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巨大的坟墓

可能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所有人生命的主宰者。他既没有宏大的野心，也没有重大的人格缺陷。的确，从几乎每个角度来看，他——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都是一个谜，有着骄傲的血统，是个“纯净无瑕”的德国人——严谨细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既上进又神秘，心里埋藏着一个鲜为人道的愿景。这位实业家有着深藏不露的一面，一个会令他的同事和高雅的社交伙伴（一群打着白色领结、穿着燕尾服的男人和披着皮草的女人）震惊的一面。无疑，就连他自己也感到诧异，在纳粹推行残酷暴政的时期，他那难以置信的双手最后竟可能掌控成百上千名无辜犹太人的命运，并影响“最终解决方案”的走向。

他的外形让人过目难忘——身高6英尺，肩膀宽阔，步态充满自信，皮肤很苍白，鹰钩鼻，双眸漆黑，流露着悲伤和忧思。他走路时还明显地一瘸一拐，那是一次悲剧性意外的“纪念品”，几乎让他丢了性命。那一次他不小心滑入了一节火车车厢底部，结果不得不接受左脚的截肢，并最终失去了整条左腿。

从他的背景来看，我们大概难以预测到，此人会在“最终解决方案”的剧本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自17世纪起，舒尔特家族就一直居住在德国，他的祖父母成长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尖顶教堂和绿草如茵的公园里。舒尔特在杜塞尔多夫的童年故居也富丽堂皇，洋溢着贵族气息。他的家族生活在高档餐厅与奢华的娱乐之中，身边的朋友都是杰出的律师、银行家、医生和艺术家。这就是他们的社会阶层，战前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生活在上流名绅之中，包括爱德华在内的晚辈都接受了最好的社交礼仪教育，因此，在爱德华日后的生活中，“高雅和尊严（Anstand und Würde）”是他的座右铭。他的家族热衷打猎，并以此作为周末度假的消遣，舒尔特日后还会买下一片土地，盖起一栋规模等同于小度假村的大型狩猎屋。此外，他们还收藏金表。

舒尔特家族有一群家仆，包括一位厨师、一位管家、一位专职园艺师（每天负责打理植物繁盛的园子）、一位家庭教师和一位保姆（她身材高大强壮，负责给孩子们沐浴，带他们进行日常锻炼）。圣诞节期间，全家人享用牡蛎和香槟的盛宴时，孩子们骑着自己的玩具木马，或兴奋地把玩一大箱结实的、漆绿釉的发条火车。这个家族若不是在当地众多咖啡馆中的一家细细品尝着葡萄干蛋糕，就是去度假，这是他们惯有的休闲方式，虽然只是待在德国——通常是黑森林地区。

在宗教方面，舒尔特的家庭属于新教徒，他们在政治方面趋于保守，因此在一战后，从1919年起，他的父母将票全都投给了右翼国家人民党。 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舒尔特家族既不教条，也不主张过分的意识形态；他们远离过度的宗教仪式——即便是在舒尔特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他也没有去过教堂；经常阅读《法兰克福日报》，即德国最知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而爱德华在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就是犹太人，这也塑造了多年以后他的人生观。小时候，他俩会一起跳上自行车去探索杜塞尔多夫城（Düsseldorf），交换儿时的梦想和故事。舒尔特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是在他那个时代所罕见的。

自青年时期起，爱德华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读《鲁滨孙漂流记》，也为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的《杀鹿者》（ The Deerslayer ）激动不已，还会久久地沉醉于西奥多·罗斯福在非洲野生动物故事集 中的大幅光彩夺目的照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是个准精英人士，是杜塞尔多夫市政中学的优秀模范学生：在那里，他学习拉丁文，然后又转攻希腊语。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能读懂荷马的原著，可以背诵《奥德赛》中的片段。和当时大多数典型的德国人一样，他的英语只能算一般。他展示出了领导能力：很少自夸，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抽身而退，还能迎合那些在他之上的人，并主宰（或是启发）不如他的人。

当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经常幻想以后要干什么。他想象自己通过机智的谈判，在危机中找到出路，他也想赚钱，雄心勃勃又一根筋的他想成为富人。不久，他征服了迂腐的德国银行系统，展现出了操纵股票市场的天赋。1913年春天，取得了政权交易法学位后，舒尔特移居柏林，成为了德国一家规模最大的银行的普通员工。三年后，他加入了普鲁士战争部的供应厅 ，虽然还很年轻，却已经负责德国的肥皂生产和销售——一个听起来相当平淡，实际地位却很是显著的职位。他的晋升速度非常快。1917年，他步入婚姻，育有两个儿子——沃尔夫冈和鲁普雷希特。30岁时，他已成为阳光肥皂公司的总经理。走到这一步，他可以为自己的好运欢呼了。

然后人生的低谷降临了。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放缓，通货膨胀严重，爱德华被解雇了。没有哪一份工作能够吸引他。巴伐利亚的行政部门曾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但他拒绝了，不仅仅是因为薪酬不及阳光公司的零头，更要命的是他对蜷缩在政府公文后度过余生的生活毫无意愿。有一段时间，他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在柏林的街道上打转。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家族朋友。这让他倍感意外，但在朋友的建议下，舒尔特向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工业巨头公司吉舍（Giesche）递交了总经理职位的申请，这家公司是有色金属（尤其是锌）的行业领袖。古老、保守又杰出的吉舍公司似乎无处不在，其官方历史可以写满厚厚的三卷书。它还生产陶器和砖块，还有化学品和染料，并拥有一支驳船队和一家玄武岩采石场。《纽约时报》略带夸张地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业企业”及欧洲“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不到35岁的爱德华经过了一轮轮面试，不久之后，他被聘为该公司的负责人。

自一战后，吉舍一直负债累累，无法投入资金完成新矿的现代化。舒尔特精心管理公司，争取到了急需的贷款，并努力建立起与美国传奇金融家艾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其巨蟒铜矿公司（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mpany）的合作关系。吉舍的总部设在布雷斯劳（Breslau）， 舒尔特举家迁移到那里。此外，公司在波兰的卡托维兹镇（Kattowitz）也设有厂房。

布雷斯劳既是德国东部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德国最灿烂的文化中心之一，十分繁华。1920年代中期的布雷斯劳发行着多种日报，到处是精美的巴洛克建筑，夏季有露天音乐会，冬天有室外滑冰场，城市公园里甚至还有白天鹅在散步。它还拥有一所欣欣向荣的大学和一座机场。但就算如此生机勃勃，布雷斯劳仍然比不上慕尼黑和汉堡，更何况世界级的柏林、伦敦或巴黎。这里空气污浊，街道狭窄，大型工厂喷出滚滚黑烟。其周边地区曾繁荣一时，现在却相对贫困，特别是与蒸蒸日上的德国西部相比。此外，随着世界经济日益陷入停滞，许多居民都忧心忡忡。

然而对爱德华来说，他的生活好得不能再好了。他的家人搬进了由公司购置的宽敞公寓，有10个房间，位于富裕郊区，建筑的风格类似于巴黎、伦敦和柏林的成千上万栋楼宇。住址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每个方向都有学校，而且只要几分钟的路程，还有一个可供全家人打网球的俱乐部，以及一座适宜散步的公园。夏天，他们会去巨人山脉远足。当爱德华去柏林、伦敦、瑞士或是纽约谈生意时，他会住进豪华的酒店套房——在纽约，他住在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 在柏林，他待在奢华的库伯格宫酒店（Coburg）。他赚了钱，然后将钱明智地投资出去。1929年的大崩盘让他血本无归，1932年，锌市场崩溃。然而到了1935年，与纳粹政府有所勾结的吉舍又开始充实它的金库，舒尔特再度变成了有钱人。

德国普遍的纯净道德规范让他感觉无比自在。不过，他会嘲笑德国贵族中最常见的吻手礼，奚落黑领带、燕尾服以及吸烟便服。即便如此，既挑剔又虚荣的他还是十分关心自己的外表。他的头发经过精心修剪，以此遮掩就要秃顶的事实；他的牙齿也是东歪西倒，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他穿着讲究，会在伦敦的旅途中带回最好的面料以定制西服。尽管他缺了一只脚，但看起来不像严重残疾人。在家里，他会击打沙袋，经常练习拳击以强身健体；在办公室，他也常备哑铃。他还喜爱独处和待在自家乡下的庄园里打猎。

他与妻子克拉拉的婚姻是持久的，两人像是组成了一支合作团队。不过他们在很多方面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实际的商人，不喜欢理论，克拉拉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热爱精神生活，在巴黎大学和伦敦留过学。如果说爱德华保守超然，低调杰出，克拉拉就是热情敏感，也容易伤春悲秋。当他避免出风头时，她却喜欢将自己频频推向众人关注的焦点——在家中壁炉边的聚会上侃侃而谈，她还在布雷斯劳组织了一个沙龙讨论时事。但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当他拼命工作，经常一天长达16个钟头时，她的日程安排也是同样忙碌——撰写两本历史小说。

爱德华·舒尔特始终是一个德国人，他深切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对民主并不抱有太大的热情。他认为，德国在一战中败北是一场灾难，《凡尔赛条约》是丧权辱国的耻辱。但除此之外，言辞简洁又离群的他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看，舒尔特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适合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的德国。讽刺的是，他一直对上届政府中过高的贵族比例保持怀疑。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忍饥挨饿的人的名单越来越长，此时，超过1500万德国人在依靠福利过活，柏林还出现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待分配救济品队伍，占满了整条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对舒尔特来说，德国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左倾还是右倾的问题了，而是纳粹党势不可挡的逐年扩张，已经摧毁了两边的党派。

在舒尔特看来，警报无处不在。不同的政见和阴谋在国内蜂拥四起。纳粹的流氓在街上游行。有迹象表明，希特勒的言论经常变个不停。随意动用蛮力打击政敌的现象也存在——不管政敌是真实的还是臆想出来的。有人认为，德国的致命弱点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欺骗、贸易商和外国阴谋。某天下午，当一位波兰工人在舒尔特一家人面前被纳粹冲锋队残忍地活活打死时，舒尔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这是盲目肆意的屠杀。然后就是1934年6月的“长刀之夜（Long Knives）”，希特勒的党羽在当时逮捕并杀害了几十名假想的政治对手。短短几天内，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系统清除了大批政权反对者；很多副总理的亲近官员被谋杀，据说大约有85人。令人难以想象的还有被冠以莫须有罪名的副总理，他在家中遭到逮捕，而他的两位同僚则在同一时间被枪决。人们在慕尼黑城外茂密的树林里发现了反对党首席代表的尸体，他那支离破碎的尸首显然是被鹤嘴锄剁成了碎块。整个事态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概是内阁和法庭对这些法外处决的纵容，这扭曲了德国几世纪以来的法律。期间，数千人惨遭围捕，只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然而，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尽管纳粹的凶残放纵无度，一切看起来却像是奇妙的新时代曙光，它是一个再生和繁荣的时代，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德国复兴和发展的时代。赤贫和极富间的差距在缩小，人们也迸发出了爱国热情和全面的资源动员。大多数德国人欣喜若狂。他们觉得新政府不受陈腐的情绪、过时的策略和旧贵族政权无效的管理方式束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注定要持续千年的时代。当旧国家处于一贫如洗、四分五裂的崩溃边缘时，纳粹开始打造单一民族的国家。外国人可能会无情地讥讽希特勒，却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他一样，知道该如何吸引德国人心中的怨恨。众人欢呼雀跃。

但舒尔特没有。日益疲倦和沮丧的他断定，纳粹比“土匪”好不到哪里去，这些怪物会“毁了德国”。但随着厌恶而来的是谨慎，因为狂热的纳粹拥护者到处都是。他在吉舍的大部分同事都踊跃支持纳粹，家里的园丁和清洁女工亦如此。他担心自己的孩子最终也会变成这样。他们被逼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还知道，如果不小心流露了自己的想法，纳粹政府将在他周围织起紧密的网，他越是挣扎着想要得到自由，亦或说越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愈发无法逃离。到这个时候，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心中暗涌的强烈情绪了。

因为这些顾虑的关系，他的选择似乎很有限。周围的人在议论，只有希特勒的参与才能建立起一个良性的政府，而非相反。还有一些人说他是德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够感受到人民的脉搏，真正激发民众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利益。诚然，有时候纳粹是既代表生命也代表死亡的先知，既是进步的先驱，也是中世纪式恐怖的锻造者，然而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舒尔特并不以为然，但他闭紧了双唇。

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党的铁腕越发强势。国内没有任何能够威胁到纳粹党的愤怒浪潮，也没有来自中心内部的强烈冲突。希特勒开始加速前进。他消除了失业，建起宏伟的新高速公路，并举办了奥运会，同时还开始重整军备。他塑造出一副和平使者的形象，并在国内收获了一批拥戴者。不过，他也毫不掩饰自己是在向德国人民高谈阔论，而非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他是在强迫他们，而不是说服他们；他给他们说故事，而非事实。然而，德国人民似乎都沉醉于他的承诺和征服，愉悦地追随他。那段时期，整个国家都兴奋陶醉，似乎拥有了巨大的创造力。对于纳粹来说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日子，一个具备了高度目的性和创造力的时期。希特勒的外交手段将德国人重新团结在了一起，他的军队在为战争带来革命——即著名的闪电战——并将欧洲国家归入纳粹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胜利将使德国人的足迹从莱茵河畔扩展到奥地利，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甚至直到巴黎。

大多数情况下，舒尔特会对任何反政府的激进主义感到焦虑：一切都太危险了。可以肯定的是，有那么几次，他在妻子克拉拉面前暴躁地抨击纳粹，然而在面对外界时，他不得不加以掩饰。他像变色龙一样去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尽管如此，那些岁月对他来说还是无比痛苦。

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在清楚地观察希特勒。1933年的一天，德国竞选活动接近高潮，纳粹党徽被贴满电线杆。当天他应邀前往赫尔曼·戈林的私人住宅，同德国银行精英、工业巨头以及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场特别会议。纳粹需要资金。

参会的有克虏伯钢厂， 联合钢铁公司的总裁也在，还有法本公司的负责人。戈林在著名的总统府里主持了这场会议。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也是德国下议院中——即德意志帝国议会——希特勒手下最富魅力的公众面孔。大部分受邀者的座位是精心排列好的，他们对即将开始的会议满怀期待。元首让大家等待了15分钟，然后大摇大摆地登场了。他同所有人握手，与舒尔特也握了手，随后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关于迫切需要重整军备，关于自由主义的邪恶，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陷阱”。他说，他将让国防军恢复其昔日的辉煌。他还厉声指出，德国需要“新精神”和“新政治制度”。说到这里时，他停了下来，好让听众充分理解自己的暗示。他无耻地抨击执政联盟中的一些政治伙伴——即右翼德国民族党人士。这些人，他强调，将必须为国家社会党让路。他的暗示似是而非，晦涩地表明，到那时可能有必要“武装夺取”政府。然后他离开了会场，就像一开始的匆忙入场一样。随后，戈林对在场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接下来的选举，也就是1933年3月，将会十年里的“最后一次”选举，甚至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里的最后一次。

已呼吁过“企业家全力支持元首”的狂热实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Gustav Krupp von Bohlen） 站起身来，宣誓为国家捐献100万马克，其他人则谄媚地许诺要捐出200万甚至更多。至于舒尔特呢？他一直沉默不语，尽他所能地去消化希特勒漫无边际的独白。当他会后步入自己的豪华轿车时，他不禁觉得希特勒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子”，他在把德国，甚至是整个世界带往毁灭的道路。不出所料，纳粹党召集了其十年内的最后一次议会投票。舒尔特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1938年，愈发感到孤独离群的舒尔特向吉舍请了长假，一连在国外呆了好几个月。在一个温暖的7月午后，舒尔特在伦敦的希思街与朱利叶斯·施洛斯（Julius Schloss）闲逛，后者是他的老朋友和商业伙伴，已经开始着手移民英国。当时街上满是乱转的人群，两人便缓步走入一家当地酒吧——杰克·斯特劳城堡。施洛斯对希特勒没有好感，非常突然地，舒尔特决定表达自己的想法。大战在即，舒尔特说道，吞并奥地利只是个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将是下一个目标，然后会是波兰和其他国家。施洛斯不以为然，他觉得德国的军官和银行家会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战争。舒尔特摇了摇头：不会，希特勒已经恐吓过反对派，德国人民都顺从地站在他身后。

德国不会有所节制吗？施洛斯问道。

不会，舒尔特说，希特勒已经狡猾地藏起了他的“终极目标”。

两人都沉默了。舒尔特又开了口，如果他是个犹太人，他如是感叹，他会登上下一班火车离开德国，越快越好。不过，他又叹了口气，但他是德国人，他的家人在那里，他所珍视的一切也在那里。他不能忍受自己住在纽约、巴黎或者伦敦。

挣扎一番后，他坚持自己将留在德国，直到“苦涩的结局”来临。

但在“水晶之夜”的屠杀事件之后，在奥地利被接管——所谓的德奥合并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惨遭蹂躏，波兰被击垮，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被占领之后，“苦涩的结局”似乎的确苦不堪言。身在柏林的舒尔特慢慢地消化着这些残酷的事件。到了1940年，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已不是荣耀，而是从德国的每个毛孔里渗出的鲜血。在希特勒铁拳挤压下的大陆呈现出一幅令人惊恐的画面。在狂热纳粹分子的包围下他感觉孤立无援，沮丧郁闷，毫无归属感。那些身穿褐衫、好勇斗狠的纳粹党徒势力一天天壮大，元首强有力的神秘形象也在一分一秒地膨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舒尔特在不断加深的恐惧中看着纳粹扩充军备，屠戮批评者，焚烧书籍，建立集中营，看着纳粹支持者们发出尖叫的嘲讽，当然，还有灾难性的战争。

然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出席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聚会。

可笑的是，舒尔特被放在了战时准备的显要位置。位于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吉舍波兰分部被德国视为“重要的军工厂”，因而舒尔特在纳粹行列中的地位即刻得到了提升。舒尔特在吉舍的副手奥托·菲茨纳（Otto Fitzner）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外表英俊、野心勃勃且工作勤奋的菲茨纳既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迅速搭上了德国新秩序的快轨。通过仔细的谋划，他在纳粹内部急速升迁：先是成为纳粹褐衫党徒的高级指挥官，然后又被调到党卫军，接下来又光荣地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部下，负责领导经济部中的金属工业分支。现在他又接到了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命，作为上西里西亚省民政局的负责人监督该地区。菲茨纳竟然还与阿道夫·艾希曼见了面，成为事先得知驱逐犹太人计划的德国人之一。很少有人会质疑他是如何获得第三帝国内的某些敏感信息。然而，纳粹高级军官不了解的一点是，作为企业家的菲茨纳有一个致命弱点：他很爱自吹自擂。他还自以为舒尔特也同他一样，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不知不觉间，菲茨纳成为了舒尔特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信息管道。

舒尔特也有其他渠道。他在下西里西亚省有一位朋友，此人曾是出售梅赛德斯汽车的戴姆勒—奔驰公司的高级主管，后来被任命为党卫军长官。通过吉舍，他认识了一些高层的德国军官。在战时喧嚣的德国首都，他也结交了一批位高权重的朋友。在柏林的夜总会中，他与外交官和将领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虽然纳粹政权倾向于保密，闲话在喧嚣的战争中仍然是常见的交流。对于舒尔特来说，将事实从虚构中剥离出来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舒尔特收集信息的决心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这种欲望很快又转变成行动的要求，他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戏剧性的角色：暗中削弱纳粹政权。

舒尔特冒着极大的风险将纳粹的秘密送往西方。他频繁地访问瑞士，并借此将他对情况的评估和德国的计划，外加一些蜚短流长传达给波兰特勤局，而后者又会通过秘密的无线电发射器或是外交邮袋将信息传递给英国。从那里，消息又会被传达给华盛顿的美国人。

这些信息有多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舒尔特不过是成百上千的线人之一。但很快，他将成为最重要的一位——只要美国和同盟国愿意倾听。

在德国境内时，舒尔特经常会抱着自己的收音机，听断断续续的BBC新闻，虽然一旦被盖世太保发现，他可能会被处以极刑。在压力之下，他变得喜怒无常，高度紧张，但仍然充满决心。他在瑞士时，传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的重要消息。他转述了德国正在大规模准备“巴巴罗萨行动”的信息。他还就德国工业对原材料的依赖做出了评估，甚至还侧面评论了希特勒与其将领的关系。

不过，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来自于波兰偏远地区的一场晚宴，十分偶然地被他捕捉到了。该信息的暗示是惊人的。数百万人的生命危如累卵，就在他获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自己也身处险境。

1942年7月17日上午，在办公室中的舒尔特于报纸中搜索着信息，并思考着从前线传来的消息。此时正值著名的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在阿拉曼苦战中排兵布阵，迎战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德国的前锋部队已经大步向东推进，到达苏联的顿涅茨河（Donets River），罗斯福也切断了与德国结盟的芬兰的外交。正当舒尔特要召唤秘书时，他的副手缓步走入办公室，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党卫军的头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就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最令人生畏的人，在该地区有“重要事务”要处理。舒尔特僵住了。希姆莱被称为天才组织者，他是来吉舍视察工作的吗？菲茨纳向他保证说不是，相反，他是来参观“奥斯维辛”的——这座规模空前的恐怖建筑，只需要希姆莱挥一挥手或动一动指头就能修建完成。对舒尔特来说，这令人费解：奥斯维辛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

舒尔特对这个问题思索得越多，就越觉得它没有意义。诚然，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东部工业活动繁盛。被大幅减税和使用大批奴隶工人赚钱所吸引，煤矿、合成燃料厂和橡胶厂，以及数百家其他军事和工业厂房都从德国迁至该区，吉舍本身也是受益者。但奥斯维辛呢？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奥斯维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前身可追溯至1804年的一家酿酒厂，并以社会疾苦和悲惨的经济状况出名。它位于沼泽地边，疟疾肆虐，还有一个集中营。但据舒尔特所知，一战时，那里主要是一处奥地利占领的旧要塞，只有22栋斜顶的砖房和90间营房，现在则用来收容俄国战俘。

有一样东西它确实还有，那就是重要的铁路枢纽，位于环绕卡托维兹的煤炭开采区域以及别尔斯科的工业区之间，直接连通克拉科夫和维也纳。除了交通连接，它还有一大便利：易于与世隔绝。但舒尔特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就算他知道了这些，也不会将它们拼凑在一起。

舒尔特也不会知道，希姆莱，这个矮胖且病态的前养鸡户会成为操控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的人物，而且会变成除希特勒外，造成史上最多死亡人数的人。他固执己见且心计深重，心狠手辣又心地狭隘，离希特勒虚构的雅利安精英形象相距甚远。他有一张猫头鹰般的脸，下巴凹陷，视力也很不好，姿容很是糟糕。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经常性胃部痉挛和剧烈头痛，为此要吃一大把各种各样的药。

希姆莱生于1900年，起先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他的父亲在慕尼黑著名的威廉文法学校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希姆莱本人也是一个认真勤勉的学生，会躲在房间里幻想骑士精神和十字军东征的丰功伟绩。一战到来时，他于1918年踊跃报名加入巴伐利亚军团，渴望成为战争的一部分，看着刺刀不断劈向每一座丘陵、每一条山脊和每一个山顶，德军的血液浸透战地。但让他无限懊恼的是，他没有见识到任何行动——他所在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被遣散了。同样令他失望的是颜面无存的君主制，眼下正颤抖着走向瓦解。

战后年代一片混乱，随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飙升，希姆莱父亲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严重影响，希姆莱无法继续在慕尼黑大学的学业，结果不得不拿着一张农业文凭，在一间人造化肥厂里找了一份平庸无奇的助理工作。他在一年之内就辞了职。后来，希特勒找到了他的使命，希姆莱也一样——成为职业纳粹。

他立马就抓住机会，再次穿起了制服，哪怕只是在周末。他加入了德国战斗联盟，即辅佐希特勒发动慕尼黑政变但未遂的狂热准军事组织。这一年是1923年，在此期间，他与父亲闹翻了，后者将纳粹视为“下层阶级的暴徒”，他与母亲的关系也很僵。被禁止活动的纳粹党被迫转入地下，希姆莱很快就报名加入，成为一名通讯员。

同时，在无所事事的闲暇时间里，他将毫不相干的肤浅知识甚至是偏执妄想拼凑成一个哲学世界观。他通过研究占星著作寻求指导，阅读了大量反犹太人作品，还热心钻研巫术和巫术实验。他爱上了一个有着闪闪发光的蓝眼睛和丝绸般金发的护士，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e Boden），比他年长八岁的她信奉一句格言：“犹太人永远都是犹太人！”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里，他最多只会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怪人，那种带着从乡村市集的投币机里掉落的——或是从疯癫的种族主义者那里得来的——想法的人。1928年，他在慕尼黑郊区开设了一家小养鸡场，养了50只下蛋母鸡，但项目从一开始就失败了。母鸡几乎不产蛋，他手头拮据，婚姻也遭遇危机，靠着纳粹党每月200马克的微薄工资挣扎度日。现在他是纳粹宣传副手，鄙视民主，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1929年，希特勒提拔他为党卫队的副队长，即所谓“保护队”，职责是保护纳粹高层的安全。这个时候的德国，背叛无处不在。希姆莱在“长刀之夜”发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谋杀，针对纳粹的两名精神导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和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希姆莱曾经是他们的忠实信徒。抓住机会的他将党卫军建成了一个种族贵族帝国，20多万名队员对他的每一次心血来潮都言听计从。希姆莱巧妙地操纵着，通过种种解雇和花招，打入了希特勒的内部圈子。现在，他的一个眼神就能化成寒气逼人的敲门声，或是毒气室里令人无法忘怀的威胁。有一次，他甚至对希特勒吹嘘，如果后者命令他射杀自己的母亲，他也照做不误，而且会“对自己的信心倍感骄傲”。难怪自负的希姆莱党卫军会在帽子印上骷髅徽章。

他不仅自命不凡，飞扬跋扈，也十分特立独行。在1929年的纽伦堡大会上，他告诫每一个当地党卫军首领，他们的行李中要带上足够数量的衣刷。狡猾又好说教的他还涉足种族理论，比如党卫军未来妻子的“遗传健康”，并亲自审查每一张党卫军申请人的照片，用放大镜识别任何可疑的种族特征。就算如此，他并没有将自己视为怪兽或恶魔，甚至也不是没有灵魂的技术官僚，他将自己看做是英雄的爱国者和体面人，强调处决犹太人的任务是祖国无法避免的“全面清洗”职责。他也是一个狂热的自然崇拜者。尽管他对自己的妻女和养子不管不问（还另生了两个私生子），他总是摆出一副尽心尽责的柔情父亲的形象，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Heinie”（德国大兵）。他坚持认为处决犹太人是对祖国的“彻底清洗”，是无可避免的职责。为了与他扭曲的信条保持一致，他还坚持党卫军要“体面地”杀人。内心沸腾着意识形态仇恨的希姆莱明确地区分了两种杀害犹太人的行为动机，“政治动机”和“自私、施虐或性侵犯动机”，他认为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则属于过失杀人或犯罪行为。但不管他是否曾就此向手下咆哮或是大声咒骂，他一生的基调都是狡猾、狂热和野心勃勃——还有死亡。

在舒尔特仍对希姆莱出现在奥斯维辛感到困惑不解时，希姆莱正忙碌于自己的种族灭绝产业化机制。

对希姆莱来说，1942年7月最初几周的工作似乎无休无止。他从柏林向党卫军头领和中将（德国警察部队负责人）发来重新安置的秘密指令。他召集会议，与集中营视察团的负责人以及党卫军少将（将作为医院的负责人）会面，讨论在奥斯维辛进行犹太人医学实验，希姆莱警告这是“最高机密”行动。他还必须做出一系列的任命，如委派鲁道夫·胡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然后亲自视察营地。

1941年3月1日，他曾经造访过那里。当时，他的兴趣盎然令人十分惊讶，因为他此前从未显示出对集中营的丝毫关注，甚至还在1940年10月取消过一次视察。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扩张集中营到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规模，并建造了更大规模的营地，也就是日后的比克瑙集中营。1942年7月17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他乘坐黑色敞篷梅赛德斯跑车，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第二次访问奥斯维辛。他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接待，他停下了脚步，对正在演奏捷克歌剧著名咏叹调《被出卖的新嫁娘》（ The Bartered Bride ）的集中营乐团致以满意的微笑。一个犯人震惊地注意到，希姆莱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和魅力简直和人们在一场英国花园派对中所看到的一样。

就在那一天，态度冷漠的他半带依稀厌烦的神情，半带些许被逗乐的神情观看了毒气室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流程。建筑师自豪地展示工作时，他徘徊着，审视现有的毒气室及其扩建施工现场——一组更大、更新的毒气室和一处用来处理尸体的火葬场将实现旧系统性能的巨大提升。（在旧系统中，焚烧过的尸体会被埋入巨大的坑中，雪化和雨后，腐烂的尸体会从土中露出来，如同僵尸复生一般。）接着，他大步来到奥斯维辛火车站台前，鼻梁上那副无框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那里，他听到了一声嘹亮的汽笛声，两辆载满荷兰犹太人的火车到站了。他看着党卫军医生对犹太人的命运进行裁决：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在殴打中被赶入营房，其余的人则被划向死亡。他看到赤裸女人的头发和身体的毛发被一丝不苟地剃光，然后毛发被仔细地塞入麻袋，作为豪华床垫的填充物在德国出售。他看到包括老人、病人、体弱者和儿童在内的449人被塞入2号碉堡，然后门被封死。通过观察窗，他看到他们开始大声叫喊和抓挠，在死前留下满地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希姆莱看着这一切发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情绪。20分钟不到，一切就都结束了。

随后，他完成了余下的行程，参观正在建设的大坝、农业实验室、农场种植园、药草园以及实验工厂。他在医院大楼内停留，简要地了解了几天前才下令进行的医学实验，其中包括用X射线阉割男性和通过注射对妇女进行绝育手术。他花了大量时间与集中营医生讨论高居不下的死亡率问题，以及因卫生设施不足、饮食缺乏和难以忍受的拥挤而在囚犯中持续传染的疾病。希姆莱既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同情。他视察了生活区和厨房，甚至爬上塔楼去查看排水系统。然后，他参观了法本公司的合成橡胶厂和油厂布纳（Buna）。

当天晚上，心满意足的希姆莱在奥斯维辛吃了晚饭，然后动身前往吉舍的别墅。

晚饭时分，希姆莱与上西里西亚省的纳粹党首领弗里茨·布拉赫特（Fritz Bracht）一同坐下，此外还有集中营最高指挥部的众多官员。餐桌上摆满了充足的食物，而以自己“最光辉的形象”示人的希姆莱与德国军官就事业和家庭愉快地聊着天，仿佛刚刚从一场体育比赛中归来，而不是毒气室。甜点上了桌，最后的饮料也被一扫而空，一班人马便再次爬进他们的梅赛德斯轿车，消失在卡托维兹旁一座迷宫般的松树和桦树林中，前往一栋典雅别墅，也就是布拉赫特现在的住所。舒尔特的吉舍公司是别墅的拥有者，别墅就像一座巨大无比的芬芳花园，有光线充足的高大窗户，还有明净蔚蓝的地面游泳池和高尔夫球场——在战时都是少见的设施。屋内有用深色红木嵌板及抛光地板装点的会客室、休息室和餐厅。大门敞开了，客人们鱼贯进入：男人们穿着制服，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佩戴珠宝，身着精美华服。希姆莱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这是一个罕见的举动），并点燃了一根雪茄，然后开始接受“朝拜”。不管怎么说，他都处于个人的魅力巅峰，一点儿也不高傲冷漠，相反，他引导了一场包罗万象的谈话，从儿童教育到房屋新风格，再谈到自己在战线上的巡查。

在那里，也许是第一次，希姆莱公开与嘉宾谈论起（保证已经避开了女士们的耳朵），要在奥斯维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不仅如此，他和客人还公开讨论起希特勒的计划，即有计划地杀害欧洲及以外地区的所有犹太人——直到最后一名男子、女子和儿童倒下。

第二天，希姆莱回到营地，小心翼翼地穿行在专门整理犹太死刑犯财物的地方，之后，他满意而冷酷地观看一名犯盗窃罪的营地妓女裸露背部，接受鞭刑。他鼓动胡斯中校，告诉他必须立即着手建造升级的火葬场系统。他警示，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大批到来。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歇——犹太人源源不断地从法国、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巴尔干半岛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还将有匈牙利犹太人。

临走前，他确保自己同胡斯的妻子和孩子们亲切地交流了几句。第二天回到柏林后，也就是7月19日，他向克拉科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Friedrich Wilhelm Kruger）指挥官发出紧急指令，“全体犹太居民的重新安置”必须于1942年12月1日前完成。在那之前，华沙的犹太贫民窟——一块狭小的区域，长约2.5英里，宽约1英里，之前只住了16万人——还是挤进了40万人。而希姆莱一声令下后，每天都有6000人被聚集起来——向东方流放。

一周半之后，有关希姆莱的晚宴及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传到了舒尔特耳中。他惊呆了。消灭他们？所有人？这些数字不可思议。直到那时为止，每次希特勒谈起犹太人，舒尔特的理解一直是，比如，犹太人会被重新安置在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地方。虽然整个德国可能都对希特勒受害者的哭声装聋作哑，舒尔特却没有。

就在那一刻，他决定登上下一班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将这一致命消息通过某种方式告诉同盟国，并希望它能尽快传达给富兰克林·罗斯福。

对舒尔特来说，他是在和时间赛跑。

截至目前，舒尔特仿佛就是一家巨大影院里的观众，看了一场可怕的电影。但现在他不再是了。1942年7月29日，他在布雷斯劳悄悄地登上了火车，然后安稳地坐进了他的头等车厢，当火车稳步向南开去时，坐在车厢里的他错愕不已。那里并不像是战时的德国和波兰，和科隆（Cologne）一样被1000架英国飞机摧毁，或像但泽（Danzig） 那样遭遇盟军的无情空袭。相反，路上的景观都相对完好。火车经过了风景如画的白色村庄和高大的松树林。在伯布林根（Böblingen） 和海伦贝格（Herrenberg） ，能看到树木、果园、绵羊和牧场。在埃宁根（Ehningen） ，还能看到有洋葱形高塔的精美教堂。路过邦多夫（Bondorf）和内卡劳森（Neckarhausen）的时候，火车平行移动至一条空铁轨上，然后沿着内卡河（Neckar） 前进。

到辛根（Singen） 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列车长宣布，所有人必须下车，以通过边境管制。

会有麻烦吗？

乘客们一个接一个地爬出火车，然后被引向车站里一个不起眼的房间，屋内的两名警察在仔细检查他们的护照。海关检查花费了大约20分钟，然后，乘客又重新登上火车。他们的头顶上，天空突然变暗，舒尔特望向莱茵河和瑞士边境，天气转为多云。即使是在阴天，拥有自然隐世和美丽山谷的瑞士，也有一种与战争格格不入的健康和自由的氛围，崎岖的山峰直冲云霄，空气像是颜色与美好气味的旋涡。

不久，舒尔特就看到了在一座小木屋顶上随风飘扬的瑞士国旗。他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在火车前进的过程中，舒尔特一直忍不住在想，盖世太保会因为他将要做的事情追捕和绑架他，或者是杀了他。但此时火车已抵达苏黎世中央火车站，行李员将他护送到豪华轿车里，舒尔特知道他已不能回头。汽车飞驰着经过苏黎世的优雅商店和最大的银行总部，然后向右转弯，以缓慢的速度开到了宾馆门口。酒店经理热情洋溢地迎接舒尔特，并陪同他来到惯住的套房，那里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绚烂湖景。套房的墙壁上饰有挂毯，公共空间里则嵌满了都铎镶板，舒尔特的房间里，一瓶插花和一瓶红酒在等着他。

舒尔特拿起了电话。现在是午后3点。

即便是在中立国瑞士，几乎也没有人怀疑这里属于战时大陆。虽然现在是旺季，除了身着制服的男子在来回踱步，街上仍人烟稀少得有些诡异——现在可是大中午。到处都在实行配给制度。一些较小的商店已经关门停业，许多大型企业也经营惨淡——比如入住率只有旺季十分之一的酒店。这儿汽油短缺，肉类也供不应求。当然，就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这里晚上也会停电。不过城市周围仍布满了美国文化的印记，像一个征兆——舒尔特下榻酒店的不远处，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 的一出喜剧正在上演。

舒尔特在思索该向谁转达他的信息。那个人必须小心谨慎，否则舒尔特会遇到生命危险，同时他也要有必要的关系网和影响力，还得拥有与舒尔特自己一样的危机感。波兰人、瑞士人、美国人……舒尔特在自己广袤的关系网中反复翻找着各种名字。最后，他认为，此人必须与美国的重要犹太人机构有所关联，那样他就可以将信息送到白宫。

他与一名在高级金融圈中身居要职的犹太人安排了会面。

那天晚上，舒尔特与一位名叫多丽丝的犹太女人一起吃饭，那时他与她坠入了爱河。点菜的时候，多丽丝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痛苦神色。舒尔特只是简洁地回答：“遇到一些困难。”

第二天早上，舒尔特与他的联系人见了面。他直奔主题，将希特勒消除欧洲所有犹太人的罪恶计划和盘托出。不是数千人，不是数十万，而是第三帝国掌控之下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孩子。他敦促联系人立即将这一讯息转达给美国犹太人的领导组织以及美国政府。他强调，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犹太人将会被灭绝。纳粹已经建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火葬场，并计划将三四百万犹太人运往东部，用氢氰酸的毒气杀死他们。他还强调，这一信息的源头来自纳粹政权上层，绝对可靠，所以也是保密级别极高的计划。

舒尔特的联系人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尽管这样的方案听起来不可思议，他还是知道东欧的犹太人正遭到围捕和屠杀。然而，如此庞大的屠杀规模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是俄国人针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也不是立陶宛的暴徒将犹太人赶入新挖掘的坑中进行集体扫射，甚至不是四处游荡的纳粹刺杀小队随意了结过路人的性命。这一屠杀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而非舒尔特告诉他这个消息——战争中本来就有各种谣言——他可能会持怀疑态度。然而舒尔特的消息来源是毋庸置疑的。

唯一的问题，也是相当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舒尔特的联系人与外交使者和瑞士的犹太领袖的关系都不够紧密。联系人转而推荐了自己的另一位同事，他是一名犹太记者，在瑞士所有体面的社交圈中都很有地位。舒尔特同意了。

联系人立即给记者打了电话，没有浪费一分一秒。他得知记者不在城内，又急切地找寻他，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称此事“生死攸关”。

当他终于联系上记者本诺·萨格洛维茨（Benno Sagalowitz），萨格洛维茨同意第二天就坐火车回苏黎世。但就目前而言，舒尔特并不想见萨格洛维茨。这太危险了。不管怎么说，他在柏林还有一场不容缺席的重要会议，就算他只是去那儿露个脸。他授权联系人可以使用他的名字，但仅限于对萨格洛维茨。

就在舒尔特乘火车回家时，他的联系人见到了本诺，对本诺解释，一名身居高位的德国实业家舒尔特要传达一个可怕的消息。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叠纸，开始读纸上那些令人震惊的内容。“我已经收到了来源绝对可靠的消息，”他说，声音因情绪而颤抖不已，“希特勒的总部正在酝酿一项计划，目的是杀死欧洲剩余的所有犹太人。”

将这个卑鄙的故事全部说完后，他传达了舒尔特的强调：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而且这里的“行动”并不是指外交辞令上的行动，如典型的美国国务院抗议或盟军的警告，而是某种更显眼的、类似以牙还牙的行动，例如在美国围捕德国公民。

本诺停下来想消化他刚刚听到的一切。“我可以在传递消息时，”他说，“引述他的话吗？”

联系人摇了摇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然而对本诺来说，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否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就像是一战时流传的漏洞百出的故事，比如婴儿被刺刀刺穿，被德国人吃掉，还有被侵犯的修女。本诺思索着他得知的和没有想到的一切。事实上，就在一周前，他曾从一张瑞士主流报纸上剪下一篇文章，内容鼓舞人心，是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一大群聚集的美国犹太人发表的讲话。他发出了急迫的警告：一百多万犹太人被杀，而且希特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直到将犹太人生活的“欧洲城市”变为“巨大坟场”。舒尔特断定的事情是否就是丘吉尔拉响的警报？希特勒会不会又一次被低估了？此外，元首的势力如日中天——西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被他玩弄于股掌；在北非，他的威力如同在挪威北部一样势不可挡；在苏联境内，纳粹军队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整整一个大陆濒临彻底的绝望边缘，甚至连余下的中立国里也充斥着恐惧和谣言。

两人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扭转数百万犹太人的生死。本诺决定，必须尽快联系罗斯福总统，这一点与舒尔特不谋而合。

不过这件事要怎样才行得通？自由世界里，似乎人人都想得到美国总统的注意。这项艰巨的任务最后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流亡律师，他在日内瓦一间带着霉味的办事处工作，那里曾经是贝尔维尤酒店。萨格洛维茨的这位联系人刚满30岁，名叫格哈特·里格纳（Gerhart Riegner），身材弱小，骨瘦如柴，笑容干涩，梳着光顺的背头。他出生在柏林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深深地扎根于德国文化，子从父业，专事法律，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穿梭于巴黎的酒吧。后来他屡次受挫，因为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和法国对犹太人都不再宽容。法国当局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外国人进入法律行业，只有在他们加入法国国籍满十年后，才可以做律师。当里格纳束手无策之时，甚至考虑过移居巴勒斯坦，他征询了一位著名法律哲学家的意见，后者建议他去日内瓦，并转投国际法领域。里格纳遵循了哲学家的建议，搬到了日内瓦。1936年，他在国际联盟里找到了一个职位，拿到了一大批意见调查文件，负责“监督”一战结束前批准的少数派群众权利保障条约。不过，随着希特勒力量的壮大，国联的势力在减弱，该组织最终灰飞烟灭了。尽管如此，里格纳坚定的努力还是被一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创办人看在了眼里，他邀请他接管（大会位于）日内瓦的组织，负责日常事务的运作。

这项工作有着令人却步的前景。突然之间，礼貌、保守、认真且本身就是难民的里格纳开始报道起了日益猖狂的犹太人迫害事例，还负责纳粹在欧洲占领区内最重要的“情报监听站”，尤其是大屠杀相关的零散信息开始涌现之后。事实上，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名义成分多于现实成分。它成立于1936年，目标为保护欧洲犹太人的权利，并“动员民主世界反抗纳粹暴行”。大会几乎没有预算，也没有任何权威和外交接触。它曾在纽约设有一间狭小的办公室，伦敦也有一间差不多大小的办事处。大会在国外的使者很少，还不得不面对无情的社会公众和焦头烂额的西方联盟。它针对纳粹政权的抗议和经济抵制呼吁都没有下文，对反犹主义的谴责也无人理睬，真正的权威更多来自它的创办者——秘书长，以及他所能召集的任何有说服力的权威。

最初，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总部设在巴黎，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大会被迫迁移至日内瓦，当时那里已设有一间联络办公室。欧洲大部分地区于1940年沦为纳粹占领区时，即使在中立国瑞士，里格纳也从未觉得自己彻底安全。因此，他总是随身携带装满基本日用品的帆布包，以便在德国进攻的时候，“做好逃入山中的准备”。包里有一本假的玻利维亚护照，上面写有完整的身份信息，以及美国的紧急签证。此外，他还知道瑞士的立场并不坚定，一想到自己的安全问题，警钟就在滴答作响。事实上，就在他与萨格洛维茨见面的一周内，瑞士警方开始拦截设法跨越边境的犹太难民。里格纳也发现身边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迹象。当他与反犹主义发生第一次争执时还只有5岁，有个同学嘲笑他是“肮脏的犹太人”。长大以后的他清楚地记得，1933年，纳粹流氓在他父母位于德国的家外聚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犹太人滚出来！犹太人滚出来！”里格纳惊恐地在浴室里缩成一团。他也还刻骨铭心地记得，纳粹褐衫军团砸烂犹太人住宅和商店的窗户，将犹太人从屋里揪出来，殴打和辱骂他们，并最终将他们杀害。

里格纳与萨格洛维茨共进午餐，在餐桌上详谈了5个小时，剖析了舒尔特提供的每一个细节。里格纳想确认这位实业家的消息值得信赖，萨格洛维茨保证了这一点。午饭后，两人沿着日内瓦湖最美丽的一片湖畔沙滩一路漫步，直到停下脚步，看到水中滑过的小船。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景色和空气都令人沉醉。起初，里格纳对舒尔特传达的二手警告感到难以置信，倾向于认定其中必定有一些错误，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肯定的是，里格纳对大屠杀初期的模糊报告，以及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广泛而骇人听闻的报道都有所了解。他知道逮捕和流放，知道贫民区和滥用监禁，知道强制劳动和终极屠杀，也知道有关“移动毒气车”的阴暗传闻。他还知道，希特勒曾三度在公开讲话中宣布，他将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的确，他忆起一位同僚在1942年初写给他的信，还有信中可怕的结论：“战后，我们的死亡人数不会以千计或万计，而是以百万为单位。”到了1942年6月，里格纳本人全面了解到，整个欧洲境内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在清除犹太人——从法国到比利时，从奥地利到荷兰，甚至从德国到波兰。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犹太人在哪里才能安居？似乎无人能够回答。

舒尔特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消息来源并非犹太受害者或犹太人领袖，而是拥有希特勒核心圈子入场券的德国实业家。毒气室？这是里格纳头一回听说。也是头一回，有纳粹在欧洲全境及以外地区实施灭绝计划的证据出现。

街道上已经半空。现在，对里格纳来说，不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了。他和萨格洛维茨都十分震惊。两人十分清楚，他们可能会被冠以最坏的指控——散播恐慌。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至关重要。和舒尔特一样，里格纳相信，必须尽快将这条消息传达给罗斯福总统。

不过从一开始，他就必须找准支持他的听众。自那时起，里格纳就开始筹备计划。他和萨格洛维茨决定在苏黎世再见一次面，时间定在8月3日周一。

由此，两人将构思这份名垂青史的电报——里格纳电报。

当然，无论是里格纳还是舒尔特，都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纳粹杀气腾腾的机器现在正秘密地以繁重的步伐运转。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贝尔塞克的集中营已经在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纳粹已经开始屠杀华沙的犹太人区，那里的犹太人曾英勇抗争，但是失败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0多万犹太人被杀死。

舒尔特这一边，焦虑的他回到了布雷斯劳，过起了双重生活，完美无瑕地玩转着掩人耳目的把戏。他继续如以往一样昂首阔步，维持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他面对的一大棘手问题是，陆军部要求他为生产弹药提供锌；此外，他自己的约会和开会日程表也不能有所松懈；原料供应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从另一方面来看，他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获取纳粹屠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进一步情报。而他也在热切地盼望瑞士联系人能注意到他的消息。

还有一则消息，他希望他们也能够注意。基于他对第三帝国内部工作的熟悉，他知道简单的演讲和外交行动对希特勒及其政权都没有任何威慑效果。他们轻视罗斯福，只崇尚武力。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引人注目的具体行动或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才有可能动摇纳粹，比如逮捕成千上万名在美生活的德国人，并广泛宣传（有别于罗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发动的全体囚禁），或让盟军进行轰炸。

他所要承担的风险如此艰巨，因此他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或许有一天来党卫军会敲响他的门，逮捕他。

对里格纳来说，压力几乎已经无法承受。尽管如此，当欧洲犹太人正被撕成一块块碎片之时，他还是下定决心，不被艰巨的任务击垮。深思熟虑后（他自己也承认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事情都捋清了），他决定前往日内瓦的美、英领事馆，要求他们将信息传递给各自的政府，再以编码信息的形式转达给史蒂芬·怀斯（Stephen Wise）——美国最杰出的犹太人，也是罗斯福总统的亲密私人伙伴之一。8月8日上午，他来到了英国领事馆，转达了舒尔特的消息。到了8月10日下午4点48分，一封编码电报被送往伦敦外事办公室，并于当天晚上6点25分抵达外事办。

当天晚些时候，里格纳来到美国领事馆，会见了副领事小霍华德·艾尔汀（Howard Elting,Jr）。

眼下，里格纳正直言不讳地将纳粹的特别计划和盘托出，看上去十分镇定的他事实上正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他说：“希特勒的总部一直在考虑——也正在酝酿一项计划，他们会将德国和欧洲德国掌控区中的所有犹太人向东边转移——大概是波兰境内，然后再实施集体灭绝。”他继续道，“计划人数在350万人至400万人，而且希特勒的目标是一次性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衣冠楚楚的艾尔汀有一头黑色卷发，身着三件套的西装。听闻此言，他先是吃了一惊，该报告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里格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自己在第一次听到时也是这么觉得。但是他强调，这与德国近来的大规模驱逐及他们所得知的其他针对犹太人的行动相吻合。

他将消息的摘要递给艾尔汀，并嘱咐后者尽快用电报将其发送给华盛顿和其他盟国政府，还有史蒂芬·怀斯。不管艾尔汀还有多少疑虑，他已经被里格纳的真挚所打动。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将里格纳的信息转达给伯尔尼（Bern）的美国大使馆，并称就他“个人判断”，里格纳是“一个严肃公正的人”。此外，他建议将报告“转交”国务院。

艾尔汀被告知需要向国务卿起草一份正式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他对“情报提供者的严肃态度”的深信不疑。

就在舒尔特抵达苏黎世的十天后，所有事件相关者似乎都认为罗斯福、丘吉尔及全世界很快就将了解希特勒针对犹太人计划的恐怖本质。

他们可都大错特错了。

可以说，从战局的任何方面看来，白宫都不可能从第三帝国核心获取如此权威的信息。就在8月11日，美国驻瑞士公使利兰德·哈里森（Leland Harrison）给里格纳报告附上一封信，试图让这出戏早早流产，他淡然地将里格纳的故事简单定义为“因恐惧而生的战争谣传，世人无不知晓难民悲惨的实际遭遇，他们由于遭受肢体虐待、迫害、长久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大批死亡”。

里格纳的电报没有抵达椭圆形的白宫办公室，而是停留在了国务院欧洲事务所的办公桌上，在那里它被政府官员们一致驳回。一名易怒的官员保罗·克柏森（Paul Culbertson）还说，他从没想到伯尔尼使馆竟然会把这样的东西写进电报里。而他那态度漠然且面色苍白的同事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立场更尖锐，他刻薄地评价，瑞士使馆根本不应当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国家，并强调此事无关美国的利益，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悲剧性的。这位德国实业家披露的信息可信吗？它不过是另一个“不切实际”的战争谣言。有人好奇这位德国实业家的身份吗？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有人对他是如何打入希特勒核心集团有兴趣吗？同样没有。至于里格纳，这位知情人是谁？他只是一个被视为居无定所、招人讨厌的莽夫。在国务院封闭的世界里，例行公会几乎没有受到里格纳报告的任何影响。华盛顿好像遮住了眼睛和耳朵，只为等待混乱结束。

国务院眼下只剩下了一个决定，即是否按里格纳要求的那样，将报告转交给罗斯福的朋友拉比·史蒂芬·怀斯拉比。回答是否定的。

“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被人遗弃，无能为力又孤独凄凉，”里格纳回忆道，“当我惊恐地将有关灾难的消息转达给自由世界时，没有人相信我。”毫无疑问，舒尔特也处于同样的绝望中。 TMIrASVehfx/N1Hk4YFd5fOyOR8GEgSCN9fT/+e5sz3GliZoXRji1oZMYNvi3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