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上帝的磨坊

1941年春天，当罗斯福还在寻找他的取胜之道时，希特勒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的生命充斥着沸腾的怒火，身为一个荒诞不经的道德狂热分子，行事莽撞又短视，阿道夫·希特勒不会让纳粹军停下脚步，直至德国完成征服的任务。此时的他威压群臣，权力已接近顶峰。在就寝和早饭时间，他只要挑一挑眉或挥一挥手，就能翻转数百万人的命运，推翻古代君主制，让国家首脑下台，或将一座村庄付之一炬。要是他一时兴起，还可以允许一个国家的人活命——或下令把整个种族灭门。他有一颗暴君的心。同时，他也十分自信，并且相信只他自己一人拥有政治家的本能和常胜将军的精确直觉。他恐吓身边的每一个人，身边的圈子越发狭小，其中有对他卑躬屈膝的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有他的盟友墨索里尼——那就是个享乐娇惯、爱放马后炮的家伙，还有那些被当做“淘气包”对待的投降国的傀儡元首。

他的将领——所有那些专家——应当有所作为，但他们没有。一次又一次，当他对沉默的军事领导就政治、历史和战略高谈阔论时，他们敬畏地站在元首面前。难道不是他复兴了德国的命运吗？难道不是他将国家从绝望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助其跃上权力的巅峰吗？难道不是他展现出了如何结合外交与政治宣传，然后从空中施以压迫，在地面发挥威力吗？一位观察者的看法也许并不足为奇，他说当希特勒于1941年3月底纠集手下的军官，让他们聆听又一回长篇大论时，“他们就坐在他面前，顽固地沉默着，这份沉默只被打破了两次，一次是与会者在元首从后门雄赳赳地进来时立正敬礼，另一次是会议结束后离开时立正敬礼。将领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个字也没说”。

他们当时真应该说点什么的。因为在5月到来之前，希特勒最终确定了他在战争中最惊人的决定之一：开辟两线作战。6月22日，纳粹军队将全力以赴地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的希特勒认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他冲手下咆哮道：“我们只要临门一脚，整个腐坏的大楼都会轰然倒下。”如醉如痴的戈培尔表示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垮台的，就像纸牌屋一样”，他如是想。

这项决议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审议评估。表面上看来，这根本就是疯了。对于刚接触战争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出卖盟友；就在11月12日，印着红黄两色锤子镰刀的苏联国旗与纳粹旗帜还并肩飘扬在德国的首都，纳粹接待了一个俄国代表团，讨论如何瓜分世界大部分领土。不仅如此，希特勒本人还曾经于《我的奋斗》 中断言，永远不应该两线作战。而且他自己的将军也坚持认为，军事历史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入侵俄国。”他们可是有很好的理由。俄国疆土广阔，国界绵延万里，曾吞噬了无数梦想征服他们的潜在入侵者——奥斯曼帝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面前一败涂地，对抗沙皇亚历山大的拿破仑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其他入侵者看来，俄国就是一片无情的墓地，但在元首眼中，它充满了可能性。对希特勒来说，开辟第二战场将不仅仅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还将成为全力以赴的最后一击，征服目中无人的苏联，逼迫英国跪地求饶，同时还能在美国进入战场前先发制人。从表面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希特勒在欧洲的军队无人能敌，而发动过无数次高级将领肃清的斯大林却有一支看起来糟糕透顶的军队。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袖一致认为，短短六周时间，红军就会在希特勒的屠杀下灭亡。希特勒的计划也十分大胆：夺取乌克兰和高加索的油田，从而切断俄国的作战资源。此外，遏制苏联不仅能得到石油，还有其他的富饶资源：乌克兰的小麦和农作物，罗马尼亚的天然气，甚至是克里米亚的水果。此举还可以为德国提供奴隶工人，使希特勒为德国东部人口提供“lebensraum”，即生存空间。但是希特勒能不能成功呢？

曾经有许多人怀疑希特勒会打击德国的在野党，但他难道没有做过吗？很少有人认为他会让纳粹反对派和犹太人一样成为阶下囚，但他不也那么做了吗？而且他把从英吉利海峡到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的欧洲几乎全部纳入囊中，又有谁能无视呢？此外，他越是思索，就越能找到更多必须进攻俄国的理由。拒绝被征服的英国仍是桀骜不驯的力量。尽管罗斯福心中胆怯，他似乎还在为最后的武装对抗铺路，而且正如希特勒本人所承认的一样，“从1942年起加入战争”。现在，尽管苏联仍是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的成员，希特勒却蔑视布尔什维克派，将斯拉夫民众视为“人类的败类”，将俄国看成是由“国际犹太人”统治的国家。不管怎样，元首不仅认为拥有惊人体量的俄国已经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他还想象苦难迷信的俄国人民对沙皇的旧路念念不忘，他们只是在等待甩开布尔什维克枷锁的时机。

就算如此，希特勒还是没有仓促做出决定。早在1940年12月，希特勒就召集他的战地指挥官，告知众人他已私下向最高统帅部透露的信息：做好准备，发动针对俄国的空前的地面进攻。“德国的武装力量必须做好准备，甚至要在对英作战结束前，就迅速击垮苏联。”他在第21号军事指令中如是强调。入侵行动的代号是“巴巴罗萨” ——纪念这位曾在欧洲中部获得巨大胜利的中世纪皇帝，最早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怀着混杂了主观的道德确信感和道德蔑视的思想，希特勒让自己的将军们坐好，狂热地向他们灌输这场不可避免的殊死搏斗，这场国家社会主义 和“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间的“圣战”。他一遍遍地强调，通过打击东方，战争将在西方取得胜利，到时英国会求和，美国将保持观望。随后，他开始概述这次史上最大胆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将让320万男性投入长达1800英里的战线，动用不计其数的飞机和装甲车，还有规模同样庞大的坦克，战场将从北部的波罗的海直抵南部的黑海，包括两地之间绵长的开阔平原。

时间所剩无几。到初春时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开始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有关希特勒计划进攻俄国的报告。同时，盟军情报机构嗡嗡作响的机器在源源不断地传递着德国急速向东方前进的报告。然而在战争的迷雾之中，没有人能破译希特勒的真实动机。毕竟，就算希特勒与日本代表会面，放出暗示，明确与苏联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人谣传他会在春天攻击英国。斯大林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他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官员，“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红军要么等待德国进攻，要么就得主动出击”。但袭击来得比他预料的还要更快。

1941年6月的第三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收到了一封从德国发来的电报，措辞生硬。早上6点，也就是在最早的齐射和火炮攻击开始的两个半小时后（德国的机枪已于凌晨3点半向苏联所有边境开火），昏暗的天空被染成一片火红。钻进车内的德国大使被送往苏联外交部，在那里，他向苍白颤抖的莫洛托夫大声宣读了电报。起初，外交部长没有流露任何情绪，他那双被一道道黑眼圈包裹的疲惫双眼一眨不眨。

但随后，莫洛托夫沉默着爆发了，他撕毁了公报，朝上面吐了口痰，焦虑地回复道：“这是宣战。”与此同时，就在罗斯福总统于白宫入睡时，震惊和愤怒的斯大林陷入了几近崩溃的状态。

这是希特勒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左右战争的一个决定。在部署进攻时，元首相信，拿破仑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他只专注于莫斯科。他的纳粹将领们表示反对，认为攻陷莫斯科将斩断苏联的蛇头，让苏联无力在乌拉尔山脉以西作战。不过一如既往，决定权在希特勒手中。因此，德国在俄国北部、南部和中部发动袭击，而且从一开始，命运女神似乎是站在希特勒这一边的。德军在开战首日就摧毁了俄国的全部部队，还有比不列颠之战中更多的飞机。

在德国，兴高采烈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枪声将如滚滚雷声。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武器。”此时，希特勒的声音在广播里回荡，他宣称：“反击犹太人阴谋和盎格鲁—撒克逊好战分子的时机已到。”接下来的几天中，德军继续以前所未有的冷酷和力量打击苏联。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打击俄国人——用丘吉尔的独特表述形容就是“一窝伺机而动的蝗虫”；总之，德国部署了超过300万人的军队、3600辆坦克、60万辆机动车辆、7000门火炮、62.5万匹马和2500架飞机。这场战争完全出其不意。在北面，600辆坦克（即3个装甲师）外加机动车车辆和装甲车粉碎了毫无抵抗的苏联步兵师；在中部，德军部署了更多人马，包括1500辆坦克。这两个地区一片混乱，受到重创，在几天后目瞪口呆的苏联军队徒劳地发出无线电报：“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该怎么做？”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南部也同样如此：又有一支德国军队用一眨眼的工夫就解决了无助的苏联防御力量。沿着坚硬道路前行的坦克队列无穷无尽，延伸数里，德军指挥官在经过大火熊熊的俄国村庄时咆哮着发令，炮火声在远处回荡。与此同时，德国空军在空中制霸，首轮进攻就击落了1000余架苏联飞机——只剩下地面上扭成一团的金属和冒烟的残骸，还有800架飞机在空中就被击毁了。

苏联灾难的严重后果是惊人的。苏联人民饱受苦难，村落被烧为灰烬，大批德军装甲部队先是在平行道路疾驰，然后沿纵横交错的小路围剿整个苏联师，有时甚至是整支苏联军队。作为苏联前线的中心城市布列斯特 （Brest-Litovsk）迅速失守。当周结束时，德国已经夺取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北方战场，列宁格勒 是纳粹的目标，德军已经接近奥斯特罗夫（Ostrov）。而在中部，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明斯克（Minsk）被包抄，并于五天内被攻下。几个月内，约300万苏联士兵就会沦为德国人的俘虏，大多数人将再也回不了家。而到了7月中旬，德国人碾压斯摩棱斯克（Smolensk） 之时，距离莫斯科仅剩下200英里；10月中旬，距离俄国首都就剩下40英里。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纳粹似乎势不可挡。在他们沿着波罗的海向列宁格勒疾行的同时，冯·伦德施泰特横扫了乌克兰。从波罗的海的里加（Riga） 到中部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ck） ，从敖德萨（Odessa） 到南部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 ，德国都在无情地挺进。

元首已经大言不惭地预测过，苏联将是法国沦陷的重演——要在苏联第一场雪降临前的八周内完成闪电战。现在，他那令人惊恐的预言似乎是要应验了。随着德国陆军迅速在苏联版图上移动，接线员不得不将电话挪至前线阵地——纳粹已经赶超了原始的苏联通信系统。希特勒现在正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霸主姿态横跨于欧洲大陆之上。俾斯麦不曾做到这一点，拿破仑也没有，甚至连恺撒也从未夺取过如此广阔的领土，奴役过这么多的人民。现在一整个大陆都在元首的掌握之中。

土地之后是纳粹的肆虐。作为征服的一部分，希特勒曾授权海因里希·希姆莱实施恐怖统治，屠杀所有苏联政治官员。纳粹掠夺了整片整片的村庄，手段残酷得难以言喻。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苏联被占初期，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彻底处理犹太人问题。

除了劫掠领土和财富，希特勒入侵苏联的目的还在于打造一个东方新帝国，在那里，他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残酷预言将最终实现。随着德军沿200英里长的地带推进，种族灭绝也即将到来。对于犹太人来说，死亡即将开始。

有趣的是，“最终解决方案”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领土方案。希特勒原本计划将乌拉尔山脉外的欧洲犹太人赶到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西伯利亚荒原。希特勒的传记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 回忆道，在那里他们将作为奴隶工作到死，作为下等人饥饿至死。而苏联境内约五六百万犹太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希特勒带着异常的坦率向柏林官员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 吹嘘，如同他在1939年预言的那样，犹太人将被“清除”。

如果说以上是理论，现实则完全不同。在苏联被占地区，纳粹党卫军别动队 ——移动行刑小队——受命消灭所有“极端分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像政委这样的共产党官员，当然还有“为党服务的犹太人”。然而，蓄意的残酷杀戮在此有歧义。“为党服务”到底是什么意思？德军中的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理解。

遇害者的人数起初很少，但随后迅速飙升。别动队在行动前几乎没有浪费时间；就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的两天，秘密警察就将立陶宛一个小村庄的201名犹太人一字排开，扫射而死。三周内，行刑队已经在夸耀自己屠杀了近3500名受害者了；截至8月，已经有超过1.2万名犹太男性被杀死。阅读屠杀详细报告的约瑟夫·戈培尔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发狂地写道，“针对犹太人和波罗的海大城镇的复仇欲望得到了宣泄”。

复仇才刚刚开始。纳粹的暴行很快就被当地的反犹主义者如法炮制。定下种族灭绝基调的大屠杀之一就发生在立陶宛城镇科夫诺（Kovno）。犹太人被成群赶往镇中心，口中念念有词的围观群众则兴奋地聚集起来。随后，暴行开始了。就在犹太人被一个接一个地野蛮殴打致死的同时，立陶宛人怂恿刽子手，疯狂地拍手称快。这一处决前既没有审判，也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这些人是犹太人。心满意足的德国军官站在场边嬉笑嘲弄，他们拍了一系列照片以流传后世，或是寄回给家人。这种野蛮行径迅速变成了公共演出，妇女们甚至将孩子放到肩膀或举过头顶来见证混乱。法国大革命的血腥策划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一定会赞同这样的举动，党卫军当然也会如此。屠杀持续了整整45分钟，直到所有犹太人都被打倒，众人津津有味的程度几乎难以衡量。高潮终于达到了顶峰。欣喜得满面红光的屠夫们跃上尸体堆起的小丘开始跳舞，并兴奋地用手风琴奏起立陶宛国歌。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整个小镇的犹太人已经全部被屠杀殆尽。

自此，虚荣、残忍、狂妄自大的纳粹穿着制服横行霸道，他们对当地居民的行动尤为赞赏，并继续煽动他们。纳粹一再重复，种族灭绝的正义行为是必要的，是针对犹太人的生死斗争。戈培尔轻蔑地指出，犹太人是“可耻的”，是“虱子”，应对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暴行。“如果你们饶恕他们，”他沉吟道，“你们以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受害者。”那些富有声望、应当做出更理性判断的职业军官也表示赞同。他们中就有第六集团军的总司令，他嘱咐部下要秉承“无情的种族主义思想”，成为针对“犹太亚人类”的“复仇者”。在柏林，装腔作势的希特勒对大屠杀的看法则更富有“哲理”：“如果欧洲再也没有犹太人，欧洲国家的团结就再也不会受到侵扰。”

于是，一切从这里开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主要是男性，这一点毫无疑问。有时德国人也会进行些许军事管制，让射击行刑队进行正式的处决。但这一切不过是在作秀。随着时间推移，大屠杀很快就延伸至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辜的儿童，而且屠杀往往是强迫赤裸的犹太人跪在土坑边缘，然后再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

1941年的9月29日和30日迎来了又一场残酷的屠杀，基辅 的犹太人被纳粹命令在犹太墓地聚集，并携带所有财产、现金、证件、“贵重物品”和“保暖衣物”。在那里，他们会——或者以为会——被塞进火车，然后送往安置点。但随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然转折。德国人以为只会有五六千名犹太人来报道，实际上来了3万多人。惊慌失措的受害者排成了巨大的蜿蜒队伍，他们被告知要丢弃行李，还有大衣、鞋子、贵重物品、衣物，甚至是内衣。每一件物品都必须被精准地放进它们特定的那一堆里。鞋子在这里，大衣在那里，裤子是这一堆，帽子在另一堆，袜子在这边，皮带在那边，贵重物品在另一边，如此种种。他们一脱下衣服，就被命令站在刚掘出的土堆上，身下则是峡谷幽深的窄口，它的名字将永远遭人唾弃：娘子谷（Babi Yar） 。

德国人将老年男女一字排开，用枪托抵着他们松弛的腹部和乳房；他们将抱着孩子的母亲一字排开，随后将仍在上学的儿童一字排开。

然后，机枪旁的枪手也一字排开。

行刑队执行了他们的血腥任务，将其变成了一次残酷盲目的肆意屠杀。一小时接一小时，机枪扫射了整整两天。而在这接连的两天中，就在一段道路和一座普通小镇的不远处，受害者的赤裸尸体跌入被先前死者填充的坑中，他们层层堆积着，形成了越发高耸的层堆，鲜血渗透了土地。虽然有许多人直接被机枪扫射而死，还是有庞大数目的人没有被一枪毙命，只是受了伤，像是被困在迷宫中的动物，一头雾水地仓皇乱窜。而在娘子谷发生的更为卑劣的暴行之一，就是纳粹拎起孩子们的双腿，将他们活活丢入坑中。

这一幕“人类的悲伤和绝望”让那些惊恐地目睹了一切的人无法承受。那一天晚上，当太阳开始西沉时，纳粹挥起了犁和铁锹，大刀阔斧地将尸体埋在厚厚的“土层”之下。然而，还有相当数量的受害人尚未死亡，土层过了好一阵子仍有动静，那是伤者还在扭动着，颤抖着，疯狂地挪动他们的胳膊和双腿。同样可怕的是从地下发出的声音。人们能听到奇怪的呻吟声，如果那还可以被称之为声音的话——受害者在痛苦中无望地对彼此发出混沌不清的呼喊。此外还有抽泣声和窒息的声音。人们还可以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哭喊：“妈咪，为什么他们要把沙子倒进我的眼睛？”

傲慢放肆的德国士兵和党卫军在继续巡查，他们高举着火把检查尸体，然后用他们的左轮手枪向任何看起来还活着的人“发射子弹”。其他一些德国人则大步踏过尸体，踩着人们的四肢和肚子去寻找值钱的东西。接连数小时，一队有说有笑的士兵在黑夜中闲逛着，手枪里还时不时发出零星的枪声，响彻天空。

总而言之，超过3.3万名犹太人被杀害。值得注意的是，一名年轻女孩不知为什么没有死去。一动不动的她听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在呜咽和喘息，直到他们一个个停止了呼吸。她听到了党卫军在大声发号施令，然后是纳粹喽啰检查死人的声响。当一个党卫军用沉重的靴子猛踢她的胸部，并用脚踩在她的右手上直到她的骨头“断裂”时，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她面朝上躺着，然后嘴里开始被塞满东西——那是泥土；她是在被慢慢地活埋。但她是当天唯一的奇迹。气喘吁吁又惊魂不定的她拼尽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力气，成功地为自己挖出了一条路，然后“爬上边缘”，走向自由。很多年后，她将独自为娘子谷的可怕罪行作证。

在这场残酷扭曲的浩劫中，希特勒的个人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娘子谷大屠杀，正是他将自己耀武扬威的装甲师送往了南方，占领基辅，而不是继续向莫斯科挺进。希特勒的装甲师指挥官已经飞到柏林，恳求元首批准北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却是基辅。9月27日，就在娘子谷大屠杀的前两天，他的部队抓获了又一批俄国俘虏，共计65万人。苏联在基辅的败北是任何军队所能遭遇的最惨痛失利。

然而，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在被德军占领的城市或城镇执行的任何一次处决都会引发更多处决，而且同样的罪孽会一再上演。在接下来的数月中，纳粹的刽子手变得越发凶残。在纳粹统治的波兰华沙，遍地都是死亡、疾病和绝望。人们无数次地问，希特勒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他怎么能做到接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还进攻苏联？他们还在质问，美国为什么没有加入战争？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答案，只有越来越沉重的无力感。持续的饥饿翻搅着他们的胃，刺痛着他们的脑袋；但在这里，饥荒也不能让纳粹满足。有一天，打算传递讯息的德国警察将30名浑身发抖的孩子拖到一片积满水的土坑旁，然后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丢入坑中，直到他们全部被淹死。此时，据报纸记载，犹太人“行尸走肉般”在贫民窟里游走。在东欧，就算已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将狭小的壁橱、水管或类似的地方（如潮气逼人的下水道、湿冷的废弃建筑物）当做避难所，来回巡视的纳粹及其走狗仍然在进行挨家挨户的搜索。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也正在崩落。一个15岁的孩子悲叹：“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猎人围困的野兽。”生活已经变成了盲人面前的悬崖。

而猎人也在变得愈发狡猾。在德国人统治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在雇用暗杀者，批准私刑，兴致勃勃地制造流血事件。在10月的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1.9万名犹太人被推入了由木条围起来的城市广场。这一次没有枪击，取而代之的是刽子手有条不紊地向受害者身上浇泼汽油，然后将他们置于熊熊的火焰中燃烧，让他们在痛苦的嚎叫和缓慢的剧痛中死亡，最后只剩下烧焦的肉块和干燥苍白的尸骨碎片。

短短的四个月内，50万犹太人被屠杀，惨绝人寰。

冬天慢慢笼罩了大地，幸存者的生存环境还是没有什么改观。在华沙，70个被冷空气刺穿肺部的孩子颤抖着冻死街头。事实上，冻僵的尸体现在变成了家常便饭。陷入疯狂的忧伤母亲会抱着她们死去的孩子，急切地想要温暖那些已经了无气息的小小躯体。更令人心碎的场景是那些簇拥在母亲身边的孩子，他们抚摸着母亲的脸，拉着她们的袖子，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而事实上，她们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在英国，愤怒的温斯顿·丘吉尔试图公开为长期处于苦难中的犹太人发声。他在《犹太纪事报》（ Jewish Chronicle ） 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提到：“没有谁比犹太民族受过的苦难更深重，他们一直在承担也仍将继续承担这看上去无法忍受的负重，但没有让苦难摧毁自己的精神，从来没有失去抵抗的意志……诚然，在胜利的那一天，犹太人的苦难和他们在斗争中的付出将不会被遗忘……我们将可以看到，尽管上帝的磨坊磨得很慢，但它们磨得非常精细。”

不过，虽然当时发生了这等大屠杀事件，德国依然尚未筹划“最终解决方案”。相反，他们仍在继续考虑领土解决方案，也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东欧深处的某个地方。移民和撤离是他们的口号。希特勒主张，“犹太人要被发配去的地方是西伯利亚还是马达加斯加都无关紧要”。可是，当希特勒的暴虐言辞日益激愤，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持着沉默，只当他在虚张声势，或者仅仅是小心行事，避免直接抵抗产生什么后果。不过，希特勒又一次被他的邻国和敌人低估了。

不仅是希特勒本人，他的高级将领也开始愈发关注犹太人问题。他们的口头言辞和笔下措辞涌动的杀气越来越浓烈。每一条指令，每一个在对付犹太人时遇到的技术问题都被加以审核，每一个妨碍了欧洲“去犹太人化”进程的官僚障碍都被剖析。波兰的纳粹政府不经意中灵光一现，打算修建一座庞大的集中营，将所有犹太人赶往那里，让他们在煤矿里做苦工。然而，每一个解决方案都遇到了新困难或新问题：那些没法工作的人呢？（当然了，总有办法把犹太人送往东边去。）不过，犹太人要被送往东边的什么地方呢？（到了深秋，希特勒期待在苏联推行的闪电战最终被证明只是空想。 ）用什么方式运输呢？（火车已经供不应求。）对犹太人实行大规模的饥荒可行吗？（但即便是这样，也需要为饿死他们找到一块地方。）当时纳粹试图夺取莫斯科，但其绵长的战线势头低落。在对苏战场日益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德国人不得不审视处决犹太人的其他办法。

其间，关于种族灭绝的协调完好的政策还没有出炉，阿道夫·艾希曼，一个无所畏惧的人物，已经开始筹备“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最终版”的全面计划了，赫尔曼·戈林也在高呼出台“最终解决方案”。同时，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着手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建立死亡集中营——一个能接纳1000万人，集监狱和劳改营为一体的现成监狱网络。但由于当地的游击战争，计划随后流产。尽管如此，希特勒从来没有抛弃过复仇和暴力的想法。

到了9月，他同意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向东转移。他厉声说道，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积极有力，但不能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汉斯·弗兰克也强调：“就犹太人而言，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处理他们了。”希姆莱也在一旁帮腔，坚称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41年的秋天，纳粹开始考虑使用毒气。

通往产业化大规模屠杀的大桥即将动工。

大规模枪杀和任意屠宰在杀戮者身上产生的负面影响渐渐累积起来。即便是让党卫军自豪的军纪也无法平息屠杀带来的压力。德国人中的醉酒和违纪行为有所增加，军队内部的抗议也无休无止。身为纳粹军官的贝克尔博士甚至抱怨，屠杀对士兵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损害。白俄罗斯总领事威廉·库贝（Wilhelm Kube）也认同，要求终止掩埋事后会爬出坟墓的幸存伤者的残忍策略。此外，德国当局也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更清洁、曝光率更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非大规模的射杀。在1940年的东普鲁士，纳粹使用毒气货车来对肢体或精神残障的受害者执行安乐死。不管是在哪里，德国也好，奥地利和波兰也罢，只要发现长相畸形或被毁容的人，或长期精神病患者，纳粹就会通过管道向拖车中输入一氧化碳，或是直接将气体输入室内。有时候，老人们会因吸入从特殊设计的管道中涌出的废气而窒息。德国人也尝试了别的方法，包括静态屠杀设施。

于是，在1941年，15辆移动式毒气货车被交付给别动队，用以对付东欧被占领国家的犹太人。再微小的技术细节也难逃纳粹的注意。纳粹党羽担忧天气因素，因为货车只能在绝对干燥的天气里使用。他们担忧行刑气体会造成持续性头痛，这是对行刑者的严重伤害。他们还担心外观，用涂上优雅彩绘的百叶窗将毒气车装点成家用房车。有些人甚至担心受害者的死亡性质。贝克尔博士就曾在一份备忘录中鼓吹正确使用毒气的方法，以便死亡来得更快，让囚犯如同安详熟睡般死去。

1941年9月2日晚上的另一场实验中，数百名苏联战俘被赶进了奥斯维辛的第11号建筑。当时那里主要用作政敌集中营（大部分为波兰人）。他们挤满了漆黑的地下室，然后被施以齐克隆B气体。

消息很快就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间传开：该试验结果判定成功。

1942年1月2日，也就是美国正式参战后一个月不到，德国人正为将于柏林市郊万湖区的美丽湖畔召开的会议做筹备工作。会议目的是要进行共同对话，讨论与“最终解决方案”相关的剩余工作。正如一位纳粹官员所说，这将是一场重大讨论。但在这场重大讨论前，德军又进行了一次毒气实验。在1941年12月7日的昏沉天空下，当日本飞机将珍珠港的美国战舰变成废铜烂铁时，700名犹太人被装入卡车，行驶在波兰小村庄海乌姆诺（Chelmno） 旁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谎言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被告知目的地是5英里以外的火车站，从那里他们会被转移到东部的农场或工厂参加工作。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抵达。相反，这群恐惧迷茫的流放者被关进了村庄郊外的一小栋破旧别墅里过夜。

翌日清晨，80名囚犯被拖进了一辆特殊货车，向海乌姆诺葱郁森林中的一块空地飞驰。到了旅程的终点，他们为获得一点空气徒劳地挣扎着。车已停好，不慌不忙中，发动机开始运转，货车用管道向车后部输入一氧化碳，用气体将车里的人杀害。门被打开后，车内恶臭的排泄物和汗水令人作呕。尸体从车中被移走，货车又一次回到别墅，然后再回到树林。八趟来回后，700人全部死亡。这项血腥工作持续了四天，每天都有1000人殒命，总计4000人。尸体被简单地丢进了森林旁一块空地中的万人坑里。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世界宣布12月7日将是让人蒙羞的一天，也就在那时候，德国人在重重掩护下，开启了“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天。

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美国人的死亡数量相比，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波兰森林中丧命的犹太人几乎是前者的两倍。从那一天起，纳粹毒气车就开始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没有停顿。海乌姆诺的50多个社区就这样被全部抹除。根据一位当地居民不加渲染的观察记录，当时的情况是“一天一千人（Ein tag—ein tausend）”。

在克拉科夫，狂喜的汉斯·弗兰克刚从柏林回来，将即将实施的犹太人政策传达给自己的内阁。“你们觉得他们会被安置在东方总督辖区 和村庄吗？”他反问，“在柏林的时候，我们听见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们根本不用在东方总督辖区里给他们安排什么。”那么，他们要干什么？

柏林虚张声势地回道：“你们自己去处理他们吧。”

至此，犹太人不再有被豁免的可能。而此前，与雅利安人结合的德国犹太人、被以战争英雄美名的德国犹太人和犹太混血儿（Mischlinge）都会被赦免。当1000名这样的德国犹太人乘坐的一列火车缓缓驶入里加时，即便海因里希·希姆莱打来紧急电话，力图阻止屠杀，一切也已经太迟了——1000人全部遇难。

然而，万湖会议结束后，这样的困惑将不复存在。

1942年1月20日，豪华的轿车队经过了整洁结实的房屋，快速开向西柏林郊区的湖畔。那里的道路已被清扫干净，烟囱正冒着炊烟。车队从闻名遐迩的万湖沙滩旁的宁静居民区街道驶过，来到了一条树木林立的车道上，旁边是一栋宽阔优雅的石制别墅。戈培尔的家离这里只有几百米远。这座1914年的别墅现为党卫军的会议中心。第三帝国的重要部长接连现身，讨论“最终解决方案”。这里聚集了来自东部辖区、外交部、内政部以及司法部的官员，还有“四年计划” 办公室和波兰总督府的官员，当然还有盖世太保。这里有来自帝国总理府、种族和移民安置办公室以及纳粹党的代表，还有会议流程秘书，负责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进行书面记录。冷血杀手也来到了这里，包括阴沉的官僚阿道夫·艾希曼与党卫军大队长鲁道夫·朗格博士（Rudolf Lange），后者因在拉脱维亚成功实施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杀戮而受邀参会。

终于，全体大会于中午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曾欢欣鼓舞地打响对苏作战的德军久攻莫斯科无果。骤降至零下20度的气温鞭笞着德国进攻者，让他们的皮肤生满黑色的冻疮，就连他们的曲轴箱 也被冻住了。在德国人被迫寻求掩护的同时，苏军开始毫不留情地反攻。的确，希特勒曾咆哮说，要将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联领土变为德国的伊甸园，然而地面上的现实情况却表明，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苏联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完全征服。此外，日军偷袭珍珠港已促使元首对美国宣战，这就意味着，德国眼下正面临真正的两线作战。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与会者放弃他们珍视的目标：制定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即便是在纳粹看来，将欧洲所有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地区再杀死他们的想法也显得愚蠢透顶。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德国的资源都已经严重紧缺。因此，把宝贵的劳动力和不可替代的工匠通通杀光这种前景令一些德国官员感到惊恐，因为这些人都可以为战时建设提供帮助。从任何意义上来看，开展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包括上百万人的集结、登记、编档和运输，都是一项艰巨的组织任务。技术障碍本身就令人望而却步。仅在海乌姆诺一处，毒气实验室也经常会发生故障，预定在15分钟内完成的屠杀有时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当门打开时，通常还剩下一些受害者侥幸活下来。任何情况下，铁路、官员、盖世太保和军队都必须齐心协力，以达成这一项难以估量的唯一目标。德国人必须从零开始，建造出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某个能实现灭族的完整装置。

偏远地区的死亡集中营必须建起来，精确的时间表必须设定好，与无休无止的驱逐潮相匹配的关押政策必须制定完善，临时中转犹太人的聚集区必须成立起来。而且德国人还得依赖彼此间的默契，与成千上万毫无联系的人——绝无异议的行政人员，勤勉的秘书，警觉的官僚和党卫军官员——建立前所未有的信任。所有人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教唆搜捕，监督大规模囚禁，将一个又一个城镇的犹太人送上安置好的道路。至于当地居民，要么可以让他们立即成为进行中的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要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哄骗他们加入，或者至少让他们对屠杀视而不见，因为纳粹无法保证所有的德国人都会通力配合每一件必要的事情。

在华美的大理石柱、炫目的桃木装饰、超大的壁炉和光线充足的法式落地窗的环绕下，海德里希明确向与会者表示，“最终解决方案”将比先前所设想的更加宽泛。移民和遣散已经无法满足要求了，枪杀也一样。一脸坚定的他平静地解释，“最终解决方案”现在将扩展到整个欧洲及其以外地区，囊括整整1100万名犹太人。随后，他面无表情地陈述所有涉及的犹太人的精确数目，其中包括33万英国犹太人、4000名爱尔兰犹太人、中立国家的犹太人（包括5.5万名土耳其犹太人、1.8万名瑞士犹太人、1万名西班牙犹太人、8000名瑞典犹太人）和立陶宛剩下的3.4万名犹太人，那里已有20万犹太人被别动队杀害。

没有哪一组数字会因为太大或过小而被纳粹忽略，也没有任何国家能侥幸逃脱。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乌克兰，共计2994684人。第二大聚集地则在德国，共计2284000人。排名第三的是德国的盟友匈牙利，共计742800人。第四则是法国的未占领区，共计700000人，包括在北非法属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犹太人。最小的数目是意大利占领下的阿尔巴尼亚的200名犹太人。还有一个条目甚至列出了美国犹太人的预测人数。爱沙尼亚也在名单上，那里被简洁地标为“没有犹太人”。

当人们围坐在抛光的桌子前时，海德里希——帝国最残忍和血腥的虐杀者之一（他称犹太人为“终极亚人类”），简要介绍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机制。他强调，欧洲将会被从西向东梳理一遍。在撤离的犹太人被送往更远的东方之前，他们将会被一点一点地安置在临时聚居区。犹太人会按性别、做奴隶劳工的能力以及所属地区加以区分。在诸如匈牙利等迄今为止保护犹太人的国家，则有必要强制安排一名针对犹太问题的顾问。

与会者还做出了另一个重要决定。海德里希的得力助手阿道夫·艾希曼将负责协调“最终解决方案”的各个方面。他的代表（其实就像是死亡的使者）将会四散在整个欧洲，而他本人将坐镇德国的首都柏林发号施令，反过来，众人将就他正在部署和已经展开的每一次驱逐行动进行评估。就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细节，让千百万人命悬一线。几乎一夜之间，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线就落到了艾希曼的手中，还有庞杂的官方谋杀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一套精心制作的保密系统，以掩盖“最终解决方案”的真实意图。短短几个月内，铁路电报就会变得喋喋不休，艾希曼会把他的爪牙部署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本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明亮的光线已经透过窗户射了进来，坐在椅子上的艾希曼、海德里希和另一位同事从近旁的一个火炉取暖。海德里希一反常态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们喝着白兰地，而且根据艾希曼日后的供述，几人像战友一样坐在一起，在辛苦了数小时之后休息放松。他们相信，拥有如此力量和纯正血统的纳粹第三帝国将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也感觉到了，摧毁犹太人将最终激起人们的敬畏，并为他们宏伟的遗产正名，留下无边的荣耀之光。

十天后，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权的第九年，他在柏林体育宫面对无数沸腾的观众发表讲话。他的演讲通过广播传遍了柏林和整个第三帝国，也传到了华盛顿和伦敦。他传达的信息一如既往地令人不寒而栗。“时机即将到来，最邪恶的世界公敌将会覆灭……一千年”。

当万湖会议接近尾声，东欧大片地区还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时，党卫军正在位于德国和波兰此前的边境、布格河（Bug River）以西地区的偏远村庄进行勘察。在该地的三处地点，人们很快就会拿起锤头和锯子改造旧劳改营，修建成新的死亡集中营。阴谋与诡计的混合之下，一切似乎都在通精确的、程式化的细节展开。德国人咨询了建筑师、营造商、盖世太保、工业领导人以及病虫防治专家。他们一边喝着雪利酒，吞咽着鱼子酱，一边惊叹建筑师的微型模型。而奴工在淤泥、寒冷和黑暗中努力建造集中营时，党卫军则如同罗马暴君一般大步流星地四处游走，催促囚犯干活再卖力一些。有的工人劳作到精疲力竭而死，有些则因为斑疹伤寒或其他疾病发作而丧命。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工作仍要继续。

那里曾一度被树木包围，而现在，这些营地成为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想到的最野心勃勃的建设工程之一。可它并不是古老的凡尔赛宫，有着精细修剪的树篱和冒泡的喷泉；也不是罗马宏伟的帝国广场， 节日时人群涌动；亦不是埃及炫目繁复的卡纳克神庙（Karnak） 和奢华的俄国冬宫， 或奥斯曼帝国苏丹位于君士坦丁堡外的夏日行宫极乐宫。 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对死亡而非生命的钻研精神可谓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最早的四个地点 虽然偏僻，但被一条铁路所推动，它连接着无数小镇，那里囚禁着饥肠辘辘的犹太人。第一处贝尔塞克（Belzec）跟利沃夫（Lvov） 和克拉科夫相连，覆盖了波兰的整个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内设6座被设计成澡堂、摆着天竺葵的毒气室，“大卫之星”被作为体贴的俏皮装饰涂在屋顶上。这里每天能够处死1.5万人。通过铁路，华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可以被带到特雷布林卡（Treblinka），30余座毒气室每天能掠走2.5万个灵魂。而索比堡（Sobibór）坐落在林海深处，铁路网连接着分散在海乌姆（Chelm） 的大量犹太人口。第四座集中营就是海乌姆诺，自1941年12月起就已经存在。

相比之下，第五座集中营并没有蜷缩在波兰东部某个偏远的村庄中，它没有整洁小巧的房屋，也没有几乎开满每个院落的花朵，相反，它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城镇，拥有重要的铁路线路，与欧洲的每一个重要国家相连——西边的法国和比利时，南边的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还有第三帝国和波兰的铁路网。在1942年春天之前，那里是一座劳动营。后来，选址在一片参天白桦林中的新集中营开始动工。德国人给它起了个简洁的新名字：比克瑙。后人称呼其为“奥斯维辛—比克瑙”。很快，它将为远至上西里西亚省东部的纳粹战时准备提供苦力奴工，无论是综合煤炭工厂还是橡胶厂，无论军工企业还是工业企业，以及煤矿。

1942年6月，德国人制订了将犹太人从西欧驱逐到营地的计划。同年7月，第一批押运开始，居住在波兰和德国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被火车运载到营地。那一年夏天，新毒气室修建完成，产业化的大规模屠杀系统投入运行。到目前为止，曾经断断续续的、偶发的、心血来潮且多半带点娱乐性质的屠杀事件已经变成条理分明的长期运作系统。“最终解决方案”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

到了年底，党卫军已经可以报道“最终解决方案”的初步成果了。1941年结束时，只有50万居住在苏联被占领区的犹太人被处决，但到了1942年底，约有400万犹太人命丧黄泉。

这就像是一次劈裂大陆的地震，一个人类历史就此翻转且再也无法回头的转折点。但它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在美国，工厂正在运转，士兵在接受操练。盟军国家的目光和它们的战争机器正着眼于东方的太平洋和西边的北非。在那里，英国已经摆好了与隆美尔作战的架势。

然后，等待美国。

真正的事实是，1942年的美国已经与德国宣战了几个月，但现在两边都还一枪未开。不过，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了。就在英军与隆美尔在北非战场一决雌雄的时候，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自春天起就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在讨论开辟对抗希特勒的第二条战线及筹备工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怒吼：“我们必须去欧洲作战，不能再浪费世界各地的资源。”艾森豪威尔、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和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都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直接攻击才能迫使欧洲的纳粹军队后退，并削弱其力量。他们希望在未来六个月里在英国建立一支突击军队，然后在1943年春天发动跨海峡入侵。他们的想法很直接：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向往一场天翻地覆的战斗，一次地面战，尽可能地动用军力，同时还要让美国最伟大的坦克指挥官在欧洲北部平原粉碎德国的装甲师。

丘吉尔则有另外的想法。他并不觉得盟军已经做好了对抗在法德军的准备。而且，他对索姆河战役——即一战中那场令英国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万名出色的年轻士兵的恐怖战役——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更倾向于在地中海、北非或意大利南部进行外围战。那样既可以试水，而且用他的话说也可以“从边缘向终点围拢，而不是直取中心”。

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不屈不挠，两人画出了大规模跨海峡战役的初步草图，把正在蓄力的盟军代号设为“波列罗”（Bolero）， 把定于1943年进攻法国的实际行动命名为“集结行动”（Roundup）。1942年4月1日，这份计划在一片热议中被提交到了总统手中。为应对苏联军队可能的崩盘（这也是罗斯福的一大担忧），两人还在1942年下半年设计出一项有限制条件的紧急行动，意在转移德国物资。罗斯福会签署这些计划吗？心怀疑问的史汀生想过可能会被驳回，他担心总统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时会缺乏“刚硬的心”。结果，罗斯福却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不仅批准了计划，还立即派乔治·马歇尔和他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去伦敦与丘吉尔见面讨论。

在唐宁街10号与美国人的会议上，丘吉尔与众官员的态度有些勉强。然而，他们都知道这一提议对总统有多重要。其实，罗斯福已经致电首相：“哈里和乔治·马歇尔将会把我所思所想的一切都告诉你。”让马歇尔惊讶的是，到周末结束时，丘吉尔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合作态度。他点头、眨眼又微笑，强调自己对美国的备选方案敞开大门。此外，他似乎已经批准了“波列罗计划”。“一切顺利。”霍普金斯向远在祖国的罗斯福发出电报。事实是，整个周末，这位在危难关头将人民团结起来的首相都在导演一出精妙的戏。现在，面对美国代表，他一直在争取时间。

丘吉尔表面上的变化让罗斯福欣喜不已，他向约瑟夫·斯大林发去电报，邀请俄罗斯外长前往华盛顿，讨论第二战场的计划。好战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于5月29日下午抵达白宫。那一天是星期五。当时有两名翻译在场，罗斯福想尽办法让莫洛托夫满意。他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向参谋长坦承：“我们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苏联。我们必须不断重申，苏联军队杀死的德国人和摧毁的轴心国物资比25个国家的联盟加在一起都要多。”罗斯福魅力十足，透过圆框眼镜严肃观察总统的莫洛托夫则十分固执。罗斯福想要让莫洛托夫满意，莫洛托夫则想要让斯大林满意。最后，罗斯福妥协了。在尚未商定第二战场发动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罗斯福直接让苏联外长通知斯大林：“我们预计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

一个伎俩得用另一个伎俩来圆场。伦敦的丘吉尔耷拉着脑袋，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一切，还带着点担忧。事实上，他已经感觉到了未来的走向。得知罗斯福与莫洛托夫的会议结果后，丘吉尔目瞪口呆。此时，他迅速采取行动。6月10日，丘吉尔立即邀请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向后者说明，他反对在1942年的任何时间点发动跨海峡入侵行动。次日，英国内阁投票反对进攻欧洲，并将行动推迟到1943年甚至更迟。随后，丘吉尔决定立即飞往华盛顿，与总统本人讨论军事战略。6月18日，首相抵达华盛顿，并于翌日清晨迅速赶往海德帕克与总统会面。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早已感受到了政治压力，左右为难，既想要满足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也希望平息、安抚最亲密的盟友丘吉尔。就一眨眼的反转，总统脱口告诉马歇尔，再次开启西北非战场的时机已到。

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德帕克坐下来谈论要事时，首相开始连珠炮似的向总统发问，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进攻的战略问题。运送士兵的船只够吗？他们会在哪里登陆？需要多少兵力？实际计划是什么？丘吉尔朝罗斯福挥舞双手，双眼闪闪发亮，问题层出不穷。然而罗斯福也没有答案。此时，丘吉尔开始大声质疑，是否存在缓解苏联压力的其他选择？他苦思冥想：“我们是否该在‘波列罗行动’的总体框架内准备其他计划，这样既能让我们取得优势地位，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分担苏联的重担？”就在这时，丘吉尔提出了已经出现在罗斯福脑海中的想法：在法属西北非地区发动一次军事行动。

6月20日，两人乘火车返回华盛顿。第二天早晨，他们又一次于总统的书房中开会。会议期间，一名助手悄悄走进房间，将一张纸条塞入总统手中。罗斯福颤抖着读完了信息，然后静静地将它递给首相。盯着纸条的丘吉尔脸上浮现出深重的忧虑。消息是灾难性的。在利比亚图卜鲁格（Tobruk） 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英军，已经败给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这些消息只有大概，战败的全貌要等到18个小时后才清楚：在图卜鲁格奋勇作战了33周的英军曾成功拖延了德国的围攻，而现在，3万名英国士兵已经被隆美尔围捕囚禁，而后者正准备直接进攻作为战略奖赏的埃及。凭借这场胜利，隆美尔夺取了大批弹药和食品，还有最要命的汽油。在希特勒的庇佑下，隆美尔炫耀着战果：“我要去苏伊士运河了！”

丘吉尔沮丧不已。“战败是一回事，”他后来写道，“耻辱是另一回事。”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甚至将图卜鲁格的失利看做他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

总统察觉到了这一点。良久的沉默后，罗斯福终于开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吗？”

丘吉尔镇定了下来，他转身对罗斯福说：“尽可能地调配谢尔曼坦克给我们，越多越好，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中东。”总统立刻答应了。几天内，美国向英国第八集团军运输的300辆坦克和100架自行火炮已经在前往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路上了。

图卜鲁格的劫难对丘吉尔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他坚定了自己对1942年跨海峡进攻的反对态度。同样被消息所震惊的罗斯福在直觉上理解这一点，现在，他认真地将讨论转向自己几天前向马歇尔暗示的想法：在法属北非发动规模较小的进攻。他解释，此举将在中东给予英军即时的援助，而且还能迫使德军从东部的对苏作战前线转移军力。

欣喜的丘吉尔对这一想法表示赞同，他声音洪亮地对总统说道：“这将是1942年真正的第二战场！是我们所能实现的最安全和最富有成效的尝试！”

现在要做的只剩下通知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然后迅速部署行动了。这一行动的代号为“火炬”。

这是罗斯福的一贯作风——基于直觉和本能做出即时的决定，而非基于大量的研究探讨。在他手下负责执行计划的高级顾问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指出，几个月前，当罗斯福写下一系列军事行动备选方案时，该计划根本没有被列入其中。艾森豪威尔得知最终决定时，在日记中写道，命令签署的7月28日将成为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战争部长史汀生坚信，“火炬行动”将是一场灾难，是血腥的加里波利之战 的又一次重演。马歇尔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也有其他方面的顾虑。罗斯福此前曾向莫洛托夫承诺，会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火炬行动”并非第二战场。此外，进攻部队甚至不会与德国人交火。他们的敌人只会是捍卫法属北非帝国的法国殖民地军队，那是美军希望吸引到同盟国一方的军队势力。

从政治上来看，“火炬行动”是有问题的。它加深了斯大林对其资本主义合作伙伴可靠性的疑心。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同样令人烦恼，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对风险有所担心。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他们的目标是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大型军事行动的大陆边缘地区。那里的险峻沙滩、岩石和山脉绵延上千英里，从大西洋东岸的卡萨布兰卡直抵地中海的狭窄地带，再到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中间还有突尼斯的海岸。在那里，法国维希政权像奥斯曼的苏丹般统治着卡萨布兰卡、奥兰（Oran）、阿尔及尔（Algiers）和突尼斯市。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像恺撒大帝般控制着的黎波里（Tripoli）和昔兰尼加（Cyrenaica）。驻扎在开罗西北部160英里处的阿拉曼（El Alamein）的隆美尔军队则像古罗马军团般主宰一切。

备战也是一大难题。“我们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艾森豪威尔抱怨，而不是花上几个月进行系统化的筹备。他多少有些夸张，但时间的确短暂。在哪儿登陆也是个问题。与欧洲不同，他们对当地地形知之甚少。况且，说实话，那里就像是充满未知的旋涡，没有一个选项是吸引人的。阿尔及利亚闪闪发光的海滩虽拥有地形优势，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登陆地点，纳粹有极大可能会横穿西班牙，通过西班牙控制下的摩洛哥切断盟军进攻队伍。而在非洲大西洋海岸的岩礁上着陆就意味着与恶劣的天气博弈，尤其是冲刷着卡萨布兰卡海滩的五六米高的滔天白浪。无论是在北大西洋的哪一处登陆，都意味着数百艘船只和成千上万名士兵将穿过凶猛的U型潜艇监视下的黢黑水域。而且不管美国人多么想要开辟第二战场，这场行动都将消耗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在外围打击德国而非直捣黄龙，只会延长战争，这可是个致命的错误。最后，“火炬行动”的批评者们还担心，绝望的斯大林会再一次与希特勒单独媾和，这一次他可以有所斩获。

看到自己的将军们烦恼不已，罗斯福很是满意。8月6日，最终方案已经敲定，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远征军总司令，罗斯福的“秘密杀手锏” （按亨利·史汀生的话形容）会开始推进。无论“火炬行动”会否使战争延长（当今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无论发动一场更成熟完备的跨海峡行动会否在当时就达成更好的结果，“火炬行动”还是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好处——美国的地面部队终于在1942年打响了对抗轴心国的战役。丘吉尔和罗斯福几乎是唯一能明白这一点的人，就连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也不能明白。日后，马歇尔才承认：“我们当时没有看到民主领导者想要取悦人民的意图。”

事实上，“取悦”是一个并不雅观的委婉说法。更准确地说，罗斯福是在通过这场行动振奋美国人民的精神。因此，他在8月30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我很强烈地感觉到，首次进攻必须完全由美国地面部队执行。”他们将得到英国空军和运输车队的支持，这也让罗斯福担忧美军和英军的区分问题，丘吉尔则揶揄罗斯福：“到了晚上，所有猫儿都是灰色的。”这让罗斯福放了心。“我们已经算一条战壕里的了。”他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回应道，如果方便的话，英国军队可以“穿上你们的制服，他们会很骄傲这么做的”。

罗斯福说道：“万岁！”

丘吉尔隔天表示同意：“好了，全力以赴吧。”

进攻要在什么时候打响？起初，罗斯福将时间定在了10月下旬。双手作祈求状的他向马歇尔恳求：“请在选举日前发动进攻。”但直到最后一刻，艾森豪威尔仍在与他的同事们敲定细节，因为在几周内，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行动的细节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最终进攻被推迟到了大选后的第五天——11月8日。这是罗斯福在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一次不顾所有军事顾问反对而下达的命令。

对总统来说，这场行动需要胜利。 4CAd7FllbWIvxyTn0+MYbI1L2uQDq+jlDCNplNiCv/M4GxkoCrWckAoXDenLXl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