在朝他们微笑致意，直到人群终于疏散，汽车又重新发动。等他一到英国大使馆，一大批印度锡克保镖紧紧拥簇了上来，他推掉所有会议，喝掉五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要了好多热水袋，直接上床休息去了。

丘吉尔卧榻休息时，罗斯福正在德黑兰市郊一名美国牧师的家里度过他的第一晚，也是唯一的一晚。那里离苏联使馆和英国使馆约有4英里，其实差不多毗邻市中心地带。一英里外就是美国大使馆。尽管彼此离得这么近，但无论是罗斯福，还是斯大林和丘吉尔，三方会面时都不得不穿过德黑兰那幽深莫测的街道。不知道是多疑的性子使然，还是害怕行刺或者被出卖，斯大林看起来尤其不愿意去美国人的住处。事实上，罗斯福到达的那天，他就拒绝了美国总统共进晚餐的邀请，宁愿自己精疲力竭地回去。

而罗斯福一安顿下来，苏联人就心急火燎地告诉美国人，他们的情报部门发现了一起针对个别或所有与会首脑的刺杀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 ——声称，他们在德黑兰周围的苏联领土上，发现了38名纳粹空降兵的踪迹，其中32人已经被锁定行踪，还有6人行踪不明，他们手里都带着无线电发射机。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或者只是苏联捏造出来的？美国人回答不清楚。但是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斯大林就在他安保严密的苏联使馆区，为罗斯福提供了一套房间，后者可以在那里度过他在德黑兰的剩余时间。这是斯大林第二次邀请罗斯福住进苏联人的地方。头一回，罗斯福通过美国公使礼貌地婉拒了，但这一次他接受了。次日，他带着所有随身侍从，一起住进了规模宏大的苏联使馆区。表面上，罗斯福没有流露出丝毫担忧，可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们不这样想。他们非常担心来自德国人的威胁，便在主要干道沿线布防了大量士兵，还派出了一队载满枪支的汽车、吉普车队作为诱饵。当车队出发，缓缓开在德黑兰主要的街道上时，罗斯福则赶紧上了一辆汽车，身边只有一辆吉普车护送，在德黑兰年代已久的小巷里疾驰，最后抵达苏联使馆区。这场被罗斯福称为“警察与小偷”的游戏彻底逗笑了他，但他的特工们因为掌握了更多的内情都吓坏了。

等一进入苏联使馆区，特勤局的成员们就发现，他们相当的寡不敌众。在整个德黑兰，为了斯大林的人身安全考虑，苏联内务部已经部署了约3000名特工，而没有一处地方能拥有比苏联使馆区更多的人手了。“不管你去哪里，”特工迈克·莱利写道，“都能看见一群面无表情的人，穿着侍从似的白外套，忙碌地擦拭着毫无瑕疵的玻璃，或者一尘不染的家具。其实他们每摆一下臂，我们都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别在胯部的冷冰冰的鲁格尔自动手枪。”实际上，连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派去保护丘吉尔的人手，都远比美国派去保护罗斯福的要多。

终于，盟军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准备召开了。接下来几天里，三位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将领至少要商定出盟军在剩余战争进程中的详细作战计划，并且还要为战后的世界和平问题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而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安排几乎和美国的安保措施一样，完全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美国人抵达时，连最高级别会议所必需的会务人员都没有带过来。在那些极为显眼的疏忽中有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他们在附近的美国军营里匆匆挑选出4名会速记的士兵，指派他们在每一场会议后做笔录。即使如此，这次会晤还是没有行程安排，甚至没有安排某个人来负责组织会议的各种事项，或者管好后勤——类似的情况多不胜数，以至于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竟然错过了第一场联席会议，他弄错了开会时间，那会儿还在德黑兰四周观光呢。

总统甚至也没带着任何意见书前往德黑兰。要知道，那可是华盛顿官僚作风的精髓。总而言之，这次会议非常能体现罗斯福个人的行事风格。只要他觉得那些规矩章程不适合他，那么他根本就不会采用，他的作风一向都是如此。罗斯福的大体计划非常简单：即兴决策，遵从他的直觉，执行他自己的议程。罗斯福之所以愿意来德黑兰，多半是想在斯大林身上试试他那传说中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 般的魔法。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来与斯大林结成同盟，做成朋友，就像他先前说服过许多人那样，把斯大林拉入这个圈子。

这就是罗斯福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

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总统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兼具惊人的政治天赋与高超的领导才能。倘若就其本性而言，他就是一个伪善的阴谋家与欺骗者，但同时他对追求不朽的声望又有着无可匹敌的意志与根深蒂固的使命感。罗斯福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就曾清醒地提到过改革，不过世人对此极易忘记。那时，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肃杀感太过凝重，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就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但仅仅凭借临场发挥与即兴调整，罗斯福成功地用他传奇性的演讲及后来的持续试验，挽救了一个意气消沉的国家。

而此刻，随着盟军在遥远的战场上取得了关键胜利，战争局势大为扭转，世界正期待着他来为这场战争贡献一份相同的力量。

那么，人们一开始会怎样形容他？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一个人能客观中立地评价他，在各种意义上来说，他本身就是自成一格的。令人惊奇的是，他既有政治天赋，又有与生俱来的雄心抱负；他有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贵族做派，也有安德鲁·杰克逊 的平民风格；他既是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样的政治艺术家，也像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般受人爱戴。他的挥霍奢侈和独具匠心一样引人注目，他令人敬畏的程度恰似他的见多识广一样深远，他机智善辩，派头十足，像火焰一样惹眼，他能振奋人心，也能迷惑对手。并且，历史总会模糊掉早年的事实。其实他身形颀长，在小儿麻痹症（骨髓灰质炎）挫败他的身体健康之前，罗斯福足有6英尺2英寸高（约合1.88米）。这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身高排第四的总统，比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要高。而且，过去他还没患病的时候，走起路来还有点罗圈腿。

在罗斯福成为这样历史性的伟人之前，是否就有迹象暗示过他今后的人生呢？1882年1月30日深夜，这个漂亮的小家伙降生在人间，是家中的独子，享受着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与特权。一位亲戚颇具远见，当时就用过“讨人喜欢、令人愉快、狡猾可爱”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十分偏疼他，对他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罗斯福也非常崇拜他的父亲詹姆斯（James）。詹姆斯是一名律师，50多岁才有小富兰克林这个儿子。罗斯福成长在位于纽约州海德帕克镇（Hyde Park）的家族庄园中，我们不妨说，他一直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里。他从小在家随家庭教师学习，享受着佣人们各式各样的关心溺爱，而这一切都在他的母亲萨拉的掌控之中。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掌握书法笔迹的细微差别，精通算术的枯燥规则，记住那些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惨烈教训。受益于他的瑞士籍教师，他的德语、法语和拉丁语都非常流利，并且还汲取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侥幸享受了生活的人应该帮助那些更不幸的人。

罗斯福的母亲每天都会读书给他听，其中就包括他最喜欢的《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和《瑞士家庭鲁滨孙》（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 。父亲则带他去骑马、冲浪和打猎。他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母亲喜欢把他打扮得跟个小女孩一样，穿着裙子，留着长长的鬈发，用苏格兰式的华丽服饰把他全副盛装，直到7岁才给他改为穿裤子，样式还是迷你水手服中的短裤。可以证实的是，他9岁之前，还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洗过澡。在他的童年时期，朋友中几乎没有同龄的小伙伴，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在成年人身边玩耍，并且经常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实际上，他5岁时就见过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了。那时克利夫兰用手摸着小富兰克林的脑袋说道：“嘿，小家伙，我正为你许下一个奇特的愿望——但愿你永远不要成为美国总统。”

罗斯福一家还习惯四处旅游，每年都会去一趟欧洲。他们冬天会去华盛顿特区过冬，从比利时牧师手里租下一套豪华的联排别墅，地处上流社会扎堆的K街 ；夏天则去坎波贝洛（Campobello）度假，那是一座景色怡人的小岛，与缅因州崎岖的海岸隔海相望，富兰克林就是在那里爱上了大海，萌发出了对航海的浓厚兴趣，毕生不渝。他有一艘长21英尺（约合6.4米）的船，取名“新月”，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礼物。同样，罗斯福也是在这里开始想象他的海军生涯。

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两岁时就已经能在一只宠物驴子上嬉耍，6岁那年则可以骑着一匹威尔士小马抖威风。然而，无论罗斯福的童年生活有多优渥，他的父母始终都在设法培养他的责任感。怎么培养呢？他们让他照顾狗：最初是一条波美拉尼亚丝毛幼犬，而后换成了一条体形庞大的圣伯纳犬，再后来是一条巨型纽芬兰犬，最后是一条红色的爱尔兰雪达犬，毛色非常漂亮。与此同时，他还有各种收藏爱好：收集鸟类标本，把藏品都挂在墙上；收藏与海军有关的文物资料，像一名忠诚的水手那样珍爱它们；5岁时他喜欢上了集邮，这是他的另一个毕生爱好。最后，他集满了150多本邮册，总计100多万张邮票。

富兰克林9岁那年，他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了。虽然比较轻微，詹姆斯也又活了10年，但他的身体还是明显虚弱了许多。对极度崇拜父亲的富兰克林来说，这完全不亚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7年里，他们一家5次前往德国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温泉浴场，相信多泡温矿泉对体衰的心脏病人来说是有疗效的。詹姆斯十分热切地相信温泉的滋养恢复功能，萨拉也是如此。可以预见，年幼的富兰克林也非常相信，因为他日后也像詹姆斯前往巴特瑙海姆那样，选择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疗养。罗斯福是怎样应对他父亲的疾病的？出人意料，他非常冷静，仿佛这与其他的事情别无二致。那时，他虽颇为谨慎，仍将最后的希望部分寄托在了他的宗教信仰上——新教圣公会 。就像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所默默坚持的那样，他相信，只要他将信任交付上帝，那么最终一切都会有个好结果。

14岁时，罗斯福进入了格罗顿（Groton）私立预科学校求学。当时，格罗顿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学，学费极为昂贵，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负担得起。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仅在于开发学生的智力，还希望在美国这些特权阶层的孩子中，培养出有男子气概的基督教徒，既要身体素质好，也要品德高尚。品德、责任、国家，这就是他们日常的信条。平日里，学生过着修道院般的苦行生活。罗斯福的头脑非常聪明，能够快速吸收他所学的知识，最后脱颖而出，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辩论家。这就是罗斯福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了，因为那时他既不是颇具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独特的自省者。当时的学校创办者，可敬的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教士是一名极具人格魅力的牧师，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斯福总把“我的父亲和母亲”挂在嘴上，但除了他的父母之外，就数这位牧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了。

皮博迪教士倡导基督教中鼓励信徒强健身体的教义，他认为，对格罗顿的这些男孩来说，运动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就和他们的上流社会身份一样重要。罗斯福在舒适安逸、僻静隐蔽的海德帕克小镇长大，显然有点不太合群，他此前从未参与过团体性运动，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太好的体育健将。事实说明了一切。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不合群，他竟然被编进了橄榄球队，这是一支排名倒数第二的运动队。棒球或许还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他不得不为最糟糕的队伍效力了。尽管他的表现毫不惹人注意，内心的热情却从未退却。得益于此，他甚至还被选进了棒球队，当然，不是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运动才能，而是因为他在器材管理方面的突出表现。

在罗斯福申请哈佛大学前夕，格罗顿中学的培养目标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辛勤耕耘，收获成果，全身心投入竞争，并信奉努力是成功的关键。

1900年秋天，罗斯福入读哈佛大学，这所美国最出类拔萃的院校，时任校长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Eliot）。如果说，格罗顿是一处让罗斯福这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学会与同伴融洽相处的地方，那么哈佛就是让他学会领导他们的地方。当然，他几乎还是没有摆脱那些无所事事的阔佬们的生活方式。在他那个圈子里，身边的人都是出身名门、久经世故的享乐主义者，他们身边充斥着薄荷朱利普酒与马球比赛，热衷于带着猎犬去骑马打猎，举办越野赛马障碍赛，去巴尔港（Bar Harbor）打网球，去纽波特（Newport）冲浪。那么，罗斯福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住在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的一套观景房里，这套奢华的三室寓所每年的租金高达400美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拥有一匹马；时常出没于热闹的社交季：几乎每周都会去参加一次猎人舞会，穿着小礼服，佩戴黑领结，出席那些纸醉金迷的晚宴，与无数初入社交界的少女碰面。后来，哈佛最出名的坡斯廉俱乐部（Porcellian）拒绝了他，这让他深受打击。不过，速食布丁戏剧社（Hasty Pudding）选中了他，任命他为图书管理员；阿尔法·德尔塔·斐兄弟会也吸纳了他。而且，他还被选进了《哈佛深红报》（ Harvard Crimson ）的编辑部，最后成了这份校报的总裁，这可是一项殊荣。报社的事务繁冗又费力，就此，罗斯福曾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报纸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但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始终都在学着理解舆论和媒体的内部运作，这段经历对他随后登上政治舞台帮助很大。学业上，罗斯福毫不费力地通过了所有课程。多亏了在格罗顿学校打下的基础，他得以跳过大一所有的必修课。在专业选修方面，他回避了诸如哲学这样的理论性课程，对历史、政府和经济学情有独钟（虽然日后某一天，他用“我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这句话来评价当时选修过的经济学）。其实就算是在格罗顿，他也没获得过学术荣誉，虽然个人成绩还不赖。

大一那年的深秋，罗斯福接到家里的消息，得知他父亲心脏病再次发作了随后又发作了一次。家里人急忙把詹姆斯送到纽约，在那里能更便于接受专家的诊治，但这不过是一场徒劳，他父亲的病情依然日益恶化。1900年12月8日，夜里2点20分，病榻上的詹姆斯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对这个家庭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损失，他们也从来不想要任何物质补偿来填补伤痛。就在两年前，罗斯福的外祖父去世了，留给他的母亲萨拉一笔庞大的遗产，放到今天来算，约值3700万美元；詹姆斯则留给他们母子一笔价值起过今天1700万美元的遗产。

这个悲痛欲绝的家庭，最后选择旅行作为疗伤之道。翌年夏天，母子二人并没有再去坎波贝洛岛度假，而是在欧洲待了十周：他们先是坐豪华游轮，慢慢欣赏了挪威峡湾和北极圈附近壮丽的风景，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而后他们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萨拉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里求学的。接下来的目的地是瑞士境内的日内瓦湖区，他们在湖畔呼吸着苏黎世的清新空气，这里也是当年詹姆斯和萨拉度蜜月的地方。最后，他们抵达巴黎，获悉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被刺杀身亡的消息。自此，萨拉与罗斯福母子的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们不仅仅是富人，还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政治亲贵：他们的近亲，也就是那位个性独特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现在继任总统。

第一个没有詹姆斯陪伴的冬天是非常难熬的，萨拉面临着艰难的改变。她发现，没有他的日子里，生活是那么了无生趣。她开始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一边打理家族产业，监督工人；一边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避免碰上乱成一团糟的商业事务。不过很快，她就坚定地准备把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儿子身上。

新年伊始，罗斯福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白宫度过了令他应接不暇的三天。西奥多的女儿爱丽丝（Alice）正式进入社交界，罗斯福应邀赴宴，他是去祝贺爱丽丝的。总统先生也邀请他进行了两次私人茶叙。“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最愉快的三天。”在给萨拉的家信里，他如是写道。

就在罗斯福重返哈佛校园不久，他的母亲搬到了波士顿与他团聚。失去了丈夫的陪伴，她独自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四处徘徊，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希望今后还和自己的儿子待在一起。于是她搬进了一套公寓，交上了新朋友，很快就进入了波士顿与外界隔绝、精英荟萃的上流社交圈。当然，她也成了罗斯福生活中的常客，而她的儿子一点也不反感母亲的到来，反而非常享受她的关怀，还常常请萨拉批准他的约会。

罗斯福喜欢女性的陪伴。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异性。再加上维多利亚时代在男女交往上的礼仪约束，他一进到格罗顿学校，就更不太能见到女性的身影了。到了哈佛，事情就全然不同了。他和可爱的弗朗西丝·达纳（Frances Dana）小姐坠入了爱河，可最后在萨拉的劝服下，放弃了这门婚事。萨拉的理由很简单，达纳是一名天主教徒，但罗斯福和德拉诺家族都信仰新教。随后，他又遇见了爱丽丝·索希尔（Alice Sohier），她来自北岸地区的名门望族，当时举家住在波士顿的一处豪宅中，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罗斯福是个独生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索希尔，以后他想要6个孩子。索希尔小姐知晓后，却下意识地想回避这样的未来，她对密友私下吐露：“我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一头母牛。”最后，在1902年的秋天，她放弃了这段关系，自己到欧洲旅行去了。而此时，罗斯福也正邂逅了埃莉诺（Eleanor）。埃莉诺有一双蓝眼睛，身材高挑，有王室风范，非常具有野性美。巧的是，她和罗斯福是隔了五代的亲戚。虽然她父母早亡，但她的父亲埃利奥特碰巧就是罗斯福的教父。

两人小心翼翼地发展着恋情，精心安排了许多次会面。身为纽约上层社会的名流，他们在秋天一起出席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名马首次亮相会，待在高处的家族包厢里说笑。后来，这对情侣一道去了普林斯伍德庄园，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消磨时光，周围则是埃莉诺的女伴，她们都上了年纪，小心留意着两人的举动。他们还在罗斯福的那艘“新月”号摩托游艇上对着夕阳，共进晚餐。而在白宫新年的那三天里，他们都是西奥多核心小圈子中的一员。西奥多站在白宫的东厅里，热情地问候那些数不尽的支持者。随后，罗斯福和埃莉诺在国宴厅与西奥多本人一起享用晚餐。银制的餐具擦得锃亮，一枝枝大烛台闪烁着柔光，但在那一刻，罗斯福完全没有留意这一场面的政治意义。“埃莉诺真是一个天使。”罗斯福为她神魂颠倒，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埃莉诺的生活其实比罗斯福的更受呵护，但幸福之中暗藏着更多的不幸。她的母亲安娜·丽贝卡·霍尔（Anna Rebecca Hall）经常被难以忍受的偏头痛和不时发作的抑郁症折磨，在埃莉诺8岁那年，安娜死于白喉病。仅仅过了两年，她英俊风流的父亲埃利奥特，一个花花公子和高中辍学者，也去世了。埃利奥特一生都为心魔所困，纵情声色，没有一点儿节制。这个时髦的浪荡公子喜欢玩弄女人，平日里，他要么是在吸食吗啡或鸦片，要么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一天能喝掉6瓶烈性酒。有一次晚上回家，他甚至醉得都没法告诉出租车司机他住在哪儿。还有一回，他喝醉之后差点从起居室的窗户跌下去。最后，1894年8月13日，他陷入昏迷之中，无人知晓；第二天晚上，他死了。

从那天起，埃莉诺就和她的外祖母一起生活，她要么住在哈德逊地区的庄园里，那是一栋非常古雅美丽的褐砂石别墅，在第三十七大街西；要么，就在英格兰温布尔登地区的一所寄宿学校里上学。她的生活被塑造得一丝不苟，十分严肃。她身边总是围满了厨师和管家、女佣和女工、马车夫、仆人和家庭教师，基本上没有朋友。实际上，除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她也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其他同龄人。另外，埃莉诺的外祖母和罗斯福的母亲萨拉不同，她是一个极为严厉的人，奉行纪律。为了提升自我修养，埃莉诺还被安排了各种训练课程：钢琴、舞蹈、草地网球、射击和骑马。她与罗斯福一样，也要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德语和法语，最后她完美地掌握了这两门语言。罗斯福能在哪儿用德语轻松地与人闲谈，她就能在同样的地方用法语随意自如地主导谈话。后来，她还学会了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然而，尽管埃莉诺有过人的语言天赋，却依然非常自卑，她以为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时光飞逝，她聪明地学会了以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渐渐自信起来。15岁那年，她开始在英格兰的艾伦伍德学院读书。这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从许多方面来看，完全就是女版的格罗顿学校。这里用全法语授课，于是她很快成为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女孩。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态度认真，非常用功，而且学得也特别快。艾伦伍德的女校长是一位积极的女权倡导者，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从她的身上，埃莉诺学会了质疑那个时代的传统思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僵硬死板、男性主导的维多利亚时代，这是十分令人震惊的一件事，甚至有点丢脸。这个身形纤细却老练精明的女孩，在少女时代就已是一名忠实的进步分子，对日常的政治事务很感兴趣。后来，她评论道，校长对她影响巨大，在这名女士的教导下，她才逐渐有了自由的思想与独特分明的个性。此外，与罗斯福不同的是，她的体育也特别棒，她建立了学校里第一支曲棍球队，而罗斯福的体育成绩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平平而已。

1903年凉爽的秋日里，罗斯福和埃莉诺开始约会，当然，每次都会有一名年长的女伴陪同。他邀请她到剑桥（Cambridge）来观看哈佛和耶鲁的盛大比赛。次日，天朗气清，两人在纳舒厄（Nashua）河畔漫步时，他向她求婚，她答应了。过了感恩节，罗斯福把事情告诉他的母亲，萨拉吓了一大跳，觉得她的儿子还太年轻，不适合现在就结婚。她要求这对恋人先把婚约保密一年。但同时，她没有拒绝接纳埃莉诺，也没有反对这门婚事。他们接受了这个安排：埃莉诺写给罗斯福的信里充溢着爱情，她甜蜜地叫他“亲爱的男孩”或者“最亲爱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回以“小内尔（Little Nell）”的昵称。

1904年秋，富兰克林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且和母亲搬进了位于麦迪逊大道200号的一栋红砖大别墅，附近就是J.P.摩根（J.P.Morgan）的豪华宅邸。这仅仅是前奏。10月11日，年轻的罗斯福向埃莉诺送出了一枚蒂梵尼订婚戒指，这时候他朝气蓬勃，快活极了，她才满20岁，他们的婚约也得到了家族的认可。当他们宣布订婚时，祝贺纷沓而至，大家激动极了，其中就包括埃莉诺的伯父西奥多·罗斯福。他坚持婚礼一定要在白宫“他的地盘下”举行，但这对未婚夫妻拒绝了。最后，这场盛大奢华的婚礼在埃莉诺叔祖母的双联排别墅里举行。婚礼上有着数不清的高顶大礼帽和讲究的四轮马车，而西奥多总统本人则亲自代表埃莉诺早逝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她交到新郎手中。新婚夫妇度了两次蜜月：第一次，他们非常简单地外出旅游了一星期；第二次，他们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足迹遍布伦敦、苏格兰、巴黎、米兰、维罗纳、威尼斯、圣莫里茨（Saint Moritz）、瑞士和德国的黑林山（Black Forest）。罗斯福给埃莉诺购置了很多连衣裙和黑貂皮长大衣，他自己则添了一件银狐大衣，外加一座古老的藏书室——他买下了3000本皮面装订的书。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和在哈佛时一样，罗斯福不是一个成绩很突出的学生，他大多拿的是B和C，还有过一个D。这个自信、富有的男生，对学习茫然中带着厌倦，甚至还有点自傲，他很难把学业放在最前，不乐意让它妨碍年轻时珍贵美好的时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他在法律上基本没有天资，也根本不作努力、以勤勉来克服他遇到的难题。事实上，他一开始还挂了合同法与民事诉讼法这两门课。不过，他还是轻松取得了纽约州律师职业资格，随后立即退学，所以他一直没有拿到过硕士学位。而就在1905年的圣诞节，萨拉告诉这对小夫妻，她已经雇用了一个公司来为他们造一栋别墅，这就是“母亲的圣诞礼物”，旁边就是她自己的宅子，算是她的第二寓所。两栋房子的餐厅和会客室是彼此相通的。埃莉诺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她很不高兴，因为萨拉总是替她自己的小家做很多重要的决定。但这回罗斯福没支持她，假装这根本没什么问题。就此，埃莉诺自己解释过：“我想他总是觉得，只要你把一个问题忽略得时间足够长，那么它就能自行解决掉。”三年后，萨拉又给了他们第二套房子，那是一座精致的海滨小别墅，座落在坎波贝洛岛美丽的海岸上。这栋造型连绵的别墅里有34个房间、裁剪得体的草坪，闪闪发光的水晶和银器，7个壁炉，4间浴盆式浴室。不过，宅里没有电。

总之，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除了上述三处居所，他们身边随时至少有五名仆人服侍，另外还有许多辆汽车和马车，一艘宽敞的游艇和数不清的小船；罗斯福还很喜欢出海。他们还加入了那些入会严格的精英俱乐部，穿着时髦，对各种各样的慈善名目慷慨捐赠，这与他们的身份十分相配。至于他们的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幼时就夭折了），则在家庭教师、保姆和其他看护人的陪伴下长大。埃莉诺一直都是那么严肃，在这对父母中，她才是那个更严厉的角色。她的外祖母说起“不行”来，总是要比说“可以”快很多，她也是如此。相反，罗斯福是一个温暖的父亲，脾气很好，谈吐幽默。他们的女儿安娜（Anna）就曾说过：“父亲更有趣。”

其实他不只是有趣。早些时候，他坦白自己对法律并没有什么兴趣。同样，无论是在坎波贝洛岛度夏，或在纽波特出海，还是在那些社交季的晚会亮相打发时间，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他曾以极为罕有的直率向别人解释道，他打算竞选公职，胆大妄为地坚信有一天他会成为总统。首先，他会成为一名州议员，这是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Albany）收入较低的一份兼职工作，然后去做海军助理部长，最后当上纽约州的州长。西奥多就是通过这条路走向了白宫，难道富兰克林就不行吗？

他所说的这一切，几乎都变成了现实。

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顺畅。选民拒绝了他的恳求，他没能成为一名州议员。不过，罗斯福仍然下定了决心。起初，他扬言要作为无党派人士来参加选举，后来他被别人说服，同意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在第二十六选区竞选州参议员。可要知道，在过去的54年里，民主党在这个地区仅仅成功竞选过一个公职。一个三人组的委员会将他提名为候选人，当地的一份叫做《鹰报》（ Poughkeepsie Eagle ）的共和党报纸则嘲笑道，民主党挖掘出罗斯福这颗政治新星，仅是因为他雄厚的财力，而非他身上其他任何有用的特质。罗斯福的竞选借助了一辆喷成亮红色的敞篷旅行车，车主是一位钢琴调音师。他和另外两名当地的候选人一起坐在车里，在选区的各个十字路口穿行来穿行去，马达每小时能咕噜咕噜地响22英里。这种宣传方式，未来他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用下去。他还非常留意四周的动静，驶过颠簸扬尘的路段时，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助选车在路边停稳，但凡有载客或运草的马车经过，他也会关掉引擎，免得让拉车的马受惊，或是打扰到他的投票人。

一开始，他也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演说家。他的用词太过抽象，也太依赖自己和别人的奉承之语。但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他都愿意演说——不管是前廊还是马路边，哪怕是站在干草堆上。埃莉诺这样形容他的表现：“他说得很慢，不时就有长长的停顿，我真是非常担心他的竞选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她眼睛雪亮，看得出他讲得夸张，内容单薄，自己容易兴奋，甚至还有点紧张。但是，罗斯福在面对民众时表现得非常到位——他那充满活力的双手，看起来永远都向外伸着，准备紧紧握好下一位选民伸过来的手。不过，选举常常意外百出。有一回，罗斯福在东部选区环游，将近傍晚的时候抵达了一座小镇。他从车上一跃而下，率先朝一家小旅馆走去，邀请那里的人都跟他喝一杯。直到酒保开始给他不停地倒酒，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问一问这是哪儿：原来这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沙伦（Sharon，Connecticut），他来错了选区，已经开出了纽约州。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临阵逃脱，而是笑着付了所有酒钱。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都忍不住多次讲起这个笑话。他也心安理得地利用家族名声，包括借用他的堂兄西奥多总统念“高兴的”这个词时的发音（dee-lighted）。他甚至和选民说过“我不是泰迪”（泰迪是西奥多的绰号）这样的话，暗示他是另一个罗斯福。选举日那天，尽管共和党人在最后关头突然发起了选票猛攻，他还是以1100多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这个选区。

罗斯福一家搬到了奥尔巴尼，在那里租下了一栋年租金高达4800美元的奢华宅邸。埃莉诺容易经常性抑郁，起初她对这个新住处、新工作和政治活动表现得都不是很热情，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因为她认为做妻子的有责任与丈夫的志趣保持一致。而当她想试试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罗斯福却只是在一旁看着，然后迅速劝阻她。

对于政治，罗斯福显然深深地乐在其中，可他也不是总能争取到其他政治伙伴。他尤其难以收买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民主党成员。实际上，他的父亲不屑于雇用爱尔兰人来为家族服务。有一回，纽约州的一名主要政客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声称，埃莉诺曾经和他说：“富兰克林发现，他和那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人待在一起时，很难放松下来。”埃莉诺极力否认，虽然她早年的书信里曾有过对犹太人很不温和的言论。随后，她又出席了招待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宴会，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将是他们亲密的盟友，她却写道：“我宁愿大醉一场，也不想待在宴会上被人围观。”显然，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他要和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其中就包括他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人，有时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后来，他向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承认；“我初入政坛的时候，真是一个十足刻薄的家伙。”而且，就算他是党内的进步派，那也属于慎之又慎的那一类人。直到1912年，他才公开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在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那场灾难性大火 后，他也不支持那项提议将妇女、儿童一周最多工作时间规定为45小时的劳工改革法案。

就这样，1912年悄然而至。罗斯福获得了纽约州参议员的席位，两年任期结束后，他又再次竞选，打算争取连任。同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在竞选总统，而西奥多则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政治利益优先，更何况自身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血缘亲戚只能退居其次，罗斯福选择支持威尔逊。在民主党大会上，他负责管理竞选办公室，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威尔逊，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他给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尼尔斯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也是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Raleigh）《新闻与观察家报》（ News and Observers ）的主编。这次经历在日后会显得十分重要。眼下，他还必须先争取到州参议员席位的连任，但突发意外，这个目标突然变得难以实现。9月里，罗斯福在纽约市病倒了，他得了伤寒热，病得下不来床，更不要说去参加竞选活动。虽然他最后病愈了，但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岌岌可危。

埃莉诺救了他一命。她联系上了路易斯·豪（Louis Howe），他是奥尔巴尼市里一名顽固好斗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极为欣赏罗斯福的政治经纪人。她问路易斯是否愿意接管她丈夫的竞选活动，后者爽快地答应了。说实话，路易斯看着很不起眼，跟贵族般的罗斯福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他身材矮胖，佝偻龙钟，还有气喘病，脸上有麻点，嘴里总是摇摇晃晃地叼着一根烟，而且还不怎么洗澡。但他是个政治天才，迅速成为了罗斯福实质上的代理人。他开始在报纸上投放整版的宣传广告，还发明了直接邮寄宣传资料的竞选方式，将带有罗斯福签名的印刷广告信寄到选民手里。他对罗斯福团队的贡献太大了，在竞选的最后六周里，他实际上接管了全部事务。未来的某一天，也正是路易斯力挽狂澜，帮助患上脊髓灰质炎、仕途受挫的罗斯福大获全胜。也正是他，促使罗斯福在经历人生突变后，转变成彻底的进步派，支持劳工权利，支持妇女选举权，指责共和党的那些政治首领。凭借路易斯掌舵，罗斯福最后甚至以较大的票数优势获得了连任，比1910年他自己进行的那场竞选还成功。后来罗斯福问鼎白宫，路易斯顺理成章地担任起他的私人秘书一职，相当于今天的白宫幕僚长。直到1936年4月去世为止，路易斯一直都是罗斯福的左膀右臂。

不过，纽约州参议员的位子也仅仅是总统之路上的一块敲门砖。早前，罗斯福曾让人（尤其是威尔逊）了解他的抱负——在华盛顿谋得一席之地。他先后拒绝了财政部助理部长和纽约港税务征收官的职务安排，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肯妥协——他想要海军助理部长的位子。他的坚持固执有了结果，威尔逊最后将这个职位任命给他，让他协助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在海军部里的工作，在先前竞选州参议员时，他就与后者结下了友谊。而他的堂兄西奥多当年走向总统之位时，同样担任过这个职务。

在海军部，罗斯福算是接触到了官僚主义和华盛顿的处事方式。他带着路易斯·豪一起赴任，这样他就能密切注意到纽约州里的动静。罗斯福享受着勾心斗角和觥筹交错，但作为部里的第二号人物，他不过处在权力的边缘，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按部就班地循规蹈矩，不是他向往的角色。他力图在联邦参议院争得一席，却失败了。他自己所在的政党和党魁断然否决了他的候选资格；更令他蒙羞的是，威尔逊公开支持他的竞争对手。在党内初选阶段，他就溃败收场；他也一直没有宽恕过他的对手美国驻德大使、前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杰勒德（James Gerard）。幸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助了他一臂之力。面对这场全球性的冲突，他迅速做出反应，制订出美国海军的扩军计划（即使这份计划被人置之不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国会作证陈词的能力（这令他为人瞩目）。这一开局手法非常奏效。到1916年，他被誉为“已经做好准备的民主党人”，这一立场让他成为了威尔逊连任竞选团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斯福被派往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进行巡回政治演说，也正是在这一回，他首次提出了消防水龙带的比喻，也就是当邻居的房子着火时，一个人应该借出他的灭火水龙头给邻居救急。往后的日子里，他又不断改进、修正乃至完善这个比喻，最终成为他从政生涯中最著名的政治观点之一。接下来的二战中他将利用这一理论，劝服小心翼翼的美国人接受他对英国的平等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

在三艘美国轮船被鱼雷击沉之后，美国最终在1917年4月对德宣战，对罗斯福来说，这正是海军出场的时候。当时美国海军只有6万名现役士兵和197艘战舰，到战争结束时，竟达到了极为惊人的规模——将近50万士兵和2000多艘战舰。罗斯福用他的满腔热情来支持扩军计划，他争取到了许多战备物资预算，以至于不得不把其中一些新获得的供给分享给陆军；“让小罗斯福来着手处理这件事吧”这句话，迅速成为了华盛顿的一句流行语。而罗斯福野心勃勃，坐立不宁，因为这样的成就远不能令他满意。他想效法堂兄西奥多当年在美西战争中的做法，梦想着再次参与军事行动，却在上级长官面前处处碰壁，更不要说应征参军，在随便哪个海军下属部门服役了。不过，他还是发挥了自己的口才，成功游说国会创造性地修建了一条长达240英里的水雷链阵，来阻击德国潜艇。他在海军的地位和为海军造船厂保驾护航的能力，也让操纵纽约市政的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的领导人刮目相看，对他亲近起来。

在首都，罗斯福一家非常受欢迎，每天都有邀约上门，埃莉诺很快意识到，她需要一个社交秘书来应对这股社交旋风。1914年，她聘请了露西·默瑟（Lucy Mercer）担任此职，每周工作三个上午。两年后，埃莉诺告诉罗斯福，他们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她不想再生下一胎了。而且为了保证这一点，埃莉诺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再在她的床上得到款待了。

这一年，罗斯福34岁，身材高大的他正当盛年，极具魅力。他第一次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妇女们哪怕无法投票，也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讲，只是为了看看他的风采。他相貌堂堂，多少显出几分成熟风度，对爱情的态度也不专一起来。埃莉诺的兼职社交秘书露西，有着她的雇主所缺乏的一切特质。她很有女人味，柔美的说话声中透露着自信，“一双明眸中透着火一般的激情”。她的身材高挑苗条，碧蓝的眼睛，留着长长的浅棕色头发。而且，尽管她出身贫寒，家财早就所剩无几，但跟罗斯福一家一起，她仍然能够出席那些受人追捧的社交聚会。即使是受雇于罗斯福一家时，露西也能和罗斯福与埃莉诺在同样的大型晚宴和派对上露脸。混在众多来宾之中，罗斯福开始和她调情，露西也回应他。从那时起，事情就一步步地升温升级，婚外情悄然发生了。他们驾着游艇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上嬉耍，还在弗吉尼亚州有过一次漫长的二人自驾旅行。有一次，埃莉诺婚礼上的女傧相，即西奥多的大女儿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看见罗斯福开着他那辆敞篷车，而露西就肩并肩地和他坐在一起。爱丽丝便写信给他，说他那会儿根本没注意到她经过：“你的手虽然握在方向盘上，可眼睛只看着身旁那位美丽的女士，她真是完美。”

埃莉诺嗅到了蛛丝马迹。在她和罗斯福举办波托马克河游艇派对之后不久，已经起疑的埃莉诺就解雇了露面。埃莉诺很可能只是借着夏天远行度假的名义，因为她没有证据来确定他们直接的关系，仅仅是出于直觉的怀疑。可几乎就在同时，露西应聘进了海军部。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海军部收到的第一份任命就是秘书工作；她离开了罗斯福的家，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可能对她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警觉起来，几个月之后就把她调离了原岗，后来又调出了海军部。不过，虽然距离让他们的激情暂时冷却下来，但也并没有消失殆尽。接下来将近30年里，他们还会继续见面，定期写信给对方。1945年4月，在他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也是露西而非埃莉诺陪在他身边。他最后听见的，是她的声音；最后看见的，是她的面庞。

1918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后决定走向战场的时间。他的四个身在共和党中的堂兄弟都签署了战斗协议，而他本人，和奥地利那位年轻的画家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对亲自在前线战斗有着同样的渴望；他想，至少也要去欧洲看看，哪怕不是以海军或陆军的身份。1918年，国会代表团宣布要在夏天前往欧洲视察美国海军的军事设施。丹尼尔斯部长就派出罗斯福随团，让他去仔细看看那些设施有没有什么潜在问题。他搭乘驱逐舰横渡大西洋时，听到了预警的钟声，警示人们德国的U型潜艇可能会发起攻击。这件事很快就变成了又一个关于他的传说。罗斯福快速跑到了甲板上，可令人恐惧的袭击一直没有发生。海面平静无波，驱逐舰安然无恙地穿过了这片海域。不过罗斯福对这样的结果并不太满意。罗斯福的传记作家吉恩·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评论道：“后来那些年，罗斯福也一再讲到过这个故事，在他的描述里德国人的潜艇一次比一次靠近，最后他几乎亲眼瞧见那些个大家伙。”

就在他抵达英格兰的前一周，他的堂弟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在法国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船在码头靠岸后，罗斯福和他的政党同伴坐着劳斯莱斯前往伦敦，在那里他见到了英国国王和首相，最后带着对时任军需大臣的明显反感离开。那位军需大臣叫温斯顿·丘吉尔；罗斯福形容道：“在我的社交生活中，他是少数几个待我很粗鲁的人之一。”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告诉了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接着，罗斯福又启程前往巴黎。在那里，用于招待他们的国宴葡萄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口感完美，招待也无可挑剔”。而每到一处，都有寄自美国的书信等着他拆阅，信是埃莉诺寄来的；当然，也有露西·默瑟寄来的。接下来，他直接奔赴前线，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伤痕累累的战场——蒂埃里堡（Château-Thierry）、贝劳森林（Belleau Wood）和凡尔登（Verdun），而仅在凡尔登一处，就约有90万人员伤亡；部分或完全炸开的炮弹，将堡垒和挖好的战壕毁得面目全非。罗斯福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这是一片棕褐色的海洋，大地仿佛被使劲翻腾过一样，再也无法辨认。

不过，他还是非常热切地等着见证军事行动。有一次，一枚炮弹尖啸而过，随着“一声闷响”，就在他附近落地。罗斯福立刻循着声音走过去，留下一箱子重要文件，放在车里的脚踏板上。尽管他总是能自信满满，富有热忱与激情，但战争的毁灭性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他还是会常常想起走在贝劳森林中看到的那一幅幅画面，“冷雨泡坏了一封封情书”；士兵就被草草埋在浅浅的坟墓里，枪托露出地面，陪伴着他们在此长眠的，唯有一柄柄饱经风霜的来福枪。

之后，他又去了意大利，试图在那里与人商议地中海地区的指挥架构问题，却以失败告终，索性就折返英格兰。他总是那么果断，一回到华盛顿，他就决定辞去现职，上前线去，但是又一个突发情况阻止了战斗的梦想：西班牙流感。回程路上，他在船上就病倒了，虽然搭乘着犹如海中巨兽的军舰，却只能躺在自己的船舱里，奄奄一息。他的病情还因为同时染上了肺炎急剧加重。他躺在病榻上，浑身冒着冷汗，神志都快不清醒了。幸运的是，最后他起码挺了过来；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旅途中，死亡总是来得那么频繁，船上许多人都没有捱过来，不管他们生前是军官还是士兵，最后都只能安眠于大海。船一靠岸，罗斯福就火速被一辆救护车送到了他母亲位于纽约的别墅里，4个护理员扶着病恹恹的他上楼。埃莉诺闻讯，也急忙赶了过来，并且出于妻子的本分，帮他把行李打开，准备替他收拾。就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成沓的书信。这些信被整齐地扎在一起，每一封的寄件人都是同一个名字：露西·默瑟。雪片般的情书证实了她所有的忧虑，此刻她的心情，正如之后她所到的那样：“我所仰赖的根基，一下子就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根据罗斯福家族内部各种各样的记载，埃莉诺本打算和罗斯福离婚，给他自由，这样他就可以和露西结婚了，但他的顾问路易斯·豪和和母亲萨拉都吓了一跳，他们强烈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他的政治生命。萨拉可能还威胁罗斯福，说如果他离婚的话，她宁愿和他脱离母子关系。最后，罗斯福选择挽救这段婚姻，埃莉诺亦是如此。

他的肺炎还没好，人也没有从这段风波中缓过神来，最终他没能辞职成行，参军也遥遥无期。更何况，和平的到来很快就让他的梦想破灭。他只能收拾好行李，又去了一趟欧洲，主持海军的复员事宜；丹尼尔斯虽然不太情愿，最后也妥协了。这一回，罗斯福和埃莉诺一起出发。这趟行程是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分水岭。离开纽约港四天之后，西奥多去世了。年底，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又因为一次严重的中风瘫痪了，而他个人十分关切的国际联盟计划也随之轰然崩塌，1920年的大选又要开始了。这一回，罗斯福会在民主党大会上为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作助选演说；更妙的是，他还被推举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与俄亥俄州的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州长一起搭档，参加是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再次开始利用他的家族名声进行政治宣传，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他早年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就这样干过，现在，他仍然在自己的演讲里添上了许多西奥多特有的讲话风格，譬如念到“b-u-ll-y”“stren-u-ous”这样的词时。不过，他的参选表演还是很快就黯然收场，对手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拿到了60%多的普选票，在选举人团里令人震撼地拿下了404票，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他们。不过，罗斯福尽管溃败，至少还是获得了经济利益。他出任马里兰信用储蓄公司的副总裁，每年有整整2.5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借他的名字挂在刊头壮势。他料想，在不远的将来，败选的民主党人势必要离开政界一段时间，无所事事。此时他的口袋里装着足够的钱，未来摆在面前，他宁愿先撤到度夏别墅一段时间，回到缅因州的坎波贝洛岛去。

一开始，他的双腿是隐隐钝痛，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接着就是使不上劲儿，发抖打颤，肌肉抽搐。晚餐盘里的东西他只用了少许，身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毯子；毯子之下，双腿毫无知觉。早上，他起来往盥洗室走，左腿却不听使唤。他强撑着成行，事后又拖着这条腿躺回床上。那会他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完全靠自己的独立行走。

现在，他又发起了高烧，后背与腿上痛感剧增。家里人试图靠按摩帮他缓解一下疼痛，可一点用都没有。这一周内，医生们焦虑地期盼他能恢复知觉和反应，哪怕是任何一个脚趾能做出一点点动作都行。他们注定要失望了。事实上，他已经连一个人去盥洗室都不行了；夜里，他身上插上了根导尿管，埃莉诺早上起来帮他处理引流袋。到了8月底，情况也没有好转。9月底时，他下肢的大部分肌肉开始萎缩。富兰克林·罗斯福再也无法走路了。

最后，他的病被确诊为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不过近来也有医学研究推测他得的可能是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但无论是何种病因，结果都是相同的。从此，他的下身瘫痪了。

值得庆贺的是，到了10月15日，罗斯福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他能坐起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随即，他被送回纽约市，10月底进了医院。医生们为他设计了一系列大强度的运动训练，目的是能让他用上拐杖。人们费力地在他那双麻痹的双腿上，用皮绳绑好了重达十四磅的钢制支架，一直从脚踝支撑到臀部。要是光靠他自己的话，他没法保持平衡，而且也不能伸出一条腿来。所以，金属支架就成了他的腿；他可以靠上半身来稳住自己，然后半拖半晃地将腿和臀转个方向。住在海德帕克镇时，他就靠着绳索轮滑式的直升梯上下楼；他的母亲也很尽职尽责，在家里装上了“斜面”，命人截掉了所有碍事的门槛，以便他能坐着轮椅顺畅通行。萨拉希望她的儿子能就这样安然地度过余生，在海德帕克终老，但罗斯福的顾问路易斯·豪却有其他想法。

“我始终相信，”他大胆无畏地说道，“有一天富兰克林会成为总统。”

这个在华尔街办公室里试图靠着支架走过光滑的大理石地板，却频频滑倒的男人；这个唯恐跌倒，甚至没法举起一只胳膊挥手示意的男人；这个曾经身材高大，如今却只能总是仰视别人的男人，竟然在1924年奇迹般地重登政治舞台，作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的主要发言人重新亮相。他现在用双臂做不来的事，就改用头、背和肩膀完成，有时他会把肩膀耸得高高的。但凡是他身上还能反应的地方，他都会物尽其用，表现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而且，他现在更是学会了如何利用好自己的声音。他的演说不再像以前一样犹犹豫豫，软弱无力；相反，在这个成熟的年纪，他有了一腔洪亮的男高音，说话声中洋溢着先前所缺乏的激情。他能滔滔不绝，也能激情四射，还能像唱歌一样悦耳动听。不管他在哪儿，听众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1928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做到了曾经似乎许多人都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竞选时，他在别人的帮助下登上后楼梯发表演讲；等到绕城巡回的环节，他又坐在汽车后排，这样就可以不用站着说话。其实，一整天下来，他起身和坐下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比寻常人使上更多的力气。日复一日，他谨慎地走在这条竞选之路上，小心地掩饰好自己肢体上的无能，似乎找寻到了别样的沉着。在此期间，弗朗西丝·珀金斯加入了他的竞选团队，日后成了他组阁时的劳工部长。有一次，她回忆起罗斯福曾对她说过的一番话：“假如你没法再使唤好自己的腿，你想要橙汁时它只能给你找到牛奶，那你得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这也可以’，然后痛快地喝掉牛奶。”

罗斯福现在真的过上了他的堂兄泰迪曾经倡导的生活，“紧张而发奋”。但他并没有在古巴圣胡安山冲锋的号角中战斗，也没有去西部绿草如茵的大平原上演一场大型的狩猎活动，而是在自己清醒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里，都体验着类似的刺激感。他使出拼命的劲，费力地将自己一点都派不上用处的腿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去，轮椅还是他自己设计的；汗流如注，他总是在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滑下这个车道”，“我一定要登上那个讲台”，“我一定要走过这个房间”。这就是他每一个艰苦却又不懈的细节。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永远都是如此，拒绝放弃，拒绝屈服。他开始变得坚定、果断，有奉献般的使命感，这是他先前根本无法做到的。后来，当整个国家都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中时，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罗斯福州长似乎就是那个能力挽狂澜，让一切回到正轨的最佳人选。

在罗斯福连任州长后不久，他的政治顾问团队就已经做好了参加总统大选的准备。1932年1月23日，他正式宣布参与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在接下来的第一周就赢得了阿拉斯加州和华盛顿州所有的党内代表票。但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民主党大会举行前，他作了最后一次演讲，许诺自己会进行“大胆、持续的试验”。“我们要选定一种应对办法，”他朗声说道，“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那么就坦率地承认，知道它行不通，然后再试另一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勇于尝试。”他以稳固的政治基础出席了党内大会，但想要获得提名，那还差一百来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游说以及多轮投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超过三分之二的代表都转而支持罗斯福；第四轮投票结束时，他终于得到了党内的认可。之后，他飞往芝加哥接受提名。这次飞行颇为瞩目，他洪亮的声音如雷鸣般穿过人群，也通过无线电广播告知全国：“我向你们发誓，向我自己发誓，美国人民一定会迎来‘新政’。”

不管罗斯福许诺的新政到底会是什么模样，没有一个人能忽视这个国家如今真实的绝望处境。大萧条太可怕了。国内至少有25%的劳动人口失业，也许实际情况不亚于这个数字；在一些工业城市，失业率高达80%甚至90%。国际进出口贸易量大幅度下跌，损失惨重。不到四年的时间，美国的经济规模就至少萎缩了450亿美元，缩水了45%。但比这些数字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幅幅难以忘怀的画面：每座城市里都是等着领取救济品的人们，一条条队伍排如长龙；被赶出家门的租客、失业者和赤贫的穷人，乃至流氓地痞，拖着步子走过一个又一个救济站；时值隆冬，冻雨和雹子又无情地砸塌了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更不必说浑身脏兮兮的孩子们，挤坐在铁轨旁的篝火下，冻得缩成一团。而很快，中西部的大沙尘暴就要来了。某些时候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任务的繁重和绝望已经压倒了一切。

但如此绝境没有吓倒罗斯福。在与胡佛的选战中，他发表了27次主要演讲，每一次都有单独的主题，他准备靠雄厚的物质实力和有序的竞选团体取胜。最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坚信自己会赢得大选，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十分相信他，这一点很不同寻常。现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如今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他谴责民主党变成了“乌合之众”。同时，他还一口咬定，就算经济萧条，也没有一个人在挨饿，抗议道：“举个例子就知道，现在那些流浪汉被喂得比以前都好。”选民压倒性地偏向罗斯福，没有什么人支持胡佛；这真是一次惨败——现任总统仅仅拿下了东北地区的六个州。而且在参众两院，在罗斯福带领下的民主党，也以近乎三比一的优势取得了多数党地位。在选举之夜，华盛顿似乎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

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总统身强体健，精力充沛，能踏遍国内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富兰克林·罗斯福偏偏连阔步行进都做不到。他甚至不能放松自如地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站稳。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身有残疾，敢参选，最后还获胜的总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做到了。这不仅证明了他高超的竞选能力，更挖掘出了他深藏内心的无畏无惧与百折不挠。

“人们差一点就要为他戴上王冠加冕了。”记者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曾这样夸张地写道。实际上，这的确是夸大手法。在施行新政的那些天里，罗斯福的确深受百万民众爱戴，但同时也受到百万人的憎恨。在“新就任百日”，他推动废除了禁酒令，暂缓禁酒运动，通过强有力的立法建议和行政命令，削减工会工人和退伍老兵的现金津贴。他主持金融改革，整顿银行系统，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对罗斯福来说，没有什么想法是天方夜谭或不切实际的。在许多人看来，他一点一点重塑着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处理掉大萧条带来的最坏影响，这一切完全就是奇迹。

不过，他在任期之初许诺过的那些令人陶醉的前景，也并不能一直维持下去。1930年代中期，罗斯福的施政魔法开始褪去了少许光环，魔力渐渐减弱了。有时，自信骄傲又富有智慧的总统先生会感到困惑、疲倦，他似乎也乐于和政敌试探着较量几回；但在1936年的大选中，他还是凭借一连串立法成就，勾起选民对“新百日”的怀念，最终顺利连任。在这一任期里，国会还是有着层出不穷的麻烦，谨慎的最高法院还在继续阻碍新政的推行，经济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开始对欧洲虎视眈眈，不祥的幽影在欧洲上方盘旋。这一切，都让他的第二个四年看上去平庸了许多，和其他连任的总统没什么区别。可一旦这个国家突然陷入二战的痛楚之中，他的形象就又变得伟岸起来，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历史上最具独创性的伟人之一。

他十分谨慎狡猾，总能硬起心肠，从不让自己与公众的舆论背离得太远，哪怕在努力争取两位截然不同的战时盟友丘吉尔、斯大林时都是如此，一力促成的同盟也一定是基于这个原则。他也总是衣着整洁，看上去淡泊宁静、逍遥自在，恰恰是上流社会中朴素与优雅的最佳代言人，不说话时竟丝毫无法把雄辩的才能与他联系在一起。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曾这样形容：“他的内心非常宁静，我见过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心境。”尽管他双腿残疾，但他的肩膀和身躯都无比宽厚，引人注目，让他大出风头。其时，他的魅力无人可匹敌。他每每回首看去，或突然露齿一笑时，眼里总是漾满了深情；这些举止，后来无一不为人周知。他高兴得轻笑出声时，周围人也会深受感染，随他一起笑起来。他的笑容会传染，一直影响着他的同伴：丘吉尔会心一笑，斯大林也笑了起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将军、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跟着忍不住笑了。他是一块磁石，牵引着上千根细丝。不然，又该怎样解释，为何有许多人近乎盲从地支持着他的政治事业，为他奉献，乃至于新闻界都默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从不报道他的残疾，从不拍摄他的轮椅和萎缩的双腿？

尽管下身瘫痪，罗斯福依然是个行动派，他喜欢开车，喜欢集邮，喜欢政治博弈。既然身体一多半都动弹不了，他索性就让别人日常的轨迹都绕着他转，他会扬起头，姿势完美，将自己嘴里叼着的烟斗变成指挥棒。兴奋的时候，他还会习惯性地用手指尖敲敲桌案。他对于严肃的国际事务的讨论满怀热情，诸如“民主如何幸存下来”，同样，他对世俗的政治事务，诸如那些在宾夕法尼亚选区里为政客四处奔走的小人物的命运会也充满关切。生气时，他也会用手指指着别人威吓，或是一脸怒容，气势汹汹。

就像所有伟大的领导者一样，他有需要时，也会煽动民众，或是对某些人恶语相向。他曾经就幽默地说支持孤立主义的人是“快乐的傻子”。当任命了一名共和党成员时，他会和媒体开玩笑，说他在民主党里找不到一年只要一美元工资的人，不得已才这样做。而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因为经济丑闻被中途召回后，罗斯福鼓励他离开华盛顿，去费城竞选市长；但同时又迅速指示民主党宾夕法尼亚州的负责人，让他们袖手旁观，等着布利特自取灭亡。他曾给嘲笑国会就像“一个疯人院”，并谴责参议院是“一群无能的阻挠者”。这位总司令甚至认为，他第三任期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狂想家。他还喜欢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取乐，欢快地模仿赫尔说话时的笨拙和口齿不清。

但直观说来，罗斯福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巧的是，他和这个嗜血狂魔都是在1933年走向了权力的顶峰。他非常清楚，每一场战役，战火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为拯救宝贵的伟大民主而战，都在为我们与全世界的未来而战”。

1933年“新就任百日”结束后，罗斯福成功地促使国会通过了15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功绩卓著。但凡是要稳住不松口的，他坚定立场；但凡是要妥协的，他会点头；但凡是要达成最后协议的，他也签署了。“这不仅仅是新政，”时任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引以为豪，“这是他开辟的新世界！”即使后来经济再次衰退，失业率徘徊起伏，即使他企图驾驭倔强的最高法院却无功而返，他也从来没有失去过绝大多数民众对他的崇拜和新闻界对他的持续关注。

然而，面对欧洲越来越紧张的局势，罗斯福却退缩了。他一反惯有的信心，表现得竟然有点腼腆。尽管希特勒势头强劲，但一战的可怖经历还是令人们记忆犹新——精疲力竭的士兵趴在战壕里，机警地与敌军交火；无尽无休的袭击让人厌烦，滚滚的浓烟使人不安；激烈的炮火声和尖利的爆炸声似乎永远没有消失的迹象。在一战中，共有11.7万名美国士兵牺牲，欧洲和俄国整整有1000万人丧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样的牺牲太大了；20年后，他们仍然还是对参战几乎没有丁点儿兴趣，觉得那只是欧洲人的战争。就在1939夏天之前，罗斯福还差点决定不再参加第三次总统大选；而此刻，欧洲似乎还固若金汤，西面有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东边有《慕尼黑协定》条款限制，德国人无处可去。

但就在1939年8月31日的那个晚上，凌晨2点50分，一通电话惊醒了他。10队德国装甲师在破晓时分，闪电般地入侵波兰，战争开始了。身处巴黎的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迅速将华沙的消息传至白宫，罗斯福清了清嗓子，粗声粗气地和他说：“好吧，比尔，该来的最后还是来了。希望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就是在这一刻，罗斯福完全转变了他的想法：他最终决定谋求第三个任期，这是破天荒的想法——自乔治·华盛顿开始，最多连任两届总统已成为了一个传统。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也就是所谓的假战期间，罗斯福公开保证，美国不会卷入欧洲的战争。“这一点我以前就说过，以后也还会这么说，”他对整个国家说道，“你们的孩子不会到国外去参战。”他说，任何提出其他建议的人，都是“无耻之徒、撒谎的骗子”。“事实很简单，但凡是负责任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最不可行的提议，让美国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欧洲战场上去。”但是，他又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推动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在行动上与参战渐渐靠拢，让冲突不可避免的未来越来越明晰地摆在大众面前。不过，就在丘吉尔批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绥靖政策时（“政府必须在耻辱与战争中做出选择，”丘吉尔怒吼，“可他们一旦选择耻辱，那么战争也不远了！”），罗斯福虽然没有与他作同样的表态，却也在寻求第三条中间道路。他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如果英格兰和法国都沦陷了，那么“整个欧洲都会落到纳粹的手里……如今情势的严重性，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真的不是什么妄想”。

英国对德宣战5个小时之后，法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一次炉边谈话 中，罗斯福通过无线电广播告知全国：“我们的国家会保持中立，但我不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是中立者，也有权利顾及一下事实。”而尽管在国会的一次个人演讲说，他说过“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基于同一个冷静、现实的原则——美国不参战”这样的话，也非常重视催促国会废除中立法案，至少能让美国为西方同盟国提供军事支持。（国会的反应，则是通过了所谓的“现金购货，运输自理”计划，只要英国和法国拿得出钱，派得出船，就允许美国军工厂把武器卖给两国。）

想保持中立并不那么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战争的报道折磨着他，让他心神不宁。无论是海外传回来的电报，还是早晨的读物《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和《国际先驱论坛报》（ Herald Tribune ），他在翻阅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喃喃自语：“坏消息，都是坏消息。”他是第一个习惯使用电话的总统，经常和派往欧洲的特使或国务院的助手们打电话谈事。一天又一天过去，电话铃一直都在响个不停，把最新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带到他面前，他知道了希特勒的佯攻和其他花招。当时，他一天到晚开会不停，和新闻界沟通，和国务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谈话，下午还要和私人秘书口授笔录，甚至和参议院一些资深议员的沟通都更频繁了。星期五则是部长日，这个议程永远都不会变，这一天，他会和当时最有政治份量、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批人面谈。

可以预见的是，他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转移注意力。每晚，按摩师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会来给他按摩；他喜欢集邮，珍爱那些海军印刷藏品；他享受种树的时光，能时常打个盹儿也行，另外还可以在那些他会“看上瘾”的电影里先避一会儿。但最最重要的，还是每天下午在白宫喝鸡尾酒的时候。他可以回避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话题，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那样，让自己忙碌地调试各种奇怪的酒料，尽情地搅和、震荡。但这样能令人喘息片刻的余地，永远都不够多。

“我简直是在蛋壳上行走。”早在1940年，他就如是坦白过，压力之下的身体开始出现反应。他的血压迅速涨到了179/102，随后吓人的事情发生了：2月里的一晚，罗斯福和布利特大使还有他亲近的助手米西·勒汉德（Missy LeHand）正共度私人晚餐的时光，竟突然一头栽在桌边——他的心脏病轻微发作了。为了不让这件事张扬出去，跟从他很长时间的海军主治医师罗斯·麦金太尔（Ross McIntire）上将很快就被解雇了。

春天里，战争的气息隐约可闻，为了阻止全面战争的到来，美国做了最后一点努力。3月，罗斯福亲密的顾问、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专程访问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四地，建议各方实行裁军计划，以此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事后回过头再看，这个提议已是山穷水尽之下绝望的挣扎。德国人不屑一顾，英国人惊悸难宁。美国的举动全世界都看在眼里，这个新大陆上的国家似乎只能等待希特勒的下一步动作了。

其实并不需要等太久。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下令进攻荷兰与比利时，德国人又一次上演了声名狼藉的闪电战，从陆、空两方蹂躏着这些低地国家。德军进攻的第四天，希特勒下令毁掉鹿特丹港的荷兰古城区。这个命令并非出于军事考虑，仅仅是为了威慑人心——通过直接的恐怖活动，彻底摧毁荷兰人的抵抗意志。他们狂轰滥炸了一整天，约有3万人葬身瓦砾之下。几小时后，荷兰无条件投降；两周之内，比利时人也放弃了抵抗。

希特勒势如破竹，横扫了大半个欧洲，开始把所有的兵力都往法国集中。在“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纳粹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突进到毫无还手之力的阿登高地（Ardennes），埃尔温·隆美尔率领着臭名昭著的装甲师，一路开到了英吉利海峡沿岸。一战时，人们还是更习惯用码而不是英里来衡量战线的长短；在那可怕的四年里，即使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数百万的伤亡，法国和英国还是能抵挡住德国的猛力进攻。而这一次，法国——这个在当时被公认为拥有最棒陆军的国家——竟然吓得目瞪口呆。德军肆意横行，甚至几乎不必开火。

丘吉尔紧急发电报给罗斯福：“战况恶化的速度太快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那些小国家，一个接一个，简直就跟掰折火柴棍一样轻松。可以想象，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私下里，罗斯福曾对他的助手们说过，如果英国也倒下了，那么美国“就会活在枪口之下”。可是对罗斯福乃至对全世界来说，问题在于：他愿意公开号召全国，来勇敢地面对狂暴的纳粹吗？他的回答仍然是沉默。

仅仅几周之内，德军装甲部队就三面包抄，沿着英吉利海峡把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困在法国敦刻尔克地区（Dunkirk）。德军指挥官还在等待希特勒最后下令一举歼灭英国，33.8万余名英法士兵就在此时逃上了各种小渔船和其他船只拼凑而成的“无敌舰队”，丢下了近2500件枪支和7.6万吨弹药。英国皇家海军一半的军舰要么被击沉，要么受损，其中还包括驱逐舰；现在，英国人面对着最坏的情况，全面准备抵御入侵。丘吉尔料想纳粹德军会追着英法盟军一路杀到海峡对岸来，甚至建议在英格兰东南沿海沙滩放置毒瓦斯，一旦德军登岸，就可以先靠毒气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随后，德军在6月5日调头南下。在法国索姆，装甲师发动猛攻前，法国军队自己就阵脚大乱，迎接德国人的是象征性的抵抗，四天后，他们渡过了塞纳河，兵临巴黎城下。6月14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巴黎宣布不设防。法国完了。政府不堪一击，连夜撤退到了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地区（Bordeaux）。6月22日，德法两国签署停战协定，法国割让了一大片领土给德国，南部的自由区则由傀儡政府管理，行政中心设在度假胜地维希（Vichy）。法国的乡下到处都是难民，随处可见被遗弃了的马车和行李，以及主人的尸体。另外，德国人还接收了200万法国战俘。

利用一种冒险而大胆的战术，希特勒做到了威廉二世和拿破仑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成功瓦解了敌人的联盟，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剥离，差一点就把法国军队彻底歼灭，重写了《凡尔赛条约》。德国要么恐吓住了敌人，要么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用闪电战把敌人捏得粉碎。可怕的军事力量威慑着东至里海、西达英吉利海峡的整个欧洲。

束手无策的英国试图拉美国下水。5月15日早上7点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拨响了新安装的电话，接通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用英语传达了这个无情的消息：“我们输了，我们打输了。”从这一刻起，丘吉尔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向罗斯福求援，言辞十分恳切。他随即就给了雷诺坚定的答复：一直打，打到美国愿意参战为止。而后，他又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要是美国迟迟不愿意发声，那么就算美国最后加入了这场博弈，也会变得毫无价值。”罗斯福的反应非常迅速，他要求国会批准，在国防上再多投入12亿美元，这样能造更多飞机，能增加更多的生产设备。仅仅几周后，他又追加了19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他所能帮的全部了。美国不会派军舰满载着士兵驶往欧洲大陆，不会公开威慑纳粹；最重要的是，不会宣战。巴黎沦陷前夕，忧虑发狂的雷诺和丘吉尔做了最后的努力，绝望地乞求罗斯福插手干预。他们问，美国的力量都在哪儿？罗斯福私下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在公开场合，美国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参战一事不置可否。跟每个国家一样，它首要考虑的必定是自己的利益。

一战刚开始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子爵曾悲痛地说道：“电灯已经照亮了全欧洲，可我现在真担心，欧洲的灯火亮不了多久。”当然，这是美国参战前的情况。而如今，历史仿佛正在悲剧性地重演，贪婪的纳粹德国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仍然缺席。其实在军事上，罗斯福只能拖后腿：他的军队远非精锐之师，兵微将乏，当时在世界上只能排到第十八位。他不像希特勒那样号令着百万铁血军队，手下只有区区18.5万人，其中许多人只在训练时摸过木制的来福枪。尽管他有规模庞大的空军扩军计划，美国空军的装备还是十分落伍，几近于无。海军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一次，罗斯福视察国民军警卫队一个代表团的训练情况。色彩鲜亮的队旗迎风飘扬，可他们训练时用的不是机关枪，竟然是扫帚柄；不在坦克上下奔走，而只有卡车能用；很多人身体素质还不达标，在这场军事演习中倒在了高温和力竭之下。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相当令人绝望。大萧条刚刚过去，罗斯福不得不把国防开支压到最低，而好战的第三帝国违反了一个又一个紧箍在其上的条约，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到1940年为止，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正逢大选之年，罗斯福当然不情愿凭他个人极大的号召力，促成美国过早地加入这场混战之中。于是，当1940年的夏天来临时，英国孤身奋战，罗斯福则拿出了反战的竞选纲领，为史无前例的再度连任做最后准备，而纳粹所到之处，仍然所向披靡。

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前者正为他的第三届任期游说美国选民，保证不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淖中；后者则在柏林喜气洋洋地发号施令。他们的政治主张也是截然不同。希特勒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此时的他似乎无所不能。巴黎投降后，纳粹事先用扩音喇叭警告所有巴黎居民待在房子里，不许出来，随后希特勒乘车经行巴黎空荡荡的街道，前往拿破仑的墓地——这似乎是最吸引元首的事情了。刚开始，他还在傲慢地拍着自己的大腿，而后停顿了好一会儿，最后陷入了完全的沉默之中。站在这位自行加冕的皇帝的遗骸面前，元首被深深震撼了。

德国人的感受与希特勒或许相去不远。7月6日，希特勒回到柏林，受到了热烈欢迎，仿佛他就是位凯旋而归的罗马皇帝。他的火车下午3点进站，成千上万的祝颂者夹道相迎，沿路一直排到了帝国总理府。马路上撒落着鲜花，无数的士兵狂热地吼叫着：“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阳光炽烈，人群激动得不愿散开，一个个都喊得声嘶力竭，战争的胜利感染了一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希特勒走到阳台上来。希特勒每次都欣然应允。他的一位将军一口咬定，希特勒现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神”。难怪希特勒坚信，英国自取灭亡或主动议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也难怪他会开始大胆地构想，在秋天就和苏联摊牌，来一场规模庞大的决战，一举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用希特勒的话说，这就像“孩子的游戏”，是另一场“闪电战”。他还推断，只要俄国溃败，“那么英国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而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希特勒一直都满足于仅仅动用空军来打击英国本土。

整个八九月期间，为迫使英国投降，德国战机接连起飞，展开一波又一波的轰炸。纳粹空军起初还只是试图从空中摧毁掉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力，但英国竭尽一切力量反击，在海峡和英格兰南部城市的上空，一连串激烈的空战中，英国飞行员数次和纳粹战机擦身而过，比翼对峙。美国袖手旁观，英国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一场场空中缠斗的激战。纳粹无法彻底击败英国空军，索性开始了新一轮的狂轰滥炸。于是，史诗般的不列颠战役开始了。

起初，纳粹德军的目标还只是港口、雷达站、飞机场和通讯设施。接着，他们调整成夜间空袭轰炸，每晚能派出多达1000架战机。德国人的炸弹点亮了整个伦敦东区，伦敦迎来了长达57个夜晚的枪林弹雨。而后考文垂遭袭，绝大多数古老的教堂在炮弹声中归为瓦砾，匝地烟尘，7万户住宅支离破碎。英国皇家空军以牙还牙，对柏林展开了同样的轰炸。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如果他们敢空袭我们的城市，我们就把他们的都炸掉。”对此，丘吉尔谈到希特勒时说道：“这个恶魔，这个历史错误与屈辱的畸形产物，现在铁了心要毁掉我们杰出的英伦民族，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屠杀。”首相先生激动得抬起了下颌，勇敢地保证，“我们会渡过难关的”。英国做到了，可这个过程极其艰辛。

英伦三岛的损失从来没有这么惨重过。1万余名平民遇难，5万多人受伤。在工业城市伯明翰，德军的一次突袭，就令1300多名平民一夜之间长眠不起。房子烧得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弹坑。孩子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夜复一夜，灯火绝迹，多达17.7万伦敦平民转移到临时的防空洞，在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地铁站里勉强度日。很快，地面就要开始晃动，天空闪着火光，消防员冲出来往着火的墙上泼水。等到天亮，疲倦的市民就要从他们的地下世界蹒跚地走出来，重新打量着地面上新一轮的废墟。

丘吉尔始终坚定不移，也十分烦躁不安。一听见贯耳的爆炸声，他就会从那间幽深的、泛黄的会客室踱出来——平时他在这儿接见助手。他戴着防毒面具，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登上屋顶，焦躁地用力抽着一根雪茄，注视着他一生挚爱的伦敦在熊熊大火中燃烧。那只雪茄看上去也疲惫极了。

但一到白天，废墟之上，市民们的窗户外仍然有成千上万面小小的米字旗在微风中傲然飘扬。“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铿锵有力地播报道，“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但英国人倾尽了他们的所有。丘吉尔说对了，他的人民能扛得住。并且，他们还重创了第三帝国国防军。深秋前后，心烦意乱的希特勒决定，战争取胜的关键不在西线，而在东面。他无限期地搁置了海狮计划，不再让德国海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本土，转而将视线投向曾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对战争局势和欧洲民众乃至美国来说，希特勒的这项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包括欧洲越来越多深陷困境的犹太人在内。

罗斯福还在探索着他伟大的战略决策，而希特勒已有谋定。第三帝国在西线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现在，希特勒准备着手攻打东边了。他把进攻时间选定在1941年6月，预计初霜来临前，就结束对苏战争。

丘吉尔一收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就立即站在了斯大林那一方。罗斯福很有先见之明，向苏联提供持续增加的武器援助和物资供应，这些战备资源经由航运抵达同盟国，成为抵抗纳粹的一大力量支持。但在近6个月的时间里，世上只有两个国家在和德国作战，而并非三个。这一局势将在1941年12月7日有所改变：珍珠港被袭，美国终于决定参战。忽然之间，世上就有了三巨头：英国、苏联和刚加入的美国。

美国的三军总司令罗斯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可他也是一个谜一般的男人。诚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位美国总统。“该死的罗斯福！”——这是他的批评者们说的最轻的话。从战争爆发到结束，这位亲切的总统先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指责他是暴君、“瘫痪的跛子”、虚假承诺的捏造者，或者是渴望控制全世界的独裁者、“当代的堂吉诃德，活在他自己的梦里”，还有，脑子“反常”的病弱政客。在所有战争年代的总统里，只有林肯受到过类似的待遇。

大萧条时期最可怕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在国外宣扬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来自国内与日俱增的难题的考验。例如，在1943年夏天，底特律公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却愈演愈烈，迅速升级，在全国激起了一阵种族暴动和种族骚乱，整个国家的士气遭到严重打击。《纽约时报》颇觉悲哀地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冷眼旁观我们的家务事。”

相较之下，战争的脚步却一刻也不会停。许多难题如同持续游行一般，永无休止地涌入总统办公室，有的在呼吁，有的在抱怨，还有的在质询。漫画家讽刺罗斯福优柔寡断，嘲弄他残忍地让这个国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接连遭受打击。尽管如此，尽管那些政策争执吵得他不得安宁，尽管军事上的失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罗斯福总能保持着他一贯的优雅。精疲力尽的亚伯拉罕·林肯曾愁眉苦脸地在白宫的大厅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我必须快点解决这个麻烦，不然它会杀死我的。”心烦意乱的乔治·华盛顿也曾不得不恶言咒骂他的政敌们。而罗斯福依然能表现出一副好脾气，泰然自若。怪不得他的一位政敌曾经写道：“我们虽然讨厌你华而不实的勇气，却也不得不向你致敬。”

对罗斯福的朋友和敌人来说，这位总统都是一个谜。这个形容非常贴切。他总是能领会到统治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会在哈佛大学对着黑人演讲，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外国人演讲，在壁炉边和全国民众谈话。他的表现不是基于什么设计好的总体计划，而常常是临时起意，草草拼凑出临时的安排。1940年后的对英租借法案，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让英国还能在军事上苟延残喘，但这是他在一艘游艇上想出来的，当时他正在加勒比海航行。这个巧妙的政策，完全就是天才的设想。借“租借”这个温柔的名义，罗斯福创造了一套理论，得以完全回避政府的介入，凭着短期借贷的简单说法，为同盟国和国际友人打开了美国兵工厂的大门。随后，他又把这个理念亲切、愉快地讲给美国民众和国会听。而在进行所有这些的同时，他都没有退让过一步。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能处理得这么老练。罗斯福也常常拖延，一直拖到危机已在眼前，才不情不愿地做出决定。从性情上来讲，他更喜欢宅在家中，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他便很享受当时的氛围，平和古雅，政府机构更简单，办事更有针对性。但到1943年结束时，他将要负责创建一套最早的政府宏观构架，为全球战争做准备，例如监督规模巨大的国防开支，设立今天我们知道的战争管理部门，并为总统共和制政体的现代结构打好坚实的基础。

可就算是这样，他还是那么深不可测。譬如，他创立了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后来却批评他们的理论太浮夸，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战争进行到中期，总统的内阁成员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明星荟萃，他身边聚满了像霍普金斯、哈西特和史汀生这样的人，另外还有马歇尔、福莱斯特、鲍尔斯、贝尔纳斯、尼米兹、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MacArthur）。但是，他却常常不愿意明确放权给他们，更不要说给予对方足够平等的地位和行政权力。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经常会出现内部冲突。战争部长就曾抱怨，在他“所有共事过的政府官员里，罗斯福是最吝啬的那一个”。史汀生也曾下过结论：“他想自己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做好。”事实上，罗斯福认为自己的这份工作相当于国家元首，与其说是受大众委托管理国家，不如说是美国民众的领导者。因此，他还是一个布道者，用雄壮有力的东部口音演讲，宣扬理念，传布普世的道德准则和动力，鼓励对他个人的忠诚。简而言之，他在感化一个国家。

而且，面对公众，他也总以仁慈的形象示人。

他的一切都那么独一无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绅士，也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自私者。他能在谈判和协商中精明地捕捉到各种细微的差别，也是一个虔诚的布道者，大谈特谈世界担当、手足情谊。他甚至有点淘气，最喜欢跟自己的内阁班子玩“突然袭击”。和自己人待在一起时，他会故意穿得随意些，衣冠不整，相信这样能制定出更多创造性的政策：有时他会为助手补充信息，有时又故意保留意见，令他们蒙在鼓里。他还极其聪明地把自己的书桌抽屉用出了新花样，每天有无数份电报、通信和备忘录汇集到他的办公室，他将其中的一部分挑拣收集起来，甚至还包括少许小道消息。

而且总有一天，希特勒会知道，罗斯福挑选时机的能力简直无可挑剔。有些时候，他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懈怠，做决定时总是拖拖拉拉，行动之前更喜欢没完没了地等下去；但他也很有可能是个果断迅速的行动派，尤其是在政治上处于弱势时，甚至在他的智囊团和内阁都还不知情的状态下他就已经行动了。

鉴于这样的行事风格，人们几乎可以预见，当罗斯福开始操控这场战争时，他的政府总是陷于混乱的状态中。这使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谈到罗斯福的领导能力时，说他总是“犹豫不决，杂乱无章”；国会的一位批评者也发表过一次名为“罗斯福对抗罗斯福”的广播讲话，说美国需要“削弱和改善罗斯福式统治”。这公平吗？有时候，罗斯福独有的魔法十分奏效，有时却不管用。无序、拖延、拖延常常是他的特色；对问题的处理也多半是即兴发挥，而非出于长远战略考虑。但不知何故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比如，他可以是一个极致的现实主义者，强调要尽快赢得战争，同时又在命运多舛的国际联盟的接替者即将接管的时候，热心地谈到战后和平的问题。

他的这个特点在下面这件事里可能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1943年4月13日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是日杰斐逊纪念堂落成，罗斯福出席了竣工典礼。潮汐湖上掠过一阵狂风，他脱下帽子，披上黑斗篷，靠腿支撑着自己站好，对人群高声说道：“今天，在这场伟大的自由之战中，我们把这座纪念堂敬献给自由。”然后他简单地致敬道：“杰斐逊绝非是个空想家。”这两位总统，一个是弗吉尼亚之子，另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杰斐逊出身贵族家庭，却站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讲了很多话，罗斯福亦是如此；杰斐逊是阴谋家，亦是操纵者，罗斯福也是；杰斐逊是机敏的政治家，狂热的忠实党徒，罗斯福也是。他们都会用诗一般的语言演说乃至起草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以及其后的美国人；他们都能以同样的热情既团结民众，又分裂民众；他们都有一点伪善，可他们的品德都仍旧十分高尚；最后，他们二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政治，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他熬过大萧条，承受着战争中各种意想不到的非人考验，可始终都没有抛下乐观的态度。他也不像希特勒，戴上眼罩蒙蔽自己。时任财政部长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这样评价道：“令人高兴的是，不管我们是赢了还是输了，总统都能冷静地陈述事实，从容不迫。他似乎真的在直面这些麻烦的现实，连稍微自欺欺人一分钟都不行，这就是我最受他鼓舞的地方。”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说：“他绝对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在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人们被分成了两拨，一边是邪恶狂热的好战分子，推动着战争机器，把世人领向不幸与毁灭；一边是茫然无知的普通人，四处奔波逃命……罗斯福却相信他自己……能阻挡这股糟糕的战争洪流。”伯林断定，罗斯福的身上同样有着轴心国独裁者的特征和能量，但庆幸的是，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然而，他也不会总是处变不惊。就这一点而论，他格外企盼，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还能找到喘息片刻的余地。在许多个周末，他经常会和一小撮密友到华盛顿60英里以北的卡托克廷山庄（Catoctin Morntain）休假，并给这处幽静的寓所取名为“香格里拉”。当然，他的工作也不会放过他，但在这儿他起码还能翻翻心爱的侦探小说，一点一点地品尝奶酪、鸡尾酒和开胃菜，和朋友闲谈。有时他们会聊到国家大事，但更多的还是无关紧要的琐事。香格里拉和海德帕克不同，十分质朴，有些陈旧失修了。可对罗斯福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会带着点孩子气，神采奕奕，快活地和他的客人们开玩笑，说其中一个盥洗室的门“没法关严实”。

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本来都不应该被他的随和可亲蒙蔽。他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般，熬过漫漫黑夜，最后赢得了南北战争。事实上，他的顾问雷克斯·特格韦尔（Rex Tugwell）也的确曾把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经受的严酷考验，与林肯在国内分裂时期的斗争相提并论。

漂亮的战斗令他容光焕发——他曾取笑过国会参议员，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行其是”——他也对他的敌人们充满鄙视之情。1936年10月里的一天，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对兴奋的人群发表演说时，说道他的对手们“众口一词，全都恨他”，然后他戏剧性地顿了一顿，接着才说道：“但我欢迎他们的憎恨！”还有一次，他经过华尔街时，人们开始对他起哄，还有一次是回剑桥时，哈佛的学生聚在一起，想亲眼看看这位最著名的校友，最后目送他的车队渐渐在视线中消逝。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罗斯福始终都能继续走好他自己的路，向两边的人群挥手致意，笑容温暖。出人意料地，他开始敬仰起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这位总统和他一样，曾遭到富人们越来越多的憎恨。

在政治上，他把自己的立场描述成“中间稍微偏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自由主义VS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其实他的处世哲学一点也不自以为是，相当乐意试验各种政策，或和国务卿辩论，或揶揄那些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说话都用“术语，全部都是术语”。不过说到底，罗斯福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一些批评他的人坚持政府预算必须平衡，他立马炮轰回去：“见鬼的平衡，预算平衡不会让人们去工作。我照顾好失业的人，才会考虑平衡预算！”其实，事实无可争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几近崩溃的边缘；两党的力量似乎都耗尽了，无力扭转乾坤；自由市场体制的轰然崩塌成为极其现实的考虑；成百上千万的民众转而拥簇像休伊·朗（Huey Long）和神父柯林（Coughlin）这样的政治煽动者，他们是穿着花衣裳的吹笛手，满口谎言，蛊惑人心，是动荡与不安的应时产物；社会与人类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就是在这种时候，罗斯福站了出来，挽救了整个民主体系。而如今，战火重新在世界横行肆虐，同盟国郑重地召开德黑兰会议，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他在国外，还能同样做到力挽狂澜么？

战争期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直都是。

最后，罗斯福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个人魅力在德黑兰一行中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收获。一个温暖的周日，下午3点，晴空无云，斯大林一个人出来散步，在外面遇见了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后者一路护送他到一间会客室，罗斯福已经等在里面了。斯大林个子并不算高，留着一头粗硬的灰发；脸颊上有麻点，一望面庞便会知道他饱经风霜；因为抽了好多年烟，牙齿有点发黑；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束腰外套，胸前别着一枚列宁勋章。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身上则是一套潇洒的蓝色商务西装。斯大林朝他伸出了手，罗斯福才惊觉这是一个多么强悍的人。（“他是个身材很矮小的男人，但此刻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看起来格外威武。”一个美国人曾这样写道。）罗斯福同样也注意到，斯大林看着他的目光变得“好奇”起来，盯着他干瘪的双腿和脚踝看了看。

有一点，罗斯福终其一生都非常自豪。他总是能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盟友和对手们建立起某种联系，这回，他决定也要与这位苏联的掌权者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当然，他本来可以做到的，但这次会晤风险实在很大。斯大林不受道德束缚，也不会感情用事；他也是个难以预知的盟友，战争刚打响时，他还是希特勒的伙伴，直到纳粹背叛了他，忽然入侵苏联。而且迄今为止，斯大林还一直愤怒地强调，苏联付出的生命代价高得不成比例，美国人因此怀疑苏联有可能与德国单独议和。这的确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役，苏联就牺牲了100余万人，比美国在二战中牺牲的全部加起来都要多。但勇敢和牺牲不只有一种形式。多亏了罗斯福，美国及时援助的物资和军需品对苏联的胜利成果来说同样万分紧要。仅在1942年后半年，美国就向斯大林火速支援了1.1万辆吉普车、5万吨炸药、6万辆卡车、25万吨航空汽油、45万吨钢铁，很快还会有5000架战斗机和200万双靴子抵达苏联，让苏联红军能够在斯大林格勒碎石遍地、积雪重重的旷野英勇战斗。是美国人提供的轮胎，让苏联人的卡车还能继续开；是美国人提供的燃油，让苏联的战机还能继续飞；是美国人提供的毛毯，让苏联的士兵身体回暖；是美国人提供的食物，喂饱了这些战士——数百万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苏联，有小麦、面粉、肉和牛奶。可就是这样，斯大林这位苏联元帅还笃信，他的盟友们必须为了战争，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他强烈要求英美两国登陆为纳粹所占领的西欧地区，尽快对德直接作战。这一点，罗斯福倒是相当赞同他。

但丘吉尔对这个想法不太感冒，他更偏向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从那里着手，或是把目光聚焦在地中海地区。美国此前的海军实力还远远不够，罗斯福别无他法，只能延缓实施这个战略；直到美国有了足够多的货船、油轮、驱逐舰和护航舰，他才同意发动一次需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重要袭击。不过现在，1943年即将结束，军队还是以大陆本土作战为主，盟军的每次突袭都变得无比重要。战争的胜利，已是触手可及。

最后的风暴很快就会如浪潮般地向欧洲袭来。罗斯福会见斯大林时，就已在考虑未来了。

实际上，德国悍然攻破波兰边境的那一刻，罗斯福就非常想亲自见见斯大林本人了。他常常说，让他仔细瞧瞧别人的脸比认真听完一场会议都管用。多年以来，即使当上了总统，他也不喜欢依赖那些长长的纸面公文。虽然他时常打电话与人交流，并将其视为必不可少的联络命脉，但他的私人秘书格蕾丝·塔利（Grace Tully）提到，罗斯福还是更喜欢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丘吉尔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多次创造机会，能和罗斯福当面坐下来谈谈，以期巩固英美关系。但到目前为止，约瑟夫·斯大林仅仅委派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I.Molotov）到访白宫，这位代表同样让人难以捉摸。对罗斯福来说，这远远不够。所以直到德黑兰之行的第一次会晤，他才有机会和斯大林元帅一起坐下来，不那么正式地，面对面地促膝长谈。而这次谈话的地点，则是罗斯福的住处。

罗斯福热情欢迎了斯大林，一再重复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期待与他的碰面。意外的是，斯大林回以亲切的问候，语气十分温和，态度甚至很谦逊，并且一再解释，他此前军务缠身，走脱不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与罗斯福会晤。寒暄过后，他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两人主要围绕全球事务洽谈起来。说实话，罗斯福很想和他聊聊军事问题，但他首先要探讨的还是两国之间长期的外交关系。为了照顾斯大林的情绪，他先关心了一下苏联东部的前线战事，毕竟苏联眼下正承受着德军惩罚性的进攻。斯大林回答他的原话则是“情况不是太好”，接着又道，德国人在增兵，调了更多部队过来，红军快要守不住某个极其关键的铁路枢纽了。罗斯福听言，巧妙地提了一个问题：可主动权不还是掌握在苏联军队手中吗？斯大林点点头，承认了这个事实。

在罗斯福的敦促下，他们谈起一些更宽泛的事务来，关于法国、印度支那地区及印中两国。罗斯福一次又一次把话题引到外交关系上来，而且数次打算谈谈战后世界的问题，尤其是他自己的一个构想，即由美、苏、英、中四大巨头组建一个国际组织，共同管理战后世界。可惜时间过得飞快，他们已经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的话头几乎刚露出来，这场私人会晤就不得不结束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他们彼此先试探试探对方，可对罗斯福来说，这点时间根本不够他加强自己与斯大林的任何“私人联系”。

三位首脑人物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安排在下午4点，地点是苏联大使馆的大会议室。

领导人和他们的幕僚在一张圆橡木桌旁落座。这张圆桌是特别定制的，这样可以免去谁坐上首、谁坐下首的问题；不过就这场会议而言，无论怎样安排座次，都不能避免各方极力为自己谋图最大的利益。与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极大，所以纷争在所难免。会议也没有固定议程，他们想讨论什么，就可以讨论什么；不喜欢什么话题，就可以尽情回避。其实会议室内部的陈设布置，不太适合阳光和煦的德黑兰，或许放在寒风凛凛的莫斯科更合适。厚厚的窗帘随风鼓动，几面墙上垂着大幅的挂毯，甚至连座椅的尺寸都太大了。每位领导人都带着他们的助手一起到场，而罗斯福的助手乔治·马歇尔却不见踪影；原来，他搞混了开会时间，这会儿还在外面观光游览呢。

丘吉尔和斯大林事先就达成过共识，一致同意由罗斯福率先发话，以示尊重。

罗斯福当时62岁，他先说了些俏皮话向苏、英两国年纪稍长的首脑致意，而后着重提到：“我们第一次能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赢得胜利。”接着轮到丘吉尔发言。困于感冒，他声音嘶哑，没有平日里那么洪亮，但依然字字珠玑。他说，他们三个代表“当今世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表示“此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更该做的是取得胜利，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则是全人类的未来福祉”。斯大林的开场白就有点敷衍了事，他简单说了说同盟国三方“潜在的合作”，接着就加重语气强调：“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该进入正题了。”——换句话说，他想讨论的就是美国和英国反攻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对德直接作战一事。

美国人反过来又说，在苏联向太平洋战场投入兵力这件事上，希望斯大林至少能点头表个态。提到这一点，斯大林就含糊其辞起来，说欧洲战场把苏联牵涉得太深，他腾不出手来解决日本的事情，不过一旦把德国打垮，他就会向远东进军。能有这样的答复，罗斯福表示自己够满意了，随即又话锋一转，重新提起欧洲第二战场的一应事情来。他强调，盟军应该坚持英美两国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决议，第二年5月登陆作战；他还指出，一直到晚春时分，海峡地区的天气都会非常恶劣，会妨碍盟军登陆。“英吉利海峡地区的气候真是太不讨人喜欢，”他如实评价，立时又意识到斯大林的顾虑，因而紧接着就添了一句，“但不管天气有多恶劣，我们都会克服困难，成功登陆。”

丘吉尔还记得，英国曾独自承受着德国狂轰滥炸的那段沉郁的日子，至今过去还不到三年。一提到英吉利海峡，他便烦躁地插了一句：“我们还庆幸这片水域如此招人腻烦呢，它帮我们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德国人。”

罗斯福进一步商酌了更多细节，把这次横渡海峡登陆战的代号定为“霸王行动”（Overlord）。那么根据既定的时间表，美国和英国可以出哪些力，协助分散德军的兵力，减轻苏联红军的负担呢？斯大林面无表情，不停地抽着烟。他有自己的想法，主张盟军可以先袭击南部地区，以此作为先导，再从法国北部抢滩登陆。他尖刻地提醒，苏联前线仍然是战争的中心地带。他还说，通过一系列战役，德国人的教训让他明白，只从一个方向出兵的话，获胜的可能性很低。两面夹击可以迫使德军分散兵力，而两方顺利会师时，盟军又能连成一气，实力大增。也许这个想法，正适合当下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随即抓住了其中的要义，丘吉尔却犹豫不决起来。眼下，他还不想从意大利抽调全部兵力。为此，他曾提议过另一个替代方案：从地中海东部出兵，甚至可以考虑引诱土耳其参战。但斯大林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的东部路线毫无用处，阿尔卑斯山天险固若金汤，不取道法国南部的话，对德国根本构不成丝毫威胁。这一回，罗斯福忽视了丘吉尔的意见，选择支持斯大林。丘吉尔也没有觉得太难堪，温文尔雅地退让了一步，说道：“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如果为此就欺骗自己，说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一致，那么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其间，罗斯福也恳请军事参谋们立刻拟定袭击法国南部的出兵计划，更好地协助原定的登陆作战方案。

就这样，这个下午所剩的时间都交给了“霸王行动”和相关的战术研究，直到三国首脑准备休息，要用晚餐。餐后不久，他们就会重新召集，继续开会。

罗斯福出面设席，款待参会的三国代表。过去几个小时里，总统先生的菲律宾厨师已搭好了烹饪炉灶，开始准备经典的美式晚宴，诸如烤牛排和烤马铃薯。美国人的食物必须在美国人的厨房里准备，这会儿特勤局才如释重负。当初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所有摆上桌的食物和酒品，必先经由军医检查，而后在重重护卫下，由专人端送上桌，防止有人乱动或投毒加害。

等三人都坐好，罗斯福就开始调制鸡尾酒了，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把这一刻称为“孩子般的时光”。他调制的鸡尾酒往往随意搭配，基酒和其他辅料的混合变化不定，这算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嗜好。这一晚，罗斯福往一大罐冰块里倒了许多味美思酒（Vevmouth），这种酒“香气怡人，略带苦味”，接着又加了少许杜松子酒，用调酒棒“快速”搅和，最后给每位都倒了一杯。斯大林很给面子地喝光了，不过直到罗斯福眼巴巴地问他喜不喜欢，他才说道：“不坏，味道挺说得过去，就是觉得胃有点冷。”其实相比伏特加，他更喜欢葡萄酒。

用过开胃酒，佐以正餐的就换成葡萄酒和波旁威士忌了。他们频频举杯，餐酒也由侍者不停地奉上。

然而，他们的和谐也只是表面的，讨论时实则处处暗流汹涌。这顿饭用完，如何处理战后的欧洲再度变成了焦点问题。斯大林从来都瞧不起苏俄的欧洲宿敌，不由得掌握起会议的节奏：他又旧调重弹，提到了和罗斯福私下会面时那些话。这一次，他公然当着所有代表的面，严词谴责法国人。他抨击道，法国的整个统治阶层都“烂到根子里了”，他们根本“不值得盟军关心”，也不应该“拥有他们自己的帝国”。丘吉尔却始终在毫无保留地替法国人说话，坚信法国会重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罗斯福本来想当个和事佬，但徒劳无功。有关法国的议题在不断发酵，斯大林紧追不放，说到更多关于德国的核心事宜，他赞成“肢解德国，给他们最苛刻的待遇”。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德意志军国主义掐死在摇篮里。

尽管斯大林被苏联当局美化得神乎其神，但他仍旧是那个斯大林，稍微批评一下苏联社会制度，就会被视为是对苏联的冒犯。当年他在翻阅那份肃反死亡名单时，曾对自己喃喃自语：“十到二十年后，还有谁记得这帮乌合之众？没有人！”而此刻，为了强调他的立场，斯大林提到了苏联关押的那些德国战俘，他说自己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滥杀无辜，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战俘们的回答很简单：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随后，这位苏联元帅又开始说教，提起了他在德国的亲身经历。

1907年，斯大林去莱比锡参加一次工人大会。奇怪的是，200名德国代表竟然没有到场，原来是因为在德国上火车前，车票必须打孔，而那天负责打孔的铁路办事员没有来上班，所以他们的票就没有打孔，也就登不上车。斯大林感慨，德国人在精神上太盲从权威。（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对这番颇具讽刺意味的话都不置可否。要知道，斯大林本身就是靠枪管来行使他的绝对权力。）很明显，他在试探两位盟友，试图弄清楚，在战后惩罚和重建德国的问题上，他们的底线究竟在哪个位置。为此，他甚至表明自己不同意罗斯福对希特勒的看法，觉得希特勒不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而是一个很聪明的男人，通过很原始的办法就攫取了无上的政治权力。

言及此处，罗斯福终于决定把正题引回来，先搁置这个针锋相对的话题，说说如何进军波罗的海才是正经事。这会时针指向晚上10点半，他正准备开口，却突然发现自己一个词都说不出来。会议室里也随之安静了许久。

其他人无不感到惊骇，罗斯福急得都红眼了。就在同时，他脸上“汗滴如豆”，汗珠涔涔而下，随后“一只手颤颤巍巍地抚上自己的前额”。

屋里寂然无声，在场的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齐齐注视着罗斯福。他显然遇到了大麻烦。

哈里·霍普金斯几乎什么都没说，直接就从位子上跳了起来，当即推着罗斯福跑回总统房间。罗斯福的医生、海军中将罗斯·麦金太尔当时正在外面吃晚饭，一听到消息，就火速赶了回来。

事情发生时，在场的人当中只有麦金太尔知道三年前总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是1940年的一个晚上，同样也是在用餐期间。这一次会重演那可怕的一幕吗？总统会倒在世上最强势的一群领袖之中吗？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根本不敢让罗斯福抱恙在榻。他们承担不起这种后果。

麦金太尔回到了罗斯福的房间，匆忙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罗斯福解释说，晚餐结束后，他就觉得头晕。麦金太尔的诊断草率得实在出人意表：他说，这次发病是因为消化不良，胃气过多。他给罗斯福开了一些药，来缓解他的症状。看来，就算总统先生远不是因为消化不良突然发病——实际上病因的确没这么简单——麦金太尔分明也不想深究了。到第二天下午来临，罗斯福再一次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向他阐述了自己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而后丘吉尔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新一轮的会议开始了。

然而，就算美国人能继续平静地进行会谈，关于罗斯福，这一晚无疑给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而对丘吉尔和斯大林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健康并不总是常驻的。

罗斯福的消化不良看起来“彻底好了”。据当时一起到访的美国随员的说法，他恢复得“和先前一样机敏”。但会议的议程却停滞在越来越棘手的跨海登陆作战问题上。丘吉尔依然举棋不定，他很担心一次直接反攻会“彻底摧毁文明”，让欧洲大陆变得一片荒凉。罗斯福方面则还没有能力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投入大量的兵力，他盼着大家能集中关注战后世界的规划蓝图和成立国际组织的构想，以此解决无休无止的争端。而斯大林的脑中则回放着红军战士顽抗纳粹、最后在无情的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画面，屡屡把话题转回“霸王行动”。无论是用红铅笔在本子上信手涂满狼头，还是冷漠地坐在那里，嘴里叼着根雪茄，他看起来态度都极为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要求确定一个具体日期来，到底是在5月的哪一天，因为罗斯福此前保证过这一点；他还要求任命一名作战司令官。最后，他甚至神色严肃，极其尖锐地问罗斯福，司令官叫什么名字。尽管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主要候选人乔治·马歇尔将军就在会议上，罗斯福还是承认，他没有最后决定好。

这个结果让斯大林觉得不过又是一种拖延，他格外愤怒：“那到底得怎么运作这件事，我们根本什么都讨论不出来。”

议题又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身上弯了弯，才重回“霸王行动”。斯大林开始责难丘吉尔：“英国真的相信登陆计划吗？还是说，你只是为了让我们苏联人心安，才空口说说而已？”丘吉尔咬着他的雪茄，不禁怒目而视，强硬地答复他：“英国会使出浑身的劲来反攻德国，我们一定会强渡海峡，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责任。”情形与前一天相仿，这一天的会议就在丘吉尔掷地有声的回答中结束了。

其后，这位懊丧的首相大人，私下里还是忍不住回了一句嘴：“该死的！”

现在，轮到斯大林招待晚餐了。

他们彼此敬了许多轮酒，餐桌上也摆满了经典的俄国菜式——餐前冷点心、热罗宋汤、鱼肉、肉类拼盘、沙拉、糖渍水果拼盘，还有餐后水果。当然，佐餐的伏特加和上等葡萄酒是少不了的。酒过三巡，斯大林又开始刺激丘吉尔。他一会儿“取笑”他，一会儿“拿话激他”，乃至说得太过，暗讽丘吉尔对德国还抱有善意，企图避开战争秘密和解。其实，丘吉尔才是率先反对希特勒的那个人，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强硬。斯大林无视了这个事实，一味在口头上冷嘲热讽。罗斯福总是在制止他，不过偶尔也会搭话，跟着斯大林一起开丘吉尔的玩笑。这番“辛辣”的对话还在升温，直到斯大林还击丘吉尔，说德国总参谋部的所有人“都必须清算”，希特勒所有军队都“仰仗那5万名参谋和技师”，要是战争结束时，能把他们“围捕在一起，统统枪毙掉”，德国的军事优势就彻底没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还挂着“讽刺的微笑”，“并得意洋洋地挥着手”。可不知道是丘吉尔的翻译没有弄懂苏联领袖表面上的幽默，还是丘吉尔实在受够了这种假模假样的诙谐，他怒不可遏，冷冰冰地回敬斯大林：“英国议会和英国民众都不会容忍过度的杀戮。这些人受战争狂热情绪的影响，虽然支持纳粹开战，但第一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就反过头来猛烈抨击那些要为此负责的人了。”

丘吉尔又道：“我宁愿现在就被人带到花园里举枪自尽，也绝不愿意自己和祖国因为这样的恶行而蒙羞。”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斯福，不得不站出来斡旋，给斯大林明显的幽默之语添上一个结尾。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也不支持斯大林元帅所说的5万这个数目，所以就只“枪毙掉4.9万人”吧。

当然，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谈及人类清算，在这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甚至与整群整群在波兰黑暗的森林里被屠杀的无辜平民相比，其实5万看起来都是个很小的数字。

第三天，各方都找到了达成共识的办法。斯大林略带生硬地暗示说，如果1944年没有成功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的话，疲顿的苏联会考虑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无论这一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斯大林的这番开场白还是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在这轮较量中，丘吉尔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午餐前，罗斯福和丘吉尔联手宣布“霸王行动”成为正式的作战计划，并且可能会分兵袭击法国南部。而苏联方面则答应，五月时他们也会在东线对德国发起一次进攻。

丘吉尔身体还是不舒服，支气管炎和间歇性发烧一并向他袭来，令他苦不堪言。尽管如此，轮到他时还是举办了一次正式的晚宴。巧的是，11月30日这天恰是他的69岁生日。宴会上，英国人盛装出席，全然是一身英伦风格的传统礼服；水晶酒杯和银器在烛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戴上了黑色的领结。敬酒的礼节也随之变得讲究、繁琐，多数时候，主动举杯的那个人需要绕桌一周，主动走到受邀者面前碰杯。

其间，罗斯福朝丘吉尔的女儿莎拉敬酒，祝她身体健康；可起身走到莎拉面前，并鞠躬与之碰杯的人竟然是斯大林。莎拉迟疑片刻，最后还是离席走到罗斯福面前，主动与后者碰杯。富有魅力的罗斯福幽默一笑：“亲爱的孩子，我本该向你走过去才对，可惜我走不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斯大林站起来，破天荒地向美国公开致谢，感谢美国给予苏联的大量援助，让苏联红军得以保持战斗力。他的原话是：“我非常想告诉诸位，为了打赢这场仗，总统先生都为我们贡献了什么。”他甚至还直言不讳地承认，要是没有租借法案，他们“必然会打输”。

下面该轮到丘吉尔表现的时间了。他左边坐着斯大林，右边则是罗斯福。丘吉尔动情地回忆道：“我们被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次大战之中，却能合力控制世界上接近全部的海军，四分之三的空军，指挥近2000万士兵，”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1940年夏天，我还是孤军奋战。回望这三年来熬过的漫长时光，我真是忍不住想庆祝一番，我们正大步迈向胜利。”

席间最后一通即兴演说，则出自罗斯福之口。此时已近凌晨2点，他兴奋难耐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一边激动道：“我们三个国家，风俗各异，人生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此刻我们相聚在德黑兰，这证明无论彼此的治国理念有多么不同，为了我们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我们依然能和睦相处，并肩坐在一起，亲如一家人，一致对外。”

然而，不管而今共聚德黑兰的三国有多亲睦，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求同存异式的和洽仍是昙花一现。因为还有更多的战争将和那些高深莫测的道德悲剧一起到来。

这是罗斯福在苏联使馆待的最后一晚了。他回到房间休息时，不禁感到几分焦躁，因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没有达到：和斯大林建立长久的私人友谊。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发现苏联的这位掌权者“一丝不苟”、“倔强顽固”、“太过严肃”、“从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一点人性”。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他简直意气全失。随后他突然想起来，前两晚，他冷眼看着斯大林对丘吉尔嘲弄个不停，针尖对麦芒，明显乐在其中。没错，他也加入了，但他还是很克制的。斯大林毫不客气，丘吉尔也会大叫大嚷地回嘴，而他大部分时候只是好脾气地听着他们吵，抑或出面调解双方，抑或火上浇油，开个玩笑缓和下气氛。会开到最后一天，为了谋求政治收益，他决定不这么做了，该换条路子试试。他得痛快地奚落奚落丘吉尔才行。

最后一天早上，在去会议室的途中罗斯福追上了丘吉尔，告诉他：“温斯顿，我待会得做点什么，我希望你到时候不会生我的气。”丘吉尔多少有点惊讶。就在几天前，他刚和罗斯福在开罗共度感恩节，还一起在私人晚餐会上切了两块火鸡肉，听着假日音乐，共饮香槟，吃南瓜馅饼。刀光剑影，戎马倥偬，战争中的友谊格外难忘。不过，丘吉尔在英格兰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就非常顽皮，他根本不需要多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罗斯福后来还记得，当时丘吉尔有点被他弄糊涂了，却只是把雪茄换了个位置，嘴里“嘟哝了一声”。

罗斯福一进会议室，就推着自己的轮椅摇到斯大林旁边，周围坐着的全是苏联代表。他这个出场略带狡猾，甚至还显得很亲密，好似把这位苏联领袖放到了最信任的位置上；但斯大林还是一脸冷漠，无动于衷。接着罗斯福伸出一只手掩到嘴上，像要来一场掩人耳目的私语似的，轻声笑道：“今天早上温斯顿脾气很暴躁；他起床的时候，起错了边。”苏联翻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斯大林的眼里不禁滑过一丝笑意”。罗斯福当即意识到，自己这个药下对了症。所有人都坐好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戏弄丘吉尔，嘲笑他这个“典型英国佬”的“古板性格”，取笑他“雪茄不离手，生活习惯混乱”。罗斯福发现丘吉尔的脸涨得通红，怒容满面；他说得越多，斯大林笑得越开心。后来，他回忆道：“斯大林忍不住一阵狂笑，他笑得爽朗极了，那是我三天里头一次看见他笑成那样。”罗斯福破冰成功，彼此的疏远终于不见了。

罗斯福口头不饶人，又暗自狂喜，甚至冒昧地当面管斯大林叫起“乔叔叔”来，而后者竟然也丝毫不觉得受到了冒犯。至于丘吉尔当时什么感受，就没有人记录下来了。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既是罗斯福的粉丝，同时又欣赏苏联人，他当时也在场。对罗斯福这样的举动，他也许能提供最生动的描述：“别人的尴尬不适总是令他觉得有趣。”

这次会议相当成功。罗斯福离开了德黑兰，飞往开罗；丘吉尔也是这个安排。在短短的四天内，他们顺利商定好“霸王行动”；讨论了是否有必要成立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经过长时间磋商，敲定了波罗的海诸国今后的命运和战后德国的立国形态；他们谈到了芬兰的战争赔款，还有如何说服土耳其入伙。美国国务院带来了中欧地图，他们在地图前挤成一团，热火朝天地磋议波兰的流亡政府以及富有争议的边界问题。

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掉，其中就包括罗斯福未完的决定；就整场战争而言，这将是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12月5日，他终于公布了这个众人期待已久的决定，宣布谁将最后负责“霸王行动”和诺曼底登陆，正式任命了盟军此次联合作战的最高司令。他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此刻正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总统姗姗来迟的任命。在罗斯福眼里，马歇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最有军事造诣的指挥官；他去德黑兰开会时，也是马歇尔陪了他半程。马歇尔深知，几乎每一个信号都在暗示，人选非他莫属；他自己也十分渴望得到这个职务。实际上，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甚至亲自祝贺他即将到手的任命。但罗斯福考虑得越多，就越觉得他的身边不能没有马歇尔谨慎又明智的忠告。他希望马歇尔能留在华盛顿，而不是远赴战场。当然，这个决定无疑极为冒险，恐怕也不值得这么做。周日早上的晚些时候，罗斯福把马歇尔叫到了他的住处。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他总算开口问他，想在“霸王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沉默寡言的马歇尔永远都是名优秀的士兵，他答道，这是总统该决定的事情。“那么，就让艾森豪威尔去吧。”罗斯福轻轻说道。为了督促事情早成定局，他随即一边口述，一边指示马歇尔把这封给斯大林的信笔录下来。马歇尔将军落笔成章，勉强把罗斯福给自己下属的任命写出来：“已决定即刻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霸王行动’总司令。”他写好后，罗斯福在最后添了一个感叹号，冷静地加上了自己的签名。事情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后来，马歇尔把这张签过名的短笺作为纪念品送给艾森豪威尔，并附解释：“这是我仓促之间写下的。”

这就是新一年的开端，接下来的一年将充斥着各种命运攸关的决策。不过，这位疲惫却不失自信的总统还得先回到千里之外的祖国。

回程途中，罗斯福原本打算取道那不勒斯，去慰问一下驻防在那里的军队。但那不勒斯仍旧战火纷飞，在众人劝阻之下，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前往马耳他和西西里岛。在马耳他，他向当地抵抗纳粹的居民们赠送了一块纪念匾；在西西里岛，他检阅军队，为战争英雄授勋，还和派头十足但总爱惹事的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将军谈了谈话，这位将军最近刚掌掴了一名士兵。随后他又去了一趟摩洛哥，最后坐船横渡大西洋。

12月17日，罗斯福终于回到了白宫；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在国内待过了。平安夜前夕，他北返家乡，抵达海德帕克镇，准备在那里就德黑兰会议跟全国民众进行一次炉边谈话。他身边摆满了麦克风和强弧光灯，通过这次谈话，他要对民众进行最后反攻的动员，坚定他们抵抗纳粹的决心。他提到，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美国必须“对德猛力反攻”。“我们不得不等着那份死亡名单来临——战死的，受伤的，还有失踪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为了赢得胜利，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结束之日，也并非一望可知”。

1943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悄然走近了。对罗斯福来说，圣诞节就是听人唱一唱圣诞颂歌，再由他自己为大家朗诵一段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圣诞颂歌》（ A Christmas Carol ） 。可这一年纽约州北部天寒地冻，罗斯福待在家里，又被病魔击倒了：他不幸患上流感，除了咳嗽，全身还隐隐作痛。他的体温居高不下，感觉自己“将穷途末路”。其实十一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家人重聚海德帕克，在祖居共度圣诞节；因此他决定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每分每秒。花环与红丝带点缀着华盛顿高档酒店和政府官员们的宅邸，海德帕克的上空，绽放出绚烂多姿的烟花，人们畅饮蛋酒、饮料，享用美味的小蛋糕。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里有一名年轻的律师还在加班，他在为上司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部长草拟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题目很长，但也令人万分震恐——《致部长报告：美国政府纵容犹太大屠杀》（ 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n the Acquiescence of This Government in the Murder of the Jews ）。

尽管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先后商定了作战计划、重建国家和战后和平等问题，可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纳粹对犹太人有计划的屠杀暴行。新年伊始，这份措辞严厉的铅字报告很快就会送到财政部长手上，而后就会交由总统亲自批阅。 knfn/TCE3qoZTxYcE8ORcuyqcev2V5w5iJ7mHtItE10hNo+gcN3bFcxSakICF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