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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谦二到立川体育上班的次数降到每周几次之后，他也首次给报纸投稿。事情起因于谦二在当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栏上读到一篇由十九岁学生所写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会赌上性命为国作战，因此“有事立法”
并不违宪。当时我只打算反驳这位学生的发言，试图让他理解真实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情况，希望他至少要读过一些战死学生的信件，大概把这些内容写下投稿给报社。原以为报社会帮我把信件转达给那位学生，没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读者投稿栏上。
大约与此同时，谦二也从报纸上得知一个“非战兵士之会”的存在。对不提及战争真实情况的风潮感到不满的谦二，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报纸上刊登的该会地址。很快该会的中心成员小岛清文回信给谦二，之后谦二便加入该会。
生于一九一九年的小岛清文，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海军兵科做预备学生，后成为少尉军官。小岛于大和战舰上担任密码员，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转移至卢邦岛的基地航空部队。而隔年二月美军登陆后，他立刻被任命为陆上战斗的小队长。
小岛与基地航空部队员，在既没有陆上战斗经验又缺乏相应装备的状态下参与作战，最终遭追击躲入山中，部队陷于饥饿状态。小岛最后断然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队主动投降。身为日军军官，小岛成为少数主动投降的例外。小岛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小岛于学生时代也学过美国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软的态度对应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小岛在岛根县的地方报纸从事发行业务，一九八七年六十六岁时，他在《朝日新闻》上投稿发表了自己的体验经历。原防卫厅长官官房长竹冈胜美读到这篇投稿后，便与竹冈、小岛及其周边友人开创了此会。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竹冈，虽然担任防卫官僚，但以和平主义者著称，曾经反对过当年讨论实施的《国家秘密法》。以此会为契机，由原日本兵们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结而成“非战兵士之会”。
在这个时期，因为战争结束已经超过四十年，开始有人讨论“战争经验淡化论”。加上曾经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龄，终于迎来他们回首人生的时期。对他们而言，也终于有时间上的余裕可以参与社会性活动。谦二向报纸投稿，也与这个大环境的动向相吻合。
谦二应小岛之邀加入此会，并且每个月都前往参加例行集会。集会上曾邀请过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如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鲸冈兵辅，以及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正嗣，推动反核武运动的物理学者丰田利幸等前来演讲与回答听众疑问。
谦二参加之时会员约有三十名，不过在一年之内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会者不问思想信条，都是有着战争体验并赞同“非战”旨趣的原日本军人。不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大概都是像小岛这样的原学徒兵，而原本的职业军人却无人参加。
该会的代表，是经历过菲律宾战争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会的牧师。副代表为小岛与另一位毕业自早稻田大学的海军预备学生，日本战败时以中尉身份驻扎于安达曼岛上。
根据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会员名册大致可以看出，会员身份以战时属于下级军官，现在职务为公司职员、教师与医生者占多数。仅从名簿来看，约七十名会员中，包括谦二在内从事“自营业”的只有两个人。据谦二的说明：“有各式各样的会员，并非只有军官或高学历者。”会员平均年龄六十八，无论“现职”为何，似乎许多人都依靠年金过生活。
小岛是国际文化会馆的会员，因此最初的例行集会都在该处举办。之后移往青山大都会会馆，更之后则是涩谷的勤劳福祉会馆。包括小岛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也在各地老师们的协助下，前往学校讲述自身的战争经验。
例行集会也邀请过东大教授藤井省三做过演讲。听教授谈过“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与“由被害意识转换为加害责任”等内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论性的东西，内容也太过艰涩，听完只觉得：“原来如此啊！”
时间来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恶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过世时，谦二这么思考过：“因为自己当过兵，我认为天皇身为大元帅负有战争责任。表面上不想说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是负有责任的。昭和天皇还有意识的时候应该道歉，也希望他能够道歉。”
昭和天皇从病情恶化到死亡大约经过三个月，日本国内出现许多所谓的“自肃”行为。“自肃”包括神宫球场棒球赛中止，综艺节目改换其他节目，带有“生之欢愉”的文案、广告海报全部撤换，最后连民间的年终联欢、新年联欢会都停止，甚至贺年卡也不寄了。更严重的还有十二月时，日本战败时曾为陆军见习军官的保守派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中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遭右翼团体成员枪击而身负重伤的事件。
此时“非战兵士之会”针对“自肃”风潮发表了抗议声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该会也开始支援原属“满洲开拓团”、当时仍居住于中国的女性渡航返国。后者，NHK还制作了关于战后这些遭留置中国东北的女性的节目。
谦二虽然赞成这些活动的主旨，但对于该会的进展却多少抱持着疑虑。
许多组织活动都是采取由中心成员决定方针，之后才传达给会员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会中，发言者也大致都预先决定好了。自己是认为战争经验不应该遭到遗忘才加入此会，但却不善于面对政治运动与“论客”们，所以才产生了疑虑。
接着在一九九三年，“非战兵士之会”会员在会报《非战》上发生了论争。小岛于同年一月号中写下提倡“绝对和平主义”的讨论，但于塞班岛战役中遭俘虏的原士兵会员们，却在会报上写下批评的言论。
批评的主旨在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是“正义的战争”，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社会，战斗仍是必须的。我不认为苏联是“正义”的一方，而对他们的论争，也只认为他们在我不理解的部分争吵不已。
因为实在不擅于写文章，所以只在会报上投过一次稿，希望停止这种论争（《非战》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担任过一次例行集会的议长，但之后便逐渐远离集会了。我相当讨厌对其他人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谦二与“非战兵士之会”逐渐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另一个活动，那就是重访赤塔战俘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