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43年

1943年伊始，柏林异常平静。从非洲到苏联，德国军队遭到全线围攻，战况逐渐被扭转，伤亡数字高居不下且节节攀升。但是在首都柏林，暂时没有防空警报划破天际，没有盟军炸弹从夜空落下时发出的刺耳呼啸声，也没有令人战栗的雷鸣般的爆炸声。高射炮安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密集的炮弹飞向空中再砸向地面。街上没有瓦砾，防空洞里空无一人。那是暴风雨前的寂静。德国高级指挥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很快就会派出与约瑟夫·戈培尔等同级别的纳粹宣传部官员，前往柏林体育宫。那是一座位于柏林市西南郊的大型竞技场。戈培尔将代替隐遁的希特勒在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群众面前发表演讲，他的四周堆满花环和卍字旗，一套精心制作的扬声器预先录制好了喝彩声和欢呼声，这些纳粹的宣传机器就相当于某种喜剧套路。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幅标语：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这正是戈培尔此行兜售的思想。

打手势、摇手指、不时用手抚摸臀部，戈培尔用尽了所有的演说技巧。必要的时候，他还会提高嗓门。一旦察觉群众的热情有所减退，他就会沉下声调，迫使听众聚精会神地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他的演讲直奔主题：酒吧和夜店必须关掉，奢侈品商店、美容院和高档餐厅也要停业。“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再次变成美食家的！”他高呼，“我们的新口号是‘节衣缩食’！”这句话在人群中掀起了一阵高潮。戈培尔呼吁民众支持全面战争，并请他们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德国人民。“你们想来一场彻头彻尾、激烈无比的战争吗？”

“想！”如雷的掌声伴着人群的回应。

“你们愿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追随元首，肩负起最沉重的负担吗？”

最后所有听众全都站了起来齐声高喊：“元首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你们给予了我回答！你们已经让敌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戈培尔回应。

大西洋彼岸的华盛顿也出现了爆发全面战争的迹象。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长久以来坐视不管，旁观欧洲盟国的土地被纳粹战争机器蚕食而置身事外，现在他们把怯懦抛在了一边。同时被抛弃的还有1940年代早期奉行的殊死防守政策，当时美国正在狂热地筹建民主兵工厂。

当纳粹军队进入波兰的时候，华盛顿有1.5万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这个城市里，绵延数十英里的防水棚贫民窟跟卡洛拉玛（Kalorama）丘陵一带的豪华大宅与政府办公大楼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外墙同时并存。天气晴好的日子，访客可以漫步穿过白宫的院子。大门是新近安装的，多年以来，白宫的草地一直是郊游者的最爱。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保卫白宫计划，他命令情报部门在各个入口堆放沙袋，每道门口放置几挺机关枪。白宫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分到了一个防毒面罩，总统还老老实实地将面罩挂在了轮椅上。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经与英国磋商，白宫建筑师设计修建了一座防空洞，里面有一条地道直通财政部和白宫东翼。这个防空洞可以抵挡500磅炸药，内部装有柴油机以供发电和过滤空气之用。白宫的房顶架起了高射炮。但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防空武器十分紧缺，因此军需官决定将大部分高射炮换成上了漆的木制仿品。至于那些真家伙呢？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发现，堆在这些武器旁边的弹药尺寸根本就榫不对卯。与柏林不同的是，华盛顿并未打算向高空发射高射炮或是从国家动物园地下的防空洞发起反击。压根儿没有这个必要。两座城市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远离战火的华盛顿在大西洋彼岸十分安全，这座城市一向如此。但到了1943年，华盛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同内战期间一样，华盛顿居民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当然也会出现食品短缺的问题，居民不得不使用配给卡，男孩子们被送上了战场。但是学校照常上课，办事处照常上班，大家照常玩足球和橄榄球，照常野餐，电影院定期放映新片，为数不多的瓦砾堆则是推掉整座城市和市郊的建设工程留下的。

城市改造浪潮的顶峰发生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对岸距离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不远的地方，负责建造纽约拉瓜迪亚机场（La Guardia Airport）的设计师在此地兴建了五角大楼。为了这座五边形的巨型建筑，1.3万余名工人日夜不停赶工。300位建筑师挤在一座废弃的飞机棚里，他们必须要保证设计能赶上工人的施工进度，这些工人经常不打招呼就直接从绘图桌上拿走未完成的草图。1943年初，五角大楼终于竣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足够容纳4000人和配套的文件、电话、打字机及官场所需的一切设备。但在启用的第一天，五角大楼还是稍显拥挤了些，军方不得不继续使用对岸的办公室。

整座城市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人行道上挤满了海军和水手，美国每天要为战争支出30万美元。临时办公建筑沿国家广场一字排开，硬生生地把那里变成了拖车公园。每年都有超过5万人涌入这座城市，大多数是为了寻找工作，这也让城市变得拥挤不堪。交通很糟糕，住房更是如此。政府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在他们共享的房间里轮流睡觉，很多人生活在像美国一号公路沿线那样的真正的拖车公园里。这是一座在砂砾和临时建筑上运转的城市，混乱无序，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强权之都，也将成为战争胜利的主导力量，只不过还需假以时日。

尽管击中了轴心国在北非地区的“要害”，但同盟国还没有做好在法国北部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胜利也不会在几个月内到来。然而纳粹军队的优势明显减弱，等到逆转的一刻到来，盟军的势头将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可阻挡，至少在许多人看来战事将如此发展，其中就包括总统本人。

1943年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走上主席台向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他似乎比平时更加神采飞扬，这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在潮水般的掌声中，他缓缓开口说道：“过去的一年，我们阻止了日本人。今年，我们将继续前进。”他对欧洲战场同样信心满满。罗斯福用招牌式的腔调指出：“轴心国明白，他们必须在1942年打赢战争，否则就会全盘皆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他接下去说道：“我无法预言，也无法告诉大家，联盟国将于何时何地对欧洲实施打击。但我们将发起进攻——猛烈的进攻。”国会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罗斯福没有停下，这一次轮到他嘲讽希特勒了。“我无法告诉大家我们将在何地对他们发起进攻，是挪威还是荷兰，是法国、撒丁岛还是西西里，是巴尔干半岛还是波兰。或许我们会在几个地点同时开火。”

“但是，我们将与英国人和苏联人一起，从空中对他们进行猛烈无情的打击……是的，这是纳粹和法西斯分子自找的，”他象征性地顿了一下以示强调，“他们将自食其果。”

罗斯福十分肯定，此刻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谈一谈战争结束后的和平问题。“有人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时候谈论如何在战后建设更好的美国。有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不敢苟同。

“我希望大家充满信心，加倍努力。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我们都面临着一项代价巨大、漫长持久的任务。但当我们真正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十分美好。”

一个星期后，罗斯福住进了刚刚解放的卡萨布兰卡的幸福别墅（Dar-es-Saada villa），里面的防空洞由游泳池匆忙改建而成。别墅里的安保十分森严。光是起居室就占了两层，法式的落地窗安装了能够抵挡子弹和榴霰弹的滑动钢铁窗帘。别墅由乔治·巴顿领导的一支全副武装的卫队守护，四周全是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外围还驻扎着一支防空部队。

先行抵达的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说，有人告诉他卡萨布兰卡刚刚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到处都是法国法西斯间谍。特工处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防止各种意外事件，他们甚至选派了一位极限游泳选手陪同总统的专机。一旦飞机被击落在海上，这位特工可以让总统尽可能长时间地浮在海面上。

罗斯福本计划举行一场三方会谈，但约瑟夫·斯大林表示反对，因为苏军正在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反击，将德军截成了两段，30多万德国人落入了包围圈。因此这次磋商只能再次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展开，而罗斯福希望选在一个温暖些的地方。埃利奥特·罗斯福记得，别墅的装饰十分豪华，为罗斯福准备的卧室就在一楼，房间里到处都是饰带和装饰品，相邻的浴室里有一个黑色的大理石浴缸。这位美国总统环顾一圈，吹了个口哨，开玩笑说：“现在就缺个女主人了。”

最后跟罗斯福会面的只有住在毗邻别墅的丘吉尔，另外还有罗斯福的军事助手们，以马歇尔将军为首。会谈的内容大多为推测性质。要想在北非战场彻底击败德军还需时日，但随着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逐步西进穿越整个利比亚，这一天将很快到来。

但前方依旧障碍重重：德国的U型潜水艇仍在大西洋巡逻，尽管比起德军入侵初期，苏联被击溃的危险小了许多，但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确保租借物资能顺利抵达苏联。鉴于现实情况，罗斯福答应苏联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显然没法在1943年实现。夏季是发动进攻的唯一时机，从军事日程上来看，这一天即将来临。截至目前，盟军还没有找到支撑进攻的后勤基地，遭到围困的纳粹空军依然在天空盘旋。刚刚完成北非登陆归来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无奈地指出，进攻欧洲的兵力恐怕要到1944年才能集结完毕，因为盟军的运输效率还有待提高。

随着军事任务的推进，形势逐渐明朗起来：立即对法国发动进攻就算不是一场白日梦，也称得上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何去何从？从其他地点对地中海发起进攻？他们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英国军队希望从西西里岛登陆。他们认为此举将打通海上运输通道，将意大利踢出局，凭借事先部署在北非的军事力量，这次进攻很快便可以完成。马歇尔则强烈建议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他仍然坚持应该发动跨海峡进攻。但罗斯福与丘吉尔已达成一致：下一目标是西西里岛。进攻将于当年开始。

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再次说服了罗斯福。在艾森豪威尔的记忆中，丘吉尔“将幽默和悲情运用得十分娴熟，擅长引经据典，不论是希腊经典还是唐老鸭，不论是陈词滥调，还是简短有力的俚语，他都能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罗斯福则一如既往，总是能够洞察战争中的微妙平衡点，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中间穿针引线，并一眼看穿眼下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让自己占据上风。选择进攻西西里岛，放弃欧洲第二战场，他沉思道：“我们被迫做出战略妥协，很有可能会冒犯到苏联人，这样一来我们日后就可以强迫英国做出冒犯他们利益的妥协。”

罗斯福希望能够探望那些为了民主而战斗牺牲的军人，但是他手下的将领们反对他视察前线。因此他只好驱车85英里看望了拉巴特的部队，回来之后他注意到，就算是乘坐吉普车也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总统还接见了90岁高龄的摩洛哥大维齐尔（grand vizier） 和9岁大的苏丹。大维齐尔携带礼物前来拜访，他送了罗斯福一把金质匕首，送给第一夫人一对金手镯和一顶硕大的皇冠。罗斯福看到皇冠后对儿子眨了眨眼。“我们同时想到了她戴着那个廉价货在白宫主持大局的画面。”埃利奥特后来挖苦道。作为回礼，罗斯福向大维齐尔赠送了一幅他本人的镶框照片。

晚饭之后，罗斯福用法语阐述了他对摩洛哥新政的计划，建议大维齐尔制订计划，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磷酸盐、钴、锰矿和石油等，然后拿出一笔资金用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罗斯福甚至建议摩洛哥人前来美国的大学就读，而美国的公司可以在摩洛哥开发项目。

此次高层会晤的高潮是法国政治这一微妙议题，合影仪式引发了争议，因为法国流亡政府的两位对手——抵抗组织代表夏尔·戴高乐与北非妥协派领导人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将军将同时出席这一仪式。合影仪式结束，火药味变得浓烈起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块草坪上接见了记者。罗斯福提到了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国领袖——受人爱戴的内战将领格兰特，据说“无条件投降”一词就是他发明的——之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彻底消灭德军、日军和意大利军就意味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开弓没有回头箭。无条件投降成为二战后期的指导箴言。

这究竟是罗斯福一时兴起有感而发，还是经过反复商讨和深思熟虑，旨在安抚斯大林并鼓舞盟军士气的进击策略，国际社会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实际上，就连丘吉尔也大吃一惊。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很有可能激化轴心国的抵抗，延长战事，并扼杀那些有可能推动和平更快速、平和到来的力量。

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几乎都是一个伪命题。对于身处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来说，投降从不在他的选项里。他始终坚信无条件的胜利。

德国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暴跳如雷的元首此时仍沉浸在幻想之中，不肯接受现实，将他手下的将领逼上了绝路。在他的内心深处，战争似乎仍停留在1942年10月纳粹占据全面优势的时刻，当时的希特勒是继拿破仑之后控制欧洲领土面积最广阔的领袖。在东方，他手下那些经验丰富的部队控制了苏联的大部分领土，开拔到距离莫斯科仅40英里的地方；在西方，他控制了欧洲皇冠上的珍珠——法国北部；在东南地区，他拿下了高加索地区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在南部，他将地中海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铁钳之下；在北部，瑞典逐渐被边缘化，而挪威仍处于暴政之下；除了一群无组织的游击队的占领区外，巴尔干半岛已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在北非，只要他一声令下，隆美尔就能打进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

但这一切只是幻想。随着1943年的到来，现实变得愈加严峻。苏联战场上，德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希特勒没能为部队提供足够的过冬装备，当莫斯科进入严酷的冬季，德国人的武器结了冰，人也被冻僵了。雪中夹杂着冻雨，冰里混合着污泥，消耗殆尽的德国人陷入了绝望。几个月之后，纳粹的伤亡人数将突破100万。之前的胜利——吞并奥地利，闪电袭击波兰与法国——并不能阻止发生在苏联冰冷街头的惨剧。一位德国将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莫斯科，德国军队不可一世的神话破灭了。

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同样惨不忍睹。苏联红军从侧面发起攻击，成功将德军击退40英里，迫使他们撤退到了西面的唐湾（Don Bend）。处于崩溃边缘的希特勒命令手下的指挥官要战斗至死。走投无路的他致电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von Paulus）：“投降绝无可能！我们的军队将战斗到死！”（早前他曾对手下的官员怒吼：“我绝不会离开伏尔加！”）但是在数次试图重新安置陷入重围的纳粹军队而无果之后，保卢斯只有投降。其间，22个德国师和2个罗马尼亚师——德军之花——被留在了斯大林格勒的街巷，全军覆灭。号称拥有30万人的第六集团军，最终只有9.1万名衣衫褴褛的幸存者缴械投降，而其中回到德国的只有5000人。

对于驻扎在地中海的纳粹部队来说，他们的日子同样不好过。这里是著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败北之地。希特勒命令隆美尔死守北非。这注定是死路一条。蒙哥马利发动了猛烈的防守反击，在遭受毫无必要的重创之后，希特勒孤注一掷，下达了“将每一杆枪和每一个人都投入到战斗中，要么胜利要么死”的命令，但隆美尔无视他的命令，决定全面撤退。蒙哥马利率众对隆美尔的部队穷追猛打，他的逃跑路线变成了一条死亡之径——每一道水沟、每一座平坦的山丘、每一个悬崖，四处散布着烧焦的汽车、爆炸的坦克还有战争留下的碎片。冷静下来的隆美尔凭着过人的勇气，尽其所能在凯塞林山口对第二集团军发动一系列猛攻，结果缺乏经验的美国兵完败。后来，他又率领手下对蒙哥马利发动了四次突围。不久，隆美尔得到了11万人和数百吨物资的增援，德军开始四处侦查出击，广挖战壕，但这最后的挣扎收效甚微。

很快，强大的盟军势不可挡。美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分别从相距2000英里的地方出发，一路上如同挥舞的镰刀一样向前推进，最后汇合在一起，切断了隆美尔的撤退路线。

突尼斯很快就会陷落，精疲力竭的隆美尔拖着疲惫的身体和郁闷的心情，被匆忙召回德国，这让他逃过了战败的屈辱——他放弃了军队的指挥权，再也没有回到曾经让他封神的北非沙漠。余下的德国部队很快便开始崩溃，盟军俘获了25万名战俘，其中超过10万是德国人。对于罗斯福和丘吉尔来说，突尼斯战役的胜利几乎等同于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斯大林对此似乎也十分认同，他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祝贺您和英勇的美英联军取得辉煌胜利，将突尼斯从希特勒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盟军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轻描淡写地对手下的几位官员说，德军在突尼斯的行动至少将盟军进攻欧洲的时间拖延了6个月之久。此外，他曾宣称占领突尼斯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他坚称，若不是德军在北非殊死抵抗，盟军恐怕早已在意大利站稳脚跟，控制了阿尔卑斯山主峰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

“这样一来，将造成我军不可避免的失利。”他说。

到这个时候，希特勒的暴躁与愤怒已举世皆知。他躲在“狼穴” ，远离德国人民甚至是他的指挥官，身边全是一些唯唯诺诺的马屁精。他只听那些党内奉承者、私人医生和占星师的话，这些人都折服于他的个人魅力。尽管身体欠佳，精神萎靡，他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半分。即便战事开始分崩离析，他依然固执己见。实际上戈培尔曾经说过：“我们不仅面临着领导危机，严格来讲可以说是‘领袖危机’！我们身处柏林，就算有紧急事件也无法向他汇报。”

1943年2月20日，希特勒的一位助手在见到元首的样貌之后吓了一跳，他发现，过去的14个月里，元首苍老了许多。他惊恐地发现希特勒的左手抖得十分厉害，言语也有些迟缓，举手投足明显少了许多“自信”。实际上，希特勒的健康状况比这位助手想象的还要糟糕。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双眼浑浊无神，走起路来活像个老头。他的左腿经常抽筋，为此走路的时候不得不拖着脚弓着背。他显然是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饱受抑郁症困扰，整晚无法入睡。为了防止病情恶化，他每天要服用28片药丸，但这些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然而，意志坚定的希特勒仍然不时大发雷霆，他夸张地踱着步子，对手下那群懦弱的指挥官大喊大叫，骂他们愚蠢、不称职、不爱国，骂他们不愿把手下逼到极限，或是骂他们在战场上缺乏想象力。不论在哪儿，他都能看到背叛、无能，尤其是懦弱。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肆无忌惮地责骂自己的助手和顾问。他总是头脑发热又固执己见，不管多小的战术问题他都要插上一手，但他的建议往往愚蠢至极，只会让困难恶化。

听到来自前线的令人沮丧的报告，希特勒简直要抓狂。但每到傍晚，他要么摆弄自己的眼镜，要么转动红铅笔，显得平静许多。接着，他通常会在火炉前徘徊上一阵，教训教训那些疲惫不堪、头昏脑胀的官员。当他开始发表沉闷无趣、胡言乱语的长篇大论时，脸上总会呈现出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双眼却炯炯有神，表情异常亢奋。剧本总是一成不变：他看不起那些人——官僚和德国贵族家庭、知识分子和工业家、股票经纪人和外国投资者，还有美丽的圣彼得堡（他拒绝称之为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将被封锁、轰炸，然后投降。还有律师，他也一样看不起。纳粹德国空军和他的核心集团都令他相当失望，比如戈林和施佩尔。他也有喜欢的——农村姑娘、普通的大兵、乡下人、德国的土地、他最爱的大众汽车、普通工人、双眼发亮的婴儿、他的狗布隆迪，还有墨索里尼。他的对手有好几个——罗斯福，那个“诡计多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杂种”、精神错乱的瘸子；丘吉尔，那个“道德败坏的猪猡”、“老婊子”；还有斯大林，那个“半兽人”，他的残忍真值得所有领袖学习。当然，他也对各个民族的特征进行了概括——英国人，尽管他看不起他们，但私下里却对他们充满钦佩之情（真可笑，大英帝国永远是他进行剥削和掠夺的动力）；苏联人，他们简直不配为人；美国人，他向来看不起他们。最后他总会将话题转回到这群人身上——全世界所有灾难的源头：犹太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堕落到如此境地？这是前所未有的惊人的非人性和狂妄力量最纯粹的、不受约束的表达吗？还是他只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右翼政客，一个疯狂民族的化身？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一切都让人十分费解。在历史上的大批独裁者和暴君之中，希特勒一枝独秀，就连恺撒、伊迪·阿明（Idi Amin）和波尔布特（Pol Pot）也甘拜下风，因为他简直是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开创了先河。但他也最终为历史留下了许多令人困扰的无解谜题。希特勒为何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这样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欧洲国家，他是如何走上权力的神坛并持续掌权，实施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政策的？

这个蓬头乱发的无名小卒是如何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泥潭的？

关于他的一切似乎都十分难以定义。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金刚》 （ King Kong ）。他一生独来独往，没有朋友也没有知己。虽然希特勒与戈培尔可以称得上是朋友，但他死的时候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与情人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不温不火，他把她留在身边做伴，刚跟她结婚便让她服毒自尽，接着又在地堡中开枪自杀。实际上他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爱犬布隆迪身上。他勤奋上进，经常学习各种礼仪，这帮助他快速跻身日耳曼上流圈子，但不管他如何努力，他总是那样粗鲁自私。他风格朴素，生活检点，从不酗酒也不吸烟（所以他认为丘吉尔是个妄自尊大的老傻瓜），仿佛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在20世纪重生。

他还是一个饱受细菌困扰的神经病患者。有一次，有人告诉他，一个做过妓女的女人碰了他，把他吓得大惊失色，赶紧沐浴净身——他十分害怕性病。德国人和外国使节都认为，他那冰冷而神秘的眼神十分富有魅力。但真相是，这是他站在一面高大的镜子前几个小时不停练习的结果。他的优雅举止亦是如此。作为一名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他的发言就像他钟爱的瓦格纳歌剧一样：刚开始他会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然后逐渐抛出无数连珠妙语。

他的出身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石。他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Braunau），当天正值复活节，天气寒冷阴郁。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52岁奥地利海关官员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一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克拉拉·波佐（Klara Poelzl）。父母均来自下奥地利州的偏远地区，一家人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小希特勒的心中却充满怨恨，他经常感到不满，还有些懒散。他喜怒无常，经常大发脾气。婴儿时期的照片里，他看上去有些困惑。那双眼睛让人印象深刻，总爱古怪地盯着天空，长大成人后亦是如此。

他的父亲不苟言笑且傲慢专横。小希特勒既惧怕他，又看不起他，相反，他很爱戴宽容勤劳的母亲，一辈子都把她的相片带在身边，直到地堡中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丢弃。或许她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爱过的人。“我尊敬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但深爱着我的母亲。”

他们搬了几次家，最后终于在一个边城小镇林兹（Linz）定居下来。在希特勒的余生中，他始终将林兹视为自己的故乡。希特勒中学的时候被送到了一所实科学校，与传统的文科学校不同的是，这所学校更加注重“现代”学科。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很不适应，他成绩平平，也没有什么好友——他压根儿就不想结交朋友。大家都认为他脾气暴躁而且举止粗鲁。他只对那些激动人心的日耳曼历史功绩感兴趣，可见他天生就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父亲坚持让阿道夫去做公务员，而叛逆的阿道夫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对此他的父亲回应：“不行，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造化弄人，命运拯救了希特勒的理想。1903年1月3日，他的父亲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突然倒地不起，很快便撒手人寰。

16岁的时候，希特勒离开了学校，继续追求画家的梦想。溺爱他的母亲同意了，但希特勒却开始浑噩度日。他经常漫无目的地混日子，幻想着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艺术家。傍晚的时候他常去电影院或剧院，每天都在外面流连到很晚，早上也起得很晚。他醒着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画素描和做梦，要不然就是在尝试写诗。

渐渐地，他开始装腔作势，经常穿一件黑色外套，戴一顶深色帽子，手里还拿着一根象牙柄手杖。亲戚们劝他找份工作，他却对这个念头嗤之以鼻。他的幻想越来越膨胀，对于艺术的野心亦如此。突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搬到维也纳，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Viennese Academy of Fine Arts）。希特勒本人也承认，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几乎像是“一场美丽的梦”。

美梦很快化成了泡影，他的母亲罹患了乳腺癌。希特勒于1907年9月收拾行囊登上列车，前往维也纳，参加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成为113位投考者之一，在此之前，他一直悉心照料着自己的母亲。他通过了初试，却在第二轮考试中败北。当他向学院院长询问自己失利的原因时，院长平静地告诉希特勒，他的天赋不在美术而在建筑上。

此时，年仅47岁的母亲已经去世，希特勒悲痛欲绝。他几乎身无分文，母亲的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贫穷和残酷的现实”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他手头的钱仅够他撑一年。

他再次收拾起行囊，离开温馨的林兹小镇去了维也纳，这一走竟是永诀。

从1908年到1913年，穷困潦倒的希特勒一直在反犹主义的国际大都会维也纳的圈子中流浪，追求一种默默无闻的艺术家生活。勉强维持生计的他早已放弃成为一名伟大画家的幻想，现在的他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建筑师。但失败总是环环相扣的：他中途辍学，没有学位证书，也不可能搞到证书，更没有朋友。他藐视这个将自己视为不稳定因素的社会。实际上，25岁的时候，他就跟流浪汉差不多。他自己也承认，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个无名小卒。有一次，他竟然落魄到身穿爬满虱子的衣服跟一群流浪汉和醉鬼住在一间肮脏破烂的招待所。为了赚钱，他扫过雪，在火车站为人扛过行李，只要有钱赚，不管什么古怪的工作他都愿意做，甚至还产生过贩卖一种有奇效的“生发药”的念头。一有机会，他就会兜售自己的素描和绘画作品。只要有可能，他就阅读维也纳报摊上十分畅销的种族主义书籍，从中寻找慰藉。他十分崇拜激进的反犹民族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领袖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

后来希特勒搬到了流浪汉之家，条件比招待所稍好一点。流浪汉朋友们依着因反英而闻名于世的布尔人领袖给他取了个外号——“欧姆·保罗·克鲁格（Ohm Paul Kruger）”。

希特勒对音乐兴趣浓厚，贝多芬、布鲁克纳、莫扎特和勃拉姆斯都是他的挚爱。维也纳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然而当威尔第和普契尼在座无虚席的皇家剧院演出时，希特勒却无动于衷——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饱受宏伟的愿景和业余爱好梦想所困扰的希特勒，唯一的真爱便是德国音乐。他的挚爱当属瓦格纳，此人在他眼中如同传奇。瓦格纳的唱片希特勒听了一遍又一遍，他反复聆听“逝去世界的旋律”，这个充斥着史诗战争和剧烈救赎的世界，是哲学国和顶尖艺术家的世界，是日耳曼英雄、异国骑士和英勇的日耳曼历史的世界。渐渐地，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尽管此时还不是素食主义者，但希特勒逐渐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人。维也纳充满了文化和商业气息，到处都是作家、思想家和学者。此外，维也纳还推行性法规，旨在维护日耳曼民族的清新质朴。但这种观念也有着十分丑恶和不正当的一面：堕落、罪恶和出卖灵魂。对于希特勒而言，维也纳丢失了纯净正直的高尚目标，成了一个新的巴比伦。在红灯区，他憎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公开色情艺术和年轻的异装癖，那些人涂脂抹粉，信步走进昏暗的酒吧。他也憎恨那些在这座城市破旧不堪的公寓街区公开揽客的流莺，或是在镁光灯下赤身裸体跟男人和女人在柜台做爱的娼妓，以及那些挥舞着皮鞭的强壮有力的妓女，还有母女齐上阵的母女娼妓。

希特勒本人离经叛道，其方式却与其他人不同。他害怕疾病和细菌，女人似乎也令他胆战心惊。他从不约会，也没有交过女朋友。实际上，有一回他去歌剧院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孩对他表现出了浓厚的“性趣”，结果他被吓得落荒而逃。同性恋也让他恶心，还有手淫。卖淫也是如此，尽管他奇怪地对卖淫感到着迷。不止一次，有人看到他流连于施比特贝格街巷（Spittelberggasse），盯着那些互相挑逗的偷窥狂，虽然他经常大骂道德沦丧和卖淫的罪恶。

希特勒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作为一名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憎恨社会民主主义，多语种议会让他心生恐惧。他还十分鄙视哈布斯堡（Hapsburg）政权，对于多民族融合十分不齿，他哀叹这会腐蚀日耳曼的古老文化。他经常入不敷出，却恬不知耻地坚持自己不会再为钱作画，除非对方能够打动自己。他坐在廉价的咖啡馆里，向每一位热心听众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关于大德意志帝国的设想，以此来填补懒惰生活带来的挫败感。逐渐地（尽管历史有待考证），他受到维也纳蛊惑人心的反犹市长（据称是“日耳曼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不切实际的种族理论的蛊惑。他相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归咎于“赤色分子” ，然后是“耶稣会教士”，归根结底是“犹太人”。据他自己承认，这是他最大的转变。不论是社会动乱还是文化或政治腐败，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日耳曼民族的诱惑者”——犹太人，他们逐渐破坏了雅利安民族保持了几个世纪的纯洁性。

希特勒是一个人在战斗吗？在维也纳并非如此，这里一直是偏见最严重、反犹呼声最高的欧洲城市。毒药一般的反犹主义无处不在。在复活节，大家指责犹太人犯有杀婴罪，媒体上，犹太人常被描述成嫖娼和堕落之首。

有一天，希特勒收拾行囊在慕尼黑短暂停留了几天，他认为这里是真正的日耳曼城市，然后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并拥有了一种事业心。“我双膝跪地，”他后来写道，“真心感谢上天让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在西方战场做了四年的传令兵，数次赢得铁十字勋章，包括一次一等勋章，这对于现役军人来说十分难得。讽刺的地方就在于，授予他勋章的竟是一位犹太指挥官。他的战友都称他为“艺术家”。突然之间，希特勒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立刻变得英勇无畏、冷酷无情起来。当其他人为了人世苦难而不知所措时，他却看到了创造一个改良的、种族纯净的德国的机会。当其他人跟法国姑娘调情的时候，他怒不可遏地呵斥：“你没有德国人的荣誉感吗？”当其他人酗酒、吸烟、吹牛皮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躲在战壕里生闷气。

但是，在10月13日和14日晚上，希特勒受到芥子气攻击暂时失明。他的战争生涯就此结束。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以德国失败而告终。

一开始，饱受折磨的希特勒对于德国在1918年11月的投降和那些投降的“战俘”久久不能释怀。1918年11月8日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双眼尚未恢复的他躺在帕塞瓦尔克（Pasewalk）一家战地医院里，一位新教牧师走了进来，清了清喉咙，然后向希特勒所在病房里的人宣布了休战协定。希特勒十分震惊，将其称为“恐怖事件”和本世纪“最严重的罪行”。他相信德军定是“遭到了暗算”。实际上，遭受暗算一说不过是一个宣传的说辞——德军在最后的四个月里已经分崩离析。与此同时，整个德国都出现了行业动荡、愈发严格的媒体审查和严重的食品短缺。突然之间，抗议和叛乱此起彼伏。随着前线战事的减弱，混乱无序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动乱消耗着德国：基尔（Kiel）发生了海军暴乱；乡下接连爆发动乱；仅一天之后，柏林也发生了暴乱，慕尼黑的情况稍好一些。这无异于一场小型内战。

在慕尼黑，希特勒眼见临时苏维埃政权正试图控制这个城市，这让他屈辱难平。他们到处煽动叛乱。同时，心直口快的犹太领导人，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四处宣扬要在成千上万红军的帮助下推翻该政权，后者基本上是由幻想破灭的工人组成。此外，行政院的领导权落入了尤金·莱文（Eugene Levine）手中，他是一个精神癫狂的犹太人，宣称犹太人正在组织一个旨在发动世界革命的秘密国际组织。这激发了希特勒心中的反犹大屠杀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子。

然而，革命很快胎死腹中。几周之内，正规军和退伍军人被重新征召入伍。反革命分子还刺杀了卢森堡，慕尼黑等城市变成了一座座军营，到处都是路障和铁丝网。其间，希特勒开始构想出了个人的独特的反犹主义，将犹太人称为寄生虫一般的社会毒瘤。

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犹分子，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偏执尤甚从前。6月，他在军队的举荐下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学习了反布尔什维克“指导课程”。不久，他就树立了专家的声誉，亲自在部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演讲，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就连他的上司也建议他不要这样张扬。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也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犹太问题”。1919年9月，希特勒告诉一位前来聆听演讲的听众，反犹主义是有事实依据的，彻底消灭所有犹太人乃是不刊之论。

希特勒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1919年夏天，他受命负责所谓的教务工作，主要任务是暗中监视战后慕尼黑的高压政治氛围下的极右派和极左派。有一天，希特勒受命调查一个由理想主义分子组成的民族主义团体，该团体约有500名成员，他们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希特勒在聆听一篇演讲时终于失去了冷静，他亲自登上了主席台。德国工人党慕尼黑分会主席对希特勒的演说大吃一惊，他说：“天哪，瞧他那张嘴。我们会用他的。”

他们的确雇佣了希特勒。1919年9月16日，这个头脑发热的巴伐利亚人，这个困顿不堪的艺术家，这个缺乏教育的煽动者，这个未能晋升中士的下士，加入了慕尼黑种族主义政党——德国工人党，当时这个组织还显得无足轻重。他的党内编号为555。该党很快便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1921年夏天，他成功地点燃了仇恨的火焰，成为一场3000人规模的民间运动的领导者。几个月之后，他就被公认为元首，或者说领袖。

上任之后，希特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党制定口号——仪式性地重复“万岁”（Heil!）或“胜利万岁”（Sieg heil!），还有新的标志纳粹十字，这代表着雅利安民族的神话。该团体的教义浓缩为25条纲领，每一条都针对《凡尔赛条约》和犹太人。但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希特勒本人。他一本正经、装腔作势、粗粝刺耳的声音让听众十分着迷，还有他那无与伦比的自我表现天赋。希特勒雇佣了一支身体强壮的武装部队殴打反对者并维持会场秩序，借此扩大了自己的权势。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希特勒身边臭名昭著的黑衣私人保镖——纳粹党卫军和由恩斯特·罗姆组织的冲锋队，他们将在今后的日子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希特勒的政治对手。

1923年，希特勒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认为魏玛共和国即将倒台，因此密谋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他冲进慕尼黑一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啤酒馆，挥舞着手中的勃朗宁手枪，朝天花板扣动了扳机，大声宣布自己正在主持一届新的政府，将对柏林的犹太政府发动革命。接着，希特勒和手下全副武装的追随者，大约2000多人，阔步穿过了慕尼黑城，期许赢得更多的支持。结果他们却遭遇了警方的驱逐。希特勒的14名追随者丧命，啤酒馆暴动就这样流产了。负伤的纳粹领导人飞快地逃离了现场，躲避警察的追捕，他的左肩在混乱中脱了臼。希特勒遭到了通缉和逮捕，最终被判在兰茨贝格堡（Landsberg）服刑五年。希特勒一如既往地目中无人，仿佛自己是被送上断头台的大块头丹东（Danton），他对公诉人大喊：“尽管去宣判我们有罪吧！千百次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历史的正义女神会对我们微笑，把判决书……撕得粉碎！”

他说得一点也没错。监狱长给了他很多便利，包括一间漂亮的大屋子，窗外的风景如仙境一般美好，还有一张结实的写字台和一些写作材料，这些东西在他手中都大派用场。他于7月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宣称自己将退出政界，利用这段间歇期向自己忠实的追随者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口述了后来的纳粹党圣经——《我的奋斗》。此书是种族神话、反犹主义和肤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拼凑结合（“种族问题不仅是世界历史的关键，也是全部人类文化的关键”），却引起了广泛共鸣，被翻译成16种语言，销售了1000万册，甚至还推出了盲文版。这本书让饥肠辘辘的艺术家一跃成为超级富豪。

仅9个月之后，希特勒就被释放出来。在监狱的大门口，他的党羽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为他喝彩，看守他的狱卒满怀深情地为他送别。离开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停留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当时，希特勒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他领导的党派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为此他精明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之路不能只靠武力，相反，他向公众承诺自己会遵守国家法律，但这纯属胡扯。他决定在未来几年里重新组建纳粹党，发动一场大型的民粹主义运动，让独裁卷土重来，并运用议会力量和国会以外的恐吓手段。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利用德国宪法，合法地推翻魏玛共和国。

计划分为几个阶段。1925年，纳粹党的禁令得到解除。希特勒巧施计谋，很快就击败了党内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领导的北德“社会主义”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党魁地位。他的重心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规划，而在于个人魅力的施展——民众对元首的狂热崇拜。不出一年，他的魅力便超出了巴伐利亚，收获了大量左翼和右翼追随者。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仍属于少数党派，他们只赢得了12个席位，即2.6%的选票。接着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希特勒借机成为公众人物，登上了权力顶峰。

事后分析可以看出，正是一战和大萧条成就了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为这个战败的国家许下了美好的未来。一扇崭新的历史大门就此开启。的确，1932年的大饥荒和大屠杀拖垮了每一个大都市的发展脚步。但对于混乱的德国来说，有一点显著不同：受全球事件的影响，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大萧条时期被彻底击垮。德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一生的积蓄在几小时之内付之东流，国家的货币体系彻底崩溃，通货膨胀失去了控制。很快，各个阶级的人群都开始拥护元首关于借助武力和团结实现国家自由的愿景。他得到了传媒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的支持，还获得了有影响力的军界大佬以及大量年轻人的支持。他把自己当成了德国的救世主。社会瓦解、超高的失业率、歇斯底里和燃烧的仇恨成为希特勒最好的朋友。

1932年，纳粹党赢得了18.3%的选票，约650万张，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占107席，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同其他政党不同，希特勒的行动似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这愈发不同寻常，要知道就在几年前他的支持者还只是一群头脑不正常的疯子。实际上，即使在1932年1月，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耻辱。出身名门的德国人认为纳粹党缺乏教养，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纳粹分子在街头大肆屠杀反对者。但到了1932年秋天，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主白宫时，德国贵族正在重新评价希特勒。随后的一场公开演说中，希特勒在一个著名俱乐部中发表演讲，告诉高级实业家，在纳粹党内他们用不着害怕激进分子。值此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他提供竞选资金。

希特勒正式获得了德国公民的身份，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总统候选人，得到了1300万选票，高出共产党候选人四倍之多。其间，纳粹逐渐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在国会中拥有230个席位。尽管前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最终出任总统，但自视为接班人的希特勒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不过，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掌权，凭借的绝不仅仅是意志力，如同他后来在自己精心炮制的传奇事迹中一口咬定的那样。的确，他在全国拥有1300万支持者，此外还得到了一群由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实业家组成的阴谋集团的支持，这些人帮助他登上了权力巅峰。令人意外的是，他还获得了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演员、作家和艺术家的支持。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行使权力的责任会让希特勒的激进有所收敛，其中以出身名门、温文尔雅的德国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为代表，但希特勒对他们十分不齿。他们错了。他们还认为，希特勒一旦上台就会恢复经济复苏所需的和平。在极力说服希特勒加入联合政府无果之后，为了确保自己承诺过的“稳健政策”能顺利实现，不顾一切的冯·帕彭劝说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他称呼希特勒为“那个波西米亚下士”）为内阁总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职。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一位摄影师为历史留下了希特勒的表情——他的脸上充满了喜悦。

德国的民主试验尚未施展拳脚便遭到了废弃。戈培尔热心地评论“希特勒是德意志共和国总理，这就像个童话故事”。当天晚上，极度兴奋的纳粹党羽游行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以示庆祝。同时也有人偷偷议论，灾难即将降临。希特勒的一些政治对手匆忙离开了德国，他们为自己的安危甚至是生命感到担忧。但就算在最严厉的批评者中间，也没有几个人相信纳粹党能够长久执政。在美国，有些人则对德国新总理情有独钟，如杰出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称赞希特勒的一篇演说为“真正的政治家演说”，并补充：“我们又一次穿透迷雾和喧嚣，聆听了一位真正的文明人的真实声音。”

上台之后，希特勒运用计谋和策略以惊人的速度击败了自己的敌人。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在全国实施了戒严令。保守派人士被逐出了政府，自由贸易联盟被彻底取缔，社会民主党人不准参与政治生活，当然他还针对犹太人采取了更多的惩罚措施。接下来，纳粹政权采取了有计划的胁迫策略。总理要求大家绝对忠诚，他清洗了德国一些最著名的教授，打压政治对手，所有直言不讳的人都被迫噤声。至于那些不听话的顽固分子，希特勒立刻把他们抓进了监狱。大约4000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不少德国国会代表，此举震惊全国。最坚定的希特勒反对者的境遇则完全不同，等待他们的将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达豪集中营。

1933年3月5日，欧洲统治阶级沮丧地目睹德国举行了最后一次民主选举，这次选举变成了德国历史上最暴力的活动。纳粹党徽悬挂在高楼大厦，迎风飘扬，纳粹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布告栏。同时，公共广播中全天候播放着嘹亮的军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着褐色衬衫的日耳曼年轻人。纳粹冲锋队员不是破门而入殴打反对者，就是举着火把没日没夜地游行。现在回想起来，民主反对党绝无上台的机会。希特勒第一次赢得了绝对多数选票，共1700多万张选票。接下来，借由大肆宣传和恐吓，他很快就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无可争议的独裁者。几番恐吓反对者之后，他对魏玛共和国的意见领袖采用了拉拢策略。他十分强调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取消了前往位于波茨坦的兵营教堂（Garrison Church）向总统冯·兴登堡致意的古老礼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就葬在那里。对于那些怀念魏玛共和国“黄金岁月”的人来说，此举意味深长。

两天之后，德意志帝国议会进入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进行选举投票，给予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威。影响深远的宪法修正案《授权法案》以444票同意、8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德国成为独裁国家。希特勒现在不仅拥有立法权，还可以控制国家财政，并随意进行外交活动。

到了第二年早春，德国人对于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地步，其他地方亦如此。人们写诗赞美他。树木都被命名为“希特勒橡树”后种下。到处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市政广场也一样。在他44岁生日当天（他十分年轻，他的副手更加年轻），整个国家载歌载舞为他庆祝，把他捧上了天。5月10日，德国的大学教师合力点燃了一大堆篝火，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他们烧毁了书籍，包括心理学、哲学和历史书籍，这些书对纳粹政权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934年8月，86岁的冯·兴登堡去世，希特勒以非法手段独揽元首和总理大权。一夜之间，他大权在握。每一位德国官员都要宣誓对他效忠，不是对政府或国家效忠，而是对一个即便在当时地位也饱受质疑的人的幻想效忠。毋庸置疑，希特勒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统治者。同时，他让自己的党羽、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各自独当一面。不过，还是有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不超过一年就会下台。

但上台三年后，希特勒的政权得到了稳固。他摧毁了左派，拉拢了保守党精英；他废止了《凡尔赛条约》，赢得了广泛赞誉；将军队数量扩充至可允许规模的五倍，并强制大不列颠允许德国增加海军预算。在将莱茵兰（Rhineland）重新军事化之后，他如同神灵重生。非凡的成就接踵而至——1936年德国签订了《罗马—柏林协定》，1938年德奥合并解放苏台德（Sudeten），1939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兵不血刃的成功与德国的领土扩张为德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欢愉，使得他们对集中营、令人毛骨悚然的纽伦堡种族法案 以及不同政见者遭受的迫害视而不见。他们没有看到德国已经变成一个野蛮的流氓国家的现实。

许多事情极具讽刺意味：在那些为了保命而逃离德国的人中间，有一位名叫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Ernst Hanfstaengl）的人，他不仅曾经给予希特勒竞选支持，而且在1923年纳粹暴动失败后给予了他庇护。在希特勒的精心策划下，他的许多亲密盟友在“长刀之夜”被暗杀，其中包括他曾经的左膀右臂——恩斯特·罗姆。

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同其他独裁者相比具有哪些特点？人们极少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却十分发人深省。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也有秘密警察——纳粹党卫军，但却是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获得力量，成为民粹主义独裁政体。同大萧条时期承受重负的民主制度不同，德国经济十分繁荣，军事整备计划极大地补充了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德国的收入翻倍，产能增加了102%，民众的生活和幸福指数达到了顶峰。就连德国的出生率也大幅攀升，这表明大家对国家日益繁荣的信心。随着希特勒在国内和国外的成功，他成了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当代的罗伯斯庇尔，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希特勒从不会让德国人忘记，他们的国家曾在1918年受到侮辱和嘲笑，因此他代表了民众的恨意、沮丧和期望。奇怪的是，当时的世界舞台上活跃着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如丘吉尔和罗斯福，还有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领袖，如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马歇尔·贝当（Marshal Henri-Philippe Pétain），希特勒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领袖——至少在1940年前如此。

同罗斯福或丘吉尔一样，希特勒天生就是一位戏剧演员，他无时无刻不在表演，永远身处舞台中央。他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骗子，曾经一本正经地对罗斯福总统说，没有人比自己更加渴望和平，纳粹党无意将其他任何国家纳入德国版图。他努力营造一种神秘和威严的形象，因此总是故意迟到片刻，缓步走进水泄不通的大厅，精心遣词造句，设计自己的肢体语言。每次开始演讲之前，他都喜欢稍事停顿，让紧张的情绪释放，然后在犹豫不决的时刻再次略微停顿，迎来一阵潮水般的欢呼声，令他的追随者折服。他对民众的爱也十分做作——亲吻女士的手，扮演和蔼的希特勒叔叔为孩子们分发巧克力，扮演普通民众同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工人握手。

他的纳粹哲学独树一帜。对于希特勒而言，德国是一个“民族”，或者说“种族”。而他的人民来自世界各地，全都拥有无懈可击的德国种族血统。在他看来，他们的出身就是一部传奇的历史：早在国家统一之前，就有了德国种族，德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政治家园。反过来，作为元首，他是这个家园的守护者。因此他的座右铭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Ein Volk,Ein Reich,Ein Führer）”。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逐渐被打上了他的独特印记。一路走来，希特勒网罗了许多同谋，他们乐意对他的一切模糊不清、转瞬即逝的幻想俯首帖耳，对于他的种族主义倾向更是百依百顺。希特勒手下的将领恬不知耻地迎合他的种种战术错误，不管这些错误多么致命。大多数德国人也盲目顺从他的意愿。而这一切本身就很神奇。

灾难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希特勒对于自己的神话和全能全知坚信不疑，从最初那些激动人心的胜利开始，他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势。全能意味着什么？一旦时机成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决任何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比利时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希腊人、苏联人、穷人和富人、强者和弱者、男女老少、他最亲密的盟友，甚至是那些“胆小如鼠”的子民，还有万年不变的——犹太人。

1943年，江河日下之时，当胜利无望的德军乱作一团，当业已低迷的军队士气一落千丈，他手下那些最杰出的将领不愿再听从他的指挥，当盟军登陆那不勒斯，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做好进军法国的准备，而苏联正在准备西进，当他自己的祖国遭到轮番夜间空袭，他的人民穷困潦倒，希特勒却一头钻进“狼穴”和元首地堡中，埋首于那个虚幻的世界。他在那里指挥着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发动攻击，彻底陷入幻想、偏执和厌世之中。

一个强有力的目标似乎在不断地激励着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华盛顿和伦敦。在那儿，要求对欧洲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的压力与日俱增。罗斯福总统精心制订了一个伟大的作战计划——下一步，让美国军队从北非开始向北进发，然后强势进入意大利。但国务院的反对者空前之多。1943年2月10日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一份令人震惊的354号电报被送到了瑞士伯尔尼公使馆，署名为美国国务卿。电报要求使馆停止转递任何个人提供的情报，“特殊情况”除外。这是一种外交辞令，真正目的是为了封锁不断发生的大屠杀消息从欧洲传入美国。实际上，美国国务院正在利用国家机器来阻止营救犹太人，而非提供帮助。

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始终保持着沉默。或许他们自知无法仅仅为了行善而立法，也无法像罗斯福一样调动军队，发动空袭轰炸平民。但他们很快就亮出了立场。

1943年2月底，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阿尔本·W.巴克利（Alben Barkley）终于加入了争论。作为一名律师、卫理公会派教徒和自由民主党人，巴克利是美国最具声望的政治家之一，也是罗斯福的亲密盟友，曾任民主党代表大会主席，并在1940年选举中第三度提名罗斯福。后来他做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副手。巴克利从不放过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立法细节，从他的性格和信仰来看，他绝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立法委员。但当他心怀不满时，他就变成了冒险家，日后他还将变成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民的热心守护者。3月9日，就他提出的决议，表示美国人民对于纳粹的暴行和犹太男女老少遭到大规模屠杀的愤慨，参议院投票进行表决。这项决议严厉谴责了这种野蛮的、不可原谅的暴行，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此时，大西洋彼岸也爆发了对纳粹暴行的抗议。颇有声望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于3月23日在上议院发表演说，此时距离他去世仅剩一年时间。他走上主席台，用清晰洪亮的声音紧急呼吁上议院立即采取措施帮助犹太人。他为错失时机的几个月而惋惜，此前的行动一拖再拖，外交争论和拖延漫不经心，政客们还一叶障目。他警告大家：“每天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此时此刻，我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将站上历史、人性和上帝的审判席。”

颇有影响力的周刊《国家》在一篇批判性的社论中对此表示赞同。“在这个国家，你、我、总统以及国会和国务院都是希特勒的帮凶，终将因他而获罪。”社论还评论：“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我们在面对世界最大的悲剧时应该冷漠地袖手旁观？”

3月9日傍晚，4万名纽约人列队进入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一场名为“犹太不死”的活动，创下了空前的纪录。这是一场为纪念死于纳粹党之手的犹太人举行的纪念仪式。花园外，数千民众站立着，在寒冷的夜晚跺着脚，期待着返场演出。这项活动不是一场普通的露天表演，它邀请了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Robinson）担任解说，还有当红演员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伯吉斯·梅雷迪思（Burgess Meredith）、拉尔夫·贝拉米（Ralph Bellamy）登台表演，以及保罗·穆尼（Paul Muni）献声。活动的主办者为传奇经理人比利·罗斯（Billy Rose），他是白宫的亲密盟友。奥斯卡获奖编剧、戏剧家和小说家本·赫克特（Ben Hecht）担任编剧，他曾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美人计》（ Notorious ）和1932年的经典之作《疤面人》（ Scarface ）操刀撰写剧本。

演出开始的时候，整个大厅一片漆黑，接着无数道炫目的光芒打在了舞台上。背景是两块12米见方的石板，上面刻有《圣经》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 。数十位演员沉默着走到前台站定。然后他们开口了，提到犹太人对人类的贡献——摩西、迈蒙尼德和爱因斯坦，提到了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盟军，然后表演起战后和平大会的盛况——正如罗斯福所期望的那样——死去的犹太人重生之后，讲述他们在德国人魔爪之下遭到屠杀的悲惨故事。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恳求道：“请记住我们。”这声音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观众中传出了一阵抽泣声。那让人难忘的声音再次传来：“犹太人的尸体躺在文明的阶梯上。看吧，就在这里！”接着是一声对良知的呼唤：“无人喝止刽子手，没有政府喝令屠杀停止。”

这场感人至深的演出也通过电台进行了转播，很快便造成了轰动。报纸和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团体进行了全国巡演，所到之处包括费城、芝加哥、波士顿甚至是洛杉矶的好莱坞露天剧场，赢得了广泛赞誉。到了华盛顿，连埃莉诺·罗斯福也前来观看演出，还有6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无数内阁成员、300多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军界政要甚至外国使节。共计10万多名美国民众观看了演出。

美国民众对于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恐怖程度表示难以理解。埃莉诺·罗斯福还深受感动，在《我的一天》专栏中专门为这场演出撰文。她写道：“‘犹太不死’，是我观看过的最动人心弦、最感人至深的演出。演出团体走到台前，娓娓道来他们在冷酷无情的德军手下的遭遇，没有人会忘记那句萦绕不绝的话：请记住我们。”

没有人会忘记？尽管演出赢得了广泛关注，但大家却明显遗漏了一件事：营救欧洲受困难民的具体措施。

实际上，当这场演出的导演、白宫的亲密战友比利·罗斯前往白宫，要求罗斯福总统发表一份简要的声明，加入到“犹太不死”的演出中，白宫拒绝了。

2月13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重大新闻，为营救犹太人提供了第一个重大契机。

文章标题为“罗马尼亚计划转移犹太人”，伦敦特派记者发回的这篇报道宣称，罗马尼亚政府打算释放7万名犹太人，把他们从德涅斯特河沿岸 转移到盟军选定的条件更好的巴勒斯坦，罗马尼亚人愿意提供船只保证犹太人安全转移。他们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选择这样的时机？很简单，他们只是为了现金。因战争而陷入赤贫的罗马尼亚人要求每名难民支付130美元，运输和相关费用另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尼亚人认清了战争的走势，认为战争的天平已经向盟军一方倾斜，轴心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还在发表不切实际的演说，声称每一天德国人都像战争开始时那样挺直身板。因此，罗马尼亚希望通过释放犹太人来讨好盟军，借此减轻自己因与纳粹合作而应受的惩罚。这清楚地表明，德国以外的轴心国越来越担心因迫害难以计数的无辜之人（尤其是犹太人）而付出惨重代价。为了表示政府的诚意，《纽约时报》报道称，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大主教和教廷大使将监督转移过程，而且为了确保安全通行，船只将悬挂罗马教廷的标志。

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好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位民间激进主义分子不愿意冒险等待盟军发起行动。彼得·H.伯格森（Peter H.Bergson），这位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受到大批崇拜者的追捧、称赞和尊敬，但他的批评者却不太信任也不喜欢他，甚至对他恨之入骨。伯格森原名希勒尔·库克（Hillel Kook），他已故的叔叔曾是巴勒斯坦的大拉比。他最初来到美国希望能够参加犹太军队，接着又转变重心，开始营救犹太人，使他们免遭全种族的毁灭。他满腔热情又富有魅力，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和富有影响力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巧于应对困难的艺术大师。伯格森和他的追随者们宁愿通过高调的活动为水深火热的犹太人争取全国性的支持，也不愿与国务院或是白宫合作。他们的做法包括展示巨幅陈列广告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纽约时报》发表关于罗马尼亚的文章三天后，他的团队在这份报纸上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标题直指人心：

寻人性买家

70000名犹太人

每人50美元起

这则广告直言不讳，令当局十分尴尬。它宣称，罗马尼亚“已经厌倦屠杀犹太人。过去的两年里，罗马尼亚政府杀害了10万犹太人”，但现在他们愿意“无条件释放犹太人”。

广告号召读者写信给自己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并发动身边的朋友立刻采取行动，呼吁“趁现在还有时间”。这则广告背后隐含了一个基本诉求，即“联合国应立即成立跨政府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阻止大屠杀。数日后，伯格森的团队又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另外一则广告，同样呼吁建立一个跨政府营救组织。自此，一波围绕营救问题的新宣传攻势正式拉开了帷幕。随后，欣喜若狂的史蒂芬·怀斯和美国犹太大会合作开展了一次“阻止希特勒”的示威游行。7.5万名民众参加了集会，再次将麦迪逊广场花园挤了个水泄不通，还有人举着标语，手拉着手在广场外示威。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前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的口讯也在会上得到宣读。这一次，怀斯和他的团队提出一个详细的11条计划，拟呈交罗斯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强调，“世界的耻辱于星期一晚在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展现得淋漓尽致”。怀斯决定效仿伯格森，立即致电所有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大人物：罗斯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所有议员以及颇有名望的报纸编辑，电文内容中包括11条救助建议。

然而，总统还是用老一套的说辞打发了怀斯，他语气温和地写道：“本届政府已经有所行动，而且不会停下脚步，只要战事条件允许，我们将帮助纳粹铁蹄下的犹太人摆脱压迫……”至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呢？并不只有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一人火急火燎地将《纽约时报》的文章拿到白宫呈送给了罗斯福。但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罗斯福宣称自己对此事了解甚少，告诉摩根索应将这篇报道送到国务院。在那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表示他会对文章进行核实。可以预见，调查充其量只是敷衍了事。两周之后，美国国务院坚称，《纽约时报》的报道站不住脚，消息来源并非是罗马尼亚政府，而是德国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在同盟国制造混乱和猜忌。实际上，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这种说法得到了否认。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已经开始感到了政治压力。两天之后，一份机密情报从美国国务院泄露出来，表明美国和英国正在展开磋商，讨论召开一场外交会议以对难民问题进行初步调查。此次会议将于4月下旬在百慕大召开。

与此同时，日内瓦又传出了新一轮大屠杀的消息，保加利亚的犹太人正在被大批驱逐。

3月27日，英国的大批飞机对德国首都发动了迄今为止火力最大的空袭，在柏林投下了共计1000吨炸药，整片城市区变成了焦黑的残骸，当时罗斯福总统则在华盛顿同他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和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进行会面，萨姆纳·威尔斯也在场。政治天才就在于拥有高人一等的眼界，能够看到普通人无法预见的未来。神采奕奕的罗斯福主要谈论了战后的和平问题，这一问题将建立在轴心国集团垮台和联合国正式成立的基础上。用总统的话来说，这一机构将在未来数年帮助维持世界秩序。但是政治天才也要与令人不悦的现实问题角力。赫尔一度为犹太人陈情，提到除非盟军能将7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秘密转移，否则他们即将遭受灭顶之灾。

安东尼·艾登对于将所有犹太人转移出保加利亚的建议提出了警告。“要是我们这样做，”他讥讽，“那么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指望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在波兰和德国的同胞。”当然，这不正是联合国会想看到的吗？结果这一提议遭到了否决。艾登补充：“希特勒或许会接受我们的提议，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手段。”半个世纪后，这样的麻木不仁看起来似乎十分难以理喻。人道主义完全变了味道——世人不担心犹太人走向覆灭，反倒害怕他们被解救到同盟国。没有人反对这一思路，包括罗斯福自己在内。事实上，总统建议将此事移交给国务院处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罗斯福缄口，对恶贯满盈的死亡集中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噤若寒蝉？实际上，艾登的逻辑、罗斯福的缄默与1943年美国国务院内部盛行的观点不谋而合。“德国政府随时有可能同意将大量犹太难民移交给美国……这种危险将一直存在。难民的数量将超出美国的接纳能力，到时死亡集中营会变成一个过渡。”美国国务院的R.波登·里姆斯（R.Borden Reams）如是写道。他荒唐地辩称：“这样的话，犹太人持续遭受迫害的问题基本上都将由德国政府转移到联合国。”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相比将任何负担转移到美国，他们更乐意接受将犹太人送往毒气室或劳动营。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英国国会议员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ore）在战争早期所做的论断，他找不到任何纳粹政权虐待犹太人的证据。（当时他宣称：“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和平与正义正是希特勒先生政策的关键词。”）

固然，眼下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但这些问题无关其他，更多的是与军事能力和人心妄想密切相关。拯救犹太人免遭纳粹政权的血腥屠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很明显，不管同盟国做出什么决定，希特勒都无意释放任何一名犹太人。而且就眼下来看，同盟国还没有办法营救那些尚未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不过事实是，他们甚至连尝试都没有付出过。

实际上，如果能够达成某项协议，犹太人就可以穿过连绵不绝的群山，跨越巴尔干半岛逃往土耳其。而且就在华盛顿会晤十天之后，英国便宣布打算将2万名波兰难民——非犹太人——转移到安全的东非地区。到了下半年，营救范围将扩大至3.6万名非犹太裔南斯拉夫人。

激进的犹太领袖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同等对待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难民？

1943年早春，史蒂芬·怀斯同白宫接触，要求同罗斯福会面。不出所料，白宫拒绝了他的请求。

目前，即将在百慕大举行的英美难民问题会议成为营救犹太人仅存的一丝希望。与此同时，四座大型火葬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投入使用，犹太大屠杀还在无休无止地继续。

为了体面圆滑地处理好外交事务，参加百慕大会议的外交官们早就做好了准备。12天里，他们一直下榻在“地平线”别墅。这是一座建成于1760年的18世纪庄园，作为百慕大最古老、最别具一格的建筑，这座庄园坐落在一块高地上，四周是一座占地25英亩的风格奇特的花园，种满了摇曳的棕榈树，还有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和木槿。从这里可以俯看波光粼粼的碧蓝色海水和粉色海滩，优美的景色几乎令人窒息。就在这儿，在阳光充沛的会客室、富丽堂皇的套房和巨大的吊扇下，众代表将展开工作。百慕大的优势不止于此，原本有人提议在加拿大或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但是这两地极其容易遭到压力集团的抗议。相比之下，战时管制封死了所有通向这个小岛的线路，这样一来会议可以远离媒体（或者说被美国国务院视为喧嚣杂乱、华而不实的人道主义团体）的窥探。

罗斯福本希望助理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Owen J.Roberts）出任美国代表团的主席，但是罗伯茨因日程安排拒绝了。罗斯福回复道：“我充分理解，但还是很遗憾，您不能前往百慕大——特别是在复活节百合花盛开的时候！”于是，他推选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W.多兹博士（Dr.Harold W.Dodds）担任代表团主席，陪同他前往百慕大的是颇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索尔·布鲁姆（Sol Bloom），以及直言不讳的伊利诺伊州多数党准领导人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议员。怀斯和其他杰出的犹太领袖希望犹太团体能够在会上发声，但政府只允许总统的难民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会。事后来看，批评家们是正确的——会议的结果在一开始便已有定论。

从表面上看，伦敦和华盛顿似乎是在争取公众对于两国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关切，这次由全体同盟国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从一开始也显得十分激烈。大会一致同意，应该采取措施鼓励中立的欧洲国家将难民转运到安全地带；应确保将难民转送到欧洲和非洲等地；最后，大会呼吁成立所谓的跨政府难民委员会，以执行会议达成的决议。然而，由于担心“特定种族或信仰”的“明显倾向性”会引发各同盟国的非议，任何对犹太人的特别强调从一开始便被严令禁止。此外代表们还收到警告，罗斯福的政府无权放宽或废除移民法，这意味着要忽视政府无法满足法定配额的事实。

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恰如其分地指出，会议一开始美国政府显然就在用“木腿”走路。国会议员布鲁姆建议应与德国政府接触，看他们是否愿意每月释放一定数量的难民。但这一提议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只是引起了一阵愤愤不平的抗议。为了维护体面，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同德国政府展开任何谈判。但如果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轴心附属国有可能愿意签订单独的协定，和他们接触会好些吗？这一点甚至没有得到讨论。为饥肠辘辘的难民提供食物如何？代表团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提议，因其明显超出了此次会议的议程。至于德国是否有可能自愿释放一定数量的难民——这对于那些即将命丧毒气室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代表团再一次选择了袖手旁观、冷眼相对。这一建议之所以遭到否决，是因为代表们担心希特勒可能会精心挑选大量间谍，送入同盟国境内，或是同盟国缺少船只，无法负担大规模的犹太人撤离。

当然，事实要复杂得多。大量为运送军事物资和士兵而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在返航美国的时候是空载的，但没人态度坚定地指出这一点。那么这场大会究竟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多年以后，这份如此棘手的大会倡议书读起来令人十分震惊。首先是西班牙。英国最早提出，大约有6000名到8000名犹太难民正在西班牙饱受煎熬——这些幸运儿在去年夏天逃脱了法国的大搜捕，并设法穿越了比利牛斯山（Pyrenees Mountains）——他们应该被送往北非的收容所。现在，他们大多数人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境况十分恶劣。在某个难得一见的清醒时刻，有人指出其中有3000人十分健康，能够为盟军执行军事任务。但是美国人依然犹豫不决，辩称他们的船只已经超负荷，难民或许会连累军事行动。大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美国甚至认为北非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军事战场。然而，就在代表们一直敷衍了事的时候，英国人强烈地感觉到，如果大会连这一提议都无法接受，那么愤怒的公众将会得出结论——同盟国没有为解决难民问题付诸任何实质性的努力。

面对这一指责，美国代表团主席多兹紧急向布雷肯里奇·朗递送了一张便条，请求他再次考虑这一提议。他坦白地补充，“美国政府提出的‘非洲避难所’的理念似乎是我们为引发舆论关注做出的唯一贡献”。

眼下，人道主义宗旨、战略考量以及公众支持三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考虑到英国的提议，这一次最终胜出的是公众舆论。朗把“北非难民营”的计划呈交给美国陆军部，后者由于担心大量的欧洲犹太人会激怒当地的约旦人，否决了这一计划。艾森豪威尔将军却不这么认为，他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大会最终跟随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理由是“服从军事考量”。然而当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罗斯福迟疑不决，他认为该政策极不明智。经过与英国的深入磋商后，罗斯福方才点头同意。计划将在7月执行。最后，只有630名犹太人被运送到了北非的安全地带。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出身良好的代表提出一个又一个计划，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否决。大家不停地对计划吹毛求疵，反复剖析。计划不断延期，留待日后研究。参会人员不愿提供资金，也不愿提供运送难民的船只，更不愿意承诺修改移民法。这是一次流于空想的、失败的大会。在外交官们喋喋不休之时，会议陷入僵局之后，代表们强烈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制订一个“具体议案”，因为现有的建议数量太少，而且力度不大。第一条建议声明，同盟国反对在释放犹太难民的问题上与希特勒进行接触；第二条建议主张，美英两国政府希望中立国能够承担起运送难民的责任；第三条中，英国权衡了允许难民进入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的可能性；第四条建议将西班牙的犹太人运送到北非；第五条建议同盟国发表关于战后难民安置的联合声明；第六条无足轻重，计划重组跨政府委员会。

在场没有人强烈反对。技术顾问乔治·沃伦后来说道，他对反对营救行动的声音深感震惊，现在回想起来，那就像是一场梦游者之间的对话。或者说，代表团好像是在处理1933年的非暴力反犹主义事件，而不是1943年的死亡集中营事件，好像此时并非特雷布林卡和达豪集中营时期，而是德国的电影院和餐馆到处都张贴着醒目的标志“犹太人不得入内（Juden unerwünscht）”的时期；并非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和华沙犹太难民区时期，而是肉铺外悬挂写有“犹太人禁止入内（Für Juden kein Zutritt）”布告的时期；并非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期，而是犹太人不能进入牛奶店为他们的孩子买上一杯牛奶或进入药店购买处方药的时期。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大会的初衷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最终却出人意料地决定对计划保密。大会将向媒体发布一份一页纸的公报，但公报只写明代表团就诸多可能性进行了认真分析，代表们正在向各自政府提出机密建议。

返回普林斯顿之前，大会主席多兹公开宣称，帮助难民最好的方式就是“赢得战争”。

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者浑身发抖，愤怒不已。《犹太展望》杂志（ Jewish Outlook ）万念俱灰，认为大会毁掉了一切希望。在众议院，议员塞缪尔·迪克斯坦（Samuel Dickstein）愤怒地表示：“就算是悲观至极的人也预料不到这种结果。”在参议院，思想独立的共和党人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大声咆哮：“欧洲已有2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还有500万犹太人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除非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救助。”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警告罗斯福总统，这次会议触发公众产生了深切的悲观情绪。素来以温和节制著称的拉比伊斯雷尔·戈德斯坦（Israel Goldstein）此刻也愤然批评：“很明显，百慕大会议的任务不是从纳粹手中营救难民，而是营救美国国务院……”

实际上，自从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后，美国总统就一直因犹太人的困境而饱受困扰。在外界压力的推动和催促下，他曾数次指责纳粹分子，并警告说他们的罪行将受到严厉惩罚。但很明显，他的警告没有起到威慑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而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至关重要，总统凭借着自己的细心慎重而非一贯的义愤填膺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定下了基调。美国国务院花费了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来处理各种争论，或者说只是简单处理几封信件，这不足为奇。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在希特勒那可怕的集中营里丧命。那么，罗斯福为何如此铁石心肠，迟迟不肯采取行动？数百万犹太人，不论男女老少，全都被困在纳粹政权手中，成为毒气室的牺牲品——为何他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显得如此无能为力？

没有答案，犹太人必须自己找出答案。他们在华沙展开了英勇的自救行动。

1942年7月，冷酷无情的纳粹杀人机器在波兰华沙全面开动。华沙和周围城市的犹太人全都被集中到了华沙的犹太隔离区，这是一块由十条街区组成的区域，背靠犹太公墓，另一端是铁轨的终点。战争开始时，大约有35万犹太人生活和奋斗在波兰首都，几乎占据了该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华沙的犹太人是波兰及整个欧洲最大的犹太群体，也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犹太群体。

1939年9月，华沙沦陷的一周后，德国人建立了一个犹太居民委员会。两个月之内，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佩戴蓝色的“大卫之星”徽章。学校关闭，财产充公，犹太男人被集中起来从事苦力。犹太人隔离区建成于1940年10月，40万来自华沙和周边城市的犹太人要在一个月内搬进这个1.3平方英里的区域。在一个又一个街区里，建筑一栋挨着一栋。一个房间要住7个人，条件十分恶劣。犹太隔离区四周是3米高的围墙，上面还拉了一道铁丝网，与日后冷战时期的柏林出奇地相似。犹太隔离区和华沙城里其他非犹太居住区互不相通。在高墙里面，食物供应永远不足，孩子们被活活饿死，他们瘦弱的身体蜷缩在门口和板凳上。不到两年，就有8.3万余名犹太人死于饥饿和疾病。但犹太人仍保持着尊严，他们坚持秘密祈祷和学习。

1942年7月22日，第一次大规模驱逐开始，一辆又一辆列车驶离了车站，开往特雷布林卡的死亡集中营。到了9月，又有26.5万名犹太人被强行带离犹太隔离区，送往这一可怕的死亡集中营。尽管纳粹想方设法隔离华沙的犹太人，幸存者们还是十分清楚自己将被送往何方。9月11日，一家地下报社刊登了一位特雷布林卡逃脱者的口述文章。文章写道，“今天，每个犹太人都应该知道那些被重新安置的犹太人的命运……千万不要被捕！躲藏起来吧，别被带走！……在这个可怕的战场上，人人都是战士！死亡正在等待着我们——奋起反抗是唯一的出路”。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两个犹太地下组织展开了行动。他们组成了武装抵抗团体，大约有750人，武器主要是从波兰救国军那里非法偷运过来的简易手枪和炸弹。

但纳粹的行动同样十分迅速。1942年秋天，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对犹太隔离区进行最终清洗。身体健全的居民将被送往卢布林（Lublin）附近的劳工集中营，其余人将被屠杀。1943年1月18日，驱逐犹太人行动在短暂停止后重启。然而，犹太人在这一次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带着手枪的犹太勇士们设法混进了一支运输大队。他们一直耐心等待，收到信号后马上开始向德国护卫队开火，德国人迅速还击，场面一片混乱，剩下的犹太人趁机逃跑了。三天之后，德国人停止了驱逐行动，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做好了准备。他们开始修建地堡和防空洞，一旦德国人将计划付诸实施，彻底清洗犹太隔离区，他们就准备好藏身和战斗。

几个月过去了，德国人限定了最后的清算期限：4月19日，逾越节（Passover） 傍晚。那相当于一份声明，具有确凿无疑的象征意义。他们计划进行最后清洗，整个过程只需要三天。然而当纳粹党卫军和警察冲进犹太隔离区时，他们发现街上空无一人，房屋早已废弃。几乎每一个活着的犹太人都躲进了藏身处或是地堡。接着犹太战士们开火了。用一个犹太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压抑着冲动，拿起了武器。犹太人将手枪和致命武器（一种自制的炸弹）瞄准了目瞪口呆的德国人，毫无准备的后者匆忙撤离到隔离区高墙外。6名德国人和6个乌克兰雇佣兵被杀死。当纳粹军队卷土重来时，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要赶尽杀绝，把所有的建筑夷为平地，并把隔离区的街区逐个摧毁。为此，他们架起火焰喷射器，扣动了扳机。火焰吞噬了墙壁，浓烟从窗户中滚滚喷出，藏在里面的犹太人被迫跳楼殒命。德国人看到他们便开火，趁着难民们站在阳台上准备跳下或无助坠落时，将他们的身体打成筛子。即便他们成功落地，德军也会在地面开火。虽然经历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小部分犹太人还是设法躲开了德国人，与他们对抗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的话来说，“我们像动物一样为赤裸裸地活着而战斗”。

他们做到了，但这远远不够。到5月16日，犹太隔离区被彻底清洗，德国指挥官下令摧毁特洛马基大街（Tlomacki Street）的犹太大教堂。5.6万余名犹太人遭到逮捕，大多数人被送往卢布林郊外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根据德国人的记录，约有7000名犹太人在这次起义中被杀，其中包括部分从特雷布林卡逃脱并带来毒气室和死亡集中营消息的逃亡者。隔离区内另外7000人被送往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他们一到那里便被关进了毒气室。

出乎意料的是，华沙城内的几名犹太人竟然幸存下来。有些人躲在贫民区内的废墟里，一有机会便袭击德国巡逻队。有些人偷偷逃了出来，跑到了雅利安人居住区。还有一些不愿束手就擒的人吞下了氰化物药片。即便是在1943年9月犹太隔离区被彻底摧毁之后，一些人仍旧生活在地洞中，同自然、阳光和人类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犹太人起义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和明斯克接连爆发反纳粹起义，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集中营的犯人也纷纷奋起反抗。但这些尝试只是徒劳，大多只会以更多的死亡告终，然而在1943年的秋天，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正在拆除中。

战斗打响两天之后，一台神秘的波兰发报机发送了一条无线电讯息，为这次起义画上了无情的句号。这台发报机只发送出四句话，信号便被切断了，结尾有两个简单的字眼——救命。斯德哥尔摩收到了这条讯息，然后将其转发到世界各地。但是这条讯息并没有引起伦敦和华盛顿方面的注意。在百慕大，那场尽人皆知的会议仍在进行中，沉默是唯一的回应。

此时，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盟军继续高歌猛进。罗斯福总统一心追求的军事胜利开始有了回报。北非战役在5月13日进入尾声，盟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在25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俘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接下来该做什么？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量，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就战争下一阶段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会议”（Trident conference）。到了1943年，察觉到战争结束指日可待，两国政要如同全球剧场的演员一般频繁在世界各地碰头。1月，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见了丘吉尔，同行的还有吉罗和戴高乐；3月，他在华盛顿接见了艾登；5月，罗斯福同丘吉尔以及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领导人会面，当月底丘吉尔、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还在阿尔及尔会晤。就连夏天他们也不休息，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各自手下的官员将于8月下旬在魁北克会晤，并于9月在白宫再次展开磋商。这些会议还将扩展到全球各地：罗斯福和丘吉尔将于11月下旬飞往开罗，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将于11月底在德黑兰进行历史性会晤，最后罗斯福和丘吉尔12月初还会再次在开罗会谈。

尽管长途飞行十分疲惫，欢欣鼓舞的罗斯福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他现在思考的是更加长远的名垂青史的问题。在写给自己的好友、著名诗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信中，他说道，应该有人记录下这场全球性斗争，重现“公众日复一日对这场大战的反应……包括宣传的过程——这是媒体大亨扮演的角色，等等”。他还说：“这不是索然无味的历史，也不是书籍、文章和报告的编目。我们应该在一个伟大的梦想凋零之前捕捉它。”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对罗斯福的伟大梦想表示赞同，他回忆起1864年春天，美国人民在内战中经受了痛苦磨难，当时他们在莽原战役 中损失惨重，但还是选择了奋勇向前。史汀生神色严峻地告诉罗斯福，“我们正面临着艰难的一年，一旦我们有所动摇，那群胆小如鼠又不怀好意的人就会把我们的战争指挥权夺走”。但目前，罗斯福并没有丝毫动摇，随着华盛顿“三叉戟会议”的召开，在军事策略和进攻意大利面前，历史问题退居到了幕后。

整整两个星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军事战略问题争执不下——尤其是跨海峡进攻的时机问题。这一次就像是卡萨布兰卡的再现。旧的分歧再次被提及。旧有的偏见重新被唤起。罗斯福和他的手下急于在英国召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从法国发起攻击，对德国进行直接打击，而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则希望继续在地中海地区推进并敦促意大利投降，然后从所谓欧洲的“软肋”从容地进入德国。争论十分激烈，大家的脾气都十分火爆，绝望的丘吉尔一度不知所措地抱怨罗斯福，说他不赞成登陆意大利，真让人恼火十足。但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美国人来说，根本问题在于，意大利四面不通。美国的高级指挥官认为，意大利战役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就像是一场代价高昂的余兴表演，让人回忆起一战期间的童谣，“我们来这儿是因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我们来这儿”。在他们眼中，进攻意大利只是一厢情愿，通过战争消耗击败德国也只是妄想。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一旦意大利被顺利攻占，盟军还是要越过阿尔卑斯山才能到达德国。美国还认为，这样也不利于资源的使用，因为意大利地势险峻，气候恶劣，山道险阻，并不适合开展进攻。此外，它还需要召集比凯塞林的德国军团更多的盟军兵力。

然而北非战役的大量兵力几乎可以确保意大利战役的顺利进行。因为进攻法国的计划至少要到1944年春天——罗斯福对此心知肚明——在盟军击败北非的轴心国力量之后，要想将这架巨大的战争机器拉回英国似乎只会适得其反。相比之下，意大利则是成熟的进攻目标，正在等待盟军夺取。如果同盟国不出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那么他们将面临同1942年一样的困境，只是背景换到了另一块大陆——他们将在1943年剩余的数月里和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无所事事，只能轰炸软目标，即纳粹城市和平民，以及硬目标，如橡胶和石油工厂。

此外，进攻意大利还能为盟军带来一些巨大的益处。攻占意大利之后，他们可以占领重要的飞机场，使得盟军的空军力量得以冲击整个巴尔干半岛和波兰的军事目标，包括左右着德国这部战争机器的那些杂乱无章的工厂网络。最后，还有最重要的士气问题，罗斯福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意大利是北非的自然延伸，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将向世界表明，美国和英国将在这块大陆展开攻势，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谈判陷入了僵局，罗斯福决定破冰，带丘吉尔到世外桃源去——凯托克廷山的总统木屋别墅。在那里，罗斯福花了几个小时摆弄他的邮票，第二天一早便邀请丘吉尔去附近钓鱼。这些活动放松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神经，然而他们在战略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那之后的几天里，丘吉尔总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经常烦躁不安，直到他最后打算返回英国。就在那时，突然之间，僵局被打破了。就在谈判行将破裂，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各自做出了让步。

丘吉尔勉强同意将重心放在进攻法国上，且不得无限期延迟，这就是后来的“霸王行动”。这样一来，双方将进攻日期定在了1944年5月1日。为此，英国将加快速度为发动总攻集结军备力量。罗斯福则同意进攻意大利，但前提是盟军要使用已在地中海投入的兵力，那样一来，就不会分散跨海峡作战的兵力。一旦西西里沦陷，七个师的兵力很快就能从地中海转移到法国。

5月27日，丘吉尔离开美国后，罗斯福便动身前往海德帕克。在那里，他连续三天每晚都要睡10个小时。

碰巧，他那一年至少患上了两种严重的疾病。他自嘲地将第一种称为“冈比亚热之类的毛病”，告诉丘吉尔自己跟“你们口中叫做巴瑟斯特（Bathurst）的鬼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第二种，他告诉丘吉尔那是一种讨厌的流感。但是他两次都挺了过来，甚至向丘吉尔吹嘘痊愈后的自己像只“斗鸡”。

但这只是总统的一厢情愿。未来还有更多的疾病在等待着他。

军事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意大利战役最终打响了。接连数天，大量盟军涌入了班加西（Benghazi）、特里波利（Tripoli）、亚历山大港、海法（Haifa）和遥远的贝鲁特（Beirut）。之后盟军开始轰炸西西里岛，削弱敌军的防守力量。此时，刺骨的寒风在黎明到来之前猛烈地呼啸。

西西里岛登陆战于7月10日打响。

第一天，多达17.5万名盟军士兵迎着每小时45英里的大风抢滩。两天之内，近50万名士兵——还有坦克和登陆艇——涉水上岸，他们只遇到了6万名惊慌失措的德军。刚刚从北非凯旋归来的英国将领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手下作战经验丰富的第八集团军作为尖兵团，从东海岸长驱直入，很快就拿下了古老的明珠锡拉库萨（Syracuse） ，然后转战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的卡塔尼亚（Catania）。在那里，德国人在凯塞林的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与此同时，乔治·巴顿领导的第七集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南部登陆，掩护蒙哥马利军的左翼部队。然而，巴顿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无视命令，持续向西北进发，一直到了巴勒莫（Palermo）。他势不可挡，不论是岩石山脊还是泥泞的峡谷，全都不在话下，大部分意大利守军更是不值一提，他们要么陆陆续续投降，要么只能组织起微弱的抵抗。西西里岛的居民们挤在自家的阳台上，欣喜地向进攻者致意，纷纷在窗户上挂起了白旗并递上装满新鲜水果和鲜花的篮子。

而德国军队，即纳粹精锐部队的境遇则完全不同。逐步撤离的德军摧毁了桥梁，疯狂地还击，藏身在山头和峭壁进行射击。战略目标在岛屿的最东边——墨西拿（Messina）。就在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海滨跟顽强的守军打得难解难分之时，美国军队则犀利地持续向前推进。美英的机械师势不可挡。他们英勇地将重型武器运过狭窄的原始小径，在深渊上架起桥梁，所到之处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7月17日，盟军开始打起了心理战，他们空投下许多传单。这些传单就像神圣的罗马和其他法西斯城市街道上的彩纸一样，印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署签名。为了给意大利施加压力，敦促意大利尽快与希特勒分道扬镳，传单呐喊道：“墨索里尼是民族和自由的极端破坏者，是他将你们一手带入了战争。墨索里尼以为希特勒已经胜利，于是肆无忌惮地将你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尽管意大利脆弱不堪……你们的法西斯领袖却把你们的儿子送到了遥远的战场……帮助德国占领英国、苏联和整个世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意大利人是该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死，还是为意大利，为文明而生？”

显然，意大利人并不准备为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死。在盟军的猛烈攻击下，意大利军队已经人心涣散。每个城市都爆发了起义和战斗，墨索里尼的政权很快便开始动摇。就在两天之后的7月19日，当蒙哥马利和巴顿正在西西里狠狠打击轴心国军队时，意大利独裁者与希特勒在一座美丽的乡村别墅中会面。暴跳如雷的元首坚持认为，西西里必须成为另外一个斯大林格勒。但是意大利议会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7月25日星期天，意大利议会在天色破晓之际匆忙同墨索里尼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并对他投下了不信任案。几个小时之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召墨索里尼入宫，气急败坏地告诉他：“现在你是意大利最臭名昭著的人，士兵们再也不想打仗了。”离开的时候，墨索里尼一路踉跄，然后他马上就被先前的盟友、意大利最古老的国家军事警察——宪兵扣押起来。他们把墨索里尼塞到了一辆救护车里，送往意大利中部一座遥远的山间别墅里软禁起来。

长久的低落之后，意大利人民再度欢欣鼓舞起来。

欢欣鼓舞的不只是他们。罗斯福从电台听到了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他在外交接待大厅的一大簇麦克风前进行了2月以来的首次炉边谈话。演讲在晚上9点25分准时开始。他高声说道：“轴心国的第一次破裂已经到来，罪恶腐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即将分崩离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强盗逻辑是经受不住考验的。”随后，他以军人的精准严谨概述了1942年以来民主制度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成就：一年之内，商船运输量增加到190万吨；军舰产量增加了75%；武器弹药产量增长了83%；飞机产量8.6万架，几乎为上一年的两倍。他忍不住夸下海口，但又不动声色地打上了一层现实主义色彩：“我们为打败墨索里尼和他的同伙所制订的计划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我们还要在德国和日本本土击败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我们都知道这并不容易。”

至于意大利，他语气笃定地说道：“我们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绝不与法西斯主义为伍。”

接着他扬起双手，对戈培尔在柏林发表的那篇关于全面战争必要性的异想天开的演说进行了完美驳斥：“美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投入全部的力量、智慧和毅力。”

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斯福准备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快速制造分裂。他的性格中求真务实的一面再次显现出来。罗斯福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同狡猾善变的意大利新领袖马歇尔·彼得罗·巴多利奥（Marshal Pietro Badoglio）达成最后协议。此人同达朗是同样货色，已经私下与盟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展开秘密磋商。罗斯福暂时将此前在卡萨布兰卡发表的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言论放在一边，暗示将给予意大利人民优惠待遇。他在7月30日告诉媒体：“我不在乎跟我们打交道的是哪个意大利人，只要他不是法西斯政府分子，只要我们能让他们放下武器，而且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就行。”他特别强调，自己希望能够最终实现和平，血洗德国人。考虑到美国国内活跃的意大利裔美国选民的情绪，他补充说：“这个人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现任首相，抑或是一位镇长或村长。”

他很快便找到了答案。1943年9月3日的黎明前，英国部队涌进意大利本土，罗斯福的计划暂时取得了成效。在锡拉库萨的一片橄榄树林中，新意大利政府改旗易帜，对纳粹“宣战”，接着就胆战心惊地逃到了罗马。纳粹立即对意大利实施报复。希特勒对意大利的背叛大为光火，派了16个身经百战的德国师涌入意大利腹地，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布伦纳山口，包围了罗马。在其他地方，他们对阿布鲁奇（Abruzzi）的度假山庄发动大胆突袭，90名德国滑翔机伞兵在纳粹党卫军的带领下劫走了墨索里尼，并让他官复原职。期间，罗马也被占领，意大利军队缴械投降。同时，纳粹截取了意大利的全部黄金储备，凯塞林将军宣布意大利由德国接管。德国人再次开始疯狂迫害幸存的犹太人。

6天之后，盟军开始反击。9月9日，萨莱诺（Salerno）闪着微光的海滩见证了令人震惊的一幕——美英军队大批登陆。实际上，美国军队在夜晚便已上岸。两国军队开始向那不勒斯进发。在滩头堡的环形防线内，德国的沿海防御部队抵抗十分激烈：到处浓烟滚滚，美国人遭遇了猛烈的坦克射击和重型火炮攻击。德国人还通过高音喇叭用英语趾高气扬地奚落着盟军。

凯塞林在反击中采取了顽强抵抗战术。他几乎将美国第五军一分为二，隆美尔则受命前往意大利北部组织防御。但这还远远不够。尽管柏林电台鼓吹将在10月1日再现敦刻尔克式大撤退 的盛况，盟军却牢牢控制了那不勒斯，德国人被迫撤退，匆匆忙忙又损失惨重。自此，美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了艰辛跋涉，穿过险道隘路和风化的山顶小镇，一路朝着雄伟的罗马和托斯卡纳进发。

尽管血迹斑斑的北上之路异常缓慢——意大利遭遇了20年来最恐怖的寒冬——盟军距离进攻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好消息。盟军占领了福贾，那是一座极具军事价值的机场，这不但让他们掌握了制空权，还可以为美军的地面作战提供战斗机掩护。这座飞机场还有一个用途——美军终于能够在巴尔干半岛、奥地利甚至是遥远的波兰及620英里以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区域使用重型轰炸机。 B4pHAYpatvHYijuM7l6ZnBbuVfGzxHsUoZOPowloz7EPrK+uKh2HmlJZLP1qVP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