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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北海道到东京

小熊谦二,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吕郡佐吕间村(现在的佐吕间町)。佐吕间这个地名,起源于爱努语的SAROMAPE(苇原)。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栃木县谷中村的矿毒受害者们 ,全村被搬移至此垦殖,以形成栃木聚落而知名。

小熊家原为新潟县中蒲原郡的素封家 ,但谦二的祖父因为操作稻米期货失败,赔上了田产,家道中落。当时小熊家有三男两女,生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的次男小熊雄次,便是小熊谦二的父亲。

小熊雄次拥有小学学历,十八岁时前往札幌,在金井吴服店做学徒,打杂学习。后来因为征兵体检,又回到新潟,成为卫生兵,并加入当时战火正炽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一九〇五(明治三十八)年,他在新潟结婚,再次回到札幌开了一家书店。不过经营失败,而且受到附近火灾延烧波及,书店遭焚毁。到了一九一二(明治四十五)年,他妻子也过世了。雄次带着当时两岁与一岁的女儿,于一九一三(大正二)年辗转来到北海道的网走,在公所大门前开业的一家代书行觅得助手工作。

当时在北海道开拓地,要转售土地时,得在公所办理许多手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自行填写表格,所以在公所近旁往往有许多代书行执业。许多读者应该都还有印象,即便到一九九〇年代,仍然留有许多这种代书行。成长于素封家的雄次,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却已拥有这种知识劳动阶级具备的能力。

片山旅馆(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摄)

当时有许多人长期住在日式旅馆或饭店,雄次也是如此。在旅馆主人的照顾下,雄次将次女让给对方当养女,但是此后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过了一段时间,雄次终于得知网走附近的佐吕间新开拓地即将设立新的公所,他推断公所成立后,该地区显然需要代书行,便于一九一四(大正三)年移居到佐吕间。

在辗转来到北海道的人当中,不乏拥有技能与才智的人,他们各自投身木工、商人等技术行业。如此一来,这些人便在开拓地公所周遭,形成了新的市镇,其中之一便是中佐吕间,这个区域比农民所住的边陲地区更富庶。好不容易来到佐吕间的雄次,住在中佐吕间的片山旅馆,并在公所前新建的事务所小屋上班,做代书业务。

片山旅馆的主人名为片山伊七。伊七在一八七六(明治九)年出生于冈山县,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移居北海道。在新开拓地佐吕间的建筑热潮中,片山旅馆也热热闹闹地聚集了从各地集合而来的木工、牛马贩子与商人。伊七本人也当过开拓地农民,后来转为经营建筑业,并以建筑业所得资金兴建了旅馆。伊七的妻子小千代则担任旅馆的经营者。

雄次在一九一四(大正三)年十二月,与片山旅馆的长女芳江再婚。结婚时雄次三十二岁,芳江时年十八。

听说芳江的双亲伊七与小千代当初很反对这桩婚事。因为片山家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希望芳江能招赘一个女婿,日后可继承经营片山旅馆。现在芳江却想嫁给一个带着孩子四处漂流的三十多岁的异乡男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太好的选择。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约定两人婚后生下的小孩中,长男可以作为小熊家的继承人,次男则必须成为片山家的养子。

话虽如此,后来雄次顺利出人头地,靠着代书业务获得了资产与人脉,当上了佐吕间“购买组合”的理事长,最终还成为北海道东部地区“产业组合”中具有相当权势的人。

所谓的“产业组合”,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帮助小户农家对抗贫困而成立的协同组织。《产业组合法》于一九〇〇(明治三十三)年立法后,农村便成立了农业性的、都会则成立了消费性的“购买组合”或“产业组合”。这些便是现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与“生活协同组合”的起源。由农政官僚柳田国男推动,为了拯救农村脱离贫困而采用“产业组合”为施政手段的事迹,至今仍颇为人称道。

雄次与芳江夫妇,共育有三男三女。男孩们起名辉一、政一与谦二,女孩们则是光子、泰子与秀子。现年八十八岁的谦二说明如下:

长男与次男的名字,是由冈山的战国大名“池田辉政”中各取一字而成,而谦二的谦字,则是由新潟的战国大名“上杉谦信”而来。冈山是片山家的故乡,新潟是小熊家的故乡。辉一是小熊家的长男,政一是片山家的长男,谦二则是小熊家的次男。如果又生了四男,大概名字就会叫作“小熊信三”吧。当时庶民百姓的命名方法,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毕竟不管是父亲还是外祖父,都只有小学教育 程度。

在这些孩子当中,长女光子出生后大约一个月便死亡,剩下的五人当中,如后述,其中两人在二十岁左右都死于疾病。

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片山伊七与小千代放手旅馆生意,前往东京经商。放弃的理由不明,但根据谦二的说法,似乎是因为伊七的建筑事业失败,背负了什么欺诈的罪名,所以才被迫离开的。

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前后,谦二的母亲芳江染上结核病,一九三二年七月病逝,享年三十五。当时结核病还属于没有治疗方法的绝症。

患病的原因是过度劳动与营养不足。在没有家用电器产品的年代,生产与养育六个孩子是莫大的负担。芳江的母亲小千代事后回忆:“芳(芳江)告诉我:‘妈,最近我觉得身体好疲惫。’那是让她生了六个小孩,还过劳操持家务之故。”对此,谦二则表示:

父亲雄次大概认为自己让太太过度操劳,因而导致了她的死亡吧。不过当时的日本,大家都处于过劳状态,要以此责怪父亲,其实也不太公允。加上父亲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即便累积了一些声望,似乎也从来没想过可以雇个帮佣来帮忙。

即便芳江生病,雄次仍忙于事业,完全没有余裕照料孩子们。雄次在芳江过世后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后逐个将孩子们送往住在东京的伊七处所。大概是判断自己在佐吕间既无庞大产业,而“产业组合”中的职缺又有限,如果让孩子们留在当地,往后大概不是变成农民就是从事畜牧业,与其如此,还不如将他们送往东京。

首先是在一九三一(昭和六)年把高等小学校毕业的长男辉一送往东京,隔年连刚进小学的谦二也去了;稍后政一与泰子也被送往东京,最后只有幺女秀子留在佐吕间。雄次好像与片山夫妻达成了协议,由雄次寄养育费到东京,让片山夫妇抚育这些孩子们。

他们被送到东京时,正值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衰退,市场经济正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金融贸易也进入国际化的时期。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都会区中产阶级市民抬头,成为日后消费文化的起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农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胀的状况。“农业组合”与“购买组合”也是因都市与地方贫困不安定,以及出现贫富差距问题为背景而兴起的。这些状况正预告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 OTmLKVOLZ3RsDXlGqHeWfJVWvx9C5t85IKzA0I9luspOfuGZ7S3ertPnJl/TpX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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