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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可以出院的时候，谦二获准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寻找住处，也能为出院预做准备。但他已经失去半边肺叶，又没有什么技能，对于已经三十岁、不能再自恃年轻的谦二而言，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生活下去。
结核病患者当中，有许多出院之后仍因贫困与营养不良，造成体力衰弱又过度劳动，然后复发重回疗养所的“回锅”例子。他们在看不到未来的贫困生活下，过量饮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结果成为复发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疗养所回归社会后，便完全戒除烟、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谦二也想着，“总之要留心不要复发，万一再次发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许多时候不得已仍得强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只剩两千毫升，只要稍微劳动便会气喘不已。”
虽然领有残障手册，但谦二属于轻度等级，“搭乘国铁超过一定距离后能够获得半价优待，大概就这种程度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处”。顺带一提，谦二这种等级在汽车购置税与汽车重量税上都可以获得减免，不过等到他知道这个讯息，已经是二〇〇九年的事情，加上他之前并未申请减免，所以现在也无法享受这个政策。
出院之后，谦二先到剩下小千代的冈山。这是一趟前往东京与静冈拜访亲戚的旅行。
到东京之后，他先与从新潟移住东京的妹妹秀子碰面。此时秀子已经写信给父亲，并在东京的学艺大学担任职员。
在北海道、新潟、东京之间迁移，小熊家的成员都是所谓的“漂泊者”，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家乡。虽然小熊家的本家在割野，但关系却不紧密。况且新潟没有什么好工作，也无法达成想要照顾雄次的目标。谦二与妹妹商量，希望不久自己也能在东京找到工作，至少可以照顾雄次与继母，全家再次一起生活。
七年之后再访东京，已经看不到战争灾害的痕迹。谦二到东京的一九五六年，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因为石原慎太郎的小说而被称为“太阳族”
的年轻人受到瞩目，西武、东武以及三越等百货公司都争相在池袋开张。“我已经五年没踏进这个大千世界，宛如浦岛太郎
一般。与东京的繁华相较，自己就像是被挑剩的人一般落魄。”
在东京，谦二前往探望曾经写信到疗养所的早实时代的朋友，并逗留了几天。
疗养所待了五年，连社会规则都忘记了，来看朋友连伴手礼都没带，实在是很抱歉。他虽然也遭征兵，但只是在千叶县挖掘了一些本土决战用的战壕，大战结束后立刻复员，并在东京都厅上班。与他相比，自己在西伯利亚待了三年、疗养所五年，好像只在各种拘留所或收容所中生活一般。
东京之后，接着谦二前往静冈，拜访在今枝火腿上班时照顾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姊姊，以及在日本轻金属上班的姊夫。一九五二年日本轻金属在静冈县的清水开设了新工厂，姊姊一家人移居到静冈。在姊姊家叨扰了几天后，谦二动身前往小千代所在的冈山。
外祖母还是一样住在离开主屋的小仓库里。接下来两个月左右，我再次陪着外祖母，一起居住在狭小的仓库中，外祖母依然温柔地叫唤我“小谦”。亲戚们的生活虽然相当辛苦，但大家也知道我得了结核病，并非故意不照顾外祖父母，所以没有摆出一副“你事到如今才跑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态度。
虽说住在庭院一隅的仓库，但主屋就是小千代的老家，小千代的妹妹也住在里头。与日本刚战败的时期不同，目前生活多少较为稳定，而超过八十岁的小千代与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既然已经在这里住习惯，外祖母年纪也大了，还是别再搬移住处较妥。这趟来看过外祖母，内心踏实许多，接下来只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照顾爸爸就可以了。”
回到新潟后，谦二仍回住院前上班的制版公司工作。离开疗养所之前获准外出做些生活准备时，谦二回访了一下公司，公司方面也答应让谦二再回来上班。现在公司已经不再处理销售燃料，专心于生意兴隆的制版业务。然而，在这家公司上班也只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公司还是以办公人员聘我回来办公，仍让我住在制版所二楼。可是老板却爱上喝酒，随意乱花钱，晚上喝醉了还会爬上二楼我的住处，要我一起喝。因为这样，所以辞职了。我酒量很差，大概体质本来就不适合饮酒。
可是，辞职之后就没了住处。离开制版所后，谦二找到一处听说原本是水族馆的二层公寓，租了其中一个房间。因为自己也没带什么家具，借了一台拉车，自己把棉被搬运过来，一眨眼就算完成了搬家。
这个公寓，房东还提供早晚餐。房间大概有十叠那么大，不过入住的大概都是新潟市内来路不明、上不了台面的人。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我原本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吧。房客之中有一位学校的老师，大概算是其中最属善类的一位。
辞掉制版所工作没多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左右，偶然在新潟市街角遇到了疗养所时代的熟人。他名叫原健一郎，是位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通过这位年轻人的介绍，谦二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的父亲，原本是旧式中学的英语老师，因为在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在原高中一年级时便因为核爆后遗症过世了。之后父亲当医生的弟弟收养了原，期望他未来也能当个医生，提供他生活费。不过原本人却志在文学，所以进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过经济上却因此出现问题，后来他辗转来到母亲所在的新潟，不久又感染上结核病。在疗养所内，原便在佐藤胜巳的底下，帮忙写患者运动的新闻稿。
与谦二重逢时，原健一郎因为自己父亲的学生是《新潟日报》的记者，通过这层关系，自己得以进入一家小出版社工作。虽说是出版社，不过就是采访新潟的地方政界、财界名人，把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做成数十页的报导，并制成小册子刊载其上，靠此赚钱营生。“好好写出褒扬的文章，便可获得对方的大量购买，还能让对方愿意登广告。内容则完全都靠原一个人撰写。”
原与谦二碰面后，知道谦二住的房间很宽敞，便央求谦二让他搬入一起居住。谦二答应之后，原就带着自己的棉被搬入谦二公寓，开始共同生活。“原被房东赶了出来，眼下没地方可住，另一方面我虽然有地方可住却没有工作。与原合住之后，也通过他的介绍在那家出版社获得一份工作。”
那家出版社位于新潟市内，在社长自己家兼办公室进行编辑工作。公司是两层楼的民宅，一楼出租给商店，二楼的一个房间当作编辑室，另一个房间，则住着社长的两个女儿与社长的姊姊。社长大概五十多岁，靠房屋租金与编辑工作讨生活。他也是志在文学，原本就希望从事出版业。
我也试着撰写有关出租车业界的故事，可是却不像原写得那么好，自己大概不太适合这种工作吧。制作名片时印上假名，应该说是笔名更恰当，结果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天与原一同前往一家公司索取广告刊载费用时，该公司要求出示名片，出示后却被对方质疑：“这名片上的名字，与通电话时报上的名字不一样啊！”最后还是有领到费用，不过领到后两人也赶紧逃离那家公司。
出版社的办公室，经常有些来路不明的人进出。选举的时候，这些人会往来各阵营的办公室，接受对方的宴请，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不过倒是没有见过黑道进出，也没遇到过黑道。当时日本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期，大概黑道还没开始四处巩固自己的势力地盘吧。
这段时期对谦二而言，是人生中少数例外、多少可以享受点乐趣的时期。
与原的职场、住处都在一起，下班后回公寓前，两个人会在新潟市内漫游。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赌马等，赌马还曾经中过大奖。那时候全拿去请原吃饭了。还去过位于新潟市闹街“古町通”上的“朵利丝酒吧”。我不能喝酒，算陪着去见见世面。
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也波及到新潟。新潟市内的百货公司，也开始安装过往没有的自动扶梯。不过谦二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
虽然去了百货公司，说到购物，也只有为了抵挡新潟晚秋的寒冷，买过一件外套而已。外出服装只有那么一套西装，平常穿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应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衣服吧。衣服都靠手洗，内衣裤则没那么常换洗。另外因为不能像住在疗养所时期那般放任头发乱长，所以还是会定期去理个发，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新潟市内的街头也出现了电视，但信号接收不良，所以影像总是乱跳，看不清楚，也不记得有热衷于观看运动直播的状况。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但谦二并没有特别关心这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自民党成立，与社会党联合，鸠山政权与石桥政权诞生，对谦二而言仿佛都是发生在遥远世界的事情。不过因为身为“西伯利亚归国者”，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的新闻，还有印象。“一方面觉得苏联的镇压实在太过残暴，同时也对苏联体制下，民众可以自然发起抵抗感到讶异，毕竟根据自己过往的体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这么说，谦二选举时投票，照旧投给革新派的候选人。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谦二更讨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保守派。
当时记得的新潟政治家，是新潟四区的社会党议员猪俣浩三。他以追查人权及贪污问题而闻名，也是一九七〇年创设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部的伟大人物。在同一选区，另一方则是自民党的田中彰治，因为私下贩售国有土地、炒地皮等，有恐吓与欺诈的嫌疑，正被追查中，大家给他起了个“放火喊救火”的浑名，解嘲他自导自演、从中获利的行为。田中角荣，名字是听过，但并没那么引人注目。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九一六年发祥于英国的人权团体，他们以其活动主旨是要求释放遭不当逮捕、拘留的“政治犯”而为大众熟知。冷战期间苏联的劳改集中营也是他们诉求的对象之一。多年之后当谦二生活安定下来，也在一九八〇年代加入该组织，在组织附属会报上持续撰写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件，不过那是后话了。
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二月，二战开战时的商工大臣、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可是苦于生活的谦二只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谦二上班的出版社，在他进公司大约四五个月后也开始苦于资金不足。“工作内容本来就马马虎虎，加上新潟这行的市场规模很小，所以难以持续。”反复地换工作与公司倒闭，这就是中小企业劳动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写照。
一九五七年四月左右，谦二辞去了出版社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的中介，他受雇成为一家工具店的事务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工厂，特别是汽车零件工厂增加数量最多。这家工具店就是在这些中小型工厂间跑业务，销售扳手等工具争取订单。
工具店由社长、谦二以及四个业务员组成，一样苦于资金周转。公司设在一户两层楼的房子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谦二照样与原合租一处，只是自己改到这家工具店上班。
但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辞去了该工具店的工作。离开的理由，则是自己盗窃被发现。
利用自己身为办公室职员之便，偷了公司的钱。虽然自认是个认真的人，却还是败给金钱的诱惑。不过，也只是偷了一张百元钞。社长似乎有所察觉，对我的态度有点改变。虽然没有直接追究，但继续待着气氛也很难受，所以便辞职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个“时机”吧。谦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新潟前往东京。那期间，在雄次割野家中的继母，因为衰老，也是风中残烛的状态。
这样下去，留在新潟也没什么发展。为了能够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剩下前往东京打拼一途。在东京还有妹妹秀子，而且她工作也有着落，靠着兄妹两个人的薪水，总是能在东京找个据点，迎接父亲前来团聚。
在东京的工作尚无着落，谦二先与妹妹取得联络，拜托能让他借住一阵子，确保自己的住处。一九五六年五月离开疗养所时，一直接受生活救济，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完全没有存款。“从离开疗养所到前往东京的这一年期间，虽然有工作，但手边却仅剩一点钱。”
因为决定前往东京，所以也离开了原，不再共同生活。告诉原自己将前往东京后，原说了一句“就此别过了”。身边几乎没什么行李，只有一些手持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是把棉被一起送给了原。
辞去工具店的工作后，十二月中旬的某个夜晚，谦二从新潟车站搭上夜间班车，出发前往东京。雄次年纪也大了，没体力到新潟车站来送行。工具店的同事们与谦二吃了顿饯行酒菜，之后顺便到车站送行。离开新潟时，谦二已经三十二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