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吴雄根，我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除了“百度百科”录有他的履历，剩下的讯息几乎全部都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本书有关。我看不见有任何中文媒体采访过他，也看不见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网民讨论过他的事迹，如果只有在互联网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话，那么吴雄根就是一个差一点便不曾存在过的人了。这也难怪，这位朝鲜族、中国籍，有过一个日文名字“吴桥秀刚”的老人，生在当年的伪满洲国，又在日本东京念过书，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还被强征入伍“关东军”第515部队，战后又为苏联红军俘至西伯利亚的赤塔地区战俘营劳役，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被送回已经变了天的中国。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经历不够美好，更是因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广为流行的主流论述都很难恰到好处地容下他的一生。从战后的政治运动角度来看，他是个问题相当严重的人，不只留学过日本，而且当过“伪军”，或许这是他那代东北朝鲜族人常常遭逢的命运；但是革命面前，是没有身不由己这回事的，所以战后他肯定还是要被判定为一个汉奸。虽然他早在苏联做俘虏的时候就已经心向共产主义，一回来就献身革命建设新中国，可中苏交恶之后，像他这种在苏联待过的人则又有了替苏联当间谍的可能，必须反复检查交代好好监视。当然他是个受害者，他不是自愿跑去苏联，不是自愿加入关东军，更不是自愿生为“满洲国”国民。可是这种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够纯粹干净，不像那些被战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电影电视剧的凄凉角色，因为他毕竟在敌人那边待过，黑白不够分明。假如他生来就是个日本人，战后就应该和其他仍然生还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一样，最后会被苏联遣送回美军占领的日本，于是又会惹起另一种疑虑，怕他其实是遭到洗脑改造特地归日潜伏运动的“赤化分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过许多人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寻求正义，讨一个说法，至少让他这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话，他该向何处寻觅？

于是一九九六年，吴雄根到了日本，诉讼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这该是个大新闻，可是很奇怪，不仅保守的日本媒体少有报道，今日回看，当时便连中国媒体也似乎无人关注这个消息。比起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慰安妇”索赔事件，其实来自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原日本军人申诉数目更多，只不过这些人的诉求会使得热血简单的国族主义尴尬，不像“慰安妇”那么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对待，当他们不存在似的。

吴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失败。日本建制的说法是很简单的，它不只不赔偿这几十万当年被它强征入伍的外国人，甚至也不赔偿土生土长的日本兵，理由一贯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作者、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解释道：“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接着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所以，无论是“慰安妇”，还是被强迫从军的日本军人及其军属，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问”的方式了事。那么它为什么不“慰问”像吴雄根这样的外籍士兵呢？他们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这种大话打发？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时期诡谲的国际局势，且别说外籍士兵，就连“慰安妇”也不一定会受到韩国、中国台湾乃至于大陆等亚洲地区政府的支援。吴雄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虏与遗族，同时要求日本负责。可是这个团体的活动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停了下来，因为“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所以，没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媒体关注的吴雄根，一个人来到了日本。不过他居然找到一个日本人愿意和他共同起诉日本政府，成为亚洲各地对日赔偿诉讼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这个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亲，同为苏联战俘营归来者的小熊谦二。在法庭上，他说：

他（吴雄根）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搬送到苏联领土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士兵的事实为他的生活带来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项理由所以不适用于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的人们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之后成为关东军士兵并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慰问，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受到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慰问，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个世代。

雄辩滔滔，小熊谦二还在他自己撰写的讲稿里引用了前欧洲殖民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案例，痛陈日本政府之过。这么看来，他应该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他却只有初中文凭，是一家小体育用品行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讲，甚至是“底层中的底层”。这位小熊谦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也许会在日本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场面：一个乡村少年应召从军，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头挺胸地对着送别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乡亲和邻居则会鼓掌叫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很多人还会挥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国旗，替他打气壮行。这些参军青年，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规规矩矩，严守军纪，无论何时都不忘“皇军”威仪。而养成这种年轻人的土地，是一个陷入狂热情绪的社会，人人爱国爱到头脑发昏；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鞭炮四响；若是坏消息开始浮现，他们就一脸肃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这就是战时日本社会的典型图像之一，将爱国、爱天皇以及战争这三者毫无困难地等同了起来，并且把这三位一体当成个人生命意义的寄托。如果你不赞成战争，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爱国；如果你不爱国，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读过一些研究，指出当时日本最爱国最忠诚同时也是对战争最狂热的，竟是一批低下阶层的年轻人。一来，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这些条件不利的青年苦无出路，眼前即是尽头，也许会渴盼军需经济带来的一时荣景可以惠及己身。二来，他们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自幼在校天天诵读充满着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洗脑洗得彻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以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就说应命参军的那种仪式吧，原来小熊谦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或者是孙子上战场，这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件开心的事，在生离也许就是死别的这种情况下，哭泣流泪自然不过；不过，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比如谦二一位早逝的室友，为了征兵体检回到老家，结果验出当年绝症肺结核，征兵军官看到报告之后破口大骂，斥责那个离死不远的青年“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结核病）”。一九四〇年开始，日本政府又规定国民在经过东京皇居的时候必须“宫城遥拜”。已经从乡下来到东京谋生的谦二，有一趟搭电车经过皇居，听到乘务员高叫“现在通过宫城前”，便跟着全车乘客一起弯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挤得实在转不过身，于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他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爱国主义有时确是一种形式，套在纷杂混乱的现实和自然之上，它或者会对后者提出一些远离常识、玄而又玄的解释（比方说一个人在当兵前被验出肺结核是因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让国民用灌进脑子里的兴奋剂去代替他们用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比方说监控审查新闻媒体，拿掉一切不利的新闻，换上些振奋人心的故事）。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当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

自从日军侵华，每有重要胜仗，日本各地邻组町会都要举办“提灯笼游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们的反应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层，人们就愈是无感。终于到了美军攻克塞班岛，“从宣告‘玉碎’的广播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不过谦二周边的人当时都没有这么推测，因为大家都太累了，“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

小熊谦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层的底层”，他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离世，他的父亲干的是随着时局而起伏的买卖，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早夭，另外两个没活过二十，他自己中学上到一半就要提早毕业，小时候家里一个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纪稍长则开始工作分担家累，一路走来都是奔走捱苦。战争末期，终于轮到他这个身体本应过不了检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圣三一”劫持，没有把希望寄在“圣战”之上，因为他是一个更加贴近自然和现实的人。就和他所见过的其他底层一样，他的关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国祚是否恒久。他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没多大用处，他只能被严酷的国家机器推来推去。真正使得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生活的本相，即便战后。于是他能养出基于现实的常识，至少知道一个人前赴战场告别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欢庆的事。

谦二到了前线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规定，留在中国东北的军队要向苏联投降。这批驻在中国东北的军人不只是战俘，原来更是日本赔偿苏联的物资。在“关东军”交给苏方的陈情书里便有非常客气的这么一句话：“（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于是谦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亚，与当时全苏境内那一千多万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隶劳工一样，成为苏联恶名昭彰的劳改体系的一员。在物资短缺、天候严寒的情况下劳动，有不少日本战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谦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京坂死前几天，正是日本在过正月的时候，虚弱的京坂喃喃自语“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状况又是怎样，谦二全都不记得了。“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是谁令他堕入这种非人境地？是谁在战败早已注定的时刻还要把这些年轻人无谓地投到前线？那些决定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语言和信仰来迫使这些青年在告别家人时必须高喊“我将堂堂为国尽忠”，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更剥夺了人们正常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经历了这一切的谦二不像那些学历比较高的军官，会因为某些“抽象的问题”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办法吃，想办法睡。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活得很具体的人；唯有一个活得这么具体的人，才会在没有毛巾的时候把“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浴时的浴巾来使用。又唯有一个会把国旗当成浴巾的人，才会在事后醒悟：“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结论，从自己的体验开始便好，不需要针对“皇国”思想展开缜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教育来装备自己；你看见自己的家庭因为战争而破败，而国家依旧要求大家继续牺牲；你发现柴米油盐的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而报纸和电台却依旧频传捷报；你到底还需要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名字叫作“国家”的神话底下呢？这难道不摆明了是个谎言吗？

不要以为苦难必定会使一个人清醒，也不要以为最实际的生活经验就必然会产生最起码的常识。有一些和小熊谦二一样上过战场，像他一样遭受过战争打击的日本兵在后来会变得特别“对青春无悔”，特别怀念那段全国上下“都很有信仰”的军国主义岁月。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运动荒废了青春，明明遭逢过家庭的沦陷，但后来却居然怀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觉得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应该是自主的抉择，当你只有一种信仰可以追随，并且必须追随的时候，这还能叫作“有信仰”吗？同样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没有半分选择余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凭什么对这被夺去的青春感到“无悔”呢？

《活着回来的男人》里头还有一则更加可笑的故事。话说谦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时尚与家里来往书信，但自战争爆发就没了音信，此后一直失联。后来他们才晓得原来二战结束之后，“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战胜组”的领袖之一，“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回到日本之后，小熊谦二打过好几份工，载浮载沉，许久才在一家体育用品店扎扎实实地干了下去，趁着日本经济起飞，自己也当上了小老板，但始终是个平凡而具体的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生活忙碌，不关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会看一点书，为的只是更加了解自己活过的时代，于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忆录，也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由于做过战俘营奴工，所以他成了“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关心世界上其他处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组织寄来的抗议联署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他觉得当年战俘营的情形和纳粹的集中营有点像，所以他一直很关注集中营的状态，于是在他退休之后，终有余裕能够出国旅行，就立刻跑去波兰看看奥斯维辛。他吃过战争和国家主义的苦，认为裕仁天皇和当年一批战犯都没有负上该负的责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欢对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党，长年是左翼政党的选民。就是这样子的人，才会在知道吴雄根的消息之后，决定陪那个来自中国的陌生人一起起诉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来的男人》里面看到的小熊谦二，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想法都是来得这么自然，仿佛一切合该如此，尽皆常理而已。你只需要认清现实，在有点能力的时候试着了解形成自己所处的现实的力量，同时再加上一点点同理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一个常人。诚然，在他儿子小熊英二的笔下，小熊谦二就只不过是个最凡常的普通人罢了。不过我们全都晓得，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有时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连许多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都不一定能够拥有。比如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能把一块被大家叫作国旗的布只当成是条布，拿它来洗澡抹身吗？光是这么想，都好像十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