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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说：“外出跑业务时，大概都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不记得有讲政治或战争的事情。”但并非已经忘记战争时代，毋宁说，随着生活安定之后，反而有余裕回头思考战争记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谦二读了日本的战争文学名著，五味川纯平的《人间的条件》。内容描述一位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士兵，如何抵抗日军内部的压力，在西伯利亚成为战俘之后又如何在严寒的荒野中历经九死一生的故事。刚来东京、在学艺大学找到一份打工的工作时，谦二就在大学图书室看到了这本书。
根据谦二的说法：“虽然是长篇大作，但容易阅读，也有真实感，很能引起共鸣。”但即便如此，读过之后却不怎么感动。“因为，如果照书中所说，实际上那样抵抗军队，大概不死也剩半条命，主角承受的非常人所能企及，算是一个讲述‘超人’的故事。”
至于野间宏的战争文学名著《真空地带》（一九五二年刊行），谦二在离开结核疗养所时也还是拿到一本。故事描述新兵受到私刑，逐渐丧失了人性，超过一定限度后，整个人就像在真空中被压力击垮的状态。可是谦二说：“那书程度太高，读不太懂。是一部不适合快速浏览的作品。我因为太过忙碌，实在无法细读。”
谦二也阅读过由东京帝大集结学徒兵战死者的遗稿而成的《倾听海神之声——日本战殁学生手记》，“印象不太深刻。感觉是头脑太好的人，所以烦恼也特别多，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比起这部作品，让他更有印象的是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一九四九年刊行），“因为关心俘虏的境遇，所以在疗养所时代就读过这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起，制作了大量描绘战争的电影；但谦二对这类作品几乎毫不关心。
六年〇代还是七〇年代，在电视上看过《二十四之瞳》（一九五四年），感觉太多愁善感了。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一九六八年）之类，充满英雄主义的战争电影，完全与自己体验过的战争经验不符，看了只感到无稽与无聊。戏剧没有办法真的表现出好战思想和反战思想。
搬到武藏村山市之后，多少有点买书的余裕。不过谦二并没有购买摆着好看的大部头百科全书，反而购入美国人撰写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他想阅读的是没有英雄主义、能以客观角度描述的历史书籍。
早实时代的朋友中，有一位酒商的儿子叫作河田，非常迷海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这个男人敢在班上说：“实际上（日本的航空母舰）沉了两艘。”战争前他住在新宿，战争后在大久保经营一家肉铺。我搬到武藏村山后，经常参加早实同学会，间接听到他的消息，特别去造访了他的店铺。在他家拿到了罗伯特·夏洛特（Robert L. Sherrod）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九五二年发行）、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一九五〇年发行）、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的《胜利与败北》 （一九六七年发行）等书。
河田因为经营肉铺，所以不出席早实的同学会，会参加同学会的只有一些出人头地的人。我自己也是事业上轨道之后，才开始参加。通过同学会上遇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河田的住处。
对于越战，谦二说：“总之，是战争我就讨厌……我虽然反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但也反对以战争的形式去防堵。”
一九六九年，前一年美军虐杀越南居民的事件被报导出来。与当时日本许多人一样，谦二也想起了过往日军在中国的行为。
从新闻报导上知道美军的残酷行为，不过与日军的残暴性相比，美军干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儿科。我在中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偷偷给我们看过，据称是从中国战线回国的士兵手上拿到的照片。那是一张拿着军刀、正要砍下中国俘虏脑袋瞬间的照片。或许现在会想中学生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照片，不过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稀奇。
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时期，《日本新闻》有刊载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同一班中有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日本虽然被压下来了，不过在国外可是举世公开的事实。”在战俘营中，曾经前往中国战线的老兵高桥军曹，当大家谈完情色话题、接着聊起暴虐行为时也说过，日军发现了为躲避战火而只有妇女与小孩躲藏的场所、进而集体施暴的事情；另外也从其他老兵们的传闻中听过。所以日本兵究竟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大体都知道。
所以当出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论述时，内心只想着：“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一九七〇（昭和四十五）年，三岛由纪夫自杀。谦二对此的感想是：“集体制造像军服那样的制服，完全搞不懂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也没有兴趣知道。对于他自杀时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之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一九七二年，在关岛“发现”了原日本兵横井庄一。战争结束后过了二十七年，出现了一个一直潜伏的日本士兵，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对于横井，我感到非常吃惊。能够躲藏这么长一段时间，还能够活下来，实在惊人。当我听到‘带着耻辱’成为俘虏或者回到皇宫缴交步枪等新闻时，只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还完全留在过去。这让我深切思考他所遭遇过的悲惨命运。”
一九七四年，在菲律宾的卢邦岛（Lubang）救出了原日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与菲律宾警备军发生枪战，与他同行的原日军上等兵小冢金七因而死亡，只有小野田一人获救。与横井相比，小野田回到日本时的敬礼等行为，良好地表现出原日本军官的风范，因此造成一股旋风，被当时的日本视为英雄。可是谦二对小野田却抱持着严厉的看法。
小野田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那小冢死亡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来，但小冢却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终仍旧死去。对小冢的遗族而言，大概不会开心吧。把小野田当英雄般迎接的大众传媒，就像在欢迎当年的军国主义精神一样，看了就一肚子火。
卢邦岛这个地名，当我一九五四年待在疗养所时，因为读过一则一个日本兵遭当地警备军射杀的报导而得知。虽然当时为了养病搞得精疲力竭，但仍然留有印象。
另一方面，宽子对小野田却率直地觉得感动不已。宽子的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喜欢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谦二则依旧投反自民党的票。谦二与宽子相处大致都很和谐，只有在这点上意见不相合。
一九七〇年代，谦二生活较为宽裕之后，买下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六册《古拉格群岛》。
以特殊的文体，在集中营这种特殊的状态下书写而成。书本的字体很小，排版又密集，读起来相当辛苦，但还是忍耐着全部读毕了。
在最后一册的译者后记中，写有“即便在苏联，终究会有全面接受此书的一天（而且这天或许会意外地提早降临），而那也将是苏联迎来真正自由的日子”这么一段，我还留有印象。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当时对于苏联体制终将结束一事，还完全无法想象。
同时，谦二也开始更加关心起苏联体制下的匈牙利、捷克与波兰的情势。谦二说：“之后八〇年代发生‘团结工联’民主化运动时，因为自己相当关注，所以经常阅读相关的新闻报导。”
除此之外，也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有主角在集中营内负责堆砖块的描述，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俘时代。书中描述主角看着自己堆砌好的砖块，竟然油然而生一股欢快感。在奴隶劳动的生活中，所谓感受到劳动喜悦的时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同一时期，过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敦睦会“赤塔会”，开始活跃了起来。依谦二的说明，“赤塔会”的组成经过如下：
一九五九年，当我去申请都营住宅时，竟然巧遇十年前在同一个战俘营的安田。之后一九六三年左右，在担任主办者角色的森山召集下，东京都内大约集合了十个人，在上野一处名叫“聚乐台”的餐厅碰面，大家一同回忆战俘营时代的事情，相当开心。以此为开端，第二次大家集会时便命名为“赤塔会”。森山是当时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因为彻底动员才成为日本士兵。
森山后来成为“赤塔会”的领导人，一个人负责所有实际业务，“赤塔会”正式启动了。当时谦二与安田也会帮忙，最初在东京大约每半年集会一次，之后也发展成兼有敦睦观光旅行，或者前往各处观光地召开集会的形式。一九七六（昭和五十一）年起，还发行了《“赤塔会”会报》。
在“赤塔会”，所有人只在姓名之后加上“先生”，全员平等。在电信第十七联队、航空通信第二联队应该也有类似的战友会活动，却完全没接到过他们的联络。大体而言，各部队的战友会大多是该部队所属地区的人们互相集合，大家还是维持过往的阶级秩序。所以他们不想邀请像我这种浪迹东京讨生活的人，我也不想去参加他们的集会。
“赤塔会”的话题，都集中在过往的回忆，并不牵扯到现今的政治活动。各地的战友会，许多还会动员大家在选举时集体投出保守票，“赤塔会”则完全没有这类动员。
“赤塔会”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到关西举办过集会，但活动逐渐停顿下来。原因之一是参与者的高龄化，之二则是会内产生了纷争。
有些中途跑来参加，不知道整个活动经过的人，抱怨森山过度独裁，出现想要摘除森山领导地位的人。森山因而逐渐失去热忱，之后也不再出席了。原本森山就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所有事情都一手包办，他自己的负担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误会。
每一处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如此，八〇年代后半，大家上了年纪后参加者便逐渐减少。“赤塔会”最后在九〇年代中期办了一次热海旅行之后，便就此落幕了。当时的主办者曾与我商量过，我建议他还是就这么曲终人散会更好。
各地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展开，一九九〇年代逐渐沉寂，最终完全停止活动。“赤塔会”的特色是排除了旧军队的阶级秩序，但整个发展轨迹仍与其他战友会相仿。
与此同时，从七〇年代生活安定后，谦二内心逐渐烦恼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死于西伯利亚、与他同期的士兵京坂的事。“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谦二在工作空档，于一九七九（昭和五十四）年打电话至厚生省，询问有关京坂的事情。厚生省资料调查室的女职员，根据“京坂吉二”的全名，告诉谦二一九四六年当时京坂在富山县的地址。“可是，他家人目前的住址不明。而那位职员问及‘时至今日，请问您为什么还要调查这些事情？’时，谦二只好模糊暧昧地搪塞对方。毕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说明的。”
考虑了几个月后，谦二还是写了封信给富山市公所，说明自己想知道京坂的遗族是否还住在一九四六年时的房子里，如果还住在该处，自己想传达京坂死前的状况给家属知道，谦二说明意图后，请托富山市公所代为中介。“虽然有回信，但在信中只写着对方的住址如‘住民票’所记载，请自行直接联络，完全是官僚式的回答。京坂的双亲已经过世，家人中似乎还有大哥夫妇还活着。”
接着谦二又再次踌躇起来，不知是否该写信给对方，迟疑之间又过了两年。到了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秋天，谦二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京坂的哥哥。“信写好寄出后，大概过了两三天，便接到了电话。之后没多久，京坂的哥哥来到东京，双方约在立川站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京坂的哥哥原本也是日本兵，曾在菲律宾被俘。与谦二见面的时候，把弟弟的纪念照片也带来了。谦二询问对方：“这张照片您是如何取得的？”对方回答，其实这张照片原本收在老家的佛坛内。
那张照片，是新兵在三个月的教育训练中必须拍摄的军装照片，为了表示自己在军队一切安好，军队命令所有人都得将该照片寄回家中。照片的反面，有京坂于西伯利亚过世时，在一旁验尸的小队长与军医中尉的签名。
这只是我的推测，大概小队长田下少尉整理京坂遗物时找到了这张照片，为不让苏联军队发现，秘密地保管着，之后带回日本。当时我们的私人物品都是一些破烂的东西，京坂的遗物，大概就只有那张照片吧。
当时因为苏联的情报管理非常严格，会让其他人了解战俘营状况的东西都禁止带回。要把死者的照片带回，应该也得躲过苏联军的身体检查才行。曾经听说过一九四七年时，作业团长西田把一份大约写有三十名死者姓名的纸张捻成细条，藏在内衣裤的绑线当中，秘密地带回国内。
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撤退船上，也有在上船之后立刻请所有人把记得的死者姓名赶紧写下的调查。恐怕田下少尉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者在舞鹤登陆时提出那张照片，之后经过政府官厅，把照片寄达京坂位于富山的双亲住所吧。这张照片应该就是这样被收起来的。
谦二对京坂的哥哥说明京坂过世时的情形，哥哥听完说了句：“这样子啊……”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为彼此都是体验过战争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没有又哭又喊，也没有情绪激动的表现。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现激烈的感动、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京坂的哥哥也在菲律宾当过俘虏，如大冈升平的著作中所写的一般，应该也有过相当痛苦的经历。我没询问他是在菲律宾何处遭到俘虏，双方也没怎么讨论彼此当年的境遇。京坂的哥哥当天就搭车回富山了。
谦二后来将发表于《“赤塔会”会报》上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文章寄给了京坂的哥哥。文章中写了京坂过世时的情况，与本书第三章中引用的文章几乎相同。之后，京坂的哥哥也回信并寄来赠礼。在回信中有如下记述：
读了你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后，不禁热泪盈眶。弟弟受到你许多的照顾，阅读文章后内心获得些许抚慰，这大概就是我弟弟的人生吧。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自认生命将结束于该地，甚至想引爆手榴弹自尽，但经过一年半的战俘生活之后，还是回到日本国内。
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敬呈弟弟小时候经常吃的鱼板，请您品尝看看。
感谢您这次的联系，再次向您敬上最高的谢意。
通过这次将京坂过世前的状况传达给家属的经验，谦二发现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担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谦二打算借此与自己的战争记忆做一个了断。但就在十年之后，谦二与原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朝鲜族日军士兵开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为诉讼对象，参与了战后赔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