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美国政府纵容犹太大屠杀”

战时峰会和军事谋划期间，面对前线发回的令人震惊的报告和同盟国争吵不断的消息，加上麻烦不断的国内情况，罗斯福始终保持沉默。诚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有那么几次，他的耐心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我收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建议，”有一次他坦承道，“我的脑子简直要裂开了。”有时他也不免会抱怨自己的难处。每一天都有大量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血腥的战争过后到处都是成堆的尸体。每一天，他都会收到手下受伤、阵亡或被俘的消息。三年多的战争过后，62岁高龄的罗斯福罹患多种并发症，他的嗜睡症经常复发，或是呼吸浅促，心律不齐，偶尔还会感染使人虚弱的流感。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他似乎是块“硬骨头”。他的精力——更准确地说是他的意志——永远不会衰竭。他总是开怀大笑，把头歪向一边的习惯动作富有感染力。他那会心的笑容和随时随地说故事的本领表明，他的生活似乎总是无忧无虑。在例行的鸡尾酒时间，他总是开怀畅饮。诚然，他不得不取消一些热爱的消遣活动。以前他总会在上床睡觉之前摆弄几个小时的邮票，现在不得不研究坦克生产或诺曼底登陆的准备情况。以前，他经常会在傍晚的时候在白宫泳池里泡上一会儿，现在，被助手和大量文件包围的他不得不处理堆积如山的工作——备忘录、绝密文件、人事投诉和公众来信，每天大约有4000件，而且似乎没完没了。从生活方式来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万人迷”。他偶尔会极度陶醉于个人荣耀——像个爱慕虚荣的歌剧女王，似乎无法忍受长时间离开镁光灯的生活——但他的政治领导力是无可争辩的，他内心对美国人民的热爱也是毋庸置疑的。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一路走到现在？一方面，战争的巨大天平正在坚定地向着盟军一方倾斜，越来越多的利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盟军针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拉开了一场复仇之战：美军飞机在白天轰炸德国城市，英军的行动则在夜晚展开。另一方面，罗斯福总是能够找到让自己放松的方法。在他挚爱的鸡尾酒时间，任何有关政治或战争的话题都被严令禁止，电影他总是看不够，还有纸牌游戏，他很喜欢赢。他总是尽力把日程安排在白宫。当他感到有必要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做——就会前往海德帕克过周末，在那里，他总是很晚才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工作，还经常悠闲地开车到乡下去，那些地方让他感觉良好。

但是接下来，纽约发生了一起为欧洲犹太人请愿的群众集会，于是他接见了史蒂芬·怀斯。7月22日，他在白宫办公室与波兰地下党成员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有些时候，要把错觉抹除掉不容易，这一点在那些对犹太人的困境视而不见的国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随着7月临近尾声，百慕大会议的不作为引起了人道主义者的反感，他们决定亲自出马。整整3天，大约有1500人聚集在曼哈顿的科莫多尔酒店（Hotel Commodore），商讨帮助那些在纳粹占领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的行动方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行动并非由怀斯发起，而是由彼得·伯格森担任发起人。一群令人钦佩的演讲者相继上台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在会上慷慨陈词。还有一些著名作家，如马克思·勒纳（Max Lerner）和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他们也滔滔不绝，一针见血。就连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也通过电话参与了这次集会。

一般情况下，总统会在危机爆发后采取行动。迫于公众压力，罗斯福为此次集会发来了一条电文，在会议结束时公开宣读。但总统的承诺含糊不清，用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话来说，就是“意向不明”且“不置可否”。他反复强调当局为营救欧洲犹太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但与会代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进一步承诺，政府的行动将不会停止，直到纳粹政权被彻底击垮，然而与会人员不禁要问，所谓的“努力”究竟是什么？等到纳粹政权垮台的时候，犹太人还活着吗？

曾经对犹太人的境遇表示同情的埃莉诺·罗斯福也向这场紧急会议发来了一条电文，但是这一次她也有些离谱。她坚持自己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但不确定眼下能够拿出什么可行的计划。接着，她搬出了在美国国务院演讲时常用的那套说辞。她坚称，美国人对于轴心国在犹太人身上实施的暴行感到震惊和意外，愿意竭尽全力减轻欧洲犹太人的痛苦，并帮助他们在其他地方重建家园，前提是犹太人能够及时撤离。

但是他们眼下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而且不见得会妨碍盟军的军事行动。在如坐针毡的三天里，所有救援支持者共同拟定了一份细致的清单。市长拉瓜迪亚指出，美国政府早已错过了向移民敞开大门的时机。他坚称：“我们的政府只有首先做出表率，才能敦促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但首先，发言者强调，美国政府有必要尽快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营救犹太人的具体机构。该机构将与官僚派系斗争，培植政治势力，并承担长期存在的风险。前总统胡佛考虑得更加长远，他指出还要采取额外手段，包括盟军应为那些成功偷渡到中立国家的犹太人提供保护，在中立国开放更多的难民避难所，向轴心集团的附属国施压，阻止他们驱逐犹太人。此外，他们还建议在中东国家开展斡旋，以迫使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接纳更多犹太人。

会议结束时，一个名为“紧急委员会”的新机构应运而生。

委员会的领导人彼得·伯格森于8月中旬同埃莉诺·罗斯福私下会面。他代表犹太人由衷陈情，给埃莉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一早（1943年8月8日），她在《我的一天》专栏中写道：“遇害的犹太人比例远超联合国中任一成员国的人员损失。我不知道该如何拯救欧洲的犹太人，也不知道如何为他们找到家园，但是我知道，如果任由错误继续而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受害者。”当然，埃莉诺没有呼吁采取积极行动，但重要的是，她将伯格森的信转交给了总统，信中简要陈述了建立一个特殊的政府救援机构的必要性。

但心烦意乱的罗斯福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给埃莉诺回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我认为眼下无需做出答复。——FDR”

犹太人再也经不起等待了。

这一点显得尤为真切，尤其是在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接见了32岁的波兰地下党领袖扬·卡尔斯基之后，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发生在波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扬身材颀长，面容英俊，勇敢无畏，眼神敏锐，而且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战争早期，他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中，差点被折磨致死，为了保命他砍伤了自己的手腕，防止泄密，但又奇迹般地被波兰突击队营救出来。现在，操着一口德语的卡尔斯基与犹太领袖合作，承担起侦查犹太贫民窟和灭绝营真实状况的危险任务。起初，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戴着蓝色的“大卫之星”，伪装成犹太人潜入了华沙的犹太隔离区，他描述：“我们穿过泥浆和瓦砾，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希特勒青年团在那里比赛搜寻犹太人，一个个都兴高采烈。”接着，他穿上了爱沙尼亚民兵的制服，偷偷潜入到他以为是贝尔塞克集中营的地方，但真正的贝尔塞克集中营坐落在华沙东部100英里左右，隐藏在波兰的西部地区。实际上，他所到的地方可能曾经是伊兹比卡（Izbica）的一个转运点。每一个被送往这里的犹太人都难以逃脱被屠杀的命运，他知道一般的报告都会这样写。但他们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杀害？

他决心找出第一手资料。

亲眼目睹了纳粹的暴行之后，他坐上了穿越欧洲的列车，从华沙出发，经由柏林到维希法国，再到西班牙，然后回到伦敦，他把存有报告的微缩胶卷塞进一把普通的钥匙柄中，里面藏有数百份文件。

他的侦查触目惊心。在距离集中营1英里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令人恐惧的呐喊、枪声和尖叫，这让卡尔斯基目瞪口呆。而在集中营里，他见到了混乱、悲惨和极其可怕的景象。他看到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坐在地上浑身颤抖，一言不发，身上连半块布片也没有。他看到年幼的孩子穿着褴褛的衣衫独自蜷缩在一角，用惊恐不安的大眼睛仰头看着他。他看到每天晚上都有2000名到3000名饥肠辘辘、被剥夺了人性的犹太人被迫睡在寒冷、潮湿和阴冷的露天处。他看到德国人花了整整3个小时，轮流晃动手中的步枪并扣动扳机，将130名哀嚎痛哭的犹太人塞进货车车厢，这些车厢本来至多只能装进40名士兵，总共有46辆车。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在生石灰中窒息，痛苦地死去，厚重的白色粉末吞噬掉了他们的骨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热心的德国人爱德华·舒尔特在战争早期的期盼也是波兰人扬·卡尔斯基最终的希望——希望美国能够采取行动。

卡尔斯基明白，大多数美国人很难理解希特勒肃清犹太人的范围有多宽泛，又有多野蛮。实际上，当他会见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时候，目瞪口呆的法兰克福特也表现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尽管他本人也是一名犹太人。卡尔斯基后来写道：“我知道许多人不相信我，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丝毫夸大。我没有其他的证据，没有照片。我只能说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就是事实。”很明显，这绝不仅仅是美国国务院口中所称的间接伤害或战争意外带来的不幸。当罗斯福揶揄地询问，卡尔斯基有关犹太伤亡人数的公开报告是否准确时，他回答说：“我确信这一数字没有丝毫水分。我们的地下组织可以肯定，德国人打算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

他告诉总统，180万名波兰犹太人已经遭到屠杀，如果盟军不出手干预，几个月之后，波兰的犹太人就会灭绝。盟军能做些什么呢？卡尔斯基建议采纳舒尔特早前提出的策略：针对“所有能找到的”德国平民进行报复。

罗斯福详细了解了波兰的游击运动以及德国士兵的士气状态。之后，卡尔斯基逐一列出了一长串集中营的名字，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

据说，卡尔斯基手中详实的一手报告把素来活力四射的罗斯福惊得呆若木鸡。的确，两人交谈了1个小时15分钟，超过了预定的30分钟。科德尔·赫尔后来承认罗斯福当时听得彻底忘我了。罗斯福请卡尔斯基转告波兰地下党：“白宫里有你们的朋友。”罗斯福的热情让卡尔斯基大为感动。但是当卡尔斯基走出白宫的时候，波兰大使提醒他，总统的话不过是些陈词滥调。

总统的话真的只是陈词滥调吗？毫无疑问，总统为了赢得战争和击垮希特勒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愿让任何事牵扯他的时间、精力或资源，妨碍他实现目标。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人道主义需求，比如当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难民请求帮助的时候，美国政府总会协助转移难民并寻求解决办法，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成功出兵意大利为罗斯福，也为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机遇，尽管这些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当盟军逐渐向意大利山区推进，罗斯福急需地中海国家人民的直接援助——至少是暗中支援。这对许多反法西斯国家来讲是一个机会，但也让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些国家多为世仇，彼此间充斥着无法消弭的隔阂，对大国也无法给予充分信任。

最炙手可热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这里曾是令人垂涎的天堂，同时也是一方泥潭。对于不幸落入纳粹手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逃生路线并非西方的英国和美国，而是穿过地中海去往东方。因此，在罗斯福看来，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种种机遇中，最有可能的避难所似乎就在巴勒斯坦——在古老的耶路撒冷、海法和阿卡（Acre）。不过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做法可能会令那些深陷战争泥潭的国家的穆斯林反感，从而阻碍总统一心追求的胜利。

罗斯福极力想要避开这政客的炼狱，因此他屡次三番地选择做一名骑墙派。这样的做法很不牢靠，让他进退两难，但似乎又不可避免。他经常开空头支票，许诺让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家园。1862年林肯曾动过念头，将美国黑人重新安置到海地或非洲。罗斯福跟林肯一样，他轻率地打算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遥远的地方，比如喀麦隆，后来是巴拉圭，再后来是葡属西非安哥拉。正如林肯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政策注定不会成功，现如今罗斯福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1942年已渐渐接近尾声，罗斯福再次考虑了巴勒斯坦的问题。他告诉摩根索：“我的想法是，首先，我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宗教国家，然后，我会让耶路撒冷维持现状，接着，让正统的希腊天主教、新教和犹太人共同执政——成立联合委员会……我会在巴勒斯坦周边竖起铁丝网。”

兴致勃勃的罗斯福继续说道，“我会在中东给阿拉伯人另找一块地方……每迁出一户阿拉伯人，我们就要迁入一户犹太人……但是迁入的人口不能超过此地的经济负载能力”。

不过到了1943年，事实证明这番话不过是一场空论。罗斯福接见了多个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如1943年6月接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此举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引发了强烈的抗议。1943年，罗斯福试图促成犹太人领导人和阿拉伯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但是阿拉伯人很难对付，伊本·沙特（Ibn Saud）拒绝合作，美国陆军部也有所犹豫，因此这次会面也流产了。1943年秋天，罗斯福想出了一个新的补救措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使其成为官方认证的圣地，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共同管理，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毫无可行性。

有人曾援引罗斯福的话，他说自己从未认同过英国在1939年发表的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的白皮书。但是每当他必须要在维持中东地区稳定和营救犹太人中间做出选择时，总统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前者——也就是稳定。这就是世界大战的错综复杂性。为此，受制于长期斗争与无休止的拖延，令人沮丧的僵局始终无法打破。

在此期间，纳粹杀人机器却在持续高速运转。《新共和》杂志的编辑提出的那个困扰人们已久的问题显然已是不争的事实。8月30日，他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民主国家未能做出任何持续、坚决的努力以化解大屠杀的危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他们补充：“道德疲软束缚住了政治家的手脚，这一点在当前的传统信条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能拯救欧洲的犹太人。”

下面的一句话是：“犹太人能够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吗？”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瑞士，对不肯言弃的格哈特·里格纳而言，他希望犹太人能够看到胜利到来的一天。春天的时候，他有段时间一直忙于对罗马尼亚和法国的犹太人开展广泛的救援行动。尽管希望渺茫，但眼下还是出现了两个机会。罗马尼亚方面，如果资金充足，那里的犹太儿童便可以被安全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此外，食物、药品和其他物资也可以分发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犹太人手中，那里是罗马尼亚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早前罗马尼亚官员同意让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7万名犹太人支付17万美金离开，如今他们开出的条件有所变化。此时，第二个机会出现在了法国，大量犹太人以惊人的速度被驱逐，为此里格纳考虑对隐藏起来的犹太儿童实施大胆营救，他制订了计划准备帮助他们逃往西班牙。不论是哪种情况，救援所需的资金将由美国的犹太组织而非政府提供。这些钱绝不能流入或流出轴心国。美国政府只需要将资金从美国转移到瑞士户头，确保罗马尼亚官员能够在战后得到偿付。

再来看美国，为了让里格纳的计划获得通过，史蒂芬·怀斯花了11个星期的时间积极同国务院展开磋商。但该计划最后还是无疾而终。首先，美国国务院坚持认为该计划不够明确。其次，资金有可能被用作赎金，这是美国政府极力反对的。最后，美国国务院承认，他们反对大规模营救计划的真正原因在于该计划成功率极低，因为巴勒斯坦的白皮书 仅提供了3万个可用的疏散配额，他们还坚持表明，无法找到其他可用来疏散剩余犹太人的地方。

6月，美国国务院终于就这一计划同负责为转移海外资金发放许可的财政部进行了商讨。听取了国务院反对意见的财政部认为，这些借口无法令人信服。他们很快采取了行动，7月16日，财政部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发放许可的准备。

结果，由于国务院从中作梗，计划再次陷入僵局。

对此事十分关切的怀斯设法于7月22日在白宫见到了罗斯福。鉴于总统担心该计划可能会对战事产生不利影响，怀斯向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该计划的展望，以打消总统的疑虑。他指出，这笔资金直到战后才会被动用。怀斯的请求让罗斯福大为感动，他很快就签署了这项计划，并告诉怀斯：“史蒂芬，你放开手脚去干吧！”怀斯担心摩根索不肯合作，总统立即致电后者，用亲切的口吻表示：“亨利，史蒂芬提出的犹太人赎身计划是个非常公平的建议。”实际上，说服摩根索纯属多此一举。

三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再次致信怀斯，向他保证计划即将付诸实施，只待国务院和美国驻伯尔尼特使将一些细节问题梳理完毕即可。

结果就在这一节点，历史再一次重演。整整6周半，美国国务院偷偷地推迟了许可发放。实际上，国务院打算在收到首笔资金的请求后拖足8个月，届时里格纳的营救计划就会失去意义，到那时阿道夫·艾希曼将给罗马尼亚人施压，迫使他们取消整个计划。

怀斯同罗斯福会面两天之后，盟军的轰炸行动将德国汉堡夷为平地，整座城市只剩下一堆熊熊燃烧、浓烟滚滚的废墟。4.2万名德国平民在汉堡大轰炸中丧生，这一数字远超过英国平民在那场惨烈的闪电战中的伤亡人数。几周之前，杜塞尔多夫和科隆的遭遇同样凄惨。同鲁尔区、柏林和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Ploiesti）油田一样，罗斯福兴奋地称之为“了不起的胜利”。在发给国会的信中，罗斯福带着孩子气的喜悦，再次借机用希特勒之前讽刺自己的话回敬了后者：“希特勒一开始吹嘘自己将欧洲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堡垒。但他却忘记为这座堡垒盖房顶了。美英空军对这座露天的堡垒进行了轰炸，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随着纳粹伤亡人数在后方节节攀升，约瑟夫·戈培尔不得不承认盟军的进攻是迄今为止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盟军确立了无数轰炸目标，而且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包括炼油厂和橡胶厂、运输设施和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厂、造船厂、弹药库和飞机。当然，还有对平民的附带伤害。对于轰炸造成的德国平民伤亡，罗斯福从未感到丝毫不安，不过他也匆忙补充说，美国轰炸平民并不是为了杀人取乐。他希望借此削弱德军力量，并摧毁德国人民的士气。

虽然罗斯福并不认为轰炸德国是对犹太大屠杀的一种报复行为，纳粹分子却不这样想。他们公开声称将血洗犹太隔离区，以此报复盟军的轰炸。

1943年8月17日，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第四次会晤，起初是在海德帕克，他们品尝着威士忌，大口嚼着热狗，然后移师魁北克举行更正式的会晤。

魁北克会议主要商讨的是即将到来的诺曼底登陆。总统和首相深入探讨了跨海峡过程中棘手的后勤问题，谈到了登陆艇和燃料管线，移动避难所和数吨物资的部署。在“霸王行动”的指挥权问题上，双方一致同意交给美国人负责。接着，罗斯福谨慎展望未来，提到了希特勒投降的事宜。他想知道军事首脑们是否为德国的突然垮台做好了两手准备。英国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一旦有需要，计划随时可以出台。

魁北克会议上赫然出现了另外一个议题：原子弹。1939年10月，国际著名科学家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寄了一封急件给罗斯福，向他说明了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利奥·奇拉（Leo Szilard）利用铀元素所进行的开创性试验，并催促总统尽快开展核武器初步研究。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核链式反应和核裂变的巨大破坏性，“可以预见的是——尽管无法确定——一种威力超强的新型炸弹将会出现，这种炸弹威力十分巨大，足以摧毁整个港口和周边地区”。同时，他指出纳粹可能已经开始核武器的研究。

纳粹兵工厂里有核武器？没有比这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了。尽管武器技术提升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但罗斯福担心被纳粹抢得先机，还是把核武器研究当成了战争中的头等大事。他采取行动，成立了铀元素咨询委员会，正式开展武器研发计划，这在过去是十分难以想象的。即便新一代常规武器已经开发并进入到装配阶段，包括雷达引导火箭、水陆两栖坦克、巴祖卡火箭炮、手榴弹、凝固汽油弹和SCR-594地面雷达，那些研发核弹的科学家似乎还是在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理论难题已经够复杂了，操作问题更是复杂到无以复加。

第一年，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几乎停滞不前，似乎没有任何进展。伟大的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无奈地将他们的工作比喻为“古代的炼金术师，徒劳地在黑暗中摸索，只为炼出金子”。他的话一点也不夸张。相比之下，英国人要更加乐观，他们相信可以利用铀235制造出原子弹。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预计到1943年底就可以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

丘吉尔核准了英国的核武器研发，但罗斯福却在犹豫是否应在美国停止这项研究。珍珠港事件成为了转折点。他用带有白宫抬头的信纸给一位助手写了张便条：“好吧——恢复研发。不过我想你最好不要把这张纸条泄露出去。——FDR”

美国的研究突然进入了空前紧迫的状态。很快，英国科学家带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黑色铁箱抵达了华盛顿，铁箱里面装满了科学机密，美国则迅速对研究机构和人事进行了改组。最后，总统下令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明星，有关原子裂变的综合研究终于开始了。在军队的支持下，“曼哈顿计划” 诞生了，这个代号得名于曼哈顿百老汇大街270号的一栋秘密建筑。同时，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始建造大型科研设施：如同科幻小说一般，致力于研究最高机密的未来原子城市。当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向美国国会索取经费时，大名鼎鼎的议员萨姆·雷伯恩摆了摆手说：“我不想知道理由。”项目所需的资金全部隐藏在陆军部的预算中。

没人知道提炼铀235同位素和生产钚的方法。扩散法？电磁法？重水？不同的试点项目针对不同元素展开了研究。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里，费米绞尽了脑汁，刻苦钻研钚元素。在美孚石油公司，百折不挠的物理学家们则忙着进行离心机法的试验。在哥伦比亚大学，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另辟蹊径，使用了气体扩散研究。科学家们和官员们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他们需要加快速度，不能让希特勒捷足先登。

不幸的是，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德国人的研究似乎比盟军早了一年。他悲伤地表示：“落后三个月，就足够致命了。”

从一开始，美英便同意合作，两国很快合并了研究项目。由于德国持续对英国发动空袭，丘吉尔担心在英国建设开发原子弹所需的大型设施会面临巨大风险。因此，罗斯福当即同意承担起这一重担，为美国国内开展研究提供了上千万美元的资助。自此，所有的研发工作都在美国进行。政府为“曼哈顿计划”投入了20亿美元，雇佣了12万人。实际上，当原子弹项目工作持续推进，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里的灯光彻夜通明的时候，德国人竟然决定搁置核武器研究，转而生产V-1和V-2火箭弹。1942年1月，德国人正式决定实施万湖会议中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德意志第三帝国军械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认为，制造核武器所需的资金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风险太大。总之，目中无人的希特勒一如既往，讽刺核科学为“犹太物理学”，并表示自己对核武器毫无兴趣。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魁北克重申英美两国将分享“曼哈顿计划”成果，他们将保守秘密，并且在未取得两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使用这种毁灭性的武器。两位领导人签署协议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手下的上千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各自的领域里为这项浩大的工程忙碌起来。

1944年12月30日，罗斯福将收到一份报告，表示第一颗原子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出炉，其威力相当于1万吨TNT炸药。

同战事的其他诸多方面一样，盟军再次在核武器上领先了轴心国。

距财政部实施营救计划以帮助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即里格纳计划），以及摩根索原本以为的“小事一桩”——让美国驻瑞士大使签发许可——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半月的时间。国务院的背信弃义彻底激怒了摩根索，他直接写信给科德尔·赫尔。这时候，似乎四处都充满了阴谋诡计。约翰·佩勒（John Pehle），摩根索的外资控制主席对国务院颇有微词：“他们就是这样踢皮球……谈后又突然插了一杠子，把此事提交跨政府委员会，结果只能是无疾而终。”英国外交部也出手干涉，因为美国国务院坚持要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英国政府对于里格纳计划覆盖的7万难民的“安排”表示担忧。

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反对，财政部还要面对英国外交部的咨文。摩根索猛烈抨击这是“英式冷漠和外交辞令的邪恶结合，冷漠、正确，结果不啻于死亡判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摩根索的助手安塞尔·勒克斯福德（Ansel Luxford）指出：“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你们的答复毫无新意……你可以找出一百万个理由说明你们无法帮助他们离开欧洲，但是如果有人真心想要帮助他们离开，你们便会花上十年时间来研究如何安置这些犹太人。”

心灰意冷的摩根索也持有相同看法，他大胆断言：“等你们的研究有了结果，你们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态度跟希特勒没什么两样。”这番话得到了摩根索手下众顾问的支持。兰多夫·保罗说：“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脸面批评德国人杀人，我们不正在干同样的事吗？这在法律上称为‘等罪（para delicto）’。”赫伯特·加斯顿（Herbert Gaston）补充说：“我们没有朝他们开枪，但我们让别人充当刽子手，任凭他们挨饿受冻而死。”

一段时间以来，意志坚定的租借物资管理局成员奥斯卡·考克斯一直力劝摩根索争取成立一个独立的救援机构，难民的遭遇让他的心灵饱受折磨，这正是演讲者们在早春时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提出的主张。考克斯认为，该战争难民救援委员会将重新着手解决所有问题。他知道摩根索起草了租借法案和收容日裔美国人的法律意见书，还曾对战争早期潜入美国的德国破坏分子提起公诉。尽管摩根索经过了仔细考虑，还是坚持认为美国国务院能够收拾残局。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他安排星期一上午与美国国务卿和布雷肯里奇·朗会面。赫尔希望双方能够消除误会，他辩称该问题是因墨守成规而非玩忽职守所导致的。他解释，“麻烦在于下面的那些家伙”，还补充道，“我压根儿没有机会了解眼下的全部情况”。当然，摩根索和赫尔都知道这一点，但财政部能够在一天之内采取行动，国务院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迟迟未动。赫尔还发表了一番颠倒是非的独白，几乎把所有人都指责了一遍——英国人、纳粹分子、拉丁美洲国家，当然还有美国政府里的官僚，抱怨他们妨碍了心地善良的美国人对犹太难民的救援行动。

听到赫尔的解释后，布雷肯里奇·朗将摩根索拉到一边，请求与他私下交谈。他迅速撇清自己，将自己同他本人多年来极力推动的政策划清了界限，也指责了“国务院下面的人”，甚至批评起一位官员［即伯纳德·梅尔茨（Bernard Meltzer）］来，而摩根索知道，此人正是国务院中为数不多的赞成营救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人。

看到朗如此厚颜无耻地推卸责任，摩根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好吧，布雷克，”他盯着对方的眼睛，“既然你挑起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开诚布公吧。大家普遍认为你反犹！”朗大吃一惊，抗议道：“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希望你能够运用你的影响力帮我正名，因为我并不是反犹分子。”

“我非常非常高兴得知这一点。”摩根索回答。但是他并未打算让步，又接着说，美国国务院同英国外交部没什么两样——这大概是他能够做出的最严厉的指责了。

经过五个月的耽搁，尴尬的朗终于同意放行救援计划。如果说摩根索的刺激属于内部压力，那么几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外部构成更大的压力。

1943年11月9日，12名具有影响力的议员在盖伊·吉列（Guy Gillette）的带领下（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6名成员），重拾由伯格森发起的议题。他们提出了一项决议，呼吁总统成立一个“政府营救机构”，拯救欧洲幸存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在纳粹德国手中灭绝的命运。期间，他们的决议逐渐得到了众议院的支持，直言不讳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员小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Jr.）就是议案的主要发起人。如果“吉列—罗杰斯决议”传到众议院或参议院层面，势必会掀起一场关于政府对犹太困境处置不当的尴尬争论。随着这一举措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考克斯警告国务院，国会将获得主动权，并去做政府早就该做的事。

很快，历时5天的营救决议听证会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索尔·布鲁姆主持，他是罗斯福的亲密盟友，也是命运多舛的百慕大会议的参会代表之一。布鲁姆首先否认自己反对立法机关（即国会），他的态度从一开始至多只能算是不愠不火，他反复强调营救10万人需要花费的资金。“每个人至少需要2000美元，”他说，“所以总费用将达到2亿美元。”这番话让议员安德鲁·舍弗勒（Andrew Schiffler）气愤不已，他怒气冲冲地驳斥道：“我认为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布鲁姆现在骑虎难下。决议的支持者认为，听证会主席似乎意图否决这一提议，至少是在从中作梗。但面对日益上升的公众压力，布鲁姆在发给《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编辑的电报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我赞同通过那份决议。”

听证会的高潮发生在11月26日，布雷肯里奇·朗在一场闭门会议上作证。为何要闭门？朗坚持对会议保密，理由是纳粹分子可能混进来，阻碍未来的难民营救行动。

在备受煎熬的三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中，朗的演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引用了国务院防守严密的签证系统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促使委员会成员相信政府正在权限范围内竭尽全力阻止纳粹和营救犹太人。他不仅试图晓之以理，还尝试动之以情，拉长了声调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美国政府机构负责处理难民的事情，已经差不多四年了。许多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个房间里所有我认识的人，他们的祖先无一不是难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的祖先也一样，每一位都是难民。”他还威逼众委员：“我觉得委员会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行动是否会被看作是对犹太事业的背弃。”

一些委员被朗表面上的真诚和甜言蜜语打动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相感谢朗的付出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此外，至于是否应该呼吁巴勒斯坦立即向犹太难民开放，这一充满政治意味的议题在听证会上搁浅了。众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一度抱怨法律已经成为一块“烫手山芋”。朗的证词以摧枯拉朽之势成功地扼杀了营救决议，将其拦截在抵达众议院层面之前。尽管布鲁姆担心会激怒美国的犹太人，这位委员会主席还是决定放弃保密，将朗的证词全文刊发，平息来自犹太人的压力。

但事与愿违，暴动一触即发。

实际上，朗在证言中明目张胆地误导了委员会。一方面，他声称没有可用于输送难民的船只，而实际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往美国的客轮上有四分之三的空位。另一方面，他声称自希特勒上台之后美国已经接纳了58万名难民，该新闻还罕见地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为“美国十年间接纳58万难民”。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大卫·S.怀曼（David S.Wyman）指出，这个数字包含了所有签证，不论是永久签证还是临时签证，也不论该签证是否被有效使用，同时签发对象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这一数字只是美国发放的签证数，而非实际进入美国的难民数。准确的数字不及该数字的一半，而且许多难民并非犹太人。实际上，在之前的一年里，只有2705名逃离了纳粹魔爪的犹太人得以获准进入美国，这只相当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小时内用毒气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纽约邮报》称朗的证词“错误连篇且歪曲事实”，他的强词夺理让国会议员火冒三丈。困惑不解又愤怒不已的伊曼纽尔·采拉尔（Emanuel Celler）几乎难以自制，他说：“朗对于饱受迫害的犹太人抱以同情的眼泪实际上是鳄鱼的眼泪。”这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呼吁朗立即辞职，并断言国务院显然已经抛弃了为难民提供庇护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

“吉列—罗杰斯决议”不但没有被耽搁，反而在12月继续开展得如火如荼。密切关注此事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做好准备跳过听证会，在1944年1月24日假期过后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举办前采取行动。“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委员会在报告中一致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犹太问题，它涉及基督教，同时也牵涉到文明进步。”

报告还提到：“我们展开了讨论，我们表示了同情，我们表达了内心的恐惧，但行动的时机早已过去。”议员吉列信誓旦旦地预言，决议将顺利通过，参议院绝不会有反对声音。

在此期间，政府官员，尤其是财政部的官员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形势的发展。摩根索感到十分惋惜：“这个问题就像是国会山的开水壶，他握不住它，但它就快要沸腾，所以得加快速度行动，否则美国国会就会替你行动。”他和其他几位官员担心，总统——身为人道主义者的罗斯福，身为救世主的罗斯福，身为领袖的罗斯福——在就这些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时会受到伤害，从而被民众冠以新的绰号：大屠杀共犯罗斯福。

一切都将在圣诞节当天发生转折。

罗斯福在德黑兰峰会上首次见到斯大林后返回美国时，志得意满但筋疲力尽的他在华盛顿登上了一辆列车，前往北方的海德帕克度假。表面上看来，圣诞节是个神奇的节日。十多年来，罗斯福第一次跟家人一起过圣诞。纽约北部的天气清冷但十分澄澈。罗斯福家中装饰着红色的彩带、花环和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当地的唱诗班令罗斯福一家十分激动，罗斯福本人还亲自为访客朗诵了一段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圣诞颂歌》，他那标志性的纽约上东区上流社会腔调在字里行间流露得淋漓尽致。

但他再次染上了流感。一开始咳嗽不断，然后是发烧，最后变成周身疼痛。

他上床睡觉的时候，华盛顿的官员们大多在喝蛋酒、吃烤鹅、开睡衣派对。然而有一个人却不在此列。罗斯福不知道，财政部一位年轻律师小约西亚·杜波依斯正在加班加点为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起草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备忘录之一。

他写道：“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欧洲的犹太人大屠杀，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他提到了政府在这个问题处理上的悲剧历史，并指出国务院的官员们不仅未能发动手中的国家机器，从希特勒手中营救难民，反而利用政府机器阻止营救行动。他警告：“时间十分宝贵，然而国务院一年以来一直在踢皮球，寻找各种借口无限期进行拖延，毫无建树。”他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列举了政府的不作为、共谋或蓄意阻挠（或是直接反犹）的行为，种种细节着实令人触目惊心。他还特别提到了在爱德华·舒尔特的英勇努力下传递出来的里格纳情报。他对布雷肯里奇·朗的“肺腑之言”和歪曲事实大加嘲讽。他回顾了国务院的丑闻，即下令封锁来自于瑞士的关于大屠杀消息的电报，而且近乎离经叛道地在备忘录中详细引述了国会议员对于政府的批评言论。

他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朗这样个性和态度的人继续掌管移民管理事宜，我们还是拿掉自由女神身上的勋章，熄灭金色大门旁边的明灯吧！”

完成这份18页长的备忘录之后，他取了一个爆炸性的标题：“致部长报告：美国政府纵容犹太大屠杀”。

重任落在了小亨利·摩根索的肩上。他会继承美国政府的道德衣钵吗？实际上，命运和历史的变化无常将让他迎来辉煌人生中的闪光时刻。

摩根索是勇敢刚毅的德国犹太人后裔，他的那些虔诚祖先是博学多识的希伯来文教师和商人，曾做过祭司和拉比。1866年，生活拮据的一家人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将目光对准了大西洋彼岸，移民来到了刚刚结束内战的美国。摩根索的祖父，一位不太成功的发明家（他是贴标机的发明者）始终游离在破产的边缘。相比之下，他那志向远大、富有远见的父亲大亨利却闯出了一番天地。他身价不菲、意志坚定，颇为自负又有控制欲，一直渴望坐上财政大臣的宝座，并且差一点就成功了。作为白手起家的房地产大鳄，他是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总统竞选时的支持者。后来他在一战期间赢得了驻土耳其大使的美差，在那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当土耳其人于1915年4月开始以强行军和大屠杀对亚美尼亚人实施迫害时，他促使美国出手干预。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权势集团的他也是史蒂芬·怀斯的朋友。

老摩根索对他那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儿子抱着同样高远的期望。1891年5月出生在富贵之家的亨利似乎注定会成功。但在青年时代，他的运气实在是糟糕透顶。家人把他送到了埃克塞特（Exeter）的小学，他在那里过得痛苦极了，结果患上了学习障碍症，写字和说话都不太利索，最后只读了两年便退学了。他的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后来亨利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学学位，但厄运再一次找上门来——他中途退学了。一筹莫展之际，老摩根索为亨利在一处建筑工地谋得了一份计时员的职位，希望能够让他借此步入房地产界。结果事与愿违，摩根索患上了伤寒热。

亨利性格腼腆内向，而且缺乏自信。在社交方面，他同样不太擅长。他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忧郁，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他患有偏头痛，睡眠时好时坏，有时一阵阵的反胃会反复折磨他好几天。当他被确诊患上伤寒之后，就被送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进行调养。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对农业有着极大的热情，他的父亲对此却毫无兴趣。但是年轻的摩根索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项事业。他回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与农业，并于1913年顺利毕业，然后在纽约的达奇斯县（Dutchess County）买下了一座荒废已久的占地上千亩的苹果园和乳牛场。摩根索自己也承认，远离盛气凌人的父亲，重塑自我是一个“疯狂至极的举动”。但这一举动的意义不止于此，突然间，他做出了一连串明智的决定。

他在1916年迎娶了雷曼兄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孙女，八面玲珑的艾莉诺·费特曼（Elinor Fatman）。她曾在瓦萨学院（Vassar）学习戏剧表演，是个精明能干、聪敏睿达的人，而且跟亨利的父亲一样充满野心。他们在达奇斯县又买下了1000亩土地，建造了菲什基尔农场（Fishkill Farms），过上了乡绅一般的生活，生了三个子女，种植了大量苹果、黑麦、玉米和卷心菜，甚至还养了一些菜牛，这让摩根索的父亲相当失望。

亨利很快便与那位有名的邻居——和蔼可亲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熟络起来，当时后者正盯着奥尔巴尼，想要谋求纽约州长一职。有一次，摩根索受邀前往海德帕克用茶，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年轻的摩根索性格随和且彬彬有礼，严肃又聪明。”她还提到：“他的妻子则是个典型的犹太人。”罗斯福与摩根索的友谊迅速升温，他们的妻子也变得亲密起来。罗斯福十分健谈，摩根索则少言寡语；罗斯福爱出风头且信心十足，摩根索则时常对社会不公颇有微词；罗斯福性格随和，摩根索则有些脾气暴躁，甚至郁郁寡欢。罗斯福玩笑般地称他的好友为：太平间的亨利。他甚至建议摩根索参选达奇斯县长。但摩根索搭上了罗斯福的便车，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越来越欣赏摩根索那坚定、审慎、扎实的学问和绝对的忠诚。

1921年罗斯福身体瘫痪，政治生涯似乎也在一瞬间走到了尽头，但两人的友谊却变得更加深厚坚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海德帕克的邻居成了罗斯福家族的一员，跟他的几个儿子尤其亲密。

摩根索还设法成为罗斯福眼中的理想农民。他一时兴起买下了一本鲜为人知的杂志——《美国农民》（ American Agriculturist ），开始吹捧菲什基尔农场的成功经验，但这纯属一派胡言，实际上农场正在亏钱。不过对罗斯福来说这不算什么。罗斯福眼里的摩根索不仅仅象征着友谊，还有他们对于达奇斯县，对于这片土地、蓝天和绿树共同的爱。

摩根索仍旧孜孜不倦地支持着罗斯福。两人可能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盟友：罗斯福是格罗顿中学毕业的残疾人，从未真正离家，看人待物总是以老派的“贵族举止”为准则；摩根索这个缺乏安全感但身价不菲的纽约犹太人则一心想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圈子。出于贵族的本能，罗斯福夫妇对于当时的社会偏见几乎不能免俗。有一次，参加完为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举行的盛大宴会之后，埃莉诺抱怨道：“犹太人的聚会真可怕。”摩根索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十分谨慎。虽然谢了顶，但他的穿着十分合体，西装的剪裁十分考究，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着贵族气质。他极力避免犹太集会，对韦斯切斯特（Westchester County）的犹太乡间俱乐部也是敬而远之，这一点并不奇怪。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持犹疑态度。摩根索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下的社会偏见，坚称自己不希望被当成犹太人，而应被看作是“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

当然，他的勇气和真诚绝对经得起任何考验，他的勤奋亦是如此。当罗斯福于1928年竞逐州长一职时，摩根索收拾好行李，做起了罗斯福的司机和经理人。他开着一辆破旧的别克车，载着这位候选人绕着整个州行驶了7500英里。他一丝不苟地规划着罗斯福的巡回竞选，甚至在关键时刻请来了媒体助阵。竞选成功的罗斯福任命摩根索为农业咨询委员会主席，后来又让他出任保护委员会主席。摩根索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就是一张喜气洋洋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两个人坐在敞篷车里开怀大笑，罗斯福在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人以类聚。

1932年，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摩根索游说他让自己出任农业部长，这是他毕生的梦想，但是中西部党首对此大加嘲讽。原因何在？因为摩根索是犹太人，而且是纽约犹太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接纳一个犹太人担任农业部长，罗斯福亦如此。因此他任命摩根索为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以示安慰。一年之后，摩根索迎来了一个更大、更辉煌的机会，罗斯福的首任财政部长威廉·伍丁（William Woodin）突然病逝。摩根索再次苦苦游说，亲自拜见总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赌上了一切。这一次，罗斯福将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位交给了他的达奇斯县邻居，先是任命摩根索为财政部次长，然后让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进入内阁的第二位犹太人。

当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批评者们尖酸地指责罗斯福任人唯亲，甚至是搞裙带关系。《财富》杂志讽刺新任财政部长为养尊处优的犹太慈善家后代，一生平平无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农耕上。著名的纽约共和党金主格拉迪丝·斯特劳斯（Gladys Straus）嘲笑罗斯福发现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金融一窍不通的犹太人，甚至连摩根索的父亲也认为，“他没那两把刷子”。保守的预算部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则对摩根索的“愚蠢和希伯来人的高傲”颇有微词。

在诋毁者眼中，摩根索性情暴躁、食古不化，根本不适合这个职位。罗斯福却不这样认为。摩根索有些吹毛求疵而且喜怒无常，有时不免令人讨厌，但正如总统的长期顾问路易斯·豪所说的那样，其他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摩根索却总是以罗斯福的利益为先。在这样一个精英荟萃的部门里，有亨利·史汀生、科德尔·赫尔、萨姆纳·威尔斯、迪安·艾奇逊和他的对手哈里·霍普金斯，以及与罗斯福关系亲近的米西·勒汉德和格蕾丝·塔利，摩根索始终独一无二。他目光敏锐，说话强硬，坚持原则，对于总统的变幻无常总是表现得善解人意，即便他无法感同身受。作为唯一一个与总统交情深厚的内阁成员——他每个星期一都会同罗斯福共进午餐——他总是能够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接近总统。二战开始的时候，罗斯福曾对摩根索开玩笑：“你我将共同主导这场战争。”罗斯福和摩根索曾不止一次在内阁会议上开玩笑地互传诙谐字条，这是他们友谊的象征。嫉妒的科德尔·赫尔甚至抱怨摩根索觊觎国务次卿一职，而摩根索根本没把在背后偷偷挖苦他的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当成一回事。

在官场中，摩根索向来直言不讳，从不对自己的措辞加以粉饰。在1938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之时，正是他公开做出了“经济衰退的大萧条”警告。当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一再打破承诺，征服一块又一块土地时，也是摩根索提出美国没有选择，只能出兵干预欧洲。“如果我们现在不能阻止希特勒，他将把部队开到黑海，”他斩钉截铁地对罗斯福说，“然后会发生什么？”赫尔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官员认为纳粹政权和普通德国民众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但摩根索却认为德国人是个“好战的民族”，整个国家都犯有战争罪。

尽管摩根索同总统关系密切，但在官场上他仍孤掌难鸣。他的支持者实际上只有一个：罗斯福。总统一皱眉头，摩根索就会惶恐不已。总统一咧嘴大笑，或是说上几句俏皮话，就能让他重见天日。摩根索知道总统喜欢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观念总是变来变去，他阴晴不定，乐于让手下的顾问斗来斗去。实际上，摩根索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担心总统会甩掉他，害怕这是自己在政府的最后一天，并与这种折磨人的恐惧进行斗争。有一次，摩根索曾抱怨总统总是欺负和吓唬自己。当他从利奥·克罗利（Leo Crowley）口中听到罗斯福说过“这是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这里一直逆来顺受”这样的话时，更加胆战心惊了。逆来顺受？这些话让他变得惶惶不安，也更不愿意再在犹太难民的问题上对总统施压。后来摩根索提出了一个长期计划，呼吁在战后削弱德国，压制它的重工业，使其无法对世界构成威胁，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摩根索是个危险的顾问，他那犹太人的怨恨使他戴上了有色眼镜。麦克洛伊则表示，摩根索根本无权参与和平条款的制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犹太人”（实际上，罗斯福本人曾说过，尽管他有所顾虑，但德国人可以在“流动厨房” 吃饭）。

早在战争伊始，摩根索就在小心翼翼地寻找机会帮助犹太难民。但是随着美国政府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消息，如惨不忍睹的大屠杀，运畜拖车和成堆的尸体，纳粹对儿童和老人大肆滥杀，无家可归的儿童成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在惊恐中死去，犹太人大量死亡的数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摩根索觉醒了。国务院不愿意对难民施以援手，对此摩根索感到十分愤怒，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赫尔（他的妻子也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如果你是德国内阁的一员，你很有可能被投进集中营，你的妻子在哪儿只有上帝知道了。”（恰巧，一位誓死不屈的女人在1943年的德国被杀害，她的丈夫是个犹太人。）

因此，当摩根索收到助理约西亚·杜波依斯送来的备忘录时，他当即意识到了这份报告的重要性。

摩根索会把这份备忘录呈送罗斯福吗？他曾经对一位助理说过，自己跟总统之间的友谊高于一切。但他也抱怨过：“这么说吧，罗斯福在犹太问题上做得不够好。”摩根索的整个政治生涯跟总统休戚与共，他也曾固执地拒绝大家把他看作是内阁中的犹太代表，但现在，他必须要做出选择，是否要赌上一切把这份备忘录直接呈送到罗斯福面前。

摩根索正是这样做的。

在摩根索看来，这份报告将成为选举年的一桩丑闻，也将作为罗斯福任期内的道德污点被历史记录在案。摩根索相信，如果罗斯福不改变政策，一整个犹太民族的灭绝也将有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杜波依斯曾说过，“如果这样还不够，假使摩根索对这份报告置之不理，我将会请辞，并向媒体公布这份报告的内容”。这份备忘录加上参议院中悬而未决的争论，足以对总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摩根索思考着下一步动作。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跟罗斯福进行面谈。为了给这次会面铺路，他慎重地同科德尔·赫尔进行了第二次会面，试探他的态度。正如事先预见的那样，这次会面无果而终。因此，他致电萨姆·罗森曼（Sam Rosenman），那个深得罗斯福喜爱和信任的演讲撰稿人兼白宫助手。接下来，两人的会面针锋相对。罗森曼心存疑虑，担心引来负面新闻，并坚持一切非公开化。摩根索的脸明显地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爆发了。“别担心媒体！”他怒气冲冲咆哮道，“我希望他拿出智慧和勇气——勇气是第一位，智慧是第二位的。”

摩根索罕见地在自家召开了一次财政部全体会议，远离了媒体视线和当局的阴谋。会议的初衷是找到一种方法，说服罗斯福同意在美国成立一家独立的营救组织。他还邀请了一直积极主张成立单独营救组织的奥斯卡·考克斯、罗斯福智囊团的核心人物本·科恩（Ben Cohen）还有罗森曼参会。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认为，罗斯福从未重视过犹太问题，除非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摩根索认为，只要即刻将事实摆在总统面前，他有可能会被说服，从而采取恰当的措施。

现在，摩根索做好了一切准备。首先，他决定换掉杜波依斯的政治敏感标题，将其变成更加温和的标题：“致总统的私人报告”。备忘录的内容则保持不变。考克斯建议通过总统行政令建立难民委员会以取代立法过程，这个建议得到了摩根索的赞同。

这时，在财政部的另外一场会议上，怀特对目前的形势做出了判断，全面剖析了难民政策的政治复杂性。此前，英国多次在盟军关于欧洲犹太问题的决定上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只有罗斯福才能担当起领导的重任，同时克服美国国内和英国的阻力，为欧洲幸存的犹太人提供帮助。反过来，只有摩根索可以劝说总统采取果断行动，并建立营救机构。已经下定决心的摩根索表示同意。

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摩根索不由地担心总统会因此疏远自己，他带着一丝焦虑，急匆匆地将会面安排在了星期天，地点则为白宫，这十分罕见。对于罗斯福而言，这本该是轻松惬意的一天——与挪威皇太子茶叙，然后去看医生，最后独自享用晚餐。

1944年1月16日中午12点40分，摩根索同法律总顾问兰多夫·保罗和外资管控部长约翰·佩勒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白宫总统办公室楼上的家庭室，罗斯福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们带来了一份报告的副本，连同一份通过总统行政令建立营救委员会的建议书副本。几乎可以肯定，罗森曼此前已经向罗斯福简要说明了周末会议的目的。罗斯福尽管衣冠整洁，但仍然未从流感中痊愈。

总统让摩根索简要概述一下报告的内容，然后他做出了回应。罗斯福一如既往地为朗辩护，坚称自己无意阻止营救行动，不过，他也承认朗对难民有些刻薄，把他们当成了安全隐患。摩根索当即反驳说，他从司法部长那儿了解到，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3名犹太人获准入境美国，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然后，摩根索把几个星期以来对所有热心听众做出的警告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罗斯福。如果罗斯福不采取行动，那么国会就会插手，然后自行采取措施。

罗斯福大致看了一下总统行政令，并提出了一处修改意见：新的营救机构将由摩根索、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克罗利共同领导。但由于只有军队可以为难民提供帮助并分发救济物品，罗斯福建议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代替克罗利担任委员会委员。在总统看来，史汀生能够对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摩根索接受了。

除此之外，罗斯福很快签署文件同意成立新机构。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高度重视，总统建议萨姆·罗森曼（他曾经是一位律师，现在是总统在重大问题上的耳目）留在智囊团，他还跟摩根索讨论了将犹太人转移到西班牙、瑞士和土耳其的可能性。回想起来，说服罗斯福要比摩根索想象中简单得多。他根本无需说服罗斯福。面对一大堆政治丑闻且准备四度连任的总统在犹太难民问题上逐渐被孤立，他担心参议院会针对自己，并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对成立营救组织的事置之不理。此外，战争发展到现阶段，罗斯福敏锐地意识到拯救犹太人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然而，棘手的问题依然存在。自史蒂芬·怀斯与总统会面并讨论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后，已经整整过去了14个月，为何营救机构迟迟未能建立（摩根索将这段时期称为“惨不忍睹的18个月”，后来他又推翻了这一说法，“悲剧的是——该死！——这件事早在去年2月就该完成了”）？美国政府为何没有为营救犹太人做出努力，反而对他们的悲惨命运极力加以掩饰？总统点燃了民众的希望，激发了民众的活力，完美地应对了经济大萧条，并带领美国参加了又一场世界大战。但他为何偏偏在犹太问题上迟迟没有动作？总统对手下的机构了如指掌，不论是财政部还是国务院还是陆军部。它们“机构庞大、分布广泛，而且根基牢固”，总统曾嘲笑五角大楼的固执态度，“哦，别担心那里面的人”。他也曾说过，试图改变海军部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你轮流用左右手搏击，最后变得筋疲力尽，才发现那玩意跟之前没什么两样”），还曾通过决心的考验和巧妙的时机，学会如何在与拖延的官僚体制或顽固的政府官员的斗争中取胜，那么他为什么不及早采取更多的手段？评论家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

不过现在，总统终于有所行动了。1月22日，罗斯福签署了第9417号总统行政令，正式成立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WRB）——参议院原计划在两天后对“吉列—罗杰斯决议”进行讨论。

行政令声明：“本政府决定，在权限范围之内竭尽全力救助处于敌人压迫下的敌占区难民，帮助其远离死亡的危险，同时，在保证战略顺利执行的前提下，为难民提供救援和帮助。” pl7cq2xHtgFAJZrUau5y6c+TkEVNaqiIHmp8n6GVDSx4rG5ifQQLBPiKzoLQ1Y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