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里格纳

接下来几天，美国国务院内部对里格纳电报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但无关其内容，仅在于处理方式。保罗·克柏森并不情愿将电报转交给史蒂芬·怀斯，但他也提醒大家：“如果拉比事后听闻我们收到情报却没有告知他，极有可能会大发雷霆。”他的解决办法是以一种明褒暗贬的方式转交上去，并补充说明“公使馆未曾收到任何佐证信息，无法确保其真实性”。而其他人，如埃尔布里奇·德布罗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电报中的指控实属“无稽之谈”，就算发生大屠杀事件，恐怕我们也“爱莫能助”。他有什么建议吗？他的建议就是毙掉这份报告，继续别的事务。这也正是他们真实的做法。

德布罗还另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知会瑞士公使馆以后不应再向“第三方”转递此类情报，除非情报确凿无疑，且与“美国利益”相关。这份备忘录十分富有预见性——此后半年里，美国国务院竭尽全力阻截来自瑞士的有关大屠杀的情报。

四天后，美国国务院才姗姗来迟地通知美国驻瑞士大使利兰德·哈里森，里格纳的电报由于未能核实，无法转交怀斯。一个星期之后，里格纳也收到了同样的通知；不过，他还被告知如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国务院会进一步商酌他的情报。

要把情报传达给罗斯福，里格纳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仍然是怀斯。然而，怀斯却始终被蒙在鼓里。

史蒂芬·怀斯何许人也？他为何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人比怀斯更适合将里格纳电报公之于众，实际亦是如此。他智慧过人、桀骜不驯、当机立断且颇具感染力，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最为知名的犹太社团领导人。对于他的仰慕者而言，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一名口若悬河的“谏臣”，也是底层民众的坚定守护者。而在反对者眼中，他武断专行，身处历史的对立面，算是个令人讨厌至极的家伙。但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忽视他那强大的人脉、广泛的追随者和坚定的使命。

怀斯于1874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是匈牙利首席拉比的孙子，这让他拥有了一份贵族血统。他的父母讲德语，在他小的时候便举家移民到了纽约。后来，怀斯成为犹太教徒间的重要纽带，连结起两个隔阂颇深的教派——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能接受新世界教义，同时在维也纳担任革新派拉比，与旧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市（Portland）领导着一个犹太教会，又在纽约建立了著名的自由犹太教堂 ，这座教堂很快便成为了焦点，声名鹊起，怀斯随即被赋予特权，可以不受教派约束地祷告，而且教会一改惯例，允许他自愿交纳会费。作为一名古道热肠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怀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他推动童工保护法的出台，积极捍卫劳工权益，为罢工雇员争取利益，并坚定不移地推进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他与基督教改革派领导人结成坚定的联盟，为诚实政府和自由工会等普遍性社会问题而奋力抗争。此外，他还奋力为黑人争取权利。这些事业让怀斯愈加敢做敢为，在他的帮助下，全美有色人种协会（NAACP）正式成立，而这只是他诸多丰功伟绩中的一项。像拜伦爵士一样，他声望日隆。

私下里，怀斯对待朋友幽默风趣、真心实意，对待家人呵护备至。在公共场合，他魅力四射、充满活力、敢于直言，凭借如簧巧舌成为传奇人物，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犹太人社区。不论是为犹太人辩护，还是为穷人陈情，怀斯总是口若悬河，声音总是那样雄浑有力。对于长期受苦的民众来说，他就像一则鼓舞人心的神谕：让人不必自觉低人一等，遭人嘲笑或孤苦无依。从体魄来看，怀斯也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他高大威猛，拥有钢铁工人般的体格，罗马摔跤手一般结实的下巴，但举手投足却像个十足的政客。他的头发浓密厚实，孔武有力的双臂一伸展，就变身一名魅力四射的演说家。怀斯在宗教界和政治界均游刃有余，他的政治能量成长极快。

1898年，年轻的怀斯出差欧洲时见到了激进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 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很快他便与大多数改革派拉比决裂，成为一名致力于建立犹太国家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怀斯还曾担任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的副手，两人一起促成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表态支持，这份宣言明确了英国赞成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随后数年，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中似乎随处可见怀斯的身影：他先后担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里格纳所在的机构，1920年怀斯曾参与建立）、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知名神学院希伯来联合学院犹太宗教研究所所长、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负责人和《观点》杂志主编，还是《国会周刊》杂志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美国经济大萧条来临之时，怀斯最先发声，他经常呼吁完善失业保险和救济措施。那时，他已经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结下了深厚友谊，全力支持后者在1928年参选纽约州长，尽管共和党候选人是一位犹太同胞。怀斯后来坦承：“我从未以犹太人的身份投出选票，而总是以美国人的身份投票。”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早期的坚定支持者，怀斯同民主党大佬及罗斯福的顾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小亨利·摩根索、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但在跻身美国政治界高层智囊的同时，怀斯同罗斯福的私人关系却变得复杂且矛盾起来。罗斯福从骨子里来说是个务实主义者，而怀斯的思想则相当激进；罗斯福总是广泛地结交各个阶层的政客，只要他们能够为他所用，而怀斯的世界则非黑即白；罗斯福既直率坦诚又有些大智若愚，而怀斯则是麻木不仁之人的眼中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斯福以自我为中心，而怀斯则超越了自我。

当罗斯福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对于纽约的坦慕尼（Tammany Hall）政治集团的态度举棋不定时，失望之极的怀斯拒绝再支持他。不过一年后，罗斯福总统以其个人魅力和推行的新政重新赢得了怀斯的支持。自此，怀斯便完全中了罗斯福的魔法，他对总统的支持再未有半分犹豫。怀斯称罗斯福为“大佬”，这个称呼就相当于他心目中的英雄一般。“他重新赢得了我的无限钦慕，”怀斯后来充满激情地说，“不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带着极大的热情谈起他。”他再也未曾退缩。1936年，怀斯满腔热情地支持罗斯福连任；1937年，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失败，国会中的反对声音日渐高涨，但怀斯丝毫不动摇；1940年，他再次为罗斯福第三度连任提供了莫大支持。总而言之，怀斯对罗斯福有着绝对的信任。

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时而精细过人，时而又情绪化的怀斯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坚定反对者。《时代周刊》对希特勒的野心似乎抱持玩味态度，认为他不过是个“胡子拉碴，有些大腹便便的”43岁中年人，总爱“抚摸他那蓬棕色胡子”，好像他只不过是个长得酷似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滑稽人物。但怀斯却不这样认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魔鬼已经被放出来了。他还明白，一旦这些肌肉发达的褐衫党徒、戴着大盖帽和红色纳粹党徽（准确的说法是“十字章”）的纳粹冲锋队员开始攻击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他们在纳粹党高声唱着“Deautschland erwache!”（德国，醒来吧！）沿街游行时没有伸直胳膊行“嗨”礼，那么即将上演的不会只是一群极端分子的闹剧，而是欧洲历史恐怖篇章的开始。

怀斯一边反对希特勒，一边发起了一场抵制德国商品的运动。他要求罗斯福竭尽全力反对纳粹政权，在美国发动了多场反对纳粹的运动，同时还在纽约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反纳粹抗议活动，其中就包括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次，吸引了5万多人参加。然而，怀斯对他人的评价有时未免有所偏颇——他始终对总统充满敬畏，自然无法客观地看待他，更不用说提出批评了。1930年代的时候，他相信，总统像他自己一样愿意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诚然，老练世故的罗斯福没有采取任何手段阻止怀斯，甚至还委派他进入詹姆斯G.麦克唐纳领导的政治难民咨询委员会。到1940年代，他仍相信罗斯福会不惜一切挽救数百万大屠杀的受难者。种种迹象让他相信，罗斯福热心地支持着犹太复国运动。

怀斯对罗斯福的信心是空中楼阁吗？答案既是又非。在战争早期，罗斯福总统便通过炉边谈话提振了美国人的信心，难道他现在不能如法炮制，对犹太人施以援手吗？然而，在追求个人事业的过程中，怀斯却遭受重挫。他试图扭转国会对于1924年移民法案的反对态度，却并未成功，罗斯福几乎没有给他任何帮助。在努力改变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时，他又一次功亏一篑，再度孤军作战的他未能得到当局的任何支持。到了1941年和1942年，有关纳粹对犹太人实施暴行的消息断断续续从欧洲传出，怀斯备受打击。1942年对他而言痛苦至极，他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小道消息，证实难以计数的波兰犹太人（约有70万人）已惨遭德国人毒手。听到这一消息，怀斯悲痛欲绝。

作为总统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怀斯提请并敦促美国国务院为受到纳粹威胁的犹太人提供紧急旅游签证，为此他差一点与国务院人员大打出手，这让内阁大为光火。一连串的挫折开始将他耗干，年迈多病也让他饱受折磨。

1942年，已68岁高龄的怀斯亲口向一位同僚承认自己“身体大不如前”。他患有双侧疝气且无法开刀手术，为此必须频繁接受X光治疗；除此之外，他还患有脾肿大和一种骨髓疾病，这些病痛经常令他面色苍白、虚弱不堪。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飞来飞去，但怀斯却经常乘坐火车四处奔波，甘愿榨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

几个月过去，某个棘手问题在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对怀斯产生了怀疑，对激进派而言，他显得有些过分保守，在保守派眼中，他又过于激进。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怀斯对于罗斯福的信任是错位的，他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总是口惠而实不至，怀斯却深陷在他的魅力中无法自拔。就连怀斯试图统一美国犹太社团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因为保守派犹太人反对他主张的自由主义，反对他对新政的支持，同时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尽管挫折不断，怀斯的忧国忧民和满腔热情却是实实在在的。实际上，他是美国历史上公民权利和民权运动的先驱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领导人之一。如果说有人是为了拯救犹太人而生，那么这个人似乎就是怀斯。如果有人能够劝说罗斯福采取行动，或是在国务院各派系中间进行斡旋，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怀斯。如果有人能够长驱直入走进总统办公室，将里格纳电报送到罗斯福眼前，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怀斯无疑。

但是到了1942年8月，由于美国国务院干的“好事”，怀斯仍然是个局外人。

更多耸人听闻的纳粹暴行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华盛顿，职业外交官们似乎已使出浑身解数：他们身着条纹西裤、硬翻领，戴着夹鼻眼镜；他们摊开稿纸，拟好电文，出席一场又一场会议，有条不紊。

尽管里格纳电报在华盛顿受阻，却引起了伦敦方面的持续关注。一开始英国外交部举棋不定，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任何行动。但机敏的里格纳同时要求将报告转交给德高望重的大律师塞缪尔·悉尼·西尔弗曼（Samuel Sidney Silverman），此人是英国国会议员，同时也是世界犹太人大会英国分会主席。封好信笺之后，里格纳又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上加了一行字：“请通知并征求纽约的意见。”他指的就是怀斯。

8月28日，西尔弗曼开始行动了，他将里格纳的情报发往美国，直接寄给了怀斯本人。阻截里格纳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瑞士犹太人的情报是一回事，藏匿一位英国国会议员的信件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次，政府官员们忙里偷闲，喝着白兰地，抽着雪茄侃侃而谈时，西尔弗曼的情报迅速传到了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情报在一个星期五被送到了怀斯的桌面，当时他正在为安息日做准备。怀斯对于美国国务院已经收到里格纳电报的事当然毫不知情，对于他们并未准备将电报内容告知自己的事更是一无所知。

接连数日，怀斯紧急与同僚们展开了磋商，他们全都被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吓得“手足无措”。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决定。9月2日，怀斯将西尔弗曼的电报转交给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怀斯还在电报上添加了一点个人看法，认为里格纳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而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学者、一个保守而温和的人。他还进一步请求副国务卿敦促美国驻瑞士大使与里格纳进行秘密磋商，以确定情报的可靠性。

怀斯建议，里格纳的情报应直接递交给罗斯福总统。

怀斯为何不直接将情报亲手交给国务卿？国务卿的妻子就是个混血犹太人。怀斯认为相较于科德尔·赫尔，威尔斯更愿意倾听他的诉求。长期以来，两大政党之间的官僚主义冲突不断，由此导致的仇恨和嫉妒已将美国国务院弄得四分五裂。但一次又一次的经验证明，最终赢得罗斯福信任的总是威尔斯。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55岁的威尔斯身材高大，仪态庄严，金发碧眼，永远都“穿着得体”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手里总拿着一根手杖，与所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身家雄厚，出身高贵，是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每年都会前往巴尔港避暑。他还是马萨诸塞州议员，奴隶制的死敌，坚定的自由倡议者——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 的亲戚。更重要的是，多年以来他一直与总统和第一夫人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友情——《纽约时报》撰文称，罗斯福总统对威尔斯怀有“私人情感”，埃莉诺跟国务院里的其他人一样持续关注着犹太人的处境。作为一名天生的人道主义者，威尔斯逐渐也成为了一名犹太支持者。

赫尔的履历同样无懈可击：出身“小木屋” ，历任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务卿，还为联合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与罗斯福一样，他的健康一直在走下坡路。大多数时候，他都疲惫不堪，步履维艰，因此更像是国务院的精神领袖。糟糕的健康状况曾经迫使他将部门的领导权交给副手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他的妻子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可这不但帮不上他什么忙，实际上还是块绊脚石，他还得不时站出来证明自己绝不会受到某些特殊利益的影响；实际上，他正是冷漠地驱逐1939年6月的德国犹太难民船只圣路易斯号的官员之一。

因此，当怀斯在权衡如何穿过政府阴谋的乱局，将情报送到罗斯福面前时，威尔斯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有的时候辩解是必要的，有的时候则纯属浪费口舌。大多数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从布雷肯里奇·朗到欧洲事务部都认为，怀斯不过是个习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或者说他提出的问题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他们越来越擅长发表伪善的陈词滥调却无所作为，而欧洲事务部又阻截了一封自伦敦发给怀斯的电报，这封电报呼吁美国根据里格纳的报告采取紧急措施。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对于这种威胁十分谨慎，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早在1933年，英国驻柏林大使就对这个“狂热分子和异端分子占了上风”的国家表达过“深切的担忧和不安”。

同年，美国马里兰州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呼吁罗斯福发表公开声明，表明美国民众在获悉德意志第三帝国对于犹太公民施以歧视和压迫后深感意外和痛苦。美国国务院对这一方案提出了强烈反对，宣称这种做法会让总统陷入尴尬境地，尤其是罗斯福该如何解释美国黑人没有选举权，或者美国存在私刑（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国务卿赫尔通过全体委员会议否决了这一提议。就职仅三个月后，罗斯福承认德国犹太人遭到了“不体面”的待遇，但他随后补充道，我们爱莫能助，我们只能帮助美国公民。罗斯福无法找到一个更全面的解决办法，他甚至对美国顶尖的犹太家族沃伯格（Warburgs）家族 的一员开起了玩笑：“你知道的，吉米，如果我派一个犹太人担任美国驻柏林大使，肯定够那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受的。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不过到目前为止，1933年的困境相比之下只能算是小事一桩。更多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消息持续涌入，这些消息来自瑞士、波兰流亡政府、伦敦，还有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总体形势日渐明朗，虽然还有大量细节有待勘误或逐渐变得不合时宜。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仍旧无动于衷。欧洲事务部部长雷·阿瑟顿（Ray Atherton）在威尔斯的脑中撒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坚称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究竟有多少犹太人被“流放至东方”。至于“大屠杀”，他再次对证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美国国务院官员确信沉默不安的犹太人正因纳粹的战事行动而沦落为奴工，同俄国战犯和波兰俘虏没什么两样。

不愿站在时代潮流对立面的威尔斯在9月3日致电怀斯。他要求怀斯在“确认”电报的真实性之前不要公开里格纳的电报。

命运使然，怀斯让步了。

他照做了，压根不知道这部政府机器要拖上多久。纳粹的集结仍在继续，运畜拖车不断开往东方，每天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被杀害。

虽然怀斯坚守对威尔斯的承诺，未将里格纳的电报公诸于众，但他还是继续在幕后采取多种手段帮助身陷险境的难民。压力逐渐开始浮现。他对自己的好朋友、杰出的新教牧师约翰·海恩斯·霍尔姆斯（John Haynes Holmes）坦承：“同胞的苦难几乎让我精神错乱。”他不确定应该去推动哪一股力量，不知道该跟谁交谈，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有一天他在纽约跟另外一位同僚交换观点，这位同僚刚收到瑞士传来的消息，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已被“洗劫一空”，超过10万名犹太人遭到“残忍屠杀”。电报中还说，遇害者的尸体全部被用于制造“人造肥料”。电报末尾附着一则紧急请求，强调：“只有美国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或有可能阻止这些迫害行为。请务必竭尽全力促使美国采取行动。”

“只有美国方面采取强有力措施”，这句话如同汽笛一般在他们脑中回响。怀斯的同僚承认“这封令人心痛的电报彻底击垮了他”，怀斯也一样。这封电报让他如临世界末日，他将其视为对里格纳电报的佐证。他们把电报复印件直接送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的面前，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怀斯请求杰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与罗斯福面谈，但法兰克福特拒绝了。

纳粹的威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接下来，怀斯率先组织有影响力的犹太领导人成立了临时委员会，敦促当局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怀斯还与罗斯福派往罗马教廷的密使迈伦·C.泰勒（Myron C.Taylor）进行了接触，请求他向教皇陈情，此人曾作为总统代表参加埃维昂会议。泰勒照做了，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罗马教廷草率地通知泰勒，教皇不会为“此类小事屈尊”，而且不管怎样，教皇已经向世界做出警告，“上帝会祝福或诅咒统治者”，这取决于他们对待子民的方式。同时，身在纽约的怀斯会见了总统的政治难民咨询委员会，该组织自1938年起便负责针对难民问题为罗斯福提供决策建议，但不论今时往日，其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不过，他还是促成了手下的特别小组同萨姆纳·威尔斯及一众其他官员在9月10日的会面。

带着一颗沉重不堪的心，心灰意冷的怀斯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

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1942年9月10日，心意已决的怀斯同萨姆纳·威尔斯、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未来的传奇国务卿）、助理总检察长奥斯卡·考克斯（Oscar Cox）一干人等见面，将“可怕的电报”——里格纳电报呈送到他们面前。对情报毫不关心的副总统反驳说，他早就听闻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俄国前线当劳工，像劳累过度的牲口一样，主要是为了建造纳粹防御工事。在考克斯看来，他并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后一根稻草”，它是否将促使联合国尽快成立战争罪行委员会——这只是一小步，但意义非凡。至少，威尔斯答应了继续调查。等到10月上旬，尽管花去四个星期的时间，愤怒的威尔斯还是私下指示美国驻瑞士使团团长利兰德·哈里森会见里格纳，弄清事实真相。他还将新近收到的关于华沙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遭到屠杀的消息作为三级优先消息呈送上去。

转瞬之间，各方都开始了实际行动。这一次，哈里森将情报转交给了威尔斯，情报表明犹太人实际上被集中起来“送往东方，迎接未知的命运”。贝尔塞克集中营首次得到了确认，9月下旬发行的一份犹太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细致描述了一位掘墓人目睹的纳粹毒气屠杀。在迈伦·泰勒的敦促下，罗马教廷突然承认曾收到一份未经证实的关于“对于非雅利安人大屠杀”的情报——尽管教廷仍犹疑不决，不肯采取进一步行动。罗马教廷教义严格，任职的主教大多胸怀大志，他们不愿任由希特勒军队的摆布。然而此时此刻，各种消息开始传入白宫，对于一些棘手问题，美国当局无法轻描淡写地回避或辩解，哪怕“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细节尚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战火在欧洲四处蔓延，带来了痛苦、饥饿和贫困。欧洲变成了臭气熏天的屠宰场，美国却在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北非战役。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屠杀似乎与以往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手段，迫切需要各国采取行动。

最终，一则声明拉开了行动的序幕。1942年8月，罗斯福对纳粹做出了所有战犯必将面临“严厉惩罚”警告，同年10月7日，白宫发表声明以示响应，表明总统已经注意到纳粹持续犯下的战争罪行。骑墙观望的罗斯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承诺，但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因为他的武装部队很快就将前往北非。他宣称，战犯将在战争结束时因其暴行而受到“公正和必然的惩罚”。为此，联合国将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最终，罗斯福对纳粹分子和那些帮助他们“阻止暴力行为发生”的人们发表了简短声明，“好让他们知道自己已被文明世界盯上了”。但罗斯福总统并未请求在欧洲大陆建立上千避难所，或是照会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法国维希政府，拒绝与德国联手驱逐出境的犹太人。

杀戮和死亡仍在继续。白宫的举措未能让怀斯和他的同僚释怀。抗争让怀斯感到疲惫不堪，唤醒民众的使命促使他依然奋力前行，在公开集会上反对纳粹的背信弃义。他还游说美国内政部开放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接收逃离希特勒魔爪的难民，举措虽小，但聊胜于无。然而罗斯福提出异议，拒绝了这一要求。此时，回到瑞士的里格纳和一位同僚编辑了一份长达30页的文件，涵盖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情报，包括舒尔特提供的佐证文件。他们亲自将这份文件交到利兰德·哈里森手中，注视着他从第一页开始翻阅。报告毫无保留地指出，“这种全面灭绝的政策在希特勒身上得到了反复印证，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地执行中”。面无表情的哈里森一边阅读报告，一边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在空白处做起了笔记和注释。读完之后，他抬起了头，问起了这位提供大部分情报、身处希特勒核心集团的德国实业家的名字。里格纳和他的同僚犹豫了一下，沉默表明他们进退两难。说出舒尔特的名字有可能会让他曝光，遭到逮捕或暗杀，也会违背萨格洛维茨当初对他的承诺。但是隐瞒舒尔特的名字或许罪过更大——这份报告的可信性会大打折扣。

最后他们妥协了，交给哈里森一个密封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常务董事舒尔特博士，采矿业，与战时经济主导人物有着十分密切或是密切至极的关系。

这些情报似乎还不充分，他们补充说，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欧洲顶尖知识分子已独立证实了舒尔特的情报。从那以后，更多确凿的证据持续从各种渠道传入。一位游历了华沙全境的瑞士商人获悉，有一半犹太人遭到了杀害。为此，一家小型出版商《全国犹太人月刊》（ National Jewish Monthly ）开始调查起与自身业务毫不相干的种族灭绝之谜。它高声质问，犹太人都去了哪里？如果是被当成劳工奴役也总有个去处。在波兰的犹太社区吗？不可能——有情报显示30多万犹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纳粹控制下的白俄罗斯？不可能——苏联游击队声称所有的犹太人都已被清除出去了。在德国？不可能——德国发来的电报声称德意志第三帝国没有一个犹太人。月刊被迫做出这样的推论：“纳粹分子正在实施大屠杀，他们宁愿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也不愿意雇佣他们。”

不久之后，另一本杂志《犹太前线》（ Jewish Frontier ）也加入了讨论，该杂志强烈质疑犹太人是否只是简单地受雇为劳工。“有一项政策正在实施，公开目标就是要消灭整个种族，”该刊物坚称，“这是一项有组织地屠杀无辜公民的政策，就残忍度和组织性而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示赞同，他宣称自己不相信奴工的解释，并强调一个有计划的种族灭绝项目正在进行中。即将继任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也表达了相同意见，声称这样令人震惊的结论实在让人无法反驳。

巧合的是，美国驻日内瓦领事保罗·斯奎尔（Paul Squire）收到了一封令人震惊的信笺影印件，这些影印件从华沙寄出，以德文和半代码书写。影印件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德国人正在屠杀大量犹太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封信笺经由外交航空转寄，花了三个星期才送达美国国务院，然后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才引起萨姆纳·威尔斯的注意。当然，源源不断涌入的情报有时也会互相矛盾，令人困惑，奥斯维辛集中营仍是一个严加看守的秘密场所，其他的集中营尚未得到曝光。

不过到了1942年11月，“最终解决方案”的关键信息逐渐浮出了水面。

德国的形势也渐渐明朗起来。当失眠症患者阿道夫·希特勒不去俯身研究令人失望的苏联战役地图，或责骂他的指挥官，便会像常人一样过些日常生活。他经常在接近正午的时候跟助手闲聊一阵，讲一些漫无边际的独白，关于战争的状态以及德国人民的“牺牲”与“英勇抗争”；然后他会喝个下午茶，再聊上一阵，晚上则雷打不动地看电影，通常是两部，是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他找来的。希特勒总是喜怒无常，又出人意料地拘谨古板——他是素食主义者，从不吸食尼古丁，对脏话似乎也无法容忍。他讲过的最出格的话就是“Um Himmel willen!”（看在老天的份上！）。他一向自诩为知识分子：偶尔会听听唱片，通常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或他钟爱的瓦格纳精选集，靠在椅子上似乎在发呆，全神贯注地听着音乐，慢慢地闭上眼睛。

这些天，屠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愈发神秘起来，他逐渐淡出了德国民众和前线士兵的视线，越来越少在公共场合现身。但他无法逃避战场上的军事现实，尽管他试图这样做。战事逐渐趋于崩溃，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盟军一方倾斜。

英国提高了夜间轰炸的强度：慕尼黑首当其冲，杜塞尔多夫、不莱梅和杜伊斯堡也成为轰炸对象。同时，大批麻木不堪的民众涌上街头，震惊不已，抱怨连天。整个德国随处可见大批失望透顶、饥肠辘辘的妇女排着长队等待食物配给。在东方战场，意图侵吞俄国领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希特勒本以为十天便可以拿下这座城市，而大批德军却身陷白雪皑皑的伏尔加河湾无法抽身，战役已经演变为惨烈异常的战争炼狱——苏联旗帜飘扬在远方的每条街道、每间房屋、每座乌烟瘴气的废墟上，战斗随处可见，从地下室、排水沟的淤泥到连根拔起的植物和熊熊燃烧的百货商店。臭气熏天的尸体到处都是。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德国人与俄国人经常近距离互相扫射，或赤手空拳进行肉搏，直到一方被彻底歼灭。这场死亡舞会仍在继续，医疗用品消耗殆尽，粮食物资也捉襟见肘。

即便是在柏林，情况也同样严峻：欢呼雀跃的民众陷入了沉默，曾经欢欣鼓舞的民众在读完贴在报纸或商店橱窗上的阵亡名单后，沿着林荫大道脚步迟疑、身形凝滞地拖着步子离开。对于希特勒来说，北非战役的形势丝毫不容乐观，尽管隆美尔的报告没有多少负面消息，但他的军队缺少武器，物资供给不足，运气也稍显欠佳。负责大规模撤退行动的隆美尔在进攻苏伊士运河附近城市阿拉曼三天后便被迫中止了行动，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授予了“沙漠之狐”一根元帅手杖。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9月30日，希特勒化身回归领袖，在柏林体育馆前现身以鼓舞德国的低落士气，并发表了一篇软弱无力、冗长含糊的演说，拉开了冬季救援活动的序幕。他时常停顿下来，这是他的招牌动作，此时巨大而拥挤的体育场里便会回响起呐喊声：“胜利！胜利！”他嘲讽罗斯福是“白宫里头的精神病”，并附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咐：“同志们，尽管美国三军最高统帅发表的那份声明言语朴实，但你们根本不知道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又用挑衅的态度坦然提到了自己于1939年9月1日在德国国会发表的那份声明，他宣称：“如果犹太人胆敢发动世界大战，妄图消灭欧洲的雅利安民族，那么遭到清洗的将是犹太人，而非雅利安人。”他再次停顿，等待着潮水般的掌声（听众都是由盖世太保挑选出来的）。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继续说：“德国的犹太人也曾嘲笑过我的预言。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仍然笑得出来，抑或是他们已经丢掉了这一爱好，但是我向大家保证，他们的笑声将就此终止。我的预言终将成真。”

数百万德国民众守在收音机旁，这篇演说还在BBC电台进行了播放，并转录至美国无线电台。希特勒在面向德国民众发表这篇充满仇恨的长篇演说的同时，全世界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此时，有关犹太大屠杀的情报纷至沓来，就连那些墨守成规、麻木至极的人都无法坐视不管。但美国国务院内多位纷争不断的高级官员却延续着他们的一贯作风，继续气势汹汹地质疑“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情报。不过萨姆纳·威尔斯对此深信不疑，他已不再抱持怀疑态度。现在他的面前有两条路：将此事提交白宫，或交给史蒂芬·怀斯。他选择了怀斯。11月24日，威尔斯紧急致电怀斯，请求他即刻前来国务院见面。当天晚些时候，怀斯来到了威尔斯的办公室，副国务卿递给他一叠报告，还有他本人得出的可怕结论。他明确表示，这绝不仅仅是一群排着长队走向东方，步履迟缓的难民或劳工。“很遗憾地告诉您，怀斯博士，”威尔斯的声音激动不已，“报告没有丝毫夸张，这些文件确认并证实了您的担忧。”

威尔斯坚持认为自己无法将这份情报向新闻媒体公布，“至于原因，你懂的”。这件事由怀斯去做会更加合适，而且不会再有人阻拦他了。他补充道：“如果由你来公布，甚至可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怀斯同意了。卸掉保密压力的他当天晚上便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邀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17家媒体出席，梳理了一些细节。纳粹党人将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强制押送到波兰进行屠杀。在华沙约有50万犹太人遭遇不幸，只有10万人幸存。纳粹的“清洗运动”已经杀害了大约200万犹太人。

当晚，情绪低落的怀斯搭乘火车回到纽约，继续向那些热心的听众讲述纳粹暴行的种种细节。第二天下午，他召开了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目的是为了“赢得基督教的支持，使他们的领导人参与抗议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突然之间，他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收获了大批盟友。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发布了一份图文声明，表明犹太人被塞进运畜拖车运送到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和贝尔塞克的“特殊集中营”。声明指出，纳粹分子打着“重新定居东方”的幌子，正以惊人的速度屠杀犹太人。在遥远的圣城耶路撒冷，一家犹太媒体发表文章对混凝土毒气室进行了细致描述，并首次向世人披露大量犹太人被运送到“克拉科夫附近的奥斯维辛（Oswiecim）火葬场”。

Oswiecim是奥斯维辛在波兰语中的名称。

第二天，17家报刊登载了怀斯提供的情报，但有5家将这则消息放到了内页。不过，这算是迄今为止对于这场灾难最大规模的宣传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发给《纽约时报》的特别报道最为精彩，题目为“希姆莱计划内幕，屠杀波兰犹太人——波兰官方公布信息，怀斯博士取证国务院”，麦克唐纳写道：“纳粹正在用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彻底清洗，波兰境内的所有犹太人，不论老幼病残，要么被执行枪决，要么以其他方式被残忍杀害，要么被迫从事苦力最终走向死亡，他们以种种手段执行着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的种族灭绝计划。”在这篇报道中，麦克唐纳还提到了许多耸人听闻的细节。“这些人被塞进货车里，因窒息、脱水或饥饿而大量死亡。每当火车抵达终点的时候，总会有一半的人已然死去。”幸存者则被送到集中营屠杀，“就连小孩和婴儿也无一幸免。收容所和托儿所里的孤儿也被悉数清除”。文章进一步指出，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活了下来，他们沦落为德国人的奴工，时日无多。报纸还登载了一篇UPI（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指出怀斯的情报已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

《纽约时报》专门刊载了一篇发自巴勒斯坦的专线报道，详细描述发生在“奥斯维辛”的大屠杀事件，尽管有人事后还是辩称自己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缺乏了解。

12月2日是哀悼和祈祷日，美国和其他29个国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各地纷纷举行纪念仪式和宗教仪式，当地电台为此制作了特别节目，报社也出版了特刊。人们发表激烈的演讲，举办午餐会和临时聚会。沉默的人群站在冷风中缅怀大量的受害者。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带头支持当天的活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都堪称感人至深：多家商店橱窗贴出了纪念通知，当天早上50多万工厂和商店的工人站立起身，停止生产数分钟，同时广播电台停播了所有节目，沉默长达两分钟之久。指针指向正午的时候，美国人收听了一条长达60分钟的电台节目。当天晚些时候，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门抽出15分钟现场直播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

白宫和烦躁的国务院本想对整件事置之不理，但雪片般的电报和信件很快便涌进来，呼吁当局尽快采取行动。报纸上的报道让埃莉诺·罗斯福大为“惊恐”，她表明自己此时才真正领教了大屠杀的残暴。英国的战时内阁中，谴责德国的意向日渐高涨。

就连德国的纳粹领导人也注意到了活动引起的骚动。“英国人和美国人质疑纳粹正在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屠杀，他们已经把此事摆上了首位”。戈培尔本人也在日记中对此事表示关切，“实际上，我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定会对我们清洗犹太渣滓的行动感到高兴”。

行将发生的种族灭绝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这让怀斯信心倍增。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亲自写信给罗斯福本人，请求就建立临时委员会一事直接与总统面谈。“亲爱的大佬，”他写道，“我无意给您添麻烦，您神奇地肩负起了千钧重担，我相信是上天给予了您力量。”很明显，“犹太史上的灭顶之灾”正在欧洲上演。“尽管您对此十分关切，但设若您无法接见我们的代表团，此举势必会引起极大的误解。”他带着酸楚和绝望在结尾写道：“作为您的老朋友，我请求您对此事做出安排。”

罗斯福答应了他的请求，在12月8号接见了怀斯和他的四位同僚。这是罗斯福总统与犹太领袖仅有的几次会面之一。

正午时分，总统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罗斯福接见了怀斯和他的同僚。总统用打趣的口吻迫不及待地详细描述了他的战后德国改造计划——他已开始展望未来，自信胜利终将属于盟军一方。怀斯当即拿出一封两页长的信笺，表情严肃地读了起来，声音沉稳，“除非采取紧急行动，否则特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在劫难逃”。至于要怎么做，信中请求罗斯福对纳粹发出严正警告，他们将“为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厉惩罚。信中还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美国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对纳粹暴行的证据进行筛选，然后“向世界公布”。

“请在您的权力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能，”怀斯的声音中带着伤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并尽全力阻止这一切。”说完，他递给总统一份长达20页的备忘录，备忘录题为“灭绝蓝图”，系统总结了纳粹分子耸人听闻的暴行，包括里格纳提供的各国形势分析。罗斯福回应，自己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已有初步了解，至少对美国政府和怀斯掌握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

“美国政府对于你提请我们注意的事实已经有了充分了解，我们近日已从多个渠道证实了这件不幸的事实。美国政府驻瑞士和其他中立国的代表已向我们确认了你们所说的情况”。为了支持白宫10月发表的声明，罗斯福当即表示，政府定会谴责纳粹的战争罪行。不过他不希望引起公众的误解，以为“所有德国人都是大屠杀的共犯”。他指出，希特勒是个“疯子”，他身边的那群人是“全民精神错乱的代表人物”。

他想知道怀斯是否还有其他建议？怀斯和他的同僚都迟疑了一阵子。除了口头警告和成立委员会，他们并没有提出其他实质性要求。他们早就心知肚明，总统的接见十分难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接着，总统开始打趣地说起一系列无关犹太悲剧的话题，据大家回忆，这些闲谈占据了此次谈话的百分之八十，使得这次会面未能取得深入进展。当然，这就是他的魅力和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大家本以为他会勃然大怒或失望透顶，他却没有表现出半点情绪，永远那样镇定自若。但怀斯和他的同僚对此毫无察觉。中午12点30分，一位助手走进了总统办公室，示意会面结束。当他们步出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声音洪亮地说道：“先生们，你们可以着手准备这份声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运用合适的措辞表达出我的想法。”

罗斯福同来访者一一握手，然后动情地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帮助你们的同胞度过这个悲惨时刻。”

但是，有一件事虽在罗斯福的权限之内，他却没有采取行动。他不愿放松战事，也不愿拿自己的政治资本冒险，因此他既没有发表演说谴责“最终解决方案”，也没有在炉边谈话中谈及此事，相反却谈论了诸如定量配给和橡胶等战时问题。他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美国国务院的蓄意阻挠加以约束。不久，他便指示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在“火炬行动”前将非洲发来的直接报告呈送给自己，并特别指示他“不要走国务院的渠道……那个地方无法保守秘密”。作为总统的代言人，这一重任再次落到怀斯身上。接下来是英国政府。

怀斯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奋笔疾书的记者宣布，犹太领导人刚刚面见了总统，获悉2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统治和暴行”后，总统“深感震惊”，而且他声称，美国人将会让这些罪犯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后的审判日终将到来。

最后，社会上似乎掀起了一股潮流——正如罗斯福所预测的，9天之后的12月17日，联合国（当时主要由三个同盟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组成）连同8个被占领国家的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对犹太人的痛苦遭遇表示关切，并谴责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该公报使用“野蛮”一词来形容德国人的行为，通篇措辞激烈。公报受到了广泛关注，影响深远。

在伦敦，意志坚定的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绝望地向目瞪口呆的下议院宣读了这份公报。“很遗憾地通知下议院，”他说，“首相近日已收到可靠情报，证实犹太人正在遭受野蛮残暴和极不人道的待遇。”他面无表情，逐字逐句读完了整份公报。“那些被带走的犹太人从此音讯全无。剩下的老弱病残要么因挨饿受冻而死，要么遭到大规模屠杀”。国会的议员们十分震惊，全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波兰流亡政府的拉钦斯基公爵通过BBC发表讲话，谴责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这个民族曾为德国的文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然而，华盛顿还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些来自于政府内部，有些则来自于普通民众。这份严厉的公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战时内阁的行动，而非怀斯与罗斯福的会面。实际上，当英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发表公报的提议时，一位官员冷淡地表示自己对于这份公报的“可行性和适当性”持“深切怀疑”态度，总之，他认为这些主要源自于里格纳电报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

公众对于纳粹暴行引发的全球恐慌似乎也态度不一。由于罗斯福迟迟没有表态，媒体中存在许多质疑者，那些反对帮助犹太人的批评家更是如此，比如颇具影响力的新教杂志《基督世纪》（ Christian Century ）的主编坦承，毫无疑问，波兰的犹太人正在经历十分可怕的事情，但值得怀疑的是“公开发表此类控诉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三个星期之后，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犹太人大屠杀，《基督世纪》继续视而不见，只承认“对于波兰发生的恐怖事件，应一针见血地向纳粹表明，此种行径已被载入史册，这便是最好的回应”，帮助犹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加强”前线的进攻。《新闻周刊》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11月上旬罗斯福请求新近成立的战争权力立法会授权他终止相关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妨碍了“人员、财产和情报”在美国的自由流动，国会拒绝了他的请求。总统和他的副手亨利·华莱士会见了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众议院院长萨姆·雷伯恩，后者认为该项法案绝无可能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罗斯福默默地放下了这一议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争取。该法案旨在为产业和军事顾问进出美国制造便利，但一旦获得通过，将会使美国面临打开大门，接纳犹太难民的风险。

《新闻周刊》总结：“丑陋的真相就是，反犹主义在作祟，使得总统的提议遭到强烈反对。”

但是反犹主义只是一种片面的解释。《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社论，认为罗斯福愈加坚信：“最糟糕的是整个世界无力阻止纳粹的暴行，而战争仍在继续。”换言之，未能取得压倒纳粹的全面胜利，盟军除了“指责”纳粹战犯，并承诺对他们进行“惩罚”之外，也无能为力了。

在诸多神秘的历史时刻，许多历史事件自成一脉，随后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或许此刻正当其时？事实并非如此。爱德华·舒尔特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送到罗斯福手中，并敦促盟军摧毁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他最终的确成功地将情报送到了罗斯福手中，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只有一篇姗姗来迟的公开谴责，甚至连围绕下一步措施的讨论都少之又少。回顾历史，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确凿证据堆积如山，但美国政府却未能持续跟进，这在道义上来说不啻于内维尔·张伯伦，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大清洗当晚通过BBC发表的那篇演说令人瞠目结舌：“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以置信啊，就因为发生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国家里的一场纷争，我们就得在这里深挖战壕，戴上防毒面具，而我们对那些家伙根本一无所知！”

如果将关注的焦点移开些许，我们会发现罗斯福在1942年忙得实在不可开交。公众对于罗斯福在国内外采取的一系列战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由于美国即将迎来参战周年纪念日，总统每个月都要不断费神，如何提振士气，如何维持和鼓舞美国民众的精神。

在国内，民众依靠食物配给生活。白糖十分稀缺，肉类和咖啡也少得可怜，黄油供应量被削减，烟草也成了稀罕玩意。日用商品黑市交易异常繁荣。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天然气配给（多数情况下每个星期只供应5加仑）以节约战时急需的橡胶。尽管薪水保持稳定，但食品价格飞涨，通货膨胀正在一点一点吞噬实体经济。农场主抱怨连天。小企业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已经被严厉的监管压榨得体无完肤。商店的货架空无一物，家庭主妇无法理解为何罐装食品、发夹、相机，甚至闹钟也被限制买卖或需要配给。当局呼吁美国人拿出爱国精神，公众的不满却日益加剧，罗斯福在议会选举中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党派在众议院中丢掉了44席，在参议院中失掉了9席，此外还失去了一些州的州长职位。

9月中旬，罗斯福亲自视察多家兵工厂、海军造船厂和军事基地，以期提振士气。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渐渐陷入垂死挣扎，罗斯福逐渐意识到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10月中旬，他兴高采烈地致信大不列颠的乔治国王：“总体来说，我们在1942年秋天的境遇要比去年春天好多了……我们将在1943年取得全面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轴心国已经穷途末路。”

但是在欧洲战场，美国人尚未对纳粹开火。他们正在太平洋战场同日本人拼得你死我活，美军需要亮出自己反对轴心国的立场。

他们将在北非战场对纳粹开战。

那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

阳光猛烈地炙烤着布满岩石的大地，巨大的沙丘在日光下泛着亮光，如同大西洋中波光粼粼的白色泡沫。高温让人们产生了幻觉。此地距离海岸线十分遥远，几乎无路可行，仅有的几条羊肠小道上布满了地雷。当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受命指挥利比亚的德意志非洲军团时，英国人并未预见到危机的到来。

同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南森·贝德福德·弗瑞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将军一样，隆美尔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也是闪电战大师，总能巧妙地见缝插针。跟拿破仑一样，手下人对隆美尔十分崇拜，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他经常出生入死，在前线指挥并四处奔波，这一点同成吉思汗十分相似。他精明能干、身材颀长，有勇有识又富有骑士精神，是德国最出色的指挥官。他声名远播，就连丘吉尔也对他赞赏有加。尽管患有衰弱头痛，还有些神经质、高血压和关节痛（这是风湿病导致的），他仍是德军高级将领中独一无二的人物。直言不讳的他曾敦促德国元首提早结束战争，希特勒却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

隆美尔始终坚持浴血奋战。在美国人开火之前，他和英国人在绵延数百英里的沙漠中持续迂回了整整14个月。一开始，运筹帷幄的他智取英军，将他们赶到了埃及，英军只在利比亚港口城市图卜鲁格留下几处孤零零的军事要塞。1941年整个夏天和秋天，丘吉尔竭尽全力强化临时堡垒，全力对抗隆美尔的侧面进攻。这是他们在沙漠中的最后防线。

有时两军也会借着明亮的月光发起冲锋和撤退，但双方都未能给予对方致命一击。盟军的士兵也不得安生：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盘算自己如何才能逃出这片绵延数百英里的灼热荒野。同英国皇家海军一样，他们利用指南针和星空作为导航。夜幕之下的行动往往很冒险：坦克纵队停止行军，大家都不知道敌军是在50英里之外，还是近在咫尺。四处飞扬的尘土无处不在——众士兵的护目镜、靴子、内衣上到处都是，就连头发里也全是土块，这可谓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之一。大家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只有丑陋不堪、荒凉贫瘠的土地和坦克履带碾压的痕迹，以及之前的交锋留下的爆胎。高温与大风让他们的境况都好不到哪儿去，不论白天还是晚上，臭气、尘土和汗水将众人团团围住。一打开罐头食品便会吸引一大堆蚊虫，围着他们上下翻飞嗡嗡不停。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隆美尔趁着丘吉尔与罗斯福在6月会晤之机拿下了图卜鲁格，然后开始向开罗进军。英国决定阻击德国人，并开启将他们赶回老家的进程，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加入。

10月23日，英国发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对隆美尔进行反击，杀气腾腾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逼退纳粹军队，美国最终决定参战。一支由670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包括商船、战船和运兵船）运送10万余名突击队员穿越大西洋，向遥远的北非战场进发。还有100多艘战舰将从美国出发。同时，随着决战的临近，华盛顿和伦敦的气氛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这一局的成败就取决于机密的保守了。无疑，美国军队尚是初出茅庐，他们将在与敌军的血战中成长。

疲惫不堪的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由于长时间俯看地图和报告，他的肩膀突发痉挛。他的呼吸也出现了问题，因为他不停抽烟，每天要抽上三包。有一阵子他不得不弓着背走路。

作战计划要求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抢滩，但是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此前美军从未在远离基地的情况下在夜晚登陆敌军海岸线。指挥所设在直布罗陀巨岩下的一条黑漆漆的地道里。在战役打响的前夜，艾森豪威尔就睡在战地指挥所的行军床上。他迟疑不决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战斗即将打响……我们必须背水一战。”乔治·巴顿将军则自信得多。他高声对自己的手下喊话：“我才不相信狗娘养的海军能在离岸100英里的地方跟我们接头……有什么关系，把我们送到非洲，我们自己走过去！”

此时，在4000英里以外的凯托克廷山区（Catoctin Mountains），罗斯福正在他的香格里拉总统别墅（即今天的大卫营）试着放松身心，却没有丝毫作用。远离了首都无休无止的政治缠斗和逐渐迫近的北非战役，总统一会儿摆弄一下他的集邮册，一会儿玩下单人纸牌游戏，时而读上几篇廉价小说，时而悠闲地躺在门廊下。他的俏皮话和玩笑不见了，一贯的热情也消失了。要是他还能走路，他肯定会踱来踱去。他那颗悬着的心始终无法放下。

行动于香格里拉时间星期六夜晚零点拉开序幕：此时的北非海岸正在迎接黎明。

艾森豪威尔知道，一年之中适合登陆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两地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星期，这是三线进攻中的两条线路，美国和英国各投入了3.5万人和3.9万人。第三条战线将在地中海中部城市阿尔及尔展开，美国和英国在这条战线各投入1万人和2.3万人。

目空一切的美国军队认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现代战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虽作战灵活、胆识过人，但缺乏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不仅训练不足，协同作战能力也糟糕透顶。他们不知道战壕的作用，更不会进行军事伪装。他们也没有学会憎恨敌人（艾森豪威尔语）。诚然，美军为战士们提供了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拥有多管火炮和水陆两用牵引车，经过改良的谢尔曼坦克和最好的冲锋枪，甚至还有最新研发的运载火箭：巴祖卡火箭炮。军需官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墨镜、折梯、放大镜、蚊帐、橡皮艇、保温袜子和自行车，还有抵御北非寒夜的羊毛毯子、防沙尘暴用的护目镜和防尘口罩、逃生用的充气艇，还有黑色的篮球鞋。当然，还有插在海滩上的美国国旗。

美军抵达之前，艾森豪威尔的副将马克·W.克拉克（Mark W.Clark）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墨菲以为，美国政府已经与法国殖民部队达成协议，将进攻阻力降到了最低。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法国人应该不想同美国开战，并且他们也想迎头痛击纳粹。总之，罗斯福指示自己的顾问照会法国方面，美国绝非作为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而来。实际情况却是，一小撮维希政权支持者和同情者，还有反殖民分子和自由法国派分子已经失控，乱成一团。罗斯福无法不去想象，要是北非的维希法国武装坚决反对美国登陆，那么这次任务就会受阻，这场战斗势必会损失数千人。

在无线电的沉默中，600艘舰艇组成的护航队启航了。行将登陆之前，罗斯福向舰艇上的全体官兵发布了一则振奋人心的讲话。“你们的自由，你们所爱之人的自由，全都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总统还通过广播向北非的法国人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在太阳洒下第一缕光线之前，他们意外听到了罗斯福发来的长篇演讲，演讲通过伦敦的BBC电台以法语发送，他说：“在纳粹的铁蹄之下饱受煎熬的朋友们，我曾于1918年在法国海陆军服役，今天我以军人的身份向你们发表演讲，我一生对法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讲话极富感染力：“我了解你们的农场，你们的村庄和你们的城市。我了解你们的士兵、教授和工人。我……再次重申自己对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仰。”最后他呼吁法国人支持这次进攻：“我们不想给你们造成任何伤害。”最后他高呼：“Vive la Franceéternelle！（法兰西万岁！）”

凌晨3点，日出之前，南到拉巴特（Rabat），西至阿尔及尔，一支由800多艘战船和运兵船组成的舰队在祈祷声中开始向非洲海岸聚集。

此刻，不论是邮票还是小说，都无法缓解罗斯福的紧张，哈里·霍普金斯和几位好友的陪伴也无济于事。整整一天他都紧绷着脸，眼睛不停地看着电话，等待着已经开始的战役的消息。11月7日星期六晚上9点，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罗斯福的秘书格蕾丝·塔利接了起来，是美国陆军部的来电。

罗斯福准备接听电话，他的手抖得十分厉害，动作迟缓得像是电影慢镜头。

他一言不发地听了几分钟，然后高声喊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真是个好消息。祝贺你们。伤亡相对较小——比预期小得多。”他又说了一句：“感谢上帝！”然后将轮椅转了一圈，面向来访者，脸上挂着笑容，欣喜若狂地解释：“我们已经在北非登陆，伤亡数字比预期要少。我们正在对纳粹进行反击！”

事实上，好运一直站在盟军一边。大西洋的海面异常平静，他们也没有遇到德国佬的U型潜艇。数次登陆进行得如同时钟发条一般有条不紊，美军迅速登上内陆，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在卡萨布兰卡，美军战舰和巡洋舰将海港内毫无戒备的法国舰队一举摧毁。但他们偶尔也遇到一些小麻烦。士兵们得携带200磅的弹药和武器，摸索着穿过海浪，许多人最后只好扔掉了行军背囊。第二天破晓时分，岸边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浸了水的武器和湿淋淋的行囊。

此外他们还要面临一些别的问题。有时候，战士们的登陆地点距离目标地点远达数英里。最可怕的是，法国人站到了轴心国一边，对美军发起了反击。零星交火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奥兰和大西洋滩头堡一带，法国人组织起了有效反击，一些船只下落不明，另外一些登陆行动混乱无序，被迫推迟，甚至宣告失败。让罗斯福失望的是，自负易怒的法国人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穷凶极恶的希特勒以此次进攻为借口，接管了法国南部维希政权控制的区域。11月11日晚，德国的装甲部队公然越过法国停战线，虽然引发的只是小规模冲突，但他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现在，纳粹控制了整个法国。

尽管失利在所难免，但大部分情况下，美国人还是占据了全面优势，作战十分成功。到了第八天中午，他们迅速包围了阿尔及尔，拿下了这座城市。奥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尽管经验不足的美国兵缺乏训练，但他们还是凭着人数优势击溃了敌军。卡萨布兰卡迅速沦陷。战略要地拉巴特山口亦如此。盟军一路向突尼斯的岩石山丘高歌猛进。

罗斯福一直是对的，士气的确重要。在美国，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新闻周刊》写道：“就该这样！——11月7日星期六晚上9点，全美国人都是这么想的……美国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一如以往。”盟军登陆的消息一经发布，体育比赛中的人们立刻中止了比赛，爆发出阵阵欢呼。在家里，人们纷纷拿出地图用食指追溯着盟军登陆的线路。在咖啡馆和基督教青年会，孩子们兴奋得玩起了侧空翻，他们的父母一边挠头，一边苦思冥想那些从未听过的北非城市的奇怪名字该怎么念。人人似乎都在对着手中的报纸头条微笑着。

作战进入到第二阶段。11月12日，艾森豪威尔授予前维希总司令让·弗朗索瓦·达朗（Jean-François Darlan）将军法国驻北非高级特派员称号，意在减少阻力，并建立起政治秩序，交换条件是达朗必须说服法国士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如果计划进行顺利，法国人还将帮助美国解放突尼斯。达朗接受了这个条件。美法之间的敌对状态结束了。对于北非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安排，避免了无谓的流血牺牲。正如艾森豪威尔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的那样，他不愿去想象，打在法国人身上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为了打倒德国人。

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仅仅过了一晚，这个决定便被证明大错特错：罗斯福和英国人在国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整个政治界的评论家们都在质问：达朗不正代表了西方社会所鄙视的一切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还是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纳粹入侵法国的时候，他飞速站到了那一边；犹太人在法国遭到围捕的时候，他从未发声抗议；现在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却高度认可“达朗交易”这样的叛国行为。这个代价不是太大了吗？整桩交易十分丑陋。但在许多人来看来，罗斯福和盟军似乎不仅希望与法西斯分子进行交易，更希望与德国元首交易。法国维希政府首脑马歇尔·亨利—菲利普·贝当（Marshal Henri-Philippe Pétain）拒绝接受盟军登陆和解放，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遭到了袭击！”他怒吼，“我们要奋起自卫！这就是我下达的命令。”评论家们认为，达朗至少是个叛国者，对法国人许诺以自由，然后将他们置于侵略者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一桩肮脏的交易。

这些不仅仅是自由专栏作家和左翼激进团体的叫嚣，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也加入了论战，指责达朗是“贩卖数千人为奴的人贩子”。罗斯福的前任竞争对手和战时盟友温德尔·威尔基也随声附和。“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维希政权实行的绥靖政策就此结束，转而与希特勒的走狗达朗合作吗？”他厉声质问。在伦敦，自由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也表示赞成，他只说了一句“美国可以给叛国者提供金钱支持，但绝不能冠以法国之名”，此言掷地有声。

一开始，罗斯福对这些抗议充耳不闻，接着又不堪其扰，很快，批评的声音就让他痛苦不堪。艾森豪威尔试图遏制这些言论带来的伤害，他发电报给总统，说明如果他们放弃这桩交易，法国武装力量将“被迫”乃至“主动”发起抵抗。但这无益于平息纷争。罗斯福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事实证明，整件事就像一个巨大的沼泽地。他最终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自己只是“暂时”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并补充说明自己不会与达朗签订任何永久协定。总统再次反驳：“我们反对的是支持希特勒和轴心国的法国人。”若是这样的解释无法令大家满意，他再三重申：这次安排只是“权宜之计”，仅在“战争压力”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摩根索在白宫见到了总统，他向自己的头儿和海德帕克的邻居抱怨，北非交易“伤害了我的灵魂”。罗斯福用一句古老的保加利亚谚语予以反驳：“危急之时可与魔鬼结伴以安度险桥。”

但道德问题仍在发酵。我们能够与魔鬼携手多久？是冲刺跑还是马拉松？假使魔鬼绕路而行怎么办？

这些质疑绝不会就此罢休。

这场不合时宜的争论似乎无休无止。罗斯福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懊恼不已，对那些反对声音恨之入骨。面对日益高涨的抗议，他似乎已经憔悴得不堪重负。在他身边的人看来，那些批评的声音似乎让他饱受困扰。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开报纸，对着不怀好意的编辑大加抨击，用轻蔑的口吻大声读出每一篇令人不快的文章和评论的每一个字，几乎不加掩饰。而有些时候，他表现得好像北非战役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肯谈论与之相关的只言片语。还有些时候，他只能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寻找安慰：开车到乡下去兜风，给助手留几张好玩的小纸条，每天开上几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当然还少不了他最爱的鸡尾酒。最后他干脆逃离了华盛顿，乘坐火车前往海德帕克以保持头脑清醒。

命中注定，随后发生的一场意外事件拯救了他的政治生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保皇党年轻人在圣诞夜刺杀了达朗，对他开了两枪。恢复了元气的罗斯福向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通报了这一消息：“今天我非常高兴，三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第二战线的事情上忍气吞声，现在终于结束了。”

罗斯福的脸上恢复了笑容。1942年底，战争显然来到了紧要关头——正值他别出心裁地推出租借法案帮助走投无路的英国人后两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一年。德国人身陷俄国战场无法自拔，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难以计数的人力，伤亡十分惨重。在阿拉曼，英国第八军团占据了进攻的主动权，随着盟军在北非战役中的节节胜利，隆美尔全线溃退；随着德国人在地中海南部的溃败，轴心国力量被赶出北非只是时间问题。虽然美军遭受重挫，在凯塞林山口被隆美尔的装甲军打得溃不成军，这场战役总的来说却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为厌倦了战争的英国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促使英美结成真正的军事同盟，对于开辟欧洲战场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北非，急需磨炼的美国的军队快速成长，不论是受人尊敬的军官，还是最低级的大兵，都在那里获得了大量作战经验。头脑清醒的艾森豪威尔很快就淘汰掉了那些昏聩无能的指挥官。最后，北非战役的胜利为即将到来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和意大利战役铺平了道路。

情绪高涨的罗斯福背靠座椅，深吸了一口雪茄，回味着成功路上的点点滴滴。他饶有兴味地向记者讲述了“火炬行动”的精心策划过程。他皱着眉头解释说第二战场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也不仅仅是“商店里买来的成品”。但前所未有的胜利气息笼罩了整个华盛顿。盟军踏上法国国土只是时间问题，罗斯福也被奉为国际政策大师。得益于这场战争，美国国内经济持续复苏，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脱离了贫困线，失业率几乎为零。而在英国，教堂在年尾敲响了钟声以庆祝北非战役的胜利。

丘吉尔充满激情地对英国人民发表演说：“现在战争还未结束，甚至还没有进入尾声，但是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到了这场序幕的尾声！”

12月，欧洲传来了更多消息。1942年12月13日，爱德华R.默罗那雄浑的男中音在CBS电台响起。他的声音远渡重洋，伴随着电台的沙沙声，但他一开口，那抑扬顿挫的腔调便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这是……伦敦。”当默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数百万美国人正守候在收音机前。“目前的情况是，数百万人，大多是犹太人，被迅速集中起来，惨遭屠杀……‘集中营’一词已经过时了，就像‘经济制裁’或‘予以否认’一样不合时宜。现在我们只能称之为‘灭绝营’。”

这个可怕的秘密对于每一位热心的听众而言，已不再是秘密。

与前一年不同的是，罗斯福在白宫度过了一个欢乐的新年夜，既有鸡尾酒，也有朋友和家人的陪伴。白宫举行了盛大晚宴，私人影院播放了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主演的《卡萨布兰卡》。人人都兴高采烈。就在午夜钟声敲响，1943年开始的一刻，总统和他的宾客聚集在二楼的书房里。香槟酒端了上来。罗斯福举起酒杯，一如既往致祝酒词：“敬美利坚合众国！”

之后，在罗斯福的提议下，大家再次举起了酒杯。这一次，总统向战后的世界致了新祝酒词：“敬联合国！” RRt207P6wE0sQqrBdi8jZ6SXJrzuhJeUhM7O9Tr+ekpJm9sWBycVchfNrF60Wi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