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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搬家的所在地，位于东京都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地，名称为三藤住宅用地。这是由东京都的住宅供给公社购买农业用地，整合、统一规划后分卖给民众。
王子汽车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武藏村山市开设了汽车工厂。但住宅区附近，仍留下许多农村的养蚕桑田与蔬菜田。“三藤这个地名，是将旧的两个农村部落名称连在一起，成为新的地名。电车没有通过武藏村山市，交通不算方便，不过东京都的土地分卖大都如此。我自己开汽车到立川上班，没电车不会有什么问题。两个孩子刚好都入学，刚一上国中，英二进小学，所以宽子上午与下午各出席了两个人的入学仪式。”
位于武藏村山的新家，在当时算是设计崭新的定制化住宅。在大学刚毕业薪水约两万多日元的时代，记忆中这套住宅花了超过一千万日元。但不隶属于大企业、只开了一家小公司的谦二，不可能获得银行房屋贷款。“土地以现金购买。建筑的部分，从立川体育的交易银行，也就是日本相互银行（此后曾合并成为太阳银行，现在则与三井住友银行合并）获得贷款。我身为银行客户，大概因为过往的信用，才能贷到这笔款项。”
随着迁居，谦二也把汽车从微型面包车换成一般轿车，车种是日产的Skyline。“因为得到武藏村山的日产王子汽车工厂跑业务，不开日产的汽车不行。如果开其他厂商的汽车，守卫不放人进入工厂。”
宽子非常喜欢依照自己期望设计的新居，但谦二并没有那么雀跃。“太过豪华了，总有一股不协调感。说实话，与搬入第六都营的时候相较，当年反而更开心。家里变得十分宽敞，让我不禁想着，如果还能把父亲与冈山的外祖母都接来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三藤地区的新兴住宅区与第六都营一样，都是棋盘状的规划。在这个区域内有几百户新建住宅的家庭。“两侧的邻居分别是学校的老师与在东京市中心拥有蔬果店的老板。对面住的似乎是某演艺制作公司老板的‘二奶’，以及一家什么公司的中坚干部。附近也住有画家，整体住户都比第六都营住宅更高阶，不过因为此地交通不便，估计应该没有到市中心上班的人。”
这个时期立川体育的经营相当顺利。托经济高速增长之福，滑雪、高尔夫、保龄球等运动陆续成为风潮，各种运动用品也随之热卖。
除了保龄球以外，其他的运动都是战争之前布尔乔亚阶级的活动，人们对此都充满憧憬。保龄球风潮兴起时，许多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专用球，我们店里也放了一个样品球，让顾客可以确认自己手指的钻孔位置，我们再交给专人帮顾客钻孔后出售。我自己并不购买这种东西，不过感觉有钱人真的多起来了。
不过立川体育的主要经营项目，仍专注在外勤业务上。谦二与大木一起开创的立川体育，于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个叫作竹中的外勤伙伴。“是一位比团块世代
更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只有中学毕业，不过因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这样的学历应该已经算很好了。他很喜欢山，经常跑去攀岩。”此后公司员工继续增加，规模最鼎盛的时期大概拥有十名员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团块世代”成长到升学年龄的时代，此时初中、高中与大学不断增设。立川体育最初的服务对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创立）、国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创立，位于国立市的高中，非国家设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创立）等等。之后附近区域又增设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创立）、国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岛高中（一九七八年创立）等，谦二也针对这些新设学校展开行销业务。
高中与初中刚成立时，是最需要争取的目标。创校时拥有整笔的预算，他们会先与市中心的大企业谈妥购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业者群只能瞄准之后不足的部分或补充用品。大企业并不会介入这部分事务，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竞争。而当时的学校觉得相互比价非常麻烦，所以会直接向方便联系的企业下单，委托企业相关的人员去处理。
学校在四月初开学，因此得提前到办公室去拜访体育老师，拿名片与产品目录给对方。之后一边轮流拜访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面一次，向老师们推销些商品。从四月一日才开始拜访，因为担心不断出现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所以得留些空档才能再度拜访。我们公司特别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务。不要招人讨厌，不要树立坏的风评，这是获得订单的秘诀。
从立川商店的下半年开始，谦二的工作逐渐“成为一种中介公司般的角色”。从学校拿到订单，发包给体育用品商或体育器材安装商，从中赚取一些利润。
在东京都或各市的预算范围内，争取订单与交货，这些都是从立川商店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订单逐渐变成要在校园里安装多少单、双杠或者篮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维修管理的形式。安装与维修管理当然我们无法自行处理，得外包给器材商，我们只担任中介的角色。不过，如果只是单纯负责户外器材的涂装维修，并没有困难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们会接下订单自行处理。
即便是学校的运动设施，如果是牵涉土木建设业一类的大型物件，政治势力就会介入。小型企业因为没有这些政治实力，只能彼此合作性竞争，成为各种不同的从业者团体。特别是都立高中新设校时，大量订单都会先通过都厅等级的大企业先行处理，中小企业只能抢食除此之外的订单。市立中学等部分，则由立川市公所的财务科进行业务分配，因此会直接与财务科交涉。如果能与订购单位打好关系，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获得长期合作。
进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后，新兴商业的竞争状态与一九六〇年代相较，状况有些许改变。原本谦二他们处理的外勤业务，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办展销会，为了获得整笔订单，必须到学校或企业中巡回推销。但之后为了取得学校或公家单位的订单，原本的业务风格在不知不觉间，转变成只需专注于维持与公家单位的关系。
这种转变与社会上的风气变化有所关联。在战后废墟、黑市的时代，比起大学毕业或白领阶级，握有粮食的农民与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势力。到一九五〇年代为止，都还留有这种实力比头衔更重要的风气。
当谦二开设立川体育的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只是想给公司名称镀层“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样，但此时期开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称逐渐变得重要。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争取公家单位的订单，与这种倾向同时并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后（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渐“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渐减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着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饭的人。大木就属于这种一路磨练上来的商人。
我自认是个“上班族”。说起来，因为富士通信机是一切的原点。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带有领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识。直到立川体育创业之后，因为角色转换，变成由我决定是否聘用员工，那时才被称为社长。
谦二的人生路途，距离我们联想“上班族”这个词汇是指在大企业中受到终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远。而谦二自认“上班族”的自我认识，也反映出一种奇特的心态。只不过自我认知这种东西，往往受到大环境的主导印象影响，因而与实际状态有出入。
从统计上的实际数据来看，大型企业的雇用形态，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两成不到。可是这种“上班族”形象却比实际状态更加普遍，它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形象”。连谦二这样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上班族”这个事实，正好从深层反映出这个现象。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在大众媒体上班的高学历阶层，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生活形态，当作社会全体的共同想象，并且在媒体上不断扩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为没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参考，即便只是表面形式，大家仍会模仿这种“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详细考量当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正是“一亿总中流”
与“单一民族国家”这一“日本社会平等化”的观念被固定下来的时期。
谦二搬出都营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的调查，回答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等级的人，超过了九成。原本这个调查在询问自认的社会阶级时，只设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选项，所以很容易产生广义“中”产阶级膨胀的调查结果。以同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比较调查，在美国与印度同样会得出广义的“中产阶级”超过九成的结果。
连谦二也说：“如果当时被这么问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过，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中，也有带来社会安定的“功劳”部分。其中对谦二而言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立川体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因为会对经营造成负担，大多数个人自营企业往往只愿意采用国民年金。我们最初的两年也是这么处理，但等经营稳定之后，便转换成厚生年金。当时并没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觉得这样做与给公司名称加上股份公司一样，对公司而言具有镀层金箔、往脸上贴金的加分效果。
当时的我，仍延续战争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时存下的钱，当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因此，并没有靠领年金来过生活的认识。不过，因为当时那样的判断，才让我现在有厚生年金可领。但只领国民年金的人，即便领到满额一个月也只有大约六万日元。有一位经营个人商店的同行，过年我们会彼此寄贺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写到退休生活非常严峻。
这种感受等到可以领年金时就能够体会了，不过早在立川商店时，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当时社长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有考量到员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从富士通信机时代开始，历经立川商店、立川体育等上班时代累积而来，现在能够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这种偶然情况下发生的。只是社会上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日本官僚机构却无法改变制度加以回应，这种弊端让人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不公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