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44年，胜利属于我们吗？”

虽然罗斯福远在战场的上千英里之外，但他能够想象诺曼底海滩正在上演的战斗有多么跌宕起伏。他曾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现在，身为总统的他还是喜欢和海军上将莱西（Leahy）一道，例行公事地光顾天花板低矮的地下室——白宫地图室。该屋此前曾做各种用途，起先是女士衣帽间，然后是台球室，在两面墙之间拉起的临时电线上挂上串珠计分器，墙边的架子上摆着台球杆。但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它的功能变了。现在，这里有巨幅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军事实况图表，每天要更新两三次，反映时时变幻的敌军和我军方位。图表上有小彩旗、弯箭头、粗线条油彩笔和不同形状的回形针做的标示，借此罗斯福可以研究迅速变化的军事情况。他特别喜欢标志三巨头领袖位置的特殊回形针：代表丘吉尔的回形针是雪茄形状的，斯大林的是烟斗，罗斯福自己的则被巧妙地设计成了烟嘴。随着诺曼底登陆日后的战况进展，罗斯福欣喜地看到，油彩笔在稳步离开海滩，朝法国乡村挪动。眼下，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人马已经掌控了大局。

七个月前，就在罗斯福前往开罗和德黑兰峰会的路上，他中途绕道，与艾森豪威尔待了一天，眺望迦太基古城的遗迹。在那里，他还可以凝视盟军与隆美尔和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浴血奋战的北非战场，那儿还遗留着骇人的残迹——散落在平原上的烧焦的炮弹和坦克、被炸毁的临时军火供应站、焦黑的反坦克障碍物，还有突尼斯战役中尚未清除的残留雷区。罗斯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堆满尘土的凯迪拉克轿车后座，将军向他详尽讲述了盟军在泰布尔拜（Tebourba）、迈贾兹巴卜（Medjez-el-Bab）和凯塞林隘口（Kasserine Pass）的冬日战役，还有最终在突尼斯击退轴心国势力的那场春日战役。

罗斯福回忆着历史，大声讲出自己对美德两军的看法——二者可能会在传奇的扎马（Zama）战役 的古战场上碰面，一决高下。在那里，罗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征服非洲的西庇阿（Scipio）在空旷辽阔的平原上挫败了汉尼拔和迦太基人。盟军能否在登陆日重挫德军，就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横扫迦太基人那样呢？罗斯福当然希望如此。

罗斯福边嚼着三明治，边和艾森豪威尔开玩笑。“艾克，要是在一年前，有人让你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今天会坐在突尼斯的路边吃午餐，你会下几倍的赔率？”

现在，人们可能也想问罗斯福，三个月前看上去还奄奄一息的总统有多大几率能指挥军队摧毁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国防军呢？

用“摧毁”这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漫长的等待，规模庞大的军队集结，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及军事指挥们的精心计划，现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回报。诺曼底漫长的海岸线上，所有村庄都在火里冒着浓烟。受伤的盟军部队在勇猛地向纳粹守军推进。数小时内，数以千计的盟军飞机在天空中穿梭，下方的沙滩上则是成片的士兵、坦克和两栖补给艇，还有新的补给艇等着海浪一变小就迅速登陆。在犹他海滩，军队只遇到了零星抵抗，而且这些抵抗的确都不成什么气候，因为德军很快就败走沙场。在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战场——剑滩、黄金海滩和朱诺海滩——战斗进行得也比预想的要顺利。就算是在奥马哈海滩，尽管死者和伤员遍布沙滩，四处横陈混杂的车辆和尸体造成了骇人的阻塞，可怕的血战持续了令人煎熬的数小时，3.4万名美国士兵还是在法国的土地上成功建立了据点。

德军不仅落后，也不如盟军来得有计谋。令人吃惊的是，隆美尔甚至不在前线。6月5日那天，他选择一整天都待在乌尔姆（Ulm）附近的家里休息，和妻子露西散步。她正在试穿他为她买的生日礼物，一双新凉鞋。因此，诺曼底登陆当天，这位自大的德国将军连人影都见不着。直到上午10点15分，他才得到警报。接下来的数小时内，他狂奔了400英里，赶往位于拉罗舍居伊翁（La Roche Guyon）的豪华指挥室，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声嘶力竭地冲司机喊道：“Tempo! Tempo! Tempo!（快点！快点！快点！）”德国空军马上就要起飞时，隆美尔犹豫了。傍晚6点以后，他才来到指挥总部，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沙滩、断崖和炮兵营已经被清空了。而脸色苍白又狂妄的希特勒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隐居的他天天观看晚间新闻，闲话家常。当盟军入侵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手下出于害怕没有叫醒他。等到早晨10点，他终于起床，竟徒劳地以为自己可以反击，但他推迟了调度两队装甲坦克师出动支援，后者距离海滩只有120英里。最终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等待命令，一直在等，”第21坦克师的指挥官事后十分惋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因此，原地待命的坦克只能眼睁睁地在盟军的狂轰乱炸下灰飞烟灭。等到命令最终下达时，它们只能在路边高大橡树的遮蔽下挪动，直到夜幕降临，才得以躲避空中无休止的轰炸。此时，诺曼底沿岸的德军也无力抵抗盟军空军的大规模袭击，空袭连续锤击着铁路、高速公路、战壕和桥梁，并严密封锁了内陆的德国援军。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的另一名高级将领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元帅整个上午都坚持认为登陆就是一个幌子。

美军和德军之间可谓天壤之别。正午时分，精神焕发的艾森豪威尔俯身在自己指挥帐篷里的地图上。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推开门望向天空，赞美道：“阳光真灿烂。”

无数盟军飞机正在称霸这片艳阳高照的天空——诺曼底登陆日里共有一万架飞机出击。当它们回到基地时，看到了难忘的一幕：法国的乡村到处都点缀着白色降落伞和坠落的滑翔机碎片，海滩上则是成百上千辆登陆艇和成千上万名从里面跳出的士兵。诺曼底的海滩上似乎立起了座座完整的城市。一名美国大兵热忱地赞叹：“一场最伟大的秀。”

黄昏时分，盟军正以壮观的阵势跃进，他们奔腾着，就像阿尔戈英雄伊阿宋在埃厄忒斯王（King Aetes）的国度种下龙牙后长出的传奇勇士一般。 英军在夺取黄金海滩后，又向内陆推进了约6.5英里，然后与左翼的加拿大人会师。在朱诺海滩，加拿大坦克部队斗志昂扬，向内陆挺进了10英里之远，由于速度过快，不得不暂停下来，等待步兵团跟上。他们的前锋部队前进得比任何师都要远，深入法国，离卡昂市郊只有3英里。在剑滩，当所有烟雾散去，所有战斗都偃旗息鼓时，2.9万名英军涉水上岸，只有630人牺牲。在犹他海滩的2.3万名登陆士兵中，死伤也只有210人。尽管伞兵伤亡惨重，还是有近1.8万人在夜间着陆。当红日最终挂在诺曼底上空时，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在内的17.5万名战士已经在法国的土地上挖出了坚固的战壕；诚然，有些据点狭窄孤立，但总体上还是延伸了55英里之长。在这些据点后方，短短三周内，将会有100多万人马赶到——准确地说，是在7月4日这一天。

如一位美国飞行员所说，希特勒要是看到那无休止地涌向法国海滩的美国大兵和军备，他一定是发疯了才会向美国宣战。

除了用一天时间才夺下的奥马哈海滩，盟军在一小时内就攻破了传说中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那是希特勒丧心病狂的产物，花了德国人四年时间，耗费上千工时，由隆美尔加固数月才完成的防线。

现在，盟军正有条不紊地推进。而德军能做的只剩下撤退、重整队伍和观望。

6月6日，盟军从海滩出发的那一天，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又有两个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脱，他们是切斯沃夫·莫罗维茨（Czeslaw Morodwicz）和阿尔诺什特·罗辛（Arnost Rosin）；实际上，两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和弗尔巴与韦茨勒一样，都得到了斯洛伐克犹太领导人的接见，并和奥斯卡·克拉斯纳斯基面谈过。他们于5月27日从集中营出逃，那个时候，大批匈牙利犹太人正被运往那里。两人得知，有一条铁路专线塞满了犹太人，不分昼夜地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条新线路可以直接把人送到火葬场，根本不用筛选。结果火葬场超负荷运转，纳粹又挖出新的巨坑，尸体日夜不停地被焚烧。鲁道夫·弗尔巴后来记录，“韦茨勒和我看到了纳粹为大屠杀所做的准备。而莫罗维茨和罗辛则见证了屠杀的全过程”。

当盟军占领诺曼底时，奥斯维辛7月6日的内部记录显示，有496名犹太人抵达集中营，其中297人被毒气毒死。

同一时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奥图·弗兰克（Otto Frank）的犹太商人和自己的妻女、朋友一同藏进了王子运河旁一栋房屋的附属建筑中，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幅诺曼底地图。他聆听着每一条新闻报道，然后用彩色的回形针标记出盟军在法国和荷兰前进了多远。

然而，尽管德国的战争机器正不可逆转地从诺曼底海滩逐步撤退，在850英里之外，咔嚓作响的火车仍在继续向东面和北面驶去，经过昔日辉煌的维也纳和古老的克拉科夫（Kraków），开进奥斯维辛火车站。残疾人、病人、儿童和老人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投入毒气室，每半小时就有2000人丧命——几小时内就超过了诺曼底登陆首日全天的阵亡人数。

截至进攻真正打响的那一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92辆火车将3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送向死亡，这就好比强迫波士顿全城乘坐地铁去往华盛顿，然后再残酷地将所有人都杀死，或是让诺曼底流的血重复上演一万多次。

在荷兰那栋灰暗隐秘的附属建筑中，密不透风的潮湿房间里有座带链条机关的书架，14岁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就藏在后面，她望着墙壁上的地图，和家人一起等待。这个犹太小女孩注定成就不朽。她有一双栗色的眼睛和无止境的好奇心，大胆无畏又文采飞扬。尽管生活在逃亡和躲藏带来的无数磨难之中，她没有停下学习，还曾坠入爱河，也帮忙处理家务琐事。尽管周遭环境疯狂纷乱，她仍然思索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诸如“全世界都在参与战争……而战争的结束却不见踪影”），并对其他人的命运——“那些真正来自贫民窟的孩子”——进行反思。她内心恐惧，却从未丢失过同情心，她为父亲悲伤的双眼忧虑，也为那些被送往肮脏屠宰场的悲惨受害者担心。

她和家人从狂暴的纳粹手中逃过一劫，也经历过多轮围捕后的令人不安的寂静街道。他们捱过了无尽的等待——焦虑地等待可怕的纳粹党卫军来敲门，等待盟军的救援——等待，等待，一直在等待。安妮用灵动的文字写道，他们在不安的徘徊中活着，“无数次地，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从楼上到楼下，感觉就像一只被残暴地剪去翅膀的夜莺，在漆黑一片中撞击着牢笼的笼条”。他们在许多次的口角中捱到现在，“整栋房子都被怒气震得晃荡起来”。

如今，经过年复一年地躲避纳粹的恐怖，日复一日地像仓鼠一般被囚禁在四间小房里，无数次屏气凝神地等着党卫军经过，甚至连感冒都不敢大声咳嗽，诺曼底登陆日成了安妮一生中最狂喜的一天。为了不失去理智，安妮通常会爬上阁楼陡峭的阶梯，坐在天窗上看她最喜爱的栗子树，或者满心渴望地听鸟儿歌唱，憧憬着对面房屋里的人们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人——这是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概念。住在街对面的非犹太人，看上去仿佛住在大洋的另一端。但也许很快就不会是这样了。6月6日，她热切地用笔在日记上写下：“就是这一天。进攻开始了！”她的文字生动活泼：“人们一直谈论的、期待已久的解放真的来了吗？它看上去仍然如此不可思议，就像是童话！1944年，胜利会属于我们吗？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希望已经重新回到我们心中，生出新的勇气，让我们再次变得坚强。”

“哦，”她激动不已，“（盟军）进攻最绝妙的地方就是，它让我觉得朋友们在靠近。我们已经被那些可怕的德国人压迫了太久，抵在我们喉咙上的刀子是那么紧，但一想到朋友和救援就要来了，我们就充满了信心！”

但会有朋友来解救吗？安妮·弗兰克并不知道。登陆日那天，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航空侦查拍来的照片——上面毛骨悚然地精准展示了奥斯维辛的主营，另有三张特别的照片明确标出了比克瑙的死刑室，这一点是匈牙利的犹太人，甚至连罗斯福或丘吉尔都还不知道的。事实上到6月底的时候，这些照片已经十分详细，防御规划师都能辨认出坡道和人们步入焚尸炉的场景，如果再有一副放大镜，甚至能看到人们身上纹的号码。研究这些航拍照片是奠定轰炸奥斯维辛的第一步，极其重要，但分析人员却略过了这一骇人的杀人工具——实际上，他们的上级并没有要求仔细研究集中营。他们转而将精力放在了最新的使命上：集中营附近的人造橡胶厂和炼油厂——所谓“石油战争”的一部分，这些目标建筑对空袭苟延残喘的德国战争机器至关重要。

此时，在遥远的波兰森林的幽暗处，火车继续踩着忧郁的节奏，向奥斯维辛驶去。

6月在缓缓流逝，虽然纳粹德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崩盘的迹象，但战争还远未结束。东边前线上，斯大林兑现了在德黑兰向罗斯福许下的承诺。一支全新的苏联军团给德军带来了一系列毁灭性打击：俄国人迅速向西推进，在维特伯斯克（Vitebsk）截断了第三装甲军的退路，并在两天之后于博布鲁伊斯克（Bobruysk）附近包围了德国第九集团军。同时，盟军的空中作战也在继续。在1944年的头四个月里，盟军共向德国丢下了17.5万吨炸弹，仅在6月6日一天，盟军地中海空军部队就出击2300架次以上，多次轰炸了巴尔干半岛和罗马尼亚的铁路与炼油厂。在德国，混乱还在加剧，慕尼黑、不来梅（Bremen）、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erg）全都损失惨重，几近摧毁，德国辉煌的文化中心正在缓慢地变成废墟。

已经得知一切的阿道夫·希特勒不仅没可能成为现代版的恺撒，现在还病倒了。过早衰老的他像老年人一样驼了背，左臂无法控制地打颤，左腿也在发抖；原本锐利的双眼通红，曾经的黑发变得灰白，脸上的皮肤也凹陷了下去。持续深受胃肠疾病和失眠困扰的他一天要吃28种不同的药物。恶化的不仅是健康，他的精神也在颓废，不停地抽风，不断发火，难以遏制地自大妄想和无法克制地偏执。事实上，整个1944年，他都不曾在公众面前演讲——他凭直觉明白自己正在丧失民心，在广播上做的全国讲话也只有两次。登陆日后就再也没有了。

事实上，咆哮痛骂、胡言乱语的希特勒和纳粹核心成员都隐居在他自己的寓所中，包括狂热追随者马丁·鲍曼（Martin Boorman）、约瑟夫·戈培尔、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赫尔曼·戈林。对德国民众来说，他等于完全消失了。他曾被百万人当做偶像顶礼膜拜，然而他自己也承认，除了他的德国牧羊犬布隆迪和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他是没有朋友的。事实上，他已经与现实脱节，无视所有事实而期待胜利，不切实际地期盼着他的V-2武器 ——重达13吨的火箭，发射后30秒内就可达到声速，可携带重达一吨的弹头——能够从大气层上层空降，以灭顶之势歼灭敌人。

被他忽略或干脆完全无视的死亡花名册在不断延长。当然，纳粹政权自始至终都不缺乏动力，这也是最能支撑他继续下去的一件事情——对犹太人的憎恨。到了这个时候，纳粹帝国颓势尽显，似乎只有一样东西尚在运转——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杀人机器，和它的国家元首藏得一样严密。

随着战况的进展，纳粹军团的运气减退，尽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愈发强烈，他却一直十分注意自己在那些闪烁其辞的演讲中的措辞。诚然，不管是在对狂喜欢呼的柏林民众发表演说，还是在普鲁士森林的私宅的夜晚跟他的密友们谈话时，希特勒都从未停止过对听众的鞭策，煽动他们掀起针对犹太人更为极端的仇恨。他的暗示充满威胁，他的表情令人恐惧。有一点不可否认，是他，一点一点地为这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种族灭绝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现在他却狡猾地想要否认。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费尽心思，隐藏自己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计划中的重要角色呢？直觉和精明算计驱动着他，不管有多么丧失理智，他都能感觉到，在最文明的环境背景下，德国民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邪恶的罪孽。的确，他们聆听了他的激烈演说，关于“雅利安民族和犹太细菌间生死斗争”以及“最终解决方案”的隐晦暗示，但他通常不会直接挑明，而是说得模棱两可，笼统模糊。以这种方式，他觉得，纳粹就能保留自己文明的外衣——包括他们自以为的良知。

就算在亲信们的簇拥下享受着珍爱的晚茶，希特勒也从没有真正谈论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他会称犹太人为“人类的祸水”，却从不谈起位于达豪（Dachau）或海乌姆诺（Chelmno）的死亡作坊。他会聊到一个不再有犹太人的欧洲，“欧洲各国的团结将不会被打乱”，却从来不会触及奥斯维辛本身。他会宣称“犹太人遍地都是”，所有犹太人都“应当从柏林和维也纳消失”，却从来不会提及已经被谋杀的那数百万人。如此一来，就能在表面上掩盖他的恐怖秘密。

他之所以严守秘密还出于另一个邪恶的理由。有关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的惊悚事实浮现得越少，世界就越不会受到震动。有些人可能会就灭绝计划谈论一二，但希特勒却闭口不谈。在他看来，虽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时不时对犹太人受到的非人待遇发出高声怜悯，但由于缺乏细节，这些指控不具备威胁。时不时就发布声明的天主教堂或国际红十字会忧心忡忡，他们也同样没有证据。不过，保密的缘由还有最后一重。犹太人知道得越少，那么他们坐在缓缓挪动的运畜车里，向东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屠杀之时，才能更加顺从听话。

到了1944年5月，当然也包括6月，这些尖刻的问题不可能再被回避了。在很多人看来，犹太人的问题如同战争本身一样棘手，尤其是眼下诺曼底登陆胜利还有弗尔巴与韦茨勒的报告即将被公布于世的当口。

然而，相关的回应还是让人们等待了很久很久。

很大程度上来说，等待是漫长的，因为“最终解决方案”从纳粹政策中浮现的过程冗长又复杂。除此之外，长久的等待还与掌握决策的华盛顿的白宫和大理石走廊有关，每收到有关暴行和屠杀的新一轮消息，他们总是表现得不愠不火。

那么，要如何理解大屠杀的罪恶和白宫在回应上的迟缓呢？如何去理解那些视而不见的人、装聋作哑的人，还有面对纯粹的邪恶罪行时转过身去的那些人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演变历程，了解战前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罗斯福总统任期的历史。

最终，这些历史的轨迹都殊途同归于这条漫长、曲折的道路，通往1944年的春天。 NCpXx3nn5nLlucTBf90m3w2B1bQyeGt7wseCeNRijAsvafGv/VHkWP7oTBIdG0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