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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的生活虽然逐渐稳定，但立川商店的经营却逐渐出现问题，因为与其他商家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外勤业务已经难以扩展更多业绩，再加上渡濑社长采取的扩张方针有问题等等。
经营危机的征兆，大概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刚落成的“高岛屋百货”开设门市时。当时立川的百货公司只有伊势丹一家，高岛屋则联合当地商家共同盖了一栋五层楼的建筑。一直采用进攻型经营策略的渡濑社长，提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高岛屋百货开两家新门市，分别销售体育用品与饰品，其中饰品商店由社长夫人负责。
但也因为如此，资金调度开始出现困难，接着就如小熊家的家庭账本呈现的一般，薪水开始迟发。
如果是外勤业务，只需要针对销售出去的商品进货，一两个月之内便可产生利润并转换成现金。但在门市售卖时，需要砸钱在门市陈列商品，但实际卖出之前，资金都无法回收。因此开张门市什么的会遭遇困难，我自己立刻知道。可是，社长无论如何就是先“冲冲冲”。
而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部门的管理者高桥，与立川商店划清界线，自己独立创业了。在薪水不随年资增加的中小企业界，长久于同一家公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进入公司学得一身本领，之后考虑独立创业，是极其自然的想法。
高桥的个性比较刚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自己能把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扩大至此，心中有些自负情绪。逐渐地就与社长出现意见分歧，当薪资开始迟发的一九六一年，他与社长吵了一架后便辞职了。两个人好像去喝酒，在那样的场合下发生争执。
高桥问我和大木，他要独立创业，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他似乎认为我们必定会跟着他离开。但我考量到，如果就这么跟着他离开，大概永远会被他当小弟来使唤。另一方面他问大木：“你怎么想？我认为自己现在就独立创业实在有点困难。”大木回答说：“我也这么认为。”所以当时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之后高桥在小金井开了大约三年的运动用品店，结果还是失败了。他有太太与两个孩子，之后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毕竟他是个人脉广阔的人，应该还是有办法解决吧。
立川商店的经营危机，随着新门市经营上轨道后，暂时得到缓解。但一九六五（昭和四十）年，山一证券陷入经营危机，也出现了被称为“证券恐慌”的经济不景气。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立川商店倒闭了。
倒闭的最直接原因，是渡濑社长于一九六三年秋天，除了立川站南口的公司之外，又盖了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一楼与二楼当作仓库与办公室，三楼则是社长的住处，而这个举动让公司资金周转再度陷入困境。接着又开始出现严重的薪水迟发状况。
当初盖楼的时候，原本以为社长内心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盘算。但与我交易的批发商却问：“你们这样没问题吗？”这个时期许多顺应经济高速增长发展顺利的小店铺，只要盖起宏伟的公司大楼，资金周转就会出现危机，接着就是倒闭。批发商会这么问我，大概因为他也知道这种状况吧。
除此之外，倒闭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社长一味只图扩张的经营战略上。跑外勤的文具业务获得成功，接下来就是体育用品，然后是办公机器，再接着是乐器，全都反复采用同样的战略。当在某个领域竞争对手增加，外勤业务效率无法提升时，就往其他领域进行扩张，不断重复这种操作。接下来选择乐器事业，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先见之明，但问题出在没有先看清自己的立足点。
创新投资企业的进攻型经营，是否能押中卖点，差异颇大。如果是大企业的某个部门投资失败，还能靠其他部门的收益弥补度过，但中小企业的情况，只要押错一次，就是倒闭。
不断重复贷款来扩张事业的战略路线，等于手边一直处于缺乏资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增建楼房，导致从东京奥运左右开始经常发生薪水迟发一个月的情形。从我进入时的十名员工，目前已经增加到三十人左右，人事费用大为增加。加上这次遇到不景气与倒闭的外在状况，公司经营肯定会出现状况。
公司倒闭之前，谦二已经成为立川商店的“二把手”（Number Two）。高桥离开后谦二接手管理体育部门，加上有会计经验，也负责资金的调度周转。“一九六〇年左右雇用的会计，在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因为在增盖公司楼房时从建设公司拿了回扣，被社长发现了。此后社长与他的长女一起负责会计，公司经营的最后半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出手帮忙处理会计业务。”
谦二为了避免公司出现拒付的情况，到东京市中心的大型批发商等债权者那里，恳求延期支付。立川商店对批发商开出的付款支票，延到下一次再行结算，也就是“跳过一次”的处理方法。
某个月的结算日，四处拜托可能愿意帮忙的批发商，请他们让我们延迟。拿“因为长年的交情”这借口拜托人家，有些地方愿意帮忙，有些也爱莫能助。接着，下一次的结算日快到时，赶紧又去拜托其他的几家公司，这样总共搞了两回，简直就是地狱啊。某个批发商的对口负责人是这行的老手了，看到这种状况还对我说：“到了这种境地，还不如不要这么辛苦，干脆跳票比较好。”
这期间，公司员工开始对薪水迟发感到不满。其中一个员工直接向立川的“地区劳动组合”（简称：地区劳）告发公司的状况。接着在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渡濑社长在朝会训话的时候，“地区劳”的活动家终于跑来谈判了。
朝会的时候，以往都是社长的经营报告与精神训话。社长也有过共产党的运动经验，所以能够理解劳工运动，并且愿意接受“地区劳”活动家的建言，让立川商店组成工会。不过工会组成之际，公司已经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缺乏能够运作的资金。
最终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谦二开始处理倒闭程序。“因为银行已经来了通知，说明无法继续延长贷款偿还日期，而且批发商也说不能再接受欠账的状况。”
最终由主要交易银行与最大的交易批发商取得主导权。他们已经得到立川站前公司房屋的土地抵押，其他小的债权者接着也取得了较小的抵押，剩下的也只能放弃催收欠款了。最后举行债权者会议时，与主要债权者达成交涉协议，大势便大致定了。
在东京市中心的批发商负责人，因为嫌太麻烦，不可能为了低额的债款特别跑来立川讨债，所以放弃今后的债款追讨。当时的中小企业倒闭，超过一个月之后，碰面聊起来大家就只会说句：“真是一场灾难，吃足苦头了吧。”然后理所当然地觉得专心致力于下一项可以赚钱的工作就好。
债务的优先支付对象，首先是员工的薪资，接着是税金相关费用，第三便是银行。这大概是这种情况的既定处理顺序。银行当然打着类似“朝廷锦旗”般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银行接受国民存款，除了税金之外，也对社会负有责任。”而在我的努力之下，既不损及银行，也能处理好其他债权事宜，银行的对口负责人甚至对我说：“你们的倒闭处理得很漂亮啊。”
谦二帮着社长一家人，保住了“高岛屋百货”内的门市店铺。因为他没把高岛屋开有门市的事情传达给债权者们。虽然有些批发商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个门市店也抵押不了多少钱，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多追究。
对我而言，我认为该门市还是由社长家族继续经营最稳妥。家人自己经营，即便不付薪水也无妨。原本甲州出身的同乡们，除了两三个女性店员之外，大概都解聘了。换句话说，社长一家人继续在火车头上，后面的列车完全切除分离，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社长希望谦二继续留在店里工作，但谦二拒绝了。接下来谦二与大木两个人独立创业，在一九六六（昭和四十一）年一月，谦二创立了“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商店或立川体育，虽然名称上都是股份公司，但其实也只有名称上而已。立川体育的股权持有者，就只有我与大木两个人。只是像是给信用镀层“金箔”一样，新公司在名称后加上“股份公司”字样。立川商店倒闭时已将债权清理完毕，在银行与大批发商之间建立了自己的信用，所以往后的交易也不成问题。
昭和三十年代后半（一九六〇年代前半）开始，商业秩序开始稳定化，与战争刚结束后不同，进入了头衔说话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递出名片自我介绍的时代。第一次做名片，是在新潟的出版社工作时，曾经以假名做过一次，在立川商店开始要跑业务时，才以本名做了名片。公司名称需要加上“股份公司”，也是因为这种大环境风潮的缘故。如果只是印上“小熊商店”，既没气势，也没信用感。
谦二他们在离开市镇的地方，租了个五米乘以五米大小的房子，开张了新的店铺。此处只当作接听外勤业务下订单的办公室，店面不展示售卖。谦二与大木把立川商店时代外勤业务部门的客户，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也就是靠着老顾客们的路线，独立创业。“立川体育的新店面，距离社长一家人开店的百货公司大概只有两百米。还记得之后社长跑来喃喃抱怨的样子。我对于其他人怎么想并不太在意，无论如何总得先求能够活下去。”
谦二于一九六六年创立的“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体育的员工，当初只有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小段时间后，雇用了一位出身甲州，先前在立川商店工作的女性，请她担任办公人员兼接听电话。谦二自己担任会计经理，至于记录与老客户交易的赊销账簿，则请宽子帮忙处理。这位女性办事员后来与大木结婚，变成两个家庭联手工作。而对两位女性，也针对她们的工作分量，发给相应的薪水。
掌管外勤业务的两个人，赚取的业绩已经无须再与其他员工分配，等于是把立川商店时代不赚钱的部门都裁撤掉一般，自然经营上好转许多。谦二的月薪，在立川商店末期大约有四万日元，至一九六六年底已经拉升到接近十万日元。
过了一年左右，这样的经营达到一定的成功，便将公司法人化。自己开始新公司的时机非常好，如果再晚个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很可能就无法获得成功。即便继续待在立川商店，为了照顾社长一家人只会累坏自己，而且永远屈居人下，无法更上层楼。
体育用品商美津浓招待旅游（一九六六年摄于岐阜县）
这期间，在第六都营住宅中也出现搭上经济高速增长这班车与没赶上这波潮流的人，彼此间开始出现经济上的落差。谦二家在一九六七年申请了电话，一九六八年购入彩色电视机。附近来家中玩耍的孩子们，看到彩色电视机都惊呼：“有颜色耶！”
当时向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申装电话时，因为申请数量大增，一直无法通过。何况要申请还必须从电信电话公社购入一定额度的电话债券。因为宽子在家帮忙会计业务，所以利用“立川体育昭岛分店”的名义，以法人事业申请。大概在第六都营居民中，我应该是第一个拥有个人电话的。为了拉来电话线，甚至还特别立了电线杆。
但同时附近的邻居，似乎也有人尚且买不起洗衣机，有些妇人只能拿着脸盆在房子前面洗涤。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刚一，听说有人把这个原本就是要提供给低收入居民的第六都营住宅称为“贫民窟”。
此时刚好进入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住处附近的横田基地，美军的大型运输机频繁地低空飞过。起降时的噪音让人无法听清彼此对话，连电视机的画面都会受到干扰。宽子的妹妹来访时，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还曾被这种噪音吓哭。“差了一岁的英二，从出生起就很习惯这种噪音，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对外来的人而言，这种噪音音量应该非同小可吧。”
一九六八年，大学学生运动开始。对谦二而言，大学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日本大学的秋田明大等学生追究大学会计上的违法行为，应该是最初的发端吧。东大从医学部要求改善实习医生待遇开始，这部分我还理解，之后到底在吵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到后来，不管哪里都有新左翼的政党加入运动，搞得一团混乱。
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另外还留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曾在苏联战俘营经历过民主运动，我很清楚被那么多人围住斗争、批判是什么感觉。看到新闻报导后，想起了过往的回忆，心情很恶劣。”
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一月，谦二一家人搬出了第六都营住宅。因为在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区“三藤住宅”中，已经盖好了他们的新家。
“三藤住宅”是“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作为住宅地开发的区段。土地出售的介绍资料也传阅到同为东京都经营的第六都营住宅，宽子读了资料后，选定了搬家的处所。
如前所述，公营住宅的营建规模此时逐渐缩小，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开始推行鼓励大家自行购买房子的政策。谦二处理立川商店倒闭事宜时，在银行间拥有相当高的信用，所以能够获得盖新房所需的贷款。
邻居的自卫队员和巴士司机，后来仍继续住在第六都营住宅。自卫队员的家中好像有三个小孩，生活上大概很不轻松吧。巴士司机一家年纪还小的女儿，不慎跌落都营住宅的排水沟身亡。现在大概会上电视新闻，但当时这样的事故却层出不穷。
只靠老实工作想要存钱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好离开都营住宅生活，大概没那么简单吧。我只是刚好赶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机，运气好罢了。搬离的时候相当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实在不适合表现出来，所以特别谨慎地收敛心情。我们应该是周遭最早搬离都营住宅的一家人。
武藏村山的新家，是尽量配合宽子期望而设计的钢筋水泥建筑。当时谦二已经四十三岁，有股终于走到“大富翁”游戏终点的感觉。但这个新居不过只住了三年便放手离开了。当然，当时谦二还无法预知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