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这是1944年”

但事实并非罗斯福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瘫痪的男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要将自由世界扛在肩头，这实在是这场战争最可笑的讽刺之一。

1944年春天，就在犹太人的危机愈发深重，地面军事格局白热化的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迈入了他总统任期的第十一年——比乔治·华盛顿长三年，比亚伯拉罕·林肯长六年。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或者说对那些远在世界其他角落，处在纳粹铁拳下并知道他的人来说，罗斯福一直是这世上最卓越、最莫测的政治领袖。和他的战时盟友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拥有令人叹服的个性，也有令人信服的性格特质，只要适时抛出巧妙的暗示，就能激发出民众狂热的激情，乃至深切的爱戴。1940年，当罗斯福为第三次竞选进行筹备时，他告诉民主党的代表们，除非应召，否则不会参与竞选，而会场上的扬声器如是叫喊回应：“我们需要罗斯福……世界需要罗斯福！”

他的谈话总是让人着迷，充满着接地气的智慧，还有精心穿插的幽默感。他的战时峰会是外交与悲剧式魅力的精妙结合——他无疑知晓何时该急流勇退，何时又该坚守立场。他那传奇性的炉边谈话具有启发性，激发了全国民众作战的热情，他那精心掩藏的狡黠以及锋芒毕露的、不容置喙的民主捍卫亦如此。

尽管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在恶化，他非凡的决心和对战争必胜的笃定却几乎无人匹敌。也许，他别无选择。仅仅是在西方的舞台，热切倚靠他的领导力的千百万人已经形成了令人咋舌的数目：英国人、尚未丧失自由的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被敌人围困的卢森堡人、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约瑟夫·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也是如此，更不必提苏联人民。当然，还有欧洲和俄国境内数量急降的犹太人。

62岁的罗斯福承担起比以往更繁重的领导责任。持续的疲倦和与病魔的抗争令他厌烦，目前他正尝试降低体重，以缓解胆囊的疼痛。他的脸变得憔悴，脖颈处的衬衫领口时常敞开着。他的血压还在不断升高，枯槁的皮肤看上去颜色瘆人。在胜利的角斗场上，他抗争的是自己的身体外加内心的敌人，还有轴心国和外部敌人。他是否曾感觉机会已经流逝？对此他缄口不提，无论是对他的看护，亲近的人，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还是在最享受的鸡尾酒时间，在备忘录的一角书写时，或是在构想战后和平时期的秩序时。然而，不管身体有多么不适，不管众人对他的要求有多矛盾，罗斯福始终了然于心：在同盟国的打击下，柏林——纳粹帝国的中心——正在战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溃败正在加速。

眼下，罗斯福觉得自己只需要继续推进即可。此外，他相信之前的作为已形成了溢出效应。正如美国陆军部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对深受敌人迫害的受害者们最有效的宽慰就是确保能迅速击垮轴心国”。

这是真的吗？讽刺的是，这正中纳粹的下怀，人们的注意力被战场牵制住了，他们的奥斯维辛死亡机器正在秘密外衣的掩盖下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1944年5月，一场危机即将到达紧要关头：在“霸王行动”即将开启的战场上，和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

在斯洛伐克，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一份副本被寄往伊斯坦布尔；第二份寄给了斯洛伐克犹太正教的拉比，他承诺会将副本偷偷带到瑞士，因为一旦到了那里，报告就能到达西方；第三份副本则会被送往布拉迪斯拉发的梵蒂冈教廷的代理人。不过，除罗斯福以外，报告最重要的接收者大概就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了。问询过弗尔巴中的人之中，有一个叫奥斯卡·克拉斯纳斯基的人将报告翻译成了匈牙利语，并将其交给了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负责人鲁道夫·卡斯特纳。因此，1944年5月初，委员会负责人和他的顾问们就已经拿到了报告，可那份报告就此被留在那里，藏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的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报告在布达佩斯或是别的地方发表、分享或公开。这是为什么？

就在弗尔巴和韦茨勒重获自由的时候，阿道夫·艾希曼和一帮德国人正在布达佩斯的纳粹总部谋划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以混淆匈牙利犹太人和同盟国的视听，而此时，纳粹正在编织更广阔的陷阱、大屠杀和处决网络。他们开始和匈牙利犹太领导人进行交易，即所谓“以血换物资”。德国人提议，如果能够为纳粹提供硬物资，比如一万辆卡车（可能是用来抵抗苏联）以及茶、咖啡和糖，匈牙利的犹太人就可以免于一死。绝望地寻求一线生机的匈牙利犹太领导人愿意抓住德国人递来的稻草。他们派出了匈牙利救援委员会成员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作为代表参与谈判。5月19日，这位代表乘坐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了伊斯坦布尔，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提议。他说，只要同盟国同意这个提议，德国愿意释放数千名犹太人以示友好。然而，如果没有协议，犹太人仍然会被杀害。对此怀疑甚深的英国人扣留了布兰德，并于开罗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苏联方面则犹豫了，他们相信这是德国耍的诡计，意在与西方单独媾和。美国和英国也有很深的疑虑，美国战略情报局将其称为一个难以置信的纳粹阴谋。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纳粹到底是真心要“拯救”匈牙利犹太人，还是仅仅为了分隔犹太人和同盟国而精心设计了一个计谋。

不过在那个时刻，这几乎无关紧要。从布达佩斯出发开往奥斯维辛的第一辆火车已经出发很久了，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往目的地。

当时弗尔巴和韦茨勒相信会在匈牙利掀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这两个斯洛伐克犹太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希特勒的圈套，因为他们将报告直接送到了匈牙利犹太领导人的手上，后者正渴望逮住与纳粹单独交易的任何机会。于是，成千上百的犹太人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了咔嚓咔嚓的火车，缓缓地向死亡行进。

正如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记录的，罗斯福是大体知晓这场即将发生的悲剧的，这很讽刺——尽管弗尔巴—韦茨勒的报告到达白宫的时间将会在几个月以后——丘吉尔也是如此。梵蒂冈是知情的，瑞士也一样。《纽约时报》也清楚——他们手上甚至还没有弗尔巴—韦茨勒报告。悲痛欲绝的弗尔巴后来写道，匈牙利人的恐慌是比不上站在比克瑙焚尸炉前的受害者的。艾希曼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边和卡斯特纳抽烟，边讨价还价，请求“豁免那些真正的大拉比” ，这样成千上万的被流放者才不会产生恐慌，而被有序安顿下来。

因此，尽管诺曼底登陆的大军已经聚集在英吉利海峡，希特勒关于毁灭纳粹可及范围内所有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也在付诸行动——原先，人们相信那里的犹太人是不会被连累的。如果西方在5月期待的是“霸王行动”，那么在东方，人们等待的则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批犹太人——匈牙利犹太人——的结局。

自战争伊始，亲近纳粹的匈牙利政府便已尽可能地允许其依旧完整的大规模犹太社区不受侵扰地生活，那里居住着约75万人。这让易怒的希特勒很难忍受，对于匈牙利会和同盟国单独媾和的可能，他更加不能容忍。于是，希特勒通过恫吓和勒索并用（甚至还使出威胁匈牙利元首家人的阴招），强行在匈牙利建立起能够随时待命的傀儡政权。1944年3月19日，德国完成了对匈牙利的接管，德国突击队在街道上集结，大步流星地向布达佩斯挺进，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恐怖大屠杀的策划者——纳粹党卫军。那一夜，他们的脚步声响彻匈牙利的上空。由此，犹太人的命运似乎已经锁定。

几天之内，在精心设计的欺骗性表象下，国家被划分成6个区。到了4月15日，匈牙利全境的犹太人就已经被赶入了犹太人区。他们被无情地强拖进拘留所，或是被一齐猛推入运畜拖车。对那些看似幸运地找到了安全藏身之地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很快就被抓获。

犹太人的生活正在土崩瓦解：愤怒的男人在祈祷，惊惶的母亲正为了行程打包食物，温柔地给孩子们洗澡。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贵重物品缝入小布袋中，或是系在衣服下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他们尽可能地塞满行李，并留心带上孩子最好的外套、尿布，自然还有玩具、泰迪熊和婴儿毯，以及无数唯有父母才不会落下的其他杂物。接下来是无眠的夜晚，还有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他们是要去某些偏远地区的安置营吗？是要与所爱的人分离吗？

随后，恐怖降临了。

无论是包姚（Baja）、鲁塞尼亚（Ruthenia）还是凯奇凯梅特（Kecskemet），遍地都是混乱和困惑。纳粹冲锋队席卷每一座城市的街道，疯狂地发动围捕。整个家庭都被拖走，身后留下没有喝完的汤和等着被揉合的面团、书籍、包袋，还有像垃圾一般满地散落的物品，等着当地抢匪或是有想法的匈牙利大兵到来。摆在犹太人面前的是最后一站和最终的关卡，那里是全欧洲犹太人接受屠杀的集中地，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讽刺的是，很多人身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好像要去剧院，或是为参加一场婚礼的周末旅途启程。

“所有犹太人，出去——出去，”党卫军叫喊道，“站好队。不要推搡。谁敢反抗就毙了谁。”

很快，火车站被成千上万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面色铁青，嘴里牢骚不断。老人、病患、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孩的女人、富翁和穷人都在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尽管已有两辆满载的火车在4月底离开了，第一批大规模驱逐在5月14日才正式开始。那是一辆载有4000名犹太男女儿童的火车，所有人都被党卫军强行赶入40节密封的车厢——如同将一辆公交汽车里的人塞进了一个扫帚间。不考虑年龄和病弱，人性也不重要，当然也不存在同情，每一节车厢就这么被填满了80个人，直到透不进光线，空气也变得稀薄。然后是被封死的门。日复一日，一辆又一辆诸如此类的运畜拖车向西北方向前进。此时，围捕行动不仅在匈牙利全境继续，也在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法国甚至波兰本国进行着。

在运畜拖车的门被关牢后，党卫军下令出发，一声尖厉的鸣笛，火车开动了。当火车头化作地平线上一缕模糊的烟时，被关在车厢内的人开始与自己失控的情绪角力。他们害怕和绝望，既想放弃又抱有决心，除了集体的恐慌，还有个人的忧伤。这是在去纳粹劳动营的路上？他们低声问着彼此，还是在前往被党卫军枪决的途中？几乎无人能回答，有勇气去想象一切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他们对先前的运送毫不知情，比如已经到达的火车载满6000多具尸体，那些躯体的眼睛仍旧诡异地睁着，松弛的嘴唇好像在凄惨地喘着气，这些被放逐的人是因缺氧而殒命的。他们也不知道，有一辆火车装着4000名12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孩子是被残忍地从父母身边拖走的，每一个都在绝望地期盼能有一点点食物或水，还有简单的人类拥抱；然而，他们全部都被处决了。没有人听见那些被特意丢进了精心设计的火车车厢、慢慢窒息而死之人的哭喊。

每一列火车都断断续续地前行，在冗长和令人焦躁的停滞下徘徊。人们紧紧地挤压在一起，无法弯腰，无法挪步，没有食物，也几乎没有水和任何如厕设施。随着时间的流逝，排泄物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到处都好像充斥着汗水和污秽。这趟行程会持续两三天，有时候甚至会长达五天；对那些老弱病残来说，路上的时间时常会缩短：成百上千的人就这样站着死去了，或是被他们周围的人挤死在车厢的角落里。

透过裂缝，这些被流放的人会看到几束微弱的光线，然后是历经日晒雨淋的高耸的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最终，最后几座匈牙利城市缓缓地被抛在身后。当他们于翌日中午时分经过科希策（Kaschau）边境时，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降临在运畜拖车里。通常每到这里，人人都会站起来，颤抖着抓住彼此，很少有人开口说话。他们知道，一旦经过这里，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他们被逼向人类忍受的极限，人们在每一站停留时疯狂地祈求水源，但极少有人上前帮助，任何试图靠近火车提供救助的人都会被党卫军强行挡开。然而，难以承受的不仅仅是口干舌燥，还有恶劣的天气。在虚弱的情况下，雨天的寒冷空气对人们来说无比严酷；在暖和一点的日子里，人体的热量和凝滞的空气也令人无法招架。车厢内的被放逐者们为了一切能让他们解渴或是饱腹的东西呼号着，哪怕只是几捧雪水、一丁点面包、几勺汤汁或是一小口咖啡。哺乳的年轻母亲们彻夜呻吟着乞求得到食物和水，但都无济于事，随后就是在又一个婴儿停止微弱的哭声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

在日利纳，人们含着眼泪在铁轨边看着这些火车经过。纵使多年过去，那些哀伤地伸出条板乱舞的手臂依然历历在目。

在运畜拖车里，人们尽管饥渴疲倦，却几乎不可能睡得着。太阳低沉，夜幕降临之时，受过教育的匈牙利人——医生、会计、店主、主妇和祖父母——变成了一群无序又焦躁的民众，野蛮地横躺在发霉的地板上。他们感到凄惨、羞耻和害怕，纠纷开始爆发，起因往往不过就是和周围人的一点点争执。咒骂成了家常便饭，随着夜色渐深变得越发频繁，尖叫亦是如此。有些无法入眠的人会为了摆脱疲劳而冲动地试图爬起来；由于没有食物，人们的四肢此刻挣扎着，适应最简单的机械命令。最悲伤的一幕莫过于看到他们不仅判断力下降，同情心也消减了。在这群像牲口一样被对待的人中，有一些人也变成了牲口。这也不奇怪：到这个时候，他们的感觉已经麻木了，饥饿的身体事实上是在反噬自己。

哨声响了，火车开始执拗地沿着单轨轨道穿越蜿蜒的鲁伯顿河（Lubotin）和两岸无尽的葱郁树林。从缝隙向外张望的人此时看见的，一会是斯洛伐克语命名的城市，一会又是波兰语命名的城市，每前进一英里，一切都变得愈加遥远和陌生。天气变得越发寒凉无情。令人心悸的停顿也越来越多，直到火车开始缓慢蠕动。突然，深夜里火车一阵加速，车头就要在一片寂寥的景色中停靠到站。

终点站隐藏在茂密的森林之中，溪谷纵横，薄雾如织，简直和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场景如出一辙。目之所及，可以看到桦树、大团大团的白烟以及远处朦胧的建筑。然而，当烟雾缓缓上升时，夜晚被铁轨旁边成排的红白灯光点亮了。对乘客来说，到达的时刻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宁静，他们的疑惑终于被解开了。当一个小女孩心想“没什么会比运畜拖车更糟”时，另一个孩子则问道：“爸爸，那里会像家里一样有操场吗？”

然而任何一段平静都是短暂的。缩成一团的人们开始祈祷、哭泣或是呜咽，有些人则是全然沉默。结局来得太突然了。起初是“砰”的一声，随后是沉重的脚步，接着是有人用听不懂的语言狂吼的命令。火车车轮尖锐的声音开始放缓，运畜拖车的门伴随着雷鸣般的啪啪声被打开。

门外，通往目的地的入口处挂着一则不祥的标语：工作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远处，熊熊的火光冲天而起，有30英尺之高，高耸的烟云在人们头顶盘旋，恶臭逼人。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就是奥斯维辛。

尽管此时无人知晓，但大多数人的生命只剩不到一个小时了。

弗尔巴和韦茨勒多少还是帮到了一些忙。5月的第三周，就在犹太人被不断驱逐出境的当口，斯洛伐克的地下党犹太人满怀激愤地向世界写了一封长信，要求炸毁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及主要的流放路线。然而，西方世界（包括白宫在内）最终还是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

对罗斯福来说，优先的事情必须优先处理——登陆诺曼底，击垮德军。

这时候，在奥斯维辛以西不到900英里的几个英国小镇——法尔茅斯（Falmoouth）、达特茅斯（Dartmouth）、朴次茅斯（Portsmouth）和纽黑文（Newhaven），士兵们正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盟军进攻行动集合列队——然后出发。连续数小时，泪眼婆娑的人群在街边站着注视他们。随着一阵哨响和一声长啸，女人们挥舞起手绢，男人们亮出代表胜利的“V”字型手势，孩子则爬上街灯或是树梢，对美国大兵高声呼喊。舰队的扬声器发出命令时，舵手们还在拿出成盒的香烟分发给人群。坦克和大炮驶来了，它们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滚动，短短几十年前这条路上驶过的最多只有马匹和驴车，偶尔才有马车。接下来是一辆又一辆的吉普车、卡车和半履带运货车，后面甚至还跟着自行车和火车头。随后是部队。人群更加沸腾了，然而男人们则令人不解地沉默着，因为很多人害怕死亡，而很多人又在期待死亡。

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嚼着口香糖的士兵们并肩挖过散兵坑，交换过妻子或是女友的故事，一起打过扑克或是喝过酒。他们知道彼此的口味，彼此的畏惧，还有彼此的希望，他们清楚对方是否在夜里打呼，或曾小声地抱怨过指挥官。他们了解谁曾经在牌桌上作过弊，谁的酒量大。他们确信自己能够信赖同伴，在诺曼底的海水中，他们会为彼此献出生命。正如一个军官对另一个所说的那样，“我们法国见”。

再看看南方。此时罗马还没有被攻陷，但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已从新近夺取的位居福贾的空军基地起飞，掌控了中欧的天空，沉重打击着远在德国领空之外的敌军目标：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南部，甚至触及了奥斯维辛所在的上西里西亚市郊。而在英格兰南部的基地，还有6000架全副武装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空中舰队，数量多到足以遮天蔽日，随时准备着为进攻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罗斯福任命的“霸王行动”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诺曼底登陆日定于6月5日——比原计划迟了一个月。

在千疮百孔的战争岁月里，罗斯福一直成功地高举着自信的大旗。美国人民（实际上是所有同盟国）都习惯了新闻短片里他那爽朗的笑声、咧开嘴的笑脸以及明亮的眼神。然而，在他向公众投射的总是自信非凡的领导形象背后，私下里却极度痛苦。在珍珠港惨遭轰炸、几近摧毁之后，白宫紧闭的门后是一个形容枯槁和面色惨白的罗斯福，他阴郁地将头埋在手中，喃喃自语道，他将会在史册上被视为一位“蒙羞的总统”。他悲痛异常，以至于身体严重痉挛，几乎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向看护开口说话。此后，盟军开始进军意大利，当他拿起电话接听行动开始的消息时，那只握着话筒的手抖如筛糠。现在，随着诺曼底登陆最终一切就绪，罗斯福下定决心要保持冷静，他要告诉美国人民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做好准备。紧张不安的埃莉诺·罗斯福对迫近的流血战争似乎没有那么自信，她痛切地记录下来，“侵略很快就会降临在我们头上。我很恐惧”。

然而罗斯福却没有。他一度计划飞往英格兰，参与登陆战的开始，不过当时的健康情况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但丘吉尔还是在6月4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里”。可是他不能。他去了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在那里的郊区，他将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做准备：在登陆日要对人民传达的信息。

外表镇定的罗斯福清楚，就算是最佳计划也可能会被搅乱，事实上确实如此。6月3日，置身大西洋对岸的艾森豪威尔点燃了一根又一根香烟——他是个远近闻名的老烟枪，最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抽完60根骆驼牌香烟。他在索斯威克庄园接见气象专家，很快就发现当天的天气显然不怎么样。艾森豪威尔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他确实也是如此。那一天早些时候，美联社的紧急报道发出了一条错误信息：“速报，艾森豪威尔总指挥部宣布盟军登陆法国。”更恼人的是，天气情况不容乐观。英吉利海峡的海浪愈发汹涌，乌云开始积聚。随后开始起风，天空飘起的细雨很快就变成了倾盆大雨。首席气象专家告诉艾森豪威尔，6月5日的天气会稍有好转。这一天，异常阴沉的天空和铺天盖地的五级大风降低了盟军空军的可视度，而空军的先遣行动对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加速恶化的天气也让人根本无法规划未来24小时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坚定不移的眼神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苦瓜脸，他双眼低垂，宣布需要在周日早晨再一次定夺，并祈祷天气能够转晴。然而晚间的时候，风暴却只增不减；大风呼啸，倒灌的雨水哗哗地击打着索斯威克庄园的百叶窗，甚至摇动了他本人的活动拖车。登陆至少要推迟24小时。

天气、等待以及深切的忧虑都在损耗着他们。大西洋对岸也好不到哪里去。不难想象，静静吸烟的罗斯福正在为他的登陆日演讲写下结束语。最终一切都要归于事实。整个周末，罗斯福的秘书都能从他的每一个“脸部和双手的动作”中察觉到总统流露出的紧张。他一页一页翻着公祷书 ，为诺曼底登陆日而祈祷。然而飞蛾无法抗拒火焰。当登陆推迟的消息传来时，紧张却依旧坚定的罗斯福于周一早晨回到了首都，等候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消息是零星传来的。当他在思索登陆的“下一步”时，越来越多的船只已经陆续驶离港口，数千艘的战舰已经成功登陆。遥远的英吉利海峡上，浓浓的迷雾中，一支数量壮观的舰队已经在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摇荡前行。

“你知道，我是个玩杂耍的，”有一次罗斯福愉悦地强调自己处理多重危机的能力，“我从来不会让我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在干什么。”然而，当诺曼底登陆的日期仍旧悬而未决，当德国人仍然躺在他们绵长的海岸防御堡垒中等待时，情况甚至比他所想象的还要艰难。

6月4日的晚上，正当阿道夫·希特勒在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寓所里安眠时，艾森豪威尔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设在古老乡村庄园索斯威克的指挥总部，他要参加一场将会决定战争结局的会议。此时，大雨如注，凄冷暴烈，连绵不绝地砸着屋檐。

在一个红木镶嵌的房间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再次收到了恶劣天气的简报。到了这个关口，登陆日初始规划时所特有的那种光鲜的乐观情绪早已消失殆尽。据首席气象专家判断，几个小时之内，也就是6月5日黎明前，暴风雨会有所减弱，风速将会降低，36小时内基本上会是“晴天”。会有多晴朗？这无法确定。何况任何更长远的预测都会令人却步，因为等到周三，暴风云团会再次席卷而来，让登陆延迟到6月19日——推迟整整两周时间。

那意味着仅剩的登陆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整个行动还能有多少犹豫的时间？阴郁的艾森豪威尔思忖着。“你怎么看？”他给自己的总参谋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Smith）出了道考题。“这真是一场赌博，”史密斯回答，“但这是机会最好的赌博了。”艾森豪威尔凝视着他的英国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问道：“你能找到明天不出发的理由吗？”蒙哥马利则丢出了一个词：“出发！”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阿瑟·泰德（Arthur Tedder）软硬兼施，他抗议6月6日登陆“充满了变数”。他提议推迟——再一次推迟。艾森豪威尔挑起眉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逐一投票。面对眼前这个重大的决策关头，他们既颤抖又疲倦，票数正好相当：7票同意，7票反对。在四面挂着大幅地图的房间里，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挥了挥手，绕着巨大的会议桌踱步。他的痛苦显而易见。现在决定权到了他的手里，而且只有他才能决定。

“我生来就是个乐天派，无法改变。”他曾经如是说过。可是在那一天，乐观几乎绝无可能。如果天气预报出了错，他的部队从登陆开始就会被大海拼命地拖后腿，不仅如此，风雨密布的天空也会推迟或阻挠士兵们迫切需要的空军掩护以及能够提供一定保护的海军炮袭。对那些成功上岸、隐身于沙滩上的疲乏不堪的士兵来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1942年的迪耶普登陆战 将再度血腥上演。然而，如果盟军选择等待，“霸王行动”被德军识破的风险就会大增，这同样致命。其实他们已经在斯莱普顿沙滩惊慌失措过一次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只要德国人站稳了脚跟，得失就不再是距离柏林的百余里路途，而是以诺曼底沙滩上的码数为算。再者，如果德军严阵以待，他的将士也会被撕成碎片。

除了艾森豪威尔的脚步声，屋内鸦雀无声。此时此刻，整个屋子也在外面的狂风大雨中飘摇。以任何标准来判断，盟军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动进攻似乎都让人无法想象。

“我不喜欢这样，但事实如此……”艾森豪威尔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房间里的气氛十分凝重。现在是晚上9点45分，他说道：“我非常确定，必须出兵。”确实如此，但这个命令是有条件限制的。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凌晨4点再次召集全员。虽然他只是下达了临时命令，还是有5000艘船离开了港口，开始飞速奔赴法国。如果还要召回它们，总司令无法等到黎明。

在回到他的活动住所后，艾森豪威尔辗转反侧，凌晨3点半就起了床。他匆忙地刮完胡子，然后乘车穿越泥泞再次来到索斯威克庄园。现在，大雨已经势不可挡了；实际上，近来的春季雷雨范围甚广，延伸数百英里，最远直抵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在那里，希特勒在半个小时前才睡着。虽然如此，气象专家仍然坚持他的最新预测，天气很快就会放晴，天空会在一两天内保持晴朗。艾森豪威尔再次心如乱麻地缓缓踱着步，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决定。

他停了下来，最终不再踱步，在沙发上坐了足足5分钟，然后轻声宣布：“好吧，我们出发。”听到这几个简单的字眼，欢呼声响彻索斯威克庄园。随着这最简单的命令下达，他发动了战争史上最宏大的水陆两栖作战。登陆战将于6月6日凌晨打响。

同一时刻，就在登陆战的前夕，信心高涨甚至欢喜雀跃的罗斯福从夏洛茨维尔回到了华盛顿。

每次出行，身为盟军统帅的艾森豪威尔都会在拉链钱包里装上幸运符（包括一枚银色的银元、一枚法郎和一枚英国便士），每一枚都会用手指紧张地摩挲。罗斯福则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如今艾森豪威尔就是他的幸运符。不管总统在战争早期对他的总司令存有多少疑虑（有一次竟惹得艾森豪威尔直抱怨：“该死，告诉罗斯福，我是美国军队里最棒的陆军中校。”），艾森豪威尔最终还是取得了他的信任。总统知道，虽然艾森豪威尔脾气很坏，但是骁勇善战的他无畏无私，而且和自己一样，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也知道，艾森豪威尔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擅长“明智妥协”的大师，能够在那些将军、指挥官和联盟之间的小诡计里周旋自如。

这些都是有所回报的。盟军于1942年笑傲北非战场，1943年冬天又英雄般重创意大利，并且在诺曼底登陆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拿下了罗马。罗斯福当然清楚胜利的代价。4个月以来，人们的意志一直在接受沉重的考验：盟军在向前推进，却没有胜利的消息。14个孤注一掷的纳粹师毫不妥协，在安齐奥（Anzio）顽固地挡住15万盟军的去路；5月23日，盟军最终力压德军，罗马随后被攻陷。这个城市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古老象征，在近代又建立起令人崇敬的教皇政权，而现在则是盟军势不可挡的挺进的标志。熬过了数月不眠之夜，经受了数次焦虑和喜悦间的摇摆后，罗斯福终于感受到了机遇的降临。他欣喜若狂。

在白宫空旷的外交接待室，罗斯福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一场炉边谈话。他为近期攻下罗马的胜利而狂喜欢呼，“我们已经将轴心国的一个首都握在手里了，”罗斯福振奋地对美国人民说道，“拿下了一个，还剩两个！”但是柏林才是终极战利品。对于横跨海峡的战役，罗斯福保持了沉默，并未给出评价。演讲结束以后，他做了回夜猫子，放松地看了一部电影，到11点后才被人抬上床。他当然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盟军伞兵正在一波波地从运输机上跳下，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月光点亮的黑色夜空下跨越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在怀特岛南部，无数军舰和船只正源源不断地驶向法国海岸。

艾森豪威尔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到欧洲参与战斗”。当罗斯福沉入一段并不安稳的睡眠中时，这一切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空军担当了开路先锋。黑夜中，近900架满载而出的C47运输机排成V字型，一波接一波地铺天盖地而行，足有300英里长，在500英尺的低空飞过海峡，以便躲过纳粹的雷达；运输机内，第101师和第82师空降部队的战士们在脸上涂满了黑色条纹，紧紧抱住他们的降落伞。这是震撼人心的一幕：一队队飞机排成紧凑的阵型，每一组足有9架机身的宽度，机舱内没有光，也没有无线电波，气氛近乎死寂。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当飞机从海岸线上空的云层中跃出时，机枪和追踪器将它们笼罩包围。随之而来的是爆炸——德军88毫米口径爆弹照亮了夜空。机群还没来得及躲避，就在敌军的火力下开始颠簸，翻滚旋转，起起落落。迫不得已中，他们打乱了阵型。在最初的逃窜中，场面一片混乱。有的人滑倒在地，目瞪口呆，有的人开始呕吐，到处都是人们的喊叫声。机舱内的人和货向着四面八方倒下，子弹穿过了机翼和机身。上下左右都有飞机在爆炸，有的被拦腰截断，有的则是驾驶舱玻璃粉碎，驾驶员被流弹击毙，机体绝望地在空中旋转。几乎每一架飞机都受到了攻击，然而近乎奇迹的是，大多数飞机都仍在飞行。当它们接近空投区时，驾驶员打开了绿色的信号灯。

在隆隆作响的炮火与飞机机体发出的尖锐声响中，伞兵指挥官开始发出信号：空降兵出发。

伞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机舱，他们拉开降落伞，飘浮在黑暗中下落。

在他们如同五彩纸屑般从天而降时，他们下方的身影正朝四面八方跑去，叫嚷着，比画着，并将来福枪对准目标。那是德国人。

在别处，德国的防空炮组不断收到有空降兵着陆的消息，着陆点的分布独立而分散，没有任何可参照识别的模式——从卡昂（Caen）西北方到维尔河（Vire）沿岸，从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东岸再到蒙特布尔（Montebourg），一直到毗邻的比利时。这就是他们长期等待的进攻吗？这是一次反抗行动，还是为了使他们放松警惕的调虎离山计？德国人困惑不解，尤其有些空降者是假伞兵，着陆时还在播放着交火的录音。对纳粹国防军来说，这次空投变成了一场令人抓狂的演习：他们最终推断可能有10万伞兵着陆，于是花了大量时间搜查树林，朝灌木丛里“并不存在”的敌军空降兵开火。而实际上，空降兵确实在那里。

凌晨1点钟，盟军伞兵小队在皎洁的月色下悄无声息地穿过村落外围或是浓密的树林，尽其可能地切断每一处角落的通信线路。他们移动迅速，用手榴弹炸毁电线杆，截断地下通信电线。盟军一点点地包围了横跨法国北部一带城镇的纳粹巡逻队，这让德国人陷入混乱和迷惑。他们一找到机会，就会占领桥梁，或清理空地，准备好迎战即将现身的盟军增援部队。近旁的德国部队已掌握了盟军伞兵着陆的实情，他们竟认为这也是一个计谋。

直到当一名德国列兵抬头看到天空上“全是飞机”时，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凌晨3点钟，伞兵已经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德国人现在要担心的不仅仅是飞机了。

涂黑的滑翔机像大鸟一样在头顶出现，在猛烈的侧风中滑行，前来支援登陆的美军。它们满载推土机（用于挖掘新的飞机起落跑道）、吉普车、反坦克炮、摩托车和折叠自行车及数不胜数的弹药，当然还有同样必不可少的军队。然而在一瞬间，一切似乎出了错。德军的地面炮火异常猛烈。远处的伞兵部队听见巨大的可怕声响——折磨人的物体刮擦声，接着是渐强的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与树木断裂的声音，那是摔成碎片的滑翔机。随后，夜空中回响着奄奄一息的士兵痛苦的呼号。在空中打转的滑翔机有的沿着树梢上下颠簸，有的一头扎进树冠，有的撞上了石墙和附近的谷仓；在大风和骚乱中，飞机的碎片撒满大片的田地。还有一些飞机滑向地面，或互相撞击，或落入了隆美尔军队重重把守的地区。除此之外，有些飞机则陷入沼泽或是灌木丛中。

滑翔机和伞兵部队的伤亡都高得惊人。最悲惨的一幕莫过于那些无助地挂在树上的伞兵，他们撑开的降落伞就像“满是破洞的布偶”。而且地面的情况也经常好不到哪儿去。不管是落在苹果园还是野草丛生的田地，人们在落地以后就散落成了一个个相互孤立的小群体。部队之间几乎无法联络。他们残破不堪的地面无线电装置都被毁了。当他们吹起口哨或是军号时，相互召唤的声音都淹没在断断续续的防空炮火声中。四周也没有什么可藏身的掩体。额外备用的弹药被水浸湿了，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反坦克火箭炮，或是机枪被堵住了，又或者爆破装置不管用了。面对更大规模的防御，他们也没有迫击炮、探雷器或是反坦克炮。

但某些一闪而过的迹象表明希望还是存在的。一名美国伞兵在交火的时候，突然发现战斗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敌军的炮火停了下来，随后“啪”的一声响划破了夜晚——那是一声枪响。起先只有一杆枪响，随后是第二杆，最后十多支双手高举过头顶的敌军队伍现身了，他们咧着嘴，互相拍着背，哈哈大笑。他们是波兰人，被纳粹强行征召入伍。他们没有和美国人对战，而是处决了部队的德国军士，然后立马倒戈。他们绝不是唯一一群这么做的士兵。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约1.8万名伞兵和滑翔机战友强行降落在诺曼底地区加入战斗。在黎明到来之前，他们迅速地摧毁了迪沃河（Dives）上的桥梁，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又夺下了德国人在梅维尔（Merville）的炮台。第82师空降部队浴血奋战，尽管伤亡惨重，还是拿下了圣梅尔埃格利斯（Sainte-Mère-Église）。在与顽固的德军对抗时，一名好战的士兵用他最好的法语嚷道：“Nous restons ici！（我们跟你干到底！）”史诗般的胜利也在谢迪蓬（Chef-du-Pont）和飞马桥（Pegasus Bridge）上演。盟军部队开始巩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内陆，他们摧毁了德国的加农炮，占领了岔路和桥梁，并控制了海滩的重要出口。

德国人呢？希特勒还在熟睡，纳粹国防军仍旧找不着北。一名德国军官的总结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主要作战行动。”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离谱的错觉。自午夜起，大批盟军海上运输舰队已经开始跨越波浪滔天的英吉利海峡。打头阵的是登陆艇和巡洋舰，紧随其后的是驱逐舰和一长串扫雷艇，然后是炮舰和战舰，还有运输船、海岸警卫搜救船、鱼雷快艇和封锁用船。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像是在怀特岛和诺曼底海岸中间搭起了一条跑道。许多船只的一侧画有鲜亮巨大的字母“O”——代表奥马哈沙滩，有些则画着代表犹他沙滩的字母“U”。当舰队靠近海岸时，一声哨响传来，军官们一声令下：“到各自的登陆区域报到！”接到命令的部队爬下湿漉漉的网，攀上希金斯登陆艇。

由空中战友们发动的一切，现在将由他们来继续。

眼下仍旧漆黑一片，破晓前的空气依然寒凉。由于船只在水中疯狂地摇晃，挤在一起的士兵们开始呕吐。寒流刺痛了他们的眼睛，浸透了他们的武器。但让他们最煎熬的是期待，这些船舱内的士兵们正跃跃欲试，整装待发。5点20分，东方开始破晓。伴着升起的朝日，他们听到了从头顶传来的第一波轰炸机的轰鸣。

进攻定在了6点30分：第一缕曙光出现后的一小时。

在大西洋壁垒，毫无设防的德军守军举起了他们的望远镜，突然瞥见清晨的薄雾中涌出了数百艘破浪前行的盟军登陆艇。它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德国士兵沿着峭壁排好迫击炮，瞄准目标，有人冲向无线电通信设备。“准备多拉炮！ 集中火力！”他们大喊，“准备多拉炮！集中火力！”

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这支不断靠近的巨型舰队变得越来越庞大。“我们已经看不见海了，只看得见船。”一名法国目击者吃惊地记录了下来。实际上这还是被低估了。海峡中的战舰和驱逐舰上架起了无数挺机枪，等待着开火的命令。首先安排的是空袭，一连串炸弹被投放在海滩上。尽管希金斯登陆艇里的人们有些害怕，但还是开始欢呼。几分钟过后，他们捂住了耳朵，战舰开火了。第一波齐射是一连串雷鸣般的爆炸，仿佛天空和海洋都爆发出了浩大的原始怒火。“这是我听过的最响亮的声音，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自己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一名通讯员充满敬畏地写道。

的确如此。第一波火力之后，舰队上盟军的机枪又一次奏响了大合唱，整个海岸都被爆炸的闪光和浓烟包裹，翻腾的烟云中尘屑和碎片四溅。附近房屋的玻璃震得粉碎，四散的德国人先是绝望地找寻避难所，然后开始回击。

6点钟，坦克顶着强劲的逆风和飞旋的潮水，开始登陆。火箭在上空呼啸，战舰上的机枪也在继续喷涌子弹。盟军的炮火带来了多米诺效应，沿岸的地雷迅速地被鱼贯引爆，沙滩上的干燥草地燃烧成噼啪作响的火丛。高温和巨响空前绝后。一名士兵回忆：“它们的咆哮就像是一场伟大交响乐的华彩终章。”在许多马上要从希金斯登陆艇中跳出的人眼里，这就像疯了，像是某种死亡的前奏，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样的火线。他们面前的沙滩在轰炸的怒火下战栗着。

艾森豪威尔很喜欢一句名言：计划决定战役，但战斗开始之后百无一用。

现在，战争真的打响了。

凌晨6点半的时候，第一波攻击登陆诺曼底海滩。美军第1师、第4师和第29师向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艰难挺进，而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则于一小时后在剑滩、朱诺滩和黄金海滩登陆。很难想象还有比盟军诺曼底登陆更彻底的事先规划，但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有这么多环节出了岔子。从一开始，这场计划的基本要素就被迅速瓦解。没有一个计划者预料到，有那么多部队在还未开始战斗前就晕船。在第一声枪响前，第一批士兵已在滔天海浪中上下颠簸了四个小时，疲惫不堪，错愕昏沉。事实上，没有人事先会想到，当战士们从登陆艇中跳出以后，在齐胸深的水中挣扎的他们很快就会令人不解地牺牲——虽然潮水并不算高——只因为他们背负的装备在浸水后重达68磅。有的人则一不小心跳入了没过头顶的海水。许多人陷入了水下的弹坑，在还没有接近陆地前就溺水身亡。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登陆以后，有的人还忙着用钢盔舀走登陆艇里不断上涨、威胁着登陆艇安危的海水，因为船只的抽水泵坏了，为此他们精疲力竭。

数不清的两栖坦克在演练时效果卓越，但当其试图乘着难以驾驭的海浪，驶向诺曼底海岸时却一败涂地。奥马哈海滩上，盟军的海军轰炸转瞬即逝，很多都投放错了位置，几乎不能为海滩登陆提供足够的掩护火力。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盟军的空投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投放结果与目标差得十万八千里，没能成功清除掉德国部署在海滩绝壁上的防御。结果，敌军的炮火愈发猛烈，疯狂地向美军部队扫射；有些兵团的伤亡率在登陆的几分钟内就达到百分之九十。

致命的不仅仅是海岸线上的交火。当盟军到达奥马哈野草丛生的斜坡时，真正的噩梦又一次降临。在英勇的第16号步兵团看来，这场战役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秩序井然的袭击行动，还不如说是把乔治·皮克特将军在葛底斯堡无人之地 的致命冲锋再慢动作回放一遍。10英里长的斜坡上，许多士兵还没来得及踏上沙滩就被杀死或受伤。从希金斯登陆艇放下跳板的那一刹那，德军的各门火炮和机枪就开始铺天盖地喷射。他们将地雷外插满电线，因此只要有登陆艇登陆，坐在碉堡内的德国士兵就可以引爆地雷，造成最大规模的杀伤。更糟糕的是，在强达每小时18海里的强风和随之掀起的6英尺巨浪的影响下，只有一支部队到达了正确的地点。其实这就是那场暴风雨的尾声，海浪仍在狂躁地翻滚，从沙滩向大海延伸的12英里内都是白浪。

此时，海水中还有刚牺牲的士兵尸首在浮浮沉沉，整个场面看起来像一场大屠杀。

空中的摄影侦察也几乎毫无作用。美军几乎是盲人摸象，无法辨识德军的炮火从哪儿来，是海岸上星星点点的残破村舍，还是牢牢嵌入崖壁的、迷宫般的混凝土炮位。

突袭部队就像不堪重负的骡马，一个体重125磅的大兵得背负100多磅的装备，包括一桶液态喷火器和一气缸氮气，几乎无法开火射击，连站起来都吃力。他们浑身湿透，一头雾水，无法穿越湿漉漉的沙滩，眼前的雷区障碍只会给他们添乱。A连是首批上岸的部队，200个人中，六成以上都来自弗吉尼亚的同一个小镇，他们就是今日世人皆知的贝德福德男孩。 15分钟不到，他们只剩下几十来号人，其余的人散落在战火纷飞的海滩，尸体被无望地冲刷到海岸上。瞬息之间，另一个连也丧失了96%的战斗力，他们都是在搬运手榴弹、炸药包、迫击炮、机枪、喷火器和其他装备时殒命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海滩上尽是燃烧的登陆艇和残缺不全、失去了手脚的躯体。

按原计划，部队应在早晨7点半占领绝壁。然而现在，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死尸，到处都是成堆的被丢弃的防毒面具、手榴弹、火箭炮、无线电、步枪、机枪和弹药箱。这还没算上沉入海底的成百上千辆坦克、吉普和机动火炮。

混战没有片刻停歇。海滩很快就被死尸和奄奄一息的躯体堆满了。海中的盟军登陆艇在爆炸或燃烧，此时水中漂浮着面朝下的尸体，也有仰着脸喘气、在海水中挣扎的幸存者。有些人在水中装死，希望德军会停止开火，潮水可以推他们上岸。“天啊，真可怕。”一位中士只简单地说了这一句。面对德国人的碉堡对海滩的集中狂轰乱炸，美军蜷缩在一切可能找到的障碍物背后，经常是在齐脚踝深的海水里，亦或手无寸铁地平躺在海堤上，或徒劳地用手肘或是膝盖支撑着自己，在泥泞和浸满鲜血的沙滩上匍匐行进。他们在沙地上拼命挖掘临时的散兵坑或是战壕，好躲过迫击炮。许多人尿了裤子，有些人开始啜泣。德国狙击手藏身于绝壁下的老巢中，冷静地挨个解决轮番冲向海边的美国大兵，他们跳房子般地经过死人堆，试图将伤员往安全地点转移。那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没有指令，没有方向，躲过机枪扫射的美国大兵暴露在迫击炮的轰炸中；而那些躲过了迫击炮的人又被轻型火炮逮个正着。一名士兵后来回忆道：“我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而伤者也困在自己的地狱中。他们要么是被击中了胸膛，要么浑身鲜血淋漓，要么上颚粉碎，颧骨裂开并暴露在空气中，鲜血四溅。只有极少数人在战友注射的吗啡与陪伴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有些人被起火的装备点燃，疯狂地冲向海水，但通常也无济于事。有太多的人在绝望中死去，怀着彻底的、全然的孤独，唇边挂着最后一声微弱的祈祷。一名士兵在目光凝固之际只能呼喊着“母亲，妈妈”，了无生息的目光永远地停留在头顶的云层上。

按照战场惯例，战役打响后，若要让伤员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治，就得把他们转移到后方，但可笑的是，这一回伤员们必须被转移到敌方战火的前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心理折磨，周围一片天旋地转的混乱，有些人全然崩溃，有些人则陷入惊恐。光是噪声就惊心动魄，他们的身后是海军的密集炮火，眼前是火炮和迫击炮，头顶则是飞机，还有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引擎的轰隆声和伤员的哭喊嚎叫。对有些人来说，这已然令人无法承受了。

站在巡洋舰夹板上的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意识到，奥马哈海滩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灾难，他祈祷士兵们只要“坚持住”就好。他知道海滩上已经拥挤不堪，成百上千的登陆艇在海上无头苍蝇般地打转，增员甚至很有可能使情况恶化。然而撤退并不可行，在犹他海滩和黄金海滩中间留下37英里的缺口会令整个登陆计划受到威胁。

出人意料的是，盟军并未停止前行。早晨7点30分，大部队已经涉水登陆，只不过人员数量几乎骤减。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的他们受到了压制，先前的进攻计划看起来也百无一用，幸存的指挥官们开始随机应变。这些士兵不能待在原地不动，那是不要命了，但他们也不能绕开德军，向前挺进或后撤也不行——穿越布满地雷的沼泽，或是攀上绝壁将战壕里的德军击毙都无路可循。他们的面前是密不透风的成排铁丝网。从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毫无出路的危机。

不过时不时地，有小批队伍开始攀登山崖，渐渐地有一小拨指挥官——包括上校和将军甚至中尉——开始聚拢。他们挥舞双手，呼喊着使部队前进的号令。一位上校怒吼：“我们在内陆可能像在海滩上一样丧命。”与此同时，对盟军已经清除的雷区，工程兵一丝不苟地粘上布条示意，其他人也在穿越浸水的反坦克壕。人们每分每秒都在为德军的反攻严阵以待，这样他们就能在反攻开始时，如一位营长叫嚷的那样以最小的代价“立即冲回海峡中”。然而反扑一直没有来临。

与此相反的是最令人振奋的一幕：三个被困在一处旧平房地基的美国人抬起头时，看到了应当被称为奇迹的一幕——美军正顽强地向德国人把守的山崖挺进。

他们占领了战略制高点。

美军百折不挠。更大型的登陆艇开始登陆时，坦克、半履带车、吉普、卡车和自行火炮也轰鸣上岸。进攻时刻开始没多久，“霸王行动”开始全线推进。尽管盟军的伤兵步履蹒跚，前进缓慢，他们还是无数次地给予希特勒的军队重击。在别处，盟军在黄金海滩、朱诺海滩与剑滩的行进也近乎畅通无阻。

艾森豪威尔本人在早晨7点前就起床了，而且也已被告知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他先是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躺了几分钟，然后咧嘴一笑，点燃了一根香烟，翻起了从廉价书店买来的西方小说，并同自己的亲密助手哈里·布契尔聊着天。随后，他开始习惯性地踱起步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拿起了电话，唤醒了正在沉睡的罗斯福总统。

凌晨3点的华盛顿，起先拿起电话是白宫的接线员，她告诉马歇尔将军稍等片刻，然后立即给埃莉诺打了个电话，让第一夫人叫醒总统。白宫静得出奇，只听得见情报部门的走廊里发出的轻微窸窣声，还有每时每刻都在接收绝密急件的机密地图室传来的嘈杂声。这种安静令埃莉诺觉得毛骨悚然。她自己也由于过分紧张而难以入眠。现在，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总统卧室的门；她解释道，马歇尔打来了电话，进攻正在展开。总统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穿上了毛衣，将电话拿到自己耳边。马歇尔简要地告诉了他到目前为止的战争近况；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已经欢欣鼓舞地告诉马歇尔，“（军队）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罗斯福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随后他开始忙着打电话。

同一时刻，进攻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甚至全世界。实际上，最早透露“霸王行动”启动的是纳粹的官方喉舌——海通社，它宣布英国伞兵部队正在法国海滩登陆。在翻译的帮助下，美联社迅速跟进，发布了广播消息。英国广播公司也立即参与进来。不甘落后的《纽约时报》火速推出了特刊“晚间城市版”，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将其送上了大街——这期特刊有个应景的名字叫“补充说明”。由于尚未得知事情的真实过程，报上只印刷着一则全部由大写字母构成的头条标题：“希特勒的海岸线已被攻破，盟军正在挺进内陆；次批盟军登陆成功。”

不到半小时，人们就开始骚动，有的人为买报纸在街上排起长队，有的则手上端着咖啡，身穿睡衣坐在调高了音量的广播边上，紧张地等待最新的战况新闻。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点，消息来了。和美国人民一样紧张的广播电视台中断了惯常的节目安排，发布了一条紧急通知，“据德国广播报道，登陆已经开始”。然而这条报道混乱而又零碎，像是某种警告，纳粹的广播可能只是哄骗法国抵抗运动的伎俩。几小时后这个想法就被忽略了。美国人能够听到艾森豪威尔在登陆日前夜下达命令的录音。这段录音起先由英格兰南部交通线的扬声器播出，现在美国人民也可以听到，重温盟军舰队驶离英国海岸前听到的振奋人心的演说。

这段演讲是献给“盟军远征军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

“你们即将开启一场大远征，朝那片我们数月以来努力抗争的土地进发。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你们将毁灭德国的战争机器，推翻纳粹暴政对欧洲人民的压迫，带领我们回到安全的自由世界。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你们的敌人受训良好，装备精良，身经百战。他们肯定会负隅顽抗。

“但现在是1944年！自纳粹在1940至1941年接连取得胜利以后，情况已大不相同……我们的大后方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占据优势的武器和军需品，并为我们输送了训练有素的后备战士。风向已经变了！我充分相信你们的勇气、对使命的忠诚以及作战技巧。我们必将取得全面的胜利。

“祝你们好运！”

在美国人民专心致志地聆听每一个字眼的时候，大兵们也将军命折好，塞进了口袋。在那些生还的人之中，很多人都在返乡后都将其装裱起来。《纽约客》将这一天称为“史上最非凡的一刻”，事实的确如此。举国上下都为悬而未决的结局感到“极度痛苦”。当工人们听到从扬声器传来新闻播报时，他们大吁了一口气。走过了阴云密布的三年，当黑夜消退，黎明将至，人们的期待只增不减。很快，这一天不仅仅充满了祈祷，还有沉默的希望和内敛的欢欣。美国人民欢呼雀跃，将盟军进攻的消息传遍各大洋，传遍各国，让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数以千计的广播传颂这消息——罗斯福的盟军正向一场伟大胜利行进。

消息的传播势不可挡，人民的狂热情绪亦如是。挪威和英国的国王发表了演讲，随后是比利时和荷兰的首相，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也向法国人民致辞。罗斯福总统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以后，最后一次拿起听筒，向白宫接线员传达了一个简单的指令：叫醒他的助理，告诉他们立即在办公桌前待命。很快，史蒂夫·厄利（Steve Earley）和帕·沃特森（Pa Watson）等老部下都来到白宫西厢的办公室工作，奋力处理雪片般飞来的文件和报文。在通常由三波人日夜轮班的嘈杂地图室，军官们正试图跟上极速变换的战场。白宫上下，从混乱的小办公室到隔开的套房，罗斯福的工作人员都在应付潮水般不断涌来的消息。

尽管头一批电报中的某几封算不上鼓舞人心，罗斯福在忙碌又充满激情的数小时内还是能感觉到，盟军即将迈向伟大的胜利。这令人想起79年前白宫经历的相似一幕。那是在1865年4月初，亚伯拉罕·林肯在五岔口战役中取得胜利，身披数条被缴获的南部联盟军旗帜。“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欣喜地说道，“这是我能看到、感觉到和弄明白的东西。这意味着胜利，这就是胜利。”

此时，诺曼底的海滩已是下午时分，新一波盟军继续登陆，罗斯福比之前更加确信了。早晨9点50分，他摇着轮椅来到总统办公室，对白宫发言人——坏脾气且狡猾的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介绍了基本情况。11点半的时候，军方领导人马歇尔将军、哈普·阿诺德（Hap Arnold）和海军上将金（King）传来文件，将他宽大的办公桌挤得满满当当，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重量。由于远离战场，文件的细节还很匮乏。奥马哈海滩的境况不容乐观；不过其他前线的部队都在稳步奋力前进。而午后不久，当罗斯福同女儿在自己最喜爱的木兰树阴凉的树荫下野餐时，形势已明显而不可逆转地偏向盟军了。

下午晚些时候，总统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场涌进了接近200名翘首以盼的记者。起初，全场肃静，因为人们考虑到总统几乎彻夜未眠——他只休息了4个小时，看起来极度疲倦。他憔悴的脸布满皱纹，脸颊也深陷下去。尽管如此，罗斯福坐在那张绿色旋转轮椅上，仍然维持了良好的状态，穿着得体。他穿着白色衬衣，左袖上绣着姓名缩写“FDR”，系了带深蓝色斑点的蝴蝶结领带。嘴中叼着黄色琥珀烟斗的他向屋里不止一位记者表示，自己对局势很满意。尽管总统的小猎犬法拉顽皮地在家具上跳上跳下，手中拿着便签和笔的记者还是将罗斯福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了下来。他笑容灿烂，精神很好，打趣地说聚集现场的记者们也“笑容满面”。

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出了警告。“我们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登陆，穿过海滩——如果没有缺胳膊少腿的话——然后走到柏林，”他补充道，“国家越早明白这一点越好。现在不是过分自信的时候。”他总结。

不过他的话中充满自信。罗斯福没有明确谈到细节，只说进攻“按计划进行”。他是怎么撑下来的？罗斯福犹豫了，他目光闪烁，然后咧嘴一笑：“好吧——我有点儿困。”

与五角大楼最重要的官员之一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McCloy）会见完毕后，罗斯福滑着轮椅经过白宫前医师罗斯·麦金太尔的办公室——那里有一把牙医椅，一张按摩桌，还有摆满各种药剂的柜子。他又经过自己近期新建的宽阔室内泳池，去和埃莉诺享用7点半的晚餐。

更晚一些时候，不到10点，罗斯福再一次接通广播，这一回他是要带领全国人民祈祷。他的讲话简短扼要（只有10分钟），情感丰富，是他就职总统以来最富感染力的一次。他就像是一位照看羊群的牧师将全国人民庄严地团结起来——当时约1亿美国人守在他们的收音机前——为“我们的儿子，国家的骄傲”祈祷。他说，“盟军在这一天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为保卫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文明而斗争，为解放苦难的人类”。他滔滔不绝，语言无比流畅，“领导他们（士兵）走向正义和真理，让他们的臂膀充满力量，内心坚强。他们需要诸位的祝福。敌军凶险，道阻且长，或许会遏制我们的力量，胜利也可能不会拍马赶到”。对此他又威严地补充，“但我们不会放弃”。

谈到盟军时，他强调，“他们并不为了征服的欲望而战，而是为了结束侵略。他们是为了解放……”

他感觉到了国人紧张不安的情绪，于是把最锐利的言辞放在了最后，高亢地呼唤留在家中的人们，包括那些期盼儿子毫发无损地从战场归来的父母，渴望丈夫安然无恙的妻子，等待父亲从前门走进来的男孩女孩，他们对于近在咫尺的赌局拥有直观的理解。“有些人永远也回不来了，”罗斯福轻柔地沉吟道，“但相信他们吧，相信我们的儿子，相信彼此，相信我们团结的远征军吧……”

人民同意了。

自破晓时分起，国家就开始纪念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钟声开始回荡。费城的市长用沉重的木槌敲响了巨大的独立钟，这是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35年浩浩荡荡的送葬仪式后的第一次钟声。百老汇的演出也为纪念诺曼底登陆日停演一天。棒球赛也取消了。纽约证交所在交易开始前默哀两分钟。梅西百货关了门，出于爱国之心，店员在商店门外装上了一台收音机，全天高声播报登陆的最新消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市民为参加全国祈祷原地静立5分钟：每一辆卡车、每一辆巴士、每一辆汽车、每一位工人和每一位路人都在自己的位置或是办公桌前静止不动。在全国其他地方，无论大城小镇，防空警报都尖声回荡，工厂哨声鸣响，电话线路也被互相打电话的家人朋友占满。

《纽约时报》写道，“我们已经来到了共同的宿命时刻”。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宣称，“这是我们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全国上下祈祷的人群手持《圣经》，挤满了教堂的长椅，或冲进犹太会堂。办公大楼里和生产线上的男男女女也自发停止了工作，将手按在胸前祈祷，之后再重新回到工作中。同一时间，大批人群涌进医院献血。疯狂的庆祝活动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在英国，人们不由自主地起身高唱《天佑吾王》 （ God Save the King ）；在莫斯科，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街上一起手舞足蹈；在罗马，刚被解放的意大利人挥舞着美国、法国和英国国旗。

早在1943年的12月16日，《纽约时报》就评论，德国正在“苟延残喘”，而1944年可能就是德国“垮台”的一年。

在罗斯福看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诺曼底登陆日会是他总统任期以来最伟大的一天。 wp+sU7PaLL2LCebXJFCi1DxaWqYgXNtqMD+r/JpKQq5qOfmPcTdi4wvy/53fb7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