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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还住在佐吕间时，就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从他懂事起，母亲已经结核病发，被隔离疗养。在谦二的记忆中，只有似乎是母亲的女性坐在廊缘上的身姿这样模糊的印象，而父亲总是忙于事业，几乎没有父子共处或受父亲照顾的记忆。
谦二实岁六岁，母亲芳江刚
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外祖母小千代终于来到佐吕间，她是为了女儿临终的照护与其后的丧礼，以及带走谦二而来的。
当时年仅六岁的谦二，对自己要被送往东京一事完全不知情，说自己“带着好像要去远足般的轻松心情”。日后听小千代说，当时搭公车从佐吕间前往火车站途中，谦二曾说了句“还是别去了吧”，让小千代感到相当困扰。至于初次到达东京的印象，则是“总之是人很多的地方”。
外祖父片山伊七在东京市杉并区高圆寺的蚕丝试验场（现在的“蚕丝之森公园”）附近，经营一家糕点店。对于前来东京却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的人而言，许多人都选择经营零售商店。糕点店是其中最不需要技能的商店之一。
在这个时代，还没有政府认定的调理师证照，所以可以自由开业。但也因为如此，离开农村来都市创业的人口过多，零售商店也过度密集。一九三〇年代初，东京市内平均每十六户就有一家糕点店，每二十三户就有一家米行。经营状态也同样不稳定，同一时期浦和市的小商店，平均营业年限为一年十一个月，即便是闹区银座，也仅有四年左右。
高圆寺自家周边
根据谦二的回忆，片山伊七是一位“干练的人”。虽历经了开拓地农民、建筑业、旅馆业后，来到东京，但他完全没有学过如何制作糕点。除了在高圆寺租屋处自制豆沙包外，伊七也从锦系町的糕点批发商购入糖饴与馅子玉等便宜点心，陈列于店头售卖。年幼的谦二也曾数度跟着伊七前往批发商那里。附有抽奖的点心则是附近孩童最喜欢的人气商品。
高圆寺住宅格局
伊七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房舍，隔成两户租给两家商店。以现代的词语来说明，两户都是楼中楼那样的形式。面对一楼入口的是大约三叠（三张榻榻米）大小的店面，并排着批来的糕点。接着以日式拉门隔开，后方是六叠（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间和三叠的厨房，再往里走就是伊七增建的工作间，可在此蒸豆沙包。二楼有晾衣台与店铺看板，一样隔为三叠与六叠两房。
在这个租屋中，先被送到东京来的长男辉一睡在二楼，一楼则睡着外祖父母与幼小的谦二。家具大概只有橱柜，不过伊七颇喜好新奇的产品，听说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前后，家中就有了收音机。
大约十户共用一管自来水，要向管理人借钥匙才能打开。洗衣服则靠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出生的小千代以大脸盆手洗，但因家务劳动颇多，所以大概是四至五天才会换洗一次内衣。要等到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期，洗衣机普及以后，日本的庶民才开始每天更换内衣。洗澡则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钱汤
去一次。
饮食方面“只要有米饭与带有咸味的东西就可凑和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渍物与米饭为主。谦二回忆说：“几乎没有吃鱼或肉的记忆。”因为物流不发达，鱼肉多为晒过的鱼干，鲜鱼大概只有沙丁鱼，而且并不真的新鲜。
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大多以猪肉为主。偶尔得到一只鸡，就会与左邻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购买，鱼或肉则到蚕丝试验场附近的市场购买。小千代平时忙于家务，完全没有时间烹煮精致的料理。
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家境“大概恩格尔系数达到60%吧”
，即便如此，“也有自来水，饮食感觉比在佐吕间还来得好”。小熊家在佐吕间已经处于上层阶级的位置了，即便如此仍感到上述东京生活状况优于佐吕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城乡的巨大差距。
顺带一提，佐吕间村是一个面海的行政区域，但当时缺乏将鱼运入内陆的物流手段，所以谦二在佐吕间几乎不记得有吃过鱼肉。当时的佐吕间也没有自行车，人力以外的输送手段就是马或马橇，但马需要饲养，也须雇用马夫，相当耗费成本。要以这种手段将鲜鱼运到佐吕间，价格必定奇高无比，以佐吕间居民的收入，大概不会有人购买，因此更无鱼肉流通。
租下他们隔壁房舍的一家人是西服裁缝师。附近的居民包括片山家，日常穿着上，女性是和服，男性是工作服和和服。不过男性为了参加婚丧喜庆，会备有一套西装。当时鲜少事先做好可挂在店面任人选购的“吊挂成衣”，大部分都得靠裁缝师。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仍穿着普通内裤，“兜裆布是征兵体检与入伍后才被命令穿着的”。
邻居裁缝师养有六个孩子，生活似乎也非常辛苦。这一家人原本住在东京东部一个叫作深川的下町（现在的江东区深川），关东大地震后才移居到现在的处所。当时的东京庶民一般都是租屋而居，许多人居住的下町在地震中被烧毁，也有不少人移居到东京西部的世田谷或杉并等农村地带。
根据谦二的回忆，他家附近就是一个小商店街。街上有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药店、澡堂等等，大部分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不过也有洗衣店、寿司店、咖啡馆、书店等。这个时期，除了如片山家开业的这种零售商店外，由于要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也开始住在高圆寺周边，所以洗衣店、咖啡馆等就是为了服务这些中产阶层的客户开设的。
谦二自己说，因为片山家本身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没利用过洗衣店，也不曾在寿司店吃过一餐。
当时的庶民，既没有年金制度也没有健康保险，为了给生病或老年生活做准备，都省吃俭用地存钱。店里的出纳与家计状况都由我外祖父（伊七）记录，每到夜里就会问外祖母（小千代）：“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钱啊？”当时的小银行数量比现在多上许多，家附近就有中野银行、不动银行等等。老居民之间，则还有互助会的习惯。
根据谦二的回忆，当时附近的农地也在逐渐消失，其上不断盖起新的房屋。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在高圆寺设站启用，加上连接新宿与荻洼的西武轨道也开通（二战之后变成都电杉并线，后与地下铁丸之内线竞争，一九六三年此路线废止），因此，到市中心上班的人们便不断移居到这些郊外住宅区。
当时的高圆寺一带混居着好几个类型的人，一是像隔壁裁缝师一家那样，因为地震，房屋被烧毁，从东京东部转来此处者；二是像片山家一样出身于全国各地，移入东京的人；三是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因此人口也急速地膨胀。本来这个区域过去属于东京府丰多摩郡，谦二移居过来的一九三二年，刚好遇到市郡合并，此地被编入东京市，改制为杉并区。
顺带一提，附近的咖啡馆，白天会提供咖喱饭与炸猪排饭等所谓的“洋食”，所以小千代管它叫“洋食屋”。一到夜里，会有两三名女服务生端酒出来服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谦二，曾经偷偷掀开店门口的遮布，向内窥探——店内装饰着人造樱花，在彩色灯泡照耀下的昏暗店内，可以看到女服务生与顾客们。
住处旁有主要干道青梅街道，附近其他道路的宽度大概都只能勉强供两轮的人力板车通过。当时马路上跑的有自行车、人力拖车、公车巴士、有轨电车等等，偶尔也会有大卡车通过。
私人轿车尚未普及，出租车也几乎都是左驾的外国汽车，由驾驶员与揽客员两人一组共同做生意，驾驶慢慢开着车，揽客员与路旁行人搭腔聊天，招揽顾客乘车。日语称为“大八车”的多人拉的大板车大多被单人的人力拉车取代，当时已经不常见到，但听说日本快要战败，对都会居民执行强制疏散的时期，却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令人讶异的大量“大八车”，被人们拉着满街跑。
在谦二的记忆里，伊七的身影从未出现在集会或社区大会等居民组织上。谦二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该地区属于新兴区域，“所以还没有出现类似居民组织的团体”。
一九二五年，日本施行普通选举法，伊七身为二十五岁以上男性，按理应该也有参政权，但谦二完全不记得伊七去投过票，或者被特定候选人拉票的情形。谦二只依稀记得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看过大规模拒绝买票与贿赂的“选举肃正”活动，并依稀记得那些标语。
谦二来到东京时，长男辉一已经十五岁，比起谦二，看起来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辉一在伊七的手下帮忙买卖，大概两年之后便在被称为“大中野市场”的中野公营市场里开店卖天妇罗。不过这并非料理餐饮店，而是为来公营市场购物的妇人们（也就是“上班族”“商店主人”“临时雇员”的“太太”或“饭店女老板”们）——提供炸好的天妇罗这一家常的晚餐配菜。
伊七把辉一放在自己身旁，让他学习商人该理解的知识，希望借此帮助他往后能够自立。根据谦二的说法：“不管是父亲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当时的庶民百姓，完全没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单纯的考虑就是该如何让孩子学会养活自己而已。”
中野公营市场格局
大中野公营市场面朝着西武铁道路线的“登记所前”站。谦二说：“入口处有糕饼点心店与药店，市场内有天妇罗店、酒铺、蔬果店、陈列裁缝工具的日用杂货店等，各式各样的店铺，足以应付各种需求。入口处有类似阳台的夹层，每个月一日与十五日的促销日，会有扮装艺人在上面敲锣打鼓促销。”
西武铁道路线沿着青梅街道通过，马路对面有一处叫作中野新桥的“三业地”。艺伎中介屋、包厢茶室、日本料理餐馆（料亭）等，集中了这些需要向政府申请营业许可才得以开业的“三业”店家，成为娱乐街区。“有钱人来找艺伎饮酒作乐，那边属于另一个世界。”
辉一经营天妇罗店的公营市场，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所设置。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市场形式，由公家机关提供建筑物，让小商店聚集开业。日本各地都还保留着这类市场，特别是冲绳的那霸市牧志公营市场最具名气。
由个别零售商店销售给个别消费者的经营形态，往往无法与大资本进行对抗，小商店经常处于经营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发生非法销售或者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特别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为发生“米骚动”，稻米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都市居民暴动，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商业买卖的价格，变成政府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家机关带头领导，试图让商人们达成共识，并且在“米骚动”的隔年，在东京的六个处所设立公营市场。辉一开天妇罗店的中野公营市场，正是这项政策的一环。这与农村的“产业组合”一样，都是通过引导大家相互协调，获得一致共识，从而实现市场秩序稳定的一种尝试。
同样属于这种协同一致尝试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城镇商店街。距离片山家最近的车站是西武线山谷站（现在的丸之内线东高圆寺站附近），车站附近就有名为“共荣会市场”的商店街，街道上方搭有可遮风避雨的拱顶（Arcade）。街道宽度可让行人通过，两侧都是一楼为店面、二楼为住家的住商混合店铺，林立着鱼店、蔬果店、针线杂货铺等商家。当时的东京，零售商店的店家们为了与百货公司对抗，也出现过联合出资搭设拱廊街道、共同筹组商店街的案例。
依据谦二的回忆，经营天妇罗店的辉一，拥有庶民的开朗性格。他参加了由公营市场青年们组成的棒球队，还留下了穿着棒球制服的照片。此外，在高圆寺举办盂兰盆会舞时，他还会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配合《东京舞曲》的祭典音乐，负责敲打太鼓。
谱于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的《丸之内舞曲》，隔年更改标题与歌词成为《东京舞曲》，并录制成唱片发行，成为东京的“当地歌谣”。
根据谦二的说法：“对隔壁裁缝师一家这种土生土长的东京人而言，一边唱《东京舞曲》，一边跳纳凉舞蹈，实在充满了乡下人的俗气感，他们其实很看不起这种活动。这种祭典会风行起来，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了吧。”
穿着棒球制服的辉一（中间）
一九三二年七月，从佐吕间被带来东京的谦二转学进入杉并区第三小学校，成为一年级学生。小学内男女分班，每一学年四个班级当中，两班为男学生，由男老师指导；两班为女学生，由女老师指导。谦二也买了日式的双肩背书包（ransel），但其实是里面夹着厚纸板、外面包上人造皮的产品。
学校的班级里混有零售商店、工匠职人、临时雇佣等家庭背景的孩子们，当然还有被称为“月薪族”的中产阶级的小孩。在谦二的记忆里，同学中已经没有父母亲是农民的人了。至于“月薪族”学生所占的比例：
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有四成吧。若能对照毕业纪念册，光看服装与脸孔就可以分辨出来。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这样采取平等主义。我到毕业为止，从来没参加过才艺表演会。担纲演出的大抵都是“月薪族”的孩子们。现在的话都是全班学生共同分配任务，当时却没有这种考量。戏剧演出是为了让地方上有权势的来宾观看，而非给自己双亲参观。何况自己的外祖父母都忙于工作，原本就不可能来参加这种表演活动。
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在校园内玩耍后去洗脸，只有“月薪族”的孩子们才拿得出手帕擦手。路过的女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某某君很有教养喔。”而我们这些非中阶级的孩子们也只是想着“有手帕就是好的吗”，其实也没什么自卑感。
临时雇佣或摆地摊的家庭，比起片山家这种开店铺的零售商人家更贫穷。谦二也曾看过摊贩的孩子们跟着双亲一起拉人力拖车的场景。隔壁裁缝师一家人原来居住在深川的老家，附近有许多朝鲜人，是二战之前唯一有朝鲜人当选众议员的地区。不过居住在高圆寺的谦二，却没有见过朝鲜人或中国人的印象。
没有店铺的地摊商人，沿着附近的青梅街道，每逢周末就摆摊成为夜市。周末以外的时间，就去应聘临时雇佣赚钱。这些摊贩们靠着一张嘴叫卖香蕉或者钢笔，边拍着摊位木板助威边叫卖，叫卖方式如下：“来喔来喔，这钢笔，因为工厂遭火灾，抢救时半路掉进水沟泡了水，卖相看来不好，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品。买到赚到喔！”
“因为大家都还是孩子，所以同学们对双亲职业上的阶级差异，并不太在意。”虽说如此，但商人及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并不与“月薪族”的孩子一起玩。谦二与家中经营小商店的孩子们玩在一块，一起打陀螺或玩“啪叽”（一种旧时供儿童玩乐用的纸牌），也会玩一种叫作“水雷舰长”的战争游戏。玩耍的场地不是在弃耕后尚未盖上新住宅的“空地”，就是在自行车无法通过的商店街内侧巷子里。
伊七与小千代叫谦二时都只喊“谦”，听起来好像很怜爱这孩子，但其实因为工作与家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照料小孩。如果老缠着外祖父母，就会被骂“烦人”而被赶到外头去，放学回家也没在读书，只是忙着和附近的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们会以五年级学生为领袖形成集团，以周围一百米内的方形区块为“地盘”，一群孩子就在此范围内玩耍。如果迷路跑出自己的“地盘”，就会被隔壁“地盘”的孩子集体驱逐。所以即便父母亲没有照看着自己的孩子，较年长的孩子也会监督自己集团的成员，不至于出现被孤立、独自在街上徘徊的状况。而六年级以上的学童，会自然离开这群孩子，开始为今后独立工作进行准备。
“月薪族”阶层的孩子们，往往可以让父母为自己购买《少年俱乐部》之类的杂志，而商人与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就只能轮流传阅。谦二与隔壁裁缝师家的男孩一起与“家中有气派大门，父亲工作是买卖股票的男孩”成为好友，这个好友会唆使自己父母为他买书或杂志，他们就轮流阅读。谦二除了购买自身必要的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零用钱，也从未自己买过书本。
“月薪族”阶级的孩子之间虽然也会有所交流，但光是居家的形式就截然不同。商人的住处往往店面后方就是起居间：“‘月薪族’的家庭，房屋会有围墙、大门与玄关，自己家中也有浴室。孩子们也具有较好的教养。”
好不容易盼到巡回来到附近的纸戏说书人，谦二说：“纸戏大概都是一次讲三个故事，开头是搞笑漫画，接着是悲剧式的少女故事，第三个就是类似‘少年老虎’与‘黄金蝙蝠’等动作戏的故事。”
前排由左至右为外祖父片山（五十七岁）、谦
伊七与小千代都喜欢看戏，也曾为了看歌舞伎，把谦二一起带到数寄屋桥附近看表演。在杉并线山谷站附近的共荣会市场中，有一处叫作“光风亭”的小戏馆，也兼有寄席表演
，外祖父母会带着谦二，到这个戏馆去看侠义英雄的武打戏剧。另外也曾经带着谦二搭杉并线去新宿的伊势丹百货。
除此之外的娱乐就是电影了。在中野闹区的锅谷横町有一家叫作城西馆的电影院，属于松竹电影系统；另外还有一家城西馆电影院，属于日活电影系统。外祖父母也喜欢看电影，经常带着谦二前去观赏。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儿童拍摄的电影，所以谦二跟着外祖父母去看了由当年大众小说 《人妻椿》 改编而成的电影
。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院逐渐取代郊区的剧场，就连共荣会市场的“光风亭”也于一九三七年前后改名为“光风电影剧场”，成为播放电影的戏院。
谦二（左）摄于杉并第三小学运动会
小学生时代的其他娱乐，便是附近神社的祭典：“当戴着阿龟与火男
跳舞的祭神音乐响起，神社也会开办夜市。平常并不会去神社参拜，但有夜市时就会跑去玩。当时与现在不同，孩子晚上能出去玩的地方，只有神社祭典的夜市。”
可是，像这样都会底层的庶民生活，也随着战争的脚步声逐渐产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