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为止的四年期间，对谦二而言是“最难熬的时期”。一方面也是生活实在过于单调，“疗养过程中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那是一辈子最低潮的时期”。
在西伯利亚日子也不好过，但总还有个“如果能回国”的希望。可是在疗养所，即便结核病痊愈，对出院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完全没有展望可言。出了院，既没有技能又没有体力，大概只能当个坐办公桌的办公人员。
而且在西伯利亚，大家都有同样的境遇，有股同样身为俘虏的连带感。但在疗养所因为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我与公务员和教员的社会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没有连带感。当被检验出仍带有结核菌时，也没有人过来说句安慰的话，也不曾一起讨论过出院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才好。因为众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无法找出共同的话题。总之大家都避开太深入的谈话，在疗养所也没有亲近的朋友。
疗养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静养，或者做一点轻微的运动，都是一些病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因为不可以离开疗养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要说有什么特殊活动，大概只是次数极为稀少，在疗养所办个烟火大会而已。
虽然有自由时间，但疗养所图书室的藏书，只有俳句或人生训示之类的书。即便自己想购书，可是只靠一个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济费，根本买不起。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书广告，买了一本高杉一郎写的《极光的阴影下》，还记得那是一本讲述西伯利亚拘留经历的书。
医院供应的餐点，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这也属于治疗的一环，免费提供，营养上应该算是充足，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谈不上美味，但感觉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还好些。大家都希望吃点比医院食物味道更浓的食物，有些人趁着五点之后医生与护士不在的时间，瞒着留守的护士偷偷在中庭烤鱼来吃。我想大概是自费从渔夫那买来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会送来农产品。
病房也有报纸，通常是一份普通报纸、一份体育报纸，由病房的八个人共享。不过谦二说：“那时期的新闻大都不记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休战而已。”
在谦二接受手术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举行了旧金山和会，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谦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够理解主张全面讲和的人的心情，但整个讲和会议的结果，还是给人“这大概就是底线了”的感觉。关于安保条约，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样子。但是发生了朝鲜战争，整个情势看来美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也不可避免。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弱小的日本不论再如何挣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
病房有个人专用的矿石收音机，为了不在病房中发出声音，得戴上耳机听。谦二听的大多是NHK的广播，特别是落语类（日本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与中国传统单口相声类似）的日本相声节目，谦二相当喜欢落语，住在中野时还曾经去“广末亭”听过现场表演。
当时听过《寻人》这个节目，主要是在寻找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亲属。但当时并不想深入思考这些事情，大部分时间还是听《话之泉》或《二十扇门》这种娱乐节目。
有个叫作《S盘Hour》的节目，自己大概有十年没听过娱乐音乐了，因为从战争期开始到战后这十年期间，几乎都没接触过娱乐性音乐，听到时觉得战争结束后受到美国影响，连轻音乐的调性也产生了变化。
当时谦二留下一张照片，是他在病房中弹吉他的样子。弹奏的曲子，是二战之前日本的流行歌，古贺政男作曲的《想念你的身影》。“拿着疗养所的吉他，照自己的记忆弹奏，其他病患听了之后说‘出院之后可以去当“那卡西”（流浪歌手），应该可以混口饭吃’。当然只是开玩笑的话。不过当时大家对未来毫无展望，就是到了这种境地。”
父亲雄次大概每隔两个月，会带着鸡蛋来探病，给谦二补充点营养。不过“父子间还是没谈什么深刻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话好说”。而这段时间，雄二的生活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
正好在我手术期间，妹妹秀子因为某种缘故，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只身到东京去了，而且消息不明。过了大约半年，父亲才跟我说：“等你手术后的这个时机，才告诉你。”大概怕我手术中还挂心，或者因此感到难过吧。可是，父亲在二战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好不容易从战场回来的儿子，过了两年飘荡的生活，竟然还患了结核病，可即便如此，他却没抱怨过一句话。不管什么事，他总是一口气忍耐下来。
一九五三年年中，在疗养所读到《新潟日报》报导，有些巴西移民短期归国的消息。借此谦二有机会了解姨妈美登里的消息。
如前章所述，美登里是小千代的次女，谦二母亲的妹妹，她在二战之前便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移民巴西，但二战之后不管写多少信过去，都没有回音。
根据那篇报导，这些巴西移民回到日本之后，才首次知道日本真的战败了。留在巴西的人，甚至还有些不相信日本战败的消息。通过这个机会我写信给那家报社，请对方如果知道我姨妈的消息，拜托能通知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的人竟亲自前来疗养院拜访。
当时，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
根据报社的人的说法，美登里的丈夫算是战胜组的领导人，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美登里一直没回信的理由。我仍拜托报社的人帮忙转达留言给美登里，但之后还是音讯全无。从广义来说，这也是战争撕裂人心的一个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冈山的伊七，因为脑梗塞过世了。当时同住在冈山的亲戚们，写信通知谦二这个消息。
回国后虽然有立刻去见外祖父，但没想到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分别之后自己也为了生活精疲力尽，没帮上外祖父什么忙。不过外祖父已经七十八岁，而且战争之前就中风过一次，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龄过世，也算安享天年了。只有一直没能与美登里取得联络一事，算是最后的挂念吧。
此外在疗养所时代还记得的事情，就是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运动。
结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在全国性组织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领导下进行。该组织团结了过往存在的患者团体，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诉讼而广为人知。
内野疗养所内指导运动的是住在第七栋一位叫作佐藤胜巳的年轻患者。一九二九年生于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产党系劳工组织运动家，从内野疗养所出院后，还参与了抵制歧视新潟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运动。他还参加了帮助朝鲜人返回朝鲜的归国运动，之后因为对朝鲜的实际状况感到失望，因而脱离日本共产党，转而投身帮助营救遭朝鲜绑架的日本被害者运动。
佐藤在疗养所时代，隶属于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并不显眼，但靠着独特的风采与辩才，成为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自治会会长。谦二说：“我还记得佐藤拿着麦克风讲话，以及弹着吉他高唱田端义夫流行歌《归船》的模样。”佐藤不仅制作报纸，还召开患者大会。
谦二受这个运动影响的方面，就是取得了身体残障者手册。除了谦二之外，还有许多手术之后对身体留下影响的人。患者自治会建议他们争取残障者手册，谦二因而也提出申请，得到了第五级的残障者手册（共分六级，最轻微者为第六级）。
原本谦二并未参加运动，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在狭小的疗养所进行煽动演说，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进行民主运动一样”。
在疗养生活之中，父亲雄次偶尔会来探病，除此之外谦二没有其他客人。他不参加运动，在疗养所内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对未来也不抱期望。在都厅上班的早实时代朋友曾经写信来过，除此之外不记得有其他来信。天涯孤独又没希望，问谦二是否想过自杀，他如此回答：“没想过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手术之后三年之间，验痰时结核菌总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总算稳定下来，结核菌不再出现，盼到医生可能发下出院许可的时刻。
接着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谦二终于得以出院。虽然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但“离开疗养所时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出院者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其他病患、医生与护士们都会聚集起来，就像在监狱里也经常出现的场景一般，大家齐声说“不要再见了”，这种欢送场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穿着唯一的一套西装，拍一张留念照片也是惯例。出院时并没人来迎接，谦二便自行返回父亲住处。
庆祝出院，特地着盛装拍照（一九五六年摄）
谦二此时已经三十岁了。他二十多岁的这十年期间，就在战争、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中消磨殆尽。