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开端

“最终解决方案”在后世人看来清晰明了，但在二战早期的混乱中，盟军获取的信息都是随机零散的，常常充满迷惑性，容易被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最终解决方案”只会在死亡集中营里展开。实际并不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肮脏行径在希特勒早年的演讲中就已经开始了。不过，最开始的时候，“最终解决方案”更多的是一项程序而非政策，战场的风云变化或纳粹走狗在新占领区的心血来潮都会影响它的执行。一段时间以后，它才完全具备了今日我们所熟知的产业化模式。而且只有到了战争后期，罗斯福去世以后，世人才看到了那些冰冷的照片，被镜头一眨不眨地定格下来。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肿胀不堪，有些几乎无法辨识，有些骨瘦如柴，以至于身体其他部分显得惨白无比，萎缩的躯干能让人看清每一根肋骨，残留的皮肤悲哀地包裹着那曾属于人体的脆弱骨头。照片中的躯体被饥饿侵蚀得空无一物，空洞的眼神中凝固着恐惧，呼喊着——若不是求救，起码也是乞求怜悯。

然而这些照片公之于众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疑问又一次隐隐骚动：这是如何发生的？

种族屠杀的种子已经蛰伏了一段时间。1939年1月30日，大汗淋漓、激情洋溢的希特勒庆祝着掌权六周年的纪念日。他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面前发表了个人最为重要的一次演讲，日后他还会时时提起那一次的演讲内容。当时台下座无虚席。他咆哮：“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一个预言家，而这时常被人耻笑。”人群爆发出疯狂的喝彩，他继续说：“我为获得权力而奋斗，这是第一次让那些犹太人无言以对，因为我的预言……成为掌权的领导人，成真了。”他还说：“我会真正解决犹太问题。”人群又开始沸腾。他提高了音量，开始狂热地挥动双手，他宣称：“我想再做一次预言家。”而他可怕的预言是什么？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人再一次得逞，将各国推向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犹太集团的全球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亡”！

此处有一个他最钟爱的词语——Vernichtung（德语，即“灭亡”），也是一个他不断重复的词语。实际上，就在9天前，希特勒私下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当时他肆意坚持，“这里的犹太人都会灭亡”。谁会不相信他呢？今时今日，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容置疑。1933年——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的那一年——希特勒刚上台就设立了法律，开始一步步地剥夺德国犹太人的基本公民权。到了1935年，犹太群体的权利被恶名昭彰的纽伦堡法案正式剥夺。在各种能够想象的场合，犹太人都被边缘化。按照国家条例，犹太人的零售店被关闭；犹太人被禁止去学校、音乐会和剧院，甚至不得开车；犹太律师和医生被禁止营业；犹太商贩被视为不法之徒；犹太银行被暴徒敲诈。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无处不在，随之而来的是犹太人的痛苦和忧虑。纳粹冲锋队（有时只是穿着褐色T恤的流氓）破坏民宅，砸毁犹太商店。慕尼黑最主要的犹太教堂被烧毁，它曾是一座美丽的古老建筑。犹太墓地也被恶意破坏和亵渎。而这一切不过是开始。取着雅利安人名字的男性犹太人被强制在名字中间加上“Isarel”，而女性则被迫加上“Sara”，男女都必须在护照上压盖“J”字母。希特勒不仅没有谴责这些行动，反而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机会怂恿反犹太主义流氓团体。他尖利地吼道，犹太人是“虱子”、“害虫”、“寄生虫”。用纳粹最常用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就是“细菌”、“吸血鬼”，腐蚀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让“所有国家流血身亡”。

如果众人对愈发野蛮的纳粹政权还留有一丝疑问的话，1938年11月9日和10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 ——将荡平一切。对任何文明国家来说，“水晶之夜”绝对可以被视为向野蛮的堕落。希特勒的统治已埋下了导火线，等待的不过是一星火花。一次意外事件发生了，一位17岁的波兰裔犹太人对家人遭受的强制驱逐极为不满，尤其是1.7万名波兰裔犹太人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德国政府集体驱赶出境。他冷静地在巴黎射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就在翌日清晨，德国纳粹媒体将战争狂热煽动为一股复仇之风，号召对所有犹太人使用暴力。党的地方负责人迅速响应。11月8日，纳粹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恶狠狠地宣称：“我们不会留半点情面（对犹太人）进行驱逐。”此言一出，德国人复仇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人民的怒火要是能够被释放该有多好！”当晚，戈培尔与希特勒共同出席招待会，元首显然对计划表示肯定。他低声说，纳粹冲锋队应当“纵情欢乐”。就在希特勒安静地回到慕尼黑的寓所休息时，得到许可的戈培尔加入了哄乱。他在晚上10点发表了演讲，号召发动针对犹太人的暴动。凌晨1点20分，所有警察局长都收到了来自党卫军的电报，命令他们尽可能多地逮捕犹太男性，并放任暴动人群毁坏犹太教堂。

不过数小时，狂暴的示威者挤满了街道，焚烧犹太教堂的猩红火焰点亮了天空。全国上下，纳粹暴徒借着酒力壮胆，横行霸道，击碎犹太人商店的窗户玻璃。在纳粹狂热的煽动下，纳粹党积极分子将反犹太主义标语涂写在犹太商店和私人住宅的墙上。套上平民衣装的党卫军也加入了屠杀。期间，攻击小队——令人生畏的希特勒护卫队——在慕尼黑街头来回巡查，他们凶狠地挥舞拳头，咒骂着，开始追查和屠杀犹太人。当天遇难人数共约100人。柏林市内，15座宏伟的犹太教堂被烧毁，待到黎明时分，全国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已经惨遭毁坏。消防队收到了指示，袖手旁观，好让犹太教堂焚烧殆尽。大火烧得噼啪作响，玻璃的碎裂声在夜晚回荡——那是商店玻璃被打碎的声音，还有沉重的吊灯砸在地上的声音，戈培尔欣喜不已，心想：“好极了！好极了！”

8000多家犹太商店遭到袭击。没有人能算出，到底有多少间公寓被强行闯入，留下一地狼藉。趁乱打劫十分猖狂，但更多的暴徒只是单纯为了取乐把商品扔向大街。镀着金边的华丽镜子被摔碎，美丽的油画被撕毁，家庭的传家宝和精美的古董也被损坏。衣服丢得满地都是，包括小女孩的裙子和小男孩的校服、裁缝定制的西装和休闲衣裙。个别纳粹拿起受害者的现金和存款就跑，还抢走他们的收音机、书籍、钢琴、医疗用品、玩具以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但暴徒们仍然不满足。

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嗜血的欲望。他们殴打、掌掴并调戏痛苦的女人们，对待老人也是如此，甚至连躲在地窖和阁楼里不住呜咽的儿童也不能幸免。他们惨遭虐待，或者被粗暴地倒吊起来殴打，而党卫军则在一旁拍手嬉笑。此时，在柏林和全国各地，人群只是围观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还有在街道和人行道上四处散落的无数玻璃碎片。

约有3万名犹太人被肆意围攻和逮捕，等待他们的是集中营。他们的店铺就这样被国家没收了。德国的犹太人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在20世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暴行？”一位犹太妇女自问。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也说道：“我本人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20世纪。”

然而对纳粹来说，这只是他们踏上种族灭绝道路的又一步。正如德国官员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长官所说，“我对犹太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消失”。

自此，全面生效的纳粹种族歧视法越发激进。种族纯化部门成立，开始对犹太人口进行详尽普查。日常的屈辱永无止尽。犹太人不能再去公园了——那里贴着“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不能去餐馆，也不能使用公共厕所。他们也不得使用城市里的长椅。犹太音乐家不得演奏或演唱非犹太作曲家的歌曲。犹太公务员、犹太教师和旅行社职员在没有警示和补贴的情况下被解雇。这些卑鄙的侮辱还包括犹太人不得进行艺术创作，不得与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也不能一起工作。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儿童书籍被大肆传播，比如恩斯特·海默（Ernst Heimer）的《毒蘑菇》，书中将犹太人描绘为令人恶心作呕的骗子——长着“罪犯的眼睛，污秽的胡子，肮脏的耳朵，鼻子像数字‘6’一样弯曲”。信息很明确：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毒瘤，是一切痛苦和忧虑的根源。在这样的氛围下，每天自杀的犹太人约有二十余人，这并不让人意外。

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前，希特勒忙着制定“经济解决方案”。“水晶之夜”次日，他与约瑟夫·戈培尔在慕尼黑一家知名餐厅——巴伐利亚酒馆用餐，在那里他草拟出针对犹太人的经济压迫政策计划。只是恐吓或谋杀犹太人还不够。现在，他毫不留情地下令，犹太人要在没有德国保险公司帮助的情况下，修复受损的住宅和商店。的确，保险公司会做出赔偿——希特勒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赔偿的对象将会是国家，而不是犹太人。这一政策简直暴虐至极，因为据估计，“水晶之夜”造成的损失高达几亿马克。不久之后，遍地挂满了“注意，不得在犹太人商店购物”的标语。

可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驱逐还是不够。很快，纳粹开始考虑推行犹太贫民区，在那里，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佩戴特殊徽章。

“水晶之夜”后的犹太人陷入了绝望。不管他们多么热爱自己的出生地德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是准备出逃。然而问题是，逃往哪里呢？1938年6月6日至14日间——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罗斯福总统召集了埃维昂会议（Évian Conferenc），32个国家派出代表齐聚日内瓦湖湖畔富丽堂皇的法国度假圣地皇家酒店，讨论是否能增加犹太移民的配额。然而，尽管每日都能收到有关纳粹暴行的报道，尽管纳粹暴徒对无辜人群残忍施暴，与会者在谈判桌前依然无动于衷。会议上几乎没有任何（对犹太人）表示同情的声明，对于欧洲正跌跌撞撞地走向战争边缘这一点，众代表也只是盯着茫茫未知的未来敷衍两句罢了。会议也没有达成任何有影响的决定，相反，大家似乎在赌场、按摩室、矿泉浴、马场和高尔夫球场消磨了大部分时间。这种冷漠令人震惊。罗斯福的支持者称，总统的初衷是极好的——领头的美国代表并不是职业的外交家，而是总统的好友和心腹迈伦·泰勒（Myron Taylor），可惜会议的结果还是一场灾难。文明社会并没有帮助犹太人的意愿，反而坐实了他们不愿意接纳犹太难民的想法。除了含糊的言论和承诺，什么也没有。

在反战情绪的重压下，美国想办法做出更多努力。至少罗斯福就曾建议他的领事馆针对德国移民的签证申请去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通过某些措施，他也的确成功将难民问题提升为一项与国际人道主义利害相关的事项；《新闻周刊》也尽其所能声明，政府会议传达了“积极反对国际暴徒”的信号。

但他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美国每年针对德国移民的限额仍然一成不变，上限维持在2.5万人。到1938年，即使有所声明，当局批准的移民总数比限额还少了1万人。对犹太人来说，关闭的边界通常也就意味着死刑。而美国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尽管美国是一个欧洲移民国家，但是美国并不想帮助日益绝望的难民。当罗斯福本人被问及，对希特勒政权下的犹太难民该何去何从有何看法，他是否打算放宽移民限制，总统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有限额制度。”一位与会者，也就是以色列未来的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绝望地写下了她混合了“愤怒、沮丧和恐惧”的复杂心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尖锐地警告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焚烧犹太教堂的火焰可能很容易就会蔓延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英国的其他大教堂。”他还说，如果纳粹得不到谴责，“这也就意味着容许无政府主义上台和文明基石的崩毁”。他说的当然没有错。

恳求如石沉大海，纳粹则为此狂欢。德国报纸《人民观察家报》（ Völkischer Beobachter ）鼓吹道：“没有人收留他们。”耀武扬威的希特勒也幸灾乐祸地挖苦：“整个民主世界都同情受尽折磨的可怜犹太人，但一到了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却铁石心肠，冷酷无情，这真是一出不知廉耻的好戏。”

然而，就算境遇悲惨，8万名德国犹太人在被禁止携带金钱或财产的情况下，还是成功逃脱了纳粹的魔爪，小心翼翼地越过了边界。身无分文又胆战心惊的他们来到英格兰、美国和拉丁美洲，或是克服英国人的无数障碍，前往巴勒斯坦。有些人甚至来到被日本人占领的遥远上海，那里的人民用最简单的手续欢迎他们，毫无繁文缛节。

令人惋惜的是，相比起德国各地成千上万名涌向外国领事馆祈求签证，不惜代价想要离开的人，那些成功逃走或取得难民身份的人只是九牛一毛。在紧闭的国门后，罗斯福竭尽所能，安排接纳更多的人——在限额内。1933年至1940年间，10.5万名来自纳粹政权的难民获得了美国的庇护，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数字，当然，国土面积有限的巴勒斯坦接收了5.5万人。“水晶之夜”事件后，罗斯福允许所有在美持访问签证的德国和奥地利公民在有效期结束后继续留在美国。不过，这跟美国的救援实力还相去甚远，也不能掩饰每月移民限额极低的事实。

事实上，1939年5月13日，也就是“水晶之夜”6个月之后，豪华游轮圣路易斯号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轮船在晚上8点13分准时起航，扬起纳粹旗帜，从德国开往古巴。希特勒的画像被挂在交谊厅墙上的显要位置，甲板上还有937名满怀希望的犹太难民。由于德国移民政策越发严苛，这是最后一批得以逃脱的人群。轮船在两周后抵达哈瓦那，然而乘客们却不幸得知，除了28名特许人士，其他人不能下船；事实上，远在柏林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恶意散播了“犹太人是罪犯，会对古巴造成威胁”的言论，掀起了古巴抗议犹太人的浪潮。不管戈培尔有没有这么做，古巴的反犹太主义都不需要任何刺激。船只在酷热的哈瓦那港口的热浪里停靠了7天，调解人极力为乘客交涉准入的机会。同时，乘客的朋友和家人都焦急地聚集在沙滩上，竭力想看看圣路易斯号上的难民。有些人甚至租了小艇和汽船出海，去船上与亲友见面，成桶的香蕉、书籍和其他物品被送往船上。然而这些全都无济于事。古巴政府不为所动。当周，轮船就被赶走了。为了抗议，一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割腕自杀，跌入大海。

6月2日，圣路易斯号向北边的佛罗里达海岸驶去。此刻的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chroeder）——一位非犹太人兼理想主义者——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希望它能接收包括400名妇女儿童在内的乘客，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拥有美国的最终准入配额。圣路易斯号已经在迈阿密的近海徘徊数周了，船已经近到让难民可以看清《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城市天际线上闪闪发光的高塔”，整个世界都在观望。天空蓝得耀眼，每一天清晨，湛蓝的海水都泛着光芒，但困惑和恐惧日复一日。惊惶的乘客都知道，强迫他们返回德国就意味着死亡，他们向罗斯福总统发出紧急电报，请求帮助。罗斯福没有回应，白宫也没有就这件事情表态。犹太人给罗斯福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前几天总统还待在海德帕克，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回复。相反，总统在这一周正忙碌于其他会议和活动。船上的难民尝试打起精神，然而他们就像是海难的幸存者，与应当给予帮助的大国隔离开来。

时间流逝得越久，消息就变得越发严峻。国务院首先发话，它不痛不痒地坚持，不会“干预”古巴的事务，因此不允许乘客上岸。据传闻，贯彻落实这一信息的海岸警卫队甚至发射了警告性的炮弹，差一点就落在圣路易斯号的船首。在悲痛和绝望中，船长知道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德国。轮船往开阔的大西洋掉头航行时，成百上千的难民心碎地望着迈阿密高远的天际线消失在远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就在圣路易斯号向欧洲起航时，一艘海岸警卫船挡住了临近的轮船，以防止有任何乘客会跳海或是游向美国自由的海岸，或者为此自杀。船上乘客的恐惧可想而知。他们再次向世界各国的领导请求庇护。最终，接受他们的不是人道主义的美国，而是身处险境的比利时、荷兰、法国和英国，各国同意各自接受部分乘客。然而，前三个国家后来都被纳粹国防军占领，至少有254名圣路易斯号的乘客——要不然就是大部分人，最终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殒命。

在纳粹和希特勒看来，圣路易斯号事件意味着一次绝佳的宣传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同盟国和德国一样，不需要犹太人。对美国和罗斯福本人来说，这是一段耻辱的经历，尤其是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犹太人，纳粹德国当时还是会给犹太人放行的。除此之外，很多人也认为罗斯福对犹太难民的困境并不同情。在他的内阁中，犹太人占据了高级助理的显要比例，这也让反犹太主义嘲弄罗斯福本人为“犹太人”，他的新政为“犹太新政”。罗斯福曾经嘲讽道：“在模糊遥远的家族史中，我的祖先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我只关注他们是不是好公民，是不是信奉上帝。我希望他们两者都是。”

但罗斯福不愿面对仇外的舆论，面对一个隐约带有反犹太主义的国务院，和洋溢着孤立主义的国家情绪。

与此相反的是，当欧洲在纳粹的铁拳下日益沦陷，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发出疾呼，要求尽可能多地解救欧洲儿童，尤其是英国儿童。同犹太难民一样，这些儿童受到严苛的移民限制，这是国会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设立的限额制度的沿袭。而此时在热烈的公众鼓励之下，政府推出了创新的举措，帮助英国儿童。这些儿童不被视作移民，而是以临时访客的身份进入美国，因为旅游签证可以免去无数限制。激情澎湃的埃莉诺·罗斯福在广播上如是理论：“这些孩子不是移民，他们的父母可以在战争结束后随时接回他们……繁琐的程序不应成为维护儿童安全的阻碍。”但面对如此提议，国务院仍推诿不前。1940年夏天，难民律师连续数周推动此事，皆徒劳无功。埃莉诺·罗斯福随后直接向总统求情，总统本人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提起了该议题。

第二天，国务院大笔一挥，一条新规定发布了。英国的难民儿童能够以访问者身份得到接纳，并遵守“战争一旦结束，需立即返乡”的无形承诺。这当然只是措辞上的。不过与圣路易斯号上的937名难民完全不同的是，人们并不清楚该如何才能让英国儿童来到美国。这些儿童依旧在英国苦苦等待，英国政府也无法拨出另外的战舰，护送载有儿童的无武装商船。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也不情愿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纳粹重兵把持的海域去接收这些孩子。最终，国会打破了僵局，它修改了《中立法》，允许美国船只载着欢欣鼓舞的英国儿童撤离。

为什么对象是英国儿童，而不是德国的犹太儿童呢？印第安纳州一位愤愤不平的国会议员威廉·舒尔特（William Schulte）提出了相同的疑问。他怀着新教徒的热忱，草拟了一份法案，呼吁给予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访问签证。但反移民主义的律师却更固持己见，结果，他遭到了严厉的反对，法案也在委员会环节即告流产。反对者的背后有各种原因，主要在于公众明显地区别对待身为基督徒的英国儿童和身为犹太人的德国儿童。这当然也就是经典的不作为范例。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反犹主义的气息仍然留存在美国的土地上，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大胆的政治领导才能与之周旋。一直以来，洛普民意测验都显示，美国人厌恶希特勒对待德国犹太民族的做法，但同时，大部分美国人却又对帮助犹太人和提高他们的移民配额态度冷漠。当时的情况还不止于此，纽约市内的犹太教堂被骚扰袭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算是在德国1939年9月闪袭波兰边境后，反移民势力仍在继续纠集，抗议增加入境限额或放宽准入政策。1940年春天，德国开始入侵荷兰，该势力的气焰更为高涨，关于纳粹在被占领国成功安插间谍的骇人传闻四处散播。这样的谣言令人生畏，尤值此时，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欧洲各国首都就被带刺的铁丝网层层包裹，西欧被200万德国人占领。疲惫不堪、战战兢兢的罗斯福总统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放在心底。

就在荷兰出乎意料地于5月16日投降后，罗斯福出席了国会的联席会议。“这是不祥的日子，”他喃喃道，“我们见识了‘第五纵队’ 的奸诈。”换句话说，他是在指和平的访问者已经是敌军的一部分了。一封封电报和一通通情报似乎都在印证他眼下对破坏分子的疑虑。在挪威，有人告诉他，成千上万名纳粹情报人员乔装打扮成大使馆专员、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教授，还有——没错——难民。还有人告诉他，所谓的德国“游客”正为德国驻挪威的军队提供帮助。在荷兰，他被告知，无以计数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了整个国家，为德国令人惊骇的闪电式登陆提供了重要协助。

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罗斯福对难民的态度。10天后，当他结束对国会的发言，他发表了最有气势的一次战时炉边谈话，坚定地指出，国家安全蒙受的危险不仅仅是军事武器的问题。

“我们知道敌人弄出了新花样，”他说，并停顿下来以示强调，“……特洛伊木马，还有在国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背叛我们的‘第五纵队’，”他又沉默了一会，“……间谍、破坏者和叛徒都是这个新策略的行动者。”他再一次停顿，然后那鼓舞人心的声音洪亮起来：“我们要竭尽所能，必须也必将迎难而上！”

他的确做到了。罗斯福批准使用非法的窃听器，用来监听破坏活动，他还命令国务院维持更严格的难民准入政策。理论上，他这么做说得通，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忽视人民内部存在间谍的冷酷事实。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政策通常是荒谬的。每一任领导者对继任者而言都让人困惑不已，给后来人留下的印象终究是幻觉，现在这件事就是个例子。不管后人如何分析，都难以理解，那些被希特勒迫害的受害者，被围困且在绝望中求生的犹太人，到底哪儿看起来比英国儿童更像间谍？但悲剧的是，纳粹加紧对德国占领地区的控制之时，美国官方的反移民热潮只增不减。

这一切主要归因于一个人——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罗斯福国务院分管签证部门的负责人。

罗斯福的内阁班子中挤满了个性张扬和天生才干的精英，布雷肯里奇·朗显得些格格不入。他态度专横，说话直接明了，嘴唇往下耷拉，像是一直在皱着眉毛，而且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抱怀疑态度。他个子很高，身材健壮，眼睛细长，有一头引人注目的白发，还有说起话来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的血统似乎毫无瑕疵。如果说总统可以骄傲地追溯自己的前人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以及海德帕克家族的高贵血统，那么出身在中西部的朗则可以吹嘘自己拥有两大显赫南方家族的血统——北卡罗来纳州的朗家族和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家族。他的亲戚中有曾任美国参议员的约翰·C.布雷肯里奇（John C.Breckinridge），后者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日后还成为联邦战争部长。朗1881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母亲是玛格丽特·米勒·布雷肯里奇（Margaret Miller Breckinridge），父亲是威廉·斯特拉德威克·朗（William Strudwick Long）。年轻的布雷肯里奇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在普林斯顿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在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

很快，他就在圣路易斯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崭露头角，积累起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还赚了一大笔钱。他的婚姻也很美满，有一个女儿。他保有乡绅的爱好，喜欢户外运动，尤其是猎狐、钓鱼和帆船运动。他也是个收藏家，喜欢收集古董、油画和美国轮船模型。在日常生活中，他说话不拖泥带水，每个词的发音都很清楚，而他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也能感觉到他话语中所带的权威。作为一位热忱的民主党人，他很快就从政，在1916年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并坚定地推动国际联盟的成立。到了眼下这个阶段，他已经在政治生涯中迅猛上升。

1917年，威尔逊提拔36岁的朗担任国务卿助理，负责亚洲事务。这一阶段的朗还和另一位明日之星——性急且富于魅力的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了朋友。就在罗斯福回家乡竞选纽约市第48任市长的1920年，沉默严肃又野心勃勃的朗离开了国务院，参加密苏里州参议员的竞选。但他在这场选举中彻底败北，共和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没有退缩，两年后再次参选，但又一次输了。事后有分析指出，作为政客的朗天生就带有一种自己难以控制的紧张性格。他在社交场合可以表现得热情友好，甚至富有魅力：他的朋友亲切地叫他“布雷克”（Breck）；在工作场合，他清廉、能干又朴素。然而，他始终憎恶官场上互相让步的社交方式，对任何一个政治家而言这都是最致命的弱点。

接下来的11年间，他从事法律行业，却像是一只缩回巢穴的老狗一样，1932年，他再也抵抗不了政治对他的召唤了。他全力支持罗斯福，为后者的总统竞选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回报，他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这是一桩美差。此时的他已经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把舵行事了。

不过，无论当时或日后，朗的任职都富有争议性。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于1935年进军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朗反对限制输送意大利的油料装运的反击计划。有评论谣传，朗明显是倾墨索里尼派的。这可能言过其实，或只是谣言，但是这些话语声声刺耳。尽管他在罗斯福政府的地位依然稳固，但三年后他还是从大使的位置卸任。1938年，朗成为驻巴西、阿根廷和乌干达特使团的一员。这一阶段他忽然开始快速晋升，一年后他进入了国务院，又过了一年，他成为对国务卿最有影响力的助理之一，在众多事务中负责移民和至关重要的签证部门。在他的监督下，国务院大多数部门的行事风格将他的优点缺点都表露无疑。

朗坚信，所有难民都可能是潜在的间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绝对威胁。的确，德国已开始孜孜不倦地尝试将间谍混入计划移民的人群，罗斯福本人当然也赞同这种担忧。然而朗的日记却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一个19世纪50年代的无知南方人，而非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他一再表达出侮慢的态度，透露自己并不看好自由主义，不喜欢天主教徒，蔑视纽约人和东欧人，而且最鄙视犹太人，更不必提那些在现实中异于他的社会价值观、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反抗他的疯狂的反移民情绪通常会付出代价。他甚至将允许英国难民儿童进入美国的愿望解释为美国人民的“重度精神失调”。

从他的各种反移民情绪看来，是朗自己在往偏执狂的方向走，将自己视为“极端激进分子”、“犹太职业煽动者”和“难民狂热分子”攻击的对象。这一点也许他没有说错。但就算他的大部分下属对待欧洲难民的请求同样态度冷漠，他还是认为有不少同僚在抵制他。他的内心深处潜伏着贪得无厌、冥顽不化的黑暗血液。这一瑕疵——这的确是一个瑕疵——意味着，一旦他下定决心，采取了某个立场，他会将一切尝试劝说他放弃立场的行为视为攻击他的廉洁品性。

即使难民政策（即是否接纳犹太人）已经成为政府内部代价高昂的消耗战，朗仍然证明了自己不愧是一名高效的官僚斗士。1940年夏天，他驳回了1938年罗斯福的倡议，拒绝放松限制最严厉的移民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大萧条”最困难时期的遗留产物。这仅仅只是开始。一年之内，他针对向移民敞开大门的议题发动了两面夹击，成功将移民准入数量降低了50%。接下来的一年里，移民配额又有所下降，只有原先配额的四分之一。巧的是，朗的独出心裁和他的固执己见一样惊人。他的部门不知羞耻地制定出阴险的“近亲法则”，要求所有即将成为移民的人必须接受所谓跨部门委员会的审查，审查严苛到无以复加。打着加快决策招牌的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以绝密形式运作，并成为国务院的不作为工具。

多数情况下，签证都不会通过，但国务院很少直接拒绝，因为这样只会导致沸沸扬扬的抗议示威。相反，他们沿着华盛顿到里斯本再到上海的路途，设置了一系列障碍，单单是这些障碍就会逐步消磨出逃难民的精力。一家美国刊物愤怒地写道：“国务院的不作为政策及其蓄意阻挠的策略导致只有小部分难民获救。延迟记录、误导性报道、承诺、更长的延迟和拒绝慰问，很可能都是华盛顿的指示——对投身拯救政治避难者的人来说，所有消息都只令人痛苦。”

很快，难民配额就锐减到零星数量。就这样，先是有百余名犹太人被杀，然后是几千人，再从成百上千人变为难以想象的数百万人。

在德国、俄罗斯或是意大利地区递交申请的人——那些最需要找到安全避难所的人——不得不去迎合难以想象的复杂规定。不管他们有多困苦或绝望，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朗的行动变得越发冷酷无情，也越发诡计多端，就像他对白宫所说，“美国对其作为避难天堂的历史态度从未改变。国务院一直敞开大门”。1940年6月，他以跨部门秘密备忘录的形式，推行了一项最具影响力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备忘录首先发送到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和小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Jr.）的手中，朗厚颜无耻地写道：“若要无限期拖延并有效阻止移民进入美国，我们只需让领事馆尽其所能设立一切障碍，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拖延，拖延，再拖延签证的发放。”移民有足够的理由为此焦虑。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配额只用了10%，二十多万人被关在了门外。有些人指出，朗这是假公济私，帮助纳粹。但面对这些指责，朗只是耸耸肩，继续大步向前。

朗的政策在政府内部到底得到了多少支持？诚然，朗自尊心极强，既没有幽默感也很狭隘，但是他个人对溢美之词从不感冒。他的尖锐态度反而为其赢得了一些支持者，但也让他疏远了另一些人。一位财政部的官员兰多夫·保罗（Randolph Paul）后来戏称朗和他的同僚发动了一场“美国的地下运动……置犹太人于死地”。小约西亚·杜波依斯（Josiah DuBois,Jr.）对朗的名字嗤之以鼻，直称其为“反犹主义者”。总统本人的难民咨询委员会对朗怒气难平，以至于主席坚持与罗斯福见面，好倾诉自己的不满。埃莉诺本人也给总统发去了激烈的便条，她写道：“我在想，这些随时都可能丧生的可怜人不过是在请求通过过境签证来到美国，我真心希望你可以迅速处理这个情况。”恼火的罗斯福给他的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写了一封短信问询：“请立即告诉我事情的经过，的确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其实并没有不透明的地方，这也不重要。为了避免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会将国务院淹没在愤怒的浪潮之中，朗不断利用其能赢得的最重要支持：罗斯福本人。为了平息批评之声，总统在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的建议下于1940年10月3日中午与朗见面。对总统来说，这是一次整整半小时的冗长会面。而一直缺乏耐心的朗似乎更是急躁难耐。他冥顽不化，并没有对欧洲受害者的呼声装聋作哑，而是娴熟地转移了讨论的焦点，转而说服总统相信那些不计其数的难民实际上是邪恶的德国情报人员用来打入美国领土的工具。总之，他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画面，一个高效、富有同情心又细致周到的国务院，稳步运转着拯救值得拯救的人群，同时还能剔除危险。不管朗本人多么缺乏想象力，他对政治进程的操纵能力着实难以估量。一席话落，朗收到了总统毫无保留的批准印章。也许在这个时刻，总统认为难民问题是能够被控制的。然而它无法被控制，因为希特勒是不可控的。不过随着总统的恐惧越发加深，他不愿意妥协当下的战果。

朗骄傲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虽然他的句法很是扭曲）：罗斯福“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将为美国解决任何入境者问题的政策”。

一周后，罗斯福会见了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cDonald），也就是总统难民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如果说朗不是个容易操控的人，那么麦克唐纳也一样。身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对两面三刀的官僚或是有意拖拉的国家首脑从来就没有多大好感。1935年，鉴于国联不情愿帮助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甚至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他对朗同样很不耐烦，将他视为反犹主义者。但他十分敬佩罗斯福，将其视为为难民奔走的不知疲倦的倡议者。罗斯福并没有和麦克唐纳抱有相同的幻想。他知道，尽管麦克唐纳的委员会在政府内部缺乏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对有生命危险的难民名单进行一遍又一遍的筛选，审查了这些身处险境的反法西斯主义友人们上交的保证书和记录，并精心挑选要向国务院上报并呼吁其采取行动的名单。

但在这一天，麦克唐纳毫无进展。他以为总统会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但是总统没有。相反，罗斯福试图中断会面，并以最狡黠的方式，扮演起和蔼可亲的健谈者。他只是在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而且没有哪个故事与他和麦克唐纳的会面相关。没法插话的麦克唐纳最终不顾颜面，公开批评起朗来，而总统竟冷酷地回击了他，怒气冲冲地回答，“不要扯任何哭哭啼啼的玩意儿”。

若说罗斯福是一名谨慎的人道主义者，那么朗就是那个追求完美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罗斯福热血沸腾时残酷无情，在罗斯福情绪高涨时又麻木冷漠。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与乔治·马歇尔，萨姆纳·威尔斯和科德尔·赫尔，以及哈里·霍普金斯与罗斯福本人的关系完全一样重要。得到总统支持的朗欢欣鼓舞，他喜滋滋地与詹姆斯·麦克唐纳争吵，与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难民拥护者约瑟夫·巴汀杰（Joseph Buttinger）起冲突。就连跟埃莉诺·罗斯福争吵时，他也没有让步。这一次争吵发生在1940年8月里温暖的一天，一艘小型葡萄牙轮船Quanza号驶入了纽约的港口，上面载有317名乘客，Quanza号严重偏离了原本的南非航线，还携带了83名从希特勒占领的法国逃离的战争难民。

这算是圣路易斯号过去一幕的小型重演——又一次给了美国挽救生命的机会。船上的乘客形形色色，从黑人水手到美国救护车司机，从杰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到《巴黎晚报》的编辑，从日本记者到17岁的捷克花样滑冰选手，还有来自巴黎的歌剧明星和法国电影明星。当然，还有希特勒占领国的难民。

不出所料，每一位持美国签证的乘客都获准上岸，而难民呢？心怀恐惧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乞求获准入境，却被官员断然告知：“不可能。”他们需要什么文件？国务院的要求官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要求的文件没有一样是难民能拿到的。别无选择的Quanza号决定继续航行至墨西哥，而不是返回欧洲——正如一位难民认定的那样，欧洲“是个德国集中营”。但他们驶入韦拉克鲁斯市（Veracruz）时，墨西哥当局和美国人一贯的态度一样，不愿意接受难民。

截至此时，乘客们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精明的Quanza号船长返回了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停靠，表面上是为了将船装满煤，为远航返乡做准备。而这给予了难民组织宝贵的时间来祈求帮助。他们直接向埃莉诺·罗斯福求助。于是，埃莉诺亲自找到总统，要求他有所行动。罗斯福能做什么呢？他迅速派出特使帕特里克·马林（Patrick Malin）去评估局势。以总统顾问委员会名义工作的马林急忙赶往诺福克，收集了船上每个乘客的证件，并最终鉴定，没有携带任何文件的人也可以作为政治难民，有权留在美国。旅客们兴高采烈。“罗斯福夫人救了我的命！”一位难民大声宣告，其他人都点头赞同。

这是罗斯福难得从布雷肯里奇·朗手中争取的政治胜利，但也是短暂的一次。朗在日记中愤怒地表示：“这是违法的，我不会同意的……我不会为它承担任何责任。”随后，朗能做的只有加倍努力，堆起一个又一个障碍，阻挠难民获得签证。约瑟夫·巴汀杰直接告诉埃莉诺·罗斯福，这是一个“可怕的局面”。埃莉诺表示同意，她又一次给总统写了私人便条，让他再多争取一些。她潦草地写道：“FDR，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这一次，罗斯福没有理会她。但弹劾朗蓄意阻挠的报告渐渐堆积如山，绝望的犹太人在西欧领事馆排起越来越长的队伍，关于纳粹镇压的报道不断攀升，埃莉诺肯定地认为，问题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她暴跳如雷，告诉总统：“富兰克林，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而总统则同样生硬地回应她。“我告诉过你了，埃莉诺，”他打断她的话，“不能这么说话。”

“可他就是！”她回击道。

事态到底有多严重？埃莉诺日后告诉儿子，无力让更多难民入境是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纵观国务院，处于最高领导层的官员要么漫不经心，要么不明情况，要么漠不关心。可见，朗的态度所影响的远不止是签证政策，还定义了美国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危机的整体回应。只要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套路，美国就仍然只是一个胆小的旁观者。

对罗斯福来说，外部的压力要求他做些什么以精简流程，帮助犹太人，政府内部机构却敦促他优先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内部压倒了外部，人道主义问题只是遥远的次要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观察员们想知道为什么罗斯福的良知——他最本质的本性——没有敦促他采取行动。他们至少想弄明白，他的愤怒在哪里，或者是类似丘吉尔式的抨击“纳粹邪恶暴行”的口才在哪里。在公开场合，难民拥护者们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孔。但关起门来，他们士气低落。当时有几种值得注意的政治论调，根据《国家》杂志（ The Nation ）的记载，其中一种就是“配额记录足以令任何拥有正常人性的人恶心。这就好比我们要在洪水过后，费力查明每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他们还抓着根救命稻草四处漂浮，最后我们却决定，除了少数人，其他人最好都被淹死”。然而这些声音势单力薄。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到了1943年1月，仍有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在战后允许更多移民入境是个“坏主意”。1940年8月，依然有15%的受访者将犹太人看做“对美国的威胁”。越发绝望的犹太人在纳粹的隐秘外衣和美国政府的冷漠间腹背受敌，只得另寻他路。

等到1940年底，除了难民的困境，还产生了另一种绝望。眼下，在战争中唯一能与希特勒抗衡的英国正迅速耗尽弹药和物资。别无选择的丘吉尔恳求得到即时援助。但同处理难民问题一样，罗斯福倾向于保守谨慎。1940年5月，希特勒在欧洲继续西进时，总统拒绝派遣驱逐舰，响应丘吉尔的迫切求援。这是美国能给予英国的最大帮助，罗斯福却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支持自己的军事部门为英国提供飞机，还有2.2万支30口径的机枪、2.5万支自动步枪、900支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5.8万支防空武器、50万支恩菲尔德步枪（可惜都是一战的遗物）、1.3亿发子弹。但就目前而言，这是罗斯福愿意付出的全部了。因此，当德国的飞机和军队将法国打得投降时，针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愈来愈多。这些问题直指罗斯福对纳粹威胁回应的核心。干涉主义者质疑，为何这位雄辩的自由主义者，这位视极权主义为敌人的人，站在那里被动地袖手旁观，先是慕尼黑协定带来的恐怖，现在是法国的沦陷之痛？为何这个格罗顿高中的毕业生和哈佛的儿子，曾为贫困家庭不懈奋斗，而现在又冷酷地无视那些挤满美国驻外领事馆的希特勒受害者？伦敦的人也在质疑，为什么白宫的行动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断层——罗斯福扬名天下的大胆即兴政策去哪儿了？最后人们质疑，为什么美国几乎推行着“美国至上”主义？

此外，罗斯福难道就没有看到，他对国内政治声望的追求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向希特勒发出美国对此袖手旁观的信号？

的确，罗斯福在进行双面博弈。他一边拼命努力让英国重建武装，一边继续坚持向美国公众宣称，美国不会参战。然而在他迎合不想卷入战争的国人情绪的同时，这位总统无法让国家一直回避参战的问题。无论如何，那都由不得他。

罗斯福站在了十字路口，此时巴黎将要沦陷，法国政府出逃，墨索里尼执政的意大利宣战并以蔚蓝海岸 为支撑点发动攻击。他总得反驳一下，宣告美国实际上将委托他人代为参战。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的讲话激动人心，声明美国将自己的存在看做“强权支配的世界中的一个孤岛”是一种错觉。虽然他没有提及具体的内容，但他反复强调，美国应当为那些坚定致力于反抗德国的国家提供武器和援助。他的声音如黄钟大吕：“我们将把这个国家的物资输送给那些反抗的人，同时我们将加速利用起这些资源，让自己可以拥有适合战争的设备和战斗力。”他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最后总结：“全速前进！”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铁面丘吉尔正蜷缩在无线电旁，一字不漏地聆听总统的讲话。当听到罗斯福说“全速前进”时，首相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就算美国不打算参战，它至少会帮助英国在战场上撑到底。“我们昨晚都听了你的讲话，”心怀感激的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都因你的宏伟蓝图而更加坚定。你声明美国会为斗争中的盟军提供物资援助，是在黑暗但非绝望的时刻给予的巨大鼓励。”现在，美国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即便总统拒绝承认，美国还是在朝备战状态走去。起初谨小慎微的罗斯福政府变得更加果断，它呼吁实行强制性军事训练，制订草案，组建100万人马的大军，并利用美国海军为英国提供物资。可以肯定的是，诋毁者是存在的。反战派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对美国正卷入“欧洲大屠杀战争”进行抨击，而这一抨击在日后看来代价惨重。参议院任期最长的成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则对罗斯福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坚持认为美国现在的“加入”将会是“主动介入的第一步”。而大名鼎鼎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也是全美最出名的反战主义者，亦蹚了这趟反战热潮的浑水。

罗斯福没有行动，他在等待，并相信瞬息万变的国际版图将最终让反战派哑口无言。截至目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上消失，还有波兰。法国已经沦陷，荷兰也不复存在了。挪威和丹麦生活在纳粹的铁蹄下，而希腊受袭、巴尔干半岛被蹂躏也只是时间问题。危险似乎无处不在。国内的舆论依然没有统一，但反战情绪已经在弱化。1940年7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卷入战争；而同样也是在这次调查中，73％的人支持为缺乏战争资源的英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然而该如何才能动员国家参战呢？如果罗斯福不以坚定的声音给予国家引导，国家就会一直四分五裂，陷入大规模的激烈口水战。对一些人来说，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想参战。有些人则心怀憎恨，他们厌恶犹太人，鄙视英国人，或是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左翼反战派将战争视为绝对的恶，而右翼反战派则将战争视为独裁者罗斯福的玩物。还有一些母亲，她们只是单纯无法忍受自己的孩子死在遥远的战场。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想立即打击纳粹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挺身支持罗斯福行动承诺的人：帮助英国，提供物资，但不参与战争。

反战派的声音最大，特别是美国第一委员会，其成员规模惊人，有6万名会员，势力强大，正在像“着火的房子”一样扩张。但随着人们对纳粹攻占的愤怒加深，国会中反战派成员逐渐失守。

1940年11月5日晚过后，美国又一次向战争前进了一步。当晚，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容光焕发的罗斯福沿袭了自己在三次全国大选中的传统，他松开领带，脱掉外套，在海德帕克自己童年住所的客厅里休憩，并将投票结果制成表格。他的家人和朋友正在住所的其他房间里啃着面包，嚼着炒鸡蛋；吸烟室里，电传打字机响个不停，正在吞吐最后的结果报告。午夜时分，德军空军轰炸机无情地袭击伦敦时，在海德帕克等候的人群高声呐喊，齐唱胜利凯歌，兴高采烈的民主党人排成绚丽的队列，在罗斯福家的草坪上燃起火炬。此时，罗斯福抽着香烟，挥舞着双臂，春风满面。“我们的国家在面对艰难的时刻，”他对送上良好祝愿的人说，“但我相信，你们在未来见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依然会和许多年前你们认识的那个我一样。”结合了纯粹的野心和虚荣心，再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助推，罗斯福已经超越了美国历来最伟大的总统——甚至包括他的远房亲戚西奥多——第三次当选总统。选举日是有史以来美国人参与投票最多的一次——共计5000万人。事实上，自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以来，罗斯福赢得的票数为历届最低，但他依然有足够长的任期来帮助陷入困境的欧洲，如果他会这么选择的话。

那么问题就是，他会如此选择吗？

蝉联当选不久，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他的火车缓缓驶入首都，在支持者们的追捧中简短地沉浸了一会儿，他拿出了自己习惯性的派头，摘下众选民熟悉的软呢帽，扔向迎接他的欢呼人群。在这里，从联合车站到白宫，为了获得观看总统专车驶过的最佳视野，孩子们爬上树木和箱子；在这里，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呼着挤满了宾夕法尼亚大街，他们挥舞着小旗，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们需要罗斯福！我们需要罗斯福！”直到总统的汽车消失在白宫敞开的大门后。然而，取得惊人的连任成绩之后的总统看起来莫名的心不在焉，甚至有点烦躁。人们不知道，第三次连任的压力以及欧洲的情况开始让罗斯福付出了代价。“我睡得越多，就越想睡觉”，总统有一天如此嘀咕。

但睡眠是他没有的奢侈品。

随着不列颠的战火熊熊燃烧，德国人无情地轰炸城市，英国人正在失去大批战船。1940年7月中旬，仅仅10天之内，德军就损坏并击沉了11艘英国驱逐舰。到11月3日前，英国有超过40万吨的船舶永沉大西洋底。丘吉尔沮丧不已。6月，他三度紧急请求美国提供驱逐舰，称其为“生死攸关之事”。英王乔治六世甚至也与罗斯福联系，乞求他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给予援助。罗斯福却在担心这会在国会中带来什么政治后果。1940年7月21日，英国首相再次言辞激昂地向罗斯福发出恳求，要求获得50艘到60艘美国驱逐舰，并“立即”派遣。

他写道：“总统先生，我怀着万分敬意，必须告诉你，从全世界的悠久历史看来，这都是现在该做的事情！”

罗斯福想要伸出援助之手，另一群美国精英亦如此，那群人称自己为世纪集团。他们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全国运动，呼吁为罗斯福提供一些政治空间，好让他采取行动。然而国会仍坚定地反对。罗斯福热忱的盟友参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面无表情地告诉总统，批准派遣驱逐舰前往英国的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最终，总检察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提出了可以完全跳过国会的想法。杰克逊辩论说，总统其实可以派遣驱逐舰——它们实际上是亟待整修的旧驱逐舰，而且只有6艘老船会在1940年底被派上用场——总统可以自行下令，通过“交易它们”的方式来获取英国加勒比海基地长达99年的使用权。罗斯福同意了，并打电话将这一突破进展告知丘吉尔，后者立即表示同意。精明的总统那时才通知国会。结束视察一家弗吉尼亚的破旧工厂三刻钟后，他在乘坐总统专用火车上宣布了这个无关痛痒的消息。他面带淘气的笑容，转着眼珠，将这个惊人的消息透露给一小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并声称此举为一项“自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后，加固我国国防的最重要行动”。

初期的骚动立即显现了。《圣路易斯邮报》怒斥罗斯福为“美国的第一个独裁者”。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不甘人后地称罗斯福为“美国总统史上最随心所欲的总统”。众议院中，议员代表弗朗西斯·博尔顿（Frances Bolton）高呼，如果罗斯福能在没有咨询国会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男孩被征召入伍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会对他们做些什么”。

不过，基地交易充其量只是个权宜之计。虽然希特勒确实搁置了进攻英国的计划——“海狮作战”，但纳粹的屠杀依旧是无情的。到了12月，电报通过特殊解码机从白厅 大批涌入白宫，这些电报详细介绍了德国极具毁灭性的进攻：标志性建筑、厂房、住宅、街角的酒吧甚至是下议院都被夷为平地。此外还有一个同样要命的问题：英国现在已经国库亏空了。相反，德国则有能力通过掠夺其占领的工业大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再辅以从波兰搜集的苦役，提升战斗能力。大家都有了不祥的预感，面临经济紧缩的英国可能在一年之内就被击败。

12月3日，罗斯福内阁匆匆会面，苦苦思索该如何帮助身处困境的英国。他们得出沉重的结论，30天内，财政拮据的英国会耗尽它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且无力支付急需的物资。美国生产部门官员和陆军参谋长对提高美国国防生产设备产量表示认同，但资金支持仍然是一大问题，向英国转移军事资产也同样如此。沮丧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劝说众人该放弃敷衍了事，把整个事项提交国会。他的同事们纷纷摇头。大家无法达成共识的一点是罗斯福对此会如何反应，他愿意将提案带到国会山 吗？或者这只会正中立法机关反战派的下怀？

在英国，丘吉尔花费数周给总统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并将其称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在信的开头，他以非凡的笔触概述了令人不安的策略平衡。他认为，英国本身的实力将无法与横跨整个欧洲的德军大队人马抗衡。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1941年的成败系于海上，也认同罗斯福内阁已经明确的事实——“很快我们也无力支付运输和供给了”。丘吉尔一再补充声明，英国可以忍受住宅被轰炸震得地动山摇，忍受平民被无差别的空袭屠杀，却招架不住那些“非紧急、非大规模但同样致命的危险”——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无法进口各种所需的弹药。他还充满希望地加上了一句：“你可以放心，我们会证明自己已准备好了受苦，准备好了全力为实现目标而牺牲。”他向总统直截了当地摊牌：“总统先生，我相信，你能被我说服，击败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至关重要……你不会将这封信视为援助请求，而是一份为实现你我共同目标所需的最基本的行动声明。”

这封信漂洋过海的时候，罗斯福正在加勒比海的美国军舰塔斯卡卢萨号（Tuscaloosa）上进行为期十天的巡航。他知道，持续逃避公众和私下操作已经没有用了，他也清楚地了解，敌人正在密切地注视和评估他。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需要干脆地向世界——轴心国和盟友们——表明他的立场。丘吉尔的信会让他的行动方针具体化。

在塔斯卡卢萨号上，总统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其余时间，他会宴请殖民地官员，玩扑克，钓鱼，边晒太阳边读侦探小说，午饭后小憩，看电影放松，他甚至会看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的《叮砰巷》（ Tin Pan Alley ），还有加里·库珀（Gary Cooper）的《骑军血战史》（ 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天他都会得到战况文件，以及海军水上飞机带来的简报，但在周围的人看来，他似乎只会将它们放在一边。用哈里·霍普金斯的话说，人人都觉得疲惫的总统是在给自己“充电”。

收到丘吉尔那封意义重大的信件后，罗斯福的担忧更深重了。他不再参与社交，接连两天，总统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孤独地坐在躺椅上，默默地思索。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丘吉尔的信，想知道美国要怎样帮助英国。他可以输送武器，将飞机和大炮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但美国人民不会接受。他可以把钱借给囊中羞涩的英国，但美国人民同样不会同意。他可以要求废除中立法案，但对他来说，这在政治上仍然不切实际。他从没有咨询过内阁，没有要求任何工作人员做研究，也没有拿起电话打给那些有影响力的参议院盟友打探消息，或者是打给他的好朋友、亲信耳目，那个话风强硬且老谋深算的哈里·霍普金斯寻求意见。他在船上所采纳的唯一建议似乎来自海明威，他传话告诉罗斯福该如何更好地用猪皮钓到大鱼（总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

终于，罗斯福在一天晚上对英国的财政困窘问题有所顿悟。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将货船借给战时的英国。如果美国可以借船，那为什么枪支、飞机或其他弹药不可以呢？他说服自己：如果必须要遏制希特勒，美国只需借给英国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的某个遥远未来，让英国以非美元而是实物的形式返回所借之物。他受到了自己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的想法启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著名的租借法案。虽然罗斯福目前还不清楚该计划是否合乎法律，但霍普金斯说，“他心中根本不曾怀疑自己终将找到出路”。在罗斯福漫长、传奇的政治生涯中，这会是他最大胆的一次行动，而接下来的几周也将成为他总统任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甚至称之为罗斯福“在任期间做过的最重大努力”。实际上，罗斯福的方法是纯粹虚构的——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只需要归还一堆经受风吹雨打后生锈的船舶，更别提成千上万辆磨损的坦克，还有脏兮兮的枪支，想想这些就令人觉得荒谬。该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份不计代价的礼物。不过在政治上，租借概念是辉煌卓越的，军事上更是如此。

这是罗斯福的典型作风，也是下定决心的他如何大胆避开整个官僚机构（也就是国会）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12月16日，总统一回到白宫，就跟他那群躁动的助手开了一系列会议。此时的罗斯福处在最佳状态——精力集中，着眼大局，速断速决。统一了所有细节之后，他将记者们叫到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没有什么“特别新闻”。实际上当然有了。他不赞同那些认为给英国输送武器、枪炮和飞机是馈赠的观点。他坚持道：不，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严格来说，我们应当提高产量，只有这样才能“以按揭的方式向英国租借或是出售军备”。

他口吻严肃，但夹杂几分俏皮：“我目前所尝试的是消除美元符号。对在场所有人来说，取消傻笨的旧美元符号都是个全新的想法。”记者们开始摇头：总统究竟在说什么？罗斯福告诉他们：“好吧，让我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家邻居的房子着火了，我有一根100多米长的浇花水管。如果他可以把我花园里的水管和他的消火栓接连起来，我就可以帮助他把火灭了。我会怎么办呢？我不会在这么做之前说：‘邻居，我的浇花管花了我15美元，你得付我15美元。’……我不在乎那15美元——只希望他把火浇灭以后还回我家的水管。就这回事儿，如果水管不被烧毁，他会完好无损地还给我，然后万分感激我把水管借给他用。”

他提示，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军火和战争物资只是堆在仓库里生锈，这是没有好处的；相反，如果它们能上战场，为战斗中的英国人所用，它们能发挥的作用就大得多。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可以实物的形式偿还美国，这样就能“忽略美元符号，为英国绅士所承诺的实物所代替”。总统笑了笑，“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并不是所有人。当罗斯福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后，记者们明显变成了交响乐团，罗斯福则是他们的指挥。记者们连珠炮似的向他提问。这是否表明美国正逐步迈向战争？罗斯福摇摇头：不是。这是否意味着，如同国会在之后会问起的，美国海军将有义务帮助护送弹药？罗斯福又一次否认。国是会否会点头——是否需要总统去争取呢？是的，他会的。机智的罗斯福没有给记者机会问他那一最为关键的问题：“实物”偿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确定不是一份不计回报的礼物？

国外的反响是惊人的。丘吉尔称之为“历史上最大公无私的行为”，而纳粹发言人则讥讽罗斯福的政策“不足挂齿……是种侮辱和道德攻击”。

对罗斯福来说，眼下是将租借计划向国家推行的时候了，借助他任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炉边谈话。周日，也就是12月29日下午6时40分，正如许多次重要演讲前一样，他来到白宫的医生办公室，进行疏通鼻窦和保持声带湿润的治疗。他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治疗是用可卡因洗涤鼻子，这在当时还是合法的。在那之后，亚瑟·普雷蒂曼（Arthur Prettyman）将总统推到椭圆形外交接待室，那里的技术人员已经为罗斯福的全国演讲装好了电线和麦克风。他被安置在简洁的木桌后，桌上只有印着NBC、CBS和MBS字样的麦克风，附近聚集着一小群目不转睛的人——总统最重要的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他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埃莉诺·罗斯福和他的母亲萨拉；此外还有他在参议院的重要伙伴，精明且谈判风格强硬的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

围绕在罗斯福周围的听众可以看出，罗斯福晒黑的肤色不见了，眼睛下方是疲惫的黑眼圈，但他很放松，洪亮的声音也一如既往地流畅。9点钟的时候，讲话开始了，全国各地的人们齐齐安静了下来：他们停下了晚餐，离开了电影院，好倾听罗斯福的现场演讲。人们围着客厅里的收音机，将音量调大。极少数拥有电视机的人则打开了电视。70%的美国人一字不漏地聆听了讲话。

他对民众说：“这一次的谈话无关战争，而是有关国家安全——你们的总统更关心的是，要让现在的你们，以及你们未来的儿女孙辈免于战争，为守护美国的独立背水一战。”罗斯福停顿下来以示强调。“自打第一代移民从詹姆斯敦（Jamestown）和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开始了美国的文明，我们的文明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身处这等险境……德国的纳粹分子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主宰本国的一切生命和思想，还要奴役整个欧洲，然后再通过欧洲的资源，在世界其他角落称霸。”

总统一针见血地评论纳粹侵略和国内外那些粉饰法西斯的人：“过去两年的经验无疑向我们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安抚纳粹。没有人可以把老虎抚摸驯化成一只小猫。对待残忍，任何姑息皆不可行。”他激昂地嘲笑那些顽固分子坚持让美国干脆和“那帮非法之徒”联手，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换取“口头议定的和平”和“协商得来的和平”。这只会“让美国人向保全自己致敬”，他低吼道。美国不能再“默许”欧洲的失败，“温顺地服从”轴心国的胜利，或是“坐以待毙”，成为下一轮被攻击的对象，否则只会让德国更胆大妄为，让轴心国火力全开，征服世界，这样的后果将会使“我们所有人，所有美国人……生活在枪口底下”。他如此宣扬。

不过他依然有所保留。对那些认为这是美国直接步入战争的序曲的人，他猛烈地驳斥他们这种想法是“蓄意造谣”。他承认“我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风险深重”，这一点没错，但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摆脱“一切照旧”的想法，他如是承认。为了让人们真正理解这一点，他补充道：“我们很清楚，爬上床用被子蒙住脑袋不能让我们逃避危险或对危险的恐惧。”

他继续声明：“我们的国家政策不是战争导向的，它唯一的目的是远离战争。”随后他道出了自己任期以来——也是历任总统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句话，他号召美国人民：“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对我们来说，和战争本身一样紧要。”满怀热忱的罗斯福还表示（这次演讲一共有七次修改稿），美国人必须怀着“决心、迫切感、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如同我们会在战争中展示的一样”。而对那些指责他漠视欧洲疾苦的人，他又指出：“近些年的历史证明，枪杀、铁链和集中营不仅仅是短命的工具，更是现代独裁主义的祭坛。他们或许会讨论新世界秩序，但心中所想的不过是复苏最古老、最恶劣的暴政。”最后，他如往常那般令人信服地命令美国开启史上“规模最大的生产活动”。“我以我们热爱且尊敬的国家名义呼吁，以我们荣幸而自豪地为之服务的国家名义呼吁！”

当晚同一时间，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纳粹正以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轰炸英国的首都。历史悠久的老贝利街被毁于一旦；位于舰队街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居所也难逃一劫；老城的大部分地区化成了冒烟的废墟；古老的市政厅那曾被修复的木制屋顶火光冲天，这座位于格雷沙姆街和佩星和尔街交叉路口的建筑可以追溯至1411年，曾于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而现在，这座伦敦曾经的行政中心却只剩下了一个烧焦的外壳。尽管如此，即便已经到了凌晨2点钟，即便纳粹的飞机依旧在疯狂地盘旋，成千上万的伦敦人还是打开了收音机，和美国人民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罗斯福的演讲。当他结束炉边谈话，就寝前看电影放松时，白宫被排山倒海的电报淹没，演讲的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100﹕1。

经过这次演讲，加上他随后的就职典礼讲话，罗斯福似乎站到了自己政治声望和声誉的顶峰。他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因此1939年至1940年间，国会几乎顺利通过了他提议的所有国家安全措施。罗斯福击退了民主党内对他的批评声，并挫败了共和党内的对手。他大胆改组了内阁，撤换了副总统。他已经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三次连任，加深了他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关系。在推动租借法案通过的道路上，他在国家舞台发挥影响的才干丝毫不逊色于引领他在1933年登上巅峰、事事如意的才华。他曾经为合法化零军事行动和无对外战争的民族情绪付出了诸多心血。此时，1941年的他要做的则是将本国军事与英国军事结合在一起，而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击败反战派。

但奇怪的是，即便此时，不仅整个国家似乎仍存在分歧，罗斯福本人也同样矛盾。1940年新年前夜，丘吉尔写道：“记住，总统先生，我们不了解你在想什么或美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我们都是为了生存而战。”

这些话语戳中了罗斯福，他知道，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安抚首相。1月19日，他私下将一封信交给了温德尔·威尔基——他在大选中击败的对手，目前已受任驻英国使者——让他转交丘吉尔。凭着记忆，罗斯福潦草地在纸上写下了诗人朗费罗 《造船记》（The Building of the Ship）一诗中的诗句。当丘吉尔打开信阅读时，地面上仍然堆着积雪。

亲爱的丘吉尔：

温德尔·威尔基会把这封信带给你。他一直尽心尽力帮助我们的政治远离此处的困扰。

我觉得这节诗不仅适用于我的人民，也适用于你的人民。

噢，国家之船，继续航行吧！

继续航行吧，强健又伟大的国度！

满溢着恐惧，

又向往着来日的人性，

它的命运与尔等休戚与共！

你永远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新的一年到来了，罗斯福还得先确保租借法案通过，现在它已经以国会法案的形式存在了，编号HR 1776。有人曾说，英国议会什么都可以做，除了将男人变成女人，HR 1776的威力也同样如此。这项法案将全面批准与任何政府交换或租借一切物品。同时，政府将其阐释为远离欧洲梦魇的必要手段，而非让美国深陷战争的必然措施。但罗斯福的反对者并不相信他。脾气火爆的参议员伯顿·惠勒的尖叫声从电台里传来：“美国从来没有赋予任何人剥夺国家防御的权力。”颇有影响力的《芝加哥论坛报》表示赞同，坚称：“这是破坏美利坚合众国的法案，一份不受约束的独裁势力夺取美国人民财产和生命的令状。”然而，反战派中声音最响亮的竟是查尔斯·林德伯格。英俊、时髦又富魅力的他是受人欢迎的英雄，他曾勇敢地飞越大西洋，用他的魔力让世界各地的人臣服。他呼吁美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非反过来放行这种法案，让大西洋两岸的人民流更多的血：“我们的国家足够强大，我们足以在这个半球继续自己的生活，不用去理会……地球的另一边。”

1941年到来了，“美国至上”运动仍在继续，干预主义者的保卫美国委员会也不甘落后。两方都在派发闪亮的纽扣勋章和彩色海报，当然，还有小册子。他们的游行队伍都举着广播器走过华盛顿，都在国会面前发表声明，并将声明发送到电台。

最终，反战派在总统面前败下阵来。他动用了所有的影响力，租借法案在两院通过，赢得惊人的多数投票。早在3月，国会内的反对党就在垮台。公众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

然而，当丘吉尔称租借法案为“希特勒的死期”时，希特勒只是在傲慢地窃笑。

接下来，德国元首准备好了下一步棋。

尽管英国人经受住了不列颠之战的大风大浪，很多人仍恐惧不已，害怕纳粹会横跨海峡开展毁灭性进攻。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巴尔干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即将到来的纳粹铁拳惶惶不安。的确，从地图上来看，希特勒吞噬直布罗陀、围攻马耳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他会横扫北非和近东。西班牙的压力越发沉重，希腊亦是如此。在大西洋，纳粹继续以令人心悸的速度击沉英国和美国的战船——被德军U型潜水艇击毁的船只数量是美国造船厂替换速率的3倍。葡萄牙和土耳其则威胁要加入轴心国。就连法国维希政权也愈发深陷纳粹势力的魔爪。这就好比，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将棋盘上的车和教皇向前推进时，盟军只能死命守住一把小卒，希特勒步步为营，挫败并扼杀那些孤独的反抗者，再一步接一步地将纳粹的“ ”字符号散播在一个又一个国家。

1941年4月6日，希特勒再次来袭，下令对南斯拉夫和焦虑的希腊进行闪电袭击。虽然身处绝望和困境，这两个国家仍誓死抵抗。太阳爬上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上空时，希特勒告诉他的军队，“时候到了”。坦克和机动车纵队一辆接一辆地在街道上开过。德国空军在轰炸手无寸铁的首都，地面部队已经夺取斯科普里（Skopje），他们将目光投向通往希腊的门户，无人把守的莫纳斯提尔峡（Monastir Gap）。一位蔑视敌人的希腊将军在他的碉堡上放言：“我们会用牙齿咬住他们。”然而不论是他们的牙齿，还是枪和勇气都不足够。14个德国师迅速纠集起来围攻守卫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为希腊人的勇气所折服。在这里，最终挺身面对贪婪德军的是一个小小国度，古希腊城邦的遗魂勇敢依旧。但面对不断涌入的德军，希腊人被不断镇压。绝望中的希腊政府匆忙收拾行李，逃往开罗。英军已筑起了坚固的防线，却收效甚微。很快，英国人同希腊人一样开始涌向南方，冒着黑烟的车辆沿着尘土飞扬的崎岖小道逃离。1941年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接下来的一周里，希腊也步了前者的后尘。在一栋建筑中，德国人发现墙上有一段显眼的预言，用粉笔潦草地写着：“温泉关战役后，三百勇士阵亡。” 但这次的实际伤亡要惨重得多，1.7万名德军身亡，30万名南斯拉夫人和27万名希腊人被德国人俘虏。被砍成碎片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还被吊在了街灯柱上。部分地区被置于德国的盟友匈牙利、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手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则成了附庸国。

希特勒的残暴胃口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德国人随后在克里特岛上空进行了凶猛的闪电袭击，1.6万名伞兵和身着迷彩服的山地兵，加上1200架飞机，横扫了岛屿上的防卫武装。这一惊人的举措，是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完整的空袭。岛上的希腊部队及英国盟友进行了顽强的反击。他们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打击德军——在空中，在地上，数以百计的德国人被杀死。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无力抵抗。到月底，克里特已经为纳粹所占。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后，希特勒将目光投向了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一如丘吉尔对罗斯福所说的，丢失埃及和中东地区所带来的危险将无法估量。

面对这一切，罗斯福竭尽所能地反击纳粹。美国的军事力量眼下仍然处于弱势，所能触及的范围十分有限。5月3日，目睹了一轮又一轮挫败，丘吉尔焦虑难耐，他直接要求罗斯福以“参战国”的身份介入战争，罗斯福却谨慎耐心，忽略了这一请求。相反，他试图再次安抚首相，说美国正在“尽己所能”帮助英国。但就在5月10日晚上，当总统正在洛杉矶写回信时，500架德国飞机在伦敦上空开启了迄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不仅破坏了伦敦大部分地区，还出人意料地摧毁了英国民主的核心——下议院。就连狮心王查理那受人崇敬的雕像也化为废墟。看着黑烟滚滚的残垣断壁，丘吉尔绝望地垂下头，步入一片瓦砾中的他痛哭流涕。

此时，总统催促和威胁并用，千方百计地推动形势。但柏林的希特勒和纳粹无动于衷。在德国元首看来，罗斯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瘸子，既没有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战争的决心，也没有做出大量牺牲的魄力。无论总统发出多少威胁，做多少次演讲，它们都空洞无味。当罗斯福于1941年5月底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无限期延长”，希特勒轻蔑地视其为单纯的咆哮。希特勒阅读地图的能力不输给任何人，而从地图上来看，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呼吁其他小国抵抗强大德军的吞噬，本身却畏缩在反战派的帘幕之后，并以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大西洋作为缓冲。希特勒耳听八方，他的翻译团队亦如此。他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并未要求废除中立法案，也没有要求提高战争权限，他仍然坚持可通过“继续运转主要民主国家——也就是英国——的防御来赢得战争”。希特勒知道，美国在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入侵保加利亚，击垮南斯拉夫和希腊。

事实上，罗斯福希望能循序渐进地做好准备迎接舆论战，他与丘吉尔在纽芬兰海岸旁两艘战列舰上秘密会面，并批准美军及英军人员间的秘密交流。

但决策性行动尚未公布，德国元首依然一无所惧。

罗斯福手下的政府成员也对总统抱有怀疑。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策略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一些人则在思索，英国是否能从德国不间断的猛攻中幸存下来。“这就好像活在噩梦里，头上一直悬着灾难。”艾弗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封信里如此描述。总统身后的最高级别副手决定推动罗斯福采取更多行动。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总统一起坐下来，他坚持认为总统应该表现出更具道德感的领导力、更坚定的行动、更多的决心，而不只是简单的谈话。在他看来，总统全然“心烦意乱”了。焦虑不安的小亨利·摩根索则尖锐地指出，“总统不太愿意加入这场战争。与领导舆论相比，他宁愿遵循前者”。罗斯福本人也向自己的内阁坦白，他“不愿意打响第一枪”。然而尽管他一再表示美国将远离战争，他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在等着被推下水。”

在最后的推力到来之前，罗斯福依然不会表态。但眼下，希特勒还不愿意上钩，他甚至限制纳粹战船对大西洋的美军进行过分的挑衅。

而对罗斯福来说，持续不表态就意味着对所有国家不表态，英国也好，地中海国家也罢，很快会再加上苏联，当然，还有被困欧洲、四面楚歌的犹太人。 mmqt+K9BPFiZRf3gCa0QgC9OEeqBo0K7E9uFRwQTPYWnKhTcC8qdR5ZcU+SGeH9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